万毅忠的博客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12 月初访华未能正式开启两国间自贸谈判，在加拿大国内 引起反响 ，加拿大布鲁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查尔斯 · 伯顿（ Charles Burton ）认为“北京拒绝把劳工权益等纳入谈判等于宣告加拿大数十年来让中国进入西方体系的努力失败”。而曾担任保守党总理马尔罗尼发言人的罗宾 · 西尔斯（ Robin Sears ）则认为加拿大对中国有着长远战略，“没有开启谈判，并不意味着失败”。 现担任渥太华智库恩斯克利夫战略公司（ Earnscliffe Strategy ）负责人的罗宾 · 西尔斯在《多伦多星报》撰文指“只有大方案才能带来大回报，尽管失败的风险更大。正如当初马尔罗尼总理在北美自由贸易谈判中所为，杜鲁多与欧盟谈判时在很多领域提出要求，他成功了。这次与中国谈判，他同样采取了长远的战略”。“北京希望 在加拿大复制 一个澳大利亚式狭隘传统版的协议，这个协议令澳大利亚政客狼狈不堪 ， 但在加拿大 不会成功 。中国与加拿大谈判自贸，是七国集团成员的首例，渥太华深知其对中国的意义”。他认为杜鲁多北京之行是两国高层讨价还价的过程，“现在加拿大正等待下一张牌，准备在新一轮谈判中缓慢取得进展”。 研究中国政治的查尔斯 · 伯顿教授对加中关系的既定走向不乐观，他在《渥太华公民报》撰文，认为加拿大数十年来让中国进入西方体系的努力已经失败，必须重新思考未来数年甚至几十年中国全面崛起时加拿大应该扮演的角色。 查尔斯 · 伯顿在 1980 年前后在复旦大学留学 3 年，后在加拿大驻华使馆做了 4 年参赞。他回忆说“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一放弃毛泽东的革命纲领，希望通过国际贸易实现繁荣昌盛，加拿大政府就通过加拿大国际开发署、世界银行和国际开发银行和其他联合国机构把数以亿计的纳税人的钱投向中国，加拿大对中国有求必应，为三峡大坝可行性研究提供经费，以优惠价格向中国出售重水核反应堆，为提高中国小麦和猪肉质量提供资助。更最重要的是，为中国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提供 费用 ，让他们来加拿大学习先进技术”。“加拿大为这些交流活动提供经费，所得回报也就是尝一尝北京烤鸭和游览一下长城”。 “ 除政策本身的道德属性外，克雷蒂安总理及其继任者都相信加拿大的善意最终会导致中国实现民主法治。届时加拿大 将 拥有一个巨大且公平的新兴市场，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受纳粹迫害及奋起反抗的故事已进入正史，但在这个险被希特勒灭绝的民族里，却有人替德国人征战并荣获铁十字勋章，这样的故事极为稀有，甚至像野史一样令人质疑。 1941年9月，德军最高统帅部授予少校军医莱昂-斯库尼克（Leo Skurnik）德军铁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在苏军的猛烈炮火下成功转移位于芬兰和苏联边境的野战医院，挽救了600多人的生命，其中包括德国党卫军成员。 二次大战期间，共有400多万人获得这一勋章，但与众不同的是，莱昂-斯库尼克是犹太人。在1941年6月，共有300多名犹太人与纳粹德国一起作战，他们当时在芬兰有着共同的敌人--苏联军队。这二战中罕有的合作鲜为人知，即使在芬兰，知情的人也甚少。 2014年3月，当幸存的犹太退伍军人见到来芬兰采访的英国《电讯报》记者Paul Kendall 时，尽管他们声称不为历史感到羞耻，但经过一夜长谈，仍能触摸到他们内心的伤痕。 1939年苏联入侵芬兰时，住在维堡市阿隆·利夫森（Aron Livson）23岁，被征召入伍。芬兰犹太人是俄国统治时期派驻军人的后代，当时俄国人强迫犹太人10岁就入伍，服役期长达25年。芬兰1917年从俄国独立时，芬兰人对犹太人并不信任。于是当1939年苏军入侵时，人数不多的犹太人社区把参军保卫芬兰，视为向芬兰表示效忠的良机。利夫森在卡累利阿地峡战役中表现得机智勇敢，尽管吃了败仗，其后被提升为军士（sergeant）。 在1939年冬季战役后，苏芬两国有过短暂的和平，但1941年6月，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行动攻打苏联，从中看到收复失地希望的芬兰决定与德国结盟。尽管对纳粹残酷迫害德国犹太人的恶行有所耳闻，但在重新投入战斗的命令面前，芬兰犹太人没有一丝的犹豫。97岁的利夫森为当时自己的行为辩解说：“我们不是在芬兰军队打仗的犹太人，我们是芬兰人，是芬兰士兵，为我们国家芬兰而战”。 利夫森强调“我和德国人没有任何关系。芬兰和德国各自为战，一个是自卫战争，一个是征服战争。我在服务的地方没有德国人，他们在我军团以北200公里”。 但并不是每个犹太人都如此幸运。 在俄罗斯边界的卡累利阿地区（Karelia），芬兰和德国军队并肩作战，犹太人不得不面对两个敌人：一个在他们对面，另一个在队伍中。 犹太人担心身份被揭露，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德国

第二次访华未能启动双边自贸谈判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离开中国前要求加拿大人降低期望，不要幻想与中国轻易达成自贸协议。杜鲁多赴北京前加拿大已有两种不同的风声，一是由“国家邮报”独家披露此行将开启自贸谈判，二是消息人士放风说他仍未决定是否在访华期间讨论加中自贸协议。现在看来，坚持“进步自由贸易”高端理念的杜鲁多对中国之行有着两手准备。 自贸正式谈判未能如愿启动，双方仍停滞在探索性会谈阶段，这令北京颇感意外。12月4日李克强与杜鲁多长时间会晤后，中方单方面取消了联合记者会，以宣泄不满。但北京也并非对此毫无心理准备，因为同一日的中国“环球时报”已刊文“中加贸易协定不必急于求成”，认为“不论启动或不启动，这都将是一次不紧不慢，没有具体时间节点和时间表的谈判”，抱怨加中间谈判没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先例：加拿大和中国的建交谈判在欧美各国中开始最早，但正式建交却拖到1970年10年月13日;加中旅游协定前后谈了十多年才大功告成文章提醒北京，加拿大可能会以“现代化，高标准的贸易协定”为口实，抬高在自贸协定谈判中的要价。 很明显，双方都十分清楚启动两国自贸正式谈判存在障碍，套用目前流行用语表述就是这障碍关系到未来协议是高端还是低端属性。杜鲁多希望达成一个革新性的贸易协议，内容包括性别，环境和劳工等问题。因为这是中国首次和七大工业国成员讨论自贸协议，必须有高端的标准。但正如前总理哈珀的通讯主任麦克杜格尔（杜格尔）所说“杜鲁多在中国发现了软实力的硬性局限”，‘北京不会按照加拿大的规矩来做’，他们对‘加拿大的价值观毫无兴趣。’结束访华前，在被记者追问中方为何冷处理加拿大重视的自由贸易谈判时，杜鲁多承认与一个民主，自由，法制等价值观念与加拿大不同的国家谈判自由贸易是困难的，承认中国的人权纪录和动用国有公司在海外大举并购的举动让人担心，强调在启动谈判前北京应接受一个进步贸易框架，把环境，劳工权益，性别和治理问题正式列入讨论议程，并相信这些障碍并非不可逾越。加拿大广播公司指两国关键分歧是，杜鲁多坚持“进步自由贸易”理念，坚持在要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上，加上劳工权益，性别平等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条款。 “多伦多星报”专栏作家托马斯•瓦尔卡姆（Thomas Walkom）认为加拿大的愿望清单可能更长，超出单纯的贸易领域，包括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和监管协调。

在2017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上，55岁的巴西人若奥•莫雷拉•萨勒斯（Joao Moreira Salles）以净资产32亿美元并列巴西第十，并跻身全球第603位，然而令这位银行家和矿业主更具国际声誉的，不是他的财富而是他的纪录片。2007年他拍摄的“管家圣地亚哥”获巴黎真实电影节大奖，今年反思中国文革及60年代乌托邦思潮的纪录片“此刻激情”（No Intenso Agora）再次在巴黎真实电影节获奖，并于11月在巴西公映时来加拿大参赛第20届蒙特利尔纪录片电影节。 萨勒斯出身豪门，父亲是巴西首家银行巴西联合银行（联合银行）的创办人，还当过驻美大使，其家族控制着当今拉美最大的伊塔乌联合银行，拥有世界最大的铌矿公司。萨勒斯的母亲是天主教徒，1966年10月在巴黎一家艺术杂志的安排下访问中国，中国人在文革中表露的激情和对“活菩萨毛泽东”的崇拜令37岁的她感受到了“久违的宗教情怀”和某种‘正在失去的神性’。她不但拍了录像，还在日记中对这个不尊重她所属阶级的国家赞不绝口。 1987年，萨勒斯25岁时制作的第一部纪录片“中国，中央帝国”（China OImpériodo Centro）承袭了母亲对中国的迷恋和赞美，他借长城，兵马俑，京剧脸谱，书法和太极拳等元素渲染中国的神秘。06年他在拍摄家族纪录片“管家圣地亚哥”时，找到了母亲40年前在中国拍摄的录像，又过了十年，他把录像穿插在反思60年代乌托邦的纪录片“此刻激情”中，在127分钟的影片里，尽管中国画面所占份量不多，正如旁白所述，却有着他母亲一生中最深刻，最明亮的记忆。 “此刻激情”以对1968年年巴黎五月风暴的回忆为主轴，探讨60年代东西方的政治颠覆运动，萨勒斯以巴黎和里约的两个场景来烘托当时人们追求自由平等的乌托邦激情：巴黎高校管理者站在楼上对学生讲话，被视为不平等;里约一名蹒跚学步的孩子闯进镜头时，尾随的女佣赶紧避开，因为下等人不被允许和主人出现在同一画面里。而在中国，他母亲一下飞机就被颠覆旧秩序的红卫兵们包围，她在激情的高音喇叭和红宝书红袖章的海洋中度过了一个月，就连去故宫参观时，都被红色宫墙外红彤彤的革命标语所吸引。母亲本想去中国看古老的历史，结果却看到了行动中的历史。 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以学生乌托邦运动开场以戴高乐讲话恢复秩序收场，而布

刚从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回国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将于12月的第一个星期再赴亚洲，他将在北京启动与中国自由贸易的正式谈判。这是自本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北京并获得2500亿美元的商业大单之后，加拿大在对华关系上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国家邮报》在刊发独家消息时称，此举可能令特朗普政府不满，但对中国市场的需求值得加拿大冒险一搏。 2016年9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加拿大时宣布两国就自贸协议展开探索性谈判，经2017年2月的首轮和4月份的第二轮接触，到7月份探索性会谈结束时，中国表达了对双方开启正式谈判的积极态度。尽管加拿大人普遍支持自由贸易，但具体到中国则意见分歧，2016年的一项民调显示支持和反对者各占46%。为扩大民意支持，加拿大政府曾在今年3月发表公报，向全国征求与中国自贸谈判的意见。 反对党保守党一直批评自由党政府允许中国公司收购潜在的敏感技术，并担心缺少平等的投资机会，在保守党执政期间，对中国动机的怀疑、不断传出的中国工业间谍消息及对缺乏互惠投资机会的担忧，令哈珀政府拒绝与北京开启自贸谈判。加拿大舆论则相信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被特朗普扼杀后，自由党把与中国签订自贸协议视为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加拿大在亚洲只与韩国达成了自由贸易协议，与日本的谈判持续了多年至今没有结果，今年8月加拿大还恢复了与印度中断两年之久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目前谈判已进入第十轮。

第20届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11月19日闭幕，古涛的《驯马》因“通过流畅及富有创意的结构呈现出复杂的人物形象”而获得加拿大长片大奖，这是继去年朱声仄以《又一年》获国际长片大奖后，华人导演蝉联该电影节的最高殊荣。 《驯马》一片源于导演为履行十年前的约定，陪朋友冬冬从昆明回他远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海拉尔故乡，由此记录下80后中国年轻人在家庭伦理、尊严与虚无、精神与物质、性与爱等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古涛以“驯马”来形容青年入世时的挣扎，因为驯马是一种悲剧现象，它是人性的悲剧，人的宿命中自由的东西最后会被摧毁、被驯服。该片已参加瑞士真实影展和德国莱比锡影展，11月21至28日将赴法国参加南特影展。 祖籍汶川的古涛在中国时曾在电台工作，07年毕业于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电影制作专业，08年汶川大地震后回家乡拍摄的纪录片《去大海的路上》获2010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加拿大十佳电影、法国克莱蒙费昂国际短片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和里约热内卢国际短片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第20届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另有三部中国电影，国际长片竞赛单元中的徐冰的《蜻蜓之眼》，展映单元中的王兵的《方绣英》及闻海的《凶年之畔》。

2017 年 11 月，加拿大政府公布了一项近百万人口的 3 年移民计 划，令加拿大人口在本世纪末达到一个亿的说法再度成为热门。一亿 人口说的倡导者、《 21 世纪问题研究所》所长艾文 · 斯塔鼎（ Ir vin Studin ）再度进入人们的视线，同时受关注的还有《最大化的 加拿大》（ Maximum Canada ）一书的作者、加拿大著名记者道格•桑德斯（ Dou g Saunders ）。 加拿大“一亿人口说”问世于 2010 年，艾文 · 斯塔鼎在其任总编 的加拿大《环球要览》（ Global Brief ）杂志 6 月号撰文《加拿大人口一亿》，首次把加拿大未 来面临的挑战与人口数量挂钩。 2016 年 2 月，他又发表《 十论加拿大外交政策》一文，指一亿人口说在过去五年引发了相当的 关注， 2100 年加拿大人口将超过欧洲所有国家， 如果俄罗斯没有继续分裂的话可能会是例外。本台当年 5 月播出的专 题《当加拿大人口达到一亿》引述了斯塔鼎的言论：“ 届时加拿大不仅需要更强大的军力、外交实力和情报机构来与其更壮 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能量相匹配，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层面上，强国加 拿大需要完全不同类型的加拿大人。那时加拿大已是美国之后的西方 第二大国，亿万加拿大人的领导者所肩负的责任是今天的领导者不可 同日而语的”。 这个以新的战略的高度来重新塑造加拿大是谁？ 2017 年 3 月，《 加拿大犹太新闻报》以《从移民到融入》为题，介绍了斯塔鼎的身世 。他是乌克兰犹太移民的后代，在多伦多金翅雀地区俄国犹太人聚集 区长大，从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毕业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 津大学攻读硕士，回国后又在约克大学奥斯古德堂法学院读博士，并 获加拿大总督金奖，他曾在加拿大枢密院和澳大利亚总理办公室工作 ，与人合办了乌克兰公共行政高等学校，目前是 21 世纪问题研究所 所长，魁北克大学（ UQAM ）客座教授。 倡导“人口一亿说”的另一位加拿大人是《环球邮报》国际事务专栏 作家道格•桑德斯， 2012 年 5 月，他以“ 1 亿人的加拿大： 对国防及国家利益更有利”为题撰文，称加拿大是“人口不足的牺牲 品”，“到 21 世纪中叶，人口会增至 5000 万人， 但届时世界人口也会停止增长，难于吸引更多移民的加拿大将会失去 完全成

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麦吉尔大学，不仅是中国现代海外组党第一 人王炳章的母校，也是中国近代组党第一人江亢虎工作过的地方，这 位 1883 年出生的中国近代政治家一生坎坷曲折，组建过中国首个 以党为名的政治团体中国社会党，最早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担任过 汪伪政权考试院长，被国民政府判处终身监禁，最后病死在共产党的 监狱。江亢虎还是加拿大首位汉学家， 1930 年出任麦吉尔大学中 文系主任。 1907 年，江亢虎在第二次留学日本时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曾赴 布鲁塞尔参加第二国际大会。 1911 年 11 月他在上海创立中国社 会党，十年后创立共产党的李大钊当时只是其天津支部的干事，据英 文马克思主义者档案网站江亢虎词条记载，社会党在两年内发展党员 50 万，出版 50 多种报纸，有 30 名党员当选议员， 1913 年社 会党被袁世凯取缔，江亢虎流亡美国，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 文化讲师，并向学校赠送 1 万册中文藏书。 1920 年回国后重新组 建社会党，两次去莫斯科面见列宁，因受李大钊陈独秀排挤未能进入 共产国际，从此与中共结下梁子。 1922 年，在上海创办南方大学的江亢虎获加州大学荣誉哲学博士 学位， 1927 年，江亢虎赴美和美国著名诗人威特 ∙ 宾纳（ Wit ter Bynner ）合作翻译中国古诗，出版英文诗集《玉山》（ The jade mountain ），后接受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聘请。 1930 年 9 月 17 日的《蒙特利尔公报》称“周一晚间，江亢虎博士携夫人及两 名不到十岁的孩子到达蒙特利尔，昨天与学校官员会晤后，将任新组 建的中国研究系教授，开设中国文化概论和中国哲学等四门中国研究 课程”。 1931 年 2 月 9 日，该报又报道麦吉尔大学中国研究系主 任江亢虎与加拿大女记者俱乐部共同举办《中国女作家研讨》 活动的消息，江亢虎从东汉的 班昭讲到清末被处决的秋瑾， 洋洋洒洒 地介绍了女性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1932 年，研究原住民的亚洲起 源问题的加拿大民族学家马利斯 - 巴博（ Marius Barbeau ）请江亢虎帮助分析从卑斯省和育空地区收集到的 2 0 首原住民歌谣，结果发现它们和中国古曲有很多相似之处。 1933 年，江亢虎在《纽约时报》撰文批评赛珍珠，从而掀起一场 引人注目的论战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加拿大人在亚洲两大国中越来越多地青睐印度而不是中国。加拿大安格斯里德研究所（Angus Reid Institute）在8月22日至25日对1505名成年人进行了在线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发现乐意看到加拿大与印度加强联系的人超过了选择中国的人，这与两年前的情况正好相反。 安格斯里德研究所所提问题是“你如何看待加拿大与这些国家的整体关系，包括贸易、文化、外交。你认为哪个国家更值得加拿大投入？”。结果选择印度的人达51%，选择中国的人只有49%，而在2015年4月，58%的加拿大人选择了中国，只有42%选择印度。加拿大公共利益研究机构（Canadian public interest research organisation）九月份公布这一结果时，认为中国人对加拿大房地产和商业的投资，令加拿大人更加警觉。 《印度斯坦时报》为这一民调结果刊发专文，指加拿大在衡量和比较未来的伙伴国家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被印度吸引，这对寻求加强加拿大与印度双边关系的人来说是一大鼓舞。加拿大印度商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卡西饶（Kasi Rao）认为“经济转型中的印度正给加拿大提供战略机会”。 今年两国在各层面的交往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8月21日，也即民调的前一天，加拿大和印度恢复了中断两年之久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这第十轮谈判的内容涉及商品与服务，这是两国间就建立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所做的最新努力，另外双方还将就投资协议进行单独谈判。2016年，印度对加拿大的货物出口为20亿美元，较2015年略有下降，还不到其出口总额的1％，同年印度从加拿大进口货物总额达41.3亿美元，尽管规模都不大，但两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势头都相当乐观，加拿大年出口增长率在39％至47％之间，而印度则为32％至60％。 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资委员会早就把印度视为其投资新热点，2013年与印度公司合作收购印度各大城市的办公楼宇，2015年在孟买设立办事处，宣布投资印度的基础设施，今年4月投资1.45亿美元购买印度零售业平台30%的股份，并计划追加投资达3.3亿美元，直到拥有49％的股权。今年8月，又花3200万美元在印度大城市浦那购买了160万平方英尺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2016年，加拿大第二大养老金机构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也购买了印度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商Azure Power Global

8月24日，印度驻加拿大大使馆大门紧闭，两名工作人员站在门外拍摄马路对面的50多名华人示威者，他们举牌站立三小时，并宣读了一份致印度总理莫迪的信，要求印度为1962年把他们关进集中营一事道歉。华人在受害55年后，首度开口向印度政府讨说法，虽远在加拿大，还是引起印度媒体的围观。 2010年5月成立于加拿大多伦多的《印华集中营难友协会》（Association of India Deoli Camp Internees）为这一行动准备了两个月，为加强示威效果，他们特意把示威定在中印洞朗对峙加剧、两国军人剑拔弩张的日子。行动前，他们通知了印度驻加大使馆、加拿大警察和加拿大驻印大使馆。当天，他们身穿印有集中营照片的白色T恤，乘坐从多伦多租来的大巴，携带标语、横幅和扩音器，拎着午餐点心来到了渥太华。 住在孟买的印度著名记者、作家迪力普（Dilip D’Souza）也在这辆巴士里，他在印度新闻网站《滚动》（https://scroll.in/）上撰文介绍了这一行动的背景。1962年，印度在中印边界战争中快速战败，曾率众高呼“印地—秦尼巴依巴依”（Hindi-Chini bhai-bhai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精神受重创，两年不到便郁郁而终。战争打响后，印度阿萨姆邦、大吉岭、加尔各答及东部各地的华人被抓，罪行只是因为他们长着一张中国脸。3000华人被押送到拉贾斯坦邦尘土飞扬的德利（Deoli）集中营，在关押二到五年不等的时间后，大部分人被驱逐回中国，其余在获释后回到家中发现已一无所有，房上还贴有“敌方财产”的字条。面对印度人的敌意，他们被迫离开居住了两百年的故土移民他国，来加拿大的就有近200人。2002年，他们开始在多伦多聚会，一开始还回避被监禁的历史，以免给留在印度的华人惹祸。2010年成立旨在“迫使印度承认历史，向印华社区正式道歉”的难友会，2015年，四名幸存者返回印度，在德里和加尔各答召开系列会议，公开向印度人讲述华人集中营的真相。 设在美国的海外印度人最大英文网站《小印度》（http://littleindia.com）报道说，边界战争爆发后，在印华人公开谴责北京，但还是无法减缓印度人的敌意，印度人甚至还煽动亲台湾的华人和亲中国的华人打架。被关进遍布铁丝网的狭窄集中营后，更是日夜

9 月 4 日晚第 41 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闭幕时， 86 岁的洛赛克 (Serge Losique) 一口气宣布了明后两年电影节的举办时间， 42 届 2018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3 日， 43 届 2019 年 8 月 22 日至 9 月 2 日，这一不寻常做法的背后，是它近年来死去活来的命运。 2000 年后，加拿大商界对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赞助急剧减少， 2004 年第 28 届电影节开幕前夕，加拿大联邦电影局和魁北克省电影局也宣布停止对它的赞助，政商两界的冷遇令其债务危机更加严重。在随后的十多年里，这北美洲唯一被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认可的竞赛性电影节年年为生存挣扎，却难逃随其年迈的创办者及主席洛赛克一起步入晚年的命运。 到 2015 年第 39 届时，已是摇摇欲坠的电影节被来自中国的赞助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一家名为金诚集团的中国理财公司成为它的头号赞助商。电影节也投桃报李，首开了当今中国电影单元。电影节还在加拿大官方的英法双语之外，开通了中文版官网，并在北京设立了办公室。人们还经常从洛赛克口中听他骄傲地提及“我的中国朋友”，似乎他在向众人宣示雄厚的中国资本一定会让电影节起死回生，中国俨然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洛赛克在其官网上称“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电影制造大国，我们愿为这一目标添砖加瓦”，并自豪地说“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是中国电影海外展映推广最重要的场所之一”。过去情况确实如此，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正如日中天的蒙特利尔电影节为刚刚开放的中国电影带来不少国际声誉， 1983 年中日合拍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获得最高奖美洲大奖， 1987 年陈凯歌的《大阅兵》获评委会奖， 1990 年滕文骥以《黄河谣》获最佳导演奖， 1995 年谢飞以《黑骏马》获最佳导演奖，同年张艺谋获得电影百年特别贡献奖，中国著名演员孙道临和王学圻分别在 1987 和 2012 年担任过美洲大奖评委。 然而到了 21 世纪，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的中国并没能为经营窘迫的电影节解困，萎靡的中国文化也没能给日渐萎缩的电影节注入活力。 2017 年，中国企业没有再为电影节提供赞助， 7 月爆出电影节所属的帝国剧场因欠费被断电，洛赛克也因拖欠两名债权人数百万加元被告上法庭。就在人们猜测今年电影节是摸黑秉烛还是干脆停办之际，在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