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毅忠的博客

不要轻易拉扯乡谊，它会要了卿卿性命。 共产党人阿连德1970年任智利总统后，强推国有化政策开罪美国，为增强安全感，他撤换将领以掌控军队，1971年把军事院校教授皮诺切特擢升为首都陆军司令，1973年8月更擢升为全国陆军总司令，结果一个月后，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致阿连德于死地。 把这两个生死冤家联系在一起的，是智利名城瓦尔帕莱索。 阿连德1908年生于圣地亚哥，14岁随公务员父亲搬到瓦尔帕莱索，他对这里的山海一见钟情，去首都读完医科后又回来行医从政。他从不提自己生在首都，甚至连儿女都以为他生来就是个自豪的瓦尔帕莱索人。 官做大了，自然还是要去首都，但那里有一个真正的瓦尔帕莱索人拿着枪在等着他，那就是皮诺切特。 皮诺切特生于1915年，祖辈几百年前自法国移民瓦尔帕莱索，父亲也是公务员，不过他中学毕业后去军校读军事地理，后来一直在军队混，尽管娶了前内政部长的女儿，他对自己的前景预期也就是上校。 他的时来运转源自想把智利变成古巴的阿连德的不安全感，阿连德把对瓦尔帕莱索的地方感情投射给了皮诺切特，把身家性命押在这个地道的瓦尔帕莱索人身上。 但他没想到，皮诺切特反共，根本不买这个半吊子瓦尔帕莱索人的帐。1973年9月11日，阿连德在军队轰炸总统府时死亡，他杀或自杀的纷争持续至今。6年前我看过流亡加拿大的智利导演Patricio Henriquez 1998年的纪录片《阿连德的背水一战》，持的就是阿连德用卡斯特罗赠枪自杀说。 至此，大家看出了故事的玄机：皮诺切特在军校学的是地理，改变他命运的也是地理——老乡关系。当然严肃史学家不会同意我的戏说，他们会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皮诺切特的策动和支持更为重要。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皮诺切特一生反共，却与中国关系密切，因为阿连德走的是苏联道路，是华盛顿和北京的共同敌人。皮诺切特夺权后，共产集团与智利断绝关系，只有中国和罗马尼亚例外。1977年，当时还穷得叮当响的中国向智利提供了6200万美元贷款。 皮诺切特毕生因独裁者之名被国际孤立，连去菲律宾访问都半途而返，他却在1993和1997年两次成功访问中国，还住了宫殿，这让他多年后还激动不已。不过蹊跷的是，网络里没有他访华的照片和官方文字，无论是用中文、西班牙文或英文搜寻，他在中国的那几个星期都是空白，仿佛他是被外星人掳去了一样。

在去年底阿根廷G20峰会期间，习近平同意将每年导致数万美国人死亡的芬太尼列为受控制物质，被特朗普点赞为“人道主义姿态”，但在阿片类药物危机仅次于美国的加拿大，因芬太尼问题和中国外逃经济犯罪意外纠结而相当棘手，在孟晚舟事件令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后，这一问题更是无人问津。 加拿大政府滥用阿片类药物特别咨询委员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滥用阿片类药物导致每天有11名加拿大人死亡。2016年1月至2018年3月间死亡人数超过8000，今年头三个月就有1036人，其中四分之三死于芬太尼类药物。毗邻太平洋的卑斯省等西部省份是重灾区，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东部平安无事。 加拿大法文《新闻报》曾报道加拿大皇家骑警在蒙特利尔地区的一宗案件调查，2017年4月26日，海关人员在蒙特利尔一家邮政分拣中心处理信件时感到呼吸困难，仔细检查后发现邮寄物品中含有药性比海洛因强40倍的阿片类药物芬太尼，扩大搜检后发现另外14个装有芬太尼的邮件。加拿大皇家骑警立即启动代号为鳄鱼的专项行动，揭发出住在西班牙和加拿大的 Mitrache兄弟俩构建毒品交易网络，往世界各地邮寄芬太尼，皇家骑警在随后的一年内共缉获芬太尼和卡芬太尼超过18万剂量，Robert Mitrache在蒙特利尔被判监十二年。尽管新闻报在叙述这一故事时没有提及芬太尼的来源地，但其他媒体就指明中国是其源头。 追踪报道芬太尼问题的加拿大环球电视新闻报道说加拿大执法机构发现芬太尼主要在中国南方工厂生产，并通过集装箱和邮件送往北美。尽管在公开场合加拿大政府称正与中国就芬太尼问题展开合作，总理杜鲁多在20国峰会期间也强调在过去几个月里中国正与加拿大执法部门合作，但消息人士指，加拿大在私底下对中国无所作为越来越感觉沮丧，芬太尼甚至正演变为热门的外交问题，因为加拿大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了中国往温哥华总领馆增派警察联络官的要求，北京原希望籍此抓捕更多藏匿在加拿大的腐败分子和金融逃犯。在美国，芬太尼被北京有效地利用来应付贸易战，它是否也会成为北京迫使加拿大帮助寻找目标嫌疑人的工具呢？ 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朴（Guy Saint-Jacques）相信“中国警方实际上对贩卖芬太尼采取了不冷不热的态度，并不把它作为重要问题”，但他认为“合作是双向的”，这“意味着加拿大必须更积极地调查中国逃犯，逃犯确实是一张王牌”。另一位前驻华大使马大维（DAVID MU

加拿大自去年12月1日应美国要求逮捕孟晚舟以来，与中国纠纷不断，中国报复性地逮捕了三名加拿大人，卢沙野大使指责加拿大“奉行白人至上主义”，随后中国外交部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就一名前外交官被捕是否侵犯外交豁免权唇枪舌战。加拿大智库克拉伦斯·迪·豪研究所（C. D. Howe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劳伦斯·赫尔曼（Lawrence Herman）指“与中国发生重大争执”，是“2018年加拿大在外交和贸易领域面临的两个最困难的挑战”之一，与日渐紧张的美加关系一起考验着加拿大的国际战略。 劳伦斯·赫尔曼1970年代服务于加拿大外交部，现任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CITT）国家咨询委员会主席，1990年至1993年曾担任加拿大台湾商会主席。他最近在加拿大《环球邮报》撰文聚焦加拿大的外交困境，指“自二次大战以来，加拿大外交政策三个基本支柱”“受到严重动摇”，这三根基本支柱是“维持与美国的牢固关系；信仰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及战后建立的多边机构；与包括北约伙伴在内的其他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达成协议和联盟”。 令其动摇的因素不仅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政策，还有与中国、欧洲和中东关系的变化。赫尔曼指“尽管加拿大在原则上与美国和墨西哥达成了新的三方协议以取代原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与美国这一至关重要的关系却一年比一年紧张”。另外，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加拿大的反应导致两国间自苏联解体以来关系跌入最低谷，俄罗斯史无前例地拒绝了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惠兰（Chrystia Freeland）入境。 加拿大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也遇到了麻烦，起因是方惠兰发推文要求沙特立即释放两名被判入狱的持不同政见者。虽然加拿大谴责沙特阿拉伯侵犯人权的理由充分，但沙特的回应是驱逐加拿大大使、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这在外交关系中是除了断交外最极端的行动。加上加拿大与伊朗在2012年哈珀政府时期就断绝了外交关系，加拿大在中东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缺席，严重削弱了它的中东地区政策。与此同时，与东欧国家的政治鸿沟继续扩大，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右翼民粹主义复兴造成政治分歧和关系紧张。鉴于埃尔多安政府日益专制，土耳其缺乏对民主价值的尊重，也削弱了加拿大作为地区重要参与者和北约盟友的影响力。加拿大三个重要盟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内部政治动荡也导致对外政策的复杂化，三国都转向内部处理国内问题，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