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毅忠的博客

自1966年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彼得森 (William Petersen) 首次将在美日裔誉为“模范少数民族”后，这一概念迅速涵盖了东亚及南亚裔美国人，也传到了相同文化背景的加拿大，在被美誉半个世纪后，越来越多的加拿大华裔后代对头上的这顶桂冠进行剖析、反思和批判。 从事新闻工作20年的安妮塔·李（Anita Li ）在多伦多东部有色人种聚集的士嘉堡区长大，曾在《多伦多星报》和加拿大广播公司及纽约媒体工作，现在多伦多瑞尔森大学（ryerson university）教授新闻，去年六月她在多伦多《海象》（The Walrus）杂志撰文《反亚裔种族主义不仅仅是个热门话题》指模范少数族裔神话错误百出，她引用约克大学种族问题教授杜阿（Enakshi Dua）所说这一“概念来自美国亚裔的经历，白人主导的媒体和政府成功将其武器化，以加剧亚裔和黑人的分歧”，“人们常听到亚裔发达致富的故事，但这一叙述忽视了许多底层工作，如医院护工等很多都是亚裔”。多伦多约克大学卡尔·詹姆斯 (Carl James) 则认为“加拿大对种族问题讨论不够”，认为种族问题“只发生在美国”。1971 年《加拿大多元文化法案》鼓励新移民保留自己的文化，这种多元文化造成色盲，误以为加拿大社会超越了种族差异。在加拿大，亚裔社区比其他人更成功、更少被边缘化的谎言掩盖的事实是，华裔贫穷人口在10年前还多于黑人。 瑞尔森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戈登·潘（Gordon Pon）分享了高中时遭遇模范少数族裔定型的荒唐经验，他最强的学科是英文, 最差的是数学, 这偏离了典型华裔学生的形象，结果英语老师总怀疑他的文章是别人代笔，他认为将“刻板印象”强加于一个族群，无助于了解族群差异，它与多元文化主义融合在一起，令反亚裔种族主义得以藏身，令亚洲文化被简化为一维存在，陷于狭隘和僵化。加拿大自称是平等的多元文化国家，这延续了种族主义不存在的神话，而事实上加拿大有着悠久的反亚裔种族主义历史，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出生于蒙特利尔上海人家庭的迪娅蒙·姚（Diamond Yao）是当地法文媒体《la converse》记者，她在加拿大百科全书（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撰文《模范少数族裔》，指“通过将亚裔提升为成功被同化的少数族裔，白人主流社会就可以摆脱种族压迫的嫌疑，否认黑人民权活动家的要求，但这种政治策略导致

五月是加拿大的亚裔传统文化月，据全加华人平权会多伦多分会（CNCTO）等机构3月底发布的调查报告，去年全年加拿大报告种族主义事件943起，比前年增加47%，南亚和东南亚裔受害人数显著增加，加拿大广播公司指”疫情肆虐两年后，加拿大的反亚裔仇恨仍在上升“。 调查发现女性受害人占比64%，儿童和青少年受害者增加了286%，暴力袭击持续增加，投诉被吐口水的亚裔增加了42%，南亚和东南亚裔报告的仇恨事件分别增加了318%和121%，攻击者75%是白人男性，71%的受害者在社交媒体上披露事件，但没有报警，因为他们不想、不知道如何应对或英语水平不够，调查相信实际问题要比报告严重得多。 报告指超过 80%的受害者要求改革公共教育、集体行动或政策，但没人提出索赔。调查报告呼吁”为亚裔社区组织提供更多的长期资金，设立创伤及反种族歧视项目，让更多的亚裔女性参与决策过程”。 由全加华人平权会等机构创立的《疫情歧视举报》网站(covidracism.ca)记录了两年来发生在加拿大各地针对亚裔的一千多起种族歧视案件，今年一月公布的两项调查结果显示疫情重伤了加拿大的种族关系，损害了华裔加拿大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维多利亚大学一项研究发现“仇恨和种族主义像病毒一样”危害社会，该大学调查了874名第一代和第二代华裔，发现三分之二的人在疫情期间有过不被尊重的经历，且两代华裔比例大致相同，表明语言能力、专业或收入水平并不会减少歧视的发生。有三分之一受访者受过人身威胁或恐吓，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受到人身攻击，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向警方报案或投书社交媒体。该研究呼吁“疫情传播有公共政策遏制，种族歧视也需要强有力的公共政策来应对”。 另一项调查由加拿大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Canadian Studies）委托莱格（Leger）机构进行，受访的1547人中有1255名白人和75名华裔，其中近半华裔表示疫情令他们与白人的关系恶化，五分之二的白人表示与华人关系恶化。加拿大华人平权会主席吴婷婷（Amy Go）认为这种差异表明享有特权的白人无法明了亚裔的遭遇，如果疫情期间反亚裔仇恨和暴力事件兴起没有让更多白人意识到问题所在，那麻烦就大了。 疫情开始时，吴婷婷就意识到历史即将重演，华人会像“黄祸”论横行的19 世纪那样成为攻击目标，被指肮脏及携带疾病。尽管有心理准备，但她发现情况比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