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毅忠的博客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12 月初访华未能正式开启两国间自贸谈判，在加拿大国内 引起反响 ，加拿大布鲁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查尔斯 · 伯顿（ Charles Burton ）认为“北京拒绝把劳工权益等纳入谈判等于宣告加拿大数十年来让中国进入西方体系的努力失败”。而曾担任保守党总理马尔罗尼发言人的罗宾 · 西尔斯（ Robin Sears ）则认为加拿大对中国有着长远战略，“没有开启谈判，并不意味着失败”。 现担任渥太华智库恩斯克利夫战略公司（ Earnscliffe Strategy ）负责人的罗宾 · 西尔斯在《多伦多星报》撰文指“只有大方案才能带来大回报，尽管失败的风险更大。正如当初马尔罗尼总理在北美自由贸易谈判中所为，杜鲁多与欧盟谈判时在很多领域提出要求，他成功了。这次与中国谈判，他同样采取了长远的战略”。“北京希望 在加拿大复制 一个澳大利亚式狭隘传统版的协议，这个协议令澳大利亚政客狼狈不堪 ， 但在加拿大 不会成功 。中国与加拿大谈判自贸，是七国集团成员的首例，渥太华深知其对中国的意义”。他认为杜鲁多北京之行是两国高层讨价还价的过程，“现在加拿大正等待下一张牌，准备在新一轮谈判中缓慢取得进展”。 研究中国政治的查尔斯 · 伯顿教授对加中关系的既定走向不乐观，他在《渥太华公民报》撰文，认为加拿大数十年来让中国进入西方体系的努力已经失败，必须重新思考未来数年甚至几十年中国全面崛起时加拿大应该扮演的角色。 查尔斯 · 伯顿在 1980 年前后在复旦大学留学 3 年，后在加拿大驻华使馆做了 4 年参赞。他回忆说“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一放弃毛泽东的革命纲领，希望通过国际贸易实现繁荣昌盛，加拿大政府就通过加拿大国际开发署、世界银行和国际开发银行和其他联合国机构把数以亿计的纳税人的钱投向中国，加拿大对中国有求必应，为三峡大坝可行性研究提供经费，以优惠价格向中国出售重水核反应堆，为提高中国小麦和猪肉质量提供资助。更最重要的是，为中国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提供 费用 ，让他们来加拿大学习先进技术”。“加拿大为这些交流活动提供经费，所得回报也就是尝一尝北京烤鸭和游览一下长城”。 “ 除政策本身的道德属性外，克雷蒂安总理及其继任者都相信加拿大的善意最终会导致中国实现民主法治。届时加拿大 将 拥有一个巨大且公平的新兴市场，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受纳粹迫害及奋起反抗的故事已进入正史，但在这个险被希特勒灭绝的民族里，却有人替德国人征战并荣获铁十字勋章，这样的故事极为稀有，甚至像野史一样令人质疑。 1941年9月，德军最高统帅部授予少校军医莱昂-斯库尼克（Leo Skurnik）德军铁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在苏军的猛烈炮火下成功转移位于芬兰和苏联边境的野战医院，挽救了600多人的生命，其中包括德国党卫军成员。 二次大战期间，共有400多万人获得这一勋章，但与众不同的是，莱昂-斯库尼克是犹太人。在1941年6月，共有300多名犹太人与纳粹德国一起作战，他们当时在芬兰有着共同的敌人--苏联军队。这二战中罕有的合作鲜为人知，即使在芬兰，知情的人也甚少。 2014年3月，当幸存的犹太退伍军人见到来芬兰采访的英国《电讯报》记者Paul Kendall 时，尽管他们声称不为历史感到羞耻，但经过一夜长谈，仍能触摸到他们内心的伤痕。 1939年苏联入侵芬兰时，住在维堡市阿隆·利夫森（Aron Livson）23岁，被征召入伍。芬兰犹太人是俄国统治时期派驻军人的后代，当时俄国人强迫犹太人10岁就入伍，服役期长达25年。芬兰1917年从俄国独立时，芬兰人对犹太人并不信任。于是当1939年苏军入侵时，人数不多的犹太人社区把参军保卫芬兰，视为向芬兰表示效忠的良机。利夫森在卡累利阿地峡战役中表现得机智勇敢，尽管吃了败仗，其后被提升为军士（sergeant）。 在1939年冬季战役后，苏芬两国有过短暂的和平，但1941年6月，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行动攻打苏联，从中看到收复失地希望的芬兰决定与德国结盟。尽管对纳粹残酷迫害德国犹太人的恶行有所耳闻，但在重新投入战斗的命令面前，芬兰犹太人没有一丝的犹豫。97岁的利夫森为当时自己的行为辩解说：“我们不是在芬兰军队打仗的犹太人，我们是芬兰人，是芬兰士兵，为我们国家芬兰而战”。 利夫森强调“我和德国人没有任何关系。芬兰和德国各自为战，一个是自卫战争，一个是征服战争。我在服务的地方没有德国人，他们在我军团以北200公里”。 但并不是每个犹太人都如此幸运。 在俄罗斯边界的卡累利阿地区（Karelia），芬兰和德国军队并肩作战，犹太人不得不面对两个敌人：一个在他们对面，另一个在队伍中。 犹太人担心身份被揭露，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德国

第二次访华未能启动双边自贸谈判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离开中国前要求加拿大人降低期望，不要幻想与中国轻易达成自贸协议。杜鲁多赴北京前加拿大已有两种不同的风声，一是由“国家邮报”独家披露此行将开启自贸谈判，二是消息人士放风说他仍未决定是否在访华期间讨论加中自贸协议。现在看来，坚持“进步自由贸易”高端理念的杜鲁多对中国之行有着两手准备。 自贸正式谈判未能如愿启动，双方仍停滞在探索性会谈阶段，这令北京颇感意外。12月4日李克强与杜鲁多长时间会晤后，中方单方面取消了联合记者会，以宣泄不满。但北京也并非对此毫无心理准备，因为同一日的中国“环球时报”已刊文“中加贸易协定不必急于求成”，认为“不论启动或不启动，这都将是一次不紧不慢，没有具体时间节点和时间表的谈判”，抱怨加中间谈判没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先例：加拿大和中国的建交谈判在欧美各国中开始最早，但正式建交却拖到1970年10年月13日;加中旅游协定前后谈了十多年才大功告成文章提醒北京，加拿大可能会以“现代化，高标准的贸易协定”为口实，抬高在自贸协定谈判中的要价。 很明显，双方都十分清楚启动两国自贸正式谈判存在障碍，套用目前流行用语表述就是这障碍关系到未来协议是高端还是低端属性。杜鲁多希望达成一个革新性的贸易协议，内容包括性别，环境和劳工等问题。因为这是中国首次和七大工业国成员讨论自贸协议，必须有高端的标准。但正如前总理哈珀的通讯主任麦克杜格尔（杜格尔）所说“杜鲁多在中国发现了软实力的硬性局限”，‘北京不会按照加拿大的规矩来做’，他们对‘加拿大的价值观毫无兴趣。’结束访华前，在被记者追问中方为何冷处理加拿大重视的自由贸易谈判时，杜鲁多承认与一个民主，自由，法制等价值观念与加拿大不同的国家谈判自由贸易是困难的，承认中国的人权纪录和动用国有公司在海外大举并购的举动让人担心，强调在启动谈判前北京应接受一个进步贸易框架，把环境，劳工权益，性别和治理问题正式列入讨论议程，并相信这些障碍并非不可逾越。加拿大广播公司指两国关键分歧是，杜鲁多坚持“进步自由贸易”理念，坚持在要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上，加上劳工权益，性别平等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条款。 “多伦多星报”专栏作家托马斯•瓦尔卡姆（Thomas Walkom）认为加拿大的愿望清单可能更长，超出单纯的贸易领域，包括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和监管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