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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迪·豪大桥对美墨加协定谈判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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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律师事务所律师、多伦多C.D.豪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劳伦斯·赫尔曼（Lawrence Herman）2月10日在《环球邮报》撰文《特朗普威胁阻挠戈迪·豪国际大桥开通，预示着美墨加协定谈判将陷入困境》，指特朗普“咄咄逼人的霸凌行为不会停止，而且很可能会蔓延到定于7月开始的美墨加协定审查中”。 即便美国最高法院即将公布的裁决禁止使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不确定性也不会就此消除。特朗普还可以援引其他法律，特别是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该条款在他第一任期内被重新启用。虽然这项条款以及其他允许发布行政命令的法律使用起来更为复杂，但关键在于，特朗普不会放弃将关税作为其“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贸易政策的基石。 特朗普及其团队很可能要求完全绕过审查程序，直接对整个协定进行全面重新谈判。 自特朗普就职以来，白宫的种种记录表明，它对北美自由贸易的理想或达成平衡且互惠互利的协议几乎毫无兴趣。 如果最糟糕的情况发生，特朗普团队坚持全面重新谈判该协议，并提出一系列不合理的要求，同时持续威胁加征关税，那么加拿大就必须考虑如何继续留在谈判桌上。 全文如下：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威胁要阻止戈迪·豪国际大桥（Gordie Howe International Bridge）开通，这表明加美关系已经恶化到何种程度。 这座耗资64亿美元、连接温莎和底特律的第二座桥梁由加拿大出资，原计划于今年开通。然而，特朗普9日表示：“除非美国得到我们给予他们的全部补偿，否则我不会允许这座桥开通。” 这种咄咄逼人的霸凌行为不会停止，而且很可能会蔓延到定于7月开始的美墨加协定审查中。 看看过去几个月发生了什么。特朗普10月份取消了关税谈判，原因是美国媒体刊登了一则安大略省的广告，广告中美国前总统里根批评了关税政策。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侮辱加拿大及其总理卡尼之后，特朗普又威胁要加征更多关税，原因是加拿大与中国就电动汽车问题达成妥协。随后，由于加拿大对美国制造飞机的认证程序拖延，特朗普再次威胁要加征更多关税。 即便美国最高法院即将公布的裁决禁止使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不确定性也不会就此消除。特朗普还可以援引其他法律，特别是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该条款在他第一任期内被重新启用。虽然这项条款以及其他允许发布行政命令的法律使用起来更为复杂，但关键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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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收养华人的身份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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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顿大学学生报纸《骗子报》（Charlatan）艺术版编辑艾莉克莎·麦基（Alexa MacKie）2月12日在《环球邮报》撰文《我如何学会接受我曾经试图抹去的“粉饰”后的中国身份》，指“我是大约8000名在1999年至2009年间被加拿大收养的中国儿童之一。在白人文化中长大，我感觉与我的中国血统没有任何联系。成千上万的国际收养儿童都有这种疏离感：一种‘被白人文化洗白’的感觉，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肤色格格不入。” 许多2000年代初期的中国被收养儿童所感受到的那种“夹缝感”（in-betweenness）。这个词概括了我们既无法接受一无所知的中国文化，也无法在种族上认同我们的白人家庭。 我发现，接受我被“洗白”的亚裔身份实际上解决了许多我渴望融入社会的问题，因为我从与我相似的声音中找到了慰藉。 全文如下： 我第一次去渥太华唐人街的经历让我恨之入骨。 我和父母在我三岁左右的时候去了萨默塞特街。据家人回忆，我当时裹着一件亮粉色的羽绒服，因为海藻和鱼腥味难闻而哭闹不止。父母把我拖进亚洲超市，还试图让我向笑容满面的餐馆老板挥手。 不到一两个小时，我的哭闹和踢打就占了上风：我终于可以安静地回家了。十八年后，我和父亲共进晚餐时，谈起了那次唐人街之行。 “我们当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我们以为你会喜欢的。” 我是大约8000名在1999年至2009年间被加拿大收养的中国儿童之一。在白人文化中长大，我感觉与我的中国血统没有任何联系。成千上万的国际收养儿童都有这种疏离感：一种“被白人文化洗白”的感觉，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肤色格格不入。 我从来不需要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谁，因为我被一对充满爱的夫妇抚养长大，他们为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但与电影里的揭晓场景不同，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 在我幼年生日时，妈妈给我做了一本剪贴簿，里面记录着关于我被收养的故事：前期准备工作耗时数小时，航班延误缩短了他们在北京的购物时间，以及我喜欢舔脏兮兮的公交车窗户。 除了让我知道我是被收养之外，养父母像对待其他孩子一样抚养我。这很可能是出于好意。他们可能觉得，在一个以白人为主的郊区游乐场里，我不想显得格格不入。 无论好坏，他们的确促使我重新与我的中国根源建立联系。就像早年那次唐人街之旅一样，我最终以胜利告终，拒绝了解我的文化传承。我只上过一节普通话课，就把作业扔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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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民调得出五大威胁：中国列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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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诺斯研究公司（Nanos Research）首席数据科学家、卡尔加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执行研究员、《环球邮报》和加拿大电视台（CTV News）官方民调专家尼克·纳诺斯（Nik Nanos）2月12日在《环球邮报》撰文《尼克·纳诺斯数据解读：加拿大人呼吁加强军力》，指“公众舆论表明，加拿大的战略应以贸易和国防为主导，并以外交为支撑”。 “纳诺斯研究公司于2025年底完成的一项研究指出，认同加拿大在外交领域成为世界领导者的最佳途径是建立国际共识（66%的人同意这一观点）的加拿大人，与认为加拿大需要强大的军队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有效作用的加拿大人一样多（65%的人同意这一观点）”。 当被问及加拿大如何才能更好地提升其世界地位时，贸易位居榜首（91%的受访者认为贸易很重要），其次是外交（83%）、国防（71%）、环境（63%）、对外援助（51%）和移民（41%）。自2020年进行基准调查以来，贸易和国防的重要性分别上升了9个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而环境和移民的重要性则分别下降了16个百分点和19个百分点。 认为加拿大面临国际威胁的人数比例从2020年的41%飙升至2025年的58%。在具体威胁方面，超过八成（82%）的加拿大人认为外国干涉和虚假信息是主要威胁，其次是美国（71%）、俄罗斯（61%）、气候变化（60%）和中国（56%）。 仅有13%的加拿大人表示，如果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他们会在军事上支持美国，而29%的人则表示他们会反对冲突，并敦促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当被问及从美国购买军事装备的优先级时，只有12%的加拿大人同意优先购买美国产品。 全文如下： 加拿大正在经历一场百年一遇的国防观念转变。在没有传统战争的情况下，一种战时心态正在形成：加拿大人渴望增加国防开支，因为他们看到了重大的全球威胁。 卡尔加里大学委托纳诺斯研究公司于2025年底完成的一项研究指出，一系列历史性转变将影响加拿大的国防态势和战略。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以及紧张的贸易谈判令加拿大人感到不安。 认同加拿大在外交领域成为世界领导者的最佳途径是建立国际共识（66%的人同意这一观点）的加拿大人，与认为加拿大需要强大的军队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有效作用的加拿大人一样多（65%的人同意这一观点）。 当被问及加拿大如何才能更好地提升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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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最欢乐的狂欢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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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韦拉克鲁斯狂欢节在“焚烧坏心情”（Quema del mal humor)仪式中揭开序幕。 九天的狂欢节将有四场大游行以及数目不详的大小音乐会，这个始于1925年的狂欢节自称是“世上最欢乐的狂欢节”（El más alegre del mundo）。 为此，狂欢节第一夜就“向悲伤宣战”，把破坏人们集体情绪的坏心情烧掉。 狂欢节每年都会宣布什么是当年要焚烧的坏心情。 看看被焚烧的坏心情有些什么： 1990年代：两位墨西哥音乐人Gloria Trevi 和 Sergio Andrade，都市传说怪物Chupacabras，墨西哥前总统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 21世纪：本拉登，意大利歌手Tiziano Ferro，七宗罪（傲慢、嫉妒、愤怒、怠惰、贪婪、暴食和色欲），蚊子，新冠病毒。 2025年的坏心情是：热浪高温。 今年的坏心情是：城市道路上的坑坑洼洼“El Bache”。 于是在开幕式上，一个头上有着坑洞的巨型人偶被拉出来，当众烧毁。 不过，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城烧道路上的坑洞，是抢了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生意，这座加拿大城市常常被粤语人群戏称为“满地坑”，因为它一年四季都是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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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空军不能搞“混合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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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至2015年担任加拿大皇家空军司令的退役中将伊万·布隆丁（Yvan Blondin）和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UQAM）政治学教授、战略分析网络（Network for Strategic Analysis）联合主任贾斯汀·马西（Justin Massie）2025年11月17日在《环球邮报》撰文《加拿大组建混合战斗机机队的计划不应付诸实施》，指“加拿大可能会减少第五代F-35战斗机的订单，转而选择4.5代以上的“鹰狮”战斗机。无论从作战、后勤还是财政角度来看，这都将是一个重大错误”。 组建一支旨在履行加拿大国防相同职责的混合机队，将导致基础设施、维护、人员培训、训练飞机和专业人员方面的大量重复建设，同时还需要更多战斗机飞行员——而加拿大皇家空军目前正严重缺乏这一资源。 全面采购F-35机队是与美国合作保卫北美的唯一现实可行的选择。 混合机队只能在中期，即2035年以后——而且只有在加拿大皇家空军弥补了人员缺口、协同作战飞机（CCA）系统投入使用，以及目前正在研发的第六代战斗机项目达到足够成熟水平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全文如下： 加拿大显然正在考虑组建一支混合战斗机机队。但这项决定缺乏真正的战略思考。 尽管多位专家和军事领导人强烈建议采用单一的F-35机队，认为这更符合加拿大本土的防御需求，但经济因素似乎凌驾于军事需求之上。 瑞典国王11月18日访问加拿大，部分目的是为了推销瑞典萨博公司的“鹰狮”战斗机。有传言称，加拿大可能会减少第五代F-35战斗机的订单，转而选择4.5代以上的“鹰狮”战斗机。无论从作战、后勤还是财政角度来看，这都将是一个重大错误。 组建一支旨在履行加拿大国防相同职责的混合机队，将导致基础设施、维护、人员培训、训练飞机和专业人员方面的大量重复建设，同时还需要更多战斗机飞行员——而加拿大皇家空军目前正严重缺乏这一资源。这样的决定将导致战机扩充计划延迟四到五年，而CF-18战斗机的服役寿命也将在2032年左右结束。现在质疑向F-35过渡的计划已经为时过晚，否则将严重削弱加拿大保卫领土和履行其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义务的能力。 全面采购F-35机队仍然是与美国合作保卫北美的唯一现实可行的选择。 然而，加拿大国防政策的欧洲层面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挑战，而组建第二支欧洲机队可以很好地应对这一挑战，甚至可能做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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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空军“混合机队”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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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研究生院教授彼得·琼斯（Peter Jones）2月11日在《环球邮报》撰文《为什么加拿大应该拥有混合战斗机机队》，指“对于包括加拿大皇家空军在内的F-35支持者来说，与美国保持持续、无缝的互操作性是其主要驱动因素。而对于那些钟情于瑞典“鹰狮”战斗机的人来说，发展一定程度的国防独立性，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则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在各种争论中，一种名为“混合机队”的理念应运而生。” 全文如下： 选择哪种战斗机的漫长讨论令人难以抉择。对于包括加拿大皇家空军在内的F-35支持者来说，与美国保持持续、无缝的互操作性是其主要驱动因素。而对于那些钟情于瑞典“鹰狮”战斗机的人来说，发展一定程度的国防独立性，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则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在各种争论中，一种名为“混合机队”的理念应运而生，它将两种战机结合起来。“鹰狮”的支持者接受混合机队的逻辑（因为加拿大已经承诺至少购买16架F-35，而且似乎已经悄悄地为另外14架飞机的关键部件支付了费用）。F-35的拥护者则大多反对这一理念，他们希望政府坚持原计划，组建一支由88架F-35组成的机队。 反对组建混合机队的理由通常在于运营两种不同类型的战斗机所带来的固有成本。这需要分别进行训练、维护和后勤保障。我们在冷战时期也曾使用过混合机队，但当时我们的军队规模更大，资金也更充足。 然而，如果国防及相关支出如政府承诺的那样增加到GDP的5%，那么至少在相对而言，我们的军队资金状况将比冷战时期更好。 此外，F-35战斗机的每飞行小时成本在3.5万美元到5万美元之间（取决于F-35的型号），而鹰狮战斗机的成本则在8000美元到1.2万美元之间。减少F-35的运营数量将腾出资金来支付混合机队的运营成本。 假设加拿大皇家空军的F-35机队是为了取悦美国，那么这些飞机将专门用于对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的任务：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任务以及未来可能参与的导弹防御系统。尽管美国大使皮特·霍克斯特拉（Pete Hoekstra）最近暗示，所有88架F-35都是为了保卫北美，但这显然不属实。 我们还有北约和其他方面的义务，因此，多年前确定的88架数量必须足以履行北美防空司令部和其他方面的义务。加拿大皇家空军从未公开过仅执行北美防空司令部任务所需的F-35数量；它只是反复强调，所有88架都是为了满足自身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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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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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邮报》社论委员会2月11日撰文《世界不能忘记黎智英》，指“对于黎智英的支持者来说，这一判决开启了新的篇章：他们将全力以赴，敦促北京对这位年迈的记者展现同情心”。 现在正是包括加拿大在内的民主国家明确表态的时刻：不会允许黎智英在狱中腐烂，被西方遗忘，而是会持续关注他的动向。 如果加拿大为了换取中国市场准入而对黎智英遭受的非人道和不公正判决保持沉默，那就太过分了。 全文如下： 78岁、身体欠佳的黎智英9日被判处20年监禁。在民主国家，这只是基本的新闻报道，但在中国和香港，这却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 至少在北京领导人看来，这一经过精心策划的严厉判决结束了始于2020年的法律诉讼。当时，黎智英被控违反了香港国安法。 但对于黎智英的支持者来说，这一判决开启了新的篇章：他们将全力以赴，敦促北京对这位年迈的记者展现同情心。黎智英曾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为维护中国在1997年香港“一国两制”原则下所承诺的自由而奋斗。 现在正是包括加拿大在内的民主国家明确表态的时刻：不会允许黎智英在狱中腐烂，被西方遗忘，而是会持续关注他的动向。 北京必须明白，如果黎智英最终死于狱中，他将被铭记为国际自由事业的烈士。 争取他的获释并非易事。他被监禁的政治闹剧、他因煽动叛乱和勾结外国势力而遭受的漫长审判，以及如今实际上将被判处的终身监禁，对北京而言只有一个目的——提醒中国人民，异议将遭到无情镇压。 北京不太可能对一个被其描绘成“颜色革命”“幕后主使”的人表示同情——“颜色革命”一词被用来指代北京声称是外国支持的政权更迭的大规模抗议运动。 其目标是拖延时间，胜过黎智英的家人、支持者以及谴责其作秀审判和捏造判决的各国政府——例如加拿大、英国和美国。 中国此前也曾对其他异见人士采取过类似手段，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刘晓波。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刘晓波撰写了大量尖锐的批评文章，抨击中国政府，并因此屡遭逮捕和监禁。 2009年，他最终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秘密审判中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他在狱中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但这反而更加坚定了北京的决心。2017年，刘晓波被诊断出患有晚期肝癌，才获准以医疗为由出狱；不到两个月后，他便在医院去世。 刘先生被火化，骨灰撒入大海，此举被视为北京试图阻止其墓地成为朝圣地。 这就是黎智英及其支持者如今面临的残酷现实。习近平领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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