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毅忠的博客

2019年加拿大大选自由党在西部阿尔伯塔和萨斯喀彻温两省全军覆没，今年1月追求西部独立的独行侠党（Maverick Party）成立，6月前保守党议员杰伊·希尔（Jay Hill）当选党魁，宣布将参加第44届联邦大选，角逐西部四省和北方三区的国会席位。总理杜鲁多任命其副手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兼任政府间事务部长，应对“西部分裂”危机，到今年8月18日转任财政部长，宣告危机处理告一段落。 闹分裂的西部最初是怎样进入加拿大版图的？1868年英国议会通过《鲁珀特土地法》，折价30万英镑把哈德逊湾公司的鲁珀特领地（Rupert’s Land）卖给加拿大，1870年6月23日领地被正式移交并更名为“西北领地”，它幅员辽阔占今日加拿大国土的三分之一，包括除卑诗省、安大略省及魁省南部、大西洋地区以外的所有地方。随着区内人口增长，西北领地先后又拆分出马尼托巴省、育空地区、阿省、萨省和努纳武特地区。 1905年9月1日同时成立的阿省和萨省，是加拿大仅有的两个内陆省，与其他省区的左翼传统相反，它们一直是保守派的天下。在保守的社会信用党（Social Credit Party）从1935年到1971年执政期间，阿省出现了分离主义，因为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刺激了当地人的优越感。1970年代老杜鲁多的“双语国家”、《权利与自由宪章》和国家能源计划被分离主义者视为“对阿省价值观的侮辱”，1974年大选自由党在该省颗粒无收。1980年代，加拿大西部概念党（Western Canada Concept）主张将马尼托巴-安大略边界以西的所有省区与加拿大分开，21世纪又陆续出现了西部分离党（Western Block Party）、阿尔伯塔独立党（Alberta Independence party）、阿尔伯塔分离党（Separation Party of  Alberta）和西部独立党（Western Independence party）。2020年加拿大数据公司Abacus Data的民调显示，独立在阿省有两成铁杆支持者，另有两成六同情者，对阿省地位不满者更高达2/3。 2019年大选前，前皇家骑警彼得·唐宁（Peter Downing）和记者帕特里克·金（Patrick King）从英国脱欧（Brexit）获得灵感、成立西部分离组织（Wexit），呼吁阿省、萨省、马省和卑诗

 2019年，加拿大与印度贸易额超过一百亿加元、加拿大对印投资达550亿加元、印度移民达创记录的85593人，连续三年居加拿大移民来源国之首。在9月宣布终止与中国谈判自贸协定后，加拿大希望重启加印自贸谈判。印度前驻多伦多总领事拉吉夫·巴蒂亚（Rajiv Bhatia）指印度正与加拿大加速融合。 11月23日在印度著名外交政策智库印度全球关系理事会（Gateway House）担任高级研究员的巴蒂亚在美国《欧亚评论》杂志（eurasiareview.com）撰文《印度加拿大融合倒计时分析》，指疫情期间地缘政治变化令印加两国理念上更紧密融合，双方正致力于在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基础上追求共同的目标。11月17日，加拿大外长商鹏飞和印度外长苏杰生以视频方式参加了第三轮印加高层对话，审议并确定两国在疫情后世界中的角色，探讨深化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在印度太平洋的新地缘经济和数字经济、特别是在金融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以共同应对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挑战。 印加高层对话始于2018年2月，三年来重点面向投资、技术和地缘政治重整。在2019年11月孟买第二轮对话中加拿大表现出更愿意接受新德里的观点，今年两国互动更加频繁，包括两次总理间虚拟会议和四次贸易部长会议。疫情加速了两国的合作势头，加拿大与中国交恶为加印建立更紧密关系打开了大门，在中国入侵印度拉达克东部实际控制线后加拿大向印度表达了同情。在此背景下，对北京激进行为不满情绪的加剧、四方机制的加强以及法国、荷兰和德国有兴趣积极参与印太的事态发展影响着渥太华，第三轮对话旨在加深两国的融合。巴蒂亚用5个E来概括双边合作的主要领域：经济、能源、教育、娱乐和增强妇女权利，尤其是在数字化领域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 另据《温哥华商报》报道，11月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使印度和加拿大都处于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新自由贸易区之外，这激发两国更加关注双方的贸易协定。加拿大外长商鹏飞指“加印贸易可同时满足供应链安全、产品质量及食品安全等顾虑”，印度外长苏杰生指印度拒绝RCEP，给与加拿大扩大贸易带来了新的前景，印度的下一个主要目标是与加拿大展开谈判。始于2010年的加拿大与印度自贸谈判已进行了九轮，但2015年3月以来毫无进展。2019年印度成为加拿大第十大贸易伙伴，贸易总额为102亿美元，少于第

2020年11月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以中英法三种文字出版了醒世手册《中国与民主：最伟大的博弈》(China vs. Democracy: The Greatest Game)，论坛首日全体会议讨论的议题与手册同名。这本101页的手册被称为是了解中国如何威胁全球开放社会的入门书，旨在重新定义中国并建立民主国家共同的抗中战略。 手册正文共六章，第一章《国内统治》揭露中共不遗余力地挫败每一个对其统治的威胁，因为中共唯一的、压倒一切的、激动人心的目标就是继续执政，为此毫不妥协实施暴政。第二章《民主国家成了靶子》指中共利用统战部、千人计划和孔子学院等破坏西方民主制度，试图按照中国的战略利益来塑造国际秩序。中国对民主的挑战不仅有别于苏联，而且更难以对付。第三章《暴政之事》分析一带一路推动了中共的地缘政治野心，中国的竞争优势在于假冒、盗窃和奴役。第四章《中国的技术专制主义》指中国启动数字丝绸之路，希望构建庞大的全球数据收集系统。第五章《战略谋划》从香港民主制度不断被蚕食，到台湾站在中共挑战世界民主的第一线。第六章《一起更强大》强调印度正成为制衡中国力量的关键角色，崛起的印度非常符合美国利益，应推动印度成为联合国第六个常任理事国，并把建立全球民主国家自由贸易区作为长期目标。 手册在《谢词》中透露了写作的契机，原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JIC）主席的内维尔·琼斯（Neville-Jones）男爵夫人2019年在主持英国上议院会议时，尖锐批评民主国家之间缺少共同的中国战略，于是哈利法克斯论坛在今年2月至10月间对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250多名贵宾、专家和商业领袖进行采访，讨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中国政权的性质是什么？ 二是对世界民主国家构成什么性质的威胁？结论是：首先，北京政权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继续专制，既不尊重也不服从民主国家的价值观，不服从奉行这些价值观的全球准则和制度。其次，中国越来越有经济实力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维护自己的专制价值体系。第三，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坚持列宁主义，在言行上明确表示要维护自己的权利。 论坛创会主席彼得·范普拉格（Peter Van Praagh）在《序言》中指“2020年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旧的传统观念，即一个经济繁荣的中国将为其人民带来更多自由，到新的传统观念，即中共实际上是危害世界的病毒。世界民主国家如齐心协力，则拥有中国无法企及的压倒性

 2020年哈里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首日全体会议以《中国与民主：最伟大的博弈》为题，重点讨论中国日益敌对的外交政策及民主国家的对策，论坛在开幕前还以中英法三种文字出版了同名手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等官员以及来自世界80多个民主国家的300名代表参加了11月20日至22日在加拿大举办的论坛。 自2009年到2019年，哈利法克斯安全论坛七次在全体会议中设立中国议题，但从没有像今年这样，以号外加置顶的方式成为重中之重。今年与会的中国问题相关者也最多，除中国流亡艺术家艾未未外，还有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原中华民国空军副司令，台湾汉翔航空董事长胡开宏中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中华民国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台湾守望》网站主编寇谧将（J. Michael Cole）、香港泛民主派成员原立法会议员刘慧卿、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华、香港民阵召集人陈皓桓。 今年论坛的其他议题还有《从莫斯科到明斯克：普京的毒药》、《喜马拉雅热点：中印摩擦》、《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经济萧条：民主国家的衰退》、《前进加拿大！中等国家的榜样》、《75年过去：重建世界民主秩序》和《2020年后：美国的世界》等。与会者还有美国海军部长布雷思韦特、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尔利将军、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戴维森海军上将、美国太空部队太空行动负责人雷蒙将军，以及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东道主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瑞典、波兰、卢森堡、土耳其和拉脱维亚等国国防部长。 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每年11月在加拿大军港哈利法克斯举办的三天论坛，在国际上享有“安全问题上的达沃斯会议”的美誉。

 10月14日中国大使丛培武敦促加拿大不要政治庇护他所谓的“香港暴徒”，令加拿大保守党主席艾林·奥图尔（Erin O'Toole）强硬发声，要丛培武在道歉和遭驱逐中二选一。 这印证了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万德山9月份对中国外交部的当面警告，加拿大反对党诞生了主张对华强硬的新党魁 ，且“鉴于过去两年中国对加拿大的敌意”，很多人会支持他“对中国采取更具敌意的政策”。 据加拿大驻京记者万德山叙述，奥图尔相信“中国政治制度威胁加拿大利益，加拿大将以更直接的方式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加强审查中国公民及从事敏感研究的中国学者，禁止华为参与5G建设，寻求同中国部分脱钩”。也即是说当杜鲁多政府还处在“审视对华政策”阶段时，奥图尔已下定决心要对抗中国，9月1日他在加拿大《国家邮报》撰文《如果我做总理，将对抗中国》，详细阐述了他的主张。 奥图尔说“我很快就会要求加拿大人选举我成为下任总理。首先我要说我最敬佩的国家是我一生致力于服务的国家：加拿大”。在这里他嘲讽的是小杜鲁多在2015年大选期间曾表达对“中国基本专政”的崇拜。接着他把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称“加拿大人清楚我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分歧与中国这个国家或人民无关，数百万具有中国血统的加拿大人也与我们与北京的分歧无关。实际上，绝大多数华裔加拿大人发现他们及家人在加拿大获得了在中国无法拥有的自由和机会。我们不能允许加拿大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导致任何加拿大人受歧视”。奥图尔回顾了过去四年他的一贯立场：主张更严肃的对华政策，要求认真对待网络安全，反对华为参与5G建设，关注维吾尔人权问题，关切中国对世卫组织、国际民航组织等联合国机构的操纵，要求为被共产党威胁的香港和台湾发声。 奥图尔要求加拿大“睁大眼睛”，看清中国真相，并坦言他对中国的认识源于其亲身经验，因为他“曾是一名调查中国假冒产品和知识产权问题的律师、是一名一直关注中国军事扩张及其北极野心的老兵、是一个不会因增加出口就忽视侵犯人权和不良行为的加拿大人”。他指责杜鲁多失败的中国政策削弱了加拿大的国际地位，主张在孟晚舟引渡案中支持被中国作为讨价还价筹码的两位加拿大公民，哪怕会遭致北京更多的报复。 奥图尔主张与包括印度、日本和五眼联盟在内的盟国一起，在贸易上制衡中国，在维吾尔人权和香港问题上组成抗中统一战线，加拿大“必须开拓新市场，从中国召回重要的制造业”，强调“加拿大要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与重

  9月15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民调显示加拿大人对特朗普的厌恶创新高，受访者中只有20％的人对特朗普有信心，10月1日加拿大政论杂志《麦克林》民调指72％的加拿大人支持拜登，支持特朗普者只占14％，即使在最保守的阿尔伯塔省，拜登的支持率仍是特朗普的两倍。与民调相呼应，加拿大人相信拜登会胜选，加拿大政治网站 （IPOLITIC） 10月21日更透露联邦和各省都在悄悄准备与拜登政府打交道。 在对拜登期待的同时，加拿大政治网站指拜登会在贸易、采购和气候方面与加拿大产生摩擦。加拿大广播公司则连续多日分析了拜登当选在能源、国防和贸易方面对加拿大的影响。一般认为拜登胜选对加拿大耗资百亿美元的基石输油管道（Keystone XL）不利，该项目遭奥巴马否决后被特朗普批准，但拜登威胁要再次关闭它，不过多伦多能源分析师罗里·约翰斯顿（Rory Johnston）就质疑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拜登是否会冒着裁员和激怒工会的风险取消这个大项目。拜登许诺上任后立即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威胁用关税惩罚那些不遵守承诺的国家，他甚至可以宣布碳排放量关乎国家安全，和特朗普一样以钢铁和铝贸易为武器。加拿大虽计划降低排放量，但还未达到其承诺的标准。在国防方面，北约将在拜登的领导下保持坚定，西方将以更稳健的方式与俄罗斯和中国交往，拜登会希望加拿大在合作更新北极预警雷达系统等方面投入更多，但不会采取威胁手段。过去四年特朗普领导的北约没有任何实质行动，也没要求加拿大做任何事，但拜登可能会要求盟国冒更多的生命风险。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称“拜登了解、关心并尊重加拿大”，知道加拿大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在贸易方面，拜登打算在公共工程方面比特朗普更多地奉行“购买美国”政策，将令加拿大公司面临竞争，但他暗示将降低对盟国钢铁和铝苛征的国家安全关税。对加拿大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拜登考虑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可能会抵消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不稳定因素。 拜登的对华政策将如何影响加拿大是加拿大广播公司关心的重点，华盛顿加拿大研究所所长克里斯托弗·桑德斯（Christopher Sands）认为因为中国没能和平崛起，对抗中国迫使其改变行为方式是必要的，拜登在升级冲突时会更谨慎，且不太可能采取导致超级大国走入噩梦的道路：公开冲突。华盛顿的中国问题专家比尔·毕晓普（Bill Bishop）相信拜登将有一个

1970年10月13日，皮埃尔·杜鲁多领导下的加拿大与北京建交，在美洲大陆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后的今天，他的长子贾斯汀·杜鲁多主政的加拿大却深陷对华关系低谷，无论是北京还是渥太华，都无心纪念这一日子。 曾在1949和1960年两度踏足中国的老杜鲁多，1968年4月就任加拿大总理，两年半后与北京建交，为红色中国打开了美洲大陆之门，智利、秘鲁、墨西哥、阿根廷等国随后承认北京，也导致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进而在1979年承认北京，不再被孤立的中国从此走上世界大舞台。自幼跟随父亲访华的小杜鲁多2015年当选总理，他不仅想修复被前任保守党政府降温的两国关系，还试图帮助中国走上正轨，令北京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积极角色。但随着2018年12月1日华为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北京报复性抓捕加拿大公民，并实施贸易制裁，两国关系急转直下，降温至冰点。 遥想十年前，与北京保持距离的保守党执政时，两国还曾热闹地举办过建交40周年图片展等系列活动，时任总理哈珀出席纪念酒会时还称赞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充满生机与活力。今年50周年本该大庆，但在两国关系的寒冬中只闻摩擦声和破裂声。 8月20日，中国大使馆指两国关系正面临“严重困难”，“加拿大要为两国关系恶化负责”。8月25日，与加拿大外长商鹏飞在罗马会晤的中国外长王毅希望“加方拿出独立自主国家的姿态，消除影响中加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商鹏飞则当面告知中国的胁迫外交对加拿大无效。9月1日，中国大使丛培武在蒙特利尔接受《新闻报》专访时称“两国关系发展基础受损”，“中加关系不进反退”。9月3日，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陆慷在北京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专访，记者问“加拿大多年前在中国需要的时候对华出口小麦，也曾帮助中国培训法官、政府官员等，但中国却因为一件事就抛弃了50年来总体良好的双边关系。为什么中国政府这么迅速地放弃多年来的善意？”，陆慷否认中国“抛弃长期友谊”，但指“孟晚舟事件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双方推进合作失去了合适的氛围”。陆慷更指“加拿大是美国的唯一帮凶”，因为美国曾要求数十国拘押孟晚舟只有加拿大做了。在采访中，加拿大记者提及“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可能性，因为“在中国将两名加拿大公民扣为人质的情况下，为什么加拿大不能抵制？为什么加拿大运动员还要来华参赛？” 9月18日，加拿大外长商鹏飞宣布放弃与中国达成自贸协议的想法，因

新冠病毒带给当今世界影响之巨，令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为人类设想了新的纪年方法，新元前（新冠肺炎元年之前）和新元后，美国华裔学者文贯中认为新冠病毒将使经济全球化由目前的“一个世界”蜕变为“两个阵营，三个世界”。加拿大学者埃里克·米勒（Eric Miller）相信“中美两国声誉都可能因新冠病毒危机受损，这将为中等强国，特别是拥有强大声誉和网络者提供壮大的机会”。 加拿大全球事务研究所（Canadian Global Affairs Institute）研究员埃里克·米勒曾就职于加拿大驻美大使馆，担任过加拿大商会副主席，目前是美加智库丽都波托马克战略集团（Rideau Potomac Strategy Group）主席，他今年4月在加拿大政治网站（Ipolitic)撰文《新冠病毒将如何改变全球政治》，展望了疫情之后全球政治新格局。 他强调“流行病长期以来都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通常的结局是，国际关系结构通过扩大现有趋势和创造新趋势而发生变化。黑死病导致了从中国延伸到土耳其的蒙古帝国崩溃和丝绸之路贸易走廊凋敝。西班牙流感推动了印度独立运动、杀死了列宁可能的继任者、促进美国在《凡尔赛条约》中接受对德国的惩罚性条款。尽管新冠病毒疫情仍在发展中，其影响同样具有深远意义，核心结果将是美中关系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最后会类似于新冷战，加速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大规模瓦解”。 对医疗产品的疯狂争夺正促使西方对过度依赖中国生产产生怀疑。恰如9/11之后，政府将某些部门指定为“关键”部门后，会要求有足够的国内生产能力来应对危机。它还会动摇其他领域里的“中国制造、全球销售”模式，供应链可能会按预期市场更多地细分到定制的渠道。从政治风险角度看，“可靠性”将成为评估未来生产地的一个因素。除调整供应链外，经济冲突还将转向技术竞争和对投资的审查，特别是战略部门的投资。 新冷战还包括在南中国海和朝鲜半岛等危险区域的军事摩擦。用基辛格的话说，中国并不视自己为“崛起”，而是“回归大国”，是出于创造财富和安全原因而寻求全球影响力。而美国政界已达成基本共识，中国是必须面对的生存威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美两国都可能因新冠病毒危机而声誉受损。由于早期处理失误造成疫情全球大流行，中国无论如何加大宣传和捐赠医疗设备都无法弥补所造成的重大损失。而在美国，尽管许多州长反应出色，

 一个加拿大秘密小组被曝光曾在去年11月去中国游说释放“两位迈克尔”（2 Michaels），他们在加拿大应美国请求拘押华为高管孟晚舟后第十天被中国拘捕，至今已有600多天。如何令他们早日获释，不仅是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民（Dominic Barton）的首要使命，也令多批加拿大人以公开或秘密方式赴华游说，结果却是越来越无望。 被关押在北京的国际危机组织东北亚高级顾问、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被关押在丹东的加拿大商人迈克尔·斯帕弗（Michael Spavor）被加拿大媒体简称为“两位迈克尔”，其命运越来越多地被聚焦。六月底，《多伦多星报》揭密由加拿大执政自由党、反对党保守党及无党派人士组成的秘密小组，去年11月抵达四川成都，与没有透露姓名的中国现任及前任官员举行了多日会晤。这个小组由阿尔伯塔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侯秉东(Gordon Houlden)发起，成员有前保守党政府外交部长约翰•贝尔德（John Baird）、保守党议员特德·孟席斯（Ted Menzies）、前驻华大使罗岚（Rob Wright）、前自由党内阁司法部长洛克(Allan Rock）和前外交部副部长爱德华（Len Edwards）等，尽管没有获加拿大政府资助，但渥太华不仅知悉他们的行程，还在出发前介绍了情况。侯秉东认为为达致两位迈克尓获释双方必须寻求妥协，他相信当时“有信号表明中国人愿意妥协，在他的小组离开成都前往北京的那一天，中国宣布将取消对加拿大猪肉和牛肉的进口限制”。到北京后，小组把此行结果告诉了驻华大使鲍达民，中国表明的立场是“如果加拿大释放孟晚舟，中国也将释放两名迈克尔”。 加中立法协会(Canada-China Legislative Association)也加入了拯救加拿大公民行动，协会分别于2019年1月和5月两次公开组团访问中国。第二批成员有律师出身的约瑟夫·戴（Joseph A. Day）、70岁的华裔参议员胡子修（Victor Oh）和人权法律专家独立参议员杜普斯（Renée Dupuis）等，他们在5月20日至25日去了上海和南京等地，直接向中国官员交涉两位迈克尔被捕一事。 今年5月27日，加拿大卑诗省最高法院裁决孟晚舟构成双重犯罪，面临引渡去美国的诉讼。希望落空的北京，6月19日以间谍罪起诉两位迈克尔。6月23日，康明凯妻子纳吉布拉(Vina

原定5月份与加拿大合作测试的康希诺新冠病毒疫苗，由于未获中国海关批准，在数月等待无果后，8月25日加拿大国家研究院（NRC）宣布“时机已过”，这一中加交恶时期罕见的合作项目已经夭折。 天津康希诺生物公司是中国领先的疫苗开发商之一，董事长宇学峰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博士，在法国赛诺菲制药公司多伦多分公司工作9年后回中国创业。今年5月12日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宣布与康希诺合作开发新冠疫苗，在加拿大进行临床试验，研究院在蒙特利尔的生产基地可启动后续生产。中国政府也曾就此高调表态，5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和加拿大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积极开展应对疫情合作。中方正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世界各国积极开展药物及疫苗研发国际合作，我们愿继续同加方一道，加速新冠肺炎医疗产品的研发生产，为维护全球卫生安全和抗击疫情作出努力”。 康希诺的Ad5-nCoV疫苗在中国完成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试验，原计划5月下旬送至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的达尔豪西大学加拿大疫苗中心进行第一、二阶段的联合试验，预计临床试验6月开始，参与者696人，年龄最大可以到85岁，以便更好地评估加拿大人口中最年长人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合作测试的消息在5月公布后，加拿大人在对中国疫苗的翘首等待中度日，6月传来中国军队批准使用这一疫苗的消息，7月康希诺又与俄罗斯、巴西、智利和沙特阿拉伯协商，准备启动疫苗的第三期试验，尽管加拿大人相信上述国家无一具有加拿大严格透明的药物测试程序，但康希诺认为加拿大不是“进行第三阶段研究的理想场所”，因为病例较少。7月，疫苗还没有踪影，7月16日总理杜鲁多被追问中国疫苗为何迟迟未到，他以运输延误作答。8月，康希诺疫苗获中国政府颁发专利。 疫情肆虐时期疫苗关乎人命，加拿大人在苦等了3个月后才发现合作早已悄然夭折。8月25日，康希诺首席执行官宇学峰在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采访时表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指国内官僚主义令疫苗决策“太复杂”，他不愿猜测其中是否有政治因素，只是说中国政府的某些部门不清楚疫苗是否应该“进行全球试验或如何处理”，导致运往加拿大的时间严重延迟，无法按计划进行测试。《环球邮报》指在加拿大国家研究院与康希诺签署协议后，中国政府改变了运送疫苗的程序，疫苗一直未从中国寄出，令人怀疑是加中两国持续了一年多的紧张关系令疫苗合作失败。就在8月25日，中国外长王毅和加拿大外长商鹏飞在意大利会晤时还

2020年，美中进入决战期，但仅凭特朗普和习近平，是无法应付这场史诗级的宏大战役的，他们各有三头六臂，也就是助手和智囊，为元首们运筹帷幄，像射出夺命箭一样打出一张张牌。 特朗普的助手是蓬佩奥，智囊是余茂春，习近平的助手是王沪宁，智囊是，大概是两位数，但其中之一是郑永年。 这敌对阵营的两位智囊放在一起，就有故事了。 他们都出生在中国的饥饿年代1962年，都在中国名校完成基础学业，都曾同情或参与1989学生运动，都获得美国名校博士，都长期在西方从事中国研究。 美中世纪对决之际，余茂春上位 美国国务院国务卿政策规划办公室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为美国施出绝杀中国共产党的狠招。 郑永年从新加坡回归中国，为习近平展示西方文明夕阳西下的景象。 美中对决，从某种略带夸张的意义上说，是余茂春和郑永年的对决。他们俩的故事刚刚开始，仔细观察和记录，不失为欣赏这段历史的有趣的角度。  郑永年（1962年2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学士（1985年）、政治科学硕士（1988年），留校任教。 1989年参与六四运动，与学生一起占领天安门广场，向中国政府请愿。 1990年出国，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科学硕士和博士（1995年）。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创办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任其首任研究主管及教授级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2020年7月，出任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 亲历天安门学运后随着游历多国的经验，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发展价值观的新左派代表人物。每隔一两周写“周日徒步日志”，每次都要走上三四十公里。一般走35到40公里，接近一个马拉松。平均一小时走6公里。 最多一次走了71公里。   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走路可以同时获得这三种感觉。上世纪80年代，读萨特的存在主义，给我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人只能自我衡量，评判标准只能是自己，不是另外的人或物。所以，我对萨特当年拒绝领诺贝尔文学奖特别佩服，他说人就是自己衡量自己。 一直保留中国籍，2020年把户口从北京大学集体户口转回老家浙江省 余姚市郑洋村。 余茂春（1962年8月-）南开大学历史系（1983年

 8月10日香港报人黎智英被捕，渥太华指北京用港版国安法削弱了《基本法》规定的香港人权和自由，令人再度关注在港30万加拿大人的命运。早在国安法通过前27天，加拿大副总理方惠兰就表示“衷心欢迎”在港加人回国，外长商鹏飞称“如果需要，将像在武汉那样撤侨”。近日香港执业律师关进贤指“根据《海牙公约》，一旦北京视加籍港人为中国公民禁止离港，加拿大将束手无策”，加籍港人或成为北京未来对付渥太华的一张牌。 拥有30万加拿大人的香港，是加拿大人在海外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居住地，其主要成因如加拿大记者坎农（Margaret Cannon）在1989年出版的著作《中国潮：香港出走加拿大启示录》所指，九七前香港出现移民潮，大批港人移民加拿大。黎智英家人也是其中一份子，今年8月初，黎智英在被捕前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他姐姐和母亲都曾住在安大略省，他家在多伦多附近的湖滨尼亚加拉小镇购置物业，经营着当地著名的酒店。但在随后的年月里，一些港人被香港诱人的经济条件和就业机会吸引，带着在加拿大出生的孩子返港，逐渐形成了庞大的加籍港人社区。 7月23日，曾在荷兰海牙和平宫接受国际仲裁训练的香港律师关进贤在加拿大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环球邮报》上以《边缘的加籍港人社区》为题撰文，分析了这一人群的困境。关进贤指“香港移交中国23周年前夕通过港版国安法，被观察家视为在一年的政治动荡和冲突后，北京加强对香港的控制。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达对香港局势的关切，强调有30万加拿大人住在香港。但这些在港的归化加拿大人的国籍是一个棘手问题，可能会对考虑离开香港的加拿大人产生影响”。关进贤认为中国《国籍法》不认同“来自香港的第一代加拿大人及其子女，居住在香港仍是加拿大人”的说法。“中国《国籍法》规定，出生于香港的中国血统居民被视为中国公民。与加拿大不同，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在没有‘定居国外’的情况下，获得外国国籍并不意味着否定中国国籍。中国法律还规定中国公民在国外出生的孩子也被视为中国公民”。 关进贤律师注意到最近中英就港版国安法的一次交手，当伦敦宣布它将为300万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人提供获得英国公民身份的途径后，北京就警告说它可能会促使采取“相应措施”，限制在香港的中国公民旅行。设想一旦北京对希望离开的加籍港人施加限制，加拿大可能会陷入外交困境。由于华为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以及加拿大人康明凯和斯帕弗被中

今年5月山东黄金集团以2.074亿加元收购加拿大金矿一案，现正处于加拿大联邦政府审查阶段，此收购案因为涉及疫情期间、中国国企、北极地区和矿产资源等多重敏感因素，在加拿大国内备受争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发出的中国北极投资警告，也为中国收购加拿大北极金矿带来不确定因素。 2019年生产黄金32290盎司的希望湾金矿（Hope Bay）位于加拿大人烟稀少的努纳武特地区，距北极圈仅160公里，由一个驳船码头通过潮水连接具有高度战略性的西北通道进入太平洋或大西洋。今年5月8日买卖双方通过视频分别在济南和多伦多签约，一星期后加拿大前情报局长理查德·法登（Richard Fadden）就提醒渥太华认清北京控制关键金属和矿物资源的战略，严格审查这一北极金矿收购案。他认为尽管黄金不是加拿大和美国关键矿产战略的一部分，但黄金是动荡时代的避险投资，还广泛用于核电站和核武器设施的控制系统中，对世界经济非常重要，他甚至认为有必要把黄金纳入关键矿产战略。5月18日加拿大《环球邮报》指中国在加拿大收购金矿，令担任过哈珀和杜鲁多两任总理国家安全顾问的法登担忧“中国人似乎对监管门槛非常了解，而且正处于监管门槛之下”，他透露加拿大国家安全机构对中国“低于监管门槛”谨慎投资加拿大的做法越来越关注。 加拿大矿业协会会长皮埃尔·格拉顿（Pierre Gratton）表示由于山东黄金集团是中国国企，收购案已在业内引起轩然大波，如联邦政府最终否决，则是“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即加拿大严重担忧中国国企收购加拿大的资源产业。卡尔加里大学军事、安全和战略研究中心北极问题专家罗伯·休伯特（Rob Huebert）指加拿大应该假定中国国企在加拿大的每项投资都有战略意义，因为“这完全是一带一路的一部分”。不过他认为该交易可能会被批准，因为加拿大别无选择，很难拒绝。 休伯特所谓的“难以拒绝”大概指的是“黄金是一种投资产品，而非国家安全产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政治与国际法项目学者迈克尔·拜尔斯（Michael Byers）称这次中国只是想在加拿大北极地区寻找赚钱的机会，“交易的商业属性、小规模金矿和必须获得因纽特人的合作以及位于西北通道深水路线之外”是这一收购案有可能获得联邦政府批准的有利因素。《努纳武特新闻网》指希望湾金矿收购条款中有一特别内容涉及因纽特人，因为努纳武特地区土地谈判确保了因

7月17日，日本公布了首批获得6.53亿美元补助以把生产线移出中国的87家企业名单，正式启动三个月前推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日本计划用20亿协助厂商从中国撤回日本，两亿帮助企业转移到其它国家。与日本同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发起国的加拿大，能否从中分得一杯羹，吸引更多日本企业前来投资呢？ 早在去年2月，本台在《中加交恶带给日本的贸易机会》一文中就注意到了日本与加拿大强化两国经贸关系的愿望。当时日本大使石兼公博希望加拿大将其亚洲焦点从中国移除，并指明双边贸易具有开发潜力的领域。加拿大智库麦克唐纳·劳里埃研究所也在5年前建议加拿大摆脱中国崛起的错误引导，在亚太地区以日本为重点。但事与愿违，一年后世界出口贸易专业网站worldstopexports数据显示，2018年加拿大对日出口占其出口总量的2.1%，比前一年还低0.1%，而在日本前15名贸易伙伴中，仍不见加拿大的踪影。 今次日本鼓励企业撤出中国，加拿大能否抓住机会呢？专注于加拿大与亚洲经贸关系的《温哥华商报》（BIV）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调查结果。该报在4月17日的报道中引述前美国贸易官员肖恩·金(Sean King)的乐观估计，指“加拿大如果应对得当，当可获得一些日本投资”，日本鼓励企业前往第三国，“令是美国、日本和其他志趣相投国家毋庸置疑投资目的地的加拿大处于优势地位”。更何况丰田和本田等日本汽车制造商已经在加拿大拥有多家工厂，富士通也于2018年在温哥华启动了智能技术项目，以推动全球人工智能业务的发展。金认为美国奉行保护主义，令同在北美的加拿大更具投资吸引力。 该报4月24日的报道却指“熟悉跨太平洋贸易的加拿大顶级贸易观察员相信，日本因新冠病毒疫情而鼓励企业把供应链从中国撤出，加拿大因此获得日本投资机会的想法不切实际”，原因是较高的工资水平、相对低的人口和生产能力等加拿大市场基本条件限制了加拿大从日本的行动中获得实际利益。报道援引加拿大西部基金会贸易与投资中心主任卡洛·戴德（Carlo Dade）的话说“在与中国竞争方面，日本将更多考虑加拿大，这种说法只是个笑话”。“过去十年日本尝试购买加拿大液化天然气以应对2011年福岛核灾难后的能源需求，加拿大却无能为力。因为自2014年以来，加拿大西部许多项目都夭折了”。他强调日本市场对项目能否按期完成和产品都高度敏感，加拿大西部输油管道项

6月30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实施香港国安法， 美国当即宣布暂停香港优惠待遇，参众两院快速通过《香港自治法》 以制裁中国官员和实体， 英法德日等27国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声明呼吁北京重新考虑 港区国安法，遭北京强硬回击，中国为何要不惜成本控制香港？ 早在今年4月，加拿大议员埃里·奥图尔（Erin O’Toole）就指与西方“正处新冷战边缘”的中国，“ 能否承受第二次冷战完全取决于其控制‘境外近邻’（near abroad）的能力”，而香港正是北京至关重要的‘境外近邻’ 。 曾在哈珀内阁担任加拿大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的奥图尔， 正二次角逐反对党保守党党魁，4月23日他在加拿大《国家邮报》 撰文《我们正处于与中国新冷战的边缘》， 回顾了西方与前苏联的第一次冷战如何在加拿大打响。一般认为， 1946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对苏联“铁幕” 降临欧洲的描述是冷战的开始， 但实际上冷战一年前就在加拿大打响了。1945年9月， 苏联驻渥太华大使馆密码员伊格尔·古琴科（Igor Gouzenko）叛逃， 向加拿大皇家骑警揭密苏联正部署与前盟友交战， 在连续多日向媒体、政府官员和警察讲述后竟不被人相信， 最终说服皇家骑警后，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分享了他的故事， 他透露的内容引发了冷战。现在世界又处于新冷战的边缘， 不同的是这次是与另一个专制共产政权--中国。 奥图尔指“共产主义的生存法则是消除所有的政治自由。 公民不能有不同政见或不同的宗教信仰，当然也不能有言论自由”， “中国能否承受第二次冷战完全取决于其控制前苏联所谓的‘ 境外近邻’的能力。霸权势力在‘境外近邻’ 需要无可争议的政治权威和压制异议人士的能力， 以维护共产党在国内所要求的‘政治统一’”。他举例说“ 在第一次冷战的前20年， 苏联不得不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暴动， 并切断西柏林与世界的联系。柏林墙1961年建成后， 查理检查站成为冷战的象征”。 奥图尔在加拿大联邦保守党内负责外交事务评论，他把今天中国的“ 境外近邻”分为两个区域：香港、台湾和澳门是近境外；新加坡、 韩国、日本和越南是外围地区。他说“在新冠病毒爆发前， 香港是中国共产党的软肋。在过去五年中， 北京侵犯香港的自治权引发了几个月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自1970年代以来， 台湾一直在努力争取国际承认其脱离中国的独

因疫情滞留危地马拉已110日，困居利文斯顿孤岛闲来无事，聊一聊印度国旗的趣闻。 1921年，圣雄甘地首次向印度国民大会提出了国旗设计方案。橘红色代表印度教徒，绿色代表穆斯林，白色代表其他宗教，中心是一个传统纺车，象征着甘地的目标， 通过制造自己的服装来使印度人自力更生，抵制英国货。 但到 1947年8月15日独立前几天，印度 特别制宪议会决定用代表永恒法律之轮的阿育王法轮 Dharma-cakra 取代传统纺车。 在中文世界里，传说是中国人罗家伦改的，尽管网上找不到印度人对这一说法的支持。 罗家伦（1897年12月21日－1969年12月25日），籍貫浙江绍兴，生于江西进贤，是五四运动领袖，清华大学首任校长，中国驻印度首任大使。其长女罗久芳在印度读中学，留学美国后曾执教于密西根大学和华盛顿大学，2006年她在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录《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中记录了其父为印度国旗出谋划策的故事： 1947年7月26日，罗家伦为即将赴莫斯科任职驻苏联大使的尼赫鲁的胞妹 Pandit设宴送行，期间总理尼赫鲁和其他政要从国会直接赶来赴宴， 问及罗家伦对印度国旗的意见， 罗家伦谦逊一番后表示用佛教法轮替代圣雄甘地的传统纺车更好。 印度国旗由此诞生。 大致的内容在百度罗家伦词条里记载如下： 1947年印度独立，罗家伦任中华民国第一任驻印大使。一次使馆晚宴，印度总理尼赫鲁受邀，谈及国会对国旗的讨论，谈到把甘地土布运动的纺车置于中央。罗家伦听了不以为然，说：“ 一个像印度这样疆域广而人口众多国家的国旗， 最好要使散布在各区的人们，看到政府颁布的图案和说明， 就能按照仿制，不致错误。甘地的纺车虽简单， 但棍棒等件仍然很多，各处仿制，很难合乎比例， 将来势必不能一致。国旗不易标准化，是不方便的， 这是我所持的第一个理由；我知道甘地抵制英货的纺织土布运动， 自有印度独立史上的意义，可是印度要建国，必须要现代化， 断不能停滞在手纺脚勾的原始土车上，这土车时代任务过去了， 就在当时，它也不过起到了有限的作用， 何必把它延长的重建印度的影响，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 何不主张将你们历史上和艺术上著名的阿育王法轮，放在中间呢？ 阿育王法轮虽有许多轮齿，可是都是按一定几何图案的比例， 不但容易绘

6月17日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在西欧和其他国家组别中，挪威以130票、爱尔兰以128票双双胜出，加拿大仅获108票，继2010年之后再次落选，且得票少于上一次的114票。加拿大人把上次失利归咎于中东政策偏向以色列和失去非洲支持，而今再度败选，原因何在？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18日表示“竞选活动起步晚”导致最终败给对手，这一说法得到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的背书，她说“爱尔兰05年、挪威07年就决定角逐，加拿大在杜鲁多上台后的16年才加入，这是一场激烈的竞争，时间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前加拿大外交官斯科特·吉尔摩（Scott Gilmore）17日在政论杂志麦克林（Maclean's）网站上撰文指“挪威和爱尔兰获得欧洲集团的选票，尽管加拿大与沙特阿拉伯有武器交易，但我们的变化莫测令他们生气，加上典型的亲以色列外交政策，令我们在中东的支持很弱，我们对非洲的援助没有跟上挪威等国的步伐，再加上怒气冲冲的中国，虽然中国只有一票，但它有很多钱来说服其他国家投我们的反对票。” 此次加拿大失利，中国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17日，加拿大外长尚鹏飞（Francois-PhilippeChampagne）在回答记者的这一问题时，表示“不相信中国曾在联合国成员国中游说反对加拿大”。但官方说辞无法掩饰中加之间越来越糟糕的双边关系，上个月27日加拿大卑诗省最高法院裁决孟晚舟构成双重犯罪延续了将她引渡到美国的法律程序，也升级了北京对加拿大的愤怒，中国外交部指责“加拿大扮演了美方帮凶的角色”，观察家们正等待北京进一步报复加拿大的动作，结果20天后，联合国192个成员国无记名投票，加拿大只获得了108票，反对国占比高达43.75%。 本台今年三月曾撰文分析《谁会阻挡加拿大进入安理会》，指当时有人担心因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捕，“中国会成为加拿大达成目标的唯一障碍”，曾担任美国进出口银行副总裁的多伦多塞内卡学院教授罗伯特·怀特（Robert Waite）断言，被孟晚舟事件激怒的“中国很容易让加拿大竞选安理会席位的努力落空，它只要在幕后游说，微妙提醒联合国各会员国中国作为贸易伙伴、捐助者和基础设施投资者的重要性”。除中国外，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国际事务专家贝斯玛·莫玛尼（Bessma Momani）还相信“许多专制国家不想让加拿大获得席位”，这些国

6月2日，加拿大两家主要通信公司贝尔（Bell）和研科（Telus ）宣布与瑞典爱立信和芬兰诺基亚合作建设5G网络，加上全加最大的电信运营商罗杰斯（Rogers）早在2018年就宣布与爱立信合作构建5G，加拿大三大电信运营商都先后舍弃华为选择了欧洲的5G技术，这对正为如何取舍华为而深感头疼的加拿大政府来说，减轻了决策压力。 路透社在报道这一消息时引用国际数据资讯(IDC)加拿大通信业首席研究分析师劳伦斯（Lawrence Surtees）的话说，这个决定破坏了华为在加拿大的野心，“尽管华为与较小的公司签有合约，并继续为贝尔网络提供一些技术，但这两家公司的决定意味着失去大量合约”。美国科技媒体ZDNet.com称这一最新进展“有效地将华为拒于加拿大5G建设门外”，“意味着华为与五眼联盟国家中的5G建设越来越被隔离开来”。 在五眼联盟国家中，澳大利亚最早在2018年8月响应美国号召，明令禁止华为提供5G设备，华为进军新西兰的努力也在2018年11月受挫，尽管英国在今年1月份为华为设备参与制定了35％的上限并阻止其提供核心设备，但在港版国安法通过后决定重新审查这一决定，作为五眼联盟中唯一尚未决定对华为持何种立场的国家，加拿大由安全情报机构、军方和科技创新部对华为进行网络安全审查，以确定其5G技术是否会构成国家安全隐患，渥太华一再推迟公布最后决定的日期，从去年10月大选后延迟到今年，直到现在由三大营运商主动对华为说不。 本台去年6月曾发表《中美在加拿大展开华为生死拉锯》一文，解析加拿大迟迟未就华为5G表态的原因：除安全方面考量外，还有着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早在2012年，在美国受挫后的华为已将其北美中心迁移到加拿大，在多伦多设立总部，在渥太华设立研发中心。2019年2月加拿大广播公司指“加拿大禁华为可能会导致大笔赔偿官司”，因为2012年签署的《加中投资保护协议》中唯一能被渥太华用来为自己禁止华为参加5G网络建设决定进行辩护的是第33条款。该条款准许签字国出于基本安全利益考虑禁止对方公司参加本国业务，但这一条款被加上了严格的限制条件，只限于武器走私和核武器扩散等军事领域。一旦禁止华为参加5G项目，不但华为公司会提出索赔诉讼，一些加拿大公司也会要求联邦政府提供巨额补偿，因为它们早已以华为公司5G设备为基础做了先期投资和大量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