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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国旗和罗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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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滞留危地马拉已110日,困居利文斯顿孤岛闲来无事,聊一聊印度国旗的趣闻。 1921年,圣雄甘地首次向印度国民大会提出了国旗设计方案。橘红色代表印度教徒,绿色代表穆斯林,白色代表其他宗教,中心是一个传统纺车,象征着甘地的目标, 通过制造自己的服装来使印度人自力更生,抵制英国货。 但到 1947年8月15日独立前几天,印度 特别制宪议会决定用代表永恒法律之轮的阿育王法轮 Dharma-cakra 取代传统纺车。 在中文世界里,传说是中国人罗家伦改的,尽管网上找不到印度人对这一说法的支持。 罗家伦(1897年12月21日-1969年12月25日),籍貫浙江绍兴,生于江西进贤,是五四运动领袖,清华大学首任校长,中国驻印度首任大使。其长女罗久芳在印度读中学,留学美国后曾执教于密西根大学和华盛顿大学,2006年她在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录《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中记录了其父为印度国旗出谋划策的故事: 1947年7月26日,罗家伦为即将赴莫斯科任职驻苏联大使的尼赫鲁的胞妹 Pandit设宴送行,期间总理尼赫鲁和其他政要从国会直接赶来赴宴, 问及罗家伦对印度国旗的意见, 罗家伦谦逊一番后表示用佛教法轮替代圣雄甘地的传统纺车更好。 印度国旗由此诞生。 大致的内容在百度罗家伦词条里记载如下: 1947年印度独立,罗家伦任中华民国第一任驻印大使。一次使馆晚宴,印度总理尼赫鲁受邀,谈及国会对国旗的讨论,谈到把甘地土布运动的纺车置于中央。罗家伦听了不以为然,说:“ 一个像印度这样疆域广而人口众多国家的国旗, 最好要使散布在各区的人们,看到政府颁布的图案和说明, 就能按照仿制,不致错误。甘地的纺车虽简单, 但棍棒等件仍然很多,各处仿制,很难合乎比例, 将来势必不能一致。国旗不易标准化,是不方便的, 这是我所持的第一个理由;我知道甘地抵制英货的纺织土布运动, 自有印度独立史上的意义,可是印度要建国,必须要现代化, 断不能停滞在手纺脚勾的原始土车上,这土车时代任务过去了, 就在当时,它也不过起到了有限的作用, 何必把它延长的重建印度的影响,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 何不主张将你们历史上和艺术上著名的阿育王法轮,放在中间呢? 阿育王法轮虽有许多轮齿,可是都是按一定几何图案的比例, 不但容易绘

北京是否令加拿大再次落选安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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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在西欧和其他国家组别中,挪威以130票、爱尔兰以128票双双胜出,加拿大仅获108票,继2010年之后再次落选,且得票少于上一次的114票。加拿大人把上次失利归咎于中东政策偏向以色列和失去非洲支持,而今再度败选,原因何在?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18日表示“竞选活动起步晚”导致最终败给对手,这一说法得到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的背书,她说“爱尔兰05年、挪威07年就决定角逐,加拿大在杜鲁多上台后的16年才加入,这是一场激烈的竞争,时间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前加拿大外交官斯科特·吉尔摩(Scott Gilmore)17日在政论杂志麦克林(Maclean's)网站上撰文指“挪威和爱尔兰获得欧洲集团的选票,尽管加拿大与沙特阿拉伯有武器交易,但我们的变化莫测令他们生气,加上典型的亲以色列外交政策,令我们在中东的支持很弱,我们对非洲的援助没有跟上挪威等国的步伐,再加上怒气冲冲的中国,虽然中国只有一票,但它有很多钱来说服其他国家投我们的反对票。” 此次加拿大失利,中国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17日,加拿大外长尚鹏飞(Francois-PhilippeChampagne)在回答记者的这一问题时,表示“不相信中国曾在联合国成员国中游说反对加拿大”。但官方说辞无法掩饰中加之间越来越糟糕的双边关系,上个月27日加拿大卑诗省最高法院裁决孟晚舟构成双重犯罪延续了将她引渡到美国的法律程序,也升级了北京对加拿大的愤怒,中国外交部指责“加拿大扮演了美方帮凶的角色”,观察家们正等待北京进一步报复加拿大的动作,结果20天后,联合国192个成员国无记名投票,加拿大只获得了108票,反对国占比高达43.75%。 本台今年三月曾撰文分析《谁会阻挡加拿大进入安理会》,指当时有人担心因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捕,“中国会成为加拿大达成目标的唯一障碍”,曾担任美国进出口银行副总裁的多伦多塞内卡学院教授罗伯特·怀特(Robert Waite)断言,被孟晚舟事件激怒的“中国很容易让加拿大竞选安理会席位的努力落空,它只要在幕后游说,微妙提醒联合国各会员国中国作为贸易伙伴、捐助者和基础设施投资者的重要性”。除中国外,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国际事务专家贝斯玛·莫玛尼(Bessma Momani)还相信“许多专制国家不想让加拿大获得席位”,这些国

加拿大营运商对华为说不 替渥太华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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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加拿大两家主要通信公司贝尔(Bell)和研科(Telus )宣布与瑞典爱立信和芬兰诺基亚合作建设5G网络,加上全加最大的电信运营商罗杰斯(Rogers)早在2018年就宣布与爱立信合作构建5G,加拿大三大电信运营商都先后舍弃华为选择了欧洲的5G技术,这对正为如何取舍华为而深感头疼的加拿大政府来说,减轻了决策压力。 路透社在报道这一消息时引用国际数据资讯(IDC)加拿大通信业首席研究分析师劳伦斯(Lawrence Surtees)的话说,这个决定破坏了华为在加拿大的野心,“尽管华为与较小的公司签有合约,并继续为贝尔网络提供一些技术,但这两家公司的决定意味着失去大量合约”。美国科技媒体ZDNet.com称这一最新进展“有效地将华为拒于加拿大5G建设门外”,“意味着华为与五眼联盟国家中的5G建设越来越被隔离开来”。 在五眼联盟国家中,澳大利亚最早在2018年8月响应美国号召,明令禁止华为提供5G设备,华为进军新西兰的努力也在2018年11月受挫,尽管英国在今年1月份为华为设备参与制定了35%的上限并阻止其提供核心设备,但在港版国安法通过后决定重新审查这一决定,作为五眼联盟中唯一尚未决定对华为持何种立场的国家,加拿大由安全情报机构、军方和科技创新部对华为进行网络安全审查,以确定其5G技术是否会构成国家安全隐患,渥太华一再推迟公布最后决定的日期,从去年10月大选后延迟到今年,直到现在由三大营运商主动对华为说不。 本台去年6月曾发表《中美在加拿大展开华为生死拉锯》一文,解析加拿大迟迟未就华为5G表态的原因:除安全方面考量外,还有着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早在2012年,在美国受挫后的华为已将其北美中心迁移到加拿大,在多伦多设立总部,在渥太华设立研发中心。2019年2月加拿大广播公司指“加拿大禁华为可能会导致大笔赔偿官司”,因为2012年签署的《加中投资保护协议》中唯一能被渥太华用来为自己禁止华为参加5G网络建设决定进行辩护的是第33条款。该条款准许签字国出于基本安全利益考虑禁止对方公司参加本国业务,但这一条款被加上了严格的限制条件,只限于武器走私和核武器扩散等军事领域。一旦禁止华为参加5G项目,不但华为公司会提出索赔诉讼,一些加拿大公司也会要求联邦政府提供巨额补偿,因为它们早已以华为公司5G设备为基础做了先期投资和大量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