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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肆虐凸显缺乏全球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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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自去年底在武汉爆发,短短三个月已扩散至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各国混乱的抗疫政策暴露出全球治理短板,加拿大资深记者马修·费舍尔(Matthew Fisher)认为疫情呼唤全球领袖,但特朗普、习近平和普京的表现证明他们都无法胜任这一角色。 担任驻外记者35年的马修·费舍尔3月15日在加拿大《环球新闻》撰文《世界需要领袖,但我们却有特朗普、习近平和普京》,对三人在疫情中的表现逐一点评。 马修·费舍尔嘲讽特朗普似乎直到3月13日才意识到美国和世界所面临危机的巨大严重性,因为在这一天,特朗普终于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此前他一直否认新冠病毒对美国构成威胁,甚至声称相关报道是“假新闻”。 特朗普还宣布了5000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以帮助美国人度过时艰,但又以惯常的风格吹嘘自己在整个危机中表现得如何“令人难以置信”和“卓越”,为自己宣布对多国实施旅行禁令感到自豪,甚至吹嘘如果欧洲效仿他的话,就不会取代中国成为病毒肆虐的中心。 马修·费舍尔批评特朗普不预先与欧洲盟友商量的做法是他常见的行事风格,但每做一次,都会使欧洲领导人丧失更多的耐心。文章质疑特朗普对病毒威胁的肤浅和残酷的初步反应,是否会导致更多的美国人生病,并指他在13日的言论试图撇清自己对美国疫情加重的责任。 马修·费舍尔强调为应对病毒大流行的空前挑战,全球迫切需要唯一超级大国的总统和两个可能成为超级大国的领袖来领导,因为负责任的领袖可以缓解因恐慌而引起的公众焦虑。但到目前为止,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导人都还没有迎接挑战。 特朗普最初否认冠状病毒的危害,对如何处理它有长达数周的公开摇摆不定,并继续纠缠于其他国际事务中。 例如为震慑伊朗,美国八年来首次将两艘航空母舰移入中东。出于同样的原因,华盛顿还从密苏里州向葡萄牙派遣了B-2轰炸机。这些套路遵循的是20世纪公认的模式,但今日全球安全更多与网络、信息战以及当前的医疗问题相关,而不是对原始军事力量的炫耀。 在美国国内形势因新冠病毒及其解决方法的不确定性而陷入困境时,特朗普的做法尤其令人不安。 在批评完特朗普之后,马修·费舍尔把目光转向了北京。他说许多人认为中国是超级大国的继承人,但其表现并不更好。北京否认病毒的危害和压制本国公民和全世界对病毒的了解长达四个星期或更长时间。因为北京害怕揭示真相可能会损害习近平的声誉和

加拿大民调:疫情过后社会将更富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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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出生于1997至2012年间的年轻人转向宗教来应对疫情大爆发,据信这种超越唯物主义的转变会使疫后社会变得更富同情心。 加拿大卡尔加里安斯蒂斯传播咨询公司(Anstice Communications)最近对安大略省、艾伯塔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800名受访者所做的调查发现,27%受访者呈现上诉倾向,他们大多数是Z世代年轻人(Gen Zer),67%的人最珍惜健康、家人和朋友这些生活中最基本的因素,38%的受访者表示比以前更愿意帮助陌生人。调查公司对此颇感惊讶,因为这表明“新冠病毒已经彻底颠覆了昨天放纵的消费文化,加拿大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富有同情心和友善的社会。” 受访者还表示疫后将把寻找“重于物质主义的人生意义”放在首位,并希望将钱花在与他们具有相同价值观的企业的高质量产品上。这意味着疫情已经唤醒了消费者,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生活的基本必需品,而这些在过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消费者专注于购买,但现在一些基本原理正发生有意义的变化。 这次民调还发现人们对能源行业和公用事业有了新的认识,有50%的人希望雇主可以继续提供在家工作的选择,52%的受访者希望可以长期接受在线教育。

加拿大向老人及弱势群体提供疫情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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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爆发令欧洲多国放弃老年人,但正遭疫情冲击的加拿大宣布将向老人、儿童和贫穷者提供超过2亿元的特别资助,总理杜鲁多在3月2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加拿大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 杜鲁多宣布在疫情大爆发期间,加拿大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机构将获得1575亿元、暴力受害者援助中心将获得5000万元的额外援助,另有750万元用于帮助受疫情影响的青少年,各地基层组织也将获得900万元用于帮助老人,为长者提供送菜送药上门等服务。 截止到3月29日,加拿大已有20万5097人接受了新冠病毒感染测试,确诊者达5652人,其中65%是受社区感染,35&是在国际旅行中或在返回加拿大途中被感染,7%的病人需要住院,3%是危重病人,目前死亡人数是61人。3月27日疫情最严重的蒙特利尔已进入紧急状态。为阻止疫情在国内进一步扩散,加拿大宣布从3月30日中午开始在各地机场和火车站对乘客进行健康检查,禁止疑似病人搭乘国内航班和火车。 在被问及是否需要派遣军队帮助应对疫情时,杜鲁多表示暂时没有动用军队的必要,但他呼吁加拿大的志愿者团体行动起来,帮助有需要的人们共度时艰。尽管昨天传出总理夫人索菲的病毒感染已经治愈的消息,但杜鲁多本人还处于自我隔离状态,他现在首都渥太华的住所内远程办公。

受新冠病毒冲击太阳马戏团考虑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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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病毒肆虐下各国纷纷禁止演出活动,全球最大规模的演出机构加拿大太阳马戏团在裁员95%之后,因现金紧缺和面临9亿美元的债务危机正考虑申请破产。 据路透社3月26日报道,太阳剧团娱乐集团(Cirque du Soleil Entertainment Group)正研究债务重组方案,其中包括申请破产。原因是2015年美国私募股权公司TPG Capital购买了太阳马戏团60%股份,由此产生15亿美元的债务引发了当前危机。2015年,中国复星集团也购买了太阳马戏团20%的股份,加拿大第二大养老金机构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占股10%。美国三大信贷评级机构之一穆迪投资服务公司3月初将太阳马戏团信用评级降低到了垃圾级,警示其有违约风险。 1984年创立于魁北克的太阳马戏团在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墨西哥、日本和中国澳门、杭州等地常年驻点演出,在上海和北京等地有巡回演出。今年1月24日,中国抗击新冠病毒期间,太阳马戏团停止了在中国的演出,随后其创办人Guy Laliberté出售了自己在公司的最后10%股份。3月8日,太阳马戏团停止在美国的演出。3月19日,太阳马戏团宣布裁员4679人。原定4月23日在其总部所在地蒙特利尔做全球首演的2020年新戏《同一天空下》(Under the Same Sky)也被取消。

中国和俄罗斯如何对加拿大安全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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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加拿大国会国家安全和情报委员会(NSICOP)公布年度报告,指中国和俄罗斯正利用其侨民、秘密特工和学术团体对加拿大做“重大和持续性”的干涉活动,以操纵媒体、影响加拿大的公众舆论和政府决策。一星期前,加拿大国防部参谋长乔纳森·万斯(Jonathan Vance)将军指责俄罗斯和中国通过“低强度冲突”行动来推进其目标,二战后令加拿大受益的秩序有可能被颠覆。 国家安全和情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指中俄“以族裔社区为目标,试图破坏选举、操纵媒体、并试图在大专院校引发辩论。每项活动都对加拿大的人权、自由及主权构成重大威胁”。尽管中俄“动机不同,但都试图利用加拿大社会的开放性进行渗透”。不过加拿大广播公司在当天的报道中指委员会主席、自由党议员大卫·麦坚迪(David McGuinty)没有回答这些尝试是否成功或一年中有多少次尝试。在公布的报告中,有关两国特定目标的信息均被删除。 报告指中俄寻求影响力的主要方法是瞄准和操纵加拿大的族裔社区。“一些人愿意充当外国代理人,动机包括爱国主义或相互利用。还有人被威胁、骚扰和因国内家人被捕而被迫合作”,报告指“中国利用其不断增长的财富动员和呼吁公民参加行动,当涉及到国家情报工作范畴时,中国法律规定公民有义务协助”。 中俄还是加拿大校园的“主要威胁者”,它们不仅试图影响校园辩论,对间谍活动和知识盗窃也感兴趣。报告特别点名孔子学院和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指联谊会本身并不有害,但问题是“与中国使馆和领馆的关系”,教授中国语言文化的孔子学院由中国政府资助,但美国官方的调查显示“资助带有可能损害学术自由的条件”,“所有教师、活动和发言人均需获得中国政府批准,与中国政府签订合同的中国教师要保证不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报告批评加拿大联邦政府对中俄威胁反应迟钝,建议政府跨部门制定新的战略,效仿同为五眼联盟成员的澳大利亚设立反外国干涉的国家协调员,建议高级官员在与公众就外国干预问题接触时,注意信息鸿沟。前国家安全分析师斯蒂芬妮·卡文(Stephanie Carvin)认为“因为言论自由,民主社会要判定外国影响为非法非常困难,但可以尝试使目标群体更具弹性,尝试与执法部门或安全机构沟通,以便这些认为在加拿大成为目标的个人可以挺身而出,表达他们的关注,感到自己被倾听”。 加拿大《环球邮报》指委员会特别关注中国的活动,因其正采取“秘密

谁会阻挡加拿大进入安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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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中喊出“加拿大回来了”的杜鲁多,在2016年3月正式宣布加拿大角逐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以求“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成为国际舞台的领导者”。今年2月杜鲁多亲临非洲联盟首脑会议拉抬声势,但在6月17日联合国投票日前尚有诸多不确定因素,甚至有人担心中国会成为加拿大达成目标的唯一障碍。 6月份的联合国安理会选举将产生五个非常任会员国,其中非洲一席、亚太地区一席、拉美及加勒比地区一席、西欧和其他国家组两席,后者的角逐者有挪威、爱尔兰和加拿大,如何战胜竞争对手获得席位,是加拿大着力的重点。 《洛杉矶时报》著名政治记者戴维·施里布曼(David Shribman)相信“很多非洲人张开双臂欢迎与加拿大加强关系”,他2月6日撰文指“挪威、爱尔兰和加拿大一起去埃塞俄比亚的非洲联盟首脑会议竞争54张非洲选票,杜鲁多带去加拿大的优势:多样性和包容。过去几年,‘世界更多需要加拿大’一词越来越多出现在书籍封面、商店墙壁、餐巾和咖啡杯上,杜鲁多借此向包括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塞俄比亚总理艾比·艾哈迈德、埃塞俄比亚第一位女总统等传达简短信息,他还走访了同为法语国家的塞内加尔,希望‘通过法语国家组织,进一步加强两国间原已牢固的联系’”。 但在具传统优势的国际参与方面,加拿大面临挪威和爱尔兰的挑战。“尽管2000年以来加拿大向国际社会提供了12亿加元援助,但挪威对国际发展援助的贡献率几乎是加拿大的四倍。经济增长迅速的爱尔兰,在国际维和努力中起着重要作用,而这曾是加拿大创造并主导的角色”。 加拿大《环球电视新闻》首席政治记者戴维·阿金(David Akin)也发现了这一软肋,2月10日他撰文说“竞争对手指富裕但外表寒酸的加拿大不是个非常慷慨的国家,对外援助仅占国家财富的小部分,加拿大每年政府预算3500亿美元,对外援助仅有60亿美元,占比0.28%,而挪威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用于海外发展援助”。  在对手的竞争之外,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国际事务专家贝斯玛·莫玛尼(Bessma Momani)认为“许多专制国家不想让加拿大获得席位”,这些国家是中国、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加通社1月底曾报道说“争夺席位的国家在无记名投票中需获2/3支持,超过128票,非洲是最具影响力的集团之一,穆斯林和亚洲国家的支持也很重要,沙特阿拉伯和中国是上述地区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