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毅忠的博客

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万德山（Nathan VanderKlippe）在八年驻京工作结束前发表的系列文章中有一篇聚焦中国人的幸福感，指“2013年习近平上任时，中国列《世界幸福报告》（the world happiness report）第93位，到2020年排名第94位，期间中国GDP增长了近50%，但中国仍比哈萨克斯坦、萨尔瓦多和摩尔多瓦等穷国更不幸福”，他质疑“尽管经济取得巨大进步，但中国人并不满意，为什么？” 文章说“统计数据和宣传中的中国故事阳光明媚，消除了极端贫困、引领了世界经济增长、还向火星发射了探测器。但在百姓层面，这个国家的故事暗淡，喧嚣的网络文化透露出厌倦和忧郁”，正是这些情绪催生了网络新词“打工人”、“摸鱼”、“躺平”和“内卷”等。“如果把生活分成十级，10最幸福1最痛苦，中国人普遍认为自己是5，也即凑合，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不开心？” 原来中国“经济的巨大进步伴随着强烈不满，90年代经济两位数增长时，中国人的幸福感急剧下降，因为国企员工大量下岗，失业工人焦虑情绪激增”。幸福研究先驱、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 (Richard Easterlin)认为“GDP是衡量人们福祉的糟糕指标”，因为“这导致重视增加产出，漠视人们的福祉”。研究认为导致中国人不幸福的因素很多：数十年来，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与儿女分离，造成“家庭分崩离析”，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去年每星期新增五名亿万富翁，而工薪阶层在深圳买一套普通公寓需要43.5年。有迹象表明中国人的情绪越来越糟，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显示，在五分制下中国人的平均幸福感仅为3.86分。 研究发现在中低收入国家，幸福感更多地取决于政府提供的服务而非投票权。共产党专制的中国，在过去数十年间兴建高铁地铁、改善医疗保健。《世界幸福报告》撰稿人、韩国发展研究院学者王顺说“自2000年以来，中国人对政府满意度不断提高”，对明天充满信心。但万德山从对八名中国人的采访中得出的结论是“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幸福仍然难以捉摸”。 万德山采访了28岁的北京脱口秀俱乐部“遇见喜剧”创始人杨梅，她给四川农村老家的父母寄钱盖房，给总是为钱吵架的父母带来了平静的生活，但自己却缺乏安全感；4月份获得加拿大难民身份的52岁异议艺术家华涌，在中国时因创作被关押，在加拿大“突然觉得像人一样活着”，找到了说真话而不担心入

自2018年12月10日被北京报复性抓捕到今年9月4日，将是康明凯和斯帕弗这两位加拿大“迈克尔”在中国被囚禁整1000天。8月11日，辽宁丹东中院一审判处斯帕弗11年有期徒刑，而康明凯则音讯全无。8月3日加拿大英文报纸《环球邮报》新任驻京记者詹姆斯·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hs）撰文介绍康明凯过去的朋克乐队加入了对他的救援活动，揭示了身为摇滚歌手的另一个康明凯。 7月15日，在热门的油管（youtube）视频网站上，来自匈牙利布达佩斯的《破产》（Bankrupt）摇滚乐队推出了一首新曲《飞往多伦多的班机》（The Plane to Toronto），还在网站呼吁全球团结和行动，鼓励世人用手机制作10到15秒的视频，以视频接力的形式施压北京释放康明凯。 《环球邮报》在这篇题为《请坚持，我们会让你回家》的报道中说，康明凯在1996年至1999年间是《破产》乐队的吉他手兼主唱，1996年他在布达佩斯登台演唱过这样一首歌“我坐在房间里，无法对抗这种阴郁...你不倾听，我会一个人发疯”。2017年也即他在北京被捕前一年，康明凯还曾回布达佩斯拜访老友、看老乐队表演，当时他被老友们拽上舞台再度演唱。乐队贝斯手兼主唱萨卡蒂（Balazs Sarkadi）回忆说“那次真棒，就像我们从未分开一样，真是美好的时刻。但一年半后，我们得到了他被捕的消息”。 萨卡蒂第一次见到康明凯是在1990年代中期，当时康明凯24岁，是一家英文报纸派驻匈牙利的记者。1989年以后匈牙利过渡到民主体制，吸引了大批外国人涌入。康明凯的父亲生在匈牙利，他也由此具有匈牙利公民身份。当时萨卡蒂和几个朋友正组建一支乐队，想用英语演唱来摆脱匈牙利朋克小圈子的局限。他们在当地杂志登招聘广告，康明凯是来应聘的人之一。萨卡迪认定他是最合适的人选，“最终对我们影响相当大，他向我们介绍了许多不为匈牙利人熟悉的乐队，如美国的另类摇滚小妖精乐队(Pixies)，他还借给我一本莱斯特·邦斯 (Lester Bangs) 的书，我那时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康明凯在乐队演唱了近三年，除现场演出还录制歌曲。他的是艺名“迈克尔·K”，源自卡夫卡的小说《审判》，小说讲述了一个人被极权主义国家任意起诉的故事。 1999年康明凯的原雇主破产，他离开匈牙利去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国际事务，日后又进入加拿大外交部，201

在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举办之际，加拿大媒体回顾了45年前蒙特利尔奥运会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争议，台湾被拒绝以“中华民国”之名参赛，台湾运动员被加拿大拒发入境签证，这令美国考虑抵制奥运会，甚至国际奥委会也一度考虑取消赛事。《渥太华公民报》称这是“加拿大的耻辱”，是政治干扰体育，加拿大成为第一个拒绝国际奥委会成员国入场的东道国。 曾任《蒙特利尔公报》（Montreal Gazette）记者的布莱恩·梅勒（Bryan Meler）现任雅虎加拿大新闻编辑，7月22日他发表长篇调查报告《蒙特利尔1976奥运的丑事：关于两个中国争议的两大承诺》，指“1975年时任加拿大奥委会秘书长的理查德·庞德（Richard Pound）接待了四、五名中国外交官，他们要求不要让台湾参加蒙特利尔奥运会，庞德以‘你们找错了办公室’为由婉拒，因为这不是国际奥运会或加拿大奥委会的问题，而是被夹在两个承诺之间的加拿大政府的问题。1969年加拿大在申办奥运会意向书中增加了一项条款，称将“按照正常规定”接受所有国际奥委会成员国参赛。国际奥委会对此无疑并于1970年5月授权蒙特利尔主办奥运，5个月后加拿大与中国建交。根据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奥运梦想：中国与体育1895-2008》一书作者徐国琦获得的加拿大外交部档案，加拿大和国际奥委会在1975年谈到了“正常规定”的含义，加拿大没有保证会接受中华民国，加拿大外交部1974年曾建议帮助中国重新加入国际奥委会，以避免出现“令人尴尬的问题”。然而这一提议并没有在1976年的奥运会前及时获得通过。后来担任了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首任主席的庞德指加拿大在与中国建交前加入这一条款，意味着“加拿大政府越位了，台湾按老规矩玩，而中国在玩弄政治”。 庞德称喜欢中国文化的皮埃尔·杜鲁多 (Pierre Elliott Trudeau)“有点像中国人……爱上了中国”，不会让奥运义务阻碍新建立的外交关系，尤其是破坏两国经济关系。据《华尔街日报》报道，1975年“加拿大对台湾贸易逆差为1.44亿美元，对北京贸易顺差为3.2亿美元；如果情况逆转，台湾倒是有可能以中华民国的身份参加奥运会”，另据《纽约时报》报道，仅小麦一项1975年加拿大就对中国大陆销售了3.07亿美元。 加拿大对台湾的抵制令美国反感，1976年是美国总统选举年，也是美国独立200周年，奥运成为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