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寻求解冻加中关系？

1月12日加拿大机构纳诺斯研究公司（Nanos Research）民调显示45%的受访者希望加拿大减少对华贸易，而詹姆斯·理查森父子有限公司（James Richardson & Sons）首席执行官哈特利·理查森（Hartley T. Richardson）1月6日对彭博社表示加中关系恶化“非常令人沮丧”，希望“拜登政府帮助解冻”，从目前情况看，加拿大学者克莱奥·帕斯卡尔（Cleo Paskal）所指促成加中关系发展三大因素“传教士、具反美倾向的左翼及工商界”中，工商界仍然活跃。

在中国因孟晚舟事件对加拿大实施的经济报复中，詹姆斯·理查森公司最先受到冲击，2019年3月1日中国以发现有害物质为由，停止向加拿大两家主要的油菜籽出口商理查森国际及另一家公司进口菜籽油，当月，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与哈特利·理查森讨论了中国与加拿大的油菜籽争端不断升级的问题。詹姆斯·理查森父子公司成立于1857年，是加拿大最古老的家族企业之一，业务涉及食品加工、运输、能源、房地产和财富管理等，哈特利自1993年起成为第七代家族总裁。

克莱奥·帕斯卡尔是蒙特利尔国际研究中心（CÉRIUM）印太项目主任，同时兼任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印太战略问题副研究员，1月2日她在英国星期日卫报生活网站撰文《中国如何融入美国的后院加拿大》，以加拿大军方单方面停止自2018年开始的与中国军队合作的冬季训练项目引发加拿大外交界批评为由，从源头梳理两国关系，归纳出早期促成中加关系发展的三大因素。

19世纪末大批加拿大传教士前往中国，仅卫理公会就有500名传教士去华西开办医院和学校，二战期间，加拿大传教士及其后代支持国民党及盟军，如1898年出生于中国的文幼章（James Endicott）成为蒋介石“新生活运动”顾问和美国战略情报局情报员，但后来文幼章更亲近周恩来，为中共出版《上海时事通讯》，1947年返回加拿大后继续出版《加拿大远东通讯》支持中共。一些与文幼章背景相似的传教士后代进入了加拿大外交部，主张承认红色中国。

1960年代越战爆发，加拿大在政治上越发宽容具反美倾向的左翼。1968年老杜鲁多任总理前已两次访问中国，第一次是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时，1960年他再次以劳工律师身份正式访问中国。承认北京是他任总理后的重点工作之一，这与外交系统中传教士后代们的目标一致，1970年加中建交后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在美国后院有一个朋友了”，早期加拿大驻京大使有四位是传教士后代。

建交前加拿大就试图与中国做生意。1960年代初，加拿大贷款给北京数亿美元用于购买加拿大的小麦和大麦。1973年老杜鲁多第三次访华，以建立贸易联系为要务，华裔牧师后代林达光（Paul Lin）随行，1978年林达光率贸易代表团展开对华破冰之旅，同年成立加拿大中国贸易理事会（CCBC），其创始成员包括鲍尔集团（Power Corporation）、庞巴迪（Bombardier）和兰万灵集团（SNC Lavalin）三间蒙特利尔大公司。北京中信集团是中方创始成员。鲍尔集团在获得中国业务的同时，还帮助中信投资海外。如今，鲍尔集团不仅资产丰厚，且具深厚的政治色彩，加拿大四位前总理老杜鲁多、马尔罗尼、克里田和马丁都与其相关。鲍尔集团经历了戴马雷（Desmarais）家族三代，第一代鲍尔·戴马雷（Paul Desmarais)曾是老杜鲁多的顾问，老杜鲁多后来也进入了鲍尔集团董事会，鲍尔的儿子和克里田的女儿结婚，他们的儿子也即鲍尔之孙，是中国贸易理事会现任会长。在理事会最近的一次活动中，与会者对中国代表释放孟晚舟的呼吁报以掌声，但对加拿大要求中国释放人质保持沉默。很明显，他们认为扣留孟晚舟不利于他们的生意。

克莱奥·帕斯卡尔总结说“1970年代以来，蒙特利尔和渥太华的政商两界涌现出重要的亲中势力，从那以后，亲北京团体逐渐扩大到了加拿大各地，特别是多伦多和温哥华”。但身处中西部温尼伯的哈特利·理查森并非她概括的典型“亲中势力”，也不是加拿大中国贸易理事会成员，这位加拿大勋章获得者只是北京报复行动的受害者，却“沮丧”地发现自己是“夹在中美两国政治分歧中间的三明治”，盼望“拜登帮助解冻加中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