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大陆版被删了些什么？

----香港版正文约五十九万字（不包括注释和索引），内地版删掉约五万四千字

----单列章节「北京：一九八九」近三万字，比未经删节的香港版少了一万字

----内地版注释部分删节超过百分之二十，索引部分则由近四十页删到十余页。

----内地版全书有关「六四」部分的三章删节最重，占百分之十七左右。  

----「邓时代关键人物」二万字全删，其他章节平均删节百分之三点二左右。

----删除比较多的是在英文版和香港版最后那一部分「邓时代的关键人物」。主要是历史性的资料，对每个人作微型评传，胡耀邦是谁、赵紫阳是谁、习仲勋是谁，这些都删掉了。出版社的理由是，大陆读者都了解他们，我有我的想法，不只是某某人做过什么，我估计敏感的东西多，但我还是让步了。

 


亚洲周刊：六四禁区突破 习近平默许新书出版

亚洲周刊记者江迅/美国学者傅高义新书《邓小平时代》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保留了「六四」事件的许多部分，被视为北京对六四禁区的突破。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前阅读了送审书稿，令书得以顺利出版。首发式前「保密」，没有向传媒送书，可能是担心被保守派「举报」而节外生枝。此书虽将高层派系之争等内容删节，但在大陆得以出版，并大卖五十万册，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作者傅高义，以及中共「四赢」局面。

残雪暗随冰笋滴，新春偷向柳梢归。宋朝诗句今日有了新亮点。踏入新春，一月十八日，距离八九年「六四」事件二十四周年尚有四个多月，一部对邓小平一生完整回顾、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作全景式描述的六十五万字简体中文版《邓小平时代》（英文版书名：Deng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二零一一年出版），在北京公开出版发行，书中以单列章节「北京：一九八九」近三万字，虽与香港出版的未经删节的完整版少了一万字，却依然详细描述「六四」事件经过。此书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社会科学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F. Vogel)。二十三年来，「六四」始终是中国内地出版物禁区，以如此规模字数描述这段历史，又是外国学者独立视角下的笔触，这无疑是对「禁区」的重大突破。据香港版和内地版对照，香港版全书正文约五十九万字（不包括注释和索引），内地版删掉约五万四千字，约占百分之九。内地版注释部分删节超过百分之二十，索引部分则由近四十页删到十余页。内地版全书有关「六四」部分的三章删节最重，占百分之十七左右。 「邓时代关键人物」二万字全删，其他章节平均删节百分之三点二左右。亚洲周刊从北京获悉，这部书稿经北京当局国家新闻出版署等多个部门审稿，反覆删改，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前也阅读了送审书稿，令这部书得以顺利出版。这部中国内地简体版书，由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有趣的是，出版方在十八日首发式前，打破常规，没有提前给传媒和有关方面赠送样书，一副「保密」状态。或许是出版方担心样书外流，一旦被中共高层某些保守派人士或社会上反改革阵营人士看了书后，向当局举报而令出版节外生枝，乃至夭折。

内地版《邓小平时代》一月十八日在北京举办首发式，全国各大书店同步发售。平装本首版五十万册，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两天内，就由经销商订购四十九万八千册，浙江省新华书店一次就发了十万册，发行重点城市是北京、成都、深圳。 《人民日报》十六日在要闻二版刊登《邓小平时代》出中文版消息，六天后，即二十二日，发表记者对傅高义的三千字专访《告诉西方，一个真实的邓小平》。一月十八日，新华社发文《「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让西方世界更了解中国》。中共的最高喉舌如此报道外国学者一本书，较为少见，不过，中国传媒对这部书的所有报道都未提及「六四」内容。一月十八日，是纪念邓小平视察深圳南巡讲话二十一周年的日子。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一书，被称为「世界上第一部有关邓小平的完整传记」，是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更是对中国惊险崎岖的改革开放之路的全景式描述。习近平接任中共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大结束之后的视察地首选深圳，给国人一大惊喜，今天读《邓小平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人仍生活在邓小平时代。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认为，这部书颇具强烈现实感，着眼点不仅仅是邓小平个人，更把它的重心放在对一个时代的考察和研究上。这部书告诉读者，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从哪里来，向何处去。傅高义在书中，按年代顺序铺展叙述，以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二年这十四年为重点，占全书五分之四篇幅，着力描绘作者所强调的、中国大转变关键时期的「邓小平时代」。《邓小平时代》英文版于二零一一年九月问世，二零一二年五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中文繁体和简体的精装、平装版本，台湾中文版几乎同时由天下文化出版。香港的中文繁体版和简体版销售量差不多，可见香港中文版有一半是来香港的内地游客购买。八十二岁的美国人傅高义有「中国先生」称号，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和写作持续了四十年，从哈佛大学教学职位上退休后，他决定写一本能向美国人介绍亚洲发展的书，最终他把目标锁定于邓小平。傅高义对亚洲周刊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原本不是为中国人写的，是为美国人写的，应该让他们多了解中国。现在中美关系非常重要，二十一世纪最大的两个国家就是美国和中国，但美国人还不太了解中国。 」他倾十年心力完成这部书。傅高义一再强调其作为独立学者的「客观中立」。 《邓小平时代》一书对邓小平个人性格及执政风格作了深层分析，并对中国改革开放史作出阐释。全书史料丰富，大量国内外重要的研究成果、档案资料和独家访谈，展现了中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转型的历史变局和内在逻辑。内容涉及中美建交、华国锋历史评价、改革开放幕后、邓小平与陈云关系、胡耀邦赵紫阳等邓时代关键人物、三中全会、「六四」悲剧、香港问题、九二南巡、政改试水、经济特区、权力过渡等重大议题。有评论认为，此书既有学院研究的严谨专精，又有对中国现实政治和事理人情的把握。傅高义最近一次在北京见到邓小平的女儿邓楠，邓楠女儿、女婿都在。邓楠对傅高义说：「我们都看了香港出版的《邓小平时代》，没想到一个外国人能这样了解爸爸、了解中国，这非常不容易。 」邓楠说，这本书把她父亲面临的问题讲得比较详细，很感谢傅高义。邓楠买了二十本书让他签名，要送给朋友。她告诉傅高义，她的兄弟也都看过了。为写作此书，傅高义去过太行山区、邓小平的老家广安及江西瑞金；访问了很多与邓小平接触过的政要，如江泽民、李光耀、美国前总统卡特、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基辛格、美国数位驻华大使以及多位国务卿、白宫安全顾问，受访者达三百多人。自英文版推出后，此书获奖不断，好评颇多，获《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评为二零一一年度最佳图书。中国大陆中文简体版权，傅高义委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筹措，与中大出版社联系该书版权的大陆出版社前后有三十多家。三联书店成立策划小组，赶写了一万多字的报告，在第一轮竞争中，五家出版社脱颖而出；在二轮竞争中，三联书店再度「入围」，成为进入参与第三轮竞争的两家出版社之一，另一家是上海实力雄厚的出版社。一二年一月，三联总编辑李昕和编辑叶彤飞往香港，与傅高义面谈，谈话提纲就写了三页纸。李昕没有想到，谈话气氛融洽，准备的提纲基本没用上。谈话还没结束，傅高义便作出决定，这本书交给三联出版。李昕认为，傅高义作出决定原因有三，三联书店的品牌优势；编辑较为清晰地回答了傅高义关心的问题；三联书店承诺在编辑过程中尊重他的学术立场和观点，在每个具体环节上与他保持沟通。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和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都认为，傅高义是治学严谨、精益求精的学者。傅高义写完英文第一稿，就翻译成中文，请十位中国的专家和学者阅读，而后提意见，他参考后改正英文版中的错误。英文版修改后，才交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然后傅高义再将英文版给香港中大，再度翻译成中文。书出版后，他也从未停止修改。至于中国内地中文版和香港中文版的差异，北京出版方承认，内地中文版还是做了「必要处理」，「按照国内出版管理办法，通过专家审稿。主要处理还是集中在史料方面」，「而由此史料所产生的观点也需要做一些处理」。亚洲周刊以两地中文版作对照，发现删节或修改的主要部分是涉及中共高层党内斗争的内容，不过，内地中文版以前所未有的篇幅保留了香港中文版的六四故事，这二十多年来的禁区，此书无疑具有历史性突破，尽管删节或改动，但事实部分基本保留，论述部分则部分保留。香港版第二十章「北京之春：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五月十七日」、第二十一章「天安门悲剧：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六月四日」，在内地版合并为第二十章「北京：一九八九」。以下文字是书中这一章的两节，黑体字为删除，括弧内文字为增加。

骚动的根源1989年春天，(在)高层领导人—特别是赵紫阳与李鹏—之间（中）的政治分歧，加上邓小平逐渐退出对日常工作的领导，导致了相互冲突的信号和困惑（混乱）。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使得引发社会骚动的严重问题在下层进一​​步发酵和加剧。在1980年代末，大多数学生更加关心的不是政治自由，而是他们个人的自由，如自主择业和摆脱「政治辅导员」的权利。大学生们通过艰难的高考证明了他们的能力与勤奋，觉得有资格获得他们想要的工作。但是在1989年，由于重要的产业和政府机关缺少训练有素的大学毕业生，政府的政策仍然要求大学毕业生服从工作分配。由于每个学生的工作分配部分地取决于同学生住在一起的政治辅导员如何在学生的档案中写「小报告」，政治辅导员便成为政府监控的象征。这些给学生写报告的政治辅导员的教育水平很少赶得上学生，有些辅导员被怀疑有偏向，有些甚至炫耀自己有权影响学生的前程（能影响学生前程的权利）。很多眼界开阔、思想独立的学生，对于要不断讨好辅导员深恶痛绝。对他们来说，「自由」就是取消这些政治辅导员，使他们能够自主择业。学生们其实很少花时间讨论选举制度。知识分子，不论年轻年长，仍对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和1987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耿耿于怀。大受欢迎的电视纪录片《河殇》在1980年代末播放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后被保守派封杀），它批判象征传统中国的黄河，赞扬给中国带来国外新思想和现代行为方式的蓝色海洋文明，引起很多知识分子的共鸣。对普通民众来说，主要的担忧则是通货膨胀。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职工等拿固定工资的人，看到有钱的私人经商者炫耀其物质财富， 推高市场价格，威胁到工薪阶层获得基本温饱的能力，这让他们感到愤怒（不满）。这个问题又因腐败而加剧：乡镇企业的从业者从政府和国有企业获取短缺的原料和资金以自肥，自主经营的企业家赚到的钱至少部分来自钻政府的空子。 「官倒」想方设法把社会财富装进自己腰包，遵纪守法的干部的收入却停滞不前。农民工开始纷纷涌入城市，也加剧了通货膨胀问题。官方数字尽管低估了实际变化，仍显示1987年至1988年北京的消费物价上涨了30%以上，这使那些依靠固定工资、过去30年来一直有着物价稳定预期的家庭感到恐惧。此前为养老和以后生病而攒钱的节俭家庭，却痛苦地看到自己的存款在贬值。由于物价持续上涨，政府又声称要进一步放开价格管制，使愤怒（不满）变成了恐慌。靠固定工资过日子的政府干部一向受到为社会利益而工作的教育。令他们愤怒的是，中国社会中最不道德的人，只为自己干活的人，和为谋取私利而攫取公共资源的人，如今能够出入高档餐馆，住好房子，穿着时尚，买得起摩托车甚至是汽车。没有哪个城市像北京那样，集中了如此之多拿工资的机关干部或将在毕业后靠固定工资过日子的大学生。这些人认为，国营企业应当用它的更多收入给职工加薪或至少提供更多福利。在1989年春天群情激奋的气氛中，甚至一些愤怒的机关干部也冒险加入了示威，并且打出（他们）自己机关单位的旗号。不过，即使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学生们反通胀、反贪官的口号，也泄放出了他们积蓄已久的愤怒（情绪）。中国民众提到「贪官」时，并不是在说犯法的人，因为当时法制的观念并不强；他们指的是那些利用别人没有的职务或个人关系谋取私利的人。对「官倒」怒不可遏的抗议学生要求公布他们的收支、他们拥有的别墅数目以及他们子女的金钱来源。 1966年时有很多高干子女踊跃参加红卫兵反对「走资派」，但在1989年高干子女很少加入抗议活动。相反，他们和父母一起因为享有特权而受到抨击，因为他们把权力地位变成了在新的市场经济中谋利的资本。对于国企职工来说， 企业被迫进入市场后他们可能丢掉「铁饭碗」—即得到保障的工作和福利—这比通货膨胀还可怕。政府已经开始向亏损的国企施压要求其降低成本。一些企业甚至获准破产，引起了职工的恐慌。这对工人们有极其重大的利害关系，因为中国当时没有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大的国有企业很像美国的军事基地， 不但是经济单位，而且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它们提供有补贴的住房和医疗，甚至职工子女的教育。对于国企职工来说，失去工作就等于失去一切。因此，自由市场会把国有企业淘汰出局的前景十分可怕。在19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的增长，很多农民工涌入北京和其他城市打工，尤其是机械​​的使用尚不普遍、需要大量人力的建筑业。但是1988年底为控制通货膨胀对经济采取的紧缩政策，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机会。很多失业后仍留在城里艰难度日的人，却看到「官倒」和大款们在炫耀（自己的）财富。总之，对很多人来说，市场力量带来的巨变让他们深感（愤愤）不平。除了这些不满的来源，还有很多人想得到自由迁徙之外的更多的权利。他们厌倦了生活在因「政治错误」而挨整和受罚的恐惧之中。自由民主的呼声和对胡耀邦的赞美凝聚成了一种诉求，要摆脱国家的监管，摆脱官方强加的批评会。

从悼念到抗议：4月15-22日4月15日傍晚，在宣布胡耀邦去世几小时后，北京大学的墙上（一些地方）就贴满了悼念他去世的大字报。次日，大约800名学生从学校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献花圈。警察对于从大学前来悼念的人并未进行干预。随着广场上的人群越聚越多，悼念活动也开始有了政治意味。 4月18日一大早，数百名学生穿过天安门广场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几条要求，包括要求更多的民主自由，停止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推翻1986年惩罚抗议者的决定，公开领导人及其子女的资产。当晚11点左右，数千名愤怒的抗议者从天安门广场来到几百米开外的党政机关所在地中南海的新华门前。他们不断高呼口号，要求进入中南海（让他们进去）。警察请求他们离开但遭到拒绝。人群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点，警察才终于将其驱散。自共产党1949年掌权以来，这是第一次有示威者要求进入中南海。正如李鹏所说，在4月18日这一天，示威的基调从悼念变成了抗议。中南海里很容易听到新华门外人声鼎沸，这使高层领导很快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得知胡耀邦去世后匆忙从日本回国的李鹏，在采取什么措施上​​与赵紫阳发生了分歧。李鹏对赵紫阳说，要作出强硬的反应；作为当家人的总书记赵紫阳则认为，最好不要激怒学生，只要不发生打砸抢，采取强硬行动就是不明智的。4月21日的示威规模进一步扩大，广场上的演讲者也开始要求更多的民主。为了使学生平息下来，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指示大学干部维持校园的各项正常活动，对学生的示威要加以限制。中南海增加了一个团的兵力，以防学生冲进大门。 《人民日报》宣布禁止游行示威，并警告学生「不要把政府的容忍误以为是软弱」。但是领导层严重错估了形势，学生们夸示着自己的力量，拒绝平复下来。 4月22 日胡耀邦追悼会那天，大约有2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通过广播喇叭仔细聆听20分钟的悼词。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遗体被送往安葬高级干部的八宝山（八宝山火化）。追悼会过后，三名学生代表跪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等了大约三小时要求见李鹏。他们后来抱怨说，他们受到怂恿，相信（认为）李鹏或另一名高级干部会出来见他们，但李鹏和其他官员声称李鹏对此并不知情。当时李鹏不同意接见任何非官方的学生团体，因为他担心这会使这些团体获得他所不愿给予的合法性。李鹏还担心这样做会削弱党所支持并具有更强控制力的官方学生组织。为平反六四迈进一大步《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国内地版关于「六四」事件部分，对「禁区」作了重大突破。对此，傅高义说：「我很高兴有这样的说法，希望中国读者有共同感受。一个国家的百姓应该正确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这么重要的事件，不应该视为秘密而隐瞒。逐步公开真相，人民对领导人就有自信。这本书最终能在北京出版，北京三联、香港中大和我都是赢家。 」如果说这是三赢局面，确切说，更是四赢局面，中共当局也是赢家，即透过一个外国人的书，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为平反「六四」迈进了一大步。 （实习生朱嘉逸参与采访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