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能让人民幸福吗？

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万德山（Nathan VanderKlippe）在八年驻京工作结束前发表的系列文章中有一篇聚焦中国人的幸福感，指“2013年习近平上任时，中国列《世界幸福报告》（the world happiness report）第93位，到2020年排名第94位，期间中国GDP增长了近50%，但中国仍比哈萨克斯坦、萨尔瓦多和摩尔多瓦等穷国更不幸福”，他质疑“尽管经济取得巨大进步，但中国人并不满意，为什么？”

文章说“统计数据和宣传中的中国故事阳光明媚，消除了极端贫困、引领了世界经济增长、还向火星发射了探测器。但在百姓层面，这个国家的故事暗淡，喧嚣的网络文化透露出厌倦和忧郁”，正是这些情绪催生了网络新词“打工人”、“摸鱼”、“躺平”和“内卷”等。“如果把生活分成十级，10最幸福1最痛苦，中国人普遍认为自己是5，也即凑合，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不开心？”

原来中国“经济的巨大进步伴随着强烈不满，90年代经济两位数增长时，中国人的幸福感急剧下降，因为国企员工大量下岗，失业工人焦虑情绪激增”。幸福研究先驱、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 (Richard Easterlin)认为“GDP是衡量人们福祉的糟糕指标”，因为“这导致重视增加产出，漠视人们的福祉”。研究认为导致中国人不幸福的因素很多：数十年来，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与儿女分离，造成“家庭分崩离析”，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去年每星期新增五名亿万富翁，而工薪阶层在深圳买一套普通公寓需要43.5年。有迹象表明中国人的情绪越来越糟，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显示，在五分制下中国人的平均幸福感仅为3.86分。

研究发现在中低收入国家，幸福感更多地取决于政府提供的服务而非投票权。共产党专制的中国，在过去数十年间兴建高铁地铁、改善医疗保健。《世界幸福报告》撰稿人、韩国发展研究院学者王顺说“自2000年以来，中国人对政府满意度不断提高”，对明天充满信心。但万德山从对八名中国人的采访中得出的结论是“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幸福仍然难以捉摸”。

万德山采访了28岁的北京脱口秀俱乐部“遇见喜剧”创始人杨梅，她给四川农村老家的父母寄钱盖房，给总是为钱吵架的父母带来了平静的生活，但自己却缺乏安全感；4月份获得加拿大难民身份的52岁异议艺术家华涌，在中国时因创作被关押，在加拿大“突然觉得像人一样活着”，找到了说真话而不担心入狱的地方。多次考试不及格被警校退学的26岁甘肃庆阳牧羊女徐霞，为农场照看一千只羊，工资低压力大，要照顾父亲还要考虑自己的未来；45岁的上海工程师周荣国在华为工作20多年后失业，他强烈反对中国的加班文化，因为工资再高也赶不上大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51岁的浙江东阳木工王海武，离开“每天重复工作，打麻将抽烟”的石油行业，转行做自己喜欢的木工后却无法摆脱经济上的担忧，“既要养孩子，又要照顾年迈的父母”；81岁的江西南昌老人杨本芬，70年代画画后来写作，第一本书是回忆母亲的生活，她三个孩子大学毕业工作稳定，和丈夫“一起度过快乐的每一天”；46岁的四川乐山艾滋病防治专家陈晓宇，帮助受歧视的艾滋病人，但政府招考公务员会剔除包括艾滋病人在内的传染病患，这违反了中国法律，他认为中国人“温饱不成问题，唯一需要提高的是生活质量”；29岁的上海治疗师马梦洁怀孕后没有欣喜，因为生育会减少收入增加开销，更多的担忧会接踵而来。

万德山离开中国后，原CNN常驻香港记者詹姆斯·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hs）已于7月接任加拿大《环球邮报》驻京记者，他出生于英国威尔士，曾任香港《南华早报》记者和助理编辑，在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报道中发挥过关键作用，2019年3月出版专著《中国如何控制网路》（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2021年又出版记录土著社区捍卫语言的专著《不说话：帝国、身份和语言政治》（Speak Not: Empire,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