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1976蒙特利尔奥运会对台湾的打压

在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举办之际，加拿大媒体回顾了45年前蒙特利尔奥运会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争议，台湾被拒绝以“中华民国”之名参赛，台湾运动员被加拿大拒发入境签证，这令美国考虑抵制奥运会，甚至国际奥委会也一度考虑取消赛事。《渥太华公民报》称这是“加拿大的耻辱”，是政治干扰体育，加拿大成为第一个拒绝国际奥委会成员国入场的东道国。

曾任《蒙特利尔公报》（Montreal Gazette）记者的布莱恩·梅勒（Bryan Meler）现任雅虎加拿大新闻编辑，7月22日他发表长篇调查报告《蒙特利尔1976奥运的丑事：关于两个中国争议的两大承诺》，指“1975年时任加拿大奥委会秘书长的理查德·庞德（Richard Pound）接待了四、五名中国外交官，他们要求不要让台湾参加蒙特利尔奥运会，庞德以‘你们找错了办公室’为由婉拒，因为这不是国际奥运会或加拿大奥委会的问题，而是被夹在两个承诺之间的加拿大政府的问题。1969年加拿大在申办奥运会意向书中增加了一项条款，称将“按照正常规定”接受所有国际奥委会成员国参赛。国际奥委会对此无疑并于1970年5月授权蒙特利尔主办奥运，5个月后加拿大与中国建交。根据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奥运梦想：中国与体育1895-2008》一书作者徐国琦获得的加拿大外交部档案，加拿大和国际奥委会在1975年谈到了“正常规定”的含义，加拿大没有保证会接受中华民国，加拿大外交部1974年曾建议帮助中国重新加入国际奥委会，以避免出现“令人尴尬的问题”。然而这一提议并没有在1976年的奥运会前及时获得通过。后来担任了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首任主席的庞德指加拿大在与中国建交前加入这一条款，意味着“加拿大政府越位了，台湾按老规矩玩，而中国在玩弄政治”。

庞德称喜欢中国文化的皮埃尔·杜鲁多 (Pierre Elliott Trudeau)“有点像中国人……爱上了中国”，不会让奥运义务阻碍新建立的外交关系，尤其是破坏两国经济关系。据《华尔街日报》报道，1975年“加拿大对台湾贸易逆差为1.44亿美元，对北京贸易顺差为3.2亿美元；如果情况逆转，台湾倒是有可能以中华民国的身份参加奥运会”，另据《纽约时报》报道，仅小麦一项1975年加拿大就对中国大陆销售了3.07亿美元。

加拿大对台湾的抵制令美国反感，1976年是美国总统选举年，也是美国独立200周年，奥运成为总统辩论的热门话题，吉米·卡特说加拿大通过奥运会玩弄政治，总统福特也称“奥运会已经被政治完全破坏，被简化为对奥林匹克理想的嘲弄”，福特甚至告诉其高级顾问“杜鲁多是一个真正的混蛋”。美国奥委会威胁国际奥委会从蒙特利尔赛事中删除“奥运会”一词，使其成为非正式赛事，否则美国可能不会派出运动员。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基拉宁勋爵令庞德照办，但国际奥委会后来没有跟进，因为如果美国队退出奥运会将产生重大后果，光是电视转播权就会损失数百万美元。

开幕前，有11名台湾奥委会成员用美国护照进入加拿大，称除非人身自由受“强行”约束，否则将在开幕式上示威游行，开幕前两天的7月15日，在国际奥委会和美国的压力下，杜鲁多改变了态度：台湾可以用国旗和国歌，但不能以“中华民国”之名。国际奥委会和美国接受了加拿大的“妥协”，但台湾却在7月16日，即开赛前一天退出了蒙特利尔奥运会。

1976年奥运会令加拿大名声受损。徐国琦称“加拿大因这起丑闻而大受打击，被视为违反规定的坏蛋”，庞德说“渥太华违反了对国际奥委会的明确承诺，却令人担忧地兑现了另一项承诺”。随着美国1979年与中国建交，中国代表权的争议在国际奥委会成为更大的焦点。同年国际奥委会在名古屋接纳了北京，逼中华民国更名为“中华台北奥委会”，这令台湾在接下来的两届奥运会(1980年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和1980年莫斯科夏奥会)上抗议，直到1981年才接受条款。

东京奥运前夕，驻加拿大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公共事务主任西蒙·宋（Simon Sung）认为从与中国关系考虑，加拿大在1976年的决定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为合法性而战的台湾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现在中华民国对“台湾”一名感到很舒服，尤其是自民进党2000年上台以来，通过疏远北京，开始走向独立。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加拿大和台湾在没有建交的情况下互设代表处，负责贸易等事项。西蒙·宋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很难想象北京要去哪里”，台湾因此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受欢迎。已把注意力转向2022年冬奥的北京，因不道德的人权记录，遭遇了各种抗议。庞德说国际奥委会选择中国办奥运会，只是因为它有能力举办如此复杂而大规模的体育赛事，并不意味着支持北京的任何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