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加拿大反亚裔种族主义

五月是加拿大的亚裔传统文化月，据全加华人平权会多伦多分会（CNCTO）等机构3月底发布的调查报告，去年全年加拿大报告种族主义事件943起，比前年增加47%，南亚和东南亚裔受害人数显著增加，加拿大广播公司指”疫情肆虐两年后，加拿大的反亚裔仇恨仍在上升“。

调查发现女性受害人占比64%，儿童和青少年受害者增加了286%，暴力袭击持续增加，投诉被吐口水的亚裔增加了42%，南亚和东南亚裔报告的仇恨事件分别增加了318%和121%，攻击者75%是白人男性，71%的受害者在社交媒体上披露事件，但没有报警，因为他们不想、不知道如何应对或英语水平不够，调查相信实际问题要比报告严重得多。

报告指超过 80%的受害者要求改革公共教育、集体行动或政策，但没人提出索赔。调查报告呼吁”为亚裔社区组织提供更多的长期资金，设立创伤及反种族歧视项目，让更多的亚裔女性参与决策过程”。

由全加华人平权会等机构创立的《疫情歧视举报》网站(covidracism.ca)记录了两年来发生在加拿大各地针对亚裔的一千多起种族歧视案件，今年一月公布的两项调查结果显示疫情重伤了加拿大的种族关系，损害了华裔加拿大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维多利亚大学一项研究发现“仇恨和种族主义像病毒一样”危害社会，该大学调查了874名第一代和第二代华裔，发现三分之二的人在疫情期间有过不被尊重的经历，且两代华裔比例大致相同，表明语言能力、专业或收入水平并不会减少歧视的发生。有三分之一受访者受过人身威胁或恐吓，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受到人身攻击，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向警方报案或投书社交媒体。该研究呼吁“疫情传播有公共政策遏制，种族歧视也需要强有力的公共政策来应对”。

另一项调查由加拿大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Canadian Studies）委托莱格（Leger）机构进行，受访的1547人中有1255名白人和75名华裔，其中近半华裔表示疫情令他们与白人的关系恶化，五分之二的白人表示与华人关系恶化。加拿大华人平权会主席吴婷婷（Amy Go）认为这种差异表明享有特权的白人无法明了亚裔的遭遇，如果疫情期间反亚裔仇恨和暴力事件兴起没有让更多白人意识到问题所在，那麻烦就大了。

疫情开始时，吴婷婷就意识到历史即将重演，华人会像“黄祸”论横行的19 世纪那样成为攻击目标，被指肮脏及携带疾病。尽管有心理准备，但她发现情况比预料的还要糟，她和家人都被吐过口水和被扔过垃圾。

加拿大统计局去年报告称，警方记录的仇恨犯罪从2019年的1951 起急升至2020年的2669 起，其中种族案件翻番，温哥华警察局去年2月更称2020年反亚裔仇恨犯罪增加了717%。多伦多2021年仇恨犯罪比前年上升22%，其中针对东亚或东南亚人的仇恨犯罪上升超过300%。

加拿大广播公司在报道中称，全加华人平权会多伦多分会亚裔种族问题顾问 Kennes Lin认为“今天的情况与加拿大的殖民历史有关”。

加拿大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由来已久，去年11月加拿大百科全书网站（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刊登了蒙特利尔华裔记者迪亚蒙-姚（Diamond Yao）的文章，回顾了一百多年来亚裔在加拿大所受的歧视，其中有歧视华裔的投票法和排他性移民政策等。1872 年卑斯省修订《选民资格和登记法》，禁止华人和原住民在省级选举中投票。1885 年加拿大颁布《选举权法》禁止华人参与联邦选举。二战后从前线归来的华裔老兵为争取选举权展开多年斗争，1948年华裔获得联邦选举投票权。19世纪末20世纪初，卑斯省亚裔无法获得就业和住房机会，1897年《金属矿山检查法》禁止华裔从事金属采矿业。

1885年加拿大实行《中国移民法》，对华人开征50美元人头税，1903年更增至500元，相当于当时华人两年的工资，但人头税没能禁绝华人移民，1923年加拿大又出台排华法案《中国移民法》，禁止华人进入，只有少量留学生、不包括洗衣店、餐馆和零售业的商人、外交官和在加拿大出生回中国受教育的华人例外。该法律令唐人街成为背井离乡男性的“单身汉社会”，直到1947年《中国移民法》才被废除。

迪亚蒙-姚指“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一直持续到今天，模范少数民族神话及其刻板印象就是一个例子。这种刻板印象将亚裔加拿大人渲染成好学、勤奋和富有，这一神话还割裂了亚裔与其他族裔。在2003年SARS 和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期间，亚裔所经历的种族歧视证明，种族主义仍然活生生地存在于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