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子恩: 同性恋是社会的试金石
3月，《断背山》还没能进入中国大陆影院。记者找到了被称为中国同性恋第一人的崔子恩，请他谈一谈这部风靡全球又引起广泛争议的影片。崔子恩的第一反应是媒体又来催了，他说之前北京的报刊杂志多次来约过采访，都被拒了。这一次，是美国纽约的中文媒体，还是多维，他说知道多维，那就接受了吧，但容他把片子看了再说。
崔子恩在中国电影专业最高学府－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任副研究员，有这身份也没辙，他也只能在街上的影碟摊子上花十元人民币买上一张最新盗版的《断背山》，再拐回电影学院的家属院，独自一人在家里看了这部片子。
当天，他发电子邮件给记者，说可以谈了。那时已经是3月2日晚上，《多维时报》作为周报，记者把谈话内容整理成文章再发给读者也只能在奥斯卡奖揭晓之后了。
-----习惯于被冷藏
当北京的那些媒体约我谈这部片子时，我很反感，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我谈。其实，我很抗拒有这么一个话题一定要我来谈。但没办法，这次还是抗不过多维，我们就照你传过来的访问题目谈吧。
我和李安不在一个文化体系里，我说的是我不是什么事情都要做最好或最高的，我没有那样的心情，每个人有自己做人的方式。
我应该是大陆最早出柜的同志了，正式媒体都这么说：我是中国同性恋第一人。我在2001年在湖南卫视的节目中正式亮相出柜，平面媒体就没有正式的概念了，有人在1996年在香港出了一本大陆同性恋的书，名叫《我们活着》，其中就有我。其实在正式出柜之前很长的时间里，单位就一直在迫害我。在现代环境里，这种迫害不是批评我，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大家都是以业务来比高低的，我的业务是我们学校最好的，没有人公开指责我，他们采取的方法就是冷藏和冷宫，这些中国封建社会的东西。
我被冷藏的岁月是这样的：1987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汉语专业研究生毕业，分配至北京电影学院，除去在东京呆过半年之外，其余十八年我一直都在北京电影学院，但学校让我教书的时间，只有最初的三年半。我那时还没有出柜，那时中国同性恋人群还没有成为一个政治社群或政治概念，人们觉得那只是一种奇装异服的东西，是一种花花玩意，是一种趣闻，而不是一种政治的或人权的文化概念。后来在我身上又发生一些事件（崔只是说现在谈这些事件意义不太大，没有展开），接着就不让我教书了。
后来学校就把我打入冷宫，给我弄了个闲职，把我从学生多的电影文学系弄到了现在这个没什么学生的电影学系。这个电影学系以前只是一个研究室，学校把不担任教学的人弄来这里，2002年底才改为一个系，目前只招了一届本科生。这个系没有什么太多的教学任务，大多数人在这里是做研究的。（记者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网站，在电影学系介绍的14位教师中，没有崔子恩的名字）
这些人多半是出国后海归，回不到自己原来的系了，就放到这里了；有些人想获得一个特殊的位子，在原来的系获得不了，就来这里了。我戏说自己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巩俐，巩俐在中央戏剧学院的戏剧研究所，我和她位子相似。
我现在的职称是副研究员，不能说是别人压制我，是我自己不太认同这个体系。每年报评的时候，我都没报，不是忙着拍片就是自己忘了。
到现在为止，我拍了18部90分钟左右的长片，没有一部在电影院公开发行。因为我是独立制片人，拍的是地下电影。中国官方体系的电影，从剧本到每一个镜头都要受审查，你要投降，向他的准则靠拢。但由于国内音像出版和电影发行是相互冲突的两个体制，出版社可以自己选择片子出版，这使得我的地下电影得到了一个见天日的缝隙，可以通过影碟面世。在中国。拒绝审查拒绝进入体系的独立电影人，都是这个命运，不期待国内的影院。
即使拍地下电影，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拍电影不同于文学，受成本和制作环境制约。李安的《断背山》在中国就没法拍，不会有投资商，不会有票房，不会通过审查，不会有社会环境的支持。比如说选演员，男的就会有顾虑，如果选择井冈山这个地方来拍这个片子，就会引起反对，如果偷偷拍，比如两个男的全裸从崖上跳下，警察知道了就会把他们抓起来。
在拍这18部电影的时候，我都很小心，几乎是偷偷摸摸。这18部片子只有一两部不涉及同性恋，其实我不喜欢给一部电影简单地加上同性恋的标签，和大千世界一样，同性恋也有形形色色的同性恋，有解放运动之前的同性恋和解放运动之后的同性恋，断背山说的则是双性恋。
我个人的生活情况，我喜欢的基本上都是异性恋的人，私人生活中和同性恋这个圈子的交叉只是友情。我的感情相对比较稳定，我的爱情是和异性恋来结构的，个人感情还是异性恋模式。但我不专一，可以同时有两三个男朋友，他们也有各自的女朋友。因为我的爱情理念和模式不是一对一，所以我也不会有困惑和痛苦，本身不曾被束缚，也就没有解脱的问题。
-----两个男人的伊甸园
李安的电影看了蛮多，我个人最喜欢断背山，它的镜头语言简单干净，朴实没花招，有点让我感到意外，它没有复杂的技术环节，李安侧重的是内部的东西。
李安以前的电影没有构成一种现象，而断背山则成为一种现象，我原以为它会有很多的技术含量在里面，看完以后我知道它内容大于技术。
我不愿意说这是两个牛仔的故事，牛仔在这里的作用只是强化了的男性符号。我不了解牛仔，这部片子里牛仔的环境和以前经典牛仔不一样，没有尘土飞扬，没有肮脏的牛群马群，李安这次没有用尘土，没有用烟雾。我更愿意说这是两个白人男人的故事，李安没有给这个片子太多的内容，设想如果是一个黑人或印地安人，问题就是另外一码事了，李安把复杂的枝节剔掉，让这个电影一开始就是两个白人男人的故事。让人不去多想其他，它的文化元素单一，这是它成为一个现象的前提。
我相信李安熟悉多元文化，跨性别文化，他对同性恋的不同文本也很熟练，比如男人的一半还是男人，比如繁花圣母。片中故事是在同性恋解放运动之前，但并不等于说李安自己的文化准备局限在解放运动之前或之后，他有丰富的性别文化的准备。他知道对于主流观众来讲，什么东西确定无疑，什么东西是多费唇舌，他回避掉了性别文化中特别繁复的文本。
电影里的开始画面是，开天辟地，上帝造了一个男人，再造了一个男人，世界上只有两个男人，两个绝对没有娘娘腔的经典男人，李安讲的故事是当亚当遇到亚当，这也是整部片子的语境。
这是一种类似于创世纪的背景，一开始是夜色，后来就有光，自然光和大卡车的光，接着就是两个男人，后来是两个男人偷吃了禁果，接着就要受到惩罚。创世纪的画面没有异性恋文化的背景，也没有同性恋文化的背景，当然后来的画面有一号主角的父亲带自己的儿子去看被打死的同性恋，但要记住，那是后边的画面，初始画面没有文化背景。
随后，李安也放弃了富人子弟和穷人子弟关系这样的剧情发展模式，放弃了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文化这样的背景，他用了完全的无产阶级的方式来对待这两个人，没有讲社会对他们的压迫，他们要生存，便要各自谋生，这也是影片情节展开的基础。两个人必须分开，但又要走到一起，这之间就有很大的空间，这个空间就给了电影一个戏剧张力，李安赋予这部电影更淡雅的戏剧性和隐藏于内部的冲突。
从专业的角度谈，《断背山》是一个相对主流的电影。同样作为导演，我知道李安为什么这样运作，从技术层面为什么这样完成，而不是那样去完成，李安不是不知道，可以把这部片子做的更尖锐更有探索色彩，他很知道片子要在美国的主流院线里经营，应该回避什么。
------断背山不具备颠覆性
断背山不是一部具有很强颠覆性的影片，这也是它成为一个现象的条件。如果它特别颠覆，那只能是少数人关注的东西。《断背山》在中国没有造成任何恐慌，大家只是把它当成一部讲述同性恋故事的电影。
我不认为一部电影能颠覆什么，人类的时代早过了那种一条标语就能统治世界，一本书就能改变世界的阶段，无法想象一部电影能让大家都不结婚，都成为同性恋。李安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他在电影的结尾，安排了一段父女对话，女儿说要结婚了，父亲问“他真的爱你吗，这个问题很重要。”这是一个很温和的结尾。
李安能成就这部影片的大众性和流行性，还在于他完全回避了不能生殖繁衍所带来的困惑，两个主人公都有后代，李安小心翼翼地为自己的影片寻找大众色彩。
但可以说华人李安拍出这部片子，对华人的同志运动应该起积极的推动作用。早在去年9月，《断背山》在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获得最佳影片金狮奖后，我参加凤凰卫视的一个节目，主持人一上场就讲断背山怎样，接着又讲断背山怎样。尽管这部片子里，没有任何华人出场，但它给华人提供了一个话题，提供了一个讲话的机会。
社会在不断地进步，观察员也必须有不同的标准，观察社会角度不发生变化，就意味着这个观察员已经老了，社会观察的角度必须经常地挪移。中国解放后，提出了妇女解放的概念，50多年过去了，在和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应该有新的概念，新的标准，性倾向的平等应该是我们社会观察的新的标准和新的视角。这是我提出“同性恋是社会的试金石！”这一口号的前提。
在美国，断背山可以公映，尽管有不同的反响，但在中国，还不能公映，这就能看出这两个国家思想和文化进步上的差距。
对于中国同性恋运动的未来，我无法预言。我们办了一些活动，被当局关闭了，我不认为是失败，我没有挫败感，只是声音传递的方式不同而已。
最后我希望对《断背山》的批评建立在尊重人的立场上，这部影片作为一个产品，有它设计和制作的一个过程，一旦成型，就有它的体系。不试着进入它的体系去解读的话，就容易抱着偏见去裁决它，人人显得像审查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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