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的底线上下

--------或许当局认为我的这部书有助推动习李施展新政。

--------这部书的英文版和香港中文繁体、简体版出版后，方励之、王丹等人对书的批评很厉害，这倒帮了忙，北京当局看到他们反对，那出这部书问题不大。

--------当然他们要删除什么，我是有底线的。我们有个约定，我要看到最后删改的版本。不符合我的底线的话，我随时撤回稿子，放弃出版。 

--------比方说，大跃进究竟死了多少人，出版方开始完全删除了，我希望它们保留，所以我说「有外国专家估计」，大跃进时期死了四千万人。后来审查部门拍板通过了。 

--------还有关于六四事件那部分，主体框架基本保留，历史事实的梗概基本保留，这很不容易。这是巨大突破，也是我的底线。 

--------党内领导人的斗争部分，审查部门要求淡化，但我的底线是肯定要保留，保留多少，保留什么可以谈，至少要让读者看明白，对某件事，领导人之间有不同看法，了解当时的事件背景。比如邓小平与陈云，我的确觉得陈云是很能干的，贡献很大，我对陈云的看法比别的外国人看得比较正面，但他的一些看法与邓小平不完全一致，我要让读者了解他们两个人不同看法的依据是什么。 

-------删除比较多的是在英文版和香港版最后那一部分「邓时代的关键人物」。主要是历史性的资料，对每个人作微型评传，胡耀邦是谁、赵紫阳是谁、习仲勋是谁，这些都删掉了。出版社的理由是，大陆读者都了解他们，我有我的想法，不只是某某人做过什么，我估计敏感的东西多，但我还是让步了。

-------我有个战略，那本书应该先在香港出版，因为香港享有出版自由，能完全按照我写的出版，先出香港版，如果后出的大陆版与香港版差距太大，大陆方面会有压力。


亚洲周刊记者江迅专访傅高义：他守住自己著作的底线


《邓小平时代》在中国内地出版，经历审查、删节、妥协，但傅高义守住底线，出版方顶着风险，在作者和审查部门之间作出平衡。方励之、王丹等人的批评也意外帮了忙。--------------------------------------------------
这部《邓小平时代》能在中国内地出版，无疑是中共党史、中国出版史的重大突破。对此，作者傅高义说，出版此书确实不容易，最初判断几乎不可能。审查，删节，讨论，恢复，争辩，妥协，讨价还价……但他始终守住那条底线，什么可以删除，什么绝对不能删除，哪里可以改动，哪里绝对不能改动。一月二十一日，在香港沙田凯悦酒店，他接受亚洲周刊专访。

八十二岁的傅高义，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科学荣休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一九七九年他撰写的《日本第一》曾激起反响。他说一口流利中文，在哈佛大学，他享有「中国先生」称誉。 《邓小平时代》中文版为什么先选择香港推出，如何部署中国内地版问世，他稳步推进，显得睿智。他品性随和，做一件再小的事，都认真而求完美。他给四个记者每人送的书的扉页，都用中英文一笔一划写下记者名字，又签下他的名字。

你最初对出中国内地版信心如何？

北京出版这部书，确实不容易。能不能出大陆版，三联书店有丰富经验作判断，他们也能掌握一个度，哪个章节、哪个词可能过不了当局审查关。我原本与三联书店有共识，出版之前，我要看最后审查版本，他们删掉了什么，绝不能加上什么，出版的大陆版没有一句不是我的话。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李克强新领导班子已经明确要继续走邓小平改革开放之路。习近平履新总书记后，就去邓小平九二年南巡的深圳考察。或许当局认为我的这部书有助推动习李施展新政。这只是我的一种估测。

这本书一月十八日出版，距离中共十八大才两个多月，这期间审查、出版的运作根本来不及，应该是十八大之前当局就拍板了，怎么理解这部书的出版和十八大的关系呢？

我理解你问的意思。中共十八大要走什么路，应该是早就决定的。十八大的文件、十八大上讲话，都经过反覆酝酿和讨论，在十八大筹备过程中，基本战略和政策，书稿的审查部门是清楚的，出版方也是可以感觉到的。这部书的英文版和香港中文繁体、简体版出版后，方励之、王丹等人对书的批评很厉害，这倒帮了忙，北京当局看到他们反对，那出这部书问题不大。当然他们批评我，我不一定会高兴，但我早有思想准备，写邓小平的这部书肯定会有人批评。国外很多人批评邓小平，我的书说他对中国进步和发展作用很大。我的美国朋友可能说，傅高义也太讨好中共领导人了，有批评，有反响，我很高兴。我花了这么多功夫，去了解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他们对你这本书的批评，认为你做了一种妥协，难听点的话是「投降」，向中共「投降」了，你怎么解释你的想法？

我的一些朋友，对中国发展的看法不一致的、政见不完全相同的美国人，比方说林培瑞、黎安友等。但他们没有说我「投降」什么的。只是一些记者，特别是当年在北京经历六四事件的一些记者，认为邓小平是非常讨厌的一个人，他们并没有读我的这本书，看到我写这么厚的书，是关于邓小平的，没看书就先知道我如何评价邓小平，于是写文章批评。我已经老了，有很多经验了，遭遇批评和误解，是很自然的事，我不会耗时间生气。

让人好奇的是，当局对这本书的审查过程，你和出版社是如何「讨价还价」的，他们要删除什么，你坚持要保留什么？

是不出版，还是让他们作些许删改后出版，那是我选择的权利。虽然有经我认可的删节，但能让几十万人、上百万人读到此书，那是好事。当然他们要删除什么，我是有底线的。我们有个约定，我要看到最后删改的版本。不符合我的底线的话，我随时撤回稿子，放弃出版。这一点，我很强硬，也给了出版社压力，以此争取获得最大空间。听说，出版方顶着风险，作了极大努力，在作者和审查部门之间作出平衡，往往要受「夹板气」。

你能举例说明吗？

比方说，大跃进究竟死了多少人，出版方开始完全删除了，我希望它们保留，所以我说「有外国专家估计」，大跃进时期死了四千万人。后来审查部门拍板通过了。这是我坚持和争取的结果。还有关于六四事件那部分，主体框架基本保留，历史事实的梗概基本保留，这很不容易。这是巨大突破，也是我的底线。党内领导人的斗争部分，审查部门要求淡化，但我的底线是肯定要保留，保留多少，保留什么可以谈，至少要让读者看明白，对某件事，领导人之间有不同看法，了解当时的事件背景。比如邓小平与陈云，我的确觉得陈云是很能干的，贡献很大，我对陈云的看法比别的外国人看得比较正面，但他的一些看法与邓小平不完全一致，我要让读者了解他们两个人不同看法的依据是什么。

删除比较多的是哪些部分？

是在英文版和香港版最后那一部分「邓时代的关键人物」。主要是历史性的资料，对每个人作微型评传，胡耀邦是谁、赵紫阳是谁、习仲勋是谁，这些都删掉了。出版社的理由是，大陆读者都了解他们，我有我的想法，不只是某某人做过什么，我估计敏感的东西多，但我还是让步了。但在英文版里，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很多美国读者并不太了解某某人是谁，就可以在这一部分内容里了解，对大陆读者而言，这部分内容并非那么重要。

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中大出版社？

我有个战略，那本书应该先在香港出版，因为香港享有出版自由，能完全按照我写的出版，先出香港版，如果后出的大陆版与香港版差距太大，大陆方面会有压力。当然差距太大，也会有很多人批评我。先在香港出版。当时我考虑过三家出版社，明镜出版社、港大出版社，还有是中大出版社。我咨询过很多美国和香港的朋友，最后选择了中大。中文大学的熊景明、Ann Huss、哈佛大学图书馆的Nancy Hearst等朋友都竭力推荐甘琦，认为她可靠、认真，也了解大陆情况，在大陆朋友多，当时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在大陆出版，要是能出版的话，她可以当我的顾问，帮助我选哪个大陆出版社。甘琦一直在琢磨，不出大陆版实在可惜，值得努力试一试，不试会成为终身憾事。中大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林颖率领的年轻而认真的团队。现在看来，我当初的选择正确。

听说你会捐赠大陆简体版版税？

捐赠给我的母校。 Ohio Wesleyan University（俄亥俄卫斯里昂大学）。我在美国中西部的小镇长大，小镇有一所大学，爸爸觉得我当时太年轻，不要去别的地方念本科，于是我上了那个大学，我十九岁大学毕业，博士学位是哈佛大学的。那个小大学水准还不错。我希望支持他们、鼓励他们。我不是富人，但我对生活要求不多，有饭吃，有车，比小康还好一点。把版税捐给大学，家人都非常高兴。

版税能拿多少？

据说首版估计有几十万美元，目前只是税务问题要解决。

接下去你准备写什么书吗？

这样厚的书不会再写了，我已经八十二岁了，这部书花了十年，每天平均十个小时的工作，很努力，没有玩兴，没陪妻子旅行，我不会再写了，妻子也肯定不批准我写。我想一年之内，做些与这本书有关的事，在大陆各地演讲，在美国、欧洲继续演讲，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卖书，可以一起讨论问题，这很重要，也是学习。我想三月中到四月底会在大陆演讲，三联的朋友会安排，比如广东深圳，还有成都、重庆、武汉、南京、济南、西安、沈阳、大连那些地方。

你最近会思考什么课题？

我年纪大了，记忆力也差了，考虑自己的能力，我在哈佛大学曾经教的课是研究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当年怎么腾飞的，后来发展的过程如何。如今，这些地区的发展步伐减慢了，经济增长缓慢了，我想用两三年时间研究，写一本小书。  

（实习生陈珣参与采访录音整理）

傅高义小档案Ezra Feivel Vogel，1930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特拉华市一个犹太人家庭。曾在俄亥俄卫斯里昂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并于1958年获得博士学位。 

1967年至2000年间于哈佛大学任教，曾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主任。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情报官员，负责东亚事务。精通日文，中文流利，着有多部关于中国、日本和亚洲研究的著作，包括《日本第一》、《亚洲四小龙》、《邓小平时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