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罗文：中国将发生激烈变革

China: Big Changes Coming Soon
by Henry S. Rowen

http://www.hoover.org/publications/policy-review/article/100861

今日网络出现此篇猛文，流传甚广，细看下来，此文颇似一个变革的演绎沙盘。本文的关键词是：变革顺序、未来十年、政治变革、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公民自由、制度细节、群体事件、因特网、手机、列宁主义、16740美元、国民党在台湾

中国即将出现大变革，而且很可能是激烈的变革。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经济以平均年增长率9%的速度迅猛增长，这使中国成为世界贸易和金融业的大玩家，而且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增长不仅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而且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迟早也将对国内政治产生影响。

即将出现的是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变革。变革出现的顺序将产生影响力的巨大差别，但这个顺序非常不确定。无论如何，大变革很可能在2020年前出现。

社会变革

变革出现的早晚将产生重大差别。相信中国的增长将最终带来政治变革是一回事（邓小平在1988年告诉国务卿舒尔茨中国在50年后将成为民主国家，或许他的意思是‘忘掉它吧’），期待政治变革在这个十年内出现是另外一回事，本文的观点是后者。不过，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从来不），下文还将谈到的另一个观点是在此阶段很可能出现突然的经济衰退。人们不应该期待这些预测的事件是各自独立的，因为政治动荡将损害经济发展，而经济突然衰退肯定产生政治后果。政治动荡或经济衰退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相互作用只是猜测而已，本文将做出一些猜测。

假设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变革出现的时间应该是2015年，这是很近的未来，足以引起我们的关注，随后几年可能性将越来越大。把它们联系起来的共同因素是中国的人均GDP到那时将达到17000美元（以2005年的购买力为准）。这是自由之家列举的大部分“自由”国家或所有“部分自由”的非石油富国的经济水平。有助于自由的因素还有教育程度，而这在中国也稳步增长。虽然今天中国的教育水平仍然属于“非自由”的范畴，但假设增长率维持在年均 9-10%，它将在2015年达到自由的基本水平。如果增长率下降到总理温家宝所说的7%，该水平也将在2017年后不久实现（更准确地说，如果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在2017年被认定为“部分自由”的概率是50%，随后概率将越来越大）。

可以理解的是，该话题的大部分讨论集中在政治自由即人民选择国家领导人的能力上。但自由之家有两个自由指标：一是政治权利，一是公民自由（如美国的权利法案）。从这些标准来看，当今中国在政治权利上垫底，在公民自由上稍好一些。原本就不该有政治排名，因为中国是列宁主义国家，共产党把经济自由和严格的政治控制结合起来，但是经济自由将产生深远的社会后果。经济自由的基础是繁荣，而繁荣是不平等分配的，中国东部城市里已经出现了庞大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大的私营经济，媒体比10年前更自由，比30年前的自由度更是大多了（但政治言论仍然不自由），劳动力市场更开放，都市居住权的限制也不那么严格，宗教活动虽然常常受到骚扰但基本上被容许了，司法体系也在缓慢前行，人们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笔者想再次强调繁荣并不均衡，庞大的中产阶级集中在东部城市里。用自由之家的说法，这些进步意味着公民自由的进步。

从消极的一面看，最近一直存在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击，官方的委婉语是“维稳”。现在还不清楚为什么在共产党控制似乎很强大的时候出现这种事。明年即将出现的领导人换届似乎已经定下来了，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很多出现在少数民族地区。官方对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传播到中国的担心是真实的，但人们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记忆肯定也发挥了作用，因为这场风波在共党领袖的心中一直栩栩如生。那场风波是最后导致苏联解体的东欧动荡激发起来的，被视为危害党的领导。如果你采取列宁主义者的做法，就不可能不特别小心。

不幸的是，中国官方最近以维稳的名义打击持不同政见者。

中国的情形需要放在世界模式的背景下考虑，该模式显示经济发展和民主自由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这种联系或许三种可能性可以解释：1）经济发展导致民主；2）民主或许促成发展；3）两者或许有一个共同起因。经济发展导致民主的第一种可能是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et）的假设，即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富人才能抗拒蛊惑人心的煽动家。稳定的民主预设了人力、社会、和物质资本的积累。教育促进增长，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促成反对独裁的民主革命，使得反对民主的政变不大可能成功。

罗伯特·巴罗（RobertBarro）在分析了一百多个国家后发现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高的教育水平（初级）预示着更高的自由，这是支持李普塞特观点的证据，虽然在有利于选举权的因素出现和它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时间滞后。在教育水平上，2000年中国25岁以上的人口中平均受教育年限是5.74年，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和快速扩张的高等教育方面教育进步的步伐在加快。到了2025年，2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正规学校教育将达到8年。教育带来的进步虽然缓慢，但经过一段时间终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巴罗把这种滞后归咎于制度的惰性，虽然受到经济和社会变量出现变化的影响。他注意到大概20年后，“民主程度就将完全由经济和社会变量所决定。”

这个观察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像中国这样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当今的自由程度远远低于现有经济发展程度预测的那种水平。

亚当·普沃斯基（AdamPrzeworski）及合著者也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最好地预测了不同政权出现的概率，但他们的解释是如果和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型国家相比，富裕国家的民主更容易生存。这些研究者注意到，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越高，该国的民主政权维持下来的机会就越大。

中国共产党人在表达各种怨愤不满时感受到的禁忌越来越少。

巴罗和普沃斯基等人发现民主并不直接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佩尔森（TorstenPersson）塔贝里尼（GuidoTabellini）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观点，他们认为民主导致经济增长的证据非常弱。他们写到“民主”这个概念太笼统，而制度细节非常重要。该理论的画面仍然不清晰，文献仍然存在不同观点。

第三个可能性是民主和发展拥有共同的起因。这个观点得到戴龙·阿西墨格鲁（DaronAcemoglu）和合著者的支持，他们认为“虽然收入水平和民主是正相关关系，但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因果关系。相反，历史因素往往影响不同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道路的偏离，导致民主和经济表现的正相关关系。”这些学者认为政治和经济发展道路交织在一起。有些国家走上民主和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道路，有些国家则遵循专制、压迫和更有限的经济发展的道路。

不管人们采取哪种解释，民主的中国在东亚并不算稀罕，因为日本、韩国、台湾都被自由之家列为民主国家，新加坡被列为“部分民主”国家。它们显示西方式的民主能够在华人社会生根发芽。

中共为选举开了一扇小窗户，1988年允许村级领导干部选举。到了1990年代中期，90%的村委会主任都是通过投票而上台的。但个人直接提名、多个候选人、秘密投票、公开唱票、马上宣布投票结果、正常的罢免程序等要求并不总是得到遵循。多年前人们就猜想这种选举将扩展到乡镇层级，但这种期待并没有出现。

这使得中共面临一个变化的情景，人们在表达怨愤和不满时感受到的禁忌更少了，而这些不满和冤屈往往是当局的错误造成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2011年7 月的温州动车事故。这个事故本来就够糟糕的了，让许多人愤怒不已的是当局试图掩盖真相（从字面意思上就是把摔到桥下的车厢和尸体掩埋）。

人们表达不满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当局所说的“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主要是罢工和抗议的结合体，抗议警察的不公，抗议地方党组织征地拆迁牟利以及少数民族民众抗议种族歧视等。在1995年，报道的群体性事件大约一万起，十年后的官方数据增加了十倍。如今政府已经停止报道这个数量，但非官方的估计是 2010年大概有16万起群体事件。抗议者一般都避免直接挑战中共的权威，更愿意引用党的文件、法律和国务院规定和领导人言论中列举的权利。抗议者也非常小心地把议题局限在本地事务上。人们不应该认为这个国家的抗议活动将严重威胁政权的存在。人们知道历史上这些抗议的作用是什么，领袖们有时候鼓励他们抗争，作为赶走当地腐败官员的方式。但是，尽管这并不说明中共摇摇欲坠，但也并非中共执政正当性的证据。

当局表现出的焦虑反映在社会出现的深刻变化上。正如杰夫·代尔（GeoffDyer）在2010年10月的《金融时报》上写的：

因为组织亲民主的情愿活动而被关进监狱的刘晓波是政治改革的旗手，但在很多方面他并非当局的主要挑战。刘先生属于上一代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在天安门事件后已经被边缘化了。普通中国人很少听说过他。

相反，压力更加多样化而且来自不同地方。都市郊区富裕阶层如果财产权受到侵犯更乐意组织大型抗议活动，而且确保电视摄像机的拍摄。中国迅速增长的司法群体里有很多人主张建立更加独立的法院，其中不仅有法官也有背负冤屈的公民。

而且，现在还有因特网，虽然当局尽一切努力审查和左右舆论导向，但网络已经成为反叛和嘲讽的源头。

中国的党国是这样一场暴风雨，人们往往容易忽略列宁主义阴影下出现的越来越充满活力的社会。

中共确实是一场暴风雨，爱德华·斯坦菲尔德（Edward Steinfeld）在2011年7-8月那一期《波士顿评论》上总结如下：

在这个新制度下，国家权威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已经完全不同了，这个现实被国家狂热地试图开发新规则维持控制和影响力的努力所证实。为回应对变化了的国家作用的期待，出现了依法治理的新话语。除了新税法、合同法、物权法、环境保护法之外，国家还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法规，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中国的信息自由法。有些省比如经济发展很快的福建已经出台了强调集体协商作用的新的劳动法。

有关政治未来的话题，领导人的公开言论存在不同的口气。党的许多领袖已经表达反对审查和支持言论和媒体自由的观点。至于当局，温家宝总理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说“人民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希望和需要是不可阻挡的。”（这句话遭到中国媒体的封杀）

技术已经改变了人们接触信息的方式和相互交流的能力。其中一个是无处不在的手机，当今中国使用的手机超过8亿5千万部，未来几年，手机用户可能超过 10亿。每天有五亿条短信在流传，政府已经失去了对人们传播信息、组织抗议活动和揭露腐败等的控制（比如下一场类似萨斯的传染病）。手机成为突发事件引起的群体性抗议活动的组织工具。

因特网的重要性无可争议。中国有五亿网民，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因为信息的其他来源和娱乐一直比其他国家受到更多限制，它的社会影响力也就更大些。这就产生了寻求信息和发布博客的用户和试图确定限制性边界的审查者之间不断上演的博弈。领导人对阿拉伯世界抗议活动的恐慌近乎草木皆兵，最近以一种滑稽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突尼斯革命者将他们成功的起义命名为“茉莉花革命”，所以这种花在中国就曾经成为不存在的植物。二月份，当中国的“茉莉花革命”信息开始在网上传播的时候，三个汉字茉莉花被屏蔽了，发短信根本无法使用这些字，连胡锦涛主席唱“茉莉花”这首歌的视频也从网上消失了。

人民通过因特网或者使用手机展现出来的力量破坏了列宁主义控制的原则：用地域和社会阶级把人们孤立起来。所有这种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都得到当局的许可，因为这些社交网络技术带来的经济利益，如果它们受到严格限制，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受到严重影响。

经济和政治动荡？

所以，中共领袖认为维持党对国家的控制所必须的经济高速发展播下了它们垮台的种子。但是中国的高速增长能够持续吗？每年9%以上的速度将降下来，这是绝对的真理，就像树不可能长到天上去，30年的高速增长（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短暂停滞了一段时间）已经非常罕见了。普遍的观点是通过劳动力增长乏力、工人从生产力低下的农村向生产力高的城市流动放缓、国家向国际技术前沿迈进的途径等形式出现衰退。

最近一些学者巴里·埃森格林（BarryEichengreen）、康镐炫（KwanhoShin）、朴东炫（DonghyunPark）等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们发现几乎所有非石油出口国家的高速增长都是在以2005年国际价格计算人均GDP达到16740美元后突然停止了，其增长速度从每年 5.6%突然降至2.1%。他们注意到中国的轨迹是在2015年达到这个水平（或者如果每年增长率是7%的话，是在2017年）。他们预测未来的经济衰退将是年增长率是2%到3.5%，这将意味着中国的增长速度降至6到7%（作者认为这种结果不是确定无疑的，但可能性很大）。基本原因是人均GDP到了这个程度后，工人从农业转向工业的回报开始下降，利用外资和技术的利益也随之消失。导致经济衰退的另外因素是中国故意压低人民币汇率。这三位作者观察到，越过 16000美元水平仍然持续保持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只有两个，那就是城市国家新加坡和香港。

这个现象的核心是生产力增长的放缓。他们写到：

经济放缓出现在经济增长过程的这个时刻，即人们不再能从农村转移多余劳动力到工业领域来刺激生产，引进外国技术的收益开始降低，但全要素生产力（TFP）从不寻常的3%以上的高水平突然急剧降至零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但在这个方面，中国具有独特的优势以保持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中国地域辽阔可以大量注入投资，西部省份人多但贫穷。针对这一点，作者写到：

如果增长奇迹在国内移植的话，占中国人口相当比例的内陆省份的经济发展（人口比很多国家还多）在未来几年仍然可以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政府已经扩展了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高速路和铁路到这些欠发达地区，为它们的经济转型做准备。

假设确实出现了突然的经济衰退，后果会是什么呢？从国内来看，衰退很可能根据地域和行业不同而有所变化。已经出现的情况是很多资本投资很可能回报率很低，3000亿美元的高铁投资中很多可能就是如此。政府会做出削减资本投资和鼓励消费的反应吗？中国的整个出口已经引人注目地下降了36%。政府说要这么做。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稳定，实际上也是中共统治的合法性要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最起码年均增长率应该在7%。虽然存在神奇的门槛的说法并不可信，但这个速度若在世界其他地方都会被认为非常好的，如果经济大幅度衰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将对中国造成严重的后果。

从国内来说，经济增长放缓的前景出现很多问题，如这种衰退的不同影响如何跨国收入分配，我们知道贫富差距已经非常巨大了。有钱有势的某些人在炫耀他们的财富，网上已经出现了很多这种事。如果困难时期到来，人们会怎么看待这种消费？

哪些经济领域受到影响最沉重？房地产泡沫破裂已经即将来临，建筑工人将面临失业困境。汽车行业如何呢？作为世界第二大，2010年销售汽车1800万辆，官方预计在2021年将达到5000万辆。这对已经让政府头疼的问题如包括大学毕业生在内的失业和就业不足意味着什么？人们对希望破灭会做出什么反应呢？人们对本来就不受人爱戴的党的不满是否会大幅度增加呢？

至于对国际产生的可能影响，埃森格林和同事的观点是“有人估计，中国一家就占全球需求增长的30%，金砖四国总体占需求的45%，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是世界的绝大多数。”简而言之，中国经济衰退将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增长。

受影响最大的是原材料供应如巴西、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但也包括日本和欧洲的机器供应商。考虑到国际贸易的多边特征，美国的出口也将受到影响。

中国的国防和外交政策在很多方面也将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增长衰退意味着未来军事潜力的扩张就不会这么大。中国将发现更难提供许多人预计将拥有的，人民解放军无疑期待的各种先进武器的货款。如果国家的困难足够沉重的话，中共可能被诱惑把外国人当作替罪羊。首要的目标就是美国人。

中共有一个选择，通过逐渐引入自下而上的政治变革试图避免可能的大动荡。这就是曾经也是列宁主义政党的国民党在台湾的做法。政治选举首先在地方政府，随后在国民代表大会进行，直到最后选举总统。这个过程虽然也不是没有困难但相对来说还算顺利。中国没有采取自上而下的途径或许是因为党的领袖看到这对其控制的威胁实在太大了，或许因为担心造成政治动乱。人们很难批评中国领袖这样的权力专家，但大麻烦确实就在前面。

两种变革的相互关系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立场：在2020年之前某个时候中国将很可能出现政治变革或经济变革或者两种变革同时出现。如果这种变革出现了，两种变革出现的顺序可能产生很大差别，虽然人们只能预测情况会如何变化。如果首先出现实质性的政治自由，那么不那么严重的经济衰退就不会造成灾难性影响。但是如果出现另外一种情况，经济动荡先于政治改革，那么，严重的经济衰退将造成政治自由化、保守派势力成功控制局势、或陷入长期的政治动乱。我们不得而知。

不管怎样，中国在未来十年的发展将很可能深刻地影响世界其他地方，就像过去这些年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一样巨大，只不过是用其他的方式。

作者简介：亨利·罗文（Henry S.Rowen）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太研究中心主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荣誉教授，是斯坦福区域革新和创业工程主任，《大中国革新探索》（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8年）主编。

Henry S. Rowen, a senior fellow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 is a professor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emeritus at the university's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nd a member Stanford University's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He was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in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rom 1989 to 1991. He was also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from 1981 to 1983. Rowen served as president of the RAND Corporation from 1967 to 1972 and was assistant director, U.S. Bureau of the Budget, from 1965 to 1966.

From 2001–2004 he served on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Policy Advisory Board. In 2004–05, he served on the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ing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Rowen is an expert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igh tech industries in the U.S. and Asia. His current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ise of Asia in high technologies.

His most recent work is co-editing MAKING IT: The Rise of Asia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His other publications, which he co-edited, are The Silicon Valley Edge: A Habitat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2000); Behind East Asian Growth: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Prosperity (1998); and Defense Conversion,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Outlook for the Russian and Ukrainian Economies (1994), with Charles Wolf and Jeanne Zlotnick.

Among his articles are "Kim Jong II Must Go," Policy Review, No. 121 October/November 2003; "The Short March: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National Interest (fall 1996); "Inchon in the Desert: My Rejected Plan,"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95); "The Tide underneath the 'Third Wave,'" Journal of Democracy (January 1995); and "Vietnam Made Him," National Interest (winter 1995/96).

Born in Boston, Massachusetts, in 1925, he earned a bachelor's degree in industrial management from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1949 and a master's in economics from Oxford University in 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