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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可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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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透露东伊运最新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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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在去年12月30日报道称，叙利亚国防部新近任命的49名中高级军官中包括三名维吾尔人，其中“突厥斯坦伊斯兰党”（TIP）叙利亚负责人阿卜杜勒阿齐兹·达乌德·胡达贝尔迪（Abdulaziz Dawood Khudaberdi ）被任命为准将，另外两名维吾尔人毛兰·塔尔松·阿卜杜萨马德（Mawlan Tarsoun Abdussamad） 和阿卜杜萨拉姆·亚辛·艾哈迈德（Abdulsalam Yasin Ahmad） 则分别被授予上校军衔。 2025年1月17日，中国《观察者网》刊出与中国国家安全部直属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特别助理、反恐专家李伟的对话，透露出北京掌握的东伊运最新状况：东伊运总部仍设在阿富汗，其叙利亚分支作为东伊运海外军事力量中最为强大的分支，其在叙利亚的领导人已晋升为叙利亚军事领导层的第三号人物，目前叙利亚的东伊运大约拥有2000至3000名战斗人员（包括家属在内总数约五千至一万人），经过国际圣战组织的训练，东伊运叙利亚分支已发展成为具备一定特种作战能力的准军事武装力量。许多东伊运成员在海外不断转换身份后，一直利用各种渠道向境内渗透极端主义思想，甚至以其他身份返回国内煽动恐怖袭击。 观察者网《李伟：叙利亚变局或为国际恐怖组织创造一个危险的先例》一文中的有关段落摘要如下： https://www.guancha.cn/liwei2/2025_01_17_762410.shtml 叙利亚过渡政府任命“东伊运”叙利亚分支骨干为政府高级军事领导人，无疑再次向我们发出警示，提醒我们关注沙姆解放阵线的极端主义历史。关于叙利亚过渡政府核心成员是否能够真正与其过去的极端历史切割，以及“东伊运”分子担任叙利亚高级军事领导人是否会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等问题，观察者网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特别助理、反恐专家李伟，请他为我们分析未来可能的发展。 这次叙利亚变局之后，东伊运(Turkistan Islamic Party)在大马士革也打出了自己的旗帜，并在部分清真寺中蛊群众，宣称夺取叙利亚政权仅为第一步，未来他们还要对中国新疆地区展开分裂活动。目前，东伊运在叙利亚的领导人已晋升为叙利亚军事领导层的第三号人物。 目前，叙利亚的东伊运大约拥有2000至3000名战斗人员（包括家属在内总数约五千至一万人），经过国际圣战组织的训练，东伊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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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敖博：中国的现实与我的歌词越来越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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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华文世界所有的音乐形式中，最为暴力的当属盘古乐队。这支1990年诞生于中国江西南昌的庞克风格的摇滚乐队，2005年流亡瑞典后，继续以人权，自由与革命作为其基本主张，近年来中国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及社会焦点人物，都成为触动其创作的灵感之源。 翻看他们的曲目，不难发现，杨佳、唐福珍、杨元元、张林、高智晟、刘晓波和王炳章等新闻人物都进入了他们的摇滚，盘古乐队主唱敖博认为新闻报道中的事件或人物只是白开水，进入摇滚后才成为烈酒。敖博说：“我用摇滚让人们感同身受，用摇滚野史或者摇滚杂文的方式呈现中国当代历史。” 敖博视歌词是摇滚的灵魂，由他撰写的歌词充斥着“自焚、战争、革命、动乱、起义、屠杀和处决等”刺激感官的词汇，敖博说：“不幸的是，中国形势的发展，与我们的歌词越来越吻合，每过一天，就向我们歌词靠拢一天，我希望我们预测错误，但中国的现实老往我们身上贴。” 推出最新专辑《为人民报仇》 2010年元旦，盘古推出了最新专辑《为人民报仇》，封面图案是自焚前的唐福珍立于自家房顶。“专辑每一首歌都像是人民之矛，我们的摇滚像弓箭和子弹一样射出，我们的靶子则是政府审查，拆迁等具体内容。”敖博说。 敖博称出这张专辑为的是“为人民报仇、替人民解恨、帮人民出气、助人民造反！”他还引用某位无政府主义大师的话说：“没有比剥削劳动和压迫穷人的政权更为卑鄙的东西。” 《为人民报仇》专辑收入了盘古近年来的作品十一首，曲目分别是“这个狠毒的政府 这个残暴的政权”，“千千万万个杨佳”，“我一定把你杀光”，“你口腔的对面是枪口”，“被屠杀不要紧吗”，“我们反对和平理性”，“把北京割给俄罗斯”，“悔罪书”，“革命总动员”，“ 乔希尔没有死”，“鬼跟人的区别”和“Yang Jia”。 在中国摇滚之父崔健日益沉默的今天，出道之初受崔健影响甚大的敖博及盘古，则在海外发出了更多的声音，今天，盘古已经有了“盘古推特 http://twitter.com/hundunzhe”，“盘古暴民论坛 http://fangong.forums-free.com/”，“盘古暴民博客 http://fangong.xanga.com/”和“盘古暴民电邮 pangu6702001@hotmail.com”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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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门虎子：许良英之子许成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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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称将门，并非行伍英雄，而是指驰骋精神世界的智勇者。 今天在北京去世的物理学家许良英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他的儿子许成钢也是一名有风骨的经济学家，被称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一名顽强、坚韧、执着的探索者”。他目前任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终身教职副教授、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韩国首尔大学“世界级大学”教授。曾在中国社科院数量和技术经济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客座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访问学者，以及担任《美国经济评论》（AER）、《政治经济学杂志》（JPE）、《经济学季刊》（QJE）等一流学术期刊的审稿人。 其在网络上可查到的著作有：《软预算约束:理论从中央计划到市场》2001年/《组织中的协调：一个比较分析》/《制度、创新和增长》1999年5月/《激励、信息和组织形式》2000年4月/《金融机构和东亚金融危机》1999年4月/《M型层级结构和中国的经济改革》1993年4月/《不完备法律：一个概念性分析框架及其在金融市场监管发展中的应用》/《从组织理论的角度看中国为什么不同于东欧》。 要了解许成钢的人生经历，其《我的文革十年》一文不可不读。 从1970年，不到20岁的他在北大荒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到70年代最后一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成为该校唯一没有本科学历的研究生。 而他“七十年代最初的灾难，就始于完成于六十年代最后一天的手稿，那是计划中的一本书的最初四个章节，长达六十六页，有引言有脚注有文献索引，工整地复写在当年的小格稿纸上，书名为《试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文革中的经历使他认识到“不同社会阶层与社会集团的自身利益是残酷夺权的动力”，他“至今仍然认为文革背后的社会力量在于民众自身的利益。我不同意把文革简单地解释成毛的阴谋——通过群众运动整掉刘少奇。” 与很多下乡知青不同，许成钢“去东北，心里装了一大堆关于制度的问题”，在北大荒艰苦的劳作中，他想到的是“当时想写一本相当庞大的书，囊括所有我探索的主要问题，分析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革命”。在被关押之后，“使我从那种极度悲观的状态下挺过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探索的愿望”。 这种精神支撑着他，使他在今日成为在人类精神领域里叱咤风云的将门虎子。  许成钢：我的文革十年 放在我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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