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咳嗽一声仙去了
方励之去世的消息来得很突然。2010年12月，我与方励之夫妇在纽瓦克机场一起候机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参加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为获奖者刘晓波举行的颁奖仪式。在机场候机室，方励之和李淑娴和其他陌生乘客挤坐在一条长椅上，那些洋人不知道方励之是谁，在我趁机对他做采访录音的时候，也录下了旁边的嘈杂声。之后，我发出了方励之对中国民主进程的预测，他认为“中国民主化进程还需要一百多年”，该文被广泛转载。
当时在机场候机的，还有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主席热比亚，她孤零零地在十几米外一个靠墙的座位上坐着，我们跟方励之说，热比亚也来了，方说他已经看到了，但并没有过去打个招呼的意思。
当日我们同机抵达奥斯陆，方励之夫妇与封从德等人一起进城。后几日，方励之参加了奥斯陆大学的学术活动，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活动中，他们夫妇俩十分低调，没有任何公开的讲话。之后，方励之写了《奥斯陆四日日记》，记录自己在这些日子里的心迹。
今日回忆这一幕，年近75的方励之智慧谈笑还在耳畔，在他冷静说及中国民主尚需100多年时，我当时想方先生怎么说也得再活上个十几二十年，为这百年的中国民主进程再相伴多走一段路。
细查方励之离世的详情，发现最早的网络文字来源于一个名为“译者”的博客（http://yyyyiiii.blogspot.com/2012/04/blog-post_07.html），在12年4月7日星期六发出的内容“【突发】物理学家、异议者方励之先生去世”的标题下，引用了新浪微波作者@V-INO在北京时间4月7日下午1点12分发出的一条短信：“周五早晨发生的事。他（方励之）正准备去学校上课，临走前咳嗽一声倒在书房的椅子上就仙去了。周四晚上他还在skype上和我讨论关于宇宙学尺度上湍流的问题。我实在不敢相信，这就……
如果消息属实，说明方励之走的很干脆，过程没有任何痛苦，这也是他的福气。方励之最后关心的问题，是宇宙湍流这么一个形而至上的问题，这也说明他作为人类科学家的本质。实际上，方励之远离了海外的民运圈子，这个圈子因人人踏足，而嘈杂脏乱。
这位新浪微博的作者，因是方励之的科学同行，成为他在人世最后的交谈者之一。
附一年前我发出的方励之对中国民主未来的预测：
方励之：我对中国民主前景不乐观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方励之自2005年退出中国人权理事会后，很少接受华文媒体的访问。月前他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在奥斯陆大学进行了一场学术演讲，并参加了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举办的颁奖仪式，获奖者是曾在22年前批评过他的刘晓波。不过在奥斯陆，方励之没有出现在华人与会者举办的活动中，对华文媒体也保持相当的低调，但在美国纽瓦克机场与记者偶遇时，方励之曾表示，他对中国民主前景不乐观，从现在算起，中国民主化进程还需要一百多年。
今年2月将满75周岁的方励之，目前正在进行宇宙重子流体动力学和暗物质等领域的研究，在机场嘈杂的背景中，需要借助助听器与记者交谈，他称自己曾详细论证过为何中国民主需要二百多年。两年前是五四运动90周年，方励之曾在《北京之春》撰文《中国民主何时能实现》，回忆了在五四运动70周年的 1989年4月他在北京的一次公开演讲，那次中科院科学史所长习泽宗请他算一算“中国何时能够实现民主”，方励之给出的定量答案是∶（ 1913 - 1629 ）- （ 1989 -1919 ） = 214 年。他在《北京之春》写道“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从五四运动1919年算起，需要284年。从1989年算起，仍需214年。”
2009年，方励之认为尽管时间过了20年，他这214年“零级近似的估计似乎还没有被证伪”，曾流行于1629 - 1913近三百年的“三勿论”：“勿师西法” 、“勿离经叛道” 、“勿上下易位” ，曾用来抵制严谨科学在中国的成长。时下正在人民大会堂里流行，用来抵制普世价值。“三勿论”变成了”“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 “核心是党领导，不折腾”。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方励之还是坚信中国民主的进程仍然需要一百多年，他强调自己的不乐观有多方面的原因，纵观世界历史，就能发现其规律。即使是在以民主人权著称的法国，其民主化进程也历时百余年且多有反复。他说：“其实不仅中国，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即使在最民主人权的法国，也来回折腾了好多次。从杀路易十六以后，建立第一共和，十多年后帝制复辟，1848年二月革命建立第二共和后仅4年，帝制再度复辟，到1870年建立第三共和。现在的法兰西是第五共和国，说明期间反复好多次。”
目前海外民运正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政治犯，似乎为这一历史进程的反复添加了注脚，因为早在1989年初，他就曾写信给邓小平，建议在建国30年大庆时赦免魏京生等政治犯。方励之说：“20年前，我写过一封信给邓小平，呼吁中国释放政治犯，现在还是要求释放政治犯，时过20年，我们的理念是一致的。”
方励之在其《奥斯陆四日日记》中写道：“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由GDP定量度量。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可由政治犯数量（NPP）定量度量。中国在九十年代有政治犯七百人，现在至少有一千四百名政治犯。曾有预计，当中国GDP增加后，NPP就会减少了。现在，中国的GDP世界第二，为什麽NPP 也增高了。”他认为这种情况在“欧洲也有过，GDP 与NPP并不总是实时反相关。”
方励之说：“所有具有历史包袱的国家，要达到美国这样的民主，都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美国建国晚，国情比较简单，最重要的是没有包袱，英国的情况也和法国类似，有过一百多年的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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