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琳：藏人自焚為何發生在西藏周邊省區
关键词：十七條協議 平叛鬥爭 過馬營事件 青海省委書記高峰 民族集體記憶
北京對西藏分而治之的伎倆
年輕的藏人僧尼接連自焚，世界為之震驚和痛心。人們都在問，他們為什麼要採用這樣慘烈而痛苦的方式，他們為什麼自焚？西藏自治區主席白 瑪赤林在兩會期間回答外國記者詢問時，避而不談這些自焚事件的具體訴求，反而表揚西藏自治區的「大好形勢」，聲稱在西藏自治區並沒有發生自焚。
確實，至今為止年輕僧尼自焚，都是發生在四川阿壩和甘肅、青海的藏區，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西藏周邊四省藏區。不過，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周邊四省藏區的藏人要用如此慘烈的方式來抗議？
答案是，因為那裡的藏人在近代史上遭受外族的壓迫最重，在中共建政過程中遭受的迫害最深，他們的反抗最激烈，受到的鎮壓和殺戮也最為血腥和殘酷。
四川、青海、甘肅和雲南四省藏區，和西藏自治區毗鄰相連，在歷史上屬於西藏三區中的康區和安多。那裡歷來居住著藏民族，雖然那裡的方言 和風俗習慣同拉薩有所不同，但是那裡的居民信奉藏傳佛教，從來也沒有人懷疑，他們是藏民族的一部分。但是，五十年代當解放軍侵入西藏以前，這些地方就已經 是中共新政府的囊中之物，並不被視為西藏的一部分。於是，當中國政府強迫西藏政府簽訂十七條協議，並承諾不在西藏違背藏人意願改變西藏現狀的時候，不包括 這周邊四省的藏區。也就是說，在一九五○年代初期，如果說西藏還在一定程度上受十七條協議保護的話，周邊四省的藏人卻沒有這樣的保護。周邊四省的中共幹部 在對待其治下的藏民時，不受十七條協議的約束。
中共密謀策劃藏區平「叛亂」
中共最高領導知道西藏問題的特殊性，明知所謂「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一部分」的說法只是強詞奪理，在法理上站不住腳，所以才需要用武力逼 迫西藏政府簽訂十七條協議。可是中共搞革命有自己的綱領和目標，在十七條協議裡承諾藏人不願意就不改變西藏現狀，豈不是縛住了中共自己的手腳？打破這個束 縛的辦法，就是在西藏周邊四省把「改變現狀」先搞起來。
當時周邊四省地方政府各自在藏區搞土改，毀寺滅佛，鬥爭頭人和喇嘛，引起藏人的反抗，達賴喇嘛為此親自向毛澤東寫信，並以留在印度政治 避難作為抗議，迫使毛澤東派周恩來在印度勸解達賴喇嘛，親自向達賴喇嘛承諾「西藏六年不改」，六年後若西藏不願意，仍然不改，繼續延遲，並且下令在西藏改 革的準備工作下馬。
可是，周邊四省藏區是不是繼續搞「民主改革」呢？
一九五六、五七年間，中共內部對此有過嚴重的爭論。最後的決定是「金沙江以東堅決改」，也就是說，在西藏暫停「民主改革」的同時，周邊 四省的「改革」不僅不停，而且大張旗鼓地展開。周邊四省藏人立即反抗，開始了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的漢藏武力對抗，在中共歷史上稱之為「平叛鬥爭」。 這場戰爭席捲了整個藏地，徹底改變了當代漢藏關係。在這場戰爭中，藏人經受苦難最深，遭受鎮壓最慘的，就是周邊四省藏區，特別是如今頻頻發生自焚事件的區 域。
毛澤東等中共最高領導是預料到藏人會反抗「民主改革」的。一九五六年三月九日，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只要向上層表示江東要堅 決改，就要打，建築在大打上，仗越打得大，越打得徹底，越好，這條一點都不能放鬆。可能打幾仗就解決問題，不要猶豫，越猶豫越壞。要會打，要打得狠，準備 大打。」他們的策略就是，用周邊四省藏區的「改革」來迫使藏人反抗，再以「平叛」的名義把戰火燒到西藏地區，從而解除他們在西藏不搞「改革」的承諾，廢除 十七條「保留現狀」的約束。毛澤東在青海省委《對全省鎮壓叛亂問題的指示》這份文件上批示，明確表示「青海反動派叛亂，極好」，「亂子越大越好」，因為這 就有了放手大打一場的機會。
一九五六年開始的藏區「叛亂」，就是在中共有計劃的策劃下逼出來的。為此，中共以「先下手為強」的方式，對藏人的頭人、喇嘛等精英下 手，在肉體上消滅他們。一九五八年三月下旬，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發生藏民暴動事件後，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副部長汪鋒和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楊靜仁 到蘭州視察，瞭解情況。四月十二日，他們聯名向中央提交《關於平息甘南藏區叛亂問題的意見》，建議「以各種適當的方式，盡快地把頭人特別是影響較大的頭人 根據目前控制在我們方面，有叛亂可能的要監視起來」；並且提出「甘南殺幾個對藏人中的反動上層分子也是一個嚴厲的警告」，中央將這份報告批轉甘青川省委。 對於是否「開殺戒問題」，中央認為「可以在叛亂平息」後再研究處理，但總體同意李維漢等人的意見，在具體執行的時候，各地因此自行掌握，於是，濫殺的情況 相當普遍。
濫殺藏人精英的「過馬營事件」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青海省委書記高峰在省委書記處會議上說：「對那些絆腳石，能在戰場上打死的就打死；牧區揭封建主義蓋子，主要靠 打仗，把他們的頭子抓住了，就完成了任務百分之五十；槍斃了沒有，槍斃了就完成了百分之一百的任務。」高峰還說過，「叛亂好嘛！為我們打擊敵人找到了藉 口。」
「過馬營事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過馬營鎮位於貴南縣縣境東部，距縣府駐地七十八公里。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三日，貴南縣委根據省 委通知，以學習、開會為名將全縣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和統戰對象四十二人集中送往州裡。到過馬營時，要車上的人都下車，集中到一個大房子裡，然後鎖上門，由事 先佈置的民警和民兵，從窗戶向裡面開槍射擊，將手無寸鐵的四十二人全部打死。這樣的濫殺，竟然還得到高峰的表揚。
根據至今為止公開的資料，這樣用開會、學習的名義控制、監禁和濫殺藏人精英的做法，在周邊四省藏區是普遍發生過的，這就是一九五九年三 月拉薩藏人要阻止達賴喇嘛前往解放軍軍區觀看文藝演出的原因。這些民族滅絕性質的殘酷事件，半個世紀來一直是中國政府要掩蓋和扭曲的史實，中國民眾大多是 一無所知。可是，對於經歷了那場民族災難的藏人來說，這些史實已經深植於民族集體記憶之中。這就是現在在那些當年遭受鎮壓最殘酷的地區，頻頻發生藏人拼死 抗議，甚至以自焚令世界震驚的原因。
附中华英才简历网（http://www.huayingya.com.cn/html/paixingbang/zgyxldjlk/24888.html）对高峰的介绍：（该网对他在过马营事件发生的年代的情况，有这样的文字：1959年，西藏叛乱事件波及青海几个自治州，指挥平叛斗争，较好地维护了局面的稳定。）
另据维基百科扎喜旺徐词条:青海出现大量人员饿死情况后，省委书记高峰被撤职 .
中共青海省委原第一书记：高峰简历
高峰（1914年8月15日－1976年11月23日），1914年8月15日生，陕西省清涧县曹家坬人。原名高杨庆，曾用名高啸平，又名高奉。出身农民家庭。
1927年，在清涧县第三高级小学读书时，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组织学生运动，宣传革命思想。1928年，高小毕业后回乡从事秘密革命活动。
土地革命时期
1933年07月，参加革命，9月经白如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中共清涧曹家坬党支部书记，后任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秘密宣传组织群众，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扩大红军，开展对敌斗争，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
1934年，国民党军对清涧苏区发动军事“围剿”时，策划对敌斗争谋略，号召和组织群众坚持斗争。同时，带领游击队配合红军主力粉碎了敌人的军事“围剿”。
1935年06月至1936年2月，任中共清涧县委书记。
1936年01月，初因扩大红军工作成绩突出，被省委表彰为模范县委书记。1月下旬，毛泽东、彭德怀率抗日先锋总队到清涧县准备东征。随同毛泽东视察黄 河沿岸，组织群众筹集军粮，运送弹药，为红军赶造数十只渡船，保障了红军的顺利东渡与回师，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
1936年07月，调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保安县任县委书记，带领群众大搞农业生产，组织民兵、儿童团站岗放哨，保障党中央的安全；开展建党、建政、征兵征粮和支前工作。
1936年09月至12月，任中共志丹县县委书记。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巡视团主任等职。同年秋至10月任中共定边县委巡视员。
1938年02月至1939年02月，任中共固临县委员会书记。
1940年01月至1941年02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委员会副书记。
1942年02月至1942年09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委员会书记兼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
1942年10月至1942年12月，任三边分区委员会副书记。
1943年01月至1945年07月，任中共三边地委副书记。参加领导三边军民的大生产运动，使该地成为陕甘宁边区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受到毛泽东、党中央表彰，《 解放日报》作了专题报道。
1945年04月至1945年0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07月至1947年00月，任中共三边地委书记。
1945年08月至1946年11月，兼任中共河津县委书记。
1946年01月，起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三边军分区政治委员。
1946年05月，起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十一旅(兼三边警备区)政治委员。
1946年05月至1947年01月，兼任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8年05月至1949年06月，任西北党校第一副校长。
1949年04月至1949年05月，任中共运城地委书记、运城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9年07月至1950年11月，任中共甘肃省委委员、中共甘肃天水地委书记、中共甘肃省天水军分区委员会书记。
1949年10月至1950年12月，兼任甘肃军区天水军分区政治委员。参与解放大西北，培养西北干部和推动甘肃减租反霸的斗争。
1951年01月至1951年05月，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
1951年06月至1952年12月，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员、中共伊犁区委第二书记(至1952年1月)。
1952年01月至1952年10月，任中共南疆区委第二书记。
1952年10月至1962年05月，调任中共青海省委常务委员、省委副书记(至1954年6月) 兼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部长(至1954年4月)。
1953年03月至1954年08月，任中共青海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任省委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
1954年06月至1954年10月，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
1954年10月至1961年08月，任省委第一书记。
1954年09月至1961年10月，兼任青海(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55年02月，起任党委书记。
1959年，西藏叛乱事件波及青海几个自治州，指挥平叛斗争，较好地维护了局面的稳定。
1960年11月至1963年10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做好统战工作，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发展农牧业生产。
1963年至1965年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65年09月，调任吉林省第三届政协副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冲击，被下放到吉林柴油机厂工作。
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八大代表。
1976年11月23日在北京病逝，临终前嘱咐把自己的遗体献给祖国的医学科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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