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中关系十年冷暖皆由美国促成

《接触中国：从特鲁多到哈珀的加拿大政策中的神话、愿景与战略》一书的作者、主张“与中国共处，而不是根据自己的价值偏好去改变它”的卑诗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保罗·埃文斯（Paul Evans）在新加坡国立大学（NUS）亚洲和平计划（APP）网站撰文，3月16日《外交家》（The Diplomat）转载《重塑战略伙伴关系：在世界秩序分裂的背景下，加中关系如何维系？》，指“卡尼1月访华达成21项协议并未构成任何形式的战略联盟或自由贸易协定，也没有预示着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但“加中关系的突破或许为其他中等强国，例如英国和德国，提供了便利，这些国家近期也加强了与中国的联系”。

在特鲁多后期和卡尼初期，中国官员对加拿大重塑两国关系的提议态度冷淡，但在10月首尔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与卡尼会晤后，双方关系出现积极转变。这加快了双方官员密集谈判的步伐，扩大了谈判范围。北京或许认为，卡尼对多边体系崩溃的诊断反映了自身对维护全球规则秩序的担忧，而这一秩序已为中国和加拿大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对加拿大而言，同时与其两大贸易伙伴发生经济冲突的代价将是毁灭性的。在与大国竞争对手关系高度紧张之际，北京加强与加拿大等中等强国的关系显然具有策略优势。

对中方而言，新的战略伙伴关系能否持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拿大是否向中方敞开足够宽广的投资大门，以及扩大伙伴关系能在多大程度上缩小针对中方的国家安全考量范围。

卡尼与习近平关系的改善是由地缘政治因素以及一个虽实力雄厚却步履蹒跚的第三方——美国——所带来的恐惧和不确定性所驱动的。加中关系的突破或许为其他中等强国（如英国和德国）提供了便利，这些国家近期也加强了与中国的联系。它也可能激励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和印度）调整与中国的关系。

全文如下：

在经历了八年的冷淡外交之后，中加两国关系重回正轨。这一积极的外交逆转，与其他一些国家走过的路类似，在当前世界动荡的局势下，或许能为许多其他国家提供借鉴。加拿大总理卡尼将这种动荡准确地描述为“破裂”。

正如广泛报道的那样，2018年12月，加拿大应美国要求拘留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几天后，两名加拿大公民在北京被捕，这一事件导致两国关系急转直下，即使三人于2021年9月各自回国，局势也并未结束。这一事件影响深远，双方的公众舆论都因此恶化。渥太华禁止华为参与其5G网络建设，并将重点放在中国的干预和影响力活动上。加拿大议会通过决议谴责中国在新疆的“种族灭绝”行为，大学合作项目萎缩，旅游业下滑，高层互访和交流几乎停滞，贸易争端爆发却迟迟未能解决。

在这七年艰难的背景下，卡尼总理今年1月访华与中国高级官员会晤，为双边关系的基调和方向带来了显著的转变。

会晤最终达成了21项协议，涵盖清洁能源、农业、公共安全、木材产品、文化交流、食品安全以及动植物健康等领域。这些协议拓宽了双边投资和经济互补方面的前瞻性合作，对中国资本、技术和供应链一体化采取了更加开放的态度。双方还强调了扩大民间交流的重要性，包括免签入境、学生招生和大学合作等。至关重要的是，双方还找到了解决两项与油菜籽和电动汽车相关的、具有争议性和政治敏感性的关税争端的途径。

除了这些双边协议外，会晤还就全球治理、气候竞争力、联合国和世贸组织改革以及对两国都至关重要的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等问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

会谈基调积极、乐观且具有前瞻性。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在共存和互利原则之上，而非基于共同的价值观、经济或政治制度。协议务实——双方都意识到彼此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差异，但并不期望对方改变其政治和经济制度。双方既谈到了局限性，也谈到了可能性，并对一些敏感技术领域的投资设定了限制。这些协议并未构成任何形式的战略联盟或自由贸易协定，也没有预示着新的地缘政治格局。

两国关系缓和的速度和范围尤其令人惊讶。长达七年的冰封政治关系是如何如此迅速地解冻的？显然，这得益于两位领导人对国际形势变化之迅速和剧烈的认识。

卡尼离开北京后不久在达沃斯发表的演讲，清晰地展现了这一分析框架。他指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经出现裂痕，而且由于其主要规范和机构的不可逆转的削弱，这种裂痕无法弥合。他认识到，加拿大不能再依赖关于联盟、全球规则、可预测性或免受地缘政治冲击的旧有假设，因此，加拿大必须实现贸易伙伴多元化，并大幅降低其在经济和安全方面对单一霸权国家的依赖。他的演讲有力地表明，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和安全秩序的根本性转变，加拿大将采取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将建立在基于共同利益的、以议题为导向的“可变几何”伙伴关系之上。在此背景下，与中国重建关系可能成为实现多元化的关键要素，并成为经济增长和关键领域（包括电动汽车、绿色能源和农业）变革性创新的催化剂。

他全程未提及特朗普或美国，但其含义却显而易见。

在特鲁多后期和卡尼初期，中国官员对加拿大重塑两国关系的提议态度冷淡，但在10月首尔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与卡尼会晤后，双方关系出现积极转变。这加快了双方官员密集谈判的步伐，扩大了谈判范围。北京或许认为，卡尼对多边体系崩溃的诊断反映了自身对维护全球规则秩序的担忧，而这一秩序已为中国和加拿大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此外，尽管加拿大与美国盟友的关系长期以来看似牢不可破，但如今却面临着巨额关税和吞并威胁。

对加拿大而言，同时与其两大贸易伙伴发生经济冲突的代价将是毁灭性的。在与大国竞争对手关系高度紧张之际，北京加强与加拿大等中等强国的关系显然具有策略优势。

对中方而言，新的战略伙伴关系能否持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拿大是否向中方敞开足够宽广的投资大门，以及扩大伙伴关系能在多大程度上缩小针对中方的国家安全考量范围。

对加方而言，反对新安排的呼声可能相当高，原因有三。首先，美国的反应已经十分负面，一系列威胁集中在汽车领域的报复、新的关税以及解散美墨加协定（CUSMA）上。

其次，卡尼的立场先于公众舆论。尽管过去12个月里，加拿大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有所缓和，商界、学术界和省级领导人也努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媒体、议会和公民社会中仍有相当一部分力量反对深化两国关系。他们对中国的持续担忧源于其共产主义政权的性质、其在国内的镇压、其对加拿大民主制度的威胁以及其对外野的野心和行为。包括汽车行业在内的特定利益集团对向中国制造商和投资开放市场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深感担忧。

第三，这些协议能否产生实质性效益还有待观察。加拿大企业和大学能否利用这一外交契机与中国同行开展合作？

那些关注国家如何从敌对走向合作的人会立刻意识到，关键要素包括坚定的领导力、有利的物质条件以及恰当的时机。鉴于目前仍有许多双边关系深陷敌对泥潭，研究那些能够迅速找到合作基础的国家案例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就是加中案例值得研究的原因。卡尼与习近平关系的改善是由地缘政治因素以及一个虽实力雄厚却步履蹒跚的第三方——美国——所带来的恐惧和不确定性所驱动的。加中关系的突破或许为其他中等强国（如英国和德国）提供了便利，这些国家近期也加强了与中国的联系。它也可能激励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和印度）调整与中国的关系。探戈需要两个人跳，但动荡时代的音乐或许正使人难以抗拒地想要更亲密地拥抱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