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是美洲大陆的阁楼

加拿大著名传记作家、多伦多大学荣休教授罗丝玛丽·沙利文（Rosemary Sullivan）4月5日在《环球邮报》撰稿《特朗普关于吞并加拿大的言论让我不禁问自己：什么才是一个国家？》，指在这座美洲大陆的“大房子”里，加拿大是阁楼。美国会把它需要的东西储存在阁楼里，随时可以拿回来。拉丁美洲则是地下室——尸体就埋在地下室里。

全文如下：

在听完特朗普总统上个月向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的演讲后，我上床时头痛，醒来却是噩梦。

在梦中，我坐在一辆黑色轿车里，车上有几个男人。他们下车，穿过一个广场，走进一栋殖民风格的政府大楼。没多久，他们抬着一口镶有金色把手的大红木棺材走了出来。我惊恐地冲下车，但其中一名男子追上我，抓住我的手臂。我想要尖叫，却只能发出嘶哑的呻吟。

我既感到好笑又恶心，因为我的潜意识竟如此直白地警告我：特朗普凭借关税战，以及让加拿大成为“第51个州”的幻想，正试图“埋葬”加拿大。

整个早晨，我反复回想着这个梦，并思索如果加拿大真的被吞并，会意味着什么。对大多数加拿大人来说，失去国家的概念也许是陌生的，但我对此略有了解。我丈夫在1973年智利军事政变中被迫流亡，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我曾写过一首诗，谈论“国家”这一概念：

我的家族，是一架用骨头搭成的梯子/ 上面有我的爱尔兰祖先——/ 他们在1847年逃离爱尔兰的大饥荒，/ 来到加拿大。/ 在安大略省史密斯福尔斯外的乡间，/ 他们建起了一座农场，/ 抚养了11个孩子。/ 如今，那条“古思里路”（Guthrie Road）仍以他们命名。/

我的国家，是一片辽阔的土地，它的痕迹烙印在我身上。/ 我曾在纽芬兰三一湾攀上冰山，饮下一口一万年前的水；/ 我曾在圣约翰海域观鲸，那是自1527年以来渔船的避风港；/ 我曾在酒吧里与友善的新芬兰人畅饮，他们说话时的音调依稀还能听出爱尔兰祖先的韵律。

在西海岸，我曾航行前往海达瓜依，在海达人的图腾柱间漫步；/ 我穿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大熊雨林，邂逅白灵熊；/ 我目睹一只黑色灰熊高超地捕鱼，当它与我四目相对的那一刻，/ 那不是人与兽之间的对视，而是“生灵对生灵”的交会。

我曾在落基山脉班夫度过多个夏天，在“三姐妹峰”之间教授新闻学，看到麋鹿悠闲地走在人行道上。我在踢马河上体验过激流泛舟，也曾在贾斯珀国家公园艰难地走过哥伦比亚冰原。我去过艾伯塔省的德拉姆赫勒，那里神秘的荒地中，史前的化石床像巨大的石堆一样从地表升起。

在萨斯喀彻温省的圣人山，我通过望远镜仰望开阔平原上的星空。我曾在里贾纳的瓦斯卡纳湖喂鹅，还和一群作家一起去穆斯乔探访淘金者的洞穴。

在马尼托巴，我参观了加拿大人权博物馆，凝视着“见证之毯”（Witness Blanket）——一件艺术作品，由来自寄宿学校的800多件物品组成，记录了这些学校试图同化原住民儿童的种族主义与暴行。

在新不伦瑞克开车时，我不得不减速，让一头悠闲过马路的驼鹿先行。我正要去新斯科舍美术馆看莫德·刘易斯标志性的民间画作。随后我接上了住在安纳波利斯皇家镇的妹妹，我们在迪格比半岛浓雾中一起钓鲭鱼。

1984年夏天，我带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游历魁北克，从蒙特利尔到特鲁瓦-里维耶，再到魁北克市。他惊叹道，加拿大是他心中乌拉圭的榜样：一个似乎能和平地走出自己命运的国家。

我曾两次独自驾车穿越加拿大，从维多利亚到多伦多，整整六天。我永远记得在大草原上，雨水像一层帘幕缓缓落下，覆盖在车身上的情景。

我住在多伦多，参与了一个公共艺术项目：“诗是公共的，是诗”，由诗人迪昂·布兰德发起。我的一首诗句被铸成铜字，镶嵌在Cedarbrae图书馆的路面上——我的文字就这样永久地刻进了我城市的肌肤中，这让我激动不已。

虽然加拿大是世界第二大国，但我们的人口却很少：4100万，对比美国的3.4亿，几乎是1比9。我曾认为我们一直是好邻居，但如今，美国一些人似乎开始觊觎我们的地理资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转向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寻求答案。令人震惊的是，40年前她在《使女的故事》中预言了一个被极右翼民粹主义诱惑的美国。谁会想到美国人竟会生活在一个父权至上、性别受控、女性失去身体自主权的世界？甚至她关于“不育”的象征，也如今被白人福音派的反移民思维所接纳：担忧人口减少——看看埃隆·马斯克那14个孩子；再看看J.D.万斯，他攻击无子的女性是“疯猫老太”，还警告说即便是“健康完整的家庭”也生育不足，难以保住美国的未来。他们倡导一种反现代、后自由的世界观，鼓吹国家权威高于个人自由，甚至高于民主本身。正如特朗普攻击肯尼迪艺术中心“过于觉醒”（woke）所示，艺术也将在这个消毒般的世界中被打压。

在《使女的故事》的反乌托邦中，美国被一群技术官僚盗国者统治。这是一种可怕的预言，但看看在特朗普就职典礼上站在他身后的是谁？扎克伯格、贝索斯、马斯克。他们都“屈膝臣服”。

过去，美国政府也曾犯下过错。比如在危地马拉，为了保护联合果品公司而策划政变，推翻民选总统，随后数年充满酷刑和屠杀；1973年，尼克松政府支持皮诺切特发动智利政变，带来16年的独裁统治；而在“反共”的名义下，美国政府还支持“秃鹰行动”（Operation Condor），这是一个由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玻利维亚、智利和巴西右翼独裁政权组成的跨国镇压行动，目标是“消灭异见者”。

我曾半开玩笑地用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一切：在这座美洲大陆的“大房子”里，加拿大是阁楼。美国会把它需要的东西储存在阁楼里，随时可以拿回来。拉丁美洲则是地下室——尸体就埋在地下室里。

如今，要相信帝国的目光会转向我们自己，确实令人难以置信。但我们也绝不能低估特朗普的“同化”野心。他对格陵兰说：“我们会保护你，我们会让你变得富有。”又补了一句：“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拿到它。”

他对加拿大说，美国不需要动用军力，经济摧毁就足够了。看着国会联席会议上共和党人的欢呼与阿谀奉承，人们可能会觉得——他还真可能如愿以偿。

但仍有美国人看清了自己国家正面临的黑暗威胁。我们必须与他们并肩而立，做好反击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