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联邦警察为何终止与中国公安部合作

《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中国与世界”项目主任劳拉·哈思（Laura Harth）5月26日在《环球邮报》撰文《与中国的警务合作缺乏防护栏》，指“根据一项同样未公开的谅解备忘录，澳大利亚联邦警察（AFP）允许中国公安部官员在澳大利亚境内讯问目标人员。2015年至2019年间，至少有六名澳大利亚居民在那里接受了中国警方的讯问。其中五人‘自愿’返回中国，只有一人拒绝。事后发现，AFP的监督存在疏忽，甚至完全缺失。在相关滥用行为于参议院听证会上曝光后，AFP于2024年终止了该协议。”

北京更偏好劝返——占自2014年“猎狐行动”启动以来全球超过1.4万起强制遣返案件中的70%以上。这种方式并不隐蔽。国内的家属会受到惩罚，海外目标会遭到骚扰。其目的，正如前司法部长傅政华所说，就是“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直到他们同意回国。这种事在加拿大已经发生过，而且不止一次。

与澳大利亚一样，加拿大拒绝与中国开展引渡合作，这反映了民主国家间的一项共识：中国的司法体系——存在系统性酷刑和政治化起诉——无法达到加拿大的标准。新的谅解备忘录并未正式越过这条红线，但似乎已经走到了边缘。

在中国警方多年被记录有侵犯他国主权行动之后，将合作正式化根本算不上什么“防护栏”。正式渠道并不会取代秘密渠道。它们是并行运作的，一方面赋予北京一种合法合作的表象，另一方面则向海外华人社群传递一个信号：加拿大机构如今正与那个骚扰他们的部门合作。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在全球和国内营造的恐惧氛围。五年来，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一直在警告，这份备忘录所纵容的正是中国国家行为的典型模式。

全文如下：

2014年10月，中国公安部（MPS）官员辛婷走进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试图说服周国庆回国。周国庆因涉嫌贷款诈骗，已被中国当局追逃15年。

当周先生因自己拥有加拿大国籍而犹豫不决时，辛女士警告说：“下次，我们就不会这么温柔了。”她点名提到他在中国的所谓同伙，并补充道：“他们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第二天早上，周先生登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

这名公安部官员的叙述后来被作为宣传材料发表于中国国内——这是我们在“保护卫士”2024年《追捕“猎狐行动”》报告中披露的内容。

当加拿大人听到加拿大皇家骑警（RCMP）与中国公安部于今年1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时，应该记住这些事件。

RCMP发言人罗宾·珀西瓦尔表示，该备忘录“概述了具体的相互合作形式”，但文本本身仍然保密。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这类协议在实践中会是什么样子，因为加拿大在“五眼联盟”中的一个伙伴国曾签署过类似协议，并承担了后果。

根据一项同样未公开的谅解备忘录，澳大利亚联邦警察（AFP）允许中国公安部官员在澳大利亚境内讯问目标人员。

2015年至2019年间，至少有六名澳大利亚居民在那里接受了中国警方的讯问。其中五人“自愿”返回中国，只有一人拒绝。

事后发现，AFP的监督存在疏忽，甚至完全缺失。在相关滥用行为于参议院听证会上曝光后，AFP于2024年终止了该协议。

其中的教训很直接。正如一位中国官员在回应我们关于中国海外非法“警务服务中心”报告时所抱怨的那样：“引渡程序太繁琐了。”

施压则容易得多。

根据官方数据，北京更偏好的方式——劝返——占自2014年“猎狐行动”启动以来全球超过1.4万起强制遣返案件中的70%以上。

这种方式并不隐蔽。国内的家属会受到惩罚，海外目标会遭到骚扰。其目的，正如前司法部长傅政华所说，就是“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直到他们同意回国。

这种事在加拿大已经发生过，而且不止一次。

前RCMP警官威廉·马杰尔（William Majcher）案件审理期间披露的法庭文件显示，至少有25名加拿大居民成为“猎狐行动”的目标。

与澳大利亚一样，加拿大拒绝与中国开展引渡合作，这反映了民主国家间的一项共识：中国的司法体系——存在系统性酷刑和政治化起诉——无法达到加拿大的标准。

新的谅解备忘录并未正式越过这条红线，但似乎已经走到了边缘。

在回应CTV新闻时，RCMP引用加拿大2007年的《外国刑事调查人员在加拿大活动议定书》——澳大利亚使用的也是类似框架——作为与公安部合作的依据。该议定书允许外国官员在目标人员“自愿”配合调查时在加拿大开展行动。

但当目标人员的家属受制于中国当局时，“自愿”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警方多年被记录有侵犯他国主权行动之后，将合作正式化根本算不上什么“防护栏”。

正式渠道并不会取代秘密渠道。它们是并行运作的，一方面赋予北京一种合法合作的表象，另一方面则向海外华人社群传递一个信号：加拿大机构如今正与那个骚扰他们的部门合作。

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在全球和国内营造的恐惧氛围。

五年来，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一直在警告，这份备忘录所纵容的正是中国国家行为的典型模式。

2021年，时任CSIS局长戴维·维尼奥（David Vigneault）将“猎狐行动”描述为一种“秘密全球行动”，用于“针对并压制政权异见人士”。2023年，他特别指出，中国利用“居住在中国的家人和朋友作为筹码”是该行动最有效的策略。

《CSIS 2024年度公开报告》更进一步，直接点名公安部是实施外国干预的机构之一，其行为“可能包括胁迫受害者返回中国，或威胁其在中国的家属”。

2025年6月，加拿大在G7领导人联合声明中带头谴责“滥用与其他外国国家的合作……以拘留、强制遣返或压制目标对象”的行为。

七个月后，加拿大却与世界上实施此类行为最频繁的国家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议会应该看到这份备忘录。而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本周访问渥太华时，阿妮塔·阿南德（Anita Anand）应该告诉他，加拿大打算向公众公开这份警务协议。 很难相信，这项协议能够经受住这样的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