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奉告”趋势下的记者们



《环球邮报》编辑桑德拉·E·马丁(Sandra E. Martin)7月4日撰文《“无可奉告”正成为一个问题》(‘No comment’ is becoming a problem),指“记者接受的训练是追问真相,尤其是在消息来源是政客和其他公众人物时。但如今,他们却越来越频繁地遭到拒绝”,“政客、政府官员和其他公众人物尤其对媒体表现出日益增长的敌意”。


鉴于获取重要消息来源的渠道日益减少,除了报道消息来源未予回应之外,记者还能做些什么呢?一如既往,记者会寻找多个消息来源,从不同角度提供报道某一问题所需的信息。换句话说,一个拒绝置评的消息来源不太可能对一篇报道的成败起到决定性作用。如果缺少该消息来源的信息,报道就会被搁置,幕后工作将继续进行。


全文如下:


记者接受的训练是追问真相,尤其是在消息来源是政客和其他公众人物时。但如今,他们却越来越频繁地遭到拒绝。


密苏里大学雷诺兹新闻学院(RJI)的一项调查发现,90%的在职记者“在过去三年中都收到过‘无可奉告’的回应,他们一致认为,政客、政府官员和其他公众人物尤其对媒体表现出日益增长的敌意。”


这项调查于今年前三个月与研究公司史密斯盖格集团合作进行,也揭示了“无可奉告”趋势引发的几个问题。除了调查现任和前任记者外,他们还收集了1021名“每周至少通过任何平台阅读一次新闻”的非新闻从业者的反馈。在这些公众成员中,17%的人表示,报道中出现“不予置评”的回应让他们觉得“记者没有尽力”,20%的人表示“他们对这类报道的信任度低于其他报道”。


记者只能报道他们能够核实的内容,并且出于职业道德,他们有义务给予报道对象回应的权利,尤其是在报道具有批判性时。记者必须能够证明,在报道发表之前,他们投入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获取报道对象的回应——一般来说,报道越严重,其中包含的指控越尖锐,记者就应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获取回应。在征求评论时,记者应该说明报道的主题、预计发表时间(如果报道已安排发表)以及要求消息来源在何时(具体日期和时间)做出回应。


如果未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前收到回应,则应在已发表的报道中说明,措辞类似于“此人(或组织)未回应采访请求”。


不予回应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无可奉告”,有时甚至是策略性的。


《纽约时报》负责信任事务的副主编迈克·艾布拉姆斯(Mike Abrams)告诉RJI:“我们会看到有人试图抢在我们报道之前发布消息。我们已经向他们提出了问题,他们不回答,却公开宣称‘《纽约时报》要报道的内容是这样的,而这些内容完全错误’。”


我们引用美国的研究是因为加拿大没有类似的数据。


《环球邮报》的“秘密加拿大”调查揭示了加拿大信息自由(FOI)制度给记者带来的额外挑战。 《环球邮报》记者汤姆·卡多索和罗宾·杜利特尔在2023年写道:“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协商获取调查所需的数据,结果却发现许多公共机构发给我们的文件根本无法读取——或者像阿尔伯塔省那样,完全拒绝了我们的请求。”


调查揭露了一种“保密文化”,发现公共机构存在“结构性问题,导致信息被隐瞒”。


《环球邮报》记者有时会在文章发表后才收到消息来源的回复,并被要求更新文章。除非有特殊情况——例如日程安排或技术问题导致消息来源无法在截稿日期前足够长的时间收到回复请求,或者延迟了记者收到回复——《环球邮报》的政策是,文章一旦定稿(通常在首次发表当天午夜)便不再更新。否则,消息来源可能会经常利用这种策略来调整他们的回复。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记者梅杰·加勒特告诉RJI,他认为这是公众人物如今为了控制舆论而采取的公关策略所带来的恶果。“现在越来越少的人被允许公开表态,即便他们可能直接参与其中。所以,拒绝置评正是这种趋势的体现。他们只想发布一个版本,而且在发布之前还要经过内部审核。”他说。


RJI调查显示,对消息来源而言,坏消息是拒绝置评也会影响公众对他们的看法。调查发现,“39%的人认为这种说法表明消息来源——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在隐瞒某些事情。”


许多报道美国政治的记者发现,他们接触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的渠道受到了严重限制。与此同时,特朗普和其他政治人物正在寻找直接与公众对话的方式,而不是通过记者——例如,特朗普通过他的“真相社交”(Truth Social)平台,而安杰伊·杜达在担任波兰总统期间推出了一档颇受欢迎的YouTube节目。路透社2026年数字新闻报告将这种做法描述为“政治人物以新闻创作者的身份直接面向受众”。


那么,鉴于获取重要消息来源的渠道日益减少,除了报道消息来源未予回应之外,记者还能做些什么呢?


一如既往,记者会寻找多个消息来源,从不同角度提供报道某一问题所需的信息。换句话说,一个拒绝置评的消息来源不太可能对一篇报道的成败起到决定性作用。如果缺少该消息来源的信息,报道就会被搁置,幕后工作将继续进行。


此外,总部位于美国的波因特学院(Poynter Institute)的教员费尔南达·卡马雷纳(Fernanda Camarena)认为,应该将缺乏回应作为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向RJI解释说:“由于该办公室拒绝回答,公众至今仍不知道以下信息。”


卡马雷纳继续说:“这种透明度远比一句简单的‘无法联系到相关人员置评’要有用得多。”她曾与人合著一份题为《拒之门外:当消息来源拒绝接受采访时,如何进行有效新闻报道》(Shut Out: Strategies for good newsism when messages denied the press)的2024年报告。“否则,我们就辜负了受众,也让那些拒绝接受采访的消息来源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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