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加拿大做毛贼

我在拉美躲避加拿大寒冬的第十年，在墨西哥城遇见了一个做中国日常消费品批发生意的东北人，大概是赚到了一些钱吧，他急切地想移民到白人国家去。“我知道美国的华人很烂”，他知道我的来处后问我，“加拿大的华人怎么样？”

他问得很认真，并且明显希望我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

我说：“加拿大华人很猥琐，你最好还是去美国”。

“猥琐？什么意思？”

我看他十分不解的样子，便问他“你觉得我怎么样？”，他说叫我大哥，就是觉得我值得信赖，基于这种心理，才陪我逛了一个多小时的街，询问移民去向的问题。

我告诉他，我20年前移民加拿大，头三年和华人来往密切，尽管只有三年，但他们像一群厉鬼一样纠缠着我，为首的是一个哭鬼男人，他形容干瘪猥琐，声音像被阉割了一样尖细，就是这个声音纠集着他的一帮小喽喽，十多年来到处诋毁我。

“你想知道我在加拿大做毛贼的故事吗？”

我的话令他十分震惊，生意人有很多黑暗故事，但没人会像我这样坦然地把它们抖漏出来，说给别人听。

因为我从来不是生意人，只是移民加拿大后，因生计逼迫，短暂做过几次卑微的工作。

故事一：偷五元钱的餐馆见习经理

2001年夏天，我从多伦多搬到蒙特利尔，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竟是在一家中餐馆做经理。

我移民登陆在多伦多，做了几个月导游后发现那里压根儿就没人讲法语，于是搬来蒙特利尔。相比多伦多，蒙特利尔机会更少，中餐馆只是我短暂的落脚点。

我不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从没盘算过在加拿大的未来，但我很自信，我说法语、英语、普通话和广东话，身体健康、精神饱满，且为人善良朴实，那段时间，哪怕从加拿大的乌云里，我都能看到快乐的音符。

中餐馆的台山老板听我自我介绍后说：你这么好的条件怎么会想干企台呢，我要你做经理，管理餐馆。我说餐馆我没干过、连企台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当经理？老板说很容易的，试一试你就会了。

我做见习经理的第三个星期，一位在餐馆打工的安徽移民悄悄地拉住我，提醒我注意小人，“我看你挺老实，会有人害你的，有人盯经理位置都盯了十多年，你初来乍到、无亲无故、东南西北都没弄清楚，就想做经理？”

我说过我不是个谨小慎微的人，听了她的提醒我反而笑了，“这有什么好害的，让她做经理好了，我又不是冲着中餐馆来加拿大的”。

又过了一星期，餐馆经理——老板的越南华侨情人，找到我说，“你交给我的银柜里，100元零钱少了5元”。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是第二天上早班的香港女收银员发现的。

我做见习经理要做的，就是晚上11点下班前把当天近万元餐款清点清楚，装进信封交给经理，然后再在银柜里留下100元加币零钱交给经理，再由她交给第二天的收银员。近万元餐费没问题，反倒是100元零钱出了问题。我问她自己是否清点过那100元，她说没有，我又问她第二天香港女收银员点钱时她是否在场，她还是说没有。

这就有猫腻了。不过我对唐人街的把戏不感兴趣，并不想去追究谁是小鬼。

那个时候，我一边打工一边写文章登在华人报纸上，还获了个奖，接着稀里糊涂被拉进了“华人断文识字协会”，协会主席就是哭鬼，那时他来加拿大已经十多年，自称在一家白人电脑公司工作，并一见如故地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这让我有点找到了组织的感觉。我说过我不是个谨小慎微的人，我把自己在中餐馆的经历告诉他，并加了一句评语，唐人街玩什么把戏，太小儿科了。

再重复一遍，我那时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在餐馆做见习经理、写文章获奖，还把遭遇的黑暗经历告诉一个刚认识的人，这种既出风头又无心机，十足像一条冒失的小狗闯进了黑森林。在哭鬼后来寄出的黑函中，我在餐馆偷五元钱被他列为我在蒙特利尔做贼系列的第一个故事。

十年后，我在环地中海邮轮上和一个上海老头聊到这事，老头敲着桌子说，“你呵你呵，被人害了还告诉别人，别人又拿这事再去害你，文化大革命很多人就是这么被害死的，到死都说不清楚！”

我为人不仅不谨小慎微，还不信邪，我不相信我会被人害死，在中国我闯过五关斩过六将，在号称自由且善良的加拿大，我更不相信会被人害死。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还偶尔去那家中餐馆吃饭，那些老阿姨见我去了欢天喜地，悄悄告诉我“整蛊你的那个人现在越来越变本加厉了”，我装糊涂问“谁整蛊我？”，她们就生气地说“满大街都知道，就你傻，什么都不知”。

整蛊是粤语中最常见的表达，他们说起整蛊整蛊，那感觉好像做爱一样快乐。试想想在海外打工的粤语人群，每天除了厨房还是厨房，一生愁苦，唯一的乐趣就是整人害人为乐，我只是被他们整蛊过的无数人中的一分子而已。

这些人可怜又可恨，对他们，我内心满是悲悯。

故事二：教唆人偷春卷

香港女收银员是越南女经理的死党，但台山老板不喜欢香港女人，在我被做手脚后，老板找来另一个台山老板的儿子做经理，不过我那时已经去一家咨询机构做顾问了，只听说那儿子好赌，有一天把餐馆收入全部拿去赌场了，老板只能报警处理，最后还是香港女人如愿以偿做了经理。

这家咨询机构近两年被加拿大皇家骑警指控为中国海外警察局，惹了一身麻烦。不过在二十年前，最大的麻烦是在里面工作的一个老资格的台湾女人，她每天咋咋唬唬，把前来咨询的可怜人训得一愣一愣的，那做派比传说中的共产党坏得多。我作为她的徒弟，也没少受气，比如说她不会法语，每当听到我说法语就用眼睛斜我，后来我辞职离开后，接我班的是一个大陆女移民，她打电话跟我诉苦，说老太婆天天用眼角斜她。

后来老太婆听说新来女子的老公和大使馆关系很好，便不敢再用眼角斜她了。关于这个老太婆的故事，可参阅我在2002年写的短篇小说《本族裔最权威的女人》。

我在咨询机构工作时，中餐馆老板常来找我，他认定了我是个做事的人，要我离开这个像居委会一样婆婆妈妈的工作，去他参与创办的龙舟节组委会。后来，在台湾老太婆最后一次用眼角斜我时，我让她捶胸顿足大哭了一场，接着我就走人了。

到龙舟节工作没几天，我和魁北克省政府负责节庆活动的官员打电话，他第一句话就是：八年了，这是龙舟节第一次有人用法语跟我联系。接着他又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但组织的一塌糊涂。

龙舟节组委会成员全是中餐馆老板，他们的沟通方式就是吵架，且个个都是粗野不羁的男高音。这显然不是我认可的人类文明。每逢他们吵架，我便默念：我不是冲他们来加拿大的，忍忍吧。

熬到一届龙舟节结束，我做完收尾工作，便跟老板说让我走吧，冬天没有比赛，让我去领失业金吧。他要我许诺第二年再回来，我没有答应。

在龙舟节工作时，我花全款买了一套小公寓，弄得自己所剩无几，领失业金的同时我在家附近找了一家中餐馆，这次是真做企台了，原来广东话里的企台就是站在餐桌边伺候人，负责端盘子的服务员。

第一次打餐馆工做见习经理三个月，连门都没摸着就被人黑了，这一次我总算有机会弄清里面的黑道了。

做企台两个月后，我发现其他企台开出的餐单有猫腻，给客人的复印件和给经理的原件不一样，给客人的单子上多出春卷和馄饨汤之类不需要厨房师傅出餐的食物，客人付款后，企台直接把钱扣下给自己当小费，经理的柬埔寨干女儿被我发现后羞涩地承认：大家都这么干，经理也知道，反正餐馆又不是他的，他自己的亲女儿也这么干。

我刚知道这个猫腻没几天，餐馆来了个20岁的台湾孩子，我说过我为人善良朴实，我被这帮人瞒了两个月，却不愿意小孩子受欺负，便把这猫腻告诉了他。

谁知这孩子十多岁就在餐馆打工，不仅对中餐馆的猫腻了如指掌，且深知损人之道。他把我送上门来的把柄交给经理，说我教唆他偷春卷。

经理的柬埔寨干女儿知道后，恶狠狠地骂我是蠢货，这种事情只能做不能说，你怎么蠢到去告诉别人。

在第二家餐馆工作期间，哭鬼经常来餐馆找我，我把最新发生的故事告诉他，并感慨自己这么大岁数，却比20岁的孩子还天真。

这段故事，在哭鬼日后写的黑函中，成为我在蒙特利尔惯偷系列的第二个故事。

故事三：在杂货店偷酒钱

在中餐馆春卷事件发生前，我与哭鬼已断断续续交往了一年多，期间他屡次向我借一些小钱，理由有时竟是没钱买菜。

有一次他半夜过后打电话给我，哭说自己面临失业。我那时还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说在鬼佬计算机公司里搞销售，公司大量裁员，因为他业务能力强，老板把他留到了最后。

后来他濒临离婚的老婆因做电动自行车生意找我借钱，我把仅有的五千元借给他们，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钱要回来，他老婆哭哭啼啼说他是窝囊废，来加拿大后一直没工作，又赌博又抽烟，只靠在华人杂货店打零工赚口饭吃。

我说过我为人善良且不谨小慎微，这么一个假大空的窝囊废，很多人都会避之不及，我却以一颗自以为伟大的灵魂包容了他，也没有离开他当主席的断文识字协会。

我离开第二家中餐馆后，在家坐领了几天失业金，但觉得这样太堕落了，怎么可以坐在家里不干活呢。

正巧几条街外一家中国人的杂货铺招通宵售货员，从晚上11点到早上7点卖货，店主是个面恶的广东女人，她说主要是卖酒，有风险但于我无关，要是警察来抓，他们会交罚款。

20年前，魁北克禁止有卖酒业务的杂货店在晚上11点到早上7点之间卖酒，我从没干过这一行，不知道这是铤而走险，严重到会留下刑事犯罪记录，也无法加入加拿大国籍。

我说过我不是个谨小慎微的人，刚应聘成功就告诉了哭鬼，说下个礼拜我就要去通宵卖酒了，那感觉就像即将加入黑帮一样兴奋。哭鬼竟跑到那家店看了一眼，回来不阴不阳地说了半句：你会出事的。

说是通宵卖酒，但买卖主要集中在凌晨三点酒吧关门后，一帮没喝够的酒鬼、鸡头、娼妓或毒品贩子会拥进来，花上比白天贵一倍的价钱买醉。我说过我不是个谨小慎微的人，面对蜂拥而至的买家，我会临危不惧，一个接一个地把酒卖给他们。

有一天，那面恶的广东女人胆战心惊地跟我说，“你胆子真大，那么多人进来你也敢卖，你不怕里面有便衣警察，我坐在楼上看着都怕。”

我这才知道，这女人每天躲在楼上盯着监视器一直盯到凌晨四点，一怕我做手脚，二怕警察来端她的窝。我问她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让你老公来卖酒，她说以前都是他，但天天战战兢兢，时间长了受不了，“不过，你好像很适合这份工，你手脚干净，胆子又大！”

我说过卖酒主要是在凌晨三点多，八小时里清闲的时间不少，20年前还没有智能手机，我把手头的几本书看完了，想到断文识字协会里有几十本书在哭鬼那里，跟他约了几次，他都爽约，这令我很不爽，每次哭鬼借钱我都给了，要一本协会的书怎么这么难。

偶然碰到协会里一个跟哭鬼关系不错的香港女人，我跟她抱怨，结果这女人说“你借钱给他？你这个大陆穷鬼，自己还要去餐馆打工，还有钱借给他。我香港人这么有钱，他怎么不问我借！”这女人接着说，“你连餐馆5块钱都要偷，还会借钱给人！”

这些话犹如晴天霹雳，可惜是在加拿大，要是在中国，冲这邪恶的话语，我一个耳光把她的香港脸劈两半。

书没借到，酒还得继续卖。一天早上6点半，接班的小哥提前到了，他问我老板给我多少分红？我说什么分红？只有八块钱一小时。他眼睛睁得老大，说没有分红你也干？这是坐牢的买卖，警察抓到你会进监狱的。我说老板说抓了他们交罚款，我没事。小哥笑了，“你相信他们会在警察面前承认自己卖黑酒？他们肯定会说是你私自卖黑酒，还会污蔑你偷了他们的酒钱！”

他大概觉得我这个人不可思议，又问了一句，你既然敢冒险，就没有朋友提醒你要跟老板谈分红？

我这时想到了哭鬼，他干了十多年杂货店，其中有好多年通宵卖货，但他除了哭穷借钱，什么好事都不会干。

我后来跟广东女人要分红，她脸一横说你来的时候没提，现在提太晚了。

我于是跟来买酒的酒鬼要小费，我说你们买酒犯法，我卖酒也犯法，你们过了酒瘾，我什么也没得到，你们得给我小费，两块三块随你们的便。

黑道上的人还是挺爽快的，钱大进大出，两三块钱不是事，有时还会给五块十块。广东女人每天盯着监视器盯到清晨四点，以前她发现货款清清爽爽，现在发现我除了她的酒钱，还得了一些碎银子，便问是怎么回事？我说你不给分红，我问客人要的小费。

这女人脸一横，“你知道这家店原来是洋人的，为什么卖给我吗？因为他管不住他的洋伙计，洋人拿点不觉得是事，我们中国人要脸，出现在我店里的钱都是我的，你敢拿，我就去唐人街喊，让你没脸做人！”

我虽不谨小慎微，但这女人肯定突破了我的底线。我不动声色报了警，告诉警察这家店违法卖酒，请他们来人抓捕。

我离开这家店后不久，广东女人打电话给我，神神秘秘地问我住在公寓楼哪间房，她老公在旁边帮腔道“你就说我们想买房”。我知道事发了，警察抓人了。我毫不客气告诉广东女人，我公寓楼到处都是监视器，你敢来，我就报警抓你。

我再也没有见过哭鬼，自然也断了和唐人街断文识字协会的关系，但我知道他们一起恶狠狠地诅咒我，说我一个边缘人还扮清高，特别是那恶毒的香港女人，她和杂货店的广东女人有生意往来，广东女人首先找到她，她又把谎言告诉了哭鬼，哭鬼在日后的黑函里有声有色地讲述了我在杂货店偷酒钱的故事。

尾声：

我在蒙特利尔苦熬了四年后，凭自己的文章被纽约一家颇具影响力的媒体请去当记者，做回我的老本行。

在我的移民生活里，我非常感激美国和纽约，他们给了我舞台，干我应干的活儿。如果我一直呆在加拿大这种三流国家，那就会和哭鬼、香港女人和广东女人一样，活得生不如死，会如透心凉的鬼魅一般在冻土上游荡。

我在纽约媒体以真名实姓署名，很快名声就传回了蒙特利尔，这令哭鬼嫉恨得无法入眠，他为了写黑函连电脑的键盘都哭掉了好几个。

媒体老板接到黑函后心绪不宁，他原以为从加拿大招揽了一个好写手，没想到来的是一个毛贼，他哆哆嗦嗦、隐隐约约地跟我说了黑函的事情，并评论说他们是在欺负老实人。

既然他已定论我是被欺负的老实人，我就不想为谎言费半句口舌。我为人本就不谨小慎微，更何况纽约还有那么多事情值得我去干。

我在纽约码字码得昏天黑地，一干就过了千日，文章以一天一篇的速度产出，以至于最后被多国神秘部门盯上，去到哪里都不自在。

我辞职回加拿大时，媒体老板说日后有机会再合作，他是个诡计多端的人，心里保不定在说，你这个加拿大来的毛贼，总算要回加拿大了。

我回蒙特利尔后，不屑与华人再来往。突然有一天想起一位曾在断文识字协会认识的女子，她好像和我一样清高。我打电话给她，她态度很冷，说你为什么要去偷呢，你不知道在加拿大没有钱也能活吗？

我说你不相信他们是在害人吗？她说我们中国人这么伟大，怎么会害人呢？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自然，这个女人不清高，她是和他们是一伙的，他们是无脑的中国人，是主流。

2013年，中国著名公知资中筠和小说家阎连科来到蒙特利尔，我以法国媒体记者的身份参加了首日座谈会，这是我回加拿大后唯一一次参加华人活动。

哭鬼带着手下喽喽也出现了，这是我在杂货店黑酒事件十年后第一次见到他，他以断文识字协会主席身份抢先发言，说自己1980年代移民来加拿大，至今还是穷人，接着他用了我十年前听过的哭腔，哀嚎着“我为什么这么穷！我为什么这么穷！”

资中筠和阎连科都被哭鬼哭糊涂了，他们可不是北京派来的济世童男童女，他们是来做精神交流的。不过现场有能力洞察哭鬼猥琐本质的人不多，而我是最有资格扇他的耳光的人，这个哭鬼和他的同类，把传说中美好的加拿大活生生糟蹋成了颠倒黑白、荒唐可笑的地方，我人生中最扭曲人性的故事都由这个哭鬼编造。但我没有扇他，只是把他当人类最臭的垃圾弃之一边。

我要专注于我的事情，在那次座谈之后，我写了《资中筠：不合逻辑的中国梦》，《阎连科，以作家的名义审判这个国家》和《阎连科：抽风式的北京出版政策》三篇文章，一时成为网络热文。

试想我当时若是在冲动之下扇了他耳光，接着会是报警和抓人，座谈会就会变成十足哭鬼风格的低俗闹剧，我也会降格成哭鬼一样万劫不复的人。

不过，哭鬼的哀嚎“我为什么这么穷！为什么这么穷！”令我恶心了好长时间，他让我觉得说中文和写中文是一件令人作呕的事情，甚至觉得他就是加拿大这片穷山恶水的代言人。我知道这种感觉不准确，我需要找一位心理医生，安抚一下我被哭鬼们折磨和扭曲的灵魂。

记得2011年我去旧金山参加辛亥学术研讨会，遇到几名香港移民，他们听说我从加拿大赶来，怜悯地说“我们原来也移民在加拿大，后来才来到美国。你知道我们香港人怎么叫加拿大吗？我们说艰难大，因为加拿大的日子实在太艰难了！”

他们说的绝不仅仅是气候的寒冷，更是内心的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