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轻罚的加拿大野生动物犯罪



聚焦于海洋、渔业、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加拿大独立记者珍妮·索恩希尔·维尔玛(Jenn Thornhill Verma)6月20日在《环球邮报》撰文《大型猎物,蓬勃发展的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如何资助加拿大及其他地区的有组织犯罪》,指“非法野生动物贸易被认为是全球第四大最赚钱的犯罪活动,仅次于毒品走私、武器走私和人口贩运”,“尽管长期以来一直标榜自己是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旁观者,加拿大已成为其中的重要参与者。该调查追踪了加拿大如何成为一个鲜为人知的有组织犯罪中心,而广袤的荒野、巡逻盲区和宽松的处罚力度,都为其提供了庇护。对一些走私者来说,违法比守法更划算。”


牛津大学的加拿大博士后研究员米歇尔·阿纳格诺斯图(Michelle Anagnostou)在滑铁卢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了迄今为止对加拿大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最全面的研究。她采访了三个国家的100多名执法人员和其他专家,并在冬季发表了研究成果,记录了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如何由贩运毒品、枪支和人口的同一批犯罪网络驱动,以及这种贸易为何持续存在。


加拿大环境部前野生动物执法总干事、前国际刑警组织官员谢尔顿·乔丹(Sheldon Jordan)表示,加拿大“既是非法野生动物的来源地,又是中转站,也是目的地,其程度远超大多数加拿大人的想象。”


在加拿大努纳武特地区合法猎获的两根独角鲸牙、三张北极熊皮和两个北极熊头骨,被发现塞在塑料管和帆布袋中,藏匿于四名来自墨西哥蒙特雷的富裕猎人的私人飞机上。野生动物官员根据线报在温尼伯机场停机坪上拦截了这架飞机。


主猎手赫克托·马丁内斯(Hector Martinez Sr.)对野生动物法并不陌生:法庭文件显示,他于1994年在美国承认试图走私一头活的非洲狮、三只老虎、两只美洲虎、一只豹子、一只短尾猫和三只黑熊进入墨西哥,并因此被罚款1万美元。2013年,这四名男子在加拿大被拘留候审,最终被判处已服刑期满并罚款共计8万美元。他们以现金支付了罚款,并没收了熊皮和象牙。


加拿大环境部自1996年以来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该国既是《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下的野生动植物出口国,也是进口国——每年合法交易数十万件标本,其主要贸易伙伴包括美国、欧盟以及东亚和东南亚国家。


全文如下:


在加拿大首都附近一处秘密地点,一系列紧锁的门后,存放着一份极其特殊的库存清单。


部分物品来自国外:犀牛角、象牙雕刻、鲨鱼鳍、珊瑚和热带硬木。另一些则产自加拿大:部分标本化的北极熊皮、独角鲸牙、黑熊胆囊和野生人参根。


这些物品在数千件查获的野生动物制品中脱颖而出——它们构成了全球野生动植物黑市的实物账簿,而大多数加拿大人却对此毫不知情,甚至触及到了他们的家门口。


“有需求——只要有利可图,有组织犯罪就会趁虚而入”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高级野生动物官员让-弗朗索瓦·杜波依斯(Jean-François Dubois)说。他罕见地允许我们进入这间灯光昏暗、没有窗户的储藏室,里面摆满了金属架和贴着标签的容器。


杜波依斯不慌不忙,显然很高兴能离开办公桌,他在房间里走动,就像一位对研究材料始终充满热情的教授。他举起一根黑犀牛角,估计在黑市上价值六位数。为了安全起见,这根犀牛角被单独存放在一个保险箱里。


杜波依斯说,如果你在机场被抓到携带类似的东西,初犯可能会被罚款2万到3万元。


如果被抓到携带价值10万元的可卡因呢?“你就直接进监狱了”他说。 “有组织犯罪分子意识到,野生动物走私有利可图,而且即使被抓,后果也不如其他犯罪分子严重”他说。


《环球邮报》和普利策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正是这种考量,使得加拿大尽管长期以来一直标榜自己是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旁观者,却已成为其中的重要参与者。该调查追踪了加拿大如何成为一个鲜为人知的有组织犯罪中心,而广袤的荒野、巡逻盲区和宽松的处罚力度,都为其提供了庇护。对一些走私者来说,违法比守法更划算。


“人们甚至不知道这是我们境内的一个问题”牛津大学的加拿大博士后研究员米歇尔·阿纳格诺斯图(Michelle Anagnostou)说。她在滑铁卢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了迄今为止对加拿大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最全面的研究。


她采访了三个国家的100多名执法人员和其他专家,并在冬季发表了研究成果,记录了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如何由贩运毒品、枪支和人口的同一批犯罪网络驱动,以及这种贸易为何持续存在。


在加拿大,阿纳格诺斯图博士采访的执法官员中,只有6%的人认为政府对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这是所研究的三个国家中比例最低的,低于南非的23%和香港的18%——这两个地区都被广泛认为是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热点地区。


阿纳格诺斯图博士表示:“获取高价值物种的途径和富裕的消费者需求加剧了风险,而漫长且管控薄弱的边境和广阔的海岸线使加拿大极有可能成为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枢纽。”


加拿大环境部前野生动物执法总干事、前国际刑警组织官员谢尔顿·乔丹(Sheldon Jordan)表示,加拿大“既是非法野生动物的来源地,又是中转站,也是目的地,其程度远超大多数加拿大人的想象。”


去年,乔丹联合创立了加拿大环境犯罪研究网络(Canadian Environmental Crime Research Network),该网络致力于连接研究人员、从业人员和政策制定者,以应对和预防环境犯罪。“这方面的研究确实不足,而且很可能被低估了。”


狮子、老虎和熊


加拿大脆弱性的实物证据在野生动物官员杜波伊斯先生所说的“CITES房间”中清晰可见——该房间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命名,这是一项由包括加拿大在内的185个缔约方签署的国际条约,旨在规范受保护物种的贸易。该公约于1975年生效,由联合国负责管理。


加拿大通过《野生动植物保护及国际和省际贸易管理法》在国内实施该条约。各省和地区也制定了自己的野生动物法律。目前尚无统筹协调这些法律的总体战略。


杜波伊斯先生说,这些货架上的商品只是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一小部分,而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正是利用了执法体系的漏洞。但这些琳琅满目的商品足以说明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是如何流入加拿大的。


有些商品虽然在加拿大合法获得,但最终却被运往了禁止它们的市场。


在加拿大努纳武特地区合法猎获的两根独角鲸牙、三张北极熊皮和两个北极熊头骨,被发现塞在塑料管和帆布袋中,藏匿于四名来自墨西哥蒙特雷的富裕猎人的私人飞机上。野生动物官员根据线报在温尼伯机场停机坪上拦截了这架飞机。


主猎手赫克托·马丁内斯(Hector Martinez Sr.)对野生动物法并不陌生:法庭文件显示,他于1994年在美国承认试图走私一头活的非洲狮、三只老虎、两只美洲虎、一只豹子、一只短尾猫和三只黑熊进入墨西哥,并因此被罚款1万美元。2013年,这四名男子在加拿大被拘留候审,最终被判处已服刑期满并罚款共计8万美元。他们以现金支付了罚款,并没收了熊皮和象牙。


CITES展厅内的其他物品因文件造假而被查获。


根据该公约,北极熊制品、独角鲸牙和其他高价值加拿大物种可以合法出口,但每件标本都需要一份许可证,证明其合法获取,并需核实来源和产地是否与省级捕猎记录相符。


一张合法获取的北极熊皮——部分已制成标本,皮毛中还藏有无线电标签——当时由安大略省的标本制作师西里尔·德索萨 (Cyril D’Souza) 持有。他试图将这张皮毛,连同完整的北极熊标本和另外两张皮毛,以另一只熊的许可证出口到中国。2023年,他被罚款6万美元,并被没收了这些产品。他没有被判入狱。


许多货物都是通过合法的商业渠道流通的。加拿大环境部自1996年以来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该国既是《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下的野生动植物出口国,也是进口国——每年合法交易数十万件标本,其主要贸易伙伴包括美国、欧盟以及东亚和东南亚国家。


然而,一些合法获得的物品却被用于欺诈性交易。2015年至2016年间,三家加拿大拍卖行因违反联邦法律而被定罪。


2015年,多伦多的五星拍卖行及其负责人金春(Chun Al Jin)被处以18750加元的罚款。此前,放射性碳定年法显示,两根作为古董出售的象牙实际上来自1977年和1978年被猎杀的大象——时间太近,不符合豁免条件。


在安大略省纽马克特,888 Auctions拍卖行将一根小象牙寄给一位美国买家,包裹上错误地标注为“礼品装饰品”,且没有寄件人地址。该包裹被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的特工截获。


在蒙特利尔,IEGOR Hôtel des Encans酒店于2016年被罚款33500加元,此前该公司承认16项罪名,包括向三大洲的买家出口独角鲸牙、象牙、海象牙、豹皮、猞猁皮和珊瑚,而未持有必要的许可证——这些产品在被任何人发现之前,已经辗转于经销商、鉴定师和货运商之手。


渥太华仓库中存放的一些野生动物制品来自国外,其来源情况环境部无法完全披露。


黑犀牛角——仓库中最有价值的物品之一——在2008年之前就被没收了;此次查获行动的细节属于机密。


据悉,蒙特利尔警方在对一名毒贩的住所执行搜查令时,查获了两根象牙,同时还发现了毒品。加拿大环境部和警方均拒绝就此次行动的具体时间或其他细节向《环球邮报》提出询问。


但此案是阿纳格诺斯图博士在加拿大各地研究记录的一种模式的重要数据点:野生动物和毒品的走私网络日益趋同。


特洛伊木马


合法与非法、交汇与混杂,珍稀动植物的隐秘流动构成了一个犯罪网络的一部分,其触角远超加拿大国界。


公开的执法记录追踪着这些非法走私活动:活体爬行动物和外来宠物经由美国陆地边境进入安大略省和卑诗省;鱼翅、传统药材和受保护的鳗鱼从香港和中国经温哥华和多伦多运往加拿大。


加拿大本土高价值物种——独角鲸牙、北极熊皮、黑熊制品——的残骸,通过与合法贸易相同的商业基础设施,南下销往美国买家,东进中国市场。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其最新的《世界野生动物犯罪报告》中,拒绝给出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具体数字,理由是其隐秘性使得任何估计,包括通常引用的200亿美元,都可能低估了其规模。这个粗略的年度数字并未包括非法伐木、捕鱼、采矿或污染犯罪。


尽管难以量化,但非法野生动物贸易被认为是全球第四大最赚钱的犯罪活动,仅次于毒品走私、武器走私和人口贩运。


“野生动物犯罪,以及总体而言的环境犯罪——这完全是有组织的犯罪”国际刑警组织高级官员何塞·阿德里安·桑切斯·罗梅罗(José Adrián Sánchez Romero)说,他负责协调196个国家的野生动物和林业犯罪执法工作。


“如果你观察他们的组织方式,以及他们使用的结构——空壳公司、洗钱、资金转移计划——你会发现,这些与从事毒品走私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所使用的模式完全相同。”


在去年12月发表于《经济犯罪学杂志》的一篇论文中,首席研究员阿纳格诺斯图博士提供了证据,表明在她研究的三个司法管辖区内,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与毒品走私、武器走私、强迫劳动、性交易以及矿产资源非法贸易存在交集。


在加拿大,通过对31名执法官员和专家的访谈,毒品走私成为最常见的交集。在加拿大受访者所在的五个省和地区,每个地方都有相关的案例。


简单来说,这是一种物物交换:在一些社区,野生动物和毒品像货币一样流通,尤其是在狩猎和捕鱼是日常生活核心的地区,人们用野生动物换取毒品。


在一次针对某地(具体地点未公开)的调查中,警方监视到一名司机非法猎杀了一条鲟鱼后停车,随后另一名司机赶到,直接用这条鱼换取了海洛因。在萨斯喀彻温省的另一起事件中,一名毒贩从偷猎者手中购买鱼类,并用毒品交换渔获。在育空地区,警方突袭了一名涉嫌毒贩的住所,搜出了一张灰熊皮和一张北极熊皮。这名被指控的毒贩从未狩猎过,却从一些人那里获得野生动物制品,并用这些制品换取毒品。


阿纳格诺斯图博士的研究还记录了跨省网络从偷猎者手中收集黑熊胆囊(胆汁是传统医学中的珍贵成分),并通过与毒品交易相同的渠道进行销售。


报告详细描述了一个在加拿大运作近十年后又扩展到毒品领域的国际野生动物走私团伙,以及另一个据称在西海岸活动的走私者与亚洲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联的案件。在一个案例中,对一名涉嫌野生动物走私者的搜查令搜出了一把装满子弹的机枪和毒品。


与此同时,在一个非法麋鹿偷猎活动中出现了强迫劳动的迹象,工人们没有身份证明,住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该研究还记录了一个狩猎向导组织,该组织不仅提供非法狩猎活动,还提供对儿童进行性剥削的机会。


此外,一种新兴的“奇物”交易——研究人员称之为爬行动物骨骼、鸟类器官,甚至人类遗骸——正在增长,但很大程度上未被追踪。这些奇物在黑市上出售。


“如果你拥有将非法商品从A点运到B点的所有基础设施,那么转向野生动物走私就成了一种风险极低的犯罪,而且你能从中赚取巨额利润,从犯罪分子的角度来看,这完全合情合理”阿纳格诺斯图博士说。


猎人或采集者获得的报酬通常只是产品在国外售价的一小部分。杜波依斯先生在渥太华的仓库里说,一个黑熊胆囊,对魁北克的偷猎者来说价值约150元,但在中国却能卖到2000到10000元。


这种利润率堪比非法毒品,而法律风险却低得多。


“犯罪组织的运作方式就像公司一样”国际刑警组织协调员桑切斯·罗梅罗说。“他们会找到对某种产品有需求的市场空白,并且知道那里的执法力度较弱,处罚也轻得多。这对有组织犯罪来说是双赢。”


显而易见的问题


初次向加拿大走私芬太尼的信使——在行动中没有决策权的人——可能会被判处8到18年监禁。


2021年,加拿大最高法院维持了对批发贩运芬太尼的10年和14年监禁判决。对于初犯走私海洛因的快递员,既定的量刑范围是12至17年。贩运一级管制药品(可卡因、海洛因、芬太尼)的法定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


相比之下,参与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人极少入狱——尽管犯罪网络往往完全相同,而且利润率可能高得多。


在加拿大,野生动物贩运属于刑事犯罪,但由于其受独立法律管辖,因此不属于《刑法典》的管辖范围。理论上,初犯可公诉罪行最高可处以100万加元罚款和五年监禁。但实际上,大多数处罚是5万加元以下的罚款,这些罚款是在简易程序定罪后判处的。


马修·奥莱尼克(Matthew Oleynik)是一位前刑事律师,也是法律研究工具rangefindr.ca的创始人。该工具旨在帮助律师和法官确定合适的量刑范围。他表示,量刑法官会参考联邦立法中规定的刑罚范围,以了解议会对不同类型犯罪的重视程度。


“他们会参考议会规定的最低和最高刑期,”他说。他补充道,就现行的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立法而言,“这表明议会要么对此不够重视,要么可能很久以来都没有关注过这些犯罪。”


自2009年以来,处罚框架一直没有更新。谢尔顿·乔丹(Sheldon Jordan)曾在国际刑警组织和加拿大联邦政府负责野生动物执法工作数十年,他表示,即使今天开始审查,也至少需要三年时间才能完成。


这意味着罚款至少有20年没有修订,其威慑力已因通货膨胀而悄然降低。


这种差距不仅限于加拿大。在全球范围内,野生动物贸易正变得日益复杂。


《保护生物学》杂志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利用过去二十年的全球查获数据发现,20年前有49个国家参与非法野生动物贩运;到2018年,这一数字翻了一番多,达到110个国家,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增长了400%以上。


同一期刊发表的另一项研究,重建了2600多条贩运路线,发现了84个隐蔽的转运枢纽——这些中转站会将非法货物集中、重新包装并改道运输,以掩盖其来源——近40%的贩运路线至少经过一个这样的枢纽。


“大多数国家用于打击野生动物犯罪的资源与打击毒品贩运的资源相比,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国际刑警组织的桑切斯·罗梅罗说。


“如果将野生动物犯罪视为有组织犯罪来处理,就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他补充道。 “但如果你仍然认为野生动物犯罪是小罪,不值得费力——那么结果就不会是我们所有人所期望的。”


现任环境部官员杜波伊斯表示,这一领域的法律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他们应该受到与毒品走私犯、枪支走私犯和人口走私犯相同的惩罚”他说。“因为他们是同一伙人。”


狐狸闯进鸡舍


试想一下,花费数年时间调查一个案件,收集了大量证据,结果却眼睁睁地看着罪犯只被处以罚款,而罚款金额甚至低于当初办理许可证的费用——要知道,许可证原本可以让这种行为合法化。


一位官员在接受阿纳格诺斯图博士采访时描述了这种情况。阿纳格诺斯图博士是2月份发表在《有组织犯罪趋势》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的主要研究员。这位官员告诉她,犯罪反而更划算。


阿纳格诺斯图博士采访的加拿大执法官员和专家中,超过半数的人认为处罚力度太轻。 《环球邮报》查阅了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发布的公共执法通告——该部门公开披露的案件子集——发现,自2011年以来公开披露的57起案件中,大多数罚款金额低于5万加元,中位数为2万加元。其中三起案件未判罚款。


分析发现,在所审查的案件中,不到八分之一的案件涉及任何形式的监禁;七分之五的监禁判决是在家中或周末执行的。


过去十年的年度报告显示,该部门根据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和性质、罚款金额以及更广泛的公共利益等因素,对大约三分之一的定罪案件发布了通告。


该部门发言人萨曼莎·巴亚德(Samantha Bayard)表示,发布公共通告的案件“都达到了既定的最低罚款金额门槛,这将对提高公众意识产生最大的影响”。她补充说,有时也会公布一些处罚较轻的案件,以鼓励公众遵守规定。


联邦执法人员在入境口岸、边境口岸和机场进行检查,核查经由加拿大贸易基础设施运输的野生动物货物的单据和实物。但即使发现可能的违规行为,定罪也极为罕见。


根据该部门的年度报告,在2016年至2024年(有完整数据的九年)期间,共进行了28,273次检查,发现2,715起疑似违规行为,展开423项调查,最终定罪102起:平均每277次检查就有1起定罪。仅2024年一年,6,619次检查就促成了5起成功的起诉。2023年,6,431次检查促成了4起。


《环球邮报》发现,自2011年以来,仅有两起罚款超过20万加元,而且都是特殊案例。


格雷戈里·洛根(Gregory Logan)是新不伦瑞克省的一名前加拿大皇家骑警,2013年,他因长达七年的跨境独角鲸牙走私活动被罚款38.5万加元——这是根据该法案开出的最高罚款,但仍不到法定最高罚款额的40%。调查人员在他的卡车和拖车中发现了约250根独角鲸牙和隐藏隔间。洛根被判处八个月缓刑,其中四个月为居家监禁。


后来,他因同一行为被引渡到美国,并被控洗钱罪,最终被判处五年监禁。加拿大当局将其视为野生动物犯罪,而美国则将其视为有组织金融犯罪。


位于安大略省万锦市的加拿大国家之星公司(Nationalwide Star Canada Corp.)及其董事周宏霞(Zhou Hong Xia)因进口9万公斤濒危欧洲鳗鱼(这些鳗鱼最终被用于加拿大的寿司制作)于2023年被罚款25万加元。


安大略省警局(OPP)下属的有组织犯罪执法局负责监控全省的犯罪网络。该局表示,目前没有直接将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与有组织犯罪联系起来的具体调查,但承认将二者联系起来的逻辑性。


“这些团伙极具机会主义,主要以牟利为目的”安大略省警局发言人安吉·斯隆(Angie Sloan)表示。


“他们经常参与各种非法活动,包括那些风险较低但收益丰厚的活动。这些活动产生的利润可能被用于支持更严重、风险更高的犯罪活动,例如毒品和枪支走私。”


这种“低风险、高回报”的逻辑,再加上量刑制度对防止累犯的作用微乎其微,使得犯罪分子更加猖獗。联邦法律要求法院将违反环境法的历史记录视为加重处罚的因素,并规定对第二次或多次违法行为处以更高的最低罚款——然而,所审查的案例并未显示任何证据表明之前的定罪被如此对待。


多伦多地区一家进口亚洲传统药物的公司Carbo Herbal Supplies及其所有者秦周于2015年因从香港走私龟壳而被定罪,并被处以18750元的罚款。两年后,他们再次因进口800公斤受保护的动植物衍生物而被定罪,但这次他们被判处缓刑、社区服务,并被责令在传统医学通讯上发表关于此次违法行为的说明——但未被处以罚款。


卑诗省一家草药公司Topwin Trading在2010年和2019年两次因同类违法行为被定罪,每次都是因为非法进口用于传统医学的受保护植物物种。在第二起案件中,边境官员截获了51箱共计10200瓶从受保护兰花品种中提取的草药油。罚款金额为5万元。


在2024年的一起案件中,安大略省布兰普顿市的食品进口商Bos Smoked Fish因进口662公斤极度濒危的欧洲鳗鱼而被罚款2.5万元。这笔罚款低于该公司为该产品支付的3.5万元。


一场“打地鼠”游戏


在拉布拉多北部因纽特人自治区努纳齐亚武特,当被问及联邦野生动物执法能力时,土地和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只用一个词回答。


“不存在,”吉姆·古迪直截了当地说道。


“这或许过于严厉,而且从字面上看也不准确——但努纳齐亚武特确实没有联邦野生动物执法力量。”


加拿大大部分野生动物执法活动(即便规模不大)都发生在偏远乡村地区——这些地区既是狩猎和采集的场所,也是原住民社区历史上一直面临的殖民统治工具——执法部门的执法行动的所在地。


阿纳格诺斯图博士的研究发现,这段历史使得社区与自然保护官员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她认为,执法机构必须将原住民视为合作伙伴,而不是被审查的对象。


在努纳齐亚武特地区,联邦渔业部仅在夏季偶尔驻扎,没有常驻办公室。加拿大皇家骑警在努纳齐亚武特五个社区中的四个社区设有警员,但野生动物保护远非他们的工作重点。


“真正承担重担的是因纽特条约组织(ITO)。”古迪说。 “即便如此,也只能做到这些。我们可以举报和调查,但不能扣押或起诉。大多数情况下,即使我们百分之百按照规定办事,联邦政府介入的时间也太长了。”


研究人员发现,野生动物执法机构也常常各自为政,导致体系支离破碎。


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负责监管陆生野生动物的国际和省际贸易,涵盖北极熊、矛隼和野生人参等。加拿大渔业与海洋部则监管水生生物,例如独角鲸、鳗苗和鲟鱼。各省和地区政府则拥有各自的法律、执法人员和执法职责。


阿纳格诺斯图博士采访的一些加拿大官员不愿透露各自辖区的具体工作人员数量。


一个省级机构报告称,其人员配备低于1990年的水平。另一个机构则表示,加拿大多个地区的执法人员执勤时缺乏双向无线电——研究人员指出,这一缺口可能会影响执法人员的安全,因为这会阻碍他们在危险环境中追捕走私贩运者。


研究发现,在全国范围内,野生动物执法机构都面临着DNA和弹道分析方面严重的积压问题,导致一些具有国际意义的案件进展缓慢。执法人员缺乏解锁手机的技术,使得走私贩运者之间的WhatsApp和电子邮件通信无法被读取。


薪资不足打击了前线执法人员的士气。而那些能够摧毁而非仅仅干扰走私网络的大型野生动物走私调查,往往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这需要专门的分析师、专业调查人员以及大多数机构所不具备的司法授权。


阿纳格诺斯图博士总结道:“由于政府对野生动物保护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全国各地的野生动物执法机构都面临资源和人员不足的问题。”


尽管她的研究揭示了严峻的形势,但她对扭转局面的前景依然保持乐观。


“加拿大完全有能力成为打击野生动物走私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她说。“加拿大人热爱野生动物,我们珍视自然遗产。我们没有许多其他国家面临的系统性腐败问题。但这种优势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种种迹象表明,加拿大正在更加重视这个问题。


自2017年以来,加拿大参与了每一届“雷霆行动”(Operation Thunder),这是一项由国际刑警组织和世界海关组织牵头开展的年度打击野生动物和森林犯罪的行动。 2019年,该国成为首个禁止鲨鱼鳍进出口的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并计划于2024年禁止象牙和犀牛角的进出口。此后,查获了大量非法物品。


跨境合作也促使该国加强了海洋巡逻,并对与野生动物贸易相关的国际洗钱网络进行了审查。本周,七国集团领导人更进一步,将环境犯罪与毒品走私归为同一犯罪经济体系,并承诺开展联合金融调查,以追踪和没收非法所得。


“我们已经有了积木,”乔丹说,他希望自己的学术网络能够帮助他将这些碎片拼凑起来。“我们只需要把它们搭建成一个有效的系统。”


在某个地方,在一扇扇紧锁的大门后,这批非法物品的库存还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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