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尼主义投降北京，日本负重前行

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政治学和国际研究教授、加拿大麦克唐纳-劳里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中国项目负责人、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访问学者、新书《作为中等强国的日本：驾驭意识形态和体制的分歧》的作者斯蒂芬·R·纳吉（Stephen R. Nagy）1月23日在《日本时报》撰文《“卡尼主义”寻求北京的庇护》，指“加拿大转向中国，为日本和其他中等强国敲响警钟”。指“中国对加拿大的示好，其目的远不止于双边贸易。北京试图削弱美国的盟友关系，并让各国领导人相信，双边协议是通往繁荣的可行途径。”

日本必须承担起加拿大所忽略的艰巨任务：深化“四方安全对话”（Quad）合作，扩大仍然至关重要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加强双边关系，并在暂时摩擦的情况下维护与美国盟友的联系。

全文如下：

在中国战国时代的末期，即公元前221年之前，秦国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六个敌对的诸侯国，如果联合起来，足以击溃秦国的军队。像范雎这样的战略家设计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秦国没有直接与这个联盟对抗，而是推行了“连衡”政策——即建立纵向联盟，将各个诸侯国拉拢到秦国本身，形成双边协议，从而瓦解了维系这六个诸侯国的“和宗”（横向联盟）。诸侯国一个接一个地屈服于秦国的诱惑，它们都认为妥协比集体抵抗更安全。最终，它们都被秦国吞并了。

近23个世纪后，当加拿大总理卡尼本月抵达北京时，他肩负着被中国关税重创的加拿大农民的希望，以及饱受美国总统特朗普经济民族主义冲击的加拿大民众的沮丧。此次访问被誉为“卡尼主义”，并因其精妙的外交手段而备受赞誉，立即缓解了加拿大的困境。

中国在农业限制问题上释放出灵活信号。双方贸易代表团互致问候。对于一个被其南方邻国“第51个州”言论和对格陵兰岛的领土野心所伤的国家而言，这种接纳令人感到被认可。然而，从冷酷的地缘政治考量来看，这正是北京所希望的——范雎古代战略的现代演绎，以及对日本和其他在大国竞争中摸索前行的中等强国的警示。

渥太华一心只想立即与中国达成妥协，而不是着手构建其他联盟这一更为艰巨的任务。北京对此心知肚明。正如大西洋理事会所记录的那样，中国的经济激励措施经过精心设计，旨在迎合受援国及其领导人的特定需求，并利用政治和行业利益来促成合作。急需油菜籽市场准入的加拿大西部农民，正是中国善于利用的目标群体。这便是现代版的“联衡”——通过双边安排将中等强国纳入其轨道，同时瓦解潜在的横向阻力。

这种做法的直接吸引力不难理解。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加剧了中国的限制，造成了切实的经济损失。加拿大国内也有人强烈呼吁经济多元化。加拿大参议员胡元豹主张与北京深化合作，而像姜闻然这样的分析人士则建议对印太战略进行根本性的重新审视，转而采取务实的妥协策略。这些观点在太平洋彼岸也引起了共鸣。在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长期以来一直倡导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他设想建立一个东亚共同体，以减少对美盟的依赖。其他学者则强调亚洲邻国之间相互妥协的经济必要性以及文化亲缘关系。

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倾向于淡化中国恶意行为的明确证据。无论采取何种政策导向，中国的过往记录都不容忽视。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记录了2010年至2020年间152起中国胁迫性外交案例，其中2018年后急剧升级。例如，立陶宛在设立台湾代表处后，进口额暴跌近90%。挪威在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后，经历了多年的外交冻结。韩国因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而遭受了约150亿美元的旅游业损失。在所有这些案例中，中国从未正式实施制裁；相反，中国要么给出无关的理由，要么干脆不给出任何理由。倡导接触的人士必须正视这些记录，而不是将每起事件都视为孤立的误会。

中国对加拿大的示好，其目的远不止于双边贸易。北京试图削弱美国的盟友关系，并让各国领导人相信，双边协议是通往繁荣的可行途径。长期以来，北京一直奉行胡萝卜加大棒的战略组合，并根据各国的政治环境进行调整，旨在将中等强国纳入其经济轨道，同时防止它们对中国的强硬姿态做出集体反应。加拿大急于寻求解脱，却冒着陷入困境的风险——今天接受了胡萝卜，却没有意识到明天即将到来的大棒。范雎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套路。

然而，承认北京的战略清晰性，就必须同样坦诚地审视华盛顿在这一动态中所扮演的角色。特朗普政府对待盟友的方式已被证明是无效的，不仅高度疏远盟友，而且对战后关系、相关机构和战略资产造成了切实损害。其交易性要求、针对盟国的领土扩张言论以及对安全伙伴的蔑视态度，恰恰为北京提供了可乘之机。当美国总统将加拿大描述为潜在的“第51个州”，当他要求日本和韩国像缴纳贡赋一样分担负担时，他实际上是在破坏横向联盟——而横向联盟正是对抗中国胁迫的最有效手段。寻求替代方案的中等强国对美国的行为做出了理性的回应。然而悲剧的是，他们理性的短期应对措施却正中北京下怀，助长了其瓦解联盟的长期战略。

这种认识必须与持久的现实相平衡。尽管现任政府采取了这种做法，美国仍然是日本和其他中等强国最重要的盟友。维护开放的海洋公域、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阻止以武力侵占领土等共同的国家利益，不会因暂时的政治失灵而消失。数十年来建立的制度纽带——从情报共享到军事互操作性——是难以复制的投资。对法治、民主治理和人权的共同承诺，使双方在基本价值观上达成一致，而任何中国的经济诱惑都无法取代这种一致性。政府更迭，地理现实和制度架构却始终不变。

日本前驻澳大利亚大使山上慎吾警告说，日本和澳大利亚存在一种“中国魔力”——即两国过于在意不惹恼北京。他告诫说，如果不加注意，北京会像以往那样利用这种过度热情。上世纪90年代初，天安门事件后，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曾吹嘘中国利用日本削弱了国际制裁，并承认北京充分利用了日本天皇1992年的访华之行来吸引投资回流。从鸠山由纪夫到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所有倡导接触的人士都必须解释，他们的做法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再次遭受这种剥削。

对东京而言，加拿大的经验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教训。短期的援助会带来长期的代价。加拿大的“转向”战略或许能暂时缓解农业困境，但却造成了中国在战略利益分歧时所利用的不对称依赖。建立联盟虽然需要耐心，但却能带来更优的成果。日本应该寻求建立在与拥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基础上的、具有韧性的经济安全——例如与欧盟、韩国、澳大利亚、台湾和东南亚伙伴建立全面的合作框架。此类协议需要耐心的外交努力，但最终会证明其更加持久——而且它们正是范雎战略旨在防止的那种“和宗”。

前文提到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研究得出结论：即使明显符合自身利益，各国也未能联合起来对抗中国的胁迫。这种集体行动的失败构成了一个核心的战略错误。日本必须承担起加拿大所忽略的艰巨任务：深化“四方安全对话”（Quad）合作，扩大仍然至关重要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加强双边关系，并在暂时摩擦的情况下维护与美国盟友的联系。

卡尼主义的代价将在日后显现——当中国的影响力成为确保其服从的工具，当渥太华发现依赖会限制自主性，当民主国家联盟在没有加拿大全面参与的情况下继续前进时。问题在于，东京和其他中等强国能否从这一错误中吸取教训，以免横向联盟彻底瓦解，以免范居的古老策略再次让那些误将双边妥协等同于安全的人成为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