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加拿大被中国虐待记录

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教授、麦克唐纳·劳里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拿大亚太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以及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斯蒂芬·R·纳吉（Stephen R. Nagy）6月11日在《日本时报》撰文《在对华关系中，加拿大表现得像个受虐者》，警告“渥太华不应忘记北京以‘贸易多元化’为名进行经济霸凌的记录。

全文如下：

最近，加拿大各省省长强烈支持贸易多元化，并主张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全球市场重新建立联系。渥太华在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仔细审视这一潜在的战略重心转移。

这种对与北京经济和解的热情令人深感担忧。近年来，中国对加拿大的经济霸凌和政治恐吓记录明显，尤其是在前总理特鲁多执掌渥太华期间。

省长的声明反映了对特朗普政府迫在眉睫的贸易威胁的务实回应，尽管略显焦虑。面对来自其最大贸易伙伴的潜在关税和经济干扰，加拿大各省和联邦政府领导层似乎正在寻求通过市场多元化来寻求保障。

这一目标原则上无可厚非，但特别强调与中国重新接触，却体现出一种战略性失忆，即对北京恶意对待加拿大的记录视而不见。

在北京的经济胁迫模式之后，试图与中国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这与家庭暴力的场景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受害者出于经济需要或对过去行为不再发生的错误期望而回到施虐者身边。这是一个鲜明的类比，但它准确地捕捉到了中国与加拿大等中等强国在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时进行外交接触的权力动态和周期性特征。

毫无疑问，日本、澳大利亚、欧盟和韩国也遵循着这种模式。

在加拿大的案例中，中国胁迫外交最令人震惊的例子是任意拘留加拿大公民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迈克尔·斯帕弗（Michael Spavor）近1000天——这是典型的人质外交案例，旨在报复美国应引渡请求合法拘留华为高管孟晚舟。

这不仅仅是外交分歧，而是国家批准的劫持人质行为，旨在摧毁加拿大履行其法律义务和联盟伙伴关系的决心和承诺。北京不惜将加拿大公民的自由作为武器来实现政治目标，这完全无视人权和法治——而加拿大声称这些正是其外交政策所坚持的原则。

与此同时，中国还对加拿大农产品出口实施了定向经济制裁。2019年初，中国突然暂停从加拿大最大的油菜籽生产商进口——表面上是出于“害虫担忧”，而这种担忧恰好是在孟晚舟被拘留后才出现的——这给加拿大农民造成了约27亿美元的损失。随后，中国也对加拿大猪肉和牛肉进口实施了类似的限制，展现了其将市场准入转化为地缘政治武器的迅捷能力。这些措施旨在造成最大程度的经济冲击，同时又能合理地否认其报复性质。

最近，四名加拿大人因涉嫌毒品相关指控被处决，尽管外交部门呼吁宽大处理，这令人震惊，进一步表明北京方面无视加拿大的人道主义关切。虽然这些案件涉及根据中国法律被定罪的个人，但在双边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这些处决的时间和处理方式绝不能被视为巧合，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司法体系不透明和选择性执法模式。

或许最阴险的是中国对加拿大民主进程的干涉，这些干涉行为已被记录在案。外国干涉委员会的初步调查结果和证词显示，中国外交使团系统性地影响选举结果、恐吓加拿大华裔社区并操纵媒体叙事——所有这些都是对加拿大主权的直接侵犯。这些行动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加拿大为更好地服务于北京利益而塑造政治环境的全面战略的一部分。加拿大领导人在不解决这些主权侵犯问题的情况下考虑加强经济接触，这表明该国民主韧性存在危险的弱点。

支持重启接触的人会辩称，尽管面临这些挑战，但经济实用主义要求与中国合作。他们会指出，在美国的保护主义威胁到其北方邻国经济稳定之际，中国仍然是加拿大仅次于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之一，代表着重要的出口机会。这种论点虽然表面上很有说服力，但却未能认识到经济依赖恰恰使中国能够施加其一再表现出的那种强制性手段。

与美加关系的对比颇具启发意义。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对加拿大的繁荣构成了严峻挑战，但两国关系的根本性质与中美关系截然不同。美加不仅拥有广泛而紧密交织的经济关系，占加拿大贸易总额的近75%，而且拥有深度融合的供应链、超越任何一届政府的共同价值观和制度联系。数以千计的跨境商业关系、家庭纽带和文化亲缘关系，共同创造了中加关系中根本不存在的韧性。

此外，美国的保护主义主要通过可预测的、有时甚至反复无常的政策机制来运作，而中国的经济胁迫则刻意不透明、易于否认，并且与政治顺从而非经济利益息息相关。当特朗普政府在美墨加协定（USMCA）谈判期间对铝和钢铁征收关税时，加拿大通过既定的争端解决渠道和相应的应对措施作出了回应——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在面对中国更为复杂的经济欺凌时基本上无效。

省长们强调贸易多元化战略，这从根本上来说是正确的。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造成了脆弱性，审慎的政策应该加以应对。然而，多元化应该侧重于那些遵守一致经济交往规则的可靠伙伴——例如欧盟、《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印度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经济体。这些关系或许缺乏中国的市场规模，但能够提供更可持续、更可预测的贸易环境，且无需承担北京方面要求的政治风险溢价。

尽管如此，如果加拿大仍然认为与中国进行经济接触的必要性，就必须以清醒的现实态度而非盲目乐观的态度来对待这种关系。

这需要进行几项战略调整：首先，开发强有力的经济安全工具来审查投资并保护关键供应链；其次，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密切协调对华政策，以防止孤立和剥削；第三，在政治干预和人权方面划定明确的红线；第四，投资于增强经济韧性的措施，以降低受胁迫的脆弱性。

加拿大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根本挑战在于，中国已表明其并未将经济与政治割裂开来——每一份贸易关系都服务于更广泛的战略目标。如果加拿大各省省长们在不承认这一现实的情况下表达对恢复接触的热情，他们就有可能重蹈覆辙，以牺牲长期战略脆弱性为代价换取短暂的经济收益。

在应对美国保护主义带来的不可否认的挑战之际，加拿大必须避免将中国视为类似替代伙伴的谬论。尽管特朗普在联盟管理上采取了交易性策略，但美加关系仍然植根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地理上的接近以及能够抵御任何政府最糟糕冲动的制度框架。这些基本特征在渥太华与北京的关系中根本不存在。

加拿大领导人必须认识到，虽然多元化代表着合理的战略，但与一个不知悔改的经济施虐者和解则构成了战略失当。前进的道路既需要天真的接触，也需要敌对的脱钩，而需要一种原则性强、富有韧性的方针，将加拿大的长期主权和安全置于短期市场准入之上。

只有汲取近代史的教训，而不是轻易地将其遗忘，加拿大才能制定出符合其价值观和利益的对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