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想提升影响力，就必须遵守印度的准则

出生于印度的全球事务学者、居住于多伦多、伦敦和日内瓦三地的纳伦德拉·帕赫克德（Narendra Pachkhédé）9月9日在加拿大国际理事会（CIC）的《开放加拿大》网站撰文《反思加拿大的印度问题》，指加拿大与印度的双边关系危机“并非信任破裂的故事，而是未能理解其背后的机制”。“如果加拿大想要提升影响力，就必须遵守印度的运作准则，而不是要求制定新的准则”。

全文如下：

在最近于中国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外交礼仪一如既往地循规蹈矩：握手、微笑，以及故作姿态的陈词滥调。然而，一个画面却萦绕在人们心头，带着一种奇特的严肃感：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习近平和弗拉基米尔·普京——这场外交大戏中，昔日的宿敌如今却成了同僚。在旁观者看来，这幅画面或许暗示着矛盾：曾经宣称效忠“我的朋友唐纳德”的莫迪，如今却与西方两个最重要的对手看似和谐共处。然而，这种看似矛盾的立场，其实更应该理解为一种模糊性原则，即刻意拒绝选边站队，而是通过占据两者之间不稳定的空间来构建权力。

这种模糊性并非混乱的副产品。它是一种手段，一种战略，或许也是印度最始终如一的外交政策传统。

从不结盟到诸边主义

指责印度优柔寡断，是对印度外交基本原则的误解。不结盟并非冷战遗留，而是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所称的“诸边主义”的前身——一种面向21世纪的战略灵活性的重塑。在其2020年出版的著作《印度之路：应对不确定世界的战略》中，苏杰生将这一理念定位于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疫情之间的结构性转变——这些事件瓦解了战后多边体系的凝聚力，并重新激发了对替代方案的探索。

他巧妙地借鉴了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经验，多哈回合的破裂和世贸组织的瘫痪暴露了普遍规则制定的局限性。多哈回合谈判于2001年启动，但由于农业和市场准入方面的争议，于2008年破裂，使其功能停滞。随后，世贸组织陷入瘫痪，多边主义的深化，是指在全球共识难以达成的情况下，在有意愿的国家之间建立针对特定问题的联盟的做法。它提供了一种务实的合作方式——在贸易、技术或安全领域——不受正式联盟的僵化约束或普遍多边主义的僵局。

他认为，印度必须在利益重叠的领域参与，而不应将自己锁定在正式联盟中。它可以深化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四方安全对话”中的参与，同时参与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这两个组织都是中国和俄罗斯扩大影响力的平台。它可以抗议中国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入侵，又深化与同一国家的贸易往来。它可以在乌克兰问题上弃权，扩大与莫斯科的能源联系，同时与华盛顿举行“2+2”对话。

西方常常视之为漂移，而苏杰生则将其视为灵巧——一种根植于印度战略文化的深思熟虑的文明本能。在他看来，看似回避的，其实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模糊性，其根源深远：从尼赫鲁的即兴外交到当今多极世界的复杂性。这种观点常常被误读，尤其因为西方长期以来对印度思想传统的漠视——即使是像《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这样构成印度治国理念核心的奠基性文献，在主流战略话语中也缺失。

尼赫鲁的脉络

在印度人民党的政治想象中，尼赫鲁是一个战略天真的幽灵——贵族气十足、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格格不入。但在《尼赫鲁时代》一书中，斯瓦普纳·科纳·纳尤杜（Swapna Kona Nayudu）展现了一幅更为成熟的形象。她根据档案和外交信函，将尼赫鲁的外交政策重构为一种适应性韧性（adaptive resilience），而非摇摇欲坠的理想主义。在她看来，不结盟并非拒绝表明立场，而是拒绝二元选择的承诺。它是一种伪装成崇高原则的生存策略。

纳尤杜的研究方法极具法医学性。她将原则性不结盟（principled non-alignment）与工具性不结盟（instrumental non-alignment）区分开来，并在一些严峻的形势下检验了两者的区别：朝鲜战争（刻意保持沉默）、苏伊士运河和匈牙利战争（压力下的道德异议）、刚果战争（维和行动是无意的胁迫）。尼赫鲁既没有被浪漫化，也没有被谴责。他被剖析开来。纳尤杜认为，他的战略模糊性是在一个去殖民化世界中形成的治国逻辑，在那个世界中，灵活性意味着筹码，而拖延则是一种策略。

正是这套操作准则——并非其尼赫鲁式的美学，而是其底层结构——在当今的印度外交政策中得以延续，并在全球外交舞台上赢得尊重和赞赏。

莫迪时代的修辞与现实

如果说尼赫鲁构建了外交架构，那么莫迪则重新装修了外交装潢。莫迪政府的外交政策姿态更加强硬，语气更具交易性，对强制性手段的适应也更加谨慎。它采取了动态反恐战略，倾向于建立国土安全伙伴关系，并将多边论坛变成了表演舞台。然而，核心逻辑依然存在：避免正式结盟，以普世性为准则，保持行动自由。

以乌克兰为例，印度谴责平民伤亡，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放弃惩罚性决议，并增加从俄罗斯的石油进口以稳定国内油价。以加沙为例。印度宣称支持人道主义走廊，试图保持中立，并根据现实政治调整其在联合国的投票。在印太地区，印度坚称“四方安全对话”并非联盟，却在联合海军演习、国防标准化和信息共享等方面进行着与联盟行为毫无二致的实践。

这些举措或许是当代的，但其运作方式无疑是尼赫鲁式的。语言变了，但代码依然存在，这让人们对印度外交政策战略的连续性感到安心和信心。

这对加拿大为何重要

经过数月的激烈交锋，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终于在6月卡纳纳斯基斯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坐下来。两位领导人承诺将采取“审慎且建设性的措施”，以稳定受外交危机重创的关系。

加拿大随后任命了一位新的高级专员——外交部长安妮塔·阿南德表示，“这是深化外交接触和推进与印度双边合作的循序渐进的途径”。随着两国任命新的特使，渥太华和德里标志着两国朝着实现关系正常化迈出了谨慎但意义重大的一步。

这不仅仅是外交谱系的室内游戏。对于深陷大国竞争的引力张力、与印度关系紧张的加拿大来说，教训是具体的：言辞并非战略，拒绝坚持单一立场并不意味着轻率。

渥太华和德里之间最近的摩擦——由境外暗杀事件的爆炸性指控引发，随后双方互相驱逐外交官、贸易谈判暂停以及言辞升级——已将双边关系拖入冰点。但《尼赫鲁时代》提供了一个诊断工具。真正的问题并非印度是否“背离”了尼赫鲁，而是尼赫鲁的逻辑在其现行外交政策中还有多少潜藏着。答案是：相当多。

对加拿大的政策制定者来说，这其中的含义既发人深省又发人深省。印度不会根据其他国家对连贯性的期望来调整其对外姿态。它通过培养冗余和抵制紧密结盟来维护自主权。将模糊性误认为优柔寡断，就等于将设计误读为随波逐流。

设计问题，而非道德游戏

加拿大希望外国干涉消失，不希望在其领土上发生域外杀戮。但它也不能将两国关系仅仅归结为愤慨。将问责误认为是破裂，就如同将印度刻意营造的模糊性误认为是随波逐流一样短视——两者都需要建立机制，而非空谈口号。尽管印加关系目前动荡不安，但它仍然是紧密交织的机构、商业、学术和移民纽带。成立于1968年的夏斯特里印度-加拿大研究所（Shastri Indo-Canadian Institute），至今仍是知识交流的支柱。英联邦机构提供了共享的法律和程序架构。侨民联系重塑了加拿大的城市生活，印度裔社区在商业、教育和文化领域占据核心地位。

即使在政治风暴中，贸易和投资依然持续存在。1974年核战争爆发后，两国用了数十年时间重建信任，最终在2010年代走上了基于规则的合作轨道。悲剧也留下了印记：1985年印度航空182航班爆炸案不仅将反恐纳入双边关切，还创造了永久的信息共享渠道，其寿命超过了任何一届政府。

这种关系的密度既是其基石，也使其变得脆弱。当主权、公共安全或侨民行动成为导火索时，反应可能迅速且不稳定。但其下的机构——大学、法院、贸易走廊、领事交流——是为了持久而设计的。

外交政策危机常常引发道德框架的思考：谁违反了规范？谁必须道歉？但这种框架很少能带来解决方案。纳尤杜提出的模糊性方法论更有意义——它是一种应对不可预测世界的行动语法。对渥太华而言，这暗示着一种重新调整的方法：并非寻求形而上的清晰，而是设计模块化。

这会是什么样子？一种将法律和安全事务与经济和学术走廊分离开来的双轨架构。在关键矿产、数字公共产品和清洁技术方面达成的紧凑协议。围绕侨民政治的程序清晰——甚至可能是互不干涉协议。最重要的是，一套危机应对方案，防止单一事件污染整个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信任并非口头承诺，而是循序渐进。

操作准则

斯瓦普纳·纳尤杜的档案发掘不仅仅是修改了尼赫鲁外交的故事。它彰显了印度治国之道的基因——坚韧不拔、积极进取、既出于必然也出于选择而采取的模棱两可态度。印度的外交政策并非在东西方之间摇摆不定的钟摆，而是围绕自身战略自主权的向心轨道。

在纳尤杜看来，模棱两可并非放弃权力，而是一种自主权。印度能够在上合组织与习近平同坐，在印太地区与美国并驾齐驱，并非逃避责任，而是展现了如果矛盾得到构建和理解，力量是如何通过矛盾构建起来的。

对渥太华而言，这意味着接受两国关系的实际情况，而非道德叙事或联盟正统观念所臆想的那种情况。这意味着坦率地发表言论，但模块化地行动，拒绝屈服和哗众取宠。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承认模棱两可并非病态，而是一种运作方式。

即使界面已然改变，尼赫鲁式的准则仍在幕后运行。

给渥太华的结束语

当双边关系破裂时，第一反应往往是明确的。要求澄清。坚持悔改。只有在挽回之后才能重启。但印度的运作体系并不鼓励这种逻辑。它需要一种不同的方向：精心调整的耐心、条块分割的合作，以及构建能够经受住丑闻和风暴考验的程序桥梁。

批评印度未能符合西方联盟的期望，是错失良机。印度并非试图成为一个加入者，而是试图成为一个支柱。

如果加拿大想要建立可行的关系，就必须理解运作准则——不是模仿它，而是规避它。模块化的契约、结构化的模糊性、有序的信任。这些并非道德妥协的迹象，而是战略设计的工具。

正如纳尤杜提醒我们的那样，模糊性并不总是软弱。有时，在一个没有固定语法的世界里，它是唯一可用的框架。任务不在于净化它，而在于使其可用。在印度的外交政策中，展现矛盾并非失误，而是一种策略。其他国家越早意识到这一点，就越能更好地打好长线博弈。

印度在当前体制下的外交政策或许与尼赫鲁的有所不同，但它仍然在他构建的框架内运作。加拿大的外交政策若能承认这种延续性，就有可能不仅仅是一次“拍照”。借用纳尤杜给我们的词汇带来的贡献，它可以是一种与矛盾共存而不被其左右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