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如何用银弹渗透加拿大

原加拿大政府国家安全分析师和政策顾问，研究反间谍、外国干涉、情报史及和平时期紧急权力运用的加拿大学者丹尼斯·莫利纳罗（Dennis Molinaro）博士所著《遭受攻击：中国对加拿大的秘密战争中的干预与间谍活动》(Under Assault: Interference and Espionage in China’s Secret War Against Canada)今年由企鹅兰登书屋加拿大有限公司旗下的兰登书屋加拿大分公司出版，加拿大《海象》杂志（The Walrus）11月15日以《中国如何拉拢、培养并最终将渥太华逼入绝境》为题摘要刊出，指“渴望建立关系的加拿大政界人士为外国干预创造了绝佳条件”。

全文如下：

“加拿大回来了！”加拿大新任领导人如此宣称，自由党也随之重振旗鼓。贾斯汀·特鲁多于2015年当选总理，他这番“加拿大回归”的宣言，仿佛是直接向北京发出的。他竞选时承诺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总理办公室称其为“首要任务”。次年，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并开始就自由贸易协定展开探索性谈判。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甚至考虑过引渡条约，这无疑令加拿大的民主活动人士感到震惊。

我之前就听说，渥太华历来对情报的态度幼稚。有人告诉我，议员们喜欢接收情报，却不愿采取行动。他们没有利用情报报告提供的洞见来指导政策决策，而是为一种独特的加拿大式“似是而非的否认”创造了条件。加拿大政府并非否认参与了重要决策，而是否认自己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知情。在习近平时代，这种文化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习近平正试图将中国打造为世界霸权国家，并加大了中国的“统战”力度，同时还加强了间谍活动和网络入侵。

在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执政之时，加拿大政界的资深人士已经开始担忧中国在加拿大的影响力。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马大维（David Mulroney）向我回忆起，在他任职期间与中国外交官打交道时，他发现对方的傲慢态度日益加剧。

“过去与中国打交道时，双方都比较务实”他说。但到了世纪之交，一切都变成了“零和博弈”。他告诉我：“你会开始觉得中国是绝对不会犯错的。”随着习近平主席的上任和权力的巩固，这种态度愈演愈烈。马大维注意到，商界领袖们似乎很容易被中国官员“迷惑”，他们很容易被这些官员蒙蔽，并对他们毕恭毕敬。在加拿大举办的春节活动中，马大维亲眼目睹了各级政客如何“毕恭毕敬”地向中国官员“献媚”，拱手让出自己的政治空间和影响力。考虑到他们身处加拿大，这种现象令马大维感到十分奇怪。

我采访的其他几位前外交官强调，他们最担心的并非政客在任期间的行为，而是他们卸任后的举动：接受在中国的优渥职位，有时甚至直接向中国政府提供援助。还有一些人告诉我，他们亲眼目睹在敏感的政府会谈中，中国政府如何挖走加拿大谈判团队的成员，并影响他们做出损害加拿大自身利益的决定。

特鲁多当选后，立即着手阐述他将如何以不同于哈珀的方式处理对华关系。在2015年土耳其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永远不会忘记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在1970年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举动。2016年，中加两国举行盛大庆典，庆祝建交45周年。庆典上，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罗照辉表示，贾斯汀·特鲁多“继承了他父亲的遗志”。显然，加中关系正在经历一个完整的轮回。

特鲁多访华之行在中国媒体上引发热议，媒体称他为“小土豆”，因为“特鲁多”的发音与普通话中“土豆”的发音非常相似。这虽称谓略带亲昵，但并非完全是赞美。特鲁多告诉李克强总理，他很高兴能追随父亲的脚步，走上与中国交往的道路。双方即将开始自由贸易探索性会谈，但中国所希望的引渡条约并未列入议程。加拿大边境服务局2014年的一份文件声称，中国希望达成这样一项条约，以便能够迅速逮捕“猎狐行动”的目标人物——该行动旨在抓捕中国所谓的“经济逃犯”，即那些逃离中国的人员。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官员似乎愿意达成一项协议，允许在没有正式条约的情况下将人员遣送至中国，一位官员称之为“空白遣返支票”。

特鲁多急于找到解决办法。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当时的文档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加拿大“非法移民”的主要来源国之一，签证申请中存在大量欺诈行为。部分欺诈行为可能与有组织犯罪集团和中国驻加拿大使团勾结有关。即使没有引渡条约，加拿大也愿意允许中国警方在加拿大的移民听证会上作证。2016年，加拿大甚至允许中国公安部官员与被调查对象会面，商讨“自愿遣返”。尽管做出了这些让步，中国官员仍然在缺乏监督且违反既定程序的情况下与被调查对象会面，并向他们施压，迫使他们返回加拿大。

根据加拿大全球事务部通过信息公开申请获得的文件显示，加拿大竭尽所能地满足北京的要求。在双边关系方面，加拿大希望与中国领导人举行年度会晤，并将2016年的会晤安排在自由贸易谈判阶段。加拿大政府还希望扩大在绿色采矿技术和生态城市建设方面的合作；它寻求加拿大卫生研究院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希望扩大在电影和体育领域的文化合作。

加拿大政府显然无视了孔子学院——一系列国际学校，包括加拿大境内的八所，这些学校实际教授的是中共版本的中国——的情况，还希望“与各省市合作，加强加拿大学校的汉语和亚洲历史课程”。加拿大全球事务部甚至试图将“加拿大政府培训中与亚洲相关的内容常态化”——无论这意味着什么——作为一项“长期举措”。此外，全球事务部还寻求加拿大皇家骑警与中国警察签署谅解备忘录，其细节尚未公布，但我估计与“猎狐行动”有关。

还有更多。加拿大希望探讨国防部允许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员参加加拿大“冬季训练”以及“彼此的军事课程”的可能性。全球事务部的愿望清单甚至包括加拿大最高法院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之间的一份谅解备忘录，但其内容至今仍是个谜。加拿大这样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竟然寻求与一个威权政权的法律体系签署谅解备忘录——而这个政权曾对加拿大人进行过人质外交（而且很快还会再次这样做），并企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然后，晚宴发生了。

2016年11月，《环球邮报》报道称，特鲁多于5月在多伦多参加了一场与一群中国亿万富翁的筹款晚宴，媒体称之为“以金钱换取机会”的活动。每位1525美元的晚宴出席者包括中国政府的“政治顾问”张斌。张斌与另一位富豪牛根生共同向位于蒙特利尔的皮埃尔·特鲁多基金会捐赠了100万美元，该基金会是一个资助博士生的项目，旨在纪念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的“精神和领导力”。这笔捐款将按以下方式分配：20万美元捐给基金会，5万美元用于建造特鲁多的雕像，75万美元用于资助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的奖学金。报道中还提到，张斌是中国文化产业协会的会长。

其他出席者包括房地产开发商周建成（Ted Jiancheng Zhou）、投资者兼深圳加拿大协会联合会会长齐佳（Jenny Qi）以及富商龚晓华（Edward Gong）。晚宴由中国商会的黄本森（Benson Wong）主持。此次活动的幕后策划者之一是周理查德（Richard Zhou），他曾为联邦自由党组织过类似的筹款活动。另一位出席者是咸生林（Shenglin Xian），他是加拿大财富银行（Wealth One Bank）的创始人，该银行是一家服务于中国客户的加拿大金融机构。

咸生林的出席引发了争议，因为晚宴后不久，《环球邮报》报道称，加拿大财富银行的一级银行（Schedule I）申请已获批准，这意味着该银行在加拿大可以像其他任何一家本土银行一样接受存款。《环球邮报》报道称，加拿大财富银行的一位主要投资者是一位名叫欧阳元生的杂货店老板。该银行网站上欧阳的个人简介声称他曾担任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参与了一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战线战略至关重要的政策会议。该银行代表告诉《环球邮报》，这份简介一定是欧阳为了显得更有分量而做的笔误。与此同时，咸生林向《环球邮报》表示，他从未与特鲁多讨论过加拿大财富银行。

特鲁多为晚宴辩护。他表示，没有发现任何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并且该党声称此次筹款活动符合加拿大选举委员会的规定。尽管如此，晚宴的消息很可能令其他“五眼联盟”国家的研究人员和经验丰富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感到不安。为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人员创造机会，让他们与中国试图影响的国家的政治人物接触，是中国统战干预和影响力行动的标志性特征。

正如资深中国问题研究者安妮-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和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所指出的，服务于统战部和统战政策的社区团体在政治层面的干预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干预通常始于长期试图影响目标国家的重要人物，最终让他们代表中国进行干预。在自由社会中，一定程度的公开透明的影响力交易是可以接受的。但统战工作往往有着更为险恶的目的，因此也更加隐蔽。

一些民主国家试图揭露统战部的策略。例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在引入诸如《外国干预法》等立法改革以应对此类活动时，就将这种“隐蔽的、胁迫性的或腐败的”行为定义为“区分合法影响力和不可接受的干预的界限”。区别很简单。中国会像其他国家一样，试图影响个人并在海外推进其使命，但当中国的影响力变得隐秘且持续，并辅以诸如礼物或勒索等手段时，中国便可以利用个人代表其进行干预。这种干预侵犯了目标国家的主权，而最能描述这种干预行为的词语是“敌对”。

加拿大政府一直致力于改善加中关系，直到2018年12月1日，双方的友好姿态戛然而止。应美国当局的要求，加拿大皇家骑警在温哥华国际机场逮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她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2019年1月28日，美国宣布对孟晚舟提起欺诈指控，并透露其逮捕孟晚舟的原因是，美国指控华为试图向伊朗出售设备以规避美国制裁，而孟晚舟被指控掩盖了这一安排。

本质上，此案的焦点在于孟晚舟是否就华为与其伊朗子公司Skycom的关系误导了汇丰银行，而这种关系可能使汇丰银行面临违反制裁的风险。她否认了这些指控，并表示“没有证据”表明她欺骗了汇丰银行。中国政府经常声称自己不控制像华为这样的公司，但此次事件令其勃然大怒，并要求释放孟晚舟。12月10日，在孟晚舟被捕九天后，加拿大公民迈克尔·斯帕弗和康明凱在中国被捕。尽管中国政府否认此次逮捕是报复行为，但孟晚舟被捕与他们的被捕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正如2014年加拿大夫妇凯文和朱莉娅·加勒特被拘留一样，加拿大再次面临中国政府的“人质外交”。

随后，前总理让·克雷蒂安政府的成员，包括这位曾三次当选的总理本人，都卷入了此事。克雷蒂安曾主动提出担任政府特使，斡旋释放孟晚舟，而他前政府的其他成员则认为，加拿大政府应该提前通知孟晚舟，让她能够逃脱加拿大执法部门的逮捕。媒体对两名迈克尔被拘留的报道，与加勒特夫妇被拘留的细节惊人地相似。也就是说，他们一直处于审讯和监视之下，而且始终灯火通明。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家廉向一位新闻记者透露了一些想法，事态由此出现了另一个奇怪的转折。

麦家廉在安大略省万锦市就孟晚舟被捕一事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向中国媒体表示，中国政府和孟晚舟很有可能成功阻止引渡。最终，麦家廉因此被加拿大政府解职，失去了大使职位。发布会后，加拿大媒体披露，麦家廉曾获得价值7.3万美元的免费赴华旅行。

接替麦家廉担任大使的是鲍达民。鲍达民曾是麦肯锡咨询公司的全球董事总经理，在该公司工作了32年。麦肯锡公司曾在一个现已删除的网页上发布宣传材料，称其曾是中国政府的顾问：“麦肯锡在中国的影响力远不止于我们在企业领域的工作……仅在过去十年，我们就为20多个中央、省、市级政府机构在经济规划、城市重建和社会领域等广泛议题上提供了咨询服务。”乍看之下，这种关联似乎并不令人担忧，但一些美国议员却不这么认为。

由于麦肯锡公司在与中国的业务往来问题上前后矛盾，一些美国议员呼吁禁止该公司参与美国联邦政府的任何合同工作。麦肯锡的全球管理合伙人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我们没有，而且据我所知也从未为中国共产党或中国中央政府工作过。”他声称，那个已关闭的网站并非麦肯锡官网的一部分，并且包含“对我们客户服务的不实描述”。该网站于2014年至2019年间在线运营。中国官方媒体称，早在2007年，麦肯锡就受委托就医疗改革提供咨询服务。这些呼吁禁止麦肯锡继续参与美国咨询业务的呼声源于人们的担忧：鉴于麦肯锡在美国的合同，该公司可能会掌握美国军事计划的信息。如果麦肯锡也为中国提供服务，那么信息就可能在两国之间泄露。

在特鲁多执政期间，加拿大政府与麦肯锡公司的合同金额激增。哈珀执政时期，这些合同总额为220万美元，但从2015年到2024年，麦肯锡的合同总额飙升至1.168亿美元。在任命麦肯锡前全球董事总经理鲍达民为驻华大使时，特鲁多声称，鲍达民在亚洲多年的经验“使他成为代表加拿大——以及加拿大在中国的利益——的绝佳人选”。

到2021年，孟晚舟避免被引渡的法律途径已所剩无几。与此同时，中国为康明凯举行了闭门听证会，而时任外交部长马克·加尔诺所称的针对斯帕弗的“虚假审判”也已举行。此前，中国曾试图通过贸易制裁向加拿大施压，以改变其在孟晚舟问题上的立场。两名加拿大人最终于2021年9月24日获释，就在孟晚舟与美国检方达成协议以避免欺诈指控的几个小时后。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孟晚舟对指控拒不不认罪，但签署了一份暂缓起诉协议，该协议要求她承认一系列事实，包括她“向汇丰银行谎报了华为与Skycom的关系”。美国于2022年12月1日撤销了对她的指控。在此期间，北京一直试图声称孟晚舟的被捕与两名加拿大人的被捕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正如蒙克学院中国问题专家王慧玲（Lynette Ong）在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电台节目中所说，这种关联“完全不容否认”。

多年前，一份泄露的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联合撰写的名为“响尾蛇计划”（Project Sidewinder）的报告草稿（该报告撰写于20世纪90年代）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有组织犯罪网络之间存在联系。这份报告最终因缺乏严谨的分析而遭到媒体的猛烈抨击。但事后看来，它的结论究竟有多么牵强附会呢？

2023年成立的霍格外国干预调查委员会披露，加拿大皇家骑警怀疑在加拿大活动的中国有组织犯罪确实与外国干预有关。事实上，该委员会了解到洗钱网络是如何被用来支持外国干预活动的。这其实并不令人意外。2023年，印度被指控在美国和加拿大雇佣杀手。众所周知，俄罗斯政府会利用有组织犯罪集团。中国也会利用犯罪网络，这完全在情理之中。

ProPublica 的一项调查详细披露了意大利警方逮捕中国有组织犯罪头目的行动。调查人员称，被捕的头目“做着领事馆不做的事，或者做得更好”。他们拥有“人脉、权力和资源”。他们“了解海外侨民”，这些头目“既令人畏惧又令人尊敬”。ProPublica 还报道称，参与欧洲洗钱活动的人员也与当地秘密的中国派出所有关。“黑帮分子帮助北京政权监视和恐吓移民社区，有时他们甚至担任文化协会的领导人，而这些协会是中国政治影响力行动和远程镇压的关键角色。”

法国现代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中国有组织犯罪的学者埃马纽埃尔·茹尔达（Emmanuel Jourda）指出，中共“将海外最有权势、最富有、最成功的人士招揽到一起，并承认他们是海外侨胞中的精英。至于他们如何发家致富，则无关紧要。无论明文还是不公开，交易的内容都是：‘你收集社区情报，我们就让你做生意。无论合法与否。’”作为交换，中共会保护这些犯罪分子。

美国当局也发现了类似的趋势，即犯罪与间谍活动交织在一起。美国当局追踪了一些向中国政府提供情报以换取继续从事犯罪活动的人员。一位美国前国家安全官员表示，对这些人来说，“他们的筹码是影响力”。中国政府会根据犯罪分子的影响力来选择与其合作。

基于这项研究，我们可以将一个国家利用有组织犯罪分子从事肮脏勾当的原因归结为三个因素：这能让外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否认其所作所为，使其与犯罪活动撇清关系；犯罪头目比外国政府更了解当地情况；而且当地犯罪团伙在某些方面也更胜一筹。

尽管霍格外国干预调查委员会发现了相关情况，加拿大的盟友也发表了声明，尽管加拿大政府公开点名印度是利用犯罪集团在加拿大境内从事犯罪和干预活动的国家，但加拿大政府对中国却只字未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