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向习近平学习交易的艺术？

前加拿大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原加拿大驻纽约总领事馆副领事、原加拿大驻香港领事参赞、现加拿大全球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科林·罗伯逊（Colin Robertson）11月9日在加拿大政治及公共政策网站（https://www.policymagazine.ca）撰文《加拿大对华新政策：务实主义》，指“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杰夫·拉比（Geoff Raby）曾指出，贸易是‘中国体制中的权力货币——也是政治局势恶化时的惩罚工具’。唐纳德·特朗普也学会了以同样的方式运用贸易”。

原本科林·罗伯逊是想用这句话为特朗普洗地，却没想侮辱了特朗普的智商，我仿佛听到了特朗普震怒，怒斥这位71岁的加拿大退休外交官发布“虚假信息，并索赔10亿美元”，因为特朗普作为早在1987年就出版了《交易的艺术》一书的交易天才，怎么会弱智到向习近平学习使用交易中的惩罚工具的地步，习近平的手艺分明是向他偷师得来的。

以下是科林·罗伯逊的文章全文：

加拿大对华新政策：务实主义

随着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寻求重新调整加中关系，一种新的现实主义正在渥太华兴起。加拿大必须在对华政策上找到一条中间道路，既要维护国家主权，又要避免重蹈覆辙，不再像过去那样在道德理想主义和商业机会主义之间摇摆不定。

道德劝说和天真的接触都行不通。目标必须是共存——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平衡，同时维系超越政治周期的民间纽带。

卡尼总理近期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主席会晤，这是八年来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首次接触，标志着两国关系谨慎解冻的迹象。几天前，外交部长阿妮塔·阿南德与中国外长王毅会晤，商讨长期存在的摩擦点，包括油菜籽、海鲜、肉类和电动汽车贸易，以及领事和执法合作，还有2005年启动但目前处于停滞状态的加中战略伙伴关系。

总理办公室称卡尼与习近平的会晤是“双边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双方承诺“以务实和建设性的方式重塑双边关系”。

这种语气表明，双方有意重返结构化外交——并非和解，而是务实。卡尼承认中国既是一个拥有悠久文明的古老文明，也是一个具有全球野心和重商主义经济的威权国家。如今，中美大国竞争主导着地缘政治格局。正如澳大利亚驻华盛顿大使陆克文所言，当务之急是“管控战略竞争”：在捍卫自身核心利益的同时避免冲突。

对加拿大而言，危险在于成为这场竞争的附带损害，而目前来看，这种损害更有可能是由经济事件而非北京在华为高管孟晚舟和两名迈克尔事件中采取的胁迫性外交手段造成的。

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杰夫·拉比曾指出，贸易是“中国体制中的权力货币——也是政治局势恶化时的惩罚工具”。唐纳德·特朗普也学会了以同样的方式运用贸易。

特鲁多政府2022年的印太战略将中国描述为“日益具有破坏性”，并承诺“该挑战时就挑战，该合作时就合作”。这一策略比之前的摇摆不定有所进步，但对于未来的长期战略而言仍然不足。卡尼正在形成的政策似乎基于三个真理：

在气候变化、流行病、核风险等跨国问题上，共存是必要的，这需要耐心和务实精神。

竞争是结构性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技术、意识形态和安全领域。我们在治理方式上存在根本差异，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因此共存至关重要。

即使政治僵局，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机构之间的联系也必须维系。

一个务实的“选择性重新接触”蓝图应遵循这些原则。它包括：通过定期举行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会议开展结构化的政治对话；通过包含争端解决条款的行业协议进行有管理的经济接触；以及在教育、文化外交以及省市关系等领域重启民间交流项目。

卡尼深知公众舆论已趋于强硬。在2025年领导人辩论中，当被问及对加拿大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什么时，他只用一个词回答：“中国”。人质外交、选举干预指控（卡尼表示他已在与习近平的双边会谈中提出过这个问题）以及网络攻击的经历都给加拿大留下了创伤。但加拿大人已准备好谨慎地重新接触——这种接触必须以切实执行法律为基础。这意味着对那些以我国机构或公民为目标的人实施制裁、驱逐和资产冻结。

地缘政治也在重塑加拿大的北极战略。北京2018年发布的《极地丝绸之路》白皮书将中国列为“近北极国家”。其利益如今涵盖科考探险和卫星监视。必须采取“全北极”策略——将国防、科学和原住民伙伴关系联系起来——来充实2024年北极外交政策，并打击伪装成科学或海洋研究的外国两用活动。

放弃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贸易将是自取灭亡。加拿大的农产品、能源、矿产、林业和清洁技术都依赖于多元化的出口市场。随着特朗普的激励政策将生产转移到南方，电动汽车转型暴露了加拿大的脆弱性。中国对电池和关键矿产的投资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风险。修订后的《加拿大投资法》现在对与国家有关联的投资者实施了更严格的审查。正如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保罗·埃文斯所指出的那样，目标不是将中国与外界隔绝开来，而是以明智的方式监管接触中国的机会。

澳大利亚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模板。其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有条件地批准中国资本投资，以确保战略领域的国内控制。加拿大可以借鉴这一模式——欢迎对绿色科技的投资，但将其排除在电信和国防制造业之外。

道德劝说和天真的接触都行不通。目标必须是共存——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取得平衡，同时维系超越政治周期的民间纽带。

如果贸易和安全问题引发担忧，人际关系可以重建信任。加拿大170万华裔公民是国家的桥梁，而非软肋。然而，必须反击针对海外华裔的恐吓和虚假信息宣传。参议员袁宝武警告说，对中国崛起反应过度可能弊大于利。即将出台的《外国影响力透明登记册》必须在安全与公民权利之间取得平衡。

教育仍然是开展交流的最安全渠道之一。大学合作和学生交流项目，如果得到妥善保障，能够促进超越政治的持久理解。

旅游业也能助力两国关系正常化：在新冠疫情爆发前，每年约有70万中国游客到访加拿大。北京近期决定将加拿大重新列为首选旅游目的地，这虽是朝着关系正常化迈出的一小步，却具有象征意义。

人权问题——新疆、香港、西藏以及异见人士——仍然是加拿大关注的焦点。道德立场必须与策略判断相符。渥太华的应对策略包括马格尼茨基式制裁、联合国监督支持以及供应链透明度，以防止强迫劳动。

挑战在于如何将愤怒转化为实际成果：在捍卫原则的同时，不放弃务实的外交手段。例如，加拿大可以加强其《关于任意拘留的宣言》的力度，或者协调农产品出口商，确保在面临中国制裁时，竞争对手不会从中获利。

加拿大对华的每一项举措都必须考虑其对美加关系的影响。治国之道在于懂得何时与中国保持一致，何时保持距离。卡尼的战略旨在与美国政策在利益一致之处形成互补，而在利益相悖之处则保持自主性。具体而言，这意味着：

支持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同时通过盟军演习维持印太地区独立的军事存在；

协调制裁和技术管制，但不采取全面脱钩；

利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世贸组织改革等多边机制，以集体而非双边方式与中国进行接触。

中国既非需要孤立的对手，也非可以盲目信任的伙伴。它再次成为一个寻求塑造世界秩序的常态化大国。适应这一现实需要采取不歇斯底里的威慑，以及不抱幻想的接触。

卡尼的任务是在遏制和天真接触这两种极端之间找到平衡——这一战略植根于所谓的“功能现实主义”。

亨利·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写道，对华外交必须兼顾“基本原则上的坚定与策略上的灵活”。加拿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将这一洞见转化为政策：在价值观和主权受到威胁时保持坚定，在合作服务于共同利益时保持灵活。

如果卡尼先生能够维持这种平衡——既捍卫加拿大主权，又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他或许能够做到前几届政府未能做到的事：打造一项持久、自信的对华政策，以适应多极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