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公司托菲诺资本(Tofino Capital)创始人,美国国防技术公司安杜里尔工业公司(Anduril Industries)前国际增长主管艾略特·彭斯(Eliot Pence)5月20日投书《环球邮报》,指《加拿大在国防采购方面做得一团糟》,“加拿大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国防工业基础。它既没有自主建造的战备潜艇,也没有先进的弹药、先进的能源技术或大型无人机。尽管加拿大拥有独一无二的先进太空硬件产业,但却无力独自将任何设备送入太空。因此,加拿大只能从盟友(主要是美国)采购设备,而且价格往往高得惊人。尽管加拿大人可能认为自己买到了最好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外国设备很少以最高性能配置交付给加拿大。加拿大获得的技术可能感觉比其他国家高出一筹,但很少是最好的”。
“现在购买和审批新装备平均需要16年时间”,而“现代国防技术的核心矛盾不再仅仅在于质量,而在于节奏”。
“加拿大因为依赖优雅的外国技术”,结果“被排除在时代最重要的军事创新竞赛之外”。
加拿大在国防采购上追求“一流”的外国系统,“以牺牲国内能力建设为代价,最终损害主权和长期效能”。
全文如下: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取决于拥有最精良的军事装备,还取决于其负担能力。平衡能力与成本一直是制约军事准备的实际因素。为士兵配备最先进的无人机、雷达和软件的吸引力可以理解——哪个政府不想让自己的军队获得一切可能的优势呢?
但就加拿大而言,这种逻辑往往适得其反。追求“一流”的外国系统——通常受到互操作性、经过验证的性能、一致的要求和易于集成的吸引力的鼓励——可能会以牺牲国内能力建设为代价,最终损害主权和长期效能。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承诺加快国防采购,这可能会打破这一循环,加快采购进度,以促进国内创新,重建加拿大的自主工业能力。通过精简采购流程,政府既可以确保即时的军事准备,又可以确保长期的战略自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加拿大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国防工业基础。它既没有自主建造的战备潜艇,也没有先进的弹药、先进的能源技术或大型无人机。尽管加拿大拥有独一无二的先进太空硬件产业,但却无力独自将任何设备送入太空。因此,加拿大只能从盟友(主要是美国)采购设备,而且价格往往高得惊人。尽管加拿大人可能认为自己买到了最好的,但事实却令人不安:我们并非如此。
外国设备很少以最高性能配置交付给加拿大。在某些情况下,这是用户失误:审计长调查发现,交付的F-35战斗机缺乏通过加拿大卫星系统进行通信的能力,这尤其影响到在北极地区的行动。在其他情况下,使用协议可能需要卖方的同意,例如加拿大从美国“借用”军用代码GPS接收卡的情况。加拿大未加入AUKUS(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共同开发或部署先进技术的特权框架),这确保了其次要地位。加拿大获得的技术可能感觉比其他国家高出一筹,但很少是最好的。
即使是这种幻想也建立在摇摇欲坠的基础之上,因为我们所认为的一流技术正随着每一条新的战线而迅速演变。乌克兰战争暴露了这一点。一些全球最负盛名的国防平台——数十亿美元合同和数十年采购周期的产物——正被那些规模较小、更敏捷的公司所超越,这些公司能够快速迭代、大规模部署,并根据战场的残酷现实进行构建。
现代国防技术的核心矛盾不再仅仅在于质量,而在于节奏。精良与易损耗,定制与可扩展。这正是21世纪战争的核心。然而,加拿大却因为依赖优雅的外国技术,发现自己被排除在了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军事创新竞赛之外。
加拿大的国防采购体系经常过度规定需求,延长工期,抬高成本,并有效地将国内工业边缘化,这使得问题更加复杂。现在,购买和审批新装备平均需要16年时间,自2004年以来增长了66%。
本土企业在从研发合同到多年期采购的过渡过程中倒闭。缺乏统一的途径,也没有国家战略来发展国防出口市场。因此,加拿大企业起步落后——有时甚至在自家后院就落后了。
结果可想而知:工程师和制造商缺乏资金和动力来构建自主解决方案,而政府最终获得的是刚投入使用就已过时的遗留系统。
更糟糕的是,根据政府自己的审计报告,一项旨在确保外国公司重新投资于加拿大国防能力建设的计划并未实现任何目标,其总成本也鲜为人知。鉴于加拿大国防部门的研发密集度是制造业的三倍多,但其雇员却少于乳制品行业,这一点尤其令人担忧。在国内投资方面,乳制品,而非国防,仍然是加拿大的优先考虑领域。
这是对战略投资的呼吁,而非盲目的保护主义。当一个国家选择在国内采购——尤其是在国防领域——时,它向其工业基础发出信号,表明他们的工作至关重要。这一信号催化了资本形成,刺激了新的硬件初创企业的创立,吸引了军民两用技术专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质量不断提高,创新不断涌现。
如果加拿大继续将国防视为一个需要国外解决的采购问题,我们将永远无法摆脱对国防的依赖。但如果我们将其视为一项在国内发展的产业战略,我们或许就能成为一个能够出口我们现在花费过高进口成本的设备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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