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卷入台海战争，加拿大会抓哪些华裔

曾担任安大略省财政委员会主席、财政部长顾问的图拉杰·里亚齐（Touraj Riazi）和 康考迪亚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朱利安·斯宾塞-丘吉尔博士（Dr. Julian Spencer-Churchill）今年6月联合在美国国防网站https://www.realcleardefense.com/撰文《如果台湾爆发战争，加拿大华人将面临怎样的境遇？》，指台海一旦爆发战争，加拿大将“确保境内约200万华裔不会从事间谍活动”，一旦加拿大卷入对华战争，“少数已知在解放军服役的加拿大华裔很可能被拘禁”。

以史为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加拿大被拘禁的8579名德裔和奥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600名意大利裔加拿大人和850名德裔加拿大人被拘禁，另有31000人被宣布为敌侨，这意味着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并需每月向警方报到”。

若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比例，加拿大有50万德国裔和奥匈帝国裔，抓了8579人，两百万华人，被抓人数可达34316。

如果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比例，1941年加拿大有112000意大利裔和464682德国裔，目前200万华人按人口比例来算，被抓人数应该是6100人，13万华裔被宣布为敌侨，需定期向警方报到。

鉴于华人移民中有前中共党员或政府背景、或与中国有千丝万缕暧昧联系的人数众多，届时被抓和敌侨数以几十万人计，也不足为奇。

相信加拿大情治部门在各省区已经有一个大概的关注人员名册，一旦战火燃起，即可下手抓人。问题是，这么庞大的人数，该放到哪里？北极？绝对不行！北极是军事敏感地带，是未来地缘政治角逐的热点地区，把几十万有问题的华人放过去，无异于给北京养了一支第五纵队。

当然，在互联网时代，加拿大可以“在战时强制推行临时性的个人VPN，并由政府根据《战争措施法》对其进行合法监控”，构建一个安全的“加拿大网络”，这比实体监狱更值得操作。

全文如下：

保护对象

1919年“红色恐慌”时期的大规模驱逐、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对日裔美国人的拘禁、中国沦陷后麦卡锡主义的清洗，以及9·11事件后全球反恐战争下的引渡行动，都体现了美国在面对棘手的外交挑战时，倾向于采取政治上的过度反应。

如果台湾爆发战争，美军人员在战斗中牺牲，加拿大将面临来自华盛顿的巨大压力，以确保加拿大境内约200万华裔不会从事任何危害战争的间谍活动。渥太华也必须积极认可忠诚的加拿大华裔的贡献，并确保他们在战争爆发时免受北京（通过其家人）的勒索威胁。

日裔加拿大人拘留营悲剧的关键教训在于，尽管联邦政客们出于政治权宜之计许下“永不再犯”的承诺，渥太华仍然无法避免采取过激行动。二战期间，加拿大屈服于恐惧和地方狭隘的政治，主要体现在卑诗省的种族化移民和劳工纠纷问题上。

尽管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加拿大军事情报部门认定西海岸日裔社区的活动人士是改革者而非不忠者，但总理还是屈服于加拿大西部地区的种族主义情绪，而他的自由党正是依靠这些地区的选票来维持运作。

1942年2月美国将11万日裔从西海岸强制迁移几周后，加拿大就拘禁了2.2万日裔，尽管美国并没有强迫加拿大这样做。渥太华的反应在两方面超过了美国：它将部分日裔加拿大人驱逐出境，并且更积极地推动战后大规模取消该群体的公民身份，而华盛顿拒绝实施这两项政策。

联邦和省级政府都存在反对拘禁的声音，但这些声音大多被总理为了政治利益而压制。随后，日裔加拿大人的财产被大量没收和拍卖。例如，卑诗省日裔社区失去了大约1200艘渔船。因此，即使在1988年加拿大政府道歉之后，向这些被剥夺权利的人提供全额赔偿在政治上也始终是不切实际的。

万一加拿大与中国因台湾爆发战争（尽管这种可能性极小），少数已知在解放军服役的加拿大华裔很可能被拘禁在管制场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加拿大被拘禁的8579名德裔和奥裔人士中，很大一部分属于这一类别。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600名意大利裔加拿大人和850名德裔加拿大人被拘禁，另有31000人被宣布为敌侨，这意味着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并需每月向警方报到。

调查显示，相当一部分华裔（40%）不赞成大多数加拿大人认为北京不可信的观点，而71%的加拿大人在2018年至2021年北京绑架加拿大公民后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加拿大华裔中有72%出生于国外。多伦多和温哥华的华裔加拿大人中，83%是移民，他们居住在列治文山、万锦和列治文等人口规模较大的社区，中文是日常商业交流的通用语言。英语不流利（50%）且居住地较为偏远的华裔移民可能更认同北京的政策而非渥太华的政策。不出所料，加拿大华裔社区在香港人权镇压问题上存在分歧，其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祖籍是香港还是中国大陆。

美国有540万华裔（占总人口的1.5%），其中300万出生于中国，10万出生于台湾。在美居住不满十年的华裔移民中，56%的人对中国持积极看法；而在美居住超过21年的华裔移民中，这一比例仅为38%；在美国所有华裔移民中，持积极看法的人仅占20%。因此，40%的美国人认为华裔美国人更忠于他们的祖国，27%的人认为华裔美国人对美国社会构成威胁。因此，华盛顿认为，渥太华对近期中国移民的外交政策偏好至少比华盛顿自身敏感三倍。

如何保护

在与北京爆发第二次冷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渥太华必须做好准备，既要保障国内安全，又要满足美国的反间谍担忧，以避免加拿大主权受到侵犯。加拿大，尤其是现任特朗普政府，被视为不合作的搭便车者，这加剧了这一挑战。

除非加拿大展现出抵御中国数字间谍活动的韧性，否则它将无法实现这一目标。遗憾的是，没有任何技术灵丹妙药能够让加拿大政府有效地为加拿大华人提供全面的保护，使其免受不必要的数字接触、骚扰和剥削。加拿大的反间谍工作也不能依赖于任何需要对现有互联网架构（其设计基于旨在实现数据“自由流动”的动态路由协议）进行根本性修改的措施。

不，互联网的设计初衷并非为了实现安全通信。是的，重新设计加拿大网络以优先保障安全面临着巨大的政治、财政、技术、后勤和其他方面的挑战，其中最棘手的莫过于安装新的光纤电缆、路由器、交换机和其他基础设施。在战时为每位受威胁公民提供独立的子网以保护其网络安全，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此外，为此目的创建新的基础设施很可能会引发重大的法律和隐私问题，以及公众对这些基础设施战后用途的担忧。欧盟近期推出的主权DNS解析器就遭到了公众的强烈质疑，许多人关注的是隐私和安全问题（而非主权利益）。同样，任何依赖追踪可识别属性的安全措施都会在加拿大引发人们对“老大哥”式监控的严重担忧，这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

其他措施，例如IP封锁或域名过滤，或许在短期内有效，但不能被视为有效的解决方案，而且在战争期间很容易被中国绕过。与加拿大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合作封锁一组域名，只会导致中国转而使用另一组域名。

看来我们只剩下一个选择：利用现有资源。

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当前互联网架构存在的真正漏洞，例如网络流量劫持，或中国在北美网络中的存在（通过难以识别且移除成本高昂的硬件）所带来的风险。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认识到，必须采取全加拿大范围的策略，才能制定出有效的全国网络安全教育宣传活动，为加拿大人提供信息、支持和装备，使他们能够掌握保护自身免受外国数字监控或战争干预所需的工具和措施。

在这方面，加拿大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特别是那些在防御俄罗斯网络攻击方面经验丰富的国家。例如，尽管加拿大最近的网络安全战略承认教育是“加强加拿大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但它远不及爱沙尼亚网络安全战略中引入的实质性改革。爱沙尼亚的网络安全战略旨在通过将网络安全培训和教育融入幼儿园及以上年级的学校教育，打造一个“网络安全意识社会”。这些改革是在爱沙尼亚于2007年遭受毁灭性网络攻击后推出的。

如果每个加拿大人都具备在私人家庭网络上安装VPN的技术知识，那么他们抵御数字风险的几率将显著提高，而所需成本仅为构建一个安全的“加拿大网络”所需成本的一小部分。另一种可能的替代方案是，在战时强制推行临时性的个人VPN，并由政府根据《战争措施法》对其进行合法监控。这将解决一些战时安全隐患，例如，一些加拿大华裔需要定期且不安全地与身处中国大陆的家人联系。

随着与中国长期紧张关系的可能性增加，加拿大政府官员需要扪心自问：如果我们无法保护公民，又该如何赋能并教育他们保护自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