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蔑视欧洲的渊源

普利策奖获得者、原《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美国马克斯·贝尔公共政策学院（Max Bell School of Public Policy）教授大卫·M·施里布曼（David M. Shribman）12月7日在《环球邮报》撰文《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对其前任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彻底否定》，指“特朗普在扰乱美国政治之后”，现在又用激进的《国家安全战略》“来扰乱世界政治”，他否定了“过去75年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美国政治性格的核心要素”、其“前任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假设、制度和运作方式”，“动摇甚至可能摧毁了全球许多国家的根基，尤其是在北美和欧洲”。

这份文件充满了蔑视和疏离，对加拿大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

特朗普主义的一个要素在美国社会有着深远的渊源：对欧洲的蔑视，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诗人菲利普·弗雷诺（Philip Freneau）1784年对“欧洲骄傲而专制的海岸”的批判。

全文如下：

特朗普在扰乱美国政治之后，如今正采取迄今为止最果断的举措来扰乱世界政治。

上周晚些时候，他的政府发布了一份长达33页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这份文件实际上是对过去75年美国外交政策核心原则的否定，对美国近代史的尖锐批判，对美国政治性格核心要素的否定，以及对特朗普前任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假设、制度和运作方式的强烈谴责。

特朗普政府根据1986年的一项法律要求发布的这份国家安全优先事项声明，否定了全球强权的诸多特征，即便并非全部，而讽刺的是，正是这些特征赋予了特朗普足够的军事、经济和文化实力以及独立性，使他能够摒弃这些特征。

特朗普的政策声明是一份激进的文件，是自马歇尔计划以来美国最引人注目的声明。马歇尔计划重建了二战后满目疮痍的欧洲，而特朗普似乎决心要取代世界秩序的基石之一。事实上，这位美国总统在推翻这些基石的同时，也动摇甚至可能摧毁了全球许多国家的根基，尤其是在北美和欧洲。

这份声明中的任何一个要素——呼吁“分担和转移负担”、“倾向于不干涉主义”以及断言“大规模移民时代已经结束”（这些都是声明各章节的副标题）——对于任何一位自十年前特朗普宣布首次竞选总统以来就关注美国社会的观察者来说，都不会感到陌生。

但真正引人注目且意义深远的是，这些要素逐一累积，最终汇集成一份条理清晰的文件，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以及一个曾经雄心勃勃、富甲一方、实力超群的国家，从它一手缔造、并为此拼搏至今的形象中退出。

这份文件充满了蔑视和疏离，对加拿大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它所表达的重大转变意味着，这项计划已经结束。

此前的总统也曾宣布过美国外交政策的微妙转变——例如尼克松1973年的“欧洲年”，以及奥巴马2011年的“重返亚洲”战略——但没有哪位总统像特朗普这样，正式提出如此全面彻底地改革美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方针。

在这份文件中，以言辞犀利著称的特朗普，承诺要做一些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要推翻前任们所做的一切。仿佛特朗普是在响应一群虚构的总统前辈的号召，吟唱着美国传统民谣《旭日蓝调》（Rising Sun Blues）中的一句经典歌词：“告诉你的孩子们，不要重蹈我的覆辙。”（Tell your children not to do what I have done）

美国现代史上所有其他重大举措——介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与苏联缓和关系、在1990年伊拉克入侵后武装干预科威特——都是为了服务于美国既定的目标：维护二战后的秩序。

即使是老布什在1991年国会演讲中提出的、冠以“新世界秩序”之名的宏伟构想，也远不及特朗普的宏大新愿景。布什构想的“新世界秩序”，即“不同国家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实现人类的普遍愿望——和平与安全、自由和法治”，以及他呼吁“这样的世界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也值得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完全可以无缝地融入约翰·F·肯尼迪1963年的“和平演说”中，而不会有人察觉到其中的突兀之处。

如果说之前的总统可以被指责抄袭前任的主题，那么特朗普也可以被指责剽窃了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在1929年出版的自传《告别这一切》（Good-Bye to All That）中对幻灭的深刻反思。格雷夫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十年后出版了这本书。

这段“告别”或许是现代美国外交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文字，其意义甚至超过了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世界大战期间起草的“十四点原则”。而正是这场战争令格雷夫斯感到如此疏离。

“我们的精英们严重误判了美国承担全球性负担的意愿，而美国人民认为这些负担与国家利益毫无关联”2025年的声明指出“他们高估了美国同时维持庞大的福利、监管和行政体系以及庞大的军事、外交、情报和对外援助体系的能力。他们对全球主义和所谓的‘自由贸易’进行了极其错误且具有破坏性的押注，导致美国赖以维持经济和军事霸权的中产阶级和工业基础被掏空。他们允许盟友和伙伴将国防成本转嫁给美国人民，有时甚至将我们拖入对他们自身利益至关重要但与我们自身利益无关的冲突和争议中。”

特朗普主义的一个要素在美国社会有着深远的渊源：对欧洲的蔑视，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诗人菲利普·弗雷诺（Philip Freneau）1784年对“欧洲骄傲而专制的海岸”的批判。

即便如此，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学校仍然更加重视法语（西半球仅有600万人使用，主要集中在魁北克省）的教学，而非西班牙语（西半球有多达2亿人使用）。这是因为法语被明确视为外交语言，从肖邦到丘吉尔，整个欧洲大陆的精英都使用法语，而特朗普却将欧洲大陆描绘成面临“文明消亡的严峻前景”。

一个显著的例外是：詹姆斯·门罗并没有将他1823年关于阻止欧洲利益染指西半球的承诺称为“门罗主义”，哈里·杜鲁门也没有将他1947年关于支持与共产主义作斗争的国家的承诺称为“杜鲁门主义”，尼克松也没有将他1969年关于履行现有承诺的承诺称为“尼克松主义”。

但这份文件，以典型的特朗普式自我宣传手法，直白地提出了“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如果“特朗普推论”一词的加入是为了美化总统形象，将其塑造成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那完全没有必要。这份文件以及他第二个任期第一年打破先例的种种举措，已经以惊人的效果和钢铁般的效率达到了这一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