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纪的回忆：多伦多电影节50个精彩瞬间

8月28日《环球邮报》记者Barry Hertz发表洋洋洒洒数万言的特稿《成就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50个精彩瞬间》，为即将于9月4日到14日登场的第50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预热，指“五十年来，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从根本上改变了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形象”。

全文如下：

所有明星、所有丑闻、所有可卡因、所有香槟——如果不是1960年一位名叫达斯蒂·科尔（Dusty Cohl ）的多伦多律师在戛纳卡尔顿酒店前抢到一个绝佳的停车位，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至少，这可以说是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一个毋庸置疑的起源故事。恰巧，卡尔顿酒店是戛纳电影节的好莱坞式聚会场所，科尔和妻子在欧洲度假期间，无意中停在了那里。这个决定命运的决定，促使科尔、比尔·马歇尔（Bill Marshall）和亨克·范德科尔克（Henk Van der Kolk）在家乡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五十年来，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TIFF) 不仅改变了全球电影的制作和营销方式，更从根本上改变了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形象。值此电影节五十周年之际，《环球邮报》呈现了50个让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成为加拿大最璀璨、最炫目、最令人无法抗拒的文化盛事的瞬间。

1976年：电影节贷款

首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于十月中旬以“电影节中的电影节”（Festival of Festivals）之名正式启动，如今的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观众对此早已耳熟能详。当时的票价仅为6元，场地历史悠久（如今早已不复存在），而且几乎没有任何资金支持。除了最后一刻从位于布卢尔西街2号的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 (CIBC) 分行获得的12.5万元贷款，加上一些信用卡，这笔贷款足以支撑这场放映80部影片、为期七天的盛会。

1977年：时间调整

首届电影节吸引了每天7000名观众，主办方随后提高了明星阵容（第一届有弗雷德·“锤子”·威廉姆森（Fred “The Hammer” Williamson），第二届有正值《方兹》巅峰时期的亨利·温克勒（Henry Winkler）），并将电影节时间调整至九月初。当时，还没有“颁奖季”。但很快，劳动节后的多伦多档期赋予了它至关重要的日程优势，使该电影节成为了奥斯卡角逐的非正式起点。

1978年：老年妇女颂（In Praise of Older Women）

每个电影节都会经历第一次丑闻。在惹怒安大略省审查委员会后，加拿大剧情片《老年妇女颂》成为了城里最抢手的票房——而由于印刷错误，这些票竟然允许嘉宾额外加一人。

正因如此，首映之夜，超过3200人涌入了拥有1600个座位的埃尔金剧院（Elgin Theatre）。 “那种狂热从未再发生过，”制片人罗伯特·兰托斯（Robert Lantos）回忆道，他乘坐马车前往首映式。“当时气氛非常热烈，但回想起来，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

1979年：最佳男孩（Best Boy）

艾拉·沃尔（Ira Wohl）执导的纪录片《最佳男孩》讲述了导演智障表弟的故事，这部纪录片在多伦多上映时并未引起太大反响。但在获得人民选择奖后，它成为第一部登上奥斯卡领奖台的多伦多全球首映影片，并于1980年荣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1980年：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

在电影节总监韦恩·克拉克森（Wayne Clarkson）的密切关注下，策展人彼得·哈考特（Peter Harcourt）说服法国新浪潮电影之父戈达尔出席一场纪念他的回顾展。这无疑是一次成功之举，确立了多伦多艺术电影的权威——而且电影节只花了1000美元，戈达尔为了确保戈达尔的参与，要求电影节支付这笔费用。

1981年：《歌剧女神》（Diva）

1981年最引人注目的头条新闻莫过于《烈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从人民选择奖一跃成为奥斯卡最佳影片。但这一年真正的焦点是策展人大卫·奥弗比（David Overby）决定放映让-雅克·贝奈克斯（Jean-Jacques Beineix）执导的《歌剧女神》。该片首映引发了北美市场的竞价战，并迫使其法国发行商在巴黎市场惨败后重新发行该片。 “我当时和联美电影公司的负责人在一起，他对多伦多的反响非常满意，立刻就买下了这部电影，”前策划人琳达·比思回忆道。“让-雅克当时都哭了。”

1982年：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

不知怎么的，电影节说服了吉恩·西斯克尔（Gene Siskel）和罗杰·埃伯特（Roger Ebert）举办一场向这位《愤怒的公牛》（Raging Bull）导演致敬的盛大活动，后者还邀请了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和哈维·凯特尔（Harvey Keitel）。“那些人真是太火爆了，”负责电影节宣传的海尔加·斯蒂芬森（Helga Stephenson）说道。“正是通过向斯科塞斯、罗伯特·杜瓦尔（Robert Duvall）和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致敬，才开启了名人时代。”

1983年：《大寒》（The Big Chill）

哥伦比亚影业将劳伦斯·卡斯丹（Lawrence Kasdan）执导的剧情片《大寒》扔进了电影节，当时多伦多电影节对它缺乏了解，而哥伦比亚影业当时并不确定该如何看待这部年轻且大多未经考验的演员阵容（杰夫·高布伦、格伦·克洛斯和威廉·赫特Jeff Goldblum, Glenn Close, William Hurt）。“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1982年加入节目策划团队的皮尔斯·汉德林（Piers Handling）说道。“它发掘了新一代美国演员，并将好莱坞的目光转向了多伦多。”

1984年：《加拿大视角》（Perspectives Canada）

这部聚焦加拿大的节目开播后，本土电影人获得了巨大的推动。然而，这部系列片既引人争议，也引来不少争议。“有一群电影人认为它是一种隔离，不想挂上这个单独的标签，”导演阿托姆·伊戈扬Atom Egoyan（执导过《异域风情》《甜蜜来世》Exotica, The Sweet Hereafter）说道。“但在早期，它意义重大。”

1985年：约书亚的过去与现在（Joshua Then and Now）

值此十周年之际，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以一部加拿大史上制作成本最高的电影拉开帷幕。然而，这部改编自莫迪凯·里奇勒（Mordecai Richler）作品的电影也成为一次关键的现实考验，因为该片在多伦多之后的命运，因其美国发行商内部的变动而受到重创。

1986年：伦纳德·沙因时代（Leonard Schein era）

克拉克森（Clarkson）离职担任安大略电影发展公司（Ontario Film Development Corporation）负责人后，温哥华国际电影节（VIFF 1958-）首席执行官沙因（Schein）被聘请担任了一段短暂的职务。“伦纳德的愿景非常……与众不同，”次年接替沙因的斯蒂芬森（Stephenson）说道。

1987年：公主新娘（The Princess Bride）

与至今仍存在的一种趋势相反，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影片并非一部烂片，而是一部真正的热门影片。主办方不遗余力地欢迎巨人安德烈（André the Giant），特意定制了一把适合这位身高7英尺4英寸的演员的座椅。

1988：《孽扣》（Dead Ringers）

大卫·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凭借其妇科心理剧为电影节拉开帷幕，在家乡迎来了自己的英雄时刻。“那天晚上我在埃尔金剧院，”后来的电影节首席执行官卡梅伦·贝利（Cameron Bailey）回忆道，“皮尔斯Piers和海尔格Helga显然冒了风险，因为我能看到观众在座位上坐立不安。”这一年也不乏令人不安的场面，汉德林和诺亚·考恩（Handling and Noah Cowan）在同一年推出了颇具影响力的《午夜疯狂》（Midnight Madness）节目。

1989：《罗杰与我》（Roger & Me）

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执导的通用汽车纪录片不仅开启了这位导演的职业生涯，也开启了纪录片电影的票房潜力。“我正走在去全球首映的路上，沿着大学大道走去，看到迈克尔正带领着这群蓝领随行人员，”《勇敢的电影，狂野的夜晚：25 年的电影节狂热》（Brave Films, Wild Nights: 25 Years of Festival Fever）一书的作者布莱恩·D·约翰逊（Brian D. Johnson）说道。“电影院里简直是疯人院。”

1990年：安大略电影学院（Ontario Film Institute）

电影节接管了由省政府运营的安大略电影学院 (OFI)，从一个为期10天的活动发展成为一个全年举办的机构。这一举措最终扩展为由詹姆斯·匡特 (James Quandt) 领导的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TIFF) 电影资料馆放映项目，同时，电影节也成为了安大略电影学院庞大研究资料库的守护者。

1991年：多伦多新浪潮（Toronto New Wave）

随着埃戈扬的《调整者》（Egoyan’s The Adjuster）、布鲁斯·麦克唐纳的《61号公路》（Bruce McDonald’s Highway 61）以及（以其独特的方式）迪帕·梅塔的《萨姆和我》（Deepa Mehta’s Sam & Me）的首映，一场新的电影运动诞生了，一群叛逆的多伦多人经常合作，制作出充满挑战性、颠覆性的电影。

1992年：《落水狗》（Reservoir Dogs）

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的处女作在圣丹斯电影节上引起轰动，但它在多伦多的首映标志着美国独立电影新时代的开启。 “昆汀就像只小狗，到处跑，去看所有他能看的电影，”斯蒂芬森回忆道。“电影节的奇妙之处在于，你能在这么多人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参与其中。”

1993年：《三十二部关于格伦·古尔德的短片》（Thirty Two Short Films About Glenn Gould）

弗朗索瓦·吉拉德（François Girard）的剧情片在威尼斯首映后轰动一时，便迅速登陆多伦多。“我们总是在多伦多首映后的第二天就等着好莱坞的电话。但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接到，”制片人尼夫·菲希曼（Niv Fichman）说道，他是少数几个能够自豪地参加每一届多伦多电影节的人之一。“但第二天，洛杉矶的塞缪尔·高德温公司（Samuel Goldwyn Company）就打来电话，想买下这部电影。”

1994年：多伦多走向“国际化”（ Toronto goes “international”）

随着汉德林接替斯蒂芬森，电影节中的电影节（Festival of Festivals）正式更名为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董事会层面当然存在阻力，”汉德林回忆道。“但如果没有‘多伦多’这个名字，你不可能去柏林或戛纳。”

1995年：非洲星球项目启动（Planet Africa launch）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正逐步将本地观众引入全球电影，贝利的“非洲星球”（Bailey’s Planet Africa program）项目帮助巩固了电影节的国际地位。“卡梅隆拥有出色的人脉关系，‘非洲星球’项目至关重要，”导演克莱门特·维尔戈（Clement Virgo）（《粗鲁》、《兄弟》）说道。“这不仅是本地电影人的电影节，更是世界各地电影人的声音。”

1996年：群星闪耀

雪儿、阿尔·帕西诺、达斯汀·霍夫曼、汤姆·汉克斯、安杰丽卡·休斯顿和黛米·摩尔（Cher, Al Pacino, Dustin Hoffman, Tom Hanks, Anjelica Huston and Demi Moore ）（其庞大的随行人员乘坐私人飞机抵达）让电影节沦为小报的焦点。但最终，观众们将“人民选择奖”颁给了一部没有明星的澳大利亚小电影《闪耀》（Shine），这再次证明了多伦多电影节如同诺查丹玛斯般（Nostradamus-like ）能够预测奥斯卡冠军。

1997年：午夜疯狂重启（Midnight Madness reboot）

尽管科文（Cowan）自1988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打造《午夜疯狂》，但自从科林·格迪斯（Colin Geddes）成为其联合策展人后，这部邪典电影节目的血腥、大胆和功夫元素更是被大幅注入。很快，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晚上11点59分的档期就让世界认识了三池崇史（Takashi Miike）、奉俊昊（Bong Joon-ho）、加雷斯·埃文斯（Gareth Evans）以及其他众多致力于前沿电影创作的电影人。

1998年：昨晚

唐·麦凯勒（Don McKellar）执导的这部多伦多末日喜剧片在戛纳电影节的余晖中，于家乡举行了首映。 “人们有时会指责这个国家得了‘高大罂粟花综合症’（tall poppy syndrome），觉得我们不愿接受自己的成功，所以就斤斤计较。但那天晚上我绝对没有这种感觉——那里温暖而美好，”麦凯勒说道，他最初在Uptown担任电影节的经理，后来“有人在小卖部里贩卖可卡因。”与此同时，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管理和发展的关键时刻，最初在新闻办公室工作的米歇尔·马赫（Michèle Maheux）升任董事总经理。

1999：美国丽人（American Beauty）

许多好莱坞电影都曾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评论界和票房的成功——但没有什么能像萨姆·门德斯（Sam Mendes）执导的这部巨作那样。“梦工厂当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部电影，因为它太黑暗了，而且他们在电影节方面经验不足，”汉德林（Handling）回忆道。 “我记得首映前与高管们紧张的讨论。他们想抓住影评人，直接与他们交流，于是影评人就来了。”

2000年：《漩涡》（Maelstrom）

在丹尼斯·维伦纽瓦（Denis Villeneuve）指挥阿拉基斯星Arrakis的军队之前，他是众多渴望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崭露头角的魁北克年轻导演之一。“那是一段魁北克电影界的辉煌时期，像丹尼斯、伯纳德·埃蒙（Bernard Émond）、凯瑟琳·马丁（Catherine Martin）这样的导演，”前加拿大电影策展人史蒂夫·格雷夫斯托克（Steve Gravestock）说道。“现在他们依然如此。但那只是个瞬间。”

2001年：9/11

随着时间的推移，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因一次又一次的地缘政治危机而偏离了轨道。但在2001年的电影节举办到一半时，它却没有关于如何应对此类悲剧的剧本。 “还要继续吗？要取消吗？我们不得不在大约两个小时内做出这些决定，”汉德林说道。他取消了50场放映，但最终在最后四天恢复了电影节。“我们去掉了所有商业和庆祝元素，把全部精力放在了电影上。”

2002年：《林中小屋》（Cabin Fever）

一个名叫伊莱·罗斯（Eli Roth）的无名小卒，实现了所有年轻电影人的梦想，他带着他的低成本恐怖片走进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一举成名，一炮走红。“我把那部电影从废片堆里救了出来，”《午夜》的节目策划人格迪斯（Geddes）回忆道。“它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竞价战，尽管米拉麦克斯之前因为想放外星人而拒绝了它。他们借口说，你不能把食肉病毒放到录像机里卖电影。”

2003年：非典

要是非典时期的节目策划人知道，与未来被新冠疫情重创的自己相比，他们的日子会好过得多就好了。 “救了我一命的人是尼尔·杨（Neil Young），”汉德林说。“他导演了一部叫《格林戴尔》（Greendale）的电影，他想来。正因如此，当电影公司问我，‘还有人来吗？’我会说，‘有，尼尔·杨。’我们只需要一个名字。”

2004年：蒙特利尔世界电影节倒闭（Montreal World Film Festival collapse）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TIFF）与其竞争对手之间曾经激烈的竞争在2004年彻底平息，当时塞尔日·洛西克（Serge Losique）的电影节受到了资助方的严格审查。（蒙特利尔世界电影节（MWFF1977-2019）勉强维持了十多年，于2019年倒闭）“塞尔日一直对我选择多伦多作为我的电影放映地感到愤怒，”制片人兰托斯(Lantos)说道，“尤其是那些以蒙特利尔为背景的电影。”

2005年：《水》

迪帕·梅塔凭(Deepa Mehta)借其“元素”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继1996年的《火》和1998年的《地》之后）前所未有地吸引了多伦多乃至全世界的关注。“这个电影节帮助我认识了其他加拿大电影制作人和艺术家，他们给了我自信，让我能够做自己，”她如今说道。 “大卫·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在《水》电影节开幕式上慷慨大方，真是太客气了。电影制作人成就了电影节。”

2006：《波拉特》(Borat)

还有什么比萨莎·拜伦·科恩（Sacha Baron Cohen）坐着一辆由假农民拉着的马车去参加他的首映式更离谱的呢？或许是因为放映机在放映过程中坏了。“被阿里·伊曼纽尔（Ari Emanuel）和福克斯的高管们吼叫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格迪斯回忆起科恩在混乱中保持着角色状态时说道。“有人说这是个宣传噱头。但绝对不是。”

2007：《安吉丽娜与朱莉》（Brangelina）

如今，考虑到安吉丽娜·朱莉对布拉德·皮特的性侵指控，这个混成词带来的感受与其说是明星般的震撼，不如说是不安。然而，就在《时代》杂志将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誉为“最具影响力的电影节”的同一年，这对夫妇却让市中心的一片区域变成了禁区，因为影迷们涌入央街，只为在皮特执导的《神枪手之死》首映式上一睹他们的风采。

2008年：《贫民窟的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

丹尼·博伊尔（Danny Boyle）执导的这部关于孟买孤儿白手起家的电影，一开始本身也像一部孤儿片。“华纳独立影业原本计划只发行家庭录像带，而且只在印度发行，”贝利回忆道。“但当我们表达了对它的热情，并且它从华纳转手到福克斯探照灯影业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它在这里爆红。” 甚至在一次《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放映会上，《纽约邮报》影评人卢·卢梅尼克（Lou Lumenick）和身患癌症的罗杰·埃伯特（Roger Ebert）之间发生了肢体冲突。

2009：聚焦特拉维夫（Tel Aviv spotlight）

多伦多电影节对中东冲突并不陌生，这要归功于它在2009年决定将特拉维夫的电影院作为其长期举办（现已停办）的“城市到城市”（City to City）项目的一部分。加拿大电影制片人约翰·格雷森（John Greyson）以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为由，将他的短片从电影节中撤出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纷纷加入抗议。

2010：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贝尔）大厦（TIFF (Bell) Lightbox）

经过多年的规划，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拥有五家影院的总部大楼恰逢电影节开幕。尽管汉德林宣称这座大楼将“让多伦多全年都登上国际舞台”，但它在电影节季之外却难以吸引游客，其备受推崇的画廊空间自2017年以来基本闲置。“它已经成为了标志性的中心，但在电影节期间，它却完全是一场惨败，过度拥挤，设计糟糕，”制片人菲克曼（Fichman）说道，他曾是该建筑的建筑评选委员会成员。“这是一个错失的良机。”

2011：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黑色电影（TIFF Noir）

如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经营着一家全年开放的多功能影院，需要寻找新颖且富有创意的盈利方式。于是，2011年，多伦多悄然推出了一项仅限受邀者参与的计划，允许观众优先观看电影节首映影片：“无需购票，无需排队，无需售罄，尽享所有您应得的无与伦比的专属特权。” 最初，这种自由每年收费2.5万元，如今已升至4.4万元。

2012：《环形使者》（Looper）

在经历了一系列令人失望的首映影片之后——比如2010年的《冰球音乐剧：得分》（Score: A Hockey Musical）——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最终收获了一部兼具明星效应（布鲁斯·威利斯Bruce Willis）和品质（实际上还不错）的影片。最重要的是，《环形使者》巩固了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与导演莱恩·约翰逊（Rian Johnson）的合作关系，后者将他所有的《利刃出鞘》（Knives Out films）系列电影都在本届电影节上首映。

2013：一首歌能拯救你的生命吗？（Can a Song Save Your Life）

如今，这部凯拉·奈特莉（Keira Knightley）和马克·鲁法洛（Mark Ruffalo）主演的电影已鲜有人记得（部分原因是它被改名为《再次出发之恋》）。但当它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映时，该片名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竞价战，（#MeToo运动之前的）温斯坦影业公司（Weinstein Company）斥资2700万美元购得了美国发行权。这是这位超级制片人迄今为止签下的最高价合同，也表明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不仅是大型制片厂奖项角逐者的平台，也是买卖独立投资电影的非官方市场。

2014：多伦多 vs. 特柳赖德（Toronto vs. Telluride）

2013年，美国特柳赖德电影节（Telluride Film Festival）取代了多伦多国际电影节（TIFF）的入围影片《为奴十二年》（12 Years a Slave）和《达拉斯买家俱乐部》（Dallas Buyers Club）的全球首映权。随后，多伦多电影节出台了一项颇具争议的新政策：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前四天，只放映全球或北美首映的电影（即，任何在特柳赖德电影节上映的电影都不能放映）。如今，这场恩怨仍在继续，多伦多电影节还面临着来自威尼斯和纽约的激烈竞争。2014年的另一个关键时刻是：汉德林曾经的继承人诺亚·考恩（Noah Cowan）彻底离开了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2015年：《无境之兽》（Beasts of No Nation）

Netflix的首部原创剧情片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放映时反响平和。但在幕后，流媒体时代的黎明却并非平静。“我记得我经历了很多磨难，”贝利回忆道。 “在流媒体上放映电影在电影界引起了很多争议。但我的做法是，让我们跟随电影制作人，跟随观众。”如今，流媒体已成为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支柱，Netflix 在 2025 年的放映计划中将放映七部影片，超过了派拉蒙、华纳兄弟、索尼影业、环球影业和迪士尼等公司的总和。

2016：《月光男孩》（Moonlight）

初夏，贝利观看了巴里·詹金斯（Barry Jenkins）这部开创性剧情片的放映后，立即给詹金斯发了一封邮件，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你让我看到了一些我从未在银幕上见过的人物和瞬间。” 很快，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观众，乃至全世界，都认同了这一点。

2017：《水形物语》（The Shape of Water）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观众或许不会记得吉尔莫·德尔·托罗（Guillermo del Toro）的这部奇幻电影，而是因为它获得了最佳影片奖，而更像是一个小小的群体魔法。在一个关键的场景中，影片的主角，一位由莎莉·霍金斯（Sally Hawkins）饰演的冷战时期清洁女工，发现自己走在一座宏伟的电影院的过道里。这是一个充满怀旧壮丽的美好瞬间——但更令人感伤的是，德尔·托罗是在多伦多埃尔金剧院拍摄的，而这正是影片首映的场地。

2018：《太空生活》（High Life）

法国电影制片人克莱尔·丹尼斯（Claire Denis）亲眼目睹并拍摄了这一切。然而，她执导的科幻剧《太空生活》（High Life）的全球首映——她曾精准地形容这部电影“只讲述欲望和液体”——却让她自己都感到意外，罗伊·汤姆森音乐厅（Roy Thomson Hall）的退场人数比近代史上任何一场电影节都要多。“罗伯特·帕丁森Robert Pattinson、朱丽叶·比诺什Juliette Binoche都来过……我想，就把这部电影搬到我们最大的剧院里吧，”贝利回忆道。“如果你不熟悉克莱尔的作品，你可能会大吃一惊。结果他们一出场就被吓了一跳。”

2019：换岗（Changing of the guards）

在位24年后，汉德林在2018年电影节结束后退休，首席运营官马赫于次年夏天接替他。2019年的电影节就落入了贝利的手中，她现在是艺术总监兼“联席主管”，与新任执行董事乔安娜·维森特（Joana Vicente）一起担任。 2019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TIFF）阵容辉煌——《寄生虫》、《婚姻故事》、《原钻》——但动荡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词，包括维森特于2021年迅速离职。

2020年：疫情时代

仅有50部影片——通过线上、户外和保持社交距离的放映方式——在新冠疫情的疫情防控下，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混合”模式依然坚韧不拔。黑暗时代的亮点：大卫·伯恩（David Byrne）执导的《美国乌托邦》（American Utopia）在汽车影院首映，影片中充满欢乐和深思的波普艺术以一种积极的方式烧毁了整座房子。

2021年：《沙丘》（Dune）

疫情时代，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依然处于混合模式，但通过确保《沙丘》在安大略广场电影院（自2022年以来因维修而关闭）举办“全球独家IMAX特别活动”首映，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获得了亟需的刺激。

2022：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

随着疫情逐渐消退，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迎来了令人瞩目的回归之年，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The Fabelmans乐队）到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她的歌迷们齐声高歌，导致King West电影院停业数日），每个人都为此感到兴奋。虽然观众人数比受疫情影响的2021年有所上升，但比2019年下降了30%（尽管电影数量也减少了）。

2023：三重威胁（Triple threats）

就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全力以赴，实现疫情前的宏伟目标之际，又出现了三场新的危机。首先，好莱坞编剧和演员的罢工导致红毯上熟悉的明星大量流失，利益相关者减少或取消了他们的参与，造成了276万美元的收入损失。其次，在电影节开幕前几周，长期的主要赞助商贝尔公司宣布终止合作。与此同时，两位高层员工的离职暗示着领导团队内部的不和。

2024：俄罗斯战争（Russians at War）

随着罗杰斯接替贝尔成为赞助商（尽管仅限于电影节本身，而非全年活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原本期待着一个充满阳光灿烂的头条新闻的季节。然而，《俄罗斯战争》却出现了，抗议者（其中许多人甚至没有看过这部纪录片）声称该片是亲普京的宣传片。在收到安全威胁后，电影节推迟了该片的北美首映，并在电影节结束两天后放映。“我相信这对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来说既不容易也不愉快，”俄裔加拿大导演阿纳斯塔西娅·特罗菲莫娃（Anastasia Trofimova）回忆道。“但管理层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回想起来，那一刻就像一个安全的空间。”

2025：我们之间的路（The Road Between Us）

如今，电影节的头条新闻铺天盖地，并非关于其半百周年纪念（或其快速临近的官方内容市场，该市场已获得2300万元的联邦政府支持，但尚未公布2026年首映的领导层结构），而是对其关于2023年10月7日上映的纪录片《我们之间的路》反复决策的质疑。或许，2026年将不再有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