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毅忠的博客

7月17日，日本公布了首批获得6.53亿美元补助以把生产线移出中国的87家企业名单，正式启动三个月前推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日本计划用20亿协助厂商从中国撤回日本，两亿帮助企业转移到其它国家。与日本同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发起国的加拿大，能否从中分得一杯羹，吸引更多日本企业前来投资呢？ 早在去年2月，本台在《中加交恶带给日本的贸易机会》一文中就注意到了日本与加拿大强化两国经贸关系的愿望。当时日本大使石兼公博希望加拿大将其亚洲焦点从中国移除，并指明双边贸易具有开发潜力的领域。加拿大智库麦克唐纳·劳里埃研究所也在5年前建议加拿大摆脱中国崛起的错误引导，在亚太地区以日本为重点。但事与愿违，一年后世界出口贸易专业网站worldstopexports数据显示，2018年加拿大对日出口占其出口总量的2.1%，比前一年还低0.1%，而在日本前15名贸易伙伴中，仍不见加拿大的踪影。 今次日本鼓励企业撤出中国，加拿大能否抓住机会呢？专注于加拿大与亚洲经贸关系的《温哥华商报》（BIV）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调查结果。该报在4月17日的报道中引述前美国贸易官员肖恩·金(Sean King)的乐观估计，指“加拿大如果应对得当，当可获得一些日本投资”，日本鼓励企业前往第三国，“令是美国、日本和其他志趣相投国家毋庸置疑投资目的地的加拿大处于优势地位”。更何况丰田和本田等日本汽车制造商已经在加拿大拥有多家工厂，富士通也于2018年在温哥华启动了智能技术项目，以推动全球人工智能业务的发展。金认为美国奉行保护主义，令同在北美的加拿大更具投资吸引力。 该报4月24日的报道却指“熟悉跨太平洋贸易的加拿大顶级贸易观察员相信，日本因新冠病毒疫情而鼓励企业把供应链从中国撤出，加拿大因此获得日本投资机会的想法不切实际”，原因是较高的工资水平、相对低的人口和生产能力等加拿大市场基本条件限制了加拿大从日本的行动中获得实际利益。报道援引加拿大西部基金会贸易与投资中心主任卡洛·戴德（Carlo Dade）的话说“在与中国竞争方面，日本将更多考虑加拿大，这种说法只是个笑话”。“过去十年日本尝试购买加拿大液化天然气以应对2011年福岛核灾难后的能源需求，加拿大却无能为力。因为自2014年以来，加拿大西部许多项目都夭折了”。他强调日本市场对项目能否按期完成和产品都高度敏感，加拿大西部输油管道项...

6月30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实施香港国安法， 美国当即宣布暂停香港优惠待遇，参众两院快速通过《香港自治法》 以制裁中国官员和实体， 英法德日等27国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声明呼吁北京重新考虑 港区国安法，遭北京强硬回击，中国为何要不惜成本控制香港？ 早在今年4月，加拿大议员埃里·奥图尔（Erin O’Toole）就指与西方“正处新冷战边缘”的中国，“ 能否承受第二次冷战完全取决于其控制‘境外近邻’（near abroad）的能力”，而香港正是北京至关重要的‘境外近邻’ 。 曾在哈珀内阁担任加拿大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的奥图尔， 正二次角逐反对党保守党党魁，4月23日他在加拿大《国家邮报》 撰文《我们正处于与中国新冷战的边缘》， 回顾了西方与前苏联的第一次冷战如何在加拿大打响。一般认为， 1946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对苏联“铁幕” 降临欧洲的描述是冷战的开始， 但实际上冷战一年前就在加拿大打响了。1945年9月， 苏联驻渥太华大使馆密码员伊格尔·古琴科（Igor Gouzenko）叛逃， 向加拿大皇家骑警揭密苏联正部署与前盟友交战， 在连续多日向媒体、政府官员和警察讲述后竟不被人相信， 最终说服皇家骑警后，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分享了他的故事， 他透露的内容引发了冷战。现在世界又处于新冷战的边缘， 不同的是这次是与另一个专制共产政权--中国。 奥图尔指“共产主义的生存法则是消除所有的政治自由。 公民不能有不同政见或不同的宗教信仰，当然也不能有言论自由”， “中国能否承受第二次冷战完全取决于其控制前苏联所谓的‘ 境外近邻’的能力。霸权势力在‘境外近邻’ 需要无可争议的政治权威和压制异议人士的能力， 以维护共产党在国内所要求的‘政治统一’”。他举例说“ 在第一次冷战的前20年， 苏联不得不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暴动， 并切断西柏林与世界的联系。柏林墙1961年建成后， 查理检查站成为冷战的象征”。 奥图尔在加拿大联邦保守党内负责外交事务评论，他把今天中国的“ 境外近邻”分为两个区域：香港、台湾和澳门是近境外；新加坡、 韩国、日本和越南是外围地区。他说“在新冠病毒爆发前， 香港是中国共产党的软肋。在过去五年中， 北京侵犯香港的自治权引发了几个月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自1970年代以来， 台湾一直在努力争取国际承认其脱离中国的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