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27日星期六

加拿大军演备战北极未来冲突

八月二十三日,加拿大总理哈珀展开其连续六年的北极主权宣誓之旅,此前几天,约翰斯顿也成为首位访问北极地区的加拿大总督,这两位加拿大最高领导人还先后在雷索鲁特湾观看了由加拿大军队实施的北极地区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据加拿大国防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从8月6日至26日,名为北极熊11的军事演习在加拿大北极东部地区展开,演习内容包括军事巡逻宣誓主权和模拟燃料泄漏对环境造成危害时的遏制和整治措施。参加演习的军人多达1100人,他们来自加拿大海陆空三军和空军特种部队,联邦政府的公共安全部门,皇家骑警和海岸警卫队,以及美国海军第二舰队,美国海岸警备队和三艘属于丹麦皇家海军的舰只。这次演习还动用了曾部署在阿富汗的无人侦察机,为在阿尔伯塔省和魁北克省参加空中和海上搜索和救援演练的陆军部队提供数据。

北极地区包括极区北冰洋、边缘陆地及岛屿、北极苔原带和泰加林带,总面积2100万平方公里。加拿大视该地区为自家后院,在2009年制定了包含行使主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护环境和加强地方政府管理四项内容的北方战略。但北极蕴含的自然资源使多国觊觎,美国地质调查局预测,该地区石油和天然气储藏量分别为全世界储藏量的13%和30%。俄罗斯北极科学调查认为,整个北极海域大陆架上的资源“可达1000亿吨标准煤以上”。美国、加拿大、俄罗斯、丹麦和挪威5国为抢占资源,纷纷展开军事行动,使极地冷战愈演愈烈。

美国今年派出包括两艘核潜艇在内的舰队,在北冰洋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俄罗斯在北极领空进行轰炸机战术演习之后,又在7月初决定创建包括特种部队在内的两个特种旅,派驻北极。连被称为“世界最和平国家”的挪威,也打造5艘战舰,用以在北极角逐。这次加拿大又在本土最北端的两个岛屿举行北极地区参加人数最多的军事演习,有消息说,加拿大还计划向北极圈派驻兵力。




冲突的另一焦点是北极圈内的西北航道,这条从加拿大东北部戴维斯海峡沿加国北部海岸到美国阿拉斯加州的航道,过去只有夏季很短一段时间可以勉强通航。由于全球变暖,全年通航在2007年成为可能,如果这样,往返大西洋与太平洋港口的海运路线有望缩短9000公里,经济价值巨大。加拿大政府认为部份西北水道,属于加国领海,有权禁止其它国家的船只进入,不过美国和欧盟则认为西北水道是国际海峡,其它国家的船只有权通过。

为争夺北极资源,加拿大与美国出现纠纷,加拿大不同意美国在波弗特海的边界划分,对丹麦控制格陵兰汉斯岛也提出异议,在加拿大制定《北方战略》的同一年,俄罗斯也出台了《2020年前及长远未来俄罗斯北极地区国家政策基本原则》,认定北极是俄罗斯21世纪的资源基地,不惜使用军事力量来保障其“在北极的国家利益”,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教授许贝特认为“北极国家实际上在为冲突作准备”。

今年6月的一则报道透露加拿大正为驻军北极做准备,加通社报道说加拿大国防部正在研究北极驻军可能遇上的心理问题,国防研究及发展局正研究人们在与世隔绝、空间有限或极端环境中工作时心理的适应情况,这些环境包括孤独的极地哨所,下令进行研究的政府科学家承认研究是为了帮助被派往北极地区哨所的人员。首期报告参考了早期去南极地区探险者的情况,100年前的极地探险家遇到过大量心理问题,如“越冬综合症”,“大眼”和“长眼”等。第二期研究将访问24名曾在北极工作过的人,整个研究将在2012年底完成。



2011年8月21日星期日

对“西藏流亡政府”更名原因的不同解读

近来在流亡藏人社区出现的变化中,其组织名称的变化引起的争议最大。五月三十日,第十四届西藏流亡议会在争议中批准将“西藏流亡政府”正式更名为“藏人行政中央”,六月七日,流亡社区最大的组织西藏青年会批评议会仓促修改宪法,改变政府名称,同时宣布西藏青年会将继续使用“西藏流亡政府”这一名称。议员格桑坚赞也承认改名令很多人失望和不解,认为这意味着西藏流亡政府的关闭,无异于屈从于中共的压力。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达赖喇嘛退出政治的同时,要更改流亡藏人的组织名称,两个月来出现了不同的解释。


新西兰中文报纸《新报》主编陈维健,6月21日在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网站上撰文《在民主的时代我们一起光荣退休》,记录了6月12日在澳洲墨尔本国际会议中心,达赖喇嘛就改名一事的说法。在回答陈维健关于“西藏流亡政府是否会降格为一个‘组织’”的问题时,达赖喇嘛回答说:“‘流亡政府’其实是共产党对我们的称呼,我们现在设在达兰萨拉的是一个‘行政的中心’,处理我们西藏的事务。”早在2010年5月,达赖喇嘛曾在美国爱荷华州对多维新闻网表示,“‘西藏流亡政府’这个称号并不是他们的正式官方称谓,主要是媒体,包括印度和其他媒体在介绍他们的工作时所使用的名称。”

美国的西藏流亡史研究者李江琳在香港《动向》杂志七月号上发表题为《水到渠方成的和平变革-西藏流亡政府改名的历史意义》的文章,认为改名是流亡藏人在政治改革和制度建设上,朝着世俗化跨出了最为艰难的一步。李江琳写道“从表面看,改名和外界的压力有关。达兰萨拉所在的印度喜马偕尔邦高等法院多次提出,流亡藏人的政治组织不能称为‘流亡政府’。这一问题,从流亡初期就存在,西藏流亡政府和CTA(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的名称,已经存在多年,用什么名称当视场合而定,什么合适用什么,可是正式宣布这一更改,在流亡藏人中也引起强烈反响。异议者认为,这样改名无异于自贬身份。”

李江琳认为“改名的历史意义,需要回顾历史才能看清”。“1959年3月,达赖喇嘛率少数官员和家人出走,在靠近边境的隆孜宗,获悉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遭到炮轰,延续了几百年的西藏政府至此终于被毁。于是,3月26日,达赖喇嘛在此地宣布成立临时政府,以表示西藏并未灭亡。到达印度以后,达赖喇嘛在山城穆苏里宣布,西藏流亡政府正式成立,并且指出,这是从第五世达赖喇嘛发端的甘丹颇章政府的延续。”

李江琳指“传统的甘丹颇章政府的政教结合性质,其宗教核心就是达赖喇嘛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现在达赖喇嘛宣布政治退休,是多年来倡导藏人社会世俗化达到一定成果后的慎重决策。从此,甘丹颇章变了,这是一个没有达赖喇嘛的甘丹颇章,必然更快地走向世俗政府,而政府的世俗性,有利于完善民主化,有利于公正、开明和效率。”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从合法性方面分析这一变化,他在8月9日撰文《谈一谈“藏人行政中央”这个新名字》,认为“在过去,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流亡政府之所以被称作流亡政府,其法理依据是,它本来就是西藏的合法政府。这是中国政府也承认的。只因为在1959年3月发生了拉萨事件,中国政府违反了十七条协议,用武力占领了西藏,达赖喇嘛及其政府成员失去了对西藏本土的统治权力,被迫流亡境外。所谓流亡政府,就是指政府在流亡。”胡平担心“一旦达赖喇嘛退出政治,必然会对流亡政府的合法性造成重大影响。现在的流亡藏人的行政部门已经不再以达赖喇嘛为其最高领袖,又没有得到包括西藏境内的人民的投票授权”,因此,胡平最后的结论是“把它再叫做流亡政府就不合适了。”

2011年8月15日星期一

达赖喇嘛:共产党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命名者

早在6月21日,澳洲的陈维健在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网站发表西藏时事评论文章《在民主的时代我们一起光荣退休》,记录了6月12日在澳洲墨尔本国际会议中心,达赖喇嘛会见华人时的情况,文章提及达赖喇嘛说共产党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命名者,阅时颇感惊奇,时隔1个多月,不见有人就此提出任何说明,好奇心难平。

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网站:西藏时事评论「在民主的时代我们一起光荣退休」作者:陈维健

(6月12日在澳洲墨尔本国际会议中心,达赖喇嘛在会见华人时)第二个提问的是来自「纽西兰汉藏协会」的陈维健,他说这一次尊者拨出时间到纽西兰地震灾区看望灾民,不但感动了纽西兰人,也感动了移民当地的华人。我的问题是我们汉藏协会的一些藏族会员与汉族会员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即西藏流亡政府是否会降格为一个「组织」。尊者说:「流亡政府」其实是共产党对我们的称呼,我们现在设在达兰萨拉的是一个「行政的中心」,处理我们西藏的事务。

(原文见http://www.tibet.org.tw/com_detail.php?com_id=570)

网络上的另一种说法是来自维基百科关于“西藏流亡政府”的条款,它解释说:“西藏流亡政府”这名称源于该政权的官方网站西藏之页。

达赖喇嘛所说的“「流亡政府」其实是共产党对我们的称呼”,可能有这样的一段故事:早些年老共对流亡藏人的谩骂中,首次出现“西藏流亡政府”这种说法,后被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所接受,实行了“拿来主义”,沿用至今。

以上存疑,有待历史学家解惑。

陈维健:新西兰中文报纸《新报》主编。七十年代,参加中国民主运动。早在一九七九年主办过民主刊物《沉钟》。 陈维健担任过海外政论杂志《北京之春》和《黄花岗》杂志编委。


2011年8月13日星期六

敏感的蓝毗尼计划



近两个月来,一个名为《蓝毗尼计划》的投资项目引发国际间的高度关注。7月16日,半岛电视台称中国准备在尼泊尔耗资30亿美元兴建蓝毗尼佛教文化特区,计划把释迦摩尼诞生地建设成为世界佛教徒首选的朝圣地,蓝毗尼计划包括修建机场,高速公路,酒店,会议中心,寺庙和佛教大学,彻底改变那里缺水缺电和缺少通讯的状况。半岛电视台认为30亿美元的投资,对于GDP只有350亿美元的小国尼泊尔来说,十分具有诱惑力。

蓝毗尼计划由总部设在香港的非政府组织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APECF)发起,半岛电视台指其执行副主席肖武男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曾经在中国国家发改委任职,6月份,该基金会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就这一项目举行了签约仪式。尽管肖武男强调投资并非来自中国政府,有国际舆论认为这无法掩饰中国扩展其软实力的巧妙动机,因为如果没有来自中国政府的直接驱动,蓝毗尼还会是相当闭塞。

印度对这一具有政治内涵的计划保持高度警觉。7月份,新德里的一家军事研究机构指蓝毗尼计划会帮助中国达成跨越喜马拉雅山脉的目标,在印度边境建立势力范围,这家研究机构警告尼泊尔不要帮助中国。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代西藏研究项目主管罗伯特•伯纳特(Robbie Barnett)认为,因为佛教徒没有一个总体的国际结构,首次出现的这一计划十分引人注目。况且由一个大国提议建立这样的佛教结构,就比在其他宗教中显得更加重要。他认为中国的着眼点是在尼泊尔建立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以削弱达赖喇嘛的影响。

在大国压力下,一度传出尼泊尔政府拒绝该计划的消息。8月1日,总部设在梵蒂冈的亚洲新闻通讯社报道说,尼泊尔已经拒绝了北京在佛祖诞生地的大型计划,尼泊尔文化部秘书多特尔(Dotel)表示,他也是从报章得知两机构的计划,尼泊尔政府并不知情,北京无权干涉尼泊尔的宗教传统。尼泊尔政府发言人图拉达尔(Gnaga Lal Tuladhar)说,尼泊尔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人可以在没有知会的情况下在其领土上采取行动,他认为“如果中国介入佛教圣地,那么印度便会照葫芦画瓢地开发印度教传统圣地,一旦真的这样,他们还会是好邻居吗?”

似乎是尼泊尔官方的反应提醒了中国政府,中国外交部网站8月10日发布消息,称驻尼泊尔大使杨厚兰会见了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共同主席何科林(Colin Heseltine)和执行副主席肖武男,强调尼泊尔已就蓝毗尼开发出台了相关计划,但参与开发,首先必须同尼泊尔政府进行充分磋商,得到理解、配合和支持。杨厚兰本人对蓝毗尼计划十分重视,半岛电视台指他在7月份上任后走访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蓝毗尼。

近日传出的新闻显示蓝毗尼计划获得了重大进展。8月12日,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在加德满都正式公布了3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尼泊尔电讯报》称在有前王室成员和毛派领导人参加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该基金会做了上述宣布,并强调投资来自澳洲和北美,与中国政府无关。

7月份,半岛电视台曾评论说,中国希望这一计划能把在中国、日本和韩国流传的大乘佛教,在东南亚盛行的小乘佛教以及藏传佛教聚拢在一起,但在世界各地拥有百万信徒的藏传佛教领袖达赖喇嘛对这一计划没有表态。

2011年8月12日星期五

印度民主60年

作者塔鲁尔




1947年8月15日子夜,在遭到血腥分割的次大陆上,一个崭新的国家诞生了。在烈焰燃遍全国、装满尸体的列车穿越印巴新的边境、身心疲倦的难民放弃一切来求得新生的时刻,独立的印度就这样在风雨飘摇中诞生了。

  但是60年后,从英国统治者留下的烂摊子冒出来的印度,却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经历了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之后,印度已经蓄势待发,要成为21世纪的巨人之一。这个在成立时连能否生存都成问题的国家,却排除万难,构建一个行得通的民主,这的确给世人提供了好些宝贵的教训。

  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有着像印度这般多样的种族,相互之间无法用语言交流,宗教和文化习惯千差万别,各地的地形、气候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大不相同。在1947年,印度的领导人面对着一个100万人死亡、1300万人流离失所、遭受了成百上千亿卢比的财产损失、宗派暴力的伤口依然血流不止的国家。考虑到这种情况,以及管理新国家、将“土邦”纳入印度联邦、重组四分五裂的武装部队等诸多挑战,他们当时即便要求独裁统治也是情有可原的。

把弱点变成了优势

  但印度却把自己最主要的弱点变成了优势。美国有句名言叫做“多中选精”,对此,印度的回答却只能是“多样并存”。印度不但没有借国家团结的名义对多样性进行压制,却在制度安排中认可了这种多样性:所有的团体、信仰、爱好和意识形态都能在阳光的照耀下和平共处、相互竞争。

  这样做并不总是轻而易举。印度不得不面对种性冲突、不同语言团体之间权利的纷争、宗教暴乱(主要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以及分裂分子的威胁。尽管面对着种种紧张与压力,印度仍然是一个自由的多党制民主国家——也许难免有腐败和低效,但却繁荣昌盛。

  从圣雄甘地开始的印度创始人一直是民主的忠实倡导者,这一点对印度产生了很大帮助。印度第一位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用他全部的政治生涯向人们灌输民主习惯:那就是鄙视独裁者、尊重议会程序,以及对宪法体系抱持信心。

  作为总理,尼赫鲁小心地呵护国内刚刚诞生的民主体制,给予它们充分的尊重、甚至是敬畏。举例来讲,在一次公开批评法官之后,他在第二天立即做出了道歉,并给印度大法官写了一封措辞谦恭的道歉信。尽管没有人能够真正撼动他的权威,但尼赫鲁从来没有忘记他的权力来自于印度的全体民众,而民众也随时都能接近他,几乎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步。

在尼赫鲁个人榜样的感召下,民主价值变得如此根深蒂固,甚至当他自己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于1975年实行21个月的紧急状态法,暂时剥夺了印度的自由之后,她都强迫自己要重新赢得印度民众的拥护。英迪拉·甘地汲取了她父亲价值观中最为精华的部分,举行了自由选举并在选举当中惨败而归。  

没有共识的管理   

  尽管印度政治很难避免人们诉诸于宗派主义,但它的民众已经从内心深处认可印度是一块包容很多不同的种性、信条、色彩、文化、美食、信仰、服装和习惯,但仍然会聚在民主共识周围的土地。这种共识的核心是一条简单的原则,即人们不需要在所有的问题上都达成一致,除了在如何表达不同意见的根本原则上。60年来,印度历经重重挑战而仍生存下来,就是因为它维持了一个共识:如何在没有共识的情况下进行管理。

  举例来讲,印度允许所有的宗教自由发展,但确保没有任何宗教被国家赋予优势地位。其中也包括团体权利的授予,也就是允许穆斯林有自己的《个人法》,不同于一般民法。如果把美国比作一个大熔炉,那么印度就是一只大浅盘,各种各样的精美菜肴盛放在不同的碗里。每种菜肴的口味各不相同,可能与其他菜肴的口味毫无关系,但却又共同盛放在同一只大盘子里。

  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再认真地谈论分崩离析的风险。淡米尔纳德邦和米佐拉姆邦等边远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被一个简单的方法平静地化解:昨天的分离论者变成了今天的首席部长(相当于省或国家一级领导人)和明天的反对派领袖。

  不仅如此,印度的民主绝不是少数人参与的游戏,它对劳苦大众最为重要。在美国,大多数穷人不去投票--哈莱姆区只有23%的人参加了上次总统选举--而印度穷人的参选率却很高。

  结果是投票箱化解了种性分化的潜在破坏力,低种性中最卑微的人却能担任政府的高级职务。玛雅瓦蒂(Mayawati),一个“不可接触”的贱民女子,却三次作为首席部长统治着印度人口最为稠密的北方邦,而且目前同样拥有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从更为广义的角度讲,选举市场的逻辑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可以支配其他人。三年前,在这个拥有81%印度教人口的国家里,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政治领袖索妮娅·甘地(Sonia Gandhi)为锡克教徒曼莫汉星(Manmohan Singh)让路,使后者得到了穆斯林总统卡拉姆(Abdul Kalam)的任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界上资格最老的民主国家美国,至今还没有选出过一位非白人、非男性和非基督教徒的总统。

民主维系了一个保护各民族共同空间的印度,它将这个曾被很多人判定为无法生存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因此它的60岁生日值得我们好好庆祝。

·作者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塔鲁尔于1956年出生在英国伦敦,1978年获得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尔法律和外交学院的博士学位,还获得美国帕盖特·桑德大学国际事务的荣誉博士学位,并在那里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塔鲁尔目前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职务,负责联合国传播和公共咨询方面的工作。

  塔鲁尔从1978年开始在联合国供职,曾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任职员,并被任命该组织驻新加坡办事处的主任,处理过“越南船民”问题。1989年至1996年他曾担任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秘书长特别助理,曾经连续辅佐两任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首脑。他曾参与过联合国对南斯拉夫的维和行动,并担任联合国负责维和行动的秘书长助理(1997年—2001年),2003年,他还被秘书长任命为联合国多种语言的协调员。1998年,塔鲁尔在瑞士达沃斯被“世界经济论坛”誉为“明天的世界领袖”。

  塔鲁尔还是印度著名作家,曾写过8部小说,是多个报刊杂志和文学刊物的特约撰稿人,并获得多种文学和新闻奖项。他还是印度-美国艺术学会的董事。

2011年8月8日星期一

噶伦赤巴洛桑森格就职演说

现在是美东时间2011年8月7日晚上11:30,在印度是2011年8月8日上午9点。印度北部达然萨拉正在举行新当选的噶伦赤巴就职大典。新当选的噶伦赤巴洛桑僧格博士在就职大殿上的演说全文如下,欢迎大量转载。达赖喇嘛尊者也在大殿上发表重要的演讲。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
贡噶扎西





噶伦赤巴洛桑森格就职演说

西藏同胞们:

印度伟大智者莲花生大师把佛教传入雪域藏土,今天是他的华诞。在这个吉日,而且还有我们最敬爱的达赖喇嘛尊者莅临,我心怀谦卑接受噶伦赤巴(首席噶伦)的职位。

我们召唤善神,祈求西藏的众佛和菩萨看护和指引我们。流亡他乡的勇敢的善男信女给予的惊人支持,在被占领的西藏兄弟姐妹们与我同心和给予声援,令我感动不已。他们的支持激励着我们。他们的祈福让我们得以持久。
我在精神上得福于达赖喇嘛尊者,在政治上被授权去继续延展伟大的达赖喇嘛制度的历史合法性。我站在这里不是我个人的成就使然,而是在西藏和流亡在外的无数先辈长者辛勤工作和牺牲的结果。今天,我在此发愿,去发扬光大我们先辈们留下的伟大遗产。我向你们,我的西藏同胞们,发出誓言,竭力去壮大我们的运动,持之以恒,直到西藏最终重建自由、尊者达赖喇嘛回到家园。

一个世纪以前的191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逃离家园时最后看了布达拉宫一眼,并向他的人民发誓:“我一定会回来。”当时我们的祖先还没受过现代教育,也不谙城府,但靠着献身和同心,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们成功帮助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家园。在1913年初,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尊者再次重申西藏独立于中国。几乎是半个世纪后,在1959年三月17日的一个改变命运的夜晚,尊者十四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发自肺腑地立下了同样的归家誓言。

今天,帮助和确保尊者归家的重任落在了受过现代教育、见多识广的新一代藏人身上。我们能够像我们的先辈一样以同样的献身、团结和投入精神做到锲而不舍吗?如果我们能做到,我们就会成功;如果不能,就会失败。

毋庸讳言,我们面临的任务像喜马拉雅山那样艰险、庞大。但从我们历史上成千上万捐躯献身、竭尽全心的勇敢藏人身上,我们得到鼓舞!我们没有选择,而是惨遭暴力把我们分离。我们一定会到达自由的山顶,把喜马拉雅山两麓的西藏人团聚一起。

我允诺致力于实现尊者十四达赖喇嘛的设想,建立一个真正世俗化的民主社会。今年藏人活跃的选举向世界展示了我们对于真实的民主和人类自由普世价值的认同。我们的民主选举显示了,西藏的统一是建立在普世民主价值观上的,并以其为推动力。它超越了地区、教派、性别、族裔、信仰和代际的差异。

这次选举的结果向中国政府的强硬派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西藏领导层不是在消解。作为民主制度,我们只会随着未来年岁的流逝而茁壮成长。我们会持久坚守。

让我讲明一点:我们的斗争不是针对中国人民的,也不是针对中国这个国家的。我们斗争矛头所指,是要反对中国政府在西藏推行的强硬政策。我们斗争矛头直指那些剥夺西藏人民自由、正义、尊严和特性的人。中国当局和我们的汉人朋友都必须认识到,西藏人民的怨屈是多重的,也不是虚构的。

今天,我的西藏同胞们,在就职宣誓中我重申我们的先辈在两千年前藏汉签署的唐蕃(汉藏)会盟立碑文中确立的理想,致力开创一个伟大的纪元:“蕃于蕃国受安、汉亦汉国受乐。”

在1950年代,中国军队第一次开到西藏,他们向藏人许诺“社会主义天堂”。一些藏人帮他们修通从中国通往西藏的公路,还领到以银元支付的工钱。那时的中国士兵还很有礼貌,也善待我们的前辈。

然而一旦道路修通,坦克就包围了城镇战略要地,卡车就直奔矿产和资源丰富的深山老林。中国工人随之而来,开采挖掘价值亿万的金、铜和铀。似乎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彬彬有礼的中国人变了,变得傲慢、跋扈和暴虐。他们也动枪了。战事爆发了。死亡和破坏接踵而至。

幸福的大纪元被抛入危境。我忧虑,从此以后西藏人在自己的家园成了二等公民。

在被占领的西藏,政治压迫、文化同化、经济挤压和环境破坏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新建的铁路线源源不断地运进重型设备来剥夺我们的矿产资源,也带来更多的汉人移民达到在人口上对西藏强势控制,并削弱我们丰富的文化和自我认同。今天的实际情况让人难以相信:汉人控制大约70%的私营经济,50%以上的党政公共部门的职位。与此相比,通过刻苦努力获得大学和高中文凭的我们藏人兄弟姐妹却有近40%陷于失业。众所周知,让这些统计数据变得更坏的是,中国的官员把西藏当作个人承继来的私产,俨然以封建主自居、行事。

但三年前,也就是2008年,从阿里到阿坝,从拉萨到理塘,从塔尔寺到工布,藏人男女老少、农牧民和僧尼起而抵抗中国政府在西藏的统治。他们对汉人的压迫和虐待发声反抗,喊出了统一的口号:我们要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在此我明确立场:藏人行政中央不鼓励抗议行动,部分原因在于我们都不能忘记,即便对于自由平和的表述,中国政府都是粗暴地回应。但是,支持我们无畏的同胞,为我们无法发声的同胞发声,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经历六十年的弊政后,西藏没有成为中国官员许诺的“社会主义天堂”。在西藏,今天只有殖民主义,没有社会主义。西藏不仅没有实现潜能成为“天堂”,中国的强占让她变成了一出悲剧。近来,许多北京的官员访问拉萨,纪念“和平解放”六十周年。现实情况却是,纪念活动是在心照不宣的戒严状态下进行:军队荷枪持弹、配备机关枪等自动武器巡逻在拉萨街头,屋顶上布置有眼明手快的狙击手,外来游客被全面禁止进入西藏。显而易见,北京在西藏的统治既无正义,又无前途。

尽管在西藏悲剧重重,我们仍然向全世界、尤其我们的华人朋友阐明,我们继续坚持非暴力原则。我们与中国和汉人并无仇恨,而是尊敬待之。在我们先辈智慧的指引下,我们将继续追随“中间道路”的政策,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实现西藏名副其实的自治。我的西藏同胞们,这是一个藏汉双赢的提议。我们信奉西藏和平解决方案,也就是说,通过和平程序和和平对话。我们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与中国政府和谈。

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力图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它有世界上主要大国中成长最快的经济,也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为后盾。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道德的力量却裹足不前。道德力量是不可能在市场上购得,也无法用军力来充实的。它只能赢得。只要西藏人还在受压迫,抵抗就会持续,对中国的尊重就会丧失。为西藏问题找到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就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既会提升中国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正面形象,又会有助于维护它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在中国的汉人和在海外大中华移民社区的华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帮助中国克服它的道德缺失。

过去的十六年,我一直努力与成百上千的汉人学生学者接触,并在哈佛大学组织藏汉学者就西藏问题展开过无数次研讨。我将继续走出去与汉人接触,建立相互的理解和信任。我也想向美国、欧洲、国际共同体和国际声援西藏组织表达我们发自内心的感激和谢意。我呼吁国际社会站在我们一边,帮助我们去挣得公正、自由、尊严和平等,同时说服北京和平地解决西藏事务。为西藏今日的困境寻得持久的解决方案将是二十一世纪最有意义的大事之一,因为它必将加固我们的信心,相信人类建设世界和平、非暴力和全人类自由的能力。这不仅仅是西藏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处弱势、遭挤压民众的胜利。

我们继续并将永远感激印度人民和政府为西藏人民提供避难所,并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间接纳我们客居。对我们许多居住此地的人来说,印度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藏人行政中央将维护和继续尊重西藏和印度人民之间的特殊关系。我们欠印度政府和人民已经很多了。我们的合作还会继续向前。在此,我们谦卑地向印度政府和人民呼吁,希望你们继续支持我们,并把西藏看作印度和中国关系中的一个主要议题。

在未来的五年,藏人行政中央将以团结、创新和自立为指导思想,不断强化争自由运动,如果需要,我们将继续又一个五十年。我强烈要求西藏内外的藏人支持拉嘎运动(注:藏语,意为星期三运动,星期三是尊者的魂星),以西藏特性为荣,并发扬光大它,显示我们的团结,拥护我们的统一,让雪域西藏精神永存。我相信,只要一致努力,我们就会营造一个生机勃勃的环境,在世界各地强化藏人的制度和社区。

在流亡期间,我们将努力创新,力求改善藏人的生活。教育将是我们第一位的优先考虑。正如尊者达赖喇嘛所教导我们的,分享知识是“达到永恒不朽的大道”。它是点亮西藏未来之火。在未来的二十年里,我们将在十五万流亡藏人中教育和培养一万专业人才,同时我们也呼吁西藏境内的藏人达到十万专业人才的目标。

我们将继续推动藏人行政中央的专业化,通过吸纳技术和社交工具,确保政府更便民和更透明。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在未来的几个月我们将建立一个西藏政策研究所,使之成为一个知识平台来前瞻、设计和实施富强西藏的政策。我们也将建立“姐妹社区”来加强在印度和在西方国家的藏人团结,引入西藏联合会作为一种运动形式吸收西藏内外的藏人用他们的知识和技艺服务西藏、为青年人制造就业、同时建设可持续生存发展的社区。

与所有的藏人一道,对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教授在过去十年间的卓越领导,我感到万分感激。我感谢他和他的干练的内阁成员在政府顺利交接过程中展示的热情友好和高效协作。在未来工作中,我将遵循流亡藏人宪章、尊重最高法院,与尊敬的议长和选入第十五届议会的先生和女士全面合作共处,并领导我们优秀的、具有献身精神的公务员们来实现这一承诺。

总之,我们务必牢记,尊者达赖喇嘛下放政治权力,并非完全给担任首席噶伦的我,而是给所有的西藏人民。在尊者不卷入政务后,他对人民的信任和信心以及过去五十年间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能否独立生存繁荣将经受挑战。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考验。对于司法、议会和行政系统的领导层来说,这也是考验他们能否不辜负尊者的期望、以一个高效和统一的实体展开工作。这是我们的挑战和机遇。

我以特别的紧迫感向年轻一代的藏人讲几句话。我需要你们的支持、能量、和才能,一起顶天立地、迈向自由。让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为自由奋斗或会赢得正义,或会遭遇失败;西藏或会从世界地图上再现,或会完全消失;西藏人作为民族可能会存活下来,或称为博物馆的一件展品。藏人的坚毅和自豪、智慧和意志、勇气和献身,都会得到真正的检验。

这不是仅仅停留于挑刺和犬儒的时候。这是需要勇气的时刻;也是需要信念的时刻。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我们需要自信,相信我们是西藏人,我们能成功。对年轻人来说,在国际和国内舞台上担负起更多的领导作用,这一时机已来到。请记住:如果我们不为之,没人会代劳。

我的西藏同胞们,对此我非常确定,机会将到来,我们盼望的那一天会到来。但如果我们不精诚团结、做好共同迎接挑战的准备,我们只会失败。团结至上,这不能打任何折扣。它是我们事业的基石。不能团结一心将会全部是我们的过错。我们将竭尽全力不让绝大多数的西藏同胞失望,他们对我们寄予厚望,会密切关注今后我们的每一项举措。但我们有幸可以感到安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敬爱的尊者达赖喇嘛就在我们中间,随时为我们贡献智慧。

在我当选首席噶伦后的第一次召见会上,尊者达赖喇嘛提醒我,几乎二十年前,也就是1992年,我也是坐在同一个位子第一次与他见面。尊者告诉我,我的噶伦任期会很吉利;我会努力让他的预言成真。但无论如何,仅靠我的双手是不够的。就像达桑占堆实现了辅助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归拉萨的事业,我祈求大家向我伸出你们的一千二百万之手,助我实现达赖喇嘛尊者在1959年三月17日那决定命运的夜晚所发的愿:他会回到西藏。

对在西藏的兄弟姐妹们,我今天信心十足地想对你们说:我们很快就会相会。尽管我从未被允许踏足西藏,西藏每天都在我心里。我生为西藏人,我引以为豪;我当骄傲地死为西藏人。当我活着,我就会矢志为自由而战。我先逝的父亲像我们许多父母一样未能回到西藏。我的西藏同胞们,这将不会是更多西藏人的结局。只要团结一致,我们就能实现尊者达赖喇嘛回归西藏、我们的人民重新团聚、自由在西藏重建。

今天,我们身处佛主释迦牟尼得道成佛的印度圣土;明天我们会相聚在佛教深入六百万人心灵的雪域圣土。我们一直都准备着开启一个史诗般的伟大历程,从佛法住所印度达兰萨拉迈向雪域佛国的圣城拉萨,从尊者达赖喇嘛暂居的山镇通向属于他的圣城。

这是我们的向往。这是我们的奋斗。这是我们的梦想。六百万藏人秉着统一、创新、自助的原则,胜利就会属于我们。尊者达赖喇嘛长寿!

祝西藏胜利!


2011年8月6日星期六

李江琳分析洛桑森格向大法官宣誓的意义


7月26日,西藏流亡政府宣布,新当选的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将在8月8日的就职仪式中向首席大法官宣誓,届时达赖喇嘛也会出席仪式并发表重要演说。挪威西藏之声在发布这一消息时指达赖喇嘛把政治与行政权力移交给第一位民选行政长官,是西藏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此这一仪式非常特别和重要。在美国的西藏历史研究者李江琳认为,洛桑森格向大法官宣誓,比达赖喇嘛出席仪式更值得关注,因为它象征着在未来的流亡藏人社区里,权力的世俗化和法律高于宗教。

早在5月底第十四屆西藏流亡议会换届之际,达赖喇嘛最后一次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签署了西藏流亡政府宪法修正案,把他的职权交给下一任首席部长洛桑森格。修正案明文规定,当选的内阁首席部长和各部部长在最高法院大法官面前宣誓就职,新当选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在西藏人民议会议长面前宣誓就职。此条文显示在流亡藏人政体的历史转变中,最高法院大法官将担当新的角色,并由此形成藏人新的政治传统。




7月26日,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秘书丹曾平措表示,历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都是在达赖喇嘛尊者座前宣誓就职的,宣誓地点也在尊者宫殿,而这次宣誓地点则选在大乘经院广场。在今年初达赖喇嘛决心放弃政治权力之后,新的首席部长就职仪式会有什么变化,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李江琳强调这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是因为现在达兰萨拉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未来西藏进行预演。

李江琳认为流亡藏人摒弃了英国的君主立宪,而选择了美国的政治体系,同时保留了首席噶伦这一传统。在传统的西藏官员体系中,同一级别的官员一僧一俗,僧官的地位高于后者,而流亡藏人最重大的改革是政治走向世俗化和官员民选。

在修宪前的流亡藏人政治架构中,达赖喇嘛高居最高法院、噶厦内阁和人民议会之上。流亡议会曾请求达赖喇嘛借鉴英国女王制,担任西藏国家领袖,被他拒绝。达赖喇嘛向《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四百多名与会者明确表态:“应该结束国王或女王制,特别是宗教与政治必须要分离,我反对中共说一套做一套的做法,我相信真实、诚恳和透明。”

李江琳相信达赖喇嘛非常熟悉各种政治体制,但最终选择让西藏人民承担责任,让藏人的民选政府适应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运作,达赖喇嘛的选择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她说:“达赖喇嘛不可能被复制,因为时代不一样了,第14世达赖喇嘛的时代,造就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他的时代不会再出现,他的经历和威望都不可能被复制。下一世达赖喇嘛弄不好会在境外成长,对境内情况说不定没有任何了解,我们无法预想他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要他承担一个民族的重任,谁也不知道他的能力和威望如何。所以,与其让一个人来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当然不如让一群人来决定更安全。”

这次被宪法修正案推向前台的大法官,早在1992年就已经存在于流亡藏人社区,当年3月11日正式成立的流亡西藏最高法院,由一名大法官和两名法官组成。当时,大法官由达赖喇嘛提名后经西藏人民议会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再由达赖喇嘛以国家元首名义予以任命。

现任的大法官是阿旺培杰(Ngawang Phelgyal),尽管他领着流亡藏人最高的薪水,但由于地处他人国土,以前更多地是一个象征性人物,工作仅是仲裁一些流亡藏人的内部问题,这次达赖喇嘛从政治上退休,提升了他的政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