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3日星期日

法国选民加拿大22日踊跃投票破纪录


在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日的前一天,居住在加拿大的法国选民在周六提前投票,今年加拿大的法国选民登记达82746人,而上一次选举的2012年人数只有65千,这一是反映了法国人在加拿大人数增加,二是说明今年法国大选选情空前紧张。据加通社报道有选民表示投票是想阻止“极端”候选人当选,有人甚至像去年美国选民一样发誓一旦极右翼或极左翼胜选,就会申请移民加拿大。

在蒙特利尔都会区登记选民达57千人,早上八点多,选民们就在蒙特利尔法语学院斯坦尼斯拉斯学院投票点外排起长龙,等待时间在两小时以上。魁北克的投票点设在该市的斯坦尼斯拉斯学院。在首都渥太华地区,投票点设在加拿大总理府隔壁的法国大使馆,那里有3200名法国人登记投票。多伦多法国总领馆外的投票者一度也排成长龙,等待时间达1个半小时。在加拿大西部,法国选民也分别在埃德蒙顿、卡尔加里、温哥华和维多利亚的投票点投票。在大西洋省份,有1000名法国人在位于中心地带的蒙克顿法国总领馆登记,但有报道说有居住在哈利法克斯的法国人由于路途遥远,放弃了首轮投票。

23日的法国大选也引起了加拿大媒体的极大关注,加拿大广播公司形容这次投票可能改变全球政治格局,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人们对令人震惊的结果已见怪不怪,并认为这次法国大选所有的结果都可能带来政治不确定性。

22日的投票没有发生异常情况的报道,晚8点结束后加拿大各投票点立即点票,结果送往巴黎的法国外交部,但要等到加拿大东部时间23日下午两点后与法国投票结果同步揭晓。56日,在加拿大的法国选民还将参加第二轮投票。

2017年4月18日星期二

加拿大传教士能否被中国追认为“殉道烈士”


2016年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明显改善,8月梵蒂冈代表到北京进行了破冰访问,中国代表团11月初前往罗马与梵蒂冈代表会谈,最终在中国大陆主教任命问题上达成协议。梵蒂冈准备接受中国封立的八名主教,此举被视为中梵自1951年断交后走向复交的关键一步。与此同时,中国将如何对待历史上传教士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加拿大学者那士荣早在90年代就多次呼吁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追认三位在中国被害的加拿大神父为“殉道烈士”,至今没有下文。

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经济学教授那士荣的叔叔那士荣神父(Prosper Bernard, S.J.1938年与白求恩同期赴中国,在贫苦的中国农村传教5年多,直到1943年被日军杀害于江苏省丰县。但他的死讯被淹没在战争的硝烟里,没能像白求恩那样被毛泽东赞赏为“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了低级趣味和有益于人民的人”,被毛泽东捧为中国人学习的榜样,再加上共产党执政60多年扫荡了天主教信仰的根基,令那士荣神父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成为空白。

1902年出生于蒙特利尔岛南岸的那士荣13岁入神学院寄读,20岁入初学院修道,33岁成为蒙特利尔格西教堂神父,19382月受加拿大耶稣会委派到中国,在北京学习15个月的中文后被派往江苏徐州农村,先是在偏远的土山镇传教10个月,后转往套楼镇作本堂神父。在写给加拿大亲友的信中他形容在“土匪横行,人民被战乱和贫困折磨的水深火热”的环境中主持圣事,给人看病,筹建学校,忙得就像“流星”一样。他和加拿大亲友假设“如果我们可以做这样一种交换:中国人分一些他们的耐心、俭朴、乐观豁达和谦虚有礼给我们;而我们愿意同他们一起分享我们富足的物质财富,分一点黄油给他们的小米饼子,分一些我们吃不完的糖给他们,尤其是把天主赐于我们的恩惠和信仰能和他们共享,想想看,这样一来,世界会变得更美好,人类会更幸福平安,这将是人间天堂。”

1941128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加拿大对日宣战,日本遂拘禁在中国的加拿大传教士,那天正为学校筹备募捐大会的那士荣神父被押往丰县天主堂,在14个月的软禁中,他以背诵中文字典度日。19433月,因与另两名加拿大传教士隆神父和屠神父为濒于倒闭的学校募款,被日军疑为从事反日活动,于18日被枪杀,遗下10多本日记和数百封家信。江苏徐州曾是加拿大人的传教中心,在20世纪上半叶有93位加拿大神父和16位蒙特利尔圣洁修女会的修女来此传教,并有7位加拿大神父长眠于此,直到1950年最后一位加拿大传教士吕仁博(Berube)神父被驱逐出境。

19831月,在魁北克大学执教的那士荣教授首次来到丰县天主堂他叔叔的遇害地祭拜,1994年他在参加纪念活动后带着装有那士荣神父部分遗骨的中国瓦罐回到魁北克。1999年,那士荣教授在丰县的两次公开演讲中,把那士荣神父与同样为中国献身的白求恩医生相提并论,并表示已经请求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追认三位加拿大神父为'殉道烈士'

2000101日,教皇若望保罗二世在梵蒂冈册封因坚持信仰而受难的120人为中华殉道圣人,他们当中有外国传教士,有中国籍信徒,其中清朝118人,民国2人。此举当即引发中国外交部抗议,称“梵蒂冈把曾经在中国犯下丑恶罪行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册封为“圣人”,并指天主教的一些外国传教士曾经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直接参与者和帮凶。这次被册封的一些人更是在中国土地上奸淫抢掠,为非作歹,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这是北京最后一次对梵蒂冈册封表达愤怒,加拿大的那士荣神父不在这份名单之上,他的后人要求十分温和,并技巧地打出白求恩牌,要求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追认被害的加拿大神父为“殉道烈士”,在十多年后中梵关系转暖的今天,不知北京是否会予以考虑?

2017年4月6日星期四

脆弱的西洋参

据加拿大农业部网站资料,加拿大每年向中国及其他亚洲地区出口3千吨北美人参,是全球西洋参的最大供货地,加拿大东部的安大略省以150家家庭农场,8277英亩的种植面积成为全球最大的西洋参产地,每年提供6.3亿加元的税收,然而这里在2016年发生过一起人参危机,并被美国彭博新闻社称为剖析“经济全球化新时期的典型案例”。

20164月,美国彭博社爆出一则新闻,100多位安大略人参种植协会(OGGA)会员挤在诺福克郡德里镇的一间屋子里,神情十分不安,因为一家多年来收购他们人参的香港大公司不见了踪影。参农皮特(peter VanBerlo)说自己早在20159月就准备好了546总值200万美元的西洋参,可等不到香港的买家。皮特不想压货,银行又催还贷款,参农们都在打探香港买家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参农们打探的是香港恒发參茸行,他们不知道早在129日,香港媒体就曾报道“66分钟暴跌90% 恒发洋参实控人身家缩水50亿港元”。恒发洋参是香港最大的西洋参批发商,也是北美西洋参最大的买家,收购安大略洋参的70%2015年净利润达3亿多港元。老板杨永仁在香港被称为“洋参大王”,他1979年随父母从江西移民香港,13岁辍学进花旗参店学徒,1985年创立恒发参行,1991年开始从加拿大直接进货,事业发展相当顺畅。据香港《经济日报》2014年报道,杨永仁“不时高调大手购买一手单位,2009年曾斥资2亿港元扫港湾30个单位,轰动一时。他还在江西等省三、四线城市购入整幅地皮,自行兴建住宅、酒店及商铺,晋身成发展商”。恒发2014年在香港上市后股价连续六个月上涨,到2016年一月底一夕间暴跌,原因是他把所持部分股份办理了抵押,以担保杠杆融资,结果遭遇爆仓,杨永仁押股不仅令香港的小股东血本无归,还殃及到地球另一面的庞大行业。

皮特种植了60英亩西洋参,忙时聘请85名季节工,附近1/4农民完全依赖人参业。出事前,恒发大手笔收购令安大略省人参业高速发展,种植面积大增,土地价格飙升。现在一些参农无力偿还银行贷款,只得降价出售止血回本。皮特相信“幸存的参农可能要把人参存储多年,直到另一个买家出现。现在人们知道了人参不仅昂贵,也很脆弱”。

在瑞士KOF全球化指数2013年排名中,加拿大位居第13位,中国第73,香港更是连续多年在全球60个最大经济体中全球化指数排名第一。彭博社称安大略人参事件是“经济全球化新时期的典型案例,北美家庭农场想通过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以自由贸易的方式受益于中国蓬勃发展的消费市场,结果成为过度依赖、企业傲慢和金融监管薄弱的警世故事”。

但这一事件并非加拿大人参遭遇的首次挫折,日本侵华战争更一度令加拿大参业停顿。加拿大人参于18世纪上半叶首次出现在中国,1715年在加拿大生活了六年的法国耶稣会牧师兼博物学家约瑟夫·拉菲特(Joseph-Francois Lafitau)在圣劳伦斯河流域发现了法国传教士扎赫度(Pierre Jartoux)从中国回来后描述的人参,后来加拿大人参经法国销往中国,成为最早出现在中国的加拿大商品。到19世纪,加拿大人学会了种植人参,但当时农民热衷于种植烟草,直到2080年代加拿大提倡禁烟,人们才开始转向人参种植。

2016 5月,股灾后的恒发洋參资产重组并更名,表示继续以加拿大西洋参为主要业务,到年底安大略人参种植协会提供的20户大买家中尽管绝大多数具有华裔背景,且有两家来自香港,但不见恒发或其更名后公司的踪影。种植协会也没有理会他们是如何度过2016年危机的疑问,或许他们相信华文媒体中的一句话“中国人对西洋参的热情仍然高涨,只要市场在,少了杨永仁,自有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