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30日星期三

中国人生活在十九世纪的文明中

没有中国人愿意成为19世纪30年代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这位“印第安人杀手”手下的牺牲品,也没有中国人愿意被人想象为十九世纪上半叶被人宰割的印第安人。自卑的当代中国人又极度自傲,除了成为当下的美国人,他们别无所求。

这就无怪乎美国之音拿美国现在的文明标准来衡量中国,俗话说“不怕货比货,就怕人比人”,这一比较,一下子把中国人打回了十九世纪。

以下是11月30日美国之音记者海涛采写的新闻;

一样维权两种命运,美中拆迁户境遇对比




今天这次比对新闻谈两个案子,一个是发生在美国康乃迪克州,另外一个发生在北京。两位当事人都是女士,北京的这位叫倪玉兰,美国这位叫凯露(Susette Kelo)。她们的住宅都被政府拆迁,但两人的经历和结局却截然不同。

*美国拆迁可上诉,中国拆迁打残人*

凯露家住康州纽伦敦(New London),倪玉兰住北京新街口。她两家的房子都被政府拆迁征用。凯露把美国政府告上法庭,官司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倪玉兰也想打官司,但没等她把强拆方告到法院,已被警方打成重伤---她到北京市政府前静坐抗议,被前来“执法”的警察四肢抬起,“颠”断了尾骨。这位政法大学毕业的律师,成了频繁被请进“局子”遭粗暴对待、无家可归残疾人,更被法院两次判处徒刑,目前检察院正在做补充侦察,打算第三次把她送进监狱。

*凯露维护自己家园,拒绝政府拆迁*

凯露抗争强拆起源于1997年。当时,这位护士刚购买不久的住宅,被当局征地拆迁,希望给进驻当地的大制药公司辉瑞(Pfizer,因其产品伟哥如今已“誉”满全球)腾地。辉瑞拿出3亿美元,在当地建一个研发中心。凯露5万元买的房子,政府承诺赔偿12万,但凯露拒绝了。

在中国,郭台铭的富士康到任何地方建公司厂房,各地政府一定伸开双臂热烈欢迎积极配合,搬迁拆迁事宜,按计划如期搞定。但到了美国,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凯露不搬,拆迁方就不能把人家东西扔到外面用推土机把房子推倒。

*倪玉兰拒绝拆迁被政府打残判刑*

与凯露相比,倪玉兰没有那么幸运。她和丈夫董继勤和女儿贝贝一起,对当局强拆新街口的民宅,奋起抗争,拍照留取证据。当局动用警力,为拆迁方强行拆迁保驾护航,并将倪玉兰打成残疾。倪玉兰用上了双拐,后来被判刑,出狱后必须坐轮椅。

*政府向凯露发出最后通牒*




2000年末,凯露的抗争,进入紧急关头---市政府向凯露和另外五家“钉子户”发出最后通牒强制拆迁令,限期90天内搬走,否则“勿谓言之不预也”。

*美国的拆迁法律依据*

市政府的“尚方宝剑”是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the Fifth Amendment)。美国第五修正案,是美国宪法基石“人权法案”(The Bill of the Rights),主要目的是遏制政府滥权侵犯公民利益。但其最后有条款(the Takings Clause)规定了“征用”(Eminent domain)的范畴和内容。该条款规定,联邦政府、州政府为了公众利益有权征用私人房地产。但该条款同时规定,被征用者应得到“合适”的赔偿;征地用于公用事业;经过适当程序。

*中国拆迁无法可依*

在中国,在北京,到处可见拆迁。倪玉兰们遇到的强拆,其法律依据是什么?中国并无一个“拆迁法”。倒是有一个相关国土拆迁和补偿的条例,讨论多年,仍在酝酿之中。倪玉兰和中国千家万户拆迁户所面对的,只是当地政府一纸(甚至口头)命令。剩下的扫地出门、夷为平地、摆平钉子户,只需要公检法帮助拆迁方强制执行而已。

纽伦敦市搬出宪法修正案,凯露依然不服。诉讼案打到市里、州里,最后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

*美最高法院判凯露败诉*

2005年,对凯露和倪玉兰来说,都是不寻常的一年。美国最高法院对此案进行了辩论和审理后,6月作出决定,支持纽伦敦政府的做法,凯露败诉。

与此同时在北京,倪玉兰后来说,当时她正在坐牢:“我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经常被西城公安警察殴打、谩骂、监视、跟踪、软禁,到医院看病的权利已被警察剥夺,他们不准医生给我看病。从2004年7月27日至2006年3月16日,我失去人身自由长达597天。”

在美国,即便是最高法院的判决,且不论是不是该诉讼案盖棺论定的最后终结,也并不标志着输者必须偃旗息鼓。2005年9月,美国参议院专门为该案举办听证会。凯露在会上说:“与政府滥用权力的对抗,已经从我个人为保住自己小房子的努力,发展成了美国人民捍卫自己神圣不可侵犯家园的斗争。”

*倪玉兰厄运连连*

而在北京,倪玉兰的厄运没有因失去自由而消失,她和家人并没有苦尽甘来。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之前,倪玉兰4月15日“被塞进汽车后备箱中,拉到新街口派出所,关押在小黑屋内”,并遭到“多次刑讯、毒打”。12月18日,西城法院以莫须有的“妨害公务罪”,判处倪玉兰有期徒刑二年。

曾给倪玉兰当过辩护律师的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李方平说,该法院“突然宣布开审,在没有辩护律师,只有一名家人获准旁听的情况下进行。”因给倪玉兰辩护而被剥夺律师资格的律师刘巍后来说,公诉方指控倪玉兰打警察的重要证据,现场的录像竟未有当庭播出,所有证人亦没有出庭接受质询,开庭两日后就迅速作出一审判决。李方平也说,律师多次到法院查阅档案遭拒。法院拒绝二审开庭,2009年3月,律师收到维持原判的书面通知。

*凯露经典大案,影响深远*

虽然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是最终裁决,诉讼各方必须执行,但是,凯露还在不屈不挠地发出声音,该裁决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回响,成为影响深远和意义深刻的经典大案。

美国民权、劳工组织一般都支持凯露,但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支持最高法院的决定。

最高法院裁决一年后,总统小布什发出一个总统令(Executive Order),下令联邦政府不得随便动用这个民权法中的“征用条款”。 虽然有地方政府并不受这个命令影响,照样我行我素。但是,有更多的州颁布地方法令法规,限制使用这个征地条款。

*各州立法,更好保护居民权益*

在凯露同市政府打官司之前,美国只有八个州(阿肯色、佛罗里达、伊利诺斯、肯塔基、缅因、蒙大拿、南卡罗来纳、华盛顿)出台法规限制使用这个征用条款。在最高法院对此案裁决之后,到2007年七月,已经有42个州为此颁布了相应法律法规。有21个州严格限制运用该征用法。剩下的州或多或少也推出法律条款,限制该征地条款之运用。

凯露最后拿到了四十万美元的补偿,她的房子,也没被推土机夷为平地,而是被整体挪到了另外一个街区。

*倪玉兰继续遭迫害,恐第三次坐牢*

在北京,倪玉兰的厄运还没有划上句号。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之后,倪玉兰在前章胡同的住宅被强拆,倪玉兰被捕判刑。当年12月18日,西城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残疾人倪玉兰有期徒刑二年。2002年,倪玉兰曾以同样罪名坐牢一年。

*上书陈冤,石沉大海*

倪玉兰的丈夫董继勤对美国之音说,倪玉兰被关押后,九个月内一直不获准与家人见面。董继勤将拆迁相关案件通过网上举报中心举报至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董继勤还通过各种渠道将此案报告给了最高人民法院,倪玉兰自己也“多次上书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反映真实情况”,但都石沉大海。

*第三次开庭,法院通知撤卷补充侦察*

2011年11月24日,北京西城法院原定开庭审理倪玉兰案,按照检方起诉,倪玉兰可能被第三次判刑。但是,开庭前一日,也就是23日,法庭突然口头通知倪玉兰的律师程海,此次庭审取消,检察院要求撤回卷宗补充侦察。程海办案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法大?还是政法委大?*

在中国,案子的审理,通常不是法庭而是其上级党的政法委领导来决定输赢或是刑期长短。不知是政法委、还是法庭、还是检察院哪位领导突然良心发现,导致这次案子退回补充侦察。程海估计,检察院会继续搜集证据然后法庭重新开庭,但如果证据仍然不足,也不排除检方会撤销起诉。

*美驻华大使看望倪玉兰*

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 Jr.),在他离任前(2011年2月11日),曾到了倪玉兰和董继勤临时栖身之地,看望了这对夫妇。洪博培,作为美国人民的代表,在美国拆迁户凯露和中国强拆户倪玉兰之间,划上了代表某种关联的符号。

“印第安人杀手”和中国拆迁


有人把现阶段的中国比喻为美国19世纪末期野蛮的资本积累阶段,但仅就拆迁而言,中国所处的阶段似乎更早更原始,与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执政时期相似。

绰号“老山胡桃”的杰克逊有一个更具杀伤力的名字:“印第安人殺手”。这个名字源于他对美洲土地的主人--印第安人的野蛮拆迁,把印第安人毫不留情地驱赶到中西部,不得讨价还价,印第安人可以做的,只是自求多福和向天祷告。

尽管白宫正门处,立着杰克逊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塑像,但史书和民间记录上,少不了有关他这一恶名来历的记载:

以下是维基百科的文字:

时至今日,安德鲁·杰克森总统在职期间最受人争议者,或为其印地安人相关政策。杰克森为印地安人排除政策之倡议者,他于1830年签署印地安人排除法桉,成为一项法律。与公众的误解相反的是,该项排除法案并未下令遣走任何印地安人,而是授权总统与印地安部落洽商购地条款,即以东部的部落所有地,交换当时已有州界以外之西部遥远国土。据传记作家罗伯特·雷米尼(Robert V. Remini)所言,杰克森因主要是因见及大英帝国与西班牙于之前数次战争中招募美国境内的印地安人,而为国家安全的理由推行此政策。史学家安东尼·瓦列斯(Anthony Wallace)说,杰克森未曾公开倡言强行搬迁印地安人,而是以商订条约为优先:他在职期间批准近七十条的印地安条约─其中许多为购地桉─数量冠于历届政府。

排除法桉在美南大受欢迎。该处人口暴增,且于却洛奇族(Cherokee)的土地内发现黄金,在在都增加了索求部落土地的压力。乔治亚州与却洛奇族在管辖权上不断发生冲突,直1832年告终。当年最高法院在乌斯特对乔治亚(Worcester v. Georgia)一案中,裁定乔治亚州不准于却洛奇族的土地上行使州法。对于本案,杰克森经常被引述的话为:“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做下的决定,就让他自己去执行吧!”而杰克森可能根本没这麽说过。众口相传关于杰克森蔑视最高法院并强迁印地安人的故事并非事实。就法律上来说,杰克森对乔治亚境内却洛奇族人的行为其实并无十足的干涉权。

在法庭判决失利后,杰克森却仍利用乔治亚危机对却洛奇族施压,迫使酋长们签下迁移条约。由杰克森的老战友之一瑞及少校(Major Ridge)所领导的一群却洛奇族人与杰克森政府签下约耶寇塔条约(Treaty of New Echota),该约因遭大部分的却洛奇族人否决而在合法性上具有疑义。然而杰克森的继任者马丁·凡·勃伦严格执行条约内的条文,导致数以千计的却洛奇族人身死于“泪水小径”(Trail of Tears)上。但始作俑者为杰克森以不正当手段迫签条约引起,事实上,杰克森任内一系列的印地安人迁移条约,仍是透过各种非法手段威胁利诱酋长们所签订的「合法」契约。

杰克森执政期间,向西迁移了超过45,000名的印地安人。杰克森政府当时耗资六千八百万美元,及三千两百万英亩(十三万平方公里)的西部国土,购下了一亿英亩(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印地安人土地。搬迁的进程普受美国人欢迎,却使印地安人各族受苦,甚至死亡。杰克森当时因在这些事件之角色而遭非议,批评逐年增长。罗伯特·雷米尼称这段搬迁印地安人的时期为“美国历史中最令人不快的一章”。

2011年11月29日星期二

被欧元联合的欧洲不等于美国的三大理由


作者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Martin Feldstein,发自剑桥/在一个国情千差万别的国家集团中推行单一货币必将引发某些负面后果,而欧洲目前正为此焦头烂额。但希腊的预算危机以及意大利、西班牙两国的破产风险只不过是单一货币所导致的其中一部分问题而已。欧洲各大银行的脆弱性,高失业率以及欧洲各国之间的巨额贸易不平衡(德国拥有2000亿欧元经常账户盈余,相反其他欧元区国家合共存在3000亿欧元的经常账户亏损)也是因为欧元的推行而导致的。

经济学家曾经警告一个全欧洲通用的单一货币将造成严重问题,但那些坚持在1999年启动欧元的欧洲政治家却忽略了这一点。欧元的鼓吹者们把注意力放在了欧洲政治整合的目标之上,并将单一货币视为培养政治认同感的其中一环。他们用“一个市场,一种货币”这样的口号来发动群众,声称只有依靠一个单一货币才能最终建成欧盟自由贸易区。

然而历史和经济学逻辑都无法支撑上述观点。事实上,尽管27个欧盟成员国中只有17个使用欧元,但欧盟贸易依旧运作良好。




但对欧洲官员和其他为欧元辩护者来说,他们的核心论据是既然一个单一货币能在美国通行无阻,那么在欧洲也应该行的通。毕竟欧美双方都是大型洲际经济体,内部也参次不齐。但这个论据却忽视了美欧之间的三个重要差别。

首先,美国基本上是一个单一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可以从失业率不断上升的区域向职位想对充裕的地区流动。而在欧洲,各国劳动力市场实际上被语言,文化,宗教,欧盟成员国资格和社保系统等各类障碍割裂开来。

虽然某些欧洲劳动者确实能在各国间迁徙,但由于缺乏美国劳动者所拥有的高度流动性,欧洲的总体失业率只有在高失业率国家实行宽松货币政策之后才能有所下降,但这条路已经被单一货币堵死了。

第二个重要差别则是美国拥有一个中央财政系统。个人和组织把大部分税款交给了位于华盛顿的联邦政府,而非所在地(州)当局。

因此当一个州的经济活动落后于其他州的时候,该州的个人和组织向联邦政府缴交的税款也会相应减少,同时来自联邦政府的资助额(失业津贴以及其他转移支付项目)也会相应增加。大体上看,马萨诸塞州或者俄亥俄州每出现1美元的GDP下降,所引发的税率变更和转移支付就将冲抵其中40美分,也因此起到有效的财政刺激作用。

而欧洲则不存在类似的抵消行为,因为纳税人上缴的税款(以及接受的转移支付)基本上全部针对各国政府。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特别保留了成员国收税以及进行转移支付的权力,而这也反映出欧洲各国并不愿像美国各州那样互相进行转移支付。

第三个重要区别是美国各州的宪法都规定要平衡每年的预算。在年景好的时候设立“纾困基金”以备衰退的同时,各州的“一般责任(general obligation)”借贷仅限于修建公路或者学校项目。即便是加利福尼亚这样看似挥霍无度的州,其当前年度预算赤字只是GDP的1%,一般责任债务也仅相当于GDP的4%。

这些在州层面的预算赤字限制政策正是美国各州无法印钱来填补赤字空缺的逻辑结果。这些宪法规定防止了各州出现欧元区那样的赤字和借贷问题,而资本市场也忽略了各单一欧洲国家缺乏货币独立性的事实。


即使欧元区能进化成为一个更加明确的政治联盟,也无法发展出美国经济的上述特质。尽管德国以及其他各方依然大力鼓吹政治联盟的形式,它也无法实现一个美国式的中央税收系统,因为这会令德国纳税人承担更多资助其他国家政府项目的压力。而这种政治联盟也无法提高欧元区内的劳动者流动性,更无法解决共同货币政策对经济循环状况各不相同的国家所带来的问题,同时也不能改善竞争力的国家的贸易状况,因为它们无法降低自身的货币汇率。

或许加强欧元区政治联盟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授予德国控制其他国家预算并修订相关征税和支出政策的权力。但这种主权的正式让渡只能增加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之间业已存在的紧张和冲突。

马丁·费尔德斯坦,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以及权威智库“国家经济研究局”总裁。

2011年11月27日星期日

丹麦拉中国入北极令加拿大警惕


近日丹麦驻华大使在北京的一次讲话,被加拿大媒体视为拉开了一场大博弈的帷幕,博弈地点包括加拿大的北极地区。10月28日,丹麦驻华大使裴德盛力挺中国“在北极有当然和合法的经济和科学利益”,并称“丹麦政府希望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的正式观察员。”对此,加拿大的北极问题专家分析说丹麦人想籍此提升自己在北极理事会的影响力,吸引中国投资帮助开发位于北极的格陵兰岛,加拿大人呼吁针对中国在北极地区的野心和扩张,加国必须采取强硬对策。

1996年成立的北极理事会,规定只有在北极地区拥有领土的国家才能成为其成员国,目前八个成员国是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俄罗斯、瑞典和美国,正式观察员有法国、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和波兰六国。理事会每两年举行一次部长级会议讨论是否增加新的正式观察员,09年4月的会议未能批准中国、欧盟、意大利和韩国成为正式观察员国。

从2009年到2011年担任北极理事会主席国的丹麦,在今年一改维护生态系统的立场,主张对资源丰富的北极地区进行商业开发。丹麦还希望通过接纳新国家成为理事会观察员的做法,增强其作为解决北极问题的重要机构的合法性。丹麦外交大臣曾表示“过去关于北极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环保问题上,当时主要谈论的是要将该地区变成一个巨大的自然保护区。但现在,应当利用这一地区的商业和经济潜力。”据美国地质勘探局估算,丹麦极地区域的石油储量为:格陵兰岛西岸310亿桶,格陵兰岛东岸170亿桶。整个北极地区的天然气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30%,石油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10%。

尽管在2009年受挫未能成为正式观察员,中国并没有放弃在北极地区的努力。今年8月,俄罗斯《观点报》指中国正“向北极理事会施压,希望在谈判桌前获得一个席位,从而能分得一块北极蛋糕。”丹麦驻华大使裴德盛在北京的讲话,无疑是北京外交努力的成果,这令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休伯特(Rob Huebert)慨叹“中国作为一个更自信的国家出现在国际社会,正改变着国际地缘政治的现状。”加拿大国防和外交学会(CDFAI)高级研究员大卫-博古森(David Bercuson)指出:“丹麦可能想借中国提升自己在北极理事会的地位,也令中国人在北极分得一块蛋糕,以免北极资源被加拿大、美国和俄国瓜分。”

《温哥华太阳报》认为中国自04年在挪威斯瓦尔巴群岛建立首个北极科学考察站以来,对北极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北极未来的航运通道可以为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输送资源,中国计划在三四年内派遣三个北极探险队,一艘八千吨级的破冰船也将建成使用,使中国在北极的船舶增加到四艘,这些都是中国北极战略的组成部分。

2010年,卡尔加里大学历史系教授大卫怀特(David Wright)在其《熊猫遇见北极熊,中国与加拿大的北极主权冲突》一文中,指“加拿大北极地区拥有中国渴望的一切,从自然资源到航运通道,尽管现在还看不到中国成为未来北极武装冲突的一方或提出领土要求的可能性,但有可能更多地在北极事务中发声。”

怀特指中国学者正在研究加拿大对北极地区特别是西北航道拥有主权的说法,中国人希望北极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以及海上通道,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而这种看法显然与加拿大对北极的主权要求发生冲突。同时担任加拿大国防和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的怀特指出:“西北航道是加拿大北极主权的核心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对中国漠视加拿大北极主权的态度保持警惕。”

《温哥华太阳报》引述分析家的话说,如果北京主张西北航道属于国际航道,可能会影响到中国自己对南中国海、钓鱼岛甚至台湾的领土主张。针对对加拿大主权的质疑,加拿大最好以功代守,卫星、破冰船、巡逻艇和其他军事存在与外交努力一起上。

2011年11月22日星期二

达赖喇嘛:武力建立不了真正的民族和谐


达赖喇嘛日前致函《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鼓励内蒙古人“通过对话、论坛这一正常渠道,探讨目前亟待解决的民族和民主问题”,并希望蒙汉双方“达成更多的共识,实实在在地建构一条民族理解的桥梁,推动中国民主进步。”达赖喇嘛同时还告诫中国政府“武力之下,建立不了真正的民族和谐。”

首届《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于11月21日和22日在德国科隆近郊小城勒沃库森举行,四十多名流亡的维吾尔人、藏人、蒙古人以及海外中国民主活动人士与会,会议就“蒙古文化和历史”、“ 经济高速发展下的生态代价”、“民族文化与宗教信仰”及“民族发展与民主政治”等主题展开了探讨。

会议主办者之一、流亡德国的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认为历史文化、宗教传统以及政治因素是构成蒙汉两个民族矛盾的根本原因,经济高速发展使中国对内蒙古资源进行了掠夺性的开发,草原生态遭受极大的破坏,他呼吁“中国设立内蒙古环保基金”,以保护原住民生存环境和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海外内蒙古人主要集中居住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地,1997年内蒙古人民党在美国成立,1998年曾一度考虑成立流亡政府。这次研讨会之后,流亡者们准备成立南蒙古大议会筹委会。

2011年11月20日星期日

席海明谈建立蒙古文化特区的设想


今年5月内蒙古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打破了存在于这一紧邻北京的民族地区多年的平静,令中国政府深陷民族矛盾蔓延升级的危机之中。2011年,是几个令北京敏感的民族频繁发生变故的一年:春天流亡藏人的民主选举隆重登场,夏天哈佛博士洛桑森格成为新一代的藏人政治领袖;新疆和田和喀什地区连续发生暴力冲突;贯穿全年的四川西藏藏人的自焚接力。

在维吾尔人和藏人以血与火的形式与北京展开激烈抗争的同时,蒙古问题将于11月21日和22日在德国以“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的形式登场。正在筹备此次会议的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在与记者的电话访谈中多次提及蒙古佛教徒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赞赏其理性的中间道路,在这次会议中,他准备向北京提出“建立蒙古文化特区”的温和设想,因为他认为“保护内蒙古草原,也是保护中国灿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今年是1981年内蒙古学生运动30周年纪念,5月份的大规模抗议更为研讨蒙古问题提供了契机,作为当年学运的领导者,席海明很欣慰地看到新一代蒙古人成为5月抗议活动的参与者,看到30年前蒙古学生运动的精神被传承,他认为在此前,在海外谈蒙古问题是天方夜谭,有自我炒作之嫌,5月抗议使蒙古人问题浮上台面,也引起了世人关注。

在解释为何回避独立问题时,席海明引用了胡适的话“少谈主义,多谈问题”,他相信目前空谈独立没有实际意义,独立要等中国民主化后才有可能,所以这次会议将聚焦具体问题,而设立“蒙古文化特区”,就是他提出的具体问题之一。

谈到当前内蒙古的文化状况,席海明提到了流行的文化旅游点,在那里有摔跤和歌唱表演供游人观赏,但那不是文化,因为内蒙文化的核心是草原,在未来的文化特区里,保护草原应该成为特区的核心。他说:“开矿的拿出钱来保护草原,让蒙古人继续放羊,拿出资金保护蒙古书籍和文化,以保存蒙古人的传统。实现取自于草原,用之于草原。而不是把蒙古文化弄成旅游点,或是博物馆里的展览物,让蒙古文化真正具有生命力。”


席海明注意到5月份在内蒙发生的压死人事件,最近又在鄂尔多斯重演。他认为中国现代化需要资源,蒙古人无法阻拦中国人开矿,但反对目前这种掠夺性的开采,应该采用建设性的方式,即在采矿时,不但要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还要为恢复环境设立基金。席海明说内蒙古目前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当地的蒙古人从开矿中得不到任何利益,获利者都是太子党家族和当地的贪官污吏,中国政府应该拿出一部分钱让当地人获益,以减缓冲突。

多年来,内蒙古草原经受了文革期间的农业化冲击和破坏性开垦,开放后的采矿业又使牧区的生态雪上加霜,在席海明看来,现在搞文化特区虽然晚了点,但亡羊补牢犹未迟也,如果继续在内蒙古不计后果的盲目采矿,将会给全世界带来灾难。他说:“草原被破坏后,造成蒙古人的人权问题,因为我们游牧民族生存的根基就是草原,草原没了,马也没了,蒙古人失去了落脚点。”

席海明认为既然北京坚持内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就应该同等对待和发展,不能让内蒙古成为中国的第三世界,文化特区的建设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说中国在香港设立了政治特区,如果再在内蒙古设立文化特区,会让世人感叹中国海纳百川的气魄,而不会像现在这样因为只想同化别人,令人有文化上的危机感。他还认为蒙古文化特区可以为中国在与外蒙及俄国之间建立起缓冲区,就像西藏是中国与印度的缓冲区一样。

2011年11月19日星期六

形同雇佣兵:北京首批进藏兵两年补助11.2万


11月20日,首批300名来自北京的进藏兵将启程前往西藏,进藏兵所获补贴是其他地区新兵的一倍之多,两年补助达到11.2万元人民币。

北京的媒体报道说,西城区选拔出的25名进藏兵中,至少16人为北京人,13名是在校大学生。他们年龄最大的1988年出生,最小的1993年出生,刚满18岁。他们将分别赴西藏林芝和昌都服役。

西城征兵办介绍,对于北京首批进藏兵,优惠政策非常多。首先就是抚恤金较普通兵翻倍,社会青年两年可达11.2万,在校大学生两年7.2万。其次,回北京后均安排事业单位编制,如果不想在事业单位也可以调剂至国有企业。同时,可在北京落户,在校大学生完成学业后享受同样待遇。如果不用安排工作,一次性补助6万。大学生还享受学校的3万元补助及国家给予的每学期6,000元的学费补偿。

有勇尚需有谋:达赖喇嘛质疑自焚的效果


自今年3月首宗自焚发生在四川以来,达赖喇嘛一直将自焚归咎于中共的残酷统治。自焚人数增多引起国际关注,10月德国政府在向中国政府发出呼吁的同时,也呼吁达赖喇嘛平息藏僧自焚之火。

11月18日,达赖喇嘛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首次表示“不鼓励喇嘛自焚的举动”,并质疑“这种自焚方式的效果”。

关于达赖喇嘛的表态,英国广播公司英文网的标题是“Dalai Lama questions wisdom of self-immolations”(达赖喇嘛质疑自焚的明智性),BBC中文网的题目是“达赖喇嘛对藏族僧尼自焚深表担忧”,美国之音所用标题与BBC英文网相同。

以下分别是是BBC中文网和英文网的报道:

达赖喇嘛对藏族僧尼自焚深表担忧

2011年11月19日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表示,他对越来越多的中国藏区僧尼以自焚的方式反抗中国对西藏的统治感到非常担忧。

达赖喇嘛对BBC表示,他不鼓励喇嘛自焚的举动。

达赖喇嘛说,毫无疑问,这些喇嘛自焚是需要勇气的,但他对这种自焚方式的效果提出了质疑。

自今年初以来,中国四川阿坝甘孜藏区已有11位藏人自焚。

据BBC获得的据悉是一位尼姑自焚的录像片段显示,这位尼姑自焚的那一刻,周围的群众因震惊而尖叫了起来。不久,自焚现场被中国保安部队封锁。

令人震惊的这段录像片段后来被人悄悄带至印度,并展示给了BBC记者。

BBC记者安德鲁·诺斯说,藏族僧尼正用自焚这种新的方式来反抗中国对西藏的60年统治。

不过,对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来说,僧尼自焚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有什么样的效果?”

达赖喇嘛在接受BBC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不鼓励支持者采取中国当局所称的“牺牲自己”的方式表达诉求。

达赖喇嘛说,问题在于,自焚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他说:“问题在这里。自焚需要勇气,非常大的勇气。但是,那样做有什么效果呢?”

达赖喇嘛指出,只有勇气是不够的,还得运用智慧。

当记者问及达赖喇嘛是否担心自焚的行动会令藏人的境况更遭时,达赖喇嘛说:“很多藏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达赖喇嘛说,“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藏人被杀害,或在受酷刑后死亡。没有人知道。”

他说,“确实有很多人受苦。可自焚有什么用呢?汉人只会以更严厉的方式回应。”

中国当局指责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煽动自焚事件”,“分裂祖国”,并说煽动自焚是不人道的行为,而且绝不会成功。

BBC记者诺斯说,越来越多的僧尼自焚显示了藏人的绝望情绪。

他说,藏人知道西方国家支持推翻独裁政权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但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西方国家显然低调很多。这使藏人的抗争方式选择有限。

他补充说,据来自藏区的迹象显示,有越来越多的僧尼准备为抗争而作出牺牲。

Dalai Lama questions wisdom of self-immolations

The Dalai Lama speaks exclusively to the BBC about his worries for Tibetan monks and nuns

The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 the Dalai Lama, says he is very worried about the growing number of monks and nuns setting themselves on fire to protest against Chinese rule in Tibet.

He told the BBC he was not encouraging such actions - saying there was no doubt they required courage, but questioning how effective they were.

There have been 11 cases of self-immolation so far this year.

Most have resulted in death - the latest a 35-year-old nun two weeks ago.

The BBC has obtained graphic footage of the moment she set herself alight, prompting horrified cries from onlookers. Later, Chinese security forces flooded the area.

The shocking video footage was smuggled across the border to India and shown to the BBC.

Tibetan monks and nuns are using self-immolation as the latest tactic in their struggle against 60 years of Chinese rule, says the BBC's Andrew North.

But it is a sensitive issue for the man they are dying for - the Dalai Lama, the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
'How much effect?'

In an interview with our correspondent, he said he was not encouraging his followers to sacrifice themselves - as alleged by China.

"The question is how much effect" the self-immolations have, the Dalai Lama said.

"That's the question. There is courage - very strong courage. But how much effect?

"Courage alone is no substitute. You must utilise your wisdom."

Asked whether he feared the actions could make life worse for people in Tibet, he said: "Many Tibetans sacrifice their lives.

"Nobody knows how many people killed and tortured - I mean death through torture. Nobody knows.

"But a lot of people suffer. But how much effect? The Chinese respond harder."

China has condemned the self-immolation campaign as immoral and inhuman, saying it will never succeed.

The growing number of monks and nuns prepared to set themselves on fire is a sign of increasing desperation in Tibet, our correspondent says.

They know while the West has backed the Arab Spring, with China it talks with a much quieter voice, he says.

That leaves Tibetans with few options to shine a light on their struggle.

From inside Tibet, the word is that more monks are preparing to make the ultimate sacrifice, our correspondent adds.

2011年11月17日星期四

秦宜智下齐扎拉上:藏人治理拉萨

8月到11月,北京在西藏有人事大调整,先是陈全国调任西藏一哥,近来更有突然动作,将连任不到一个月的46岁汉人换下,由53岁藏人齐扎拉替代。在同一天,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书记换人,不过与拉萨不同的是,新旧一哥都是蒙古人。

尽管齐扎拉并非首位担任中共拉萨书记的藏人,但在西藏局势紧张敏感的今日,首府突然换帅,绝非没有特别用意。目前,齐扎拉领导着一个有着7名常委的拉萨市委,其中有担任市长一职的阿里藏人多吉次珠,担任人大主任的藏人警察出身的洛桑旦巴,甘肃汉人、公安局长杨万福,江苏汉人、市委党校校长焦建俊,北京来挂职的市委常务副书记贾沫微,四川汉人、市委组织部长王茂雄,汉人政法委书记刘江。

以下是新华社的新闻:

据新华社报道,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决定,由藏族干部齐扎拉任拉萨市委书记,在10月18日获得连任的汉族干部秦宜智不再担任拉萨市委书记。

15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决定,齐扎拉任拉萨市委书记,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一职。秦宜智不再担任拉萨市委书记。




前拉萨市委书记秦宜智,一届任期仅28天。10月18日下午,中共拉萨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秦宜智当选市委书记。

  秦宜智出生于1965年,在刚结束的西藏党委换届中继续担任常委。

  齐扎拉简历




  齐扎拉,男,藏族,1958年9月生,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建塘镇人,中国共产党员,研究生学历,1979年12月参加工作。

  曾任乡团委书记、县团委副书记、县委党校校长、宣传部长、县委常委;

  1990年6月,任中共中甸县县委副书记;

  1994年8月任中共中甸县委书记(1995年8月至1997年12月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政法专业本科班学习;1996年9月--1998年7月在云南民族学院经济管理系民族文化与民族经济专业学习);

  1997年8月至2000年2月任中共迪庆州委常委兼中甸县委书记;

  2000年2月至2001年4月任中共迪庆州委副书记兼中甸县委书记;

  2001年4月至6月任中共迪庆州委副书记、迪庆州代理州长;

  2001年7月任迪庆州委副书记、迪庆州州长;(2006年1月至2008年1月在中央党校导师制在职研究生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2007年3月任迪庆州委书记、迪庆州州长。

  2007年6月至2010年6月,任中共云南省迪庆州委书记;

  2010年6月,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迪庆州委书记;

  2010年10月,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政协党组副书记;

  2011年1月至2011年11月,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2011年11月,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拉萨市委书记。

被印度指称躲在中国的叛乱头目巴鲁阿


印度情报官员指称印度分裂组织“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ULFA)”领导人巴鲁阿(Paresh Barua)已经在靠近缅甸的中国云南城市瑞丽躲藏了一个月。“他过去一个月一直躲在中国境内,而他装备沉重的东北叛军则撤离塔加(Taga)堡垒向西南方向的原始森林10公里更深处寻找据点。”

中国对此项指控予以否认。据BBC报道,中国媒体引述中国南亚问题专家的话说,印度长期支持达赖喇嘛,所以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也会支持印度的分裂组织,但中国没必要支持印度的分裂组织。

54岁的巴鲁阿被印度政府控以杀人及恐怖主义罪行,印度还指控缅甸政府长期庇护巴鲁阿及他的叛军。

以下是维基百科对巴鲁阿的介绍:

Paresh Barua (or Paresh Barua) is a rebel leader, born in 1957 at Jeraichakali Bhariagaon, Assam, India. He is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militant group ULFA.

He worked in railway from 1978 to 1982, and for Oil India Limited at Duliajan for some time. In 1989 he came in contact with Nagaland Rebels and Kachin rebels based in Myanmar, who provided strategic training to his group.

Before joining ULFA, Paresh was a soccer player, who played for Dibrugarh district, and for the Dibrugarh University. Eventually he becoming the most dependable full-back of the Dibrugarh Railway team. Today he is the leader of the armed wing of ULFA.

Paresh Barua lived in Bangladesh since 1990s till 2009 using alias Kamruj Zaman Khan.

Around 2008, he was in constant communications with Assamese author Indira Goswami who was acting as a mediator in a proposed peace talk between ULFA and Government of India.However, the talks did not materialise because of the alleged insistence of Baruah on the question of sovereignty of Assam.

The peace talks resumed by the second half of 2010 when the majority of the ULFA leadership, including the outfits Chairman Arabinda Rajkhowa were caught by the Bangladeh security forces and handed over them to India. However, Paresh Baruah managed to escape and presently, he is said to be living in Yunan, a border district of China near Myanmar. Baruah has since been taking a hard stance on the issue of peace talks and rules out any negotiations with Government of India without addressing the question of independence for Assam. On 19 January 2011, he created a sensation in the local media by publishing a group photo of him along with 100 armed cadres with full camouflage uniform. This is the first photograph of Baruah since early 1990s.


以下是印度斯坦时报对他的最新报道:

Ulfa chief hiding in China: reports
Sanjib Kr Baruah,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November 14, 2011

The leader of the anti-talks faction of the United Liberation Front of Asom (Ulfa) Paresh Barua is now firmly entrenched in the Chinese border town of Ruili, intelligence sources have said. "For the last one month, Barua has been sitting in Ruili in China's Yunnan province, although his cadres and other northeastern insurgency groups have moved to new locations by moving another 10 km deeper into the jungles from the earlier bastion of Taga," an intelligence official said.

"The camps were shifted on the directions of the Myanmarese authorities who had made a show of launching anti-insurgency operation in a bid to pacify India which had been demanding action."

While Barua is in the Chinese border town famous for its jade trade, his 250 heavily-armed fighters, have moved to the new location about 10 km south-west of Taga. Located in a Kachin-dominated area of Myanmar, Taga is about 70 km away from the Indo-Myanmar border. It is also home to insurgents from the National Socialist Council of Nagalim (NSCN), United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a Manipuri outfit) and others.

Intelligence sources believe the Paresh Barua faction to have recouped and organised its operational strength with new recruitments from the Upper Assam districts of Tinsukia, Dibrugarh and Sivasgar.

From November 2010 to June 2011, it is said to have recruited more than hundred youths who have been sent for arms and operational training in the Myanmar-China border.

While Barua remains adamant on sovereignty to Assam, another faction headed by Ulfa chairman Arabinda Rajkhowa has initiated a process of parleys with the government with safeguards for the indigenous Assamese as one of the core planks in the talks agenda.

The Ulfa was formed in Sivasgar 32 years ago by six individuals including Arabinda Rajkhowa with complete sovereignty and independence from India as its avowed goal. More than 12,000 people have lost their lives in Assam in a three-decade long insurgency.

格尔登仁波切紐約记者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纽约报道/今年三月以來在西藏發生多起西藏僧侶自焚的事件。流亡印度的格尔登寺最高导师格尔登仁波切十六号在紐約举办记者会,向媒体通報情況。

十一世格尔登仁波切介绍,今年三月以来,已确认有11位喇嘛和尼姑在中国大陆自焚,其中六人死亡,五人被中国政府抓走,下落不明。

在海外也有两起年轻藏人试图在印度和尼泊尔的中国大使馆前自焚。300多喇嘛被抓,一些人逃跑,一些人被放回,但是大部分没有音信。

他说,这是三代藏人的伤痛,主要是中国政府的强硬政策造成的。

“这应了毛泽东说的那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2008年以来,高压政策已经超出了藏人临界点,可以说整个西藏都是在军事管制之下。藏人没有保护环境的自由,没有宗教自由和迁徙自由。

尤其今年三月以来,对西藏阿坝的格尔登寺设置监听、监视,把僧侣分成55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所谓爱国主义教育的课本,实质就是一个意思,要听中共的话。还从附近的县调来几百名干部,跟僧人分别问话,“你的思想和立场转变过来没有?”

格尔登仁波切说,中共在隐瞒事实,对内欺骗中国人。藏人为了保证自己不再杀生,送交到寺院一些旧武器,现在却被中共用来指责僧人使用武器。自焚的藏族喇嘛盘措的叔叔是要去救他,却被指为凶手。

“中共的法律系统毫无公正可言。都是腐败的、可以买通的。”

目前喇嘛生活在恐惧中,担心又会被安上其他虚假的罪名。

格尔登寺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四川、甘肃、青海有不同的寺院。格尔登仁波切是这些寺院的最高导师。十一世格尔登仁波切1959年逃离西藏,他非常希望能回到故土,看看那里的情况。

他呼吁中国政府,“如果你有真相,就让外界看看。”

记者问,胡锦涛曾经在西藏用血腥的方式镇压藏人,现在坐到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位子上,对达赖喇嘛要求的对话置之不理,如何仍期待与之对话?

格尔登仁波切说:“中共总是对别人说,不许做这,不许做那。这是根植于共产党文化中的。用暴力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共产党领导人的共识。任何人有异议就会遭到怀疑。中共从上到下都是这样的文化和思维方式。有不同意见的人需要勇气才能说出来,但是中共领导人没有这样的勇气和远见。而藏人寻求的对话解决,不一定是和胡锦涛或中共的某个人。这是一个长期目标,哪怕需要几代人完成。”

记者会由中国人权主办,并通过网络直播,与北京、上海、香港的17位媒体人连线,包括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美国国家广播电台、英国卫报、莱比锡人民报、多伦多星报、南华早报等。

2011年11月12日星期六

郎咸平所述中化集团收购加拿大钾肥案真伪


郎咸平在其10月22日沈阳秘密演讲中,抛出了“美国政府搞垮中国制造业”的阴谋论,直言“中国政府已经破产”,其内容从“美国如何击败苏联”,到“定价权之战”无不轰动,他还提及中化集团在加拿大收购钾矿一案来讥讽中国国企境外收购热,但他举例的钾矿收购案,早在一年前就胎死腹中,未能成交。

近年来不时爆出中国国企成功收购他国矿产的消息,诱发有关中国国力强大和威胁论等联想。郎咸平冷言“美国跟加拿大政府透过定价权,掌控石油和钾矿”已达“最高境界”,他随口说出中石油和中化集团两个例子,证明中国国企收购,逃不脱西方国家掌控“定价权”的“魔爪”。

郎咸平说所谓的中石油伊拉克独家开采权,就是中方出资金人员和设备开采原油,以2美元一桶的低价贱卖给伊拉克南方石油公司,美国人再以3美元一桶的价格收购,以每桶120美金卖回给中石油。郎咸平感叹这就是中石油独家开采权的奥秘,因为美国人根本不重视矿,只重视定价权。

接着郎咸平谈到了中化集团收购加拿大钾矿的案例:“中化集团要去加拿大收购三家钾矿,加拿大钾矿,摩萨耶克钾矿(The Mosaic Company)和安格瑞恩(Agrium)钾矿,加拿大政府对中化集团大表欢迎。这令我觉得很奇怪,这可是国家资源呵,怎么可以让一家外国公司收购呢?”

收购案发生在2010年9月,中化集团一度有意收购加拿大钾肥,初步评估需要400至600亿美元才能控股这家全球最大的钾肥生产公司。就在当月,收购计划被放弃,原因是资金实力欠缺和顾虑钾肥产能将过剩。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化集团考虑收购的只是加拿大钾肥公司(Potash Corp of Saskatchewan)一家,何以被郎咸平说成了三家呢?原来是这三家钾肥公司组成了加拿大钾肥出口联盟(Canpo-tex),郎咸平称自己对此作了深入调查:“加拿大政府的法令规定,三家钾矿公司对内必须杀价竞争,低价图利加拿大百姓,对外根据法律,必须各出资三分之一,成立一家联合营销公司康普特斯集团,垄断资源,控制定价权。”

这三家加拿大公司不能自行销售,只能通过钾肥出口联盟,以高昂的国际价格卖给中国。郎咸平的这种说法也正是中化集团最初的顾虑。据2010年9月18日的《经济观察报》报道:“中化集团关注的下一步包括,如何处置加拿大钾肥出口联盟与加钾的关系。”因为前者“控制的销售量占到了全球钾肥贸易的近30%”,它“不仅决定了中化化肥每年从加拿大进口的钾肥价格,而且只能通过钾肥联盟的销售渠道进口。”

郎咸平在演讲中顺势就这一不存在的收购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有人问,既然中化集团控制了三家钾矿,为何不能以最大的股东身份,顺便控制康普特斯?1985年,加拿大出台了竞争力法案,其第五条第十五款规定,如果中化集团收购三个钾矿之后,任何企图控制康普特斯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最高可以判处中化集团法人十四年的徒刑,罚款2亿加币。”

郎咸平4小时的演讲洋洋洒洒,但细究起来存在疏漏偏差。目前在加拿大收购钾矿的,不是中化集团,而是来自山东济宁的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它在郎咸平演讲前的一个月,以2.6亿美元收购了加拿大19个钾矿,其中11个是从德文涅钾肥公司购得,另8个来自北大西洋钾肥公司。

2011年11月10日星期四

被印度电影审查制度激怒的藏人


印度电影审查部门(CBFC)要求删除一部新片中的“雪山狮子旗”画面,原因是不愿影响印度与中国的关系。这部影片原定在11月11日上映,导演是40岁的Imtiaz Ali,新片名为《Rockstar》(摇滚明星)。

这一决定引起印度各地一万名流亡藏人的愤怒,自由印藏协会(SFT)表示,这一决定伤害了全球藏人和支持藏人的印度人,在旭日中飘扬的旗帜象征着藏人对中国统治的反抗。“正当12名僧侣尼姑以自焚来反抗中国的残暴统治时,印度电影局却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周五将上映的《Rockstar》讲述了一名音乐家离开幸福家庭,追求事业成功的故事。引起争议的情节是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拍摄:当歌手Ranbir唱"Saada Haq"时,一群粉丝们挥舞着自由西藏的旗帜。

电影审查纠纷使达兰萨拉派出一名代表在周三专程前往位于孟买的电影审查委员会,同委员会主任Pankaja Thakur见面。一名见过Thakur的藏人作家Tenzin Tsundue表示“这次电影审查不顾印度支持西藏和热爱达赖喇嘛的事实,不顾流亡藏人在印度52年的历史,也践踏了印度艺术家的表达自由。”

以往宝莱坞电影在敏感的藏人问题上,很少持支持立场,《摇滚明星》是少有的一部,但还是被印度主流电影所不容。印度电影审查部门还在10月份,把宝莱坞大片《Azaan》中有“中国”的字眼静音。

雪山狮子旗1912年由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确立为藏军军旗。

2011年11月9日星期三

噶玛巴今天呼吁藏人停止自焚


路透社11月9日从北京发出报道,称流亡佛教领袖噶玛巴周三向中国境内的教徒们发出呼吁,停止自焚,并希望能找到更有建设性的方法来促进藏人的事业。(这是自3月首例自焚发生以来,首位流亡的藏传佛教领袖公开呼吁停止自焚,虽然晚了些,但总好过沉默无语。)

噶玛巴称赞今年在四川自焚的11位藏人的勇气,在绝望中用行动来反抗压迫。他通过电子邮件发出声明说:“局势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艰难,但困难的局势更需要我们的勇气和坚定。每一次自焚的消息都让我的心感到刺痛,在佛教教义中,生命是宝贵的。我们需要保存我们的生命来达成我们的目标,我们藏人人数本身就为数不多,每一个藏人的生命对于我们的事业都是珍贵的。”


Senior exiled Tibetan urges end to immolations

(Reuters) - One of Tibet's most senior exiled Buddhist leaders, the Karmapa Lama, appealed on Wednesday for Tibetans in China not to set themselves on fire, saying he hoped they found more constructive ways to advance their cause.

The Karmapa Lama fled Tibet in 2000 and lives in exile along with the Dalai Lama in Dharamsala in northern India, the center of the self-proclaimed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The Karmapa Lama said the 11 Tibetans who have set themselves alight so far this year in the southwestern Chinese province of Sichuan were "brave," acting in desperation "against the injustice and repression under which they live."

"The situation is unbearably difficult, but in difficult situations we need greater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he said in an emailed statement.

"Each report of self-immolation from Tibet has filled my heart with pain," the Karmapa Lama said.

"In Buddhist teaching, life is precious. To achieve anything worthwhile we need to preserve our lives. We Tibetans are few in number, so every Tibetan life is of value to the cause of Tibet."

China has blamed the Nobel Peace Prize-winning Dalai Lama for the burnings, and repeated the government line that Tibetans are free to practice their Buddhist faith.

The Dalai Lama, whom China condemns as a supporter of violent separatism, in late October led hundreds of monks, nuns and lay Tibetans in prayer in his adopted homeland in India to mourn those who have burned themselves to death.

The Dalai Lama, who fled Tibet in 1959 after an abortive uprising against Chinese rule, denies advocating violence and insists he wants only real autonomy for his homeland.

The Karmapa Lama appealed to China to "heed Tibetans' legitimate demands and to enter into meaningful dialogue with them instead of brutally trying to achieve their silence."

The immolations have happened in two heavily Tibetan parts of Sichuan -- Ganzi and Aba -- where many see themselves as members of a wider Tibetan region encompassing the official Tibetan Autonomous Region and other areas across the vast highlands of China's west.

(Reporting by Ben Blanchard; Editing by Nick Macfie)

2011年11月8日星期二

达赖喇嘛八进蒙古

2011年11月7日到10日,十四世达赖喇嘛应蒙古国佛教中心邀请从日本抵达蒙古访问,并在首都乌兰巴托郊外由中国人修建的大型体育中心内发表演讲,令中国大为不快。

这是达赖喇嘛第八次访问蒙古,这里有很多人奉他为精神领袖。

记得2010年夏天,在印度南部的一部破旧拥挤的大巴上,一位蒙古小伙子坐在我身旁,他说已经在印度呆了一年了,为的是跟流亡在这里的藏人学佛,更主要的,是可以亲近达赖喇嘛,当时夜幕沉沉,大家都随着车子上下颠簸,车子外面尘土飞扬。

时隔一年,早已记不清他的模样,只记得他能说连成句子的英文,眼睛带着佛教徒常有的光亮。他说在他的故乡,有很多人渴望能来印度学佛,当时坐在他后面的,还有几位蒙古青年,甚至还有一位俄罗斯卡尔梅克蒙古人,当时他们都迫于印度签证到期,为如何延期发愁。

内蒙古也有很多人是达赖喇嘛的信徒,国内网站有一首蒙古语歌曲《达赖喇嘛的嘱托》,歌手是巴图宝力道,歌曲无法打开,徒有歌名。

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达日·旦正加所撰论文《试论蒙古势力与达赖喇嘛的西藏政教合一政权》

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统,从最初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转世系统之一,到后来却发展成为整个藏区地位最高的活佛转世系统,成为西藏政教合一政权中的最高领袖,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有两位蒙古历史人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赐索南嘉措达赖喇嘛这个封号,使格鲁派活佛世系开始有了达赖这个尊号;硕特部首领固始汗扶助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甘丹颇章政权,使达赖喇嘛及其格鲁派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政权,确保了达赖喇嘛活佛系统在西藏的长期统治地位。格鲁派与蒙古军事势力的联盟,又为达赖喇嘛活佛系统与清朝中央政府进一步建立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并全面推动西藏地方政府纳入清朝统治的历史进程。

2011年11月5日星期六

维基解密显示美国曾担心激进藏人危害与印度的关系


据9月的《印度时报》报道,维基解密曝光的外交电报显示,2008年一系列事件导致西藏问题激化令美国一度担心激进藏人会危害与印度的关系。这份解密的外交电报在印度媒体广泛传播,在印度多个网站引起热议,使被新的流亡藏人政治领袖洛桑森格称为中印之间核心问题的西藏问题更加凸显。

2008年3月14日拉萨事件之后,藏人在全球各地发起了阻扰奥运火炬传递的行动,激进的藏青会和臧妇会还呼吁徒步走回西藏,4月份火炬传递到新德里时,藏人的大规模抗议使印度政府对流亡在这里的10万藏人的态度一度冷淡,6月份由达赖喇嘛出面呼吁藏人不要干扰奥运火炬传递。一份该年6月30日发出的美国驻新德里使馆的秘密电报说,越来越多的年轻流亡者对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不满,他们加入激进组织,危害印度政府与流亡藏人社区的关系,使定居点的存在面临严重危机。

据外交电报透露,美国大使在该年5月正式走访了新德里、达兰萨拉、西孟加拉、锡金和阿鲁纳恰尔邦的藏人社区,并与那里的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中心、定居点的官员、寺庙高僧和非政府组织举行了会谈。美国大使发现,流亡藏人中正出现越来越大的鸿沟,藏人领袖无法安抚藏青会旗下年轻人的不满。

电报说:“年轻藏人参加激进组织的活动,无论他们本意如何,都会损害藏人社区和他们印度地主的关系,如果流亡政府不解决这些问题,等于把球踢给印度政府。”一位被隐去姓名的藏人官员发现藏青会为他们成功激怒中国人感到自豪,为自己威胁到中国人感到得意。这位官员向美国大使透露,藏青会与流亡政府政见不合已经十多年,至今没有达成妥协。

电报还引述了另一位藏人官员的话说,如果西藏地位问题在达赖喇嘛生前不能得到解决,青年运动会变得更加激进和危险。这位官员担忧“这会伤害藏人社区,藏青会使激进年青人的数量成倍增长,他们有意激怒印度政府以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

曝光的美国外交电文引起反响,在《印度时报》网站,有读者认为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确实不受年轻藏人的欢迎,甚至一些与达赖喇嘛同龄的藏人也不放弃独立,年轻藏人反对中国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反对侵略和压迫。在过去六十年里,将近有1万名藏人参加了印度军队,并为印度作出了牺牲,年轻人的激烈行动并不是为了激怒印度政府。另有留言指责该电文试图挑起印度政府对流亡藏人的不信任,关于激进藏人的说法完全不正确,尽管达赖喇嘛的温和路线在过去50年没有结果,但包括青年在内的很多藏人还是相信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少数持强硬态度的藏青会领袖并没有太多追随者。

在《印度国防论坛》网站上,言论的火药味更浓。有人认为“现在是这些年轻藏人采取行动的好时机,这会迫使印度和整个世界采取行动来支持藏人。”有人评说“达赖喇嘛的温和道路使西藏问题具有国际上的合法性,藏人的伟大在于他们长期以来保持和平,任何鲁莽或暴力行为都会使他们丧失已经取得的合法性,中国人会立即宣布他们是恐怖分子,宣称自己是恐怖活动的受害者,这会令印度的对策更加困难。”

有印度人鼓励“激进藏人像神风敢死队那样攻击中国目标,藏人问题国际化会迫使中国采取和平手段,藏人不会有损失,正如这份解密所说,在达赖喇嘛之后,藏人的激进主义将成定局。”有人说“恐惧使印度人变成没有骨气的民族,中国没有友邻,如果我们采取行动,会迫使中国把注意力从台湾、日本和南中国海移向漫长的南部边界,发现自己的后院很脆弱。”

旧闻回顾:1998年首宗自焚后达赖喇嘛立即表态


1998年,流亡藏人组织在印度新德里发起绝食抗议活动,土登额珠于现场自焚,第二天死亡,他是首位自焚死亡的流亡藏人,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达赖喇嘛立即发表讲话,认为其中间道路在激进藏人眼里已经失败。“多年来,我一直以为能够说服西藏人民远离暴力在我们争取自由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努力失败了。”

2011年三月起,发生了一系列的藏人自焚事件,10月19日,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几千人一道为九名自焚藏人祈祷,并禁食一天。11月4日,他在日本访问时就藏人自焚一事回答记者,指藏人连串自焚是因为“极度的绝望导致”,他让北京自己去“寻找悲剧产生的原因”,并说“我已经将政治责任完全交给了民选总理洛桑森格,他此刻正在华盛顿,请直接向他提问。”

以下是1998年的旧闻:



Dalai Lama Rethinks Strategy After Follower's Immolation

By Krishnan Guruswamy

The AP Thursday, April 30, 1998

NEW DELHI - For decades, the Dalai Lama has preached calm and patience to fellow Tibetans campaigning against Chinese rule in their homeland.

Now, with growing hunger strikes and the death of a man who set himself on fire, the political and spiritual leader has admitted that his moderate approach has failed in the eyes of many frustrated Tibetans.

"For many years, I'd been able to persuade the Tibetan people to eschew violence in our freedom struggle," he said Tuesday after visiting Thupten Ngodup, a protester who set himself on fire during a demonstration Monday against China's rule of Tibet. Ngodup died yesterday, the first Tibetan exile to die of self-immolation.

The Dalai Lama - a title that means Ocean of Mercy - has lobbied heads of governments, popes and potentates to push China toward more autonomy for Tibet. China, which invaded in 1950 and annexed nine years later, has not budged.

"In that sense my efforts have failed," he said.

Younger militants have expressed increasing impatience with the Dalai Lama's moderate policies.

"We, the people of Tibet, need an answer," said Tseten Norbu, president of the Tibetan Youth Congress, which organized a hunger strike that culminated with Ngodup's self-immolation. "How long should we wait, wait and wait?"

The Dalai Lama's admission was a hint that the young Tibetans should go ahead with their approach, said Dawa Norbu, a professor of Tibetan studies at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in New Delhi. "The Tibetan youth are getting desperate."

The Dalai Lama is the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leader for more than 100,000 fellow countrymen campaigning from exile in India.

斯里兰卡政府和佛教领袖对藏人自焚反应冷漠受到指责


斯里兰卡的一家英文网站《Sunday Leader》,在今天刊登评论文章《Diplomatic Double Standards Of Sri Lanka And The West》,指责对藏人自焚反应冷淡的本国政要和佛教领袖,评论者说就在稍早之前,他们对卡扎菲的死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

全文如下:

Diplomatic Double Standards Of Sri Lanka And The West

While some Sri Lankans have shed copious tears over the assassination of Mummar Gaddafi, there is not even a whimper of protest on reports of a recent wave of self immolation of many Tibetans in desperation against what has been described as the hardening of Chinese repression.

Tibetan exile groups have reported a 34-year old Tibetan nun Palden Choetso set herself on fire on Thursday. She was from the Takar Geden Choeling nunnery. Before her death, she had called for the long life of Tibet’s spiritual leader, the Dalai Lama and the freedom of Tibet. She is said to be the eleventh Tibetan who had self immolated in the recent wave of protests that commenced in March this year.
Last week, a Tibetan monk too set himself on fire in protest against what Tibetans describe as China’s tight grip on religious practices in Tibet.

Sri Lankan Buddhist leaders

It is somewhat ironic that Sri Lankan leaders who have accepted granting Buddhism the ‘foremost place’ in their constitution, thereby undertaking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Buddhism, should ignore the self immolation by Tibetan monks and nuns in desperation against absence of religious freedo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would undoubtedly deny charges of such repression of Tibetan Buddhists as it has done consistently since 1951 but our concern is about the total disregard by Sri Lankan Buddhists and their leaders regarding what is happening in Tibet. Surely a statement of the Government expressing sympathy about the plight of the Buddhist clergy in Tibet is as deserving as that about Gadaffi’s murder? It is a double tragedy because the government comprises a party composed of Buddhist monks and supposedly Buddhist leaders.


Sri Lankan hypocrisy

In recent times Sri Lankan commentators, editorialists and political leaders have not minced words about double standards of Western leaders on human rights particularly regarding allegations on Sri Lanka while they turn a blind eye to their violations in other regions in the world such as in Libya, Iraq,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Certainly the West is guilty of this charge but aren’t we too equally guilty of such dual standards?

Some would argue that it would be sheer madness to be critical of Chinese policies in Tibet, having cultivated friendship with China since the 50s with the signing of the Rubber-Rice Pact. That was at a time when the US strongly objected to this newly independent country establishing trade relations with ‘Red China.’ But the first UNP government, despite their pro Western tilt did not shrink back in going ahead with the deal. They did so in national interest but any pro Tibetan statements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the economic dependence on China would be tantamount to hara-kiri.

West’s double standards

It could be said that the human rights policies of Western governments too are directed in their ow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t appears to be utterly hypocritical in the context of the high moral grounds they take against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by Third World countries.
However, the fact that a stridently Buddhist country such as ours cannot invite the spiritual leader of the Tibetans, the Dalai Lama as an honoured guest because of our economic interests, too is utter hypocrisy.
Sri Lanka has other constraints too in sympathising with the Tibetan cause. The demand on China to make Tibet an autonomous region has parallels here with the demand for a separate state. And the Sri Lankan government it appears will not consider even regional devolution of power. Besides, China’s solid defence on the Tibetan issue has been that Tibet has been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a at times de jure and at time de facto since the Yuan Dynasty of the Mongols ruled China and that the Tibetan issue is an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This is a similar stance of the Rajapakse government in answering calls for granting a separate state, autonomy or devolution.

No tears for Burma

Sri Lanka’s lack of sympathy to the plight of Buddhists outside our shores was well exhibited when the Burmese junta cracked down with utmost severity on the rebellion of Buddhist monks to over throw the junta. Skulls of monks and their sympathizers were cracked, their pagodas raided and thousands of them thrown into jail. Successive Lankan governments were unable to express sympathy with that lone frail woman Aung Suu Kyi who led the freedom struggle while being in exile for over a decade. Even Sri Lanka commentators whose hearts bleed to those like Gaddaffi were not concerned about the massacre of Burmese Buddhists. This column however focused quite frequently on the plight of the Burmese Buddhists but of course was totally ignored by the Chandrika and Rajapaksa regimes.
High morality with dual standards Burmese civilian government comprising former army generals who are now in national dress however have acquiesced to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and isolation and appears to be willing for change as seen in relaxing the restrictions placed on Aung San Suu Kyi. The Rajapakse government unfortunately extended its cooperation to the military thugs that have ruled Burma for over half century. When Sri Lankan political leaders climb on to high moral peaks and lambaste Western leaders and governments on double standards they fail to realise their own hypocrisy.

2011年11月3日星期四

鱼、等待和死亡


《Ichthys》(耶稣鱼)是60岁的波兰艺术家Marek Skrobecki在2005年制作的一部动画片,以其骇人的画面及魔幻情节,成为经典。

漂流在独木舟之上的食客,弃船登上了一座孤悬于石崖上的古堡,为的是吃上一条鱼。接受点餐后,古堡服务生换了个行头,拿起钓竿出门而去。他久坐海边,苦苦等鱼上钩。

古堡里,食客坐在铺着白色桌布的木桌旁,眼前放着刀叉和空盘。他发现一旁的观赏鱼缸里,游着一条大鱼。大鱼看见食客带着漉漉饥肠靠近,便呲牙咧嘴地恐吓他,吓得他连滚带爬地退回木桌。

古堡服务生在海边睡着了又醒来,饿了就吃面包,鱼儿在哪里,怎么还不上钩?冬去春来,雪下了,又融化。

困守古堡的食客试着吃桌子,狂乱挥舞着双臂,最后使双臂朽木一般脱落,在他饥饿的狂吼中,古堡的天花落下了几个眼孔。

城堡千年,世间仅一日。

待服务生将鱼钓回,烹调好用精致的托盘端上桌的时候,食客已经化为骷髅,且被蜘蛛网层层环绕,鱼缸里的大鱼也早已成为化石。服务生从盘中取出唯一的一条鱼,那是一条比巴掌还小的鱼,塞进骷髅的嘴里。

骷髅动了动嘴,将鱼吞下,心满意足地起身,离开古堡走向大海。

在海水没腰的时候,一条大鱼从后面袭来,张开嘴,将他吞没。

Marek Skrobecki把这么一个奇思乱想的故事,弄成了一部16分钟的动画片,把观者带入寓言中。

在摇滚中垮塌的波兰


波兰记者Leszek Gnoiński在2010年制作了一部音乐纪录片《Zew wolności 》(Beats of Freedom),记录了自1970年代至1989年,在摇滚中动摇的波兰政局,摇滚音乐与政治,在这部电影中结合得恰如其分。

音乐无所不在。它潜伏在宫廷中,在乡野上,在街头巷尾,在人们的呐喊里,在人们的酣睡中,它更潜伏在人的灵魂中。在时代变迁的时候,音乐也没有闲着。

这部电影,有一个记录镜头,1981年,在团结工会的街头抗争中,一辆军车将车前的一位示威者卷入车下,图像十分清晰。这个画面,令人想起89年的天安门运动,中国青年王维林赤手拦截坦克车的画面,当时的坦克没有将他卷入车轮,但日后他消失了,成为一个谜。

看这部电影时,一直想起熬博和他的歌,日后如果有人做同样的纪录片,盘古乐队和熬博定是主角。




东欧共产党的垮台,非一日之寒,长达数十年的民主运动,早已动摇了它的根基。

早在1981年,波兰就进入了战争状态,有关那个非常时期,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有如下叙述:

1981年在波兰当局、团结工会、苏联三者之间,波兰当局的处境十今尬尴。团结工会摆出了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一再拒绝波兰当局关于和解和安定的呼吁,不断挑战波苏之间的同盟关系。雅鲁泽尔斯基左右为难,他既怕团结工会咄咄逼人的夺权攻势,又怕苏联虎视眈眈的入侵威胁。他一方面要举着同团结工会实行“和解”的旗帜,一方面又要兑现向苏联许下的“同反革命进行斗争”的诺言。到底是“和解”,还是“动外科手术”,在两者之间游移不决。随着时间的推移,雅鲁泽尔斯基对苏联的恐惧更甚于对团结工会的恐惧。他说过两句足以表明其心态的大实话:第一句,“我的历史使命是防止苏联的干涉”,第二句,“我最害怕的就是被蒙上眼睛押往莫斯科”。看来,1968年苏联武装镇压“布拉格之春”和杜布切克遭遇的厄运,像幽灵一样不断地在雅鲁泽尔斯基眼前游荡。

1981年的波兰政局险象丛生。团结工会不停地开展攻势,意在夺权;东邻苏联不断地进行干涉,陈兵边境,虎视眈眈,随时准备“给予兄弟般的帮助”;党内派系斗争激烈,亲苏的强硬派咄咄逼人;受命于危难之时的雅鲁泽尔斯基极力校正波兰的航向,试图在暴风雨中挽巨轮于将倾。应该说这就是波兰实行军管前形势的特点。

达赖喇嘛真的表态反对自焚吗?


11月3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发布消息,称达赖喇嘛反对自焚。消息引述法新社的报道,说达赖喇嘛反对自焚,因为生命是神圣的。而法新社的报道只是说:The Dalai Lama, who Tibetans look to for guidance on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s yet to comment on the self-immolations, although he did take part in public solidarity prayers.作为藏人的精神领袖和政治进步的导师,达赖喇嘛尽管参加了公开的仪式,但至今没有就藏人自焚一事作出评论。

各媒体都存在个盲点,达赖喇嘛自始至终认为自焚源起于中共的政策,要求北京自省,这就是达赖喇嘛的表态。

以下附两则报道:

达赖喇嘛反对自焚:生命是神圣的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作者古莉/中国不断有藏人自焚抗议当局,引发世界关注。法新社发自新德里的消息说,印度流亡藏人对藏族僧人以自焚方式抗议的做法持不同意见。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桑盖表示敬佩这些人为了西藏事业选择将自己的肉身做为火炬点燃,而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则公开宣布反对自焚。

一年来,中国四川阿坝藏族喇嘛以自焚方式抗议当局的宗教政策,要求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要求宗教自由。对于藏族僧人的自焚做法,印度流亡藏人看法不一,有的批评这是邪道,也有的认为这是为西藏事业做出的必要牺牲。

一位在新德里求学的藏人女大学生表示,僧人自焚是罪孽行为。这位从未回过家乡西藏,音译名叫塔西-楚卓木(Tashi Choezom) 的女大学生向法新社表示,她支持中国境内的藏人,但是藏人应该停止自杀,自杀是非常坏的事情,佛教禁止自杀。

中国四川阿坝和甘孜藏族地区今年以来,已发生10起藏族僧人自焚事件,其中5人不幸身亡。

西藏运动国际协会认为,西藏僧人自焚抗议,是对当局镇压的一种新反抗方式。并说,西藏僧人的宗教信仰要比他们的生命更重要。

法新社说,印度流亡藏人领导层对自焚抗议的看法也有分歧。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公开宣布他反对自焚。他说,因为生命是神圣的。

而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桑盖却表示,他敬佩自焚的藏人的勇气,并说这些人是为了西藏事业,选择将自己的肉身做为火炬点燃。洛桑桑盖周三还呼吁美国就四川阿坝喇嘛自焚事件向中国当局施压,要求允许国际观察人士和媒体进入四川藏区观察。

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则表示说,问题的关键,是要问问,为什么这些年轻的藏人要自焚。


法新社报道的原文标题是《被自焚分裂的藏人》Tibetans divided by self-immolations AFP 3/11/2011

(法广的报道引用了对Tashi Choezom的采访,但法新社的报道在提及达赖喇嘛时,使用的是“The Dalai Lama, is yet to comment on the self-immolations 达赖喇嘛尚未就自焚发表评论)


For Tashi Choezom, a Tibetan studying for a nursing degree in New Delhi, the string of suicides by monks who have set themselves on fire to protest Chinese religious repression is a sin.

A young monk walks past the door of a monastery in Hongyuan county in China's Sichuan province, in October 2011. The nine Buddhist monks and a nun who have set themselves ablaze this year -- chanting for religious freedom and the return of the Dalai Lama to his homeland -- have drawn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o the Tibetan campaign.


"I express my solidarity with those who have committed self-immolation, but it is terribly wrong to take one's own life," Choezom told AFP during a recent demonstration by exiled Tibetans.

The nine Buddhist monks and a nun who have set themselves ablaze this year -- chanting for religious freedom and the return of the Dalai Lama to his homeland -- have drawn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o the Tibetan campaign.

"We are getting support from various countries through this, but these acts of self-immolation must stop. Buddhism does not allow this," said Choezom, who has never been to Tibet.

The protests began in March when a 21 year-old monk called Phuntsog set himself on fire at the influential Kirti monastery in Sichuan province, which borders Tibet and has a large Tibetan population.

At least another five have died since then, and their actions mark a new phase in resistance to Chinese rule.

But they have also divided opinion in the exile community: some feel the ends justify the means, others are staunchly opposed to suicide or attempted suicide on religious grounds.

A culture of self-censorship due to heavy Chinese security and restrictions placed on reporters in the remote Himalayan province, make measuring opinion inside Tibet extremely difficult.

Geshey Lobsang, a monk at the monastery of the Dalai Lama in Dharamshala, the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s home-in-exile in India, says when it comes to suicide the teachings of Buddhism are ambiguous.

"It is sin to destroy one's body, but Buddhist philosophy also states that every action should be driven by good motivation and reason," he told AFP.

"So, if the Tibetans self-immolated with a good motivation and to fulfil a higher cause, it cannot be counted as sin."

The spate of self-immolations has also posed a dilemma to the government-in-exile, which cannot be seen to encourage a protest movement that serves its political aims by pressuring China -- but costs lives.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government-in-exile, Lobsang Sangay, has paid tribute to the "courage" of the protestors and held a day of prayers in solidarity.

"The real question is why are these young Tibetans doing this?" Samphel Thubten, a spokesman for 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Their actions grow out of really repressive measures put in place and the fact that the victims of that repression have nowhere to turn," he told AFP.

While views on whether suicide is a legitimate form of protest vary among exiles, the diagnosis of why monks are taking their own lives is unanimous.

"I'm personally against this way of protest. In Buddhism, it's a big sin. But they don't have a choice because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practise their faith," said Tsewang Dolma, a 28-year-old Tibetan refugee in Kathmandu, Nepal.

Others echo the widely held belief that the self-immolations are a cry of desperation from a people who fear that their religious identity and culture are losing a battle for a survival.

Many Tibetans feel the region is being "colonised" by ethnic Chinese Han and fear for the future of their distinct language and customs.

In 2008, riots broke out in the capital Lhasa, other areas of Tibet and neighbouring Chinese provinces with Tibetan populations. Chinese Han and Muslim Hui and their businesses were targeted in unrest seen as a consequence of simmering ethnic grievances.

At the Kirti monastery, the focal point of the recent troubles, Kate Saunders from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says religious ceremonies have been halted there since March, with even the burning of incense prohibited.

"For some of the monks, their religious ident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life itself," she said of the suicides.

The Dalai Lama, who Tibetans look to for guidance on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s yet to comment on the self-immolations, although he did take part in public solidarity prayers.

The spiritual leader, who fled to India in 1959 after a failed uprising against Chinese rule, has held nine rounds of fruitless talks through his envoys with Beijing about the status of his Himalayan homeland.

"We follow His Holiness's path of peace and non-violence, but now we have no choice left," said 30-year-old Kyenrab Nawa, who works at a Tibetan cultural centre in New Delhi.

"These supreme sacrifices do not mean we are veering away from our way of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