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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会议能挽救世贸组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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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和24日,加拿大在首都渥太华召集13国代表开会,希望帮助世贸组织走出困境。《金融邮报》质疑加拿大回归中间角色,为有164个成员国的庞大俱乐部寻找解决问题之道,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一机构的明显蔑视下,这种做法能否有效? 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欧盟、日本、肯尼亚、韩国、墨西哥、新西兰、挪威、新加坡和瑞士等13国的高级部长参加了渥太华会议,陷入贸易战的中国和美国尽管没有与会,但却如影随形笼罩着会议。世贸问题专家、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全球化中心主任格雷戈里谢弗(Gregory Shaffer)指“因为霸道的特朗普政府,因为中国,贸易系统正在崩溃、已经变得无关紧要。” 为何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没有受邀,加拿大贸易部长吉姆卡尔指“这是一种策略,首先在相信基于规则交易的国家间建立共识,然后再将其他国家纳入其中”。华盛顿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分析师西蒙莱斯特(Simon Lester)认为加拿大的尝试明智、合理,是否成功另当别论:“中美争端越激烈,在关键问题上达成妥协就越难。局势的紧迫令渥太华决定把两个超级大国排除在外显得合情合理。因为当你和美国中国一样强大时,你是不会坐在房间里与人达成解决方案的”。 加拿大提出的世贸组织改革建议聚焦三个问题:首先改进机构的监督职能,成员国必须告知如何应用规则并允许其他国家有反对的机会。第二是确定更新老旧贸易规则的必要性,以及确定发展中国家免除义务的框架。最具争议也是最令美国不满的是如何加强和维护世贸组织争端的解决机制。加拿大建议简化程序、将某些问题排除在裁决之外,并在某些情况下使用调解手段。 美国驻世贸组织代表丹尼斯谢伊(Dennis Shea)批评加拿大立场不够强硬。他本月早些时候参加“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活动时说:“我认为加拿大更倾向于中间道路,诸如‘让我们进行更多的讨论’或‘让我们开始讨论’,我认为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一点。讨论固然重要,对话也很重要,但我们更需要行动”。对此加拿大贸易部长回应说“对复杂国际组织进行任何改革最终都需要广泛共识,这种共识最好是‘逐步地,但也有目的地’取得。这不是空谈,是行动”。 渥太华相信“尽管有明确证据表明贸易促成前所未有的全球繁荣和发展,但促进贸易的规则和制度似乎越来越脆弱”,特朗普奉行“美国第一”政策并对进口商品施以惩罚性关税,颠覆了世界贸易秩序。美

加拿大如何从大麻合法化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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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性大麻继2013年12月在乌拉圭首度合法化后,全球另一则大麻法案C-45法案也在今年6月被加拿大国会批准,经过四个月准备后于10月17日正式生效,作为全球第二个娱乐性大麻合法化国家的加拿大,将从中获得多大收益? 首先,合法化极大刺激了加拿大的大麻产业,并细分出生产、运输、销售、税收等多个相关行业,预计年产值可达230亿加元。9月初加拿大大麻产业市值已超过800亿加元,总部位于安大略省的冠军成长股份公司(Canopy Growth Corp.)是世界最大的大麻种植和销售企业,其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的市值就达150亿加元,超过美国铝业公司等传统产业巨头。在生效日到来之际,人们看到一些新公司就生产许可证和融资展开竞争,而原有的医用大麻种植企业就寻求扩张以获得更多的收益,2017年,加拿大74家以大麻为主业的公司股票飙升了172%。 美国彭博社9月6日以《为何世界都盯着加拿大大麻合法化》为题撰文,指“大麻合法化引发投资热潮,提升加拿大大麻生产商的身价,因享有先发优势,其产品无论是药用大麻还是娱乐性大麻都对欧美具有吸引力,大麻合法化还令大麻产业成为政府减少非法销售的试金石,一旦成功,加拿大政府将把数十亿美元收入转移到新兴产业上,创造更多的税收和就业机会”。 从10月17日起,加拿大人可以合法消费大麻干花、大麻油及软胶囊,但衍生产品如大麻食品、汽化大麻、大麻结晶和大麻浸泡饮料等则要看明年国会能否通过扩大大麻消费方式的法令。尽管衍生产品合法化有待时日,但已不时爆出研发大麻啤酒的新闻,透露出饮料行业巨头大手笔投入大麻产业的内幕:墨西哥啤酒业巨头科罗娜(Corona)斥资38亿美元增持冠军成长公司股份,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最大蒸馏生产商帝亚吉欧(Diageo plc)至少与三家加拿大大麻生产商研讨大麻饮料,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北美最古老的啤酒厂摩尔森(Molson)也与大麻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开发大麻饮料。 加拿大统计局2017年数据显示全国大麻吸食人数达490万,大麻年消费量697吨,消费总额约62亿元。据估算,合法化将为加拿大每年增加40亿加元税收,联邦政府计划征收10%的大麻消费税,各省也将推出自己的销售税,联邦政府还将把头两年征收消费税收入的75%返还给各省区。 尽管吸食大麻者比例不低,但由于全国人口只有3700万,加拿大大

中共意识形态与中西地缘政治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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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今年5月综合中国问题研讨会内容发表163页的报告《重新思考安全问题--中国与战略竞争时代》(China and the age of strategic rivalry),首章专门分析当今中国与西方的地缘政治对抗,指美中竞争源于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和中共一党专制及越来越多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分析了中共意识形态在与西方对抗中的作用。 中国政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与西方的对抗?又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的全球目标和行为?报告以前苏联为例,苏联与西方的对抗体现在社会主义计划、一党专政、生产资料国有化和打败西方扩张共产世界的野心中,其大国地位及强大的常规和核军事力量。中国则大不相同,其经济结构更多样化,允许繁荣的私营企业与强大的国有部门共存。与西方也远非隔绝,且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此外,中共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原来的目标,用共同富裕取代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儒家思想取代了马列主义。并早已停止输出革命。在坚持一党专政的同时,不回避与包括自由民主国家在内的其他政体的密集互动与和平共存。但中共没有完全放弃意识形态戒律、社会主义信仰及固执的政治宣传,压制国内宪政和民主政见,让国有部门凌驾于私营部门之上,不向外国公司完全开放国内市场。国力增强不仅使中共更好地维持了政权,还让它在国际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十九大后,习近平的野心更直接导致了中国与西方对抗。 报告指北京的对外目标是消除任何威胁其稳定和统治合法性与长期性的外部力量。西方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任何试图影响中国政治、推动民主化的企图都会遭到激烈抵抗和镇压。北京以“社会主义民主”和中国文化“例外论”来包装政权;和前苏联一样假装优先考虑生存权而不是政治权力;中国支持强调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免自己受外国干涉。北京利用西方在金融危机、民主体制的功能失调和民粹主义兴起等问题,毫不掩饰地推销中国发展和治理模式,削弱国际间在人权、个人自由和隐私保护方面对西方价值观的支持。自2012年起,中国公开发动反西方的全球意识形态战争:不断批评民主国家的失败,赞扬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等威权国家的经济成就。 为摆脱孤立和建立统一战线,北京在不损害核心利益的国际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在获得当事国支持的情况下中国部分认可国家保护责任,改变对马里和苏丹的政策,缓解了与西方的地缘政治对抗。中共独裁在国内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