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9日星期六

反对藏人自焚的赤列塔耶多吉



与伍金赤列多吉(Ogyen Trinley Dorje)形成第十七世噶玛巴双胞之争的赤列塔耶多吉(Trinley Thaye Dorje),12月份在印度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藏人僧侣自焚。1211,他在新德里接受《印度斯坦时报》独家专访时“强烈希望立即停止自焚”,因为那“绝对不是修行”。他认为“自焚不仅伤害自身,也给他人的精神造成困惑”,他呼吁藏人“回到修行上来”。1218,他又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表示自焚“严重违背了佛教教义”。这是自藏人20092月开始自焚以来,首次有流亡藏人精神领袖公开以违背佛教教义的理由反对自焚。

不过当时国际媒体正被欧美国家就藏人自焚事件的表态所吸引,无人关注赤列塔耶多吉的反对声,对此他似乎也早有预料。他在专访中表示“目前对自焚的总体意识极为强烈,我的声音可能只是仅有的反对声”。果然,他的讲话被《印度斯坦时报》、印度亚洲国际新闻社和印度报业托拉斯等印度主流媒体报道后,没有在流亡藏人和国际社会激起任何反响。

赤列塔耶多吉一岁多时被第十四世夏玛巴仁波切认证为十七世噶玛巴,十岁逃离西藏,开始在印度的流亡生活。据传由于夏玛巴仁波切与印度情报部门关系密切,使原本因转世身份不为达赖喇嘛承认而处劣势的他,拥有比其竞争对手伍金赤列多吉更大的活动空间。赤列塔耶多吉在新德里拥有一家以噶玛巴为名的国际佛学中心,在伍金赤列多吉困守下达兰萨拉上密院的同时,赤列塔耶多吉却经常走访欧美、台湾甚至香港,在世界各地广结佛缘。

在《印度斯坦时报》以《我强烈希望立即停止自焚》为题发表的独家专访中,赤列塔耶多吉说“慈悲与智慧和对佛法的实践,是藏人为世人熟知的伟大传承,自焚绝不是修行,必须立即停止。”一旦“精神被狂热的情绪左右,就会采取激烈的行为”,自焚“中断了和传统精神的联系”。

在回答主张什么样的抗议方式时,赤列塔耶多吉说“藏人必须回到修行上来。当我们感到不明和困惑时,必须求助于灵性,找到解决问题的有建设性的方式”。他认为“头脑清醒,手段透明,就能实现目标”。“要让藏人重新回到清澈和幸福的生活状态,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能达成所有的目标。”

他说自己站出来公开反对自焚,是因为“佛法要求保存肉身,并通过它达致神奇,得到解脱。佛祖本身也说过要维持身体,保持清醒的良知”。“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哲学:非暴力不会产生如此激烈的方式。人生就像是佛庙,只要我们还活在人间,就要延续这种物质存在”。

在被问及是否因转世身份不被达赖喇嘛承认而感到遗憾时,赤列塔耶多吉表白自己“对达赖喇嘛的最崇高敬意”,并称赞达赖喇嘛“在佛教哲学及各方面的博学多才”。他还承认与噶玛巴的竞争者伍金赤列多吉存在利益冲突,但拒绝做进一步的说明。

在回答“中国新领导人是否会改善西藏的情况”时,他以“修行者对政治不了解也不关心”为由,加以回避。但他认为西藏的自由“取决于藏人如何运用精神遗产,需要采取仁慈的方法,而非激烈的手段”。他希望给中国人和藏人带去这样的信息:“我们必须有崇高的思想和积极的行动,我们必须在美德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1218,他在菩提迦叶告诉印度亚洲国际新闻社说:“在政治上谋求独立,是出于世俗的考量。从一个修行者的角度来看,世界总是会变的。无论我们今天有什么,明天都可能一切皆空。无论我们明日失去什么,都可能失而复得。这么说来,一切都是无穷尽的”。

喇嘛也疯狂---板球篇

俗话说入乡随俗,藏人僧侣也如此,下面的故事为这一说法提供了注解。24日,印度亚洲国际新闻社发布消息说,因为印度板球运动史上最伟大的击球手沙奇·德鲁卡(Sachin Tendulkar)宣布退役,一些居住在喜马偕尔邦首府西姆拉(Shimla)的藏传佛教喇嘛们感到失望。

这些具有板球迷身份的喇嘛大多出生在印度,他们是第一代从西藏逃亡藏人的孙辈。由于生长在印度,他们也和印度本土人一样狂热地喜爱上了板球,并且把沙奇·德鲁卡视为偶像。

12月23日,沙奇·德鲁卡在单日国际板球赛(ODI,One Day International cricket)上宣布结束23年的运动生涯后,这些在西姆拉的寺庙里出家的喇嘛们感叹偶像过早地告别了国际板联。印度亚洲新闻社引用一位名叫Nawang Jimpa的年轻喇嘛的话说:“他这么快宣布退役,真让我感到有些失望。但我相信他做这样的决定有自己的理由,我不是说他应该回头,我们真希望他重回赛场,再看到他打球。”

1973年4月24日出生的沙奇·德鲁卡被认为是板球历史上最伟大的击球手之一,保持着板球对抗赛(Test cricket)和单日国际板球赛(ODI,One Day International cricket)的最高跑位得分纪录,且都曾在一局比赛中完成过100跑。他也是ODI历史上唯一一个曾得到过200跑的击球手。2002年《维斯登板球年鉴》(Wisden Cricketers' Almanack)评出的史上最伟大击球手中他仅次于唐纳德·布莱德曼排名第二,而在ODI史上最伟大击球手评选中他也仅次于维维安·理查兹(Viv Richards)。2007年9月,澳大利亚传奇投手谢恩·沃恩(Shane Warne)认为德鲁卡是曾和他一起比赛过的最伟大的球手。他还是与他同代的球手中唯一一个入选“布莱德曼11人梦之队”的。他有些时候被称作“小大师”(Little Master)或“爆破大师”(Master Blaster)。

2012年12月25日星期二

达兰萨拉对美国新国务卿克里寄予厚望

西藏流亡政府24日对美国参院外交委主席克里被奥巴马提名为下一任国务卿表示欢迎,达兰萨拉称克里是藏人的老朋友,他将帮助藏人解决所面临的复杂问题。

司政洛桑森格认为克里对西藏问题有深刻的了解,希望他在前任希拉里的基础上提升西藏问题和人权,全面落实西藏政策美国国会2002年通过的《西藏政策法案》。

该法案要求在西藏拉萨设立美国官方机构,但一直被北京所拒绝。

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说,克里长期支持藏人的事业,2009年他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后,曾帮助参议院通过两项关于西藏问题的议案,包括要求中国停止对藏人的强制性政策。他还曾和其他三名参议员一起联名向前总统乔治布什施压,要求美国采取特别行动结束西藏危机。他当时要求美国总统在北京奥运期间访问西藏,在拉萨设立总领馆并促使更多的国际人权机构官员和记者能够进入藏区。

做了28年参议员的克里曾多次会晤达赖喇嘛,两次会见洛桑森格。

在克里获提名之前,60多名自由西藏组织(Free Tibet)的活动人士拜访了425位美国国会议员,请求他们在议员麦高文(Jim McGovern)及沃尔夫(Frank Wolf)致总统奥巴马的公开信上署名。有56名议员签署了联名信,要求奥巴马政府将西藏问题作为美中关系的优先要务,促进西藏人权环境能够在短期内得到改善,希望奥巴马确保下一位国务卿能站在支持藏人的立场上。


2012年12月24日星期一

环绕着世界屋脊的军事对手们



中国央视第七套军事节目《军事纪实》栏目12月18日至21日,连续四天播出四集反映中国军队在八月份进行的青藏高原首次陆空联合军事演习的纪实片。

印度陆军参谋长比克拉姆.辛格八月对印度报业托拉斯说,根据印度三军情报和来自人民解放军消息,中国军队八月西藏大型军演,集结大规模军队靠近印度,进行了大规模的伊尔-76远程力量投送空降十五军在海拔6000米高原空降演习,还出动解放军所有精锐武器上高寒地带演习,包括二炮东风导弹实弹发射、300远火远程打击、红旗-12、歼十、歼十一,最为惊人的是解放军预警机和电子战机也出动,这次陆空联合军演,史上最强,明显针对印度,印度军方大为震惊。

这地球最高海拔的炮火,把世界屋脊两侧的军事对垒暴露于世,不看都不行。

-----中国首次在青藏高原进行陆空联合军事演习

印度防务专家称,中国通过在西藏地区建造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在西藏部署了由陆空军混编的50万人的部队,这些部队可在一天内到达指定作战区域,遥遥领先于印度军队的进度。

《印度斯坦时报》八月份报道称,过去2年中国军队一直在西藏进行空降、降落伞空投和火炮射击等战术演练。

刚刚在央视《军事纪实》节目里曝光的陆空联合军事演习的特别专辑名为《高原练兵忙》,四集精心剪辑的节目分别介绍了参演的导弹部队、坦克部队、步兵和空军王牌部队。

在首集《导弹劲旅上高原》中,从南方调来的第二炮兵某旅向西北高原发射场开进,执行“多弹齐射”任务。“多弹齐射”的精准发射将形成集中打击。第二集《坦克向前冲》记录西藏军区某坦克营九月份的一次高原夜间训练,坦克开上海拔近5000米的藏北高原,克服高寒缺氧的困境。第三集《山地突击》记录成都军区某团高原极限训练,挑战身体极限,为高原作战搜集重要生理指标数据。第四集《鹰击喜马拉雅》,记录了广州军区空军歼-11部队千里转场首次进驻西藏机场,在青藏高原频繁高强度实战训练,探索高原战法。中国军方称“该王牌部队也破突最后一个禁区,真正实现全疆域作战”。

神秘的西藏雪豹特种大队也参加了这次军演。

人说中国军队高原训练是个放大镜,它不仅放大了中国军队装备和军人的潜在问题,也放大了其战略,但这中国军队的所指仅仅是印度及藏南吗?

----印度在藏南增兵

被中国称为藏南的印度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敏感的战略地区,外国游人不得无证进入。今年六月十日,阿鲁纳恰尔邦向印度国防部移交八处前方机场的控制权。印军向中印边界东段派遣战斗机,并着手增派两个师驻防,每个师约有2.5万至3万人,印度还决定加强在长达4057公里的“实际控制线”地区的防御力量。

印度陆军增派1个新建制的军、2个装甲旅和1个独立步兵旅;空军将在2015年前部署4个先进的“苏-30MKI”战斗机中队;“印藏边境警察部队”将在目前142个哨所基础上增设35个边境哨所,并扩充13个营的兵力。

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分为东、中、西三段,印军重点经营其中东段和中段,”一旦中印再度开战,至少在东北方向绝不会出现1962年的情形”。总兵力为103.5万人的印度陆军将3个军用于警戒中国,番号为第4、33、15军。在阿鲁纳恰尔邦、阿萨姆邦和锡金邦三个同中国接壤的地区,印度部署有第4军和第33军。印度第4军以阿萨姆邦中部的提斯普尔为核心,形成“ 前轻后重”的作战格局,只有第5山地步兵师放在中印传统习惯线以北的那加,而第2山地步兵师、第21山地步兵师则放在阿萨姆邦境内。
   
印度军方认为,中国军队作战的最大目的是歼敌,而不是简单地夺取阿鲁纳恰尔邦,第4军靠后配置就是以防中国军队像1962年那样穿插围歼其主力。但总部设在西里古里的印度第33军却十分危险,该军战斗力最强的第17山地步兵师就驻扎在乃堆拉以南40公里处,同属第33军管辖的第20山地步兵师(驻比纳古里)、第27山地步兵师(驻噶伦堡)则作为后应部署在二线。

在中印边界西段,由于复杂的克什米尔问题,印军的部署带有“防巴”和“防华”的双重考虑,其中第15军针对中国的意味更浓一些。参与1998年卡吉尔战争的印度第15军历年来保持高度战备,系印度三支“最前沿部队”之一,它下辖第19山地步兵师(驻巴拉穆拉)、第3山地步兵师(驻列城)和炮兵第 3旅,直接威胁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唯一陆路咽喉喀喇昆仑公路(第15军哨所离公路最近处不过几十公里)。

-----印藏特种部队(第二十二建制)

1962年11月14日,正式组建的印藏特种边境部队(Special Frontier Force, SFF),因其第一任司令官在二战期间担任过印度第二十二山地团的指挥官,故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就以印军“第二十二建制”命名,副司令是一名藏人准将。

Following the Sino-Indian War of 1962, the SFF was created in Chakrata, around 100 km from Dehradun, a town with a large Tibetan refugee population. While a second force, the Indo-Tibetan Border Police (ITBP), was also created in the same year, its mandate was border patrol, while the SFF focused on guerrilla warfare. Later on, all of the Tibetans with the ITBP were sent to Chakrata, and the ITBP remained Tibetan largely in name only.

印藏特种部队现有81个连队,其中藏人连队69个,廓尔喀连队12个,实力约有1万人,其规模相当于印度陆军师的建制。部队总部设在新德里,建制司令部设在距北方邦达拉顿市以北100公里的恰克拉塔。恰克拉塔是喜马拉雅山南麓一座小镇,也是流印藏人聚居区之一。那里有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大型训练基地,此外,在萨哈兰普尔、加拉顿和加尔各答都有小型的训练基地。

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由西向东设5个防区,其中威胁最大的是D、E防区。D防区司令部设在加尔各答附近的杜姆杜玛,兵力为7个连和两个通信支队(约1600人),威胁山南、拉萨和昌都方向。E防区司令部设在大吉岭,但700多名武装人员集中在锡金境内,威胁亚东、日喀则方向。

印度内政部称赞该部队“适应高原地形环境,会讲土语,是一支不可多得的准军事部队”。

另有资料说,这支部队营以上军官为印度人,连以下军官和士兵均为流亡藏人(其中多为康巴人),现有实力约1.4万人左右。  
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投入战斗。同年10月底,该部队主力被派往米佐拉姆。在一次代号为“鹰”的进攻战斗中,藏人副司令(准将)亲自指挥了整个作战过程,得到了印度政府高度赞扬。随着战争不断深入,印藏特种边境部队被赋予几项重要的作战任务,包括破坏卡普台大坝和其它的重要桥梁。在此次战争中,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曾成功狙击了一支企图向缅甸逃窜的东巴基斯坦部队,并且迟滞了巴基斯坦第九十七旅和第二突击营在奇塔贡山区的作战行动。截止1971年12月17日印巴停火协定签署时,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有56人阵亡,190人受伤。由于作战英勇,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有580名军人获得了印度政府的“现金奖励”。

在1977年印度国内大选期间,印度安全部门领导人派500名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突击队员前往萨拉沙瓦应对危安分子可能发起的骚暴乱活动。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被刺身亡后,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也用来保护印度总理。

2012年12月23日星期日

艾略特‧史柏岭:达赖喇嘛不应该停止追求西藏独立

----藏人不应该放弃追求西藏独立

----自元朝,明朝,清朝时代起,西藏不论是从语言,文化,传统习俗等各方面都有着独特的特点,是一个完整的主权独立的国家。

----将来......完全取决于全体藏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藏人

----达赖喇嘛尊者为首的境内外藏人不应该停止追求西藏独立

----虽然我知道达赖喇嘛是好心的,但我想这与事实是有矛盾的。

61岁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欧亚研究中心副教授艾略特‧史柏岭(Elliot Sperling)是西藏历史及西藏与中国问题专家,曾担任该校西藏研究项目主任。1973年从纽约皇后学院本科毕业,1983年获印第安纳大学欧亚研究中心博士,著作有2004年由华盛顿东西方中心出版的《西藏与中国的冲突:历史与论战》(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olemics),2000年出版的《卓仓多杰羌寺的早期历史及其与明朝宫廷的关系》(Not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Gro-tshang Rdo-rje-'change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Ming Court)等。

艾略特‧史柏岭长期批评达赖喇嘛不寻求独立的中间道路,2008年4月,他曾在《洛杉矶时报》 撰文《上当者达赖喇嘛》,指达赖喇嘛认为西藏应留在中国的理由是:中国是个大国,西藏是其一部分能够获益。中国一直在十分精明地利用他在政治上的天真,进而操纵他。

近日他在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附近的萨热西藏师范学院发表讲话,认为达赖喇嘛不应该放弃追求西藏独立。以下是西藏之声的报道。

美国大学教授:藏人不应该放弃追求独立

【西藏之声12月22日报道】西藏前政治犯九十三运动和萨热西藏师范学院的联合主办下,今天(22日)在西藏萨热西藏师范学院中举办了一场西藏问题研讨会,主讲嘉宾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艾略特‧史柏岭则强调,达赖喇嘛为首的藏人不应该放弃追求西藏独立。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艾略特‧史柏岭(Elliot Sperling)在研讨会上强调,以研究西藏历史的角度分析,自元朝,明朝,清朝时代起,西藏不论是从语言,文化,传统习俗等各方面都有着独特的特点,是一个完整的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自从1949年开始被中共侵占,随后中共当局则一直大力宣传,“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艾略特‧史柏岭教授表示,自己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完全承认西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在将来是否承认西藏属于中国一部分的言论或争取西藏独立,完全取决于全体藏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藏人。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艾略特‧史柏岭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就西藏的历史地位和达赖喇嘛尊者一直强调的不寻求西藏独立等言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西藏拥有完全独立的历史地位,并强调达赖喇嘛尊者为首的境内外藏人不应该停止追求西藏独立。他说:(录音)“我个人的意见是,中国当局很明白它们(在西藏)做了些什么?它(中共)常叫西藏不要独立,一般的人都会知道这是中国的宣传,但是达赖喇嘛在到处说我们不要独立的话,中国政府就会利用这样的言论。虽然我知道达赖喇嘛是好心的,但我想这与事实是有矛盾的。”

艾略特‧史柏岭教授还批评中共政府时刻在逃避责任,无知地想要等到达赖喇嘛圆寂,自然化解西藏问题。他说,(录音)“达赖喇嘛代表着图博特人民的欲望,如果达赖喇嘛回来,它们(中共)就很难控制局势,所以在事实上,它们不希望达赖喇嘛回来,只是一直要求达赖喇嘛清清楚楚地说,西藏不要独立,同时也要求达赖喇嘛说台湾不要独立,那台湾与达赖喇嘛有什么关系?所以中共政府以为达赖喇嘛逝世了,它们就可以控制了。我自己是不同意这种想法,但中国当局是这么想的。”




2012年12月22日星期六

加拿大放松枪支管制背后的美国影子



1214,一名枪手闯入美国康州纽顿桑迪-霍克小学,枪杀20名儿童和6名教职员工,在这一震惊世界的惨案发生时,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马华正在纽约访问,两天后她发表声明指“一旦人们可轻易得到枪支,加上缺乏管制,就可能酿成纽顿这样的惨剧”。这位在今年94日胜选夜庆典时曾遭到枪击的加国第二大省的新任省长表示,尽管加拿大政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终止步枪登记并销毁记录,但魁省将坚持步枪注册,并计划推出强制性法案。

过去加拿大曾数次发生校园枪击案,1989126蒙特利尔大学工学院枪击案造成16名女生死亡。执政自由党在1995年推出步枪登记法,2001C68法案规定包括步枪在内的所有枪支都必须登记,2003年又要求对步枪进行强制登记,拒绝登记者面临刑事控罪。

2006年初,在竞选时许诺要取消步枪注册的保守党一上台就宣布延长对无证持枪者的赦免期限,后来又由保守党议员提出取消步枪登记的私人动议,在参众两院几经辩论后被否决,2011年大选后保守党控制了第四十一届国会,201225,议会通过C19法案取消步枪登记,45获总督签发正式成为法律。

在历史上,加拿大一直施行比美国更为严格的枪支管制政策。早在1885年,加拿大就出台了首部枪支管制法,规定私人获得政府书面许可证后方可拥有枪械和弹药;1892年刑法规定个人须有许可才能携带手枪;1969年又把枪支分为“非限制”、“限制”和“禁止”三类,规定警察可以搜查和没收;1977年要求所有枪支注册;1991年规定公民不能持有“半自动军用武器”。

但为何近年来,执政保守党要逆传统而动,取消步枪登记?美国惨案发生后,加拿大政治专栏作者安迪-拉迪亚(Andy Radia)呼吁加拿大人要加倍防范“渗透在加拿大的枪支游说集团”,尽管“他们行事谨慎,但近些年来却很活跃,在取消步枪注册法案的努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拉迪亚指的这个“渗透在加拿大的枪支游说集团”就是美国最富影响力的游说集团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早在2010年,《多伦多星报》记者鲍勃(Bob Hepburn)就指它已成功地把自己强硬的游说风格输出到了北方邻国,通过保守党议员和支持枪支团体介入到废除加拿大步枪注册法案的斗争中。

鲍勃透露:“美国全国步枪协会通过筹款和教他们如何游说政客,来帮助加拿大的拥枪团体反抗步枪注册政策。很清楚,取消步枪注册政策只是加拿大拥枪团体的起点,他们已进入了哈珀政府的枪支管理委员会。根据2008年《现在》(now)杂志的一份报告,其成员包括参与枪支辩论的人员,由两名武器专家和经销商挂帅,其他都是鼓吹使用枪支的人。”

拉迪亚说该委员会曾要求联邦公安部长放松枪支管制,其最近一项动议是要求放宽对一些严禁销售武器的管理,使它们得以进入限制级。在遭众议院否决后,他们又提出把枪支拥有者的执照年限由五年延长到十年。

加拿大禁枪联盟主席温迪(Wendy Cukier)认为近年来加拿大对枪支管制越来越放松,这在发达国家里罕见。持相同看法的人包括曾在06年蒙特利尔道森学院枪击案中受伤的海德-卡其穆(Hayder Kadhim),他说在过去十年间加拿大逐渐削弱了枪支管理,现在政府必须清醒过来,看一看南方的邻居发生了什么。

在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饱受枪击案折磨的警察总长布莱尔(Bill Blair)也希望美国枪击惨案可以令加拿大重新考虑枪支管制政策。今年1月到7月中旬,多伦多就发生了140起枪击案,一周内有四人被打死二十多人受伤,枪械暴力一度令民众生活在恐惧之中。

2012年12月19日星期三

另一位噶玛巴公开表态:自焚违背佛教教义

在藏人自焚即将进入第五个年头之际,与伍金赤列多吉争夺第十七世噶玛巴宝座的赤列塔耶多吉(Trinley Thaye Dorje)12月18日打破沉默,公开宣称:“自焚违背佛教教义”。这是连环自焚发生四年多来,首位流亡藏人精神领袖公开把藏人自焚定义为“违背佛教教义”。

今年29岁的赤列塔耶多吉是在印度比哈尔邦的佛教圣地菩提伽耶做了这番讲话,他称最近发生的自焚“令人心痛”,并呼吁同胞们停止这样的抗议方式。

印度亚洲国际新闻社(ANI)星期二以《藏人精神领袖说自焚违背佛教教义》为题报道了赤列塔耶多吉的表述:“我前些日子已经说过,这些事情令人非常痛心,令人难以接受,我真心希望立即停止,因为它已经严重违背了佛教教义。我为停止自焚祈祷。”

他强调与具体的政治自由诉求相比,藏人在精神上壮大自己更为重要。

“在政治上谋求独立,是出于世俗的考量。我从一个修行者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总是要变的。无论我们今天有什么,明天都可能一切皆空。无论我们明日失去什么,都有可能失而复得。这么说来,一切都是无穷尽的。”

据在印度的藏人流亡政府统计,自2009年2月以来,已有95名藏人为抗议中国人的统治自焚,其中至少77人死亡。



2012年12月15日星期六

当中国国企遭遇加拿大油砂禁令



127,加拿大政府批准中国第三大国有石油公司中海油以151亿美元收购该国大型石油企业尼克森公司所有普通流通股,同一天总理哈珀表示此举下不为例:“将来如果外国国企想收购加国油砂业务的控制性股权,加拿大政府一定会出手阻止。”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政治学教授姜闻然认为哈珀为国内政治寻找“微妙的平衡”,向“加拿大能源行业正面临中国国企控制”这一说法妥协,他认为中国人有很多办法来应对加拿大新的油砂政策,其中包括中国私营企业替代国企进入加拿大。早在今年秋天,就有中国私营企业来到加国产油大省阿尔伯塔,寻找投资机会。

1128的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说,名列中国五百强的私营企业杭州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九月份在阿尔伯塔省走访了银行和石油企业高管,详细了解从石油生产到原油提炼的所有环节,加拿大原油开采业者协会(CAPP)油砂及市场部负责人对荣盛石化投资加拿大石油行业的兴趣印象深刻,这家中国私营公司愿意投资加拿大的石油开采、加工和升级产品。受金融危机影响,北美地区一些炼油加工厂已经关闭,中国私营企业可以使其起死回生。

129,在哈珀对试图控股加拿大油砂企业的外国国企宣布“下不为例”的第三天,担任加中能源环境论坛主席的姜闻然在《渥太华公民报》上撰文,指出在加拿大油砂新政出台后,中国在加国能源领域里面临的四种前景。

首先的可能是进行合作,北京会把尼克森收购案视为起点。中海油收购尼克森后投入资金、保留员工、整合资产,在卡尔加里设立中海油北美和拉丁美洲总部,把中海油收购尼克森视为双赢的楷模。为此,中国将尽一切努力满足加拿大方面的要求,证明中国投资确实有益于加拿大经济。同时,中国国有石油企业继续在加国能源领域做一些小规模的控股兼并和收购。中国人希望以合作、耐心及良好的业绩来平息批评,赢得加拿大公众舆论,从而为中国国有石油企业下一步进入创造更宽容的环境。

第二种前景是挑战,中国视加拿大油砂新政为歧视及敌对政策。在油砂被哈珀赋予战略意义后,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可能会远离油砂,去收购加拿大的天然气或常规石油公司。那样的话,渥太华是否又要宣布天然气属于战略资产,从而禁止中国国有企业进入?

前景之三是分流及多元化,中国国有企业可以在加拿大或中国重组,设立与中国政府没有直接关系的独立企业,继续来加拿大投资。姜闻然认为油砂新政会产生一个意外的效果,那就是目前在加拿大并不多见的中国私营企业乘虚而入,并使他们的财力很快壮大到足以匹敌中国的国有企业。

最后一种前景是中国人抽身而去,如果北京经研判后发现加拿大出于国家安全、公众舆论和对中国的恐惧等原因不再欢迎中国投资,再加上全球油价下跌、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中国人可能会离开加拿大,因为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正渴望着中国的投资。

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加拿大的直接投资仅占该国所有外国投资的不到2%。中国国有企业对加拿大油砂的收购始于2005年,当时中海油收购加拿大油砂公司MEG能源16.7%的股份,201010月,中石化买下了加拿大油砂作业公司(Syncrude Canada ltd)9%的股权,201111月中石化收购日光能源公司((Daylight Energy Ltd))全部股权。20121月,中石油买断麦凯河(MacKay River)油砂项目的全部股权及Dover油砂项目60%的股权。刚刚获得加拿大政府批准的中海油收购尼克森公司一案,使中国国企海外最大收购案成功在望。

2012年12月9日星期日

洛桑森格:加拿大经验有助于中国减缓面对西藏独立诉求的恐惧



123,加拿大发行量最大的全国性报纸《环球邮报》发表专访文章,透露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希望习近平借鉴加拿大经验解决西藏问题,认为双方在寻找方案时加拿大的“魁北克是个好榜样,北部的努纳武特地区也是,加拿大经验有助于中国减缓面对西藏独立诉求的恐惧”。他说:“中国政府总是怀疑一旦对藏人做出让步,会被要求更多,最终将导致分裂。但人们在得到想要的东西后会形成一种平衡,大多数人会选择留在这个国家。有魁北克人强烈要求独立,但两次公投结果都选择留在加拿大,这意味着大多数人认为已经达成了某种平衡”。

努纳武特地区是加拿大面积最大的行政区划,境内八成以上人口属于北极圈内的原住民因努伊特人,1976年因努伊特团结组织开始争取原住民权利,1982年通过公投,1993年加拿大国会签署《努纳武特法案》和《努纳武特领土声明协议法案》允许建立行政区,1999年正式成立原住民自治的独立行政区划。魁北克省的面积在加拿大十个省中居冠,比西藏自治区的面积还要大,1960年代开始,魁北克法裔居民开展独立运动,经过19801995年两次全民公投,独立派都未能获得半数选民支持,未能实现独立目标。

《环球邮报》驻印度记者对洛桑森格的专访是在首批印度阿鲁纳恰尔邦藏民即将启程移居加拿大之际,2010年底,加拿大政府同意接收一千名居住在这个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地区的藏民,到今年十一月底,首批移民者的名单已经确定。不过,该报3日发表的专访聚焦在中国新领导人和目前的西藏局势上。洛桑森格指自1950年代以来,北京采取的“压制再压制,镇压再镇压”的治藏政策并未奏效,北京要学习加拿大的经验,认识到独立“是个复杂的问题”。他设想“如果北京给予藏人自治,且大多数藏人觉得不错的话,就会选择留在中国,但独立的声音会一直存在。”

在专访中,洛桑森格再次为藏人自焚辩护,认为“自焚反映了藏人对北京强硬政策根深蒂固的仇恨”。是那些“从未见过达赖喇嘛的年轻藏人”对“藏人身份认同和藏人尊严及对基本自由”的强烈追求,他们“用宝贵的生命向北京发出信息,那就是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不可接受的,中国的政策绝对行不通”。他认为“自焚抗议是全球性的现象,越战期间的和尚这样做了,它也发生在196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引发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藏人自焚是“因为藏人没有其他选择,中国政府不允许他们走上街头,无法进行其他形式的抗议。喊口号会被捕,有达赖喇嘛照片会被抓进监狱,有我的照片会受折磨。藏人面临逮捕和酷刑折磨,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可能觉得还不如自焚”。

不过,洛桑森格对明年春天中国新领导人上任后逆转对西藏的强硬政策抱有一线希望,他说:“尽管中国正处于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的阶段,我们还是有理由感到乐观。” 在回答“达赖喇嘛看好习近平,是否是因为他与习的父亲有良好关系?”这一问题时,洛桑森格指出“对习近平抱有希望是基于他的父亲是前副总理习仲勋,1954年,习仲勋在北京接待了达赖喇嘛,他们多次见面,把达赖喇嘛赠送的手表一直保存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甚至还保存了与达赖喇嘛的合影。这表明他对达赖喇嘛的真情。另外习仲勋与前任班禅喇嘛关系密切,可能劝告过班禅‘要有耐心,不要愤怒,时间会改变一切的’。”

洛桑森格强调“习近平的父亲是中共最开放的领导人胡耀邦自始至终最坚定的支持者。现在的问题是,儿子会像他父亲吗?”

2012年12月6日星期四

加拿大《环球邮报》专访司政洛桑森格全文



1971年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的STEPHANIE NOLEN,1993年成为《环球邮报》记者,2003至2008年任该报驻非洲记者站站长,现任驻南亚记者站站长,常驻新德里。




1127,《环球邮报》驻南亚记者站站长STEPHANIE NOLEN在新德里专访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123,该报发表专访文章,题为《洛桑森格对中国借鉴加拿大经验抱有希望》。

洛桑森格认为借鉴加拿大的经验有助于中国减缓面对西藏寻求自由时的恐惧。

在接受独家专访时,洛桑森格表示对明年春天中国新领导人上任后逆转对西藏的强硬政策抱有一线希望。他说:“尽管中国正处于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的阶段,我们还是有理由感到乐观。”

中国境内藏人和僧侣越来越多地用自焚这种绝望的手段来反抗中国人的统治,洛桑森格对此感到震动,但认为这些行为反映了藏人被压迫的生活现实。

加拿大准备接受流亡在印度的一千名藏人,目前首批藏人的甄选工作已经结束,他们将于2013年赴加拿大定居。

问:对中共十八大的看法?中共新领导人会如何对待西藏问题?

答:回答这个问题有点太早,七个常委里大多数都是六十五岁左右,这意味着在十九大将会有大的人员调整,十八大的成员与十六大和十七大相同。真正的变化必须等待十九大。延续过去政策的可能性很高。特别是一些年轻些的、更加自由化和开放的人并没有进入常委。

我们或许得到一些暗示说,当习近平明年3月就任国家主席后,将会发表显露其思路的讲话,否则就太不透明了。

问:达赖喇嘛表示看好习近平,或许是因为他与习的父亲有良好的关系?

答:人们总是保持乐观,人总应该存有希望。对习近平乐观的基础是他的父亲是前副总理习仲勋,1954年,习仲勋在北京接待了达赖喇嘛,他们多次见面,他把达赖喇嘛赠送的手表一直保存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甚至还保存了与达赖喇嘛的合影。这表明他对达赖喇嘛的真情。习仲勋与前任班禅喇嘛关系密切,可能告诉过他:“要有耐心,不要愤怒,时间会改变一切的。”

问:这些私人间的故事是否会使你也产生一些希望?

答:做决定是个判断问题,很多领导人在熟悉问题之后才做决定,当对一个问题越了解和越熟悉,就越容易分辨及做出决定。

习近平的父亲是中共最开放的领导人胡耀邦的支持者,自始至终支持他,是最坚定的支持者。但现在的大问题是,儿子会像他父亲吗?

中国境内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民族主义兴起,南中国海的军事冒险,市场的力量把中国推向下一个目标,人们在社会上变得越来越自信、更开放和自由,社交网络越来越活跃。然而在政治上,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缩了多年,特别是在西藏问题上。他们保持强硬政策,实施的政策越来越强硬,他们在一些问题上有变化,但在西藏问题上是倒退。

问:是否存在既能吸引你又能被北京接受的方案?

答:我觉得魁北克是个好榜样,北部的努纳武特地区也是。中国政府总是怀疑一旦给西藏一些东西,会被要求更多,最终将会分离出去导致分裂。但人们一旦最终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达到了一种平衡,大多数人将会决定留在这个国家。即使在魁北克,总是有人强烈要求独立,但经过两次公投,人们两次选择留在加拿大。这意味着大多数人认为已经达成了某种平衡。

话虽如此,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呼声始终会存在。如何减缓这种顾虑及加强合作?我认为,如果中国政府给予我们藏人自治,如果大多数的藏人觉得那样不错,他们就会选择留在中国。这并不是说独立的声音会消失,他们会一直存在。从这个方面来说,加拿大是个值得中国借鉴的好榜样,中国政府的做法是“压制再压制,镇压再镇压,最终问题总能解决”,但自1950年代以来,这一招并未奏效。

现在的自焚反映了藏人对这种强硬政策根深蒂固的仇恨。自焚者都是一些从来没有见过达赖喇嘛的年轻人,也没有听过达赖喇嘛演讲,他们也不曾投我的票,因为他们无法投票。但藏人的身份认同和藏人的尊严,他们对基本自由的追求,是如此强烈,他们说:“我用我宝贵的生命向北京发出一种信息,那就是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不可接受的。中国的政策绝对行不通。”

问:现在已有超过85起自焚,你认为这是一种合法的抗议形式吗?是否和佛教教义及流亡政府的政策相冲突?

答:我们曾多次呼吁境内藏人不要采取包括自焚在内的激烈行动。因为生命是宝贵的。现在自焚不仅持续发生,还不断升级。那么,我们该怎么办?一个有信仰的人 - 甚至无神论者 - 为所有死难者祈祷。作为藏人我们要团结,因为他们是为西藏自焚。你会支持他们非常清晰的愿望: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和还西藏人民自由。我们呼吁:“最好是在保存生命的同时,继续展开运动”。这是我们的选择。

但我们并没有说这不是一个有效的抗议形式,因为自焚抗议是个全球性的现象,越南战争期间和尚这样做了,它也发生在196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引发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藏人自焚只是其最新一幕。但这是一种令人感到悲哀的、绝望的抗议形式,因为藏人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中国政府不允许他们走上街头,他们没有任何空间做其他形式的抗议。如果你喊口号就会被捕,如果你有达赖喇嘛的照片,会被抓进监狱。如果他们有我的照片,他们可能会受折磨。他们面临逮捕和酷刑折磨,甚至消失,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可能觉得还不如自焚。

问:如果北京允许你向境内藏人说话,你会说什么?

答:我会说我们致力于非暴力和民主,这些是我们坚持的原则。会说他们的不满是真实的,因为是他们在受苦,中国政府必须加以注意,并尽快解决问题。我还会说“西藏有着非常古老的文明,是世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有丰富的佛教作为信仰,有诸多君王创造的伟大历史。我们应该引以为豪,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我们要坚守自我,坚信光明终将到来。

问:你与加拿大政府的互动情况?

答:我见过移民部长肯尼,在接待室等待的那群人很有意思,有台湾人、越南人、印度人和藏人,他和所有这些在一间房里的人说话,这只有在加拿大才会发生。在别的地方,你和藏人说话,就不会提中国,和中国人说话,就不会提到台湾,但肯尼是个例外,他说“这是我们的中国政策,对你们有利”,一片掌声;“这是我们为台湾做的事,对你们好”。“我想认识我的藏人好朋友”,实际上,他把这些人带进同一个房间里,让他们相互为对方鼓掌,很可能就在屋外的街头,他们就分属两个相互抗议的人群。他说的一切都很对,并且面向所有人。

问:他的政府的外交政策已经远离人权,而注重贸易和经济利益。如果你再遇见肯尼会与总理哈珀会见,你会就此提出什么意见?

答:我并不了解细节。我相信经济的重要性,但我也认为人权同样重要。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理论是:没有人权的经济增长又有什么意义呢?人权有利于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人权与经济等价。

问:如果在达赖喇嘛去世后,北京宣布找到了转世灵童,并安排他继位,你会怎样处理?

答:首先,这个问题为时过早,因为达赖喇嘛非常健康,他从不间断旅行,他比340岁的人更富精力。回到你的问题,达赖喇嘛在20119月当着所有宗教领袖的面发表了一项声明,产生下一世的达赖喇嘛有三种办法:转世,即他去世后再生;由所有宗教领袖像选择教皇一样做出选择;生前指定接班人。所以有三种选择,但无论哪一种都与北京无关,因为信仰关乎灵魂,无法收买和强加予人。你不能下令说:“从明早开始朝拜这个男孩,追随他你们就会得到祝福。达赖喇嘛不相信北京,他说过北京如果真的相信转世的话,首先应该去找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转世,因为他们为中国做了很大的贡献”。

问:境内藏人无法获得你的信息,他们会被告知有一个新的达赖喇嘛。这将为你的政府带来一定的风险。

答:疑问总会存在,但谁会相信?在被占领50年之后,中国政府在西藏投下那么多经费,做了那么多宣传,现在抗议的那些藏人都是生长在中国统治时期,他们的抗议,说明有些事情从根本上说就是错的,我们藏人有着与汉人同样古老的精神,他们灌输给藏人一些东西,并不意味着藏人就会接受,实际上,我们不会接受,只有在自愿和相互的基础下,才能达成协议。


原文链接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world/tibetan-leader-holds-hope-china-can-learn-from-canada/article5907062/?page=all

2012年12月5日星期三

“拓然巴”与“格西”

第十一世班禅在拉卜楞寺与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院长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活佛合影,两人为“拓然巴”的问世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004年,北京建立“拓然巴”学衔制度,旨在“加紧培养爱国爱教,学识造诣高、政治坚定,能够以德服众”的藏传佛教人才,指望他们“坚决抵制和揭穿达赖集团分裂国家的图谋,为维护藏区和谐稳定做出贡献”(2008年12月1日云南卫视新闻解说词)。到目前为止,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共招收了八期藏传佛教高级学衔班,从2005年至2012年,每年各有11人获颁“拓然巴”高级学衔证书。

北京为新学位取名为“拓然巴”,显然是借用了格西学位系列的称谓,如格西四等级的拉然巴、措然巴、林赛和多然巴,目的是让这新生儿尽快混入藏传佛教古老的家族之中。官方对托然巴的诞生,用了这样的解说词“在继承藏传佛教传统的基础上,借鉴了藏传佛教各寺院学位考试的历史经验,吸收了部分现代教育的新方法,形成的一种新的学衔制度。僧人在以往学位的基础上考试 入学,经过一年的五部大论的深入研修,再加上当代的综合知识的学习,经考试和答辩通过后而获得的学位,是藏传佛教界当代最高的佛学学位”。

既然循格西学位系列传统命名,按理说托然巴也应该属于格西系列,如云南卫视在2008年12月报道本身首批两名“托然巴”时,就把他们成为“托然巴格西”。

但《中国西藏网》在2011年4月发布《图表解析“格西拉让巴”与“拓然巴”》一文时,又截然将其与“格西拉让巴”区别开来,称“在藏传佛教里,存在两种学经制度”。

北京显然希望“托然巴”成为一种“继承传统,结合现代”的东西,进而超越和取代格西


新闻:第十一世班禅接受十一名“托然巴”朝拜


中新社/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2012年12月4日在北京举行第八届藏传佛教高级学衔授予仪式。5日上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接受了这些“拓然巴”学衔获得者和藏传佛教学衔工作指导委员会、高级学衔评审委员会成员的朝拜。

朝拜前,在僧乐队和僧众的护拥下,班禅经天王殿、垂花门来到清净化成塔前敬献了哈达。之后,在阳光楼大厅举行了佛事活动,僧众代表分别向班禅敬献了曼扎、 佛像、宝塔和经书,班禅向僧众摸顶赐福、赐赠护身结,祝愿高级学衔获得者精进佛法、爱国利民。来自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的高僧大德和僧众参加 了朝拜活动。

“拓然巴”高级学衔是在继承藏传佛教传统寺庙教育的基础上,借鉴寺庙学位考试的历史经验,吸收现代教育方法和学位考试方法,形成的新的学衔制度,是当前藏传佛教界最高的学位,也是藏传佛教学僧追求的最高目标。   

此次11名考僧经过6天紧张激烈的学衔辩经和论文答辩,全部通过考试科目,获得了藏传佛教博学多识象征的“拓然巴”高级学衔。藏传佛教学衔工作 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院长嘉木样活佛4日向11名学僧颁发学衔证书。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中国佛教协会及相关省区有关方面负责人莅临祝贺。



以下是《中国西藏网》制作的两学位对比:

格西拉让巴(公元十五世纪创立):

名称含义:“格西”,藏语意为“善知识”,共分多让巴格西、林斯格西、措让巴格西和拉让巴格西四个等级。

制度简介:格西拉让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僧人修学显宗的最高学位。这个近似于现代意义上博士学位的宗教学位,是每一个藏传佛教学经僧人的最高目标。喇嘛学完必修的显宗经典后,可以考不同等级的“格西”,(多让巴格西、林斯格西、措让巴格西和拉让巴格西)此后可任扎仓或中小寺院的最高主持人(藏语叫“堪布”)。这种选拔年年举行,形成制度。

考评机构:中国佛协西藏分会。

考试流程:“拉让巴格西”学位考试分夏季(预考)和冬季(终考)两次举行。对于考取格西拉让巴学位的学经僧人来说,夏季考试才是真正的考验。通过了预考的高僧,还要在来年的藏历新年大昭寺祈愿大法会上,参加立宗仪式,即通过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这“三大寺”的多位高僧提出的佛学疑难问题的答辩,两次考试全部通过才能最终取得学位。只有经过几十年修行的极少数僧人才有可能获得此学位。格西拉让巴之外的三个等级的格西学位由各寺院自行考评。

学位授予地点:西藏拉萨大昭寺

考试内容:涉及藏文基本知识。辩经内容主要围绕五部大论,即《释量论》、《入中观论》、《现观庄严论》、《戒律论》和《俱舍论》。


拓然巴(2004年创立):

名称含义: “拓然巴”是藏语“拓仁木然降巴”的简称,“拓仁木”为“高级”,“然降巴”为“博学高明之士”,合起来即为“高级的博学高明之士”。

制度简介:“拓然巴”高级学衔制度创立于2004年,是由藏传佛教界人士发起的,面向各大教派,继承藏传佛教寺院学经考试模式,结合现代教育方法,旨在培养藏传佛教界高级僧才的考评制度。2004年8月,藏传佛教高级学衔评审委员会在拉萨成立。同年九月,首届藏传佛教高级学衔班十一名学员入学。

考评机构:藏传佛教高级学衔评审委员会。

考试流程:进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高级学衔班的学僧在经过专业学习后,通过毕业考试后方能参加学衔班辩经、讲经考试和论文答辩。在辩经考试中,学僧必须在由高僧大德组成的考评委员会进行答辩。在论文答辩中,借鉴现代高校毕业论文答辩形式,学僧自己从藏传佛教经典的“五部大论”中任选论题,撰写学衔论文,然后进行答辩。高级学衔评审委员会再根据学僧的辩经、讲经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进行无记名投票,对考僧逐个表决。合格者才能获得高级学衔。

学位授予地点:北京西黄寺

考试内容:涉及基础的科学文化和社会政治常识。辩经内容主要围绕藏传佛教显宗的《五部大论》,包括《释量论》、《入中观论》、《现观庄严论》、《戒律论》和《俱舍论》。


百度对格西四等级的介绍:


拉然巴,是藏传佛教格西中级别最高的学衔,也是藏传佛教显宗中最高的学位。每位申请拉然巴格西学位的考僧,必须在拉萨大昭寺举行的祈愿大法会期间,通过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高僧提出的佛学疑难问题的答辩,并得到认可才能获取这一宗教学衔。

措然巴,是仅次于"拉然巴"的一种格西学位。每位考僧只有通过拉萨小昭寺举行的大法会,并在拉萨三大寺众高僧前答辩佛教经律论取胜,才能获得这一宗教学衔。

林赛,该学衔排在措然巴格西之后,是某位学僧在拉萨三大寺中的任何一寺内通过答辩佛教经论而考取的一种格西学位。

多然巴,是某位学僧,在各大寺院大经堂门前的石阶上举行的法会上,通过答辩佛教经论,而获取的一种格西学位。凡是具备条件的各大寺院均可授予多然巴格西的宗教学衔。

除了上述四种不同级别的格西学位之外,还有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格西学位,比如,阿然巴、曼然巴等。



嘉央諾布:刘仚这个女人

2012年4月刘仚(Libby Liu)在芝加哥与美国广播理事会(BBG,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共同主席Michael Meehan一起会晤达赖喇嘛。


-----藏人行政中央用了什麼樣鑰匙,才解開Libby Liu的合作之鎖,把阿沛晉美開除呢?

-----藏人行政中央有辦法吸引Libby Liu,讓她同意遵照他們指示辦事的一大誘鉺,就是覲見達賴喇嘛的機會。

-----自由亞洲電台的Libby Liu似乎有很大的野心,她想成為美國國際廣播網整合之後的總負責人,所以一直努力地結交權貴,以確保她將來有機會可以晉升大位。

-----我認為洛桑僧格允許這個女人覲見尊者這麼多次,只為了從她那裏得到一些政治上的好處,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

文章原标题为《保護袞頓,RFA得自由》(PROTECT KUNDUN, FREE RFA)

嘉央諾布/12月3日

我為〈讓「自由亞洲電台」得自由!〉一文搜集材料的時候,找到很多資料,可是沒辦法放進一篇文章裏面。另外,我還看到了一些令人惴惴不安的材料,雖然這些證據更可以佐證我的說法,但我不想放在文章裏。

一位偶爾會閱讀我博客的教授朋友,看了〈讓自由亞洲電台得自由〉一文,寫e-mail給我,指出我的分析有暇疵(因為我自我審查的緣故)。他認為我 的文章引人入勝,「好似偵探小說」,然而,他教訓我:「任何好的偵探故事,都必須解釋『動機』以及『機會』。你的文章雖然對北京的主要動機────利用藏 人行政中央,使得自由亞洲電台無法廣播『分裂國土』的訊息到圖伯特────分析得非常好,很有說服力。我卻對於你忽略『機會』這一大塊覺得很訝異。單單只 靠藏人行政中央的話,是沒有能力在自由亞洲電台搞出這麼大的人事案的,它還需要機會。有頭腦的人對你們總理洛桑僧格只用「迷倒」Libby Liu(借你的話)的方法,就可以達到讓自由亞洲電台陣前換將的目的,是不會相信的(雖然我肯定她確實在許多方面都被他「迷倒」了。)」  

我的朋友說得沒錯。藏人行政中央用了什麼樣鑰匙,才解開Libby Liu的合作之鎖,把阿沛晉美開除呢?

在美國傳統基金會的一篇漫長而詳細的政策分析〈中國的全球宣傳戰以及如何削弱美國的反應〉一文中(China’s global propaganda warfare and weakening US response),頂尖的中國軍事與外交政策專家,成斌(Dean Cheng)寫道:「美國對策略通訊機構的支持已經不如過往」,「美國策略通訊頻道減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廣播卻大量增加,兩者加起來,已經引發美國民主 與共和兩黨的共同關切。例如加州共和黨眾議員,佐伊‧羅芙格倫(Zoe Lofgren)最近寫信到美國廣播理事會(U.S. 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 BBG),質疑為什麼要整合自由亞洲電台、自由歐洲電台/自由電台以及中東廣播網,並重覆提出共和黨眾議員達那‧羅何巴克(Dana Rohrabacher)以及民主黨南西‧佩洛西(Nancy Pelosi)等人曾經表達過的憂慮。」

「整合」並且縮減美國眾多的國際廣播服務,是一個短視近利的決定,主要是為了減少支出,而且情有可原地,使得諸位電台台長害怕飯碗不保。然而,自由 亞洲電台的Libby Liu似乎有很大的野心,她想成為美國國際廣播網整合之後的總負責人,所以一直努力地結交權貴,以確保她將來有機會可以晉升大位。

藏人行政中央有辦法吸引Libby Liu,讓她同意遵照他們指示辦事的一大誘鉺,就是覲見達賴喇嘛的機會。Libby可能本來就想要接近尊者,想利用她跟尊者的密切交情,讓美國廣播理事會 欽佩不已,因此選她擔任美國國際廣播網整合後的總台長。Libby的問題是,尊者十多年以前雖然曾經到華府拜訪過自由亞洲電台,之後就再也沒來過了,其原 因,可能與總理桑東仁波切低調卻有效的抵制行動有部份關係。極為可能,第一個向Libby Liu提出她可以見到達賴喇嘛的人,是司政洛桑僧格。達賴喇嘛再度拜訪自由亞洲電台,只有在洛桑僧格選上總理以後。當時,尊者在洛桑僧格與桑東仁波切的陪 伴下抵達自由亞洲電台,後兩位利用這個機會大吐苦水,抱怨自由亞洲電台居然允許反對藏人行政中央的人上節目。

當然,尊者單單拜訪自由亞洲電台一次,是無法滿足Libby Liu的計畫的:這樣她還是無法向美國廣播理事會展現出她與達賴喇嘛的關係密切。因此,藏人行政中央為了她製造了更多機會,讓她在達蘭薩拉與其他地方都能 親近尊者。事實上,有好幾次,不論達賴喇嘛旅行到哪裏,Libby Liu與司政洛桑僧格倆都一直尾隨。

藏人行政中央用這種辦法「酬庸」Libby Liu女士的一個顯著實例,是前幾天一些圖伯特媒體機構所收到的一封信,這封信是由Libby Liu 的副手Kalden Lodoe所寫,可能是一封遭洩露的郵件。根據這封信,Libby現在人在印度,她將在南印度得到極為隆重的接待:她不但會在孟戛德(Mungod)的眾 目睽睽之下覲見尊者,她本人還得到對群眾講話的機會。這些安排,似乎都是為了讓她能夠向美國廣播理事會,顯示她與達賴喇嘛的關係非常密切。在這封電子郵件 中,Kalden寫道:「我將會向孟戛德的定居點官員要求,請他們為Libby Liu 安排一個機會,讓她能對前來聆聽尊者講授佛法的群眾發表談話。」

Kalden Lodoe究竟在講什麼?他是說Libby這個女人,要在達賴喇嘛說法講經的某個時刻,從台上站起來,然後發表談話嗎?我從沒有聽說比此事對尊者更不敬、 更近乎褻瀆的事了。然後,在行程表裏面,我們看到司政將在24日與Libby Liu在德里的凱悅酒店會面。他到底必須跟這個女人見幾次面?有什麼事這麼緊急?

另一件稍早發生過的「酬庸」Libby的事件,似乎發生在10月23日,倫敦列格坦研究所舉辦的「更繁榮世界的道德觀」研討會上,尊者參與了其中的 一場討論會。司政洛桑僧格為Libby安排在這個場合覲見尊者。根據在現場的一位目擊證人表示:「Libby Liu總是被安排坐在尊者的旁邊,坐得太近了,讓人覺得很不舒服。」另外,洛桑僧格與Libby Liu似乎還利用此次聚會,順便討論了開除阿沛晉美一事。

尊者早已說得清楚明白,他已經從政治圈中退休,也不再處理官方的事,目前一心一意只想靈修,並從事慈善人道事業。結果,政客以及官僚不但跟著他,事 實上幾乎是窮追不捨,全世界到處跟著跑,只為了跟他一起照相,或者騷擾他,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以實現一己之詭計,這樣的情形,應該使所有關心尊者的熱血博 巴感到極為憤怒才對。

事實上,Libby Liu以前跟尊者見面的場合裏,她緊坐在尊者旁邊的方式,看起來都非常不恰當。我剛好在美國廣播理事會的網站上看到幾張她這樣做的照片(連結在此)。左起 第二張照片看起來讓人很不舒服,甚至到噁心的地步。我不會在此博客轉貼這張照片。我想請求所有的博巴跟美國廣播理事會連絡,讓他們拿下該張照片。

我認為洛桑僧格允許這個女人覲見尊者這麼多次,只為了從她那裏得到一些政治上的好處,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難道他不知道這個女人的背景嗎?在當上 自由亞洲電台台長之前,她曾是舊金山的副檢查官,與另外一位檢查官捲入性醜聞之中(就在她嫁給另一個男人的前兩天),此事在舊金山的司法界鬧得沸沸揚揚, 被稱之為「辦公室尋歡案」(”Office Whoopee Case”),甚至成為「大衛‧萊特曼深夜秀」上被嘲諷奚落的事件。你只要在谷歌搜尋 “Libby Liu San Francisco Chronicle”就可以看到當時的新聞報導。

當然,尊者在此事上的作為是純潔而白璧無暇的。我們都知道他是一個非常親切的人,他總是極為自然、又有同理心地跟他見到的每個人拉手。然而誤會是有 可能產生的。我們以前就曾經發生過問題:九零年代,宗教文化事務部(chodon leykhung)不顧圖伯特駐日代表處的忠告,安排麻原彰晃跟尊者見面,還讓他們一起拍照。後來這張照片被放到極大,就擺在麻原的真理教大堂正中央。後 來他因為東京地鐵的沙林毒氣攻擊事件而被逮捕,日本警方以及媒體記者接著在他的廟裏發現他跟達賴喇嘛一起拍的照片,結果,梅克勞甘濟湧入大量日本記者、電 視台人員、還有幾個看起來像是警察或者情報幹員的人物。我當時就在那裏。

謝天謝地,流亡政府官員、我自己還有其他人,用了一兩個星期的時間反覆解釋,終於說服了日本媒體,讓他們相信尊者與麻原彰晃沒有任何關係,而那次尊 者在達蘭薩拉接見他,只不過是例行接見信眾而已,不具任何特殊意義。然而即使到現在,尊者與麻原有關係的大謊言,還是被中共文宣部拿到西方去大作文章,還 被雄登信徒拿來反批藏人行政中央。即使你知道你自己行得穩坐得正,還是不夠的,而且醜聞一旦爆發,幾乎是無法完全消除的。

在麻原事件發生之前一兩年,時尚雜誌《浮華世界》刊出了一篇語帶嘲諷的報導,主要是說尊者出現在一個專為好萊塢名星所舉辦的宴會。兩位阿尼瑪卿研究 所的同事,Tashing Tsering la, Lhasang Tsering la,再加上我自己,求見尊者秘書處的一位官員,並向他說明為什麼秘書處以及流亡政府必須過濾達賴喇嘛接見的每一個人,確保每個人的衣著都得體,還要告訴 他們什麼才是覲見的合宜的舉止,避免造成任何誤解。我們也告訴他,西方媒體對於尊者的熱忱並不可靠,我們永遠必須小心謹慎。我想我當時甚至在《民主報》寫 了一篇社論。我記得當時有一隊婦女衝進我們在梅克勞甘濟的辦公室,大叫說我們散播關於達賴喇嘛的謊言。

對博巴來說,最重要的事,是要想辦法讓這次自由亞洲電台醜聞案儘快而且公正地得到解決。目前所有的討論還是局限在圖伯特世界以及我們的支持者之中, 我們應該讓它儘量保持這樣。邊巴次仁議長寫給眾議員羅何巴克的信,除冷嘲熱諷之外,還傲慢又愚昧地把副本傳給歐巴馬總統。這個政客難道不知道寄給美國總統 的怪信(特別是從國外寄來的),一律都由情報部門以及聯邦調查局予以調查嗎?而最近聯邦調查局調查的各種案子,不幸地,很容易洩露給媒體。

我認為我們目前可以做的最佳損害控制策略,就是像我前一篇文章所提到的,由議會(排除邊巴次仁)進行徹底的調查,不但可以讓各方都感到滿意,我們也 可以制止糟糕的事態繼續擴大。而這個調查委員會當然必須完全超越黨派,還要作出一份誠實而且詳盡的調查報告。每一個跟Libby Liu有關係的人、跟阿沛晉美被開除有關係的人,都必須被傳喚到聽證會上作證:包括幾個主事者,如司政洛桑僧格、Dhonchoe Lobsang Nyendak以及自由亞洲電台的職員Kalden Lodoe,即使是一些次要的人物,如ICT主席與前特使Lodi Gyari,議長邊巴次仁,以及自稱為司政「諮商顧問」的Kalsang “Kaydor” Aukatsang。

就在我們之中許多人被此事鬧得雞飛狗跳、浪費寶貴時間的這幾週裏,圖伯特境內好幾位大智大勇的仁人志士,為了「讓贊」,為了讓尊者達賴喇嘛回到自由 的圖伯特,放棄了自己的生命。我們必得扛起這神聖的任務,不但要接續他們的自由奮鬥,更要保證尊者達賴喇嘛在國際上崇高的令譽、他作為圖伯特民族精神領袖 與國家元首的偉大地位,不能被政客、投機者為一己之私欲而操縱與破壞。

2012年12月05日 图伯特之恋

嘉央诺布:继《纽时》和《华邮》之后,北京又盯上了自由亚洲


原载唯色博客,原题为《嘉央诺布:还“自由亚洲电台”以自由!》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翻译:更桑东智(@johnlee1021)
时间:2012年11月27日
-----由于他(阿沛•晋美)同流亡社会的政治环境没有任何瓜葛,同时也因为他真正是一位言辞温和的谦谦君子,他一开始得以在云诡波秘的图伯特政治风浪中幸存下来。

-----RFA的编辑自主权一直让流亡政府感到头疼,前噶伦赤巴桑东仁波切在他的整个任期里都拒绝接受RFA的任何采访和会见,并且指示内阁部长和秘书们都要照此办理。

-----肖武男或许带来了一位中国高层领袖的私人讯息,可能是习近平。他或许告诉过达赖喇嘛,如果他放弃‘反华’活动并且表示支持共产党政权,那么中国会欢迎他在北京安度晚年。

----- 我坚持认为,中国多年以来一直在操纵CTA的政策制定。

在我博客的上一篇文章中,我提到了共产党中国如何通过炫耀它的“经济肌肉”在美国散布政治宣传,主要是以付费的方式将《中国日报》的页面嵌入在美国素有 “资料库报纸”之称的《纽约时报》。一位读者给我发来电子邮件说,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华盛顿邮报》。于是,我把收藏的《总统班底》( All The President’s Men )特别版DVD扔进了废纸篓。

而且,中国的宣传推进现在甚至伸进了好莱坞。《洛杉矶时报》针对这一问题发表了几篇文章,其中包括:《中国是否对好莱坞电影施加了不正当影响?》《中国压力钳制好莱坞》。 这两篇文章探讨了最近的几部电影:《到也门钓鲑鱼》(Salmon Fishing in the Yemen)、《战舰》(Battleship)、《钢铁侠3》(Iron Man 3)、《赤色黎明》(Red Dawn)、《黑衣人3》(Men in Black 3)以及灾难片《2012》。中国利用其经济影响力对这些好莱坞影片实施了预审,以保证“……一代西方电影观众从他们的电影中获得对中国积极的和经过消毒 的观感。”

关于好莱坞制片人和制片厂高管们屈从于中国的压力而对电影所做的改动,南加州大学教授,该校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骆思典(Stanley Rosen)对《洛杉矶时报》说:“我不认为普通的美国电影观众非常了解所有这些小决定,但是在不知不觉中,这些改动已经产生效果。” 北京正是利用骆思典所说的这种“不知不觉”拓展它的“软实力”(soft power)——西方的亲中媒体喜欢用这个词描述中国的所作所为。北京在用一些更为令人不安的方式进行思想控制、洗脑或者更准确地说“经济洗脑”——对 此,我们应该还记得巴普洛夫成为“条件刺激”的基本理论。

相比制作出《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和《衮顿》(Kundun)等影片的那些令人激动的日子,以及好莱坞与达赖喇嘛和图伯特之间热烈(而短暂的)浪漫史,目前对博巴(藏人)而言 是一个痛苦的转变。由于壮美的风景和独一无二的神秘特质,图伯特依然会偶尔出现在一些电影中,但是正像《蝙蝠侠:开战时刻》(Batman Begins)和《2012》等电影所显示的,如今图伯特能够在影片中出镜,实际上必须满足以下几个前提:第一,要保证不出现“图伯特”这个名称;第二, 不允许出现这个有争议的地区直至最近依然不是中国一部分的任何暗示;第三,要确保影片中的博巴由中国演员扮演。

现在,除了好莱坞、《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为了意识形态上的改头换面,北京又似乎盯上了美国的另外一家媒体机构,这家机构虽然规模较小也不那么广为人知,但是对于图伯特民众和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于整个被占领的图伯特地区的民众而言,自由亚洲电台(RFA)藏语部一直以来都是最有效的新闻和信息来源——不仅是关于外部世界的消息,更重要的是关于 他们自己国家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和活动。否则,由于中国安全机关和宣传机构的封锁,他们对这些活动和事件几乎一无所知。对于图伯特普通民众来说,RFA以均 衡、客观和专业的态度报道了发生在拉萨、格尔登寺(Kirti格底寺,位于今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热贡(Rebkong,即今青海省黄南州)和措洛 (Tsolho,即今青海省海南州)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报道了中国对高僧大德和异见人士的逮捕;报道了康区民众与中国矿业公司之间的暴力冲突;报道了连续 不断的自焚事件(到今天即11月27日已经有八十人)。这些报道与“拉萨广播电台”、“西藏自治区电视台”、康甘孜地区以及“青海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 台)等等中国官方媒体那尖利刺耳的谴责和虚假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这些中国媒体上,播音员用中国腔的博伊(藏语)照本宣科,(尤其是农牧区)民众难以 听懂这种靠官方政策强制使用的博伊——这样做的目的或许是为了将博伊本身最终汉化。

RFA对达赖喇嘛讲话、传法和旅行的报道在图伯特境内大受欢迎,同样受欢迎的报道还有有关流亡政府和流亡博巴的新闻(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尤其是博 巴们在纽约、伦敦和德里等地举行抗议和有关活动的新闻。在RFA的一次电话交谈节目中,一位拉萨的听众打进电话说,这些报道给了像他这样身处图伯特境内的 普通民众以希望,让他们在绝望和镇压之下不觉得那么与世隔绝。

中国人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阻扰RFA向图伯特境内播音。由于图伯特高原的面积和地形,中国的阻扰并非总能奏效,因此,图伯特占领当局规定收听RFA博伊 节目是犯罪行为,如同在纳粹占领的欧洲收听BBC广播。由于中国的移动监测系统和告密者在人口密集地区活动频繁,有人告诉我,牧民们赶着畜群去山区牧场时 会把收音机藏进行囊。在海拔更高的地方,不仅会接收更加清晰,而且不会有警察和告密者来检查。等到这些牧民回到他们的村庄,他们会把听到的内容告诉他们的 家人和村庄里信得过的人。

RFA问世于(1989年)天安门屠杀之后,当时,越来越多的美国公众支持向亚洲地区严酷政府管制下的民众提供信息。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际广 播法案》(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Act),并创建了作为私营和非盈利机构的RFA。它的资金来源是政府的年度联邦拨款,但是这个项目中最为影响深远和至关重要的部分是规定了不要求RFA 播发由美国政府提供的消息。在RFA播出内容中,只有20%是有关美国的,而其他的80%是由电台的各个语种分部独立开发制作。各语种分部都是由本身来自 这个语种的人员运作,享有广泛的编辑自主权。

我从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处得到的关于RFA工作任务的一个解释是,RFA的创立是为了给那些没有自己自由的国家广播机构的民众提供一个“代理”广播机构。电 台负责人、播音员和记者们的根本任务便是向那些国家和民众提供他们自己独立的和最及时的广播服务,而这一切都由美国民众买单。

这对于图伯特事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意外之喜。但是最初的兴高采烈很快就变成了灰心丧气,因为听说将要担任藏语部负责人的是阿沛•晋美——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而阿沛•阿旺晋美是1959年以来整个噶厦政府内阁中唯一与中共占领当局合作的噶伦。

我必须承认,我当时和大家的担心是一样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阿沛•晋美证明了自己是这个关键岗位的理想人选。由于他在图伯特和中国受过教育,并工作过, 以及后来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求学经历,使得他不仅可以流利地运用三种语言,而且可以接触到这几个地区很多的机构和个人,从而可以让RFA获得很多其他机构无 法获得的信息和新闻。他成功地说服像获奖诗人和博客作家茨仁唯色这样的在图伯特和中国都很著名的图伯特作家和知识分子,成为RFA节目的固定撰稿人。达赖 喇嘛也全心支持他任职。由于他同流亡社会的政治环境没有任何瓜葛,同时也因为他真正是一位言辞温和的谦谦君子,他一开始得以在云诡波秘的图伯特政治风浪中 幸存下来。

晋美带给这项工作的最可贵的品质便是确立了这样一种理念:真理的客观性超越任何(甚至是我们自己一边的)掌权者的观点。我推想,这或许是由于他来自一个根 本没有这种品质的社会。晋美确信,他的任务不仅仅是与中国的宣传机器相抗争,还包括通过电台向公众介绍存在于图伯特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和看法,而这是绝 大多数与图伯特有关的媒体未曾做过的事情。

晋美带给这项工作的最可贵的品质便是确立了这样一种理念:真理的客观性超越任何(甚至是我们自己一边的)掌权者的观点。我推想,这或许是由于他来自一个根 本没有这种品质的社会。晋美确信,他的任务不仅仅是与中国的宣传机器相抗争,还包括通过电台向公众介绍存在于图伯特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和看法,而这是绝 大多数与图伯特有关的媒体未曾做过的事情。

主要是由于在《图伯特评论》(Tibetan Review)和故乡网站(Phayul.com)上发表的政论文章,以及在图伯特表演艺术协会期间创作和编导的一些剧目,我长期以来在图伯特官方世界 (包括与之相关的外国机构和个人)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我曾经是发行量最大的独立博伊报纸《民主报》(Mangtso)的编辑之一,这份报纸在流亡民众当 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这也让达兰萨拉的一些图伯特领导人和政客们感到不快。2001年,由于尊者公开表示了对这份报纸报道的不满,《民主报》最终迫 于压力不得不关闭。因此,数年之后,如果我的记忆准确的话,当我接到担任RFA顾问的邀请时,我感到相当惊奇。

我曾经参与过各种各样的节目,但是参加最多的是他们的“星期天谈政治”(Sunday Political Talk Show)节目。这个节目由资深新闻记者嘎玛珠康(Karma Zurkhang)主持,他曾经是流亡政府议会成员,也是在达兰萨拉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晋美和他的职员从未试图对我进行言论审查或是劝导我降低论调和改变 说法。这是另外一个让我感到惊奇的地方。当然,我在这些讨论中并没有信口开河,因为也有退休的或在任的流亡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专家参与讨论并经常质疑我的观 点。图伯特听众还从尼泊尔、印度和西方国家打来电话,提出他们的评论和批评意见。就在2008年左右,也有听众从图伯特境内和中国打来电话,直言不讳地对 流亡博巴举行的抗议示威表示支持。这些有关政策的真正的辩论或许没有在图伯特世界的任何其他论坛上出现过。
  
我很感激获得参与这些节目的机会。参与这些节目并没有多少报酬,但是节目给我提供了一个让图伯特境内的民众了解我的观点的机会,并且让那里的民众知道,尽 管流亡政府早就放弃了争取图伯特独立的事业,但是流亡博巴中依然有人为了这个事业一如既往地奔走呼喊。我应该顺便说一下,我一直都是通过电话参与这些节目 的。好几年之后我才短暂造访了设在华盛顿的RFA办公室,当时阿沛•晋美送给我一个马克杯作为纪念。

和往常一样,有关在RFA节目中的这些谈话内容的政治正当性,开始从达兰萨拉传来怨言。大概八年以前,两位流亡政府的重要官员正式访问了RFA 并与阿沛•晋美和其他图伯特职员进行了一次交谈。这两位贵宾指责RFA允许反对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的人士参与节目,说这些人的批评意见会让图伯特境内的博 巴们失去信心。


RFA的编辑自主权一直让流亡政府感到头疼,前噶伦赤巴桑东仁波切在他的整个任期里都拒绝接受RFA的任何采访和会见,并且指示内阁部长和秘书们都要照此办理。他还采取了一种低调但坚持不懈的方式声讨RFA为图伯特政府的“反对派”提供在节目中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

去年,RFA台长刘仚(Libby Liu)和她的得力助手、藏人职员嘎登洛卓(Kalden Lodoe)数次造访达兰萨拉和其他一些地方,会见流亡政府官员和新任噶伦赤巴洛桑森格。一位知情者告诉我,在这些会谈中直接提到了像我这样不同意达赖喇 嘛“中间道路”政策的图伯特青年大会领导人和“让赞”活动人士。
  
嘎登洛卓似乎是达兰萨拉在RFA的铁杆拥护者,他一直气势汹汹地反对所有主张独立的活动人士。他得到了桑东仁波切的褒奖——仁波切打破自己定下 的“抵制RFA”的规矩,破例作为嘉宾参加了他的节目。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嘎登一定是执恭敬顺从之礼款待了他的嘉宾。曾经有RFA的听众对我说,如果参加 节目的嘉宾碰巧是图伯特青年大会(TYC)或是自由图伯特学生运动(SFT)的领导人物,嘎登会变得非常的咄咄逼人,他会用肖恩•哈尼蒂(Sean Hannity)那种盛气凌人的方式指责这些领导人组织反对中国的示威抗议,他认为这些活动违背了达赖喇嘛的意愿。


2011年7月达赖喇嘛在华盛顿举办时轮法会(Kalachakra Initiation),作为主要组织者的嘎登洛卓指使安保人员将图伯特青年大会(TYC)主席次旺仁增(Tsewang Rigzin)逐出会场。我自己也曾在2001年秋天偶遇这位有些气势汹汹的还俗僧人。当时我在华盛顿的图伯特社区做一个关于为何我们不应该放弃独立斗争 的报告。在问答阶段,嘎登洛卓坚持认为,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与图伯特独立的目标之间没有内在的差异,而我是在流亡社会内部制造纠纷并且通过演讲和文章表示 了对尊者的不忠不义。

去年12月,达赖喇嘛特使、国际声援图伯特运动(ICT)执行主席洛地嘉日(Lodi Gyari)坚持要求在“星期天谈政治”节目中获得一次单独讲话的机会。在强调了自己作为达赖喇嘛特使的显贵身份之后,他全然不顾主持人嘎玛珠康试图缓和 讲话气氛的努力,用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对那些“反对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的博巴”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攻击。他虽然没有直接点我的名,但是有听众告诉我,我无疑 是他猛烈抨击的对象之一。


嘉日的高谈阔论在流亡政治圈里本属司空见惯。不过,我在几周以前曾经出现在相同的“星期天谈政治”节目当中,评论了他发表过的一份虚假声明。这或许促使他安排时间进行这次单独讲话。

CTA司炯洛桑森格数次与刘仚会面,而看起来他已经成功地向她施展了魅力并且让她相信——阿沛•晋美领导的RFA藏语部是反对达赖喇嘛“中间道路”政策 的,图伯特境内的听众会因为RFA的这些节目而灰心丧气。今年六月,洛桑森格、刘仚和达赖喇嘛驻纽约代表洛桑念扎(Lobsang Nyandak)似乎还曾在伦敦会面,讨论了重建RFA藏语部和替换阿沛•晋美的必要性。

 在又一次参加了节目之后,我得到了嘎玛珠康主持的“星期天谈政治”节目被完全取消的新闻。这个决定是在今年四月份生效的,并没有通知阿沛•晋美,他当时正 式休假去探望生病的母亲。我其他有关探讨世界文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节目也被取消。关于这些节目的终止,我没有收到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通知。

 11月5日上午,RFA台长刘仚用一种羞辱性的方式突然解雇了阿沛•晋美。他被安保人员押送出办公室。刘仚随后召集藏语部雇员举行会议,在对他 们所有人作了一通严厉训斥之后,宣布阿沛•晋美已经被解雇。有一位雇员问到解雇的原因,但得到的回答是由于“私人”原因,与其他任何人无关。对于其他在 RFA工作的博巴而言,这个决定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们喜欢并且信任阿沛•晋美,感激他对他们的敬业精神和独立性给予的尊重。藏语部所有41名雇员,除去休 假的两名,其他人当即签署了一份支持阿沛•晋美的信件,敦促恢复他藏语部主任的职务。嘎登洛卓是唯一没有签名的雇员。


阿沛•晋美被解雇之后几天,达赖喇嘛驻纽约代表洛桑念扎访问华盛顿,目的似乎是为了挫败RFA雇员支持晋美复职的任何努力。洛桑念扎召集RFA所有图伯特 雇员在ICT的办公地点参加会议。但是,参加者寥寥无几。他告诉这些人,流亡政府不是解雇事件的幕后主使,但是对于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不同看法。他指出, 阿沛•晋美犯了很多错误,允许反对流亡政府的人士发表误导性的观点。

对这一丑闻首先做出回应的人士之一是诗人茨仁唯色,她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谴责解雇阿沛•晋美,并且指出整个事件是如何地让她回想起自己被中 共控制的西藏文联开除的经历。但是她注意到,开除她的“汉人官员”至少还“轻柔地”告诉她原因,不像在阿沛•晋美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唯色总结说,同RFA 的官员相比,“……共产党官员相比还坦诚些。”


随后,还出现了一篇相关的新闻稿和 美国国会议员德纳•罗拉巴切(Dana Rohrabacher)致藏人行政中央的两封信。他在信中说:“我有理由相信他(阿沛•晋美)是由于政治原因被停职的……” 从2011年3月以来,已经有73名博巴自焚。罗拉巴切议员说,“再清楚不过了,图伯特民众正在为自由和独立而献出生命。自由亚洲电台必须继续作为一个准 确的信息来源而存在。任何在自由亚洲电台内部进行新闻审查的提议必须受到彻底调查。”

或许阿沛•晋美被解雇,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达兰萨拉倾向于强制性管控流亡社会传播媒介和支持团体的一个令人悲叹的例证,而这种控制早已屡见不鲜。流亡政 府还试图用这种方式将那些对他们的政策持不同意见的人士边缘化。在过去的一两年,流亡政府的这种管控明显有愈演愈烈的势头。《图伯特政治评论》 (Tibetan Political Review)的一篇名为《流亡政府发言人和噶伦赤巴是否在钳制言论自由?》(Are the Speaker and Kalon Tripa stifling free speech?)的社论注意到了这个趋势。其他出版物中也有一些文章关注了同样的问题,其中值得瞩目的一篇文章是丹增宁杰(Tenzin Nyinjey)所作的《言论审查与图伯特独立斗争》(Censorship and the struggle for Tibetan freedom)

但是,如果我们具体地检视达兰萨拉究竟试图钳制什么样的言论或观点,一个总体的模式便浮出水面。CTA所下的功夫主要是针对像TYC这样倡导图伯特独立并 在这个问题上积极挑战北京的个人和组织。今年,以司炯(Sikyong)洛桑森格和发言人边巴次仁(Pempa Tsering)为首,达兰萨拉方面通过指控TYC“伤害”达赖喇嘛来激起民众的愤怒,有些宗教权利团体开始呼吁关闭TYC并攻击和殴打TYC的领导人。

CTA坚信,如果所有争取独立的活动和讨论都能设法得到组织或控制,北京方面就会同意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政策所提议的解决方案,即“真正的自治” (genuine autonomy);或者,至少会恢复两年前终止的谈判。这是CTA的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我想这种信念并非完全处于一厢情愿的空想。北京方面必定在某些 时候向CTA做出过实际的提议。当然,北京方面是在玩弄CTA,就像是在拉小提琴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在拉二胡。但是,达兰萨拉在这些问题上偏向于某种自说自 话的天真幼稚,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

以往并非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一个例证是在2002年,北京确实与达兰萨拉进行了接触并保证举行更进一步的“谈判”,目的是要保证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 江泽民对美国进行的最后一次国事访问不受干扰。图伯特噶伦赤巴桑东仁波切给所有的博巴和支持团体发出了直接指令——不得举行抗议。不过还是有少数人举行了 抗议。博巴和支持者在温哥华举行反对中国的游行时,来自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的一位官员来到抗议者跟前,呵斥他们说:“你们的领导人没有告诉你们不要示威 吗?”后来在纽约举行的示威抗议中,有一位图伯特裔的中国官员用博伊对示威者们吼叫道:“你们不应该这样做。难道你们的政府没有告诉你们不要抗议吗?”

当前,在图伯特接连不断发生的一系列自焚事件正引起中共高层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自焚事件在措洛(Tsolho,今青海省海南州)和热贡 (Rebkong,今青海省黄南州)等地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示威抗议。中国到目前为止完全是依靠在整个图伯特地区大规模,几乎是接近饱和规模,部署安保人员 来控制自焚事件。但是,它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些措施对于决意赴死的个体自焚者是无效的,因为自焚的实施不同于任何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中国领导人同时也越发意 识到,自焚事件和整个图伯特民众中日益增长的愤恨会导致整个图伯特高原的严重动荡,而这些动荡还可能波及周边地区,从而带来难以预计的后果。


因此,我们可以合乎情理地假设北京方面希望达兰萨拉阻止当前的自焚抗议,或者至少是阻断来自流亡社会,尤其是来自RFA广播的“分裂主义分子”的消息传 播。北京方面坚信这些消息在为图伯特境内的自焚和抗议活动火上浇油。反过来说,达兰萨拉或许和北京方面有同样的关切,正如《图伯特政治评论》的那篇社论所 指出的,“图伯特境内的自焚危机和图伯特特使们的辞职给赞同中间道路政策的图伯特领导人施加了极大的压力。”

今年的8月16日,中共统战部(这个部门曾经负责与流亡政府的谈判)高官肖武男访问了印度,并在达兰萨拉受到达赖喇嘛和洛桑森格(当时的称呼还是“噶伦赤巴”)的接见。一位印度研究者贾雅德瓦•拉纳德(Jayadeva Ranade,前政府高级官员)在文章《忧心巨龙:中国与博巴关系的新序曲》(A concerned dragon: China’s fresh overture to Tibetans)中写道,肖武男或许带来了一位中国高层领袖的私人讯息,可能是习近平。拉纳德写道,“他或许告诉过达赖喇嘛,如果他放弃‘反华’活动并且表示支持共产党政权,那么中国会欢迎他在北京安度晚年。”


这篇文章还注意到,“巧合的是,在会谈之后的一个月内,藏人行政中央领袖的职衔由‘噶伦赤巴’(首相)变成了不那么引起争议的——从北京的眼光看——‘司炯’(政治领袖)。”

拉纳德当然只是猜测,但是他所分析的各方面无论如何都存在密切的关联。无需猜测的是,新德里方面对CTA会见肖武男的决定感到不快,尤其是与噶玛巴的会 见。未曾想,肖提出的种种问题触怒了这位年轻的仁波切,会见被突然终止。在离开拉纳德饶有兴味的分析之前,我应该指出,我相信北京方面可能早已就这个问题 与达兰萨拉有所接触。如果是为了安排达成交易的种种关门过节,你无需组织一场像肖武男访问这样声势浩大的表演,谨言慎行方为上策。

我坚持认为,中国多年以来一直在操纵CTA的政策制定。1989年,我曾在《图伯特评论》(Tibetan Review)的一篇文章中 指出,中国是如何利用西方某些政客和个人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中共的“影响力代理人”,从而说服达赖喇嘛放弃争取图伯特独立并接受图伯特是中国的一部分。我在 文章中指名道姓,并且提供了具体细节,甚至在一本文集中再版了这篇文章,但至今无人表示任何形式的否认或驳斥。达兰萨拉对类似指控的反应通常是“倨傲不 屑,一言不发”,因此,司炯洛桑森格当即发表否认与阿沛晋美被解职有任何关系的信件让我深感好奇。

诚然,当受到美国在任国会议员的指控并可能影响到CTA从美国政府得到的资助时,当即否认或许是明智的。但是我想,为了挽回局势和全面地重建信心,还有更 多的事情必须要做。当前,重大的、灾难性的事件正在图伯特境内发生,阉割RFA的阴谋出现的可谓“正当其时”。毋庸赘言,阿沛•晋美应该立即复职,藏语部 的所有雇员也应该即刻重新担当起他们至关重要的职责。为了让我们的美国朋友和其他支持者消除疑虑,图伯特流亡议会应该设立一个强有力的议会委员会对此事进 行彻底调查。当然,这个委员会必须由超党派人士组成,因此,政府发言人边巴次仁应该首先被排除在外。这样的回应不仅可以易于为美国议员们所接受,而且将有 助于我们自身民主进程的发展。我恳请所有的读者直接给他们的议会代表(chithue)写信,还要给图伯特的报纸、杂志和网站发送电子邮件,呼吁成立这样 的调查委员会。

如果CTA和流亡议会一无作为,那么身在美国的博巴则应该给他们的国会议员写信,向他们发出呼吁。美国国会为了给图伯特自由斗争提供强大而独立的声音所进行的尝试是高贵而成功的,必须确保这样的尝试免遭劫持,必须确保RFA免于堕落为北京“真理部”隐蔽的宣传前哨。
 

2012年12月3日星期一

在印度的流亡藏人感染艾滋病毒者达130人

藏传佛教信徒及其后代并非百毒不侵,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在印度的流亡藏人宣布艾滋病已入侵藏人社区,艾滋病成为导致流亡藏人死亡的十五种疾病之一,目前在印度各地有至少130名藏人受艾滋病毒的感染。

当日,2007年成立的印度流亡藏人唯一关爱艾滋病团体CHOICE(以上两幅图片取自该组织网站http://choicehivaids.org/)在达兰萨拉举行纪念活动,来自藏青会,藏妇会及自由西藏组织的志愿者们在街头张贴宣传单张,放映流亡政府卫生部摄制的纪录片《打破沉默》,以警醒藏人社区。

据流亡藏人《回家网》报道,当天的活动名为《回归零点》,意即力争“新感染率为零,受歧视者为零,艾滋病死亡率为零”。

该组织项目负责人Phuntsok Chomphel认为,在印度的8万3千名流亡藏人因高流动率、贫穷和缺少医疗设施而属易被感染的高危人群,在过去十年间,印度公布新的艾滋病感染率下降了50%,但其受感染者人数仍居世界各国第三。他说:“现在在流亡社区就医的艾滋病患者人数是49人,但实际感染者远远超出这个数字。”

受感染者Lobsang Damchoe参加了该组织发起的“收养艾滋病患计划” (Adopt HIV/AIDS Family),他讲述了自己在藏人社区曾经受到的歧视。“当我工作的办公室知道我受感染后,我被开除了。后来我开了一家学校饭堂,生意不错,我得以照顾我的孩子和同样被艾滋病感染的妻子,最后我的饭堂也被关闭了。”








2012年12月2日星期日

陈光诚人权日讲话中的一点问题

2012年12月2日,美国之音以《陈光诚发表世界人权日重要视频讲话》为题,刊出陈光诚讲话视频及内容文字,其中一处表述令人诧异:连吴登盛都能做到的事情, 习近平若不做的话...

缅甸人或吴登盛本人听了陈光诚的讲话,会认同他的说法吗?他的潜意识里是否有中国人面对南亚小国的优越感?难道小国领袖就理所当然劣于大国之君?难道陈光诚本人也是大国沙文主义者?

希望陈光诚仅仅是使用了不当措辞,因为他在随后的文字中表达了人类平等的观念:人权日是唯一属于全世界每一个人的节日。是人就有人权。应该得到尊重。

附陈光诚关于缅甸的文字:

昂山素季自由了。刘霞、胡佳、王荔蕻、江天勇等上述公民何时解禁呢?吴登盛释放了政治犯,而高智晟、刘晓波、郭泉、杨天水、倪玉兰、阿里木江、齐崇怀等仍 被构陷关押的政治犯、良心犯和因言获罪者何时释放?吴登盛的开明做法不仅赢得了缅甸人民的支持,还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可和尊重。连吴登盛都能做到的事情, 习近平若不做的话,那就不是做不到,而是就不做。不是做不好,而是不往好里做。若是如此,民众还能指望他能还权于民,实行变革,维护社会公正吗?


                     习近平与吴登盛2012年9月在广西南宁

                     奥巴马与吴登盛2012年11月在缅甸


附维基百科“登盛”词条里他推行民主改革的有关言论(设想在哪一年中国领导人会说出这样的话?):

2012年1月20日,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缅甸改革“绝对不会走回头路”,“我们正处于迈向民主的正确道路上。正因为我们在正确的方向上,所以只能向前迈进。而且,我们也没有任何想要走回头路的意思”。他也敦促西方国家尽早解除对缅甸的制裁。

2012年1月30日,正在新加坡考察访问的登盛发言称:“国际社会应该继续对我们追求目标的努力予以支持和鼓励,因为一个年轻的民主国家正在这个地球上出现”,……“我向你们保证,我将竭我所能,在缅甸建立一个健康的民主体制。”

2012年9月29日,他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他与翁山蘇姬之间没有任何问题,他正与她合作,如果缅甸人民在2015年缅甸大选中投票选择翁山蘇姬担任总统,他将给予支持。他说“翁山蘇姬是否能够成为国家领袖取决于缅甸人民的意愿,如果人民接受她,那么我也将必须接受她”。


2012年11月29日星期四

盛赞中国接班体制的加拿大学者



加拿大籍的牛津大学哲学博士贝淡宁(Daniel A. Bell)在中共十八大召开期间,于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为中国选择领袖的方式辩护》的合著文章,声称中国不再是一个传统的独裁国家,有着良性的贤能政治,因为中共已经演变成为精英组织,只有一流的学生和模范工人才被允许加入,只有通过考试才能成为公务人员,尽管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模式不透明,但七名政治局常委无一不是经过大省和关键部委的历练。加拿大《环球邮报》驻京记者马凯认为“这一说法使他成为在北京的最富争议的外国学者”,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总编布莱克在推特上形容“中国的辩护士贝淡宁又往前走了一步”。

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贝淡宁在家乡的麦吉尔大学毕业后远赴英伦,拿到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一直在新加坡和香港生活,直到2004年受聘于清华大学成为该校首名外国籍的哲学教授,并搬去北京定居。但他与中国的缘分并非由此开始,1988年他在牛津就结识了日后成为其夫人的中国留学生宋冰,后者为他取中文名贝淡宁,据说是寄望夫婿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在中国,贝淡宁似乎并没有享受到仙风道骨的宁静,1124马凯在加拿大《环球邮报》上撰文《赞誉北京贤能政治而酿风波的贝淡宁》,形容他正在那里体验冷暖交加的双重感受:中国官方媒体的宠儿,学术界同行攻击和鄙视的目标,甚至有人把他视为共产党政权腐败和镇压行为的“辩护士”。

贝淡宁在《辩护》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西方媒体对中共十八大领导人换届的报道几乎完全是负面评价”,对“中共高层蔓延的腐败、得不到公开讨论的政策议题以及中国人民完全被排斥在政治协商过程之外”的批评并“没有抓住全局”。真相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在过去30年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更加接近管理大国的最好模式:高层实行贤能政治、底层实行民主,中间预留实验空间”。

他质疑“大国的一人一票选举”,因为“从道德角度看,公民应该投票支持公共利益,但选民往往根据自身利益投票,许多人甚至连这也做不到,因为他们没有起码的经济判断能力。而富人选民则更透彻地理解经济,更容易把制度转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他认为“民主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投票权仅赋予国家边界内的成年人,可受政府政策影响的人不仅限于选民,还有子孙后代和生活在国界外的人”,他举例欧美选民一再支持减税和高福利,结果抵押了国家的未来,还导致全球变暖。

他盛赞“只能在一党制国家进行的贤能政治专门为选择德才兼备的领袖而设计”,“在多党制国家,基层工作表现良好不一定能得到提拔,因为政党更迭后政府中的主要人员都得更换”。对于“中国式贤能政治里的腐败猖獗”,他主张用“更开放和可信的媒体、更透明的制度、更有效的司法体制、官员更高的收入、更独立的反腐机构等” 来限制权力的滥用。

贝淡宁的观点激起了一些中国网民的愤怒,在其《财经网》的实名博客上,有人称他为“司马南的洋人同胞,孔庆东的同党,政治投机家,高级五毛”,“身在自由阳光他国,却在赞美专制黑暗,这种人是撒旦魔鬼,就是摩靡斯特帮凶”。加拿大《环球邮报》驻京记者马凯前往贝淡宁在北京顺义高尚住宅区里的家中探望,贝淡宁的夫人在高盛中国任职高管,其岳父是中共老干部,贝府对面就是英国德威贵族学校在中国的分校,马凯发现从个人而言,已经“跻身中国统治阶层”的贝淡宁是个“典型的加拿大好人,为人彬彬有礼说话轻声细语,教书之余还经营着一家火爆的泰式餐厅,每周组织在京洋人打一场冰球比赛”,当然也不会忘了在人们耳边“大谈令他着迷的孔夫子的现代意义”。

马凯写道“贝淡宁对自己的观点激怒读者已经习以为常,并把它归咎于西方人对自己政治制度的优越感。他认为无论何时,只要对中国政府稍加褒扬,总会激起一些人极大的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