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30日星期六

刘正清:我为何坚持要做王炳章的律师

1124日,王炳章家人就广州律师刘正清受吊销律师资格威胁一事发表声明,强调刘律师拥有王炳章家属授权书和王炳章本人授权书,代表当事人权利,王炳章家属和王炳章本人有权聘请律师,广州市司法局陈志华处长对刘正清律师的威胁恐吓是违法行为。王炳章家人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考虑启动法律程序,联系国际人权组织进行声援,以保证王炳章应有的权利和刘正清律师的权益。与此同时,刘正清在国内微博发帖“为办王炳章案而吊牌比有律师牌更值钱”,他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压力很大,但成为王炳章的律师决心已定,绝不会妥协。

刘正清表示,广州市司法局声称收到了对他代理王炳章案一事的投诉,目前正在调查之中,他们私下透过朋友施加压力,希望他放弃。刘正清说:“我对此不怕,我与王炳章家属签了合同,也有委托书。广州市司法局作为经办单位,怎么说我没有签合同,说我是私自涉案。他们从逻辑上说不过去”。

今年4月,刘正清刚接受王炳章家人的委托代理,就被广州市司法局探悉并找去谈话,警告他不要碰这个案子,但他没有放弃,直到11月被威胁吊销律师资格。刘正清强调他之所以坚持要做王炳章的律师,首先是因为这是律师的权利,他说:“搞这个案子是我作为律师的权利,法律上并没有说因为王炳章是个敏感人物就不能请律师,所以我坚持要搞,司法局也很清楚我没有违规。我一直告诉他们我接王炳章的案子,对中国政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坚持代理王炳章案的第二个理由是刘正清很钦佩王炳章,成为他的律师是其心愿,哪怕付出律师资格被吊销的代价。他说:“对对,这一点不错,我一点不隐瞒,我觉得为王炳章牺牲也是应该的。我对王炳章的付出很钦佩,我很坦率地告诉了广州市司法局的领导。”

刘正清相信律师介入王炳章案会为官方开一条沟通渠道,帮助中国政府妥善处理手中的这个烫手山芋,那么为何刘正清会认为王炳章是北京手中的烫手山芋呢,他说:“王炳章家属的抗议引起国际社会较大的反响,中国政府想释放他却又拉不下脸面。他们会要求王炳章写一份保证书或承诺书之类,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起一定的作用。2011年,王炳章家属与中国政府都已经谈好了准备释放他,但由于陈光诚到美国后让中国政府难堪,北京害怕王炳章出国后也会那样”。

尽管相信自己的律师行为能助北京一臂之力,刘正清却在广东监狱管理局连连碰壁。1112日他独自前往狱政科办理探视申请,对方以需要两个律师为由拒绝了他。18日,他和另一位律师同往狱政科再次办理探视手续,对方表示会在48小时内回复,他等到的却是广州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陈志华副处长的通牒,告诉他不可能见到王炳章,如不放弃连律师执照都难保。

1125日,刘正清依司法局的要求寄去了一份代理王炳章案的报告,口气温和理性。在官方的压力下,能否如愿成为王炳章的代理律师,刘正清表示:“这个我很难做预测。司法局告诉我,如果上面不表态,下面绝不敢擅自作主张,调子只有北京才能定下来”。

对于自己是否真的会被吊销律师证,刘正清表示前景难料,因为广州市司法局还得请示国保、国安甚至北京。不过,他就相信不会像2011年茉莉花时期那样再次被国保拘押,因为自己什么活动都没参加,只是做了一个律师应该做的事。

双重越界

从媒体报道上看,巴以之间似乎只有无尽的战争与仇恨,但美国电影导演Michael Mayer却在电影《out in the dark》里展示了巴以之间的一段爱情,且是阿拉伯人欲置于死地的不伦之恋:同性爱。

阿拉伯青年学生Nimr(虎)是心理学学生,时常偷越隔离墙到以色列人地区享受自由的同志生活,在特拉维夫的一家同志酒吧里,他与年轻的犹太律师Roy相识,两位才俊青年很快就被爱情联系在一起。Nimr拿到一张以色列签发给巴勒斯坦人的居留证,到特拉维夫的一所大学修读硕士课程,他白日读书,夜晚和Roy相会,他们还一起去见了Roy当律师的父母,但犹太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敌意在年长者心里更加顽固,他们不喜欢儿子的恋人。Nimr心里也暗藏着一个目标,那就是到美国去,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读博士。

不幸的是,Nimr被以色列情报部门盯上了,他拒绝了在大学里做耳目的要求,立即被吊销了居留证,稍后还把他是同志的情况透露给了Nimr的哥哥。后者一怒之下,把困守在巴勒斯坦的Nimr押到一座废墟里,执行私刑,不过念在兄弟情分上,Nimr被留下了性命,但被命令不得再回到巴勒斯坦。

再次偷越隔离墙的Nimr与Roy相会了,情报部门也闻声到来,最后Nimr在情人的安排下,连夜坐快艇逃往地中海,两人准备到法国重新开始生活,但不幸的是Roy被以色列情报部门羁押。

影片令人联想起汉人与维吾尔人的生存状况,长期以来维汉不通婚,爱情在这两个越来越敌对的民族之间越来越难以越界,普通男女尚无法结缘,遑论同性恋情。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中国的艺术家们也没有一丝超乎于现实世界的想象,甚至没有人敢于触碰维汉矛盾的题材,整个华人艺术家都装着世界上不存在维汉矛盾似的,这种状况实在是耻辱。

不过,华文世界里倒是有这部电影的信息,大陆把它译为《暗之光--以巴同性之恋》,台湾版为《爱:悄悄越界》。












千人安置计划:首批17名藏人抵达加拿大









                        图片取自Tibet Resettlement Project

 11月29日,加拿大接收千名藏人安置计划中的首批17人乘飞机抵达渥太华和多伦多, 这17人全部来自阿鲁纳恰尔邦的Miao Choephel Ling安置点,28日他们在离开印度首都新德里前,受到了藏人流亡政府司政洛桑森格的接见。第二批难民将于12月14日离开印度,第三批难民离开印度的时间是2014年4月,届时将有200名藏人来到加拿大,他们中的大多数将被安置在渥太华、多伦多、卡尔加里和卑斯省南部地区或温哥华岛上。

千名藏人安置计划由Project Tibet Society的主席Nima Dorjee负责,预计将在2016年5月结束。

由加拿大公民及私人机构担保的千名藏人全部来自印度阿鲁纳恰尔邦的Miao、 Tezu、 Tuting、 Tenzin Gang、Bomdila和Tawang等定居点,这个邦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藏南地区。2007年,访问加拿大的达赖喇嘛会见哈珀时提出希望加拿大能接收流亡在印度的西藏难民,2010年时任移民部长的杰森肯尼宣布了这一计划。

这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接收藏人流亡者,早在1972年杜鲁多当总理时期,加拿大就接收了首批230名藏人难民。




2013年11月29日星期五

鲜为人知的柏林电影节泰迪熊奖



柏林电影节自1987年开始为同性恋题材电影设置的专门奖项:泰迪熊奖(Teddy Award)堪称世界各国同志电影的最高荣誉。尽管已经问世了26年,但与金熊奖相比,泰迪熊因国际主流媒体的视而不见避而不提,而鲜为人知。

其实仅就华人而言,26年间已经有三位华人获奖。

关注亚裔美国人历史和身份认同、同性恋的社会压迫等问题的美国华人曾奕田在1994年以纪录片《走出枪口》(Coming Out Under Fire)获泰迪熊最佳纪录片奖。

1998年,香港导演关锦鹏的《愈快乐愈堕落》(Hold You Tight)获泰迪熊最佳剧情片奖。

2007年,台湾公开的同志导演周美玲的《刺青》获泰迪熊最佳剧情片奖。

2013年新出炉的泰迪熊最佳剧情片由波兰女导演 Małgorzata Szumowska 的《以...之名》(In the Name Of ) 获得,这部讲述神父同性恋故事的电影还获得了第32届伊斯坦布尔电影节大奖。

泰迪熊并非首次让神父同志登上领奖台,1995年, Antonia Bird 《神父同志》(Priest)就获得泰迪熊特别奖。

《以...之名》细致刻画了一位名叫亚当的神父隐秘的同性恋情感和被压抑的生活,亚当为一帮犯有轻罪的年轻男子开设了男童中心,与其中一名男孩产生隐秘的恋情,但他们不敢表述,只能在玉米地里撒野,像猿人般捶胸吼叫,仅有的一次两人在汽车内相拥,还被人窥见,并向主教打了报告,最后,亚当被再次派往一个偏僻之地。

影评说波兰是个保守之地,但从电影艺术来看,2013年问世的《泳感爱》《Floating Skyscrapers》和《以...之名》内容都相当大胆,前者讲述游泳运动员的恋情,后者直入教会的禁地。

从政治层面来说,波兰与俄国相比就更加开放了。2011年,波兰就有了首位变性国会议员安娜·格罗兹卡,首位同性恋国会议员罗伯特·毕德隆,这是俄国不敢想象的事情。要轮到中国,就更猴年马月了。




 

 

2013年11月27日星期三

15124名联邦囚犯创加拿大历史记录


根据11月26日加拿大惩教局( CSC)专员萨珀斯(Howard Sapers)向国会递交的一份报告,加拿大联邦监狱中的囚犯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由十年前的1万2千人上升到今年9月份的15124人,这意味着每10万加拿大成人中就有43人被关押在联邦监狱。在囚犯数目创历史新高的同时,加拿大的犯罪率在过去20年间一直在下降,导致囚犯人数增多的原因是政策,而非犯罪,对此有加拿大人认为就连有着世界最高监禁率的美国现在也改变了政策,他们认识到监狱中人头涌涌并不意味着街上就太平。

在过去10年间,加拿大有色人种的犯罪率上升了75%,白人的犯罪率却显著下降。占人口4%的原住民在囚犯中的比例高达25%,在过去10年间,原住民妇女的犯罪率上升了80%。总体看来,原住民和黑人的犯罪情况令人堪忧,他们被关在高度设防的重罪监狱的人数最多。

在加拿大的囚犯中,超过50岁的人占20%,平均教育水平是八年级,80%有滥用毒品问题,80%的女犯曾被性侵,31%有丙型肝炎,5%感染艾滋病病毒,一半的罪犯在过去一年需要精神治疗。

过去10年,加拿大司法系统花费的开支增加了23%,犯罪率也正好下降了23%。关押一名男性囚犯目前每年需要开销11万加币,正好是女性囚犯的2倍。

过去5年间,加拿大惩教局获得的经费增加了40%达26亿,其中大部分用来建设2700间新的监舍,尽管这样,20%的囚犯关押在比设计人数超一倍的空间里,这令加拿大的监狱环境趋于紧张:拥挤、困在监舍内的时间过长、缺少与外部世界的接触、缺少活动项目、缺少技能培训和囚犯与看守之间的对立,这些因素导致40年前加拿大监狱频频发生暴动。

另外在去年一年,老弱病残囚犯的医疗费用就花去了2亿1千万。

加拿大法律视监狱为最后手段,应该尽可能减少囚禁时间。囚犯也有人权,作为惩罚手段,他们被送进监狱,而非是为了惩罚而惩罚。

萨珀斯批评保守党政府延长刑期、减少工资和实行更严厉措施的做法,认为这不利于囚犯重新融入社会。









2013年11月26日星期二

陈全国重金打造“和谐寺院”和“守法僧尼”


2011年8月由河北调任中共西藏区委书记的陈全国,10月就在第八次区党代会上决定以“创新寺庙管理”为名搬来顺服汉人的那一套手段,用国库的银子拉拢藏地寺院及僧尼,为他们打造“和谐”及“守法”的光环,而这一光环与“四级寺庙管理”相呼应,由县及市最后到全区分级评选,小会大会表彰,早已不静的佛门被弄得更不清净。

活动首先在拉萨拉开帷幕。2012年2月,拉萨举行“和谐模范寺庙暨爱国守法先进僧尼表彰大会”,表彰2011年度“守法僧尼” 2341名,16座寺庙被评为“和谐寺庙”。

2012年4月19日,西藏自治区首届和谐模范寺庙暨爱国守法先进僧尼表彰大会召开,陈全国亲自向59座和谐寺院、58个寺庙管理委员会、6773名守法僧尼和200名驻寺干部颁奖,获奖寺庙及僧尼被以50%、25%的比例给予“两险”补贴。当日,病逝的南木林县热拉雍仲林寺管理委员会主任次仁在会上被追认为“优秀驻寺干部”,申报其为烈士,赏金2万元。

很快,陈全国首创的“和谐寺院”和“守法僧尼”活动就被北京向危机四伏的各省藏区推广。2012年6月6日,中国佛教协会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倡议在西藏、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五省(区)开展藏传佛教和谐寺庙创建活动,以“护国利民”。

各级政府成立了“和谐寺院”和“守法僧尼”评选领导小组,以每半年一次的密度展开评选活动,如拉萨市每半年就开会表彰一次“和谐寺院”和“守法僧尼”。2012年6月30,拉萨2012年上半年“和谐寺院”和“守法僧尼”表彰大会表彰了热堆寺、下密院等15个和谐寺和802名守法僧尼,以及47名优秀驻寺干部和3个先进寺庙管理委员会。

为了与达赖喇嘛争夺藏人,陈全国从国库到底弄来多少银子,恐怕是个绝密的天文数字。但中国西藏网2013年11月报道说,仅有人口3万8千的拉萨所属的墨竹工卡县,近日奖励“和谐寺庙”、“守法僧尼”、优秀寺委会和驻寺干部的款项就达56万元。

11月26日,拉萨召开“2013年下半年和谐模范寺院及守法僧尼”表彰大会,哲蚌寺等18座寺庙、旦增格桑等1711名僧尼、纳连扎寺管理委员会等11个寺庙管理委员会、班旦羊培等68名驻寺干部获奖。


2013年11月25日星期一

鲜有农妇的《魁北克农妇会》

在普遍信仰天主教的魁北克地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在家庭中,母亲的角色又是核心。可以说,稳住了母亲,就稳住了魁北克。成立于1915年的《魁北克农妇会》(Les Cercles de Fermières du Québec)是魁北克全境最早的妇女组织,98年来活跃在全省600个城镇,现拥有3万8千名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的会员。

《农妇会》的名称说明了该组织的成立背景,随着百年来魁北克社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巨变,目前它只有2%的会员居住在农村,她们的作为不仅限于织毛线衫,她们还出版了《魁北克农妇菜肴》等11种出版物,举办全省性的手工制作比赛、点心大赛、缝纫大赛,举办歌咏舞蹈,各类心理辅导,请成员中的专家教授健康课程和历史课程,帮助贫穷家庭的女性生育健康宝宝等等。

魁北克是全加拿大地域面积最大的省份,相当于中国国土的1/6,人口虽是全加拿大第二,却只有800万,在过去的百年间,移民自欧洲的法裔家庭之所以能安安稳稳地扎根于这块广袤的土地并延续下去,《农妇会》功不可没。

本届蒙特利尔纪录片电影节闭幕电影是魁北克纪录片导演 Annie St-Pierre 2013年拍摄的《农妇会》(Fermières),它向世人展示了一众可爱的魁北克妇女们,她们有的在家里放置了有四个脚踏木板的老式纺织机,没事就在家里享受仿古幽情,有的在家细心缝纫,一刀一尺地精心制作。

日子就在这么幽静的禅修氛围中度过。

这些画面令人想起达赖喇嘛驻欧洲代表处华人联络官洛桑尼玛说过的一句话:“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像西藏的地方”。







为中国忙碌的法国红色贵族

11月24日,“5+1”会谈国家在日内瓦就伊朗核问题达成一项阶段性协议,计划在6个月内采取“初步的互让措施”。表面看来,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前与法国外长法比尤斯进行了直接对话从而取得了突破,其实更多文章是在幕后,外籍中国政协委员易思(Iseux von Pfetten)11月3日就在其法国中部的庄园(château de Selore de Saint-Yan)主持了由中、美、法前政要参与的秘密会议,易思作为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及了“中国在原则上愿意派遣中国籍专家领导监察工作”的动向,中方的这一动向由与会的美国国务卿克里直接传达到了美方高层。

11月24日易思接受法国报纸《日报》的电话访问,透露六月的秘密会议说服了以色列参与谈判,可以说Saint-Yan的秘密会议催生了日内瓦的协议。

易思是谁?他的法文名字是Jean-Christophe Iseux Baron von Pfetten,法国男爵,1920年代,邓小平曾在男爵祖父的工厂里打过工,男爵本人则通过向跨国公司提供在华投资咨询而发了大财,在法国被称为红色男爵(le baron rouge),在中国被称为“外国雷锋”和“当代的马可波罗”,他是中国政协的首名外籍委员(2001年至2005年代表地区是吉林省长春市,2009年至2012年是上海)。(他是中国政协唯一的外籍委员,那些具有秘密移民身份的假洋鬼子不算)。

2009年开始,他担任英国牛津的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中心(RIESS )主席,他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

这位红色男爵在2011年3月底,在他位于法国勃艮第中心地区圣杨的一座16世纪的庄园里,秘密安排包括三名退休将军在内的中国军方背景代表团,与来自梵蒂冈代表团会晤,梵蒂冈代表团里有三名蒙席(monsignor)称号的官员,领头者是相当于副外长的埃托雷·巴莱斯特雷罗(Ettore Balestrero)。

这是罗马天主教教士与中国军方的首次接洽,也是过去15年里,双方最高级别的接触。

在接受《Asean Affairs》访问时,他认为中国有两样东西最吸引他:一是好脾气的农民,喜欢中国人的街头智慧,幽默及热情,及荣誉感。1997年以来,每个月都要到农民家住几天。二是中国文化:他特别喜欢的唐代瓷器、明代家具、清代建筑、京剧和中国现代绘画,走遍了中国的所有省份。(内容详见:https://www.storesonlinepro.com/store/1772737/premium/china_in_spotlight_inside_china_insights_from_the_red_baron?sitecookie=6c883bd0082de0860c189e014c68cfc2)

对这位神秘的法国红色贵族,法国《周日报》(JDD)在2011年12月11日以《红色男爵》为题专文介绍,http://www.lejdd.fr/International/Actualite/Portrait-de-Jean-Christophe-Iseux-von-Pfetten-le-baron-rouge-437849

中文《论文网》 2011年第11期文章《狩猎的一天》中介绍文字如下:

费腾男爵(Jean Christophe Iseux Baron von Pfetten),英国皇家牛津大学的博士,泰国前总理阿披什的同班同学,27岁就成为联合国最年轻的大使,德国血统,法国出生的贵族,老婆是意大利贵族,英国女王亲自主持了他的婚礼,并赠送了他一座离伦敦150公里远的城堡,如此传奇人物,居然会有极浓厚的兴趣来到中国,并且一呆就是14年,虽然每年若干次的回欧洲,但还是有一半时间留在中国,并且能利用自身的身份地位作为桥梁和纽带帮助中国经济发展,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个贵族能和内蒙的农民兄弟一同吃住,一同挤公共交通,用他的话来说,是体验生活并能了解底层人民的需要,当内蒙兄弟得知他是贵族时惊讶得无以言表,本来以为他穿的一些破旧衣物,原来都是有几百年历史的沿袭物品,惊讶之余有些感叹,当他利用身份给落后地区运作到第一笔基金时,就注定了而后14年内,他无偿的给中国带来超过20亿欧元的经济援助和交流项目。   

当被问及为什么在一次与胡主席会面时高声大喊“共产党万岁”,他解释是他的红色情节,在邓小平和周恩来同志赴法留学时,他爷爷接待了他们,邓小平同志还在他爷爷的工厂里工作过⋯⋯胡主席曾亲切的说道:“这样一个好老外,已经不需要加入共产党了,有一颗热忱红色的星就足够了”。   

后记   

当面前一个心态如20岁左右小伙的中年男子身披七八十年代暗绿色军大衣,虽然头发整齐,但你仍然很难把他与“贵族”这两个字联系到一起,用他的话说,这件穿了十几年的军大衣比法国的一切奢侈品品牌都要好得多,但事实上,在他的衣柜里有一堆绣着公爵名字的贵族才能穿着的定制套装,这些衣服只有他做学术报告和会见首脑时才会穿,平日里他都不愿意触碰,或许他已经被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同化,没有人会放弃5千公顷的土地和拥有108间房间的城堡、150条的狗、几百匹马和牛,每天只需要骑马狩猎,开宾利品红酒的生活,当然他绝对是一个例外!父亲的病让他花了1000多万欧元,因为是贵族,看病也是贵族的价格,我们嘲笑他在中国如此费用都可以开若干个医院,并且早就收回成本了,况且这还是发生在10年前,为此他低价卖掉了本来拥有的6个城堡,只剩下了最后一个,每年高昂的城堡修缮费用只能靠他养的马和牛还有特供给皇室的红酒来维持,然而当英国女王送他一个城堡作为结婚礼物时,他犹豫再三,他知道这种城堡修缮的费用不是他现在经济可以供给的,本打算放弃的他在我们的一再鼓励下,决定盘活这个城堡,这个没落的贵族后代是否能延续家族辉煌,一切都是未知数,祝他好运,让我们等待着时间的证明!

2013年11月24日星期日

《莎朗的梦》与联合国指责加人权问题


莎朗-库斯塔西(Shannen Koostachin)是加拿大安大略省詹姆斯湾区的原住民女孩,生前就读于J.R. Nakogee小学,那是一个在2000年临时搭建的简易屋,直到2007年,政府承诺建设的新校舍还未兑现。莎朗和小伙伴们于是利用youtube和脸书发起学生自救运动,莎朗还求助于媒体和各类集会,2008年,13岁的她登上国会山发表演说。2009年,莎朗获国际儿童和平奖提名。为了读中学,莎朗与姐姐赛琳娜一起到几百公里外的安省New Liskeard地区寄读,2010年5月30日,莎朗死于车祸。

莎朗死后,曾参与学生自救运动的小伙伴们发起了《莎朗的梦》(Shannen's Dream)运动,并成为原住民要求社会正义的诉求之一,它旨在提高人们对社会不公的认知,呼吁在原住民地区修建安全舒适的学校,鼓励人们给国会议员、原住民事务部部长、北方发展部部长和加拿大总理写信。

2011年9月26日,《莎朗的梦》运动最终导致詹姆斯湾区国会议员 Charlie Angus向国会提出《莎朗的梦》动议,并在2012年2月27日获众议院全票通过。

与此同时,《莎朗的梦》运动还派出代表团前往日内瓦参加人权会议,让国际社会了解加拿大原住民儿童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

2012年12月19日,大赦国际引用联合国人权组织的调查报告,批评加拿大的人权状况,指加拿大原住民在“在条约和土地权利的尊重、贫困、平均寿命、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明显居高的被逮捕和监禁比例、获得政府住房、医疗、教育、保护儿童及水资源等方面”正经历严重的人权危机。

加拿大方面对联合国的做法反唇相讥,加拿大外交部发言人Rick Roth指联合国运用资源来评价加拿大是一件古怪的事情。“联合国使用他们稀缺的资源来对付加拿大这样的国家,而不是对付伊朗和叙利亚这样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我们感到奇怪”。

2013年,81岁的加拿大原住民电影导演Alanis Obomsawin拍摄了纪录片《Hi Ho Mistahey!》(爱你到永远),并于2013年9月7日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首映,该片还获得11月24日闭幕的蒙特利尔纪录片电影节《加拿大单元》的参赛资格。








2013年11月23日星期六

一位哈佛学生在中国的拍片经历


美国人史杰鹏(J.P.Sniadecki)05年入哈佛攻读民族学媒体博士,2013年5月毕业。在哈佛的八年中,他穿梭于美中两大国之间,拍摄了4部中国现实题材的纪录片。2013年11月下旬,第16届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举办哈佛大学感官民族志实验室(SEL)作品回顾展,史杰鹏的四部纪录片全部入选。史杰鹏的到来不仅为电影节带来了新鲜的中国影像,他还告诉人们作为美国人在中国拍片时被跟踪、驱赶和被强行删除录像资料的非常遭遇。

2008年,史杰鹏在成都拍摄纪录片《拆迁》时, 和工地上的民工打成一片,他白天跟着民工们在建筑堆里摸爬,晚上由他们带着在成都的大街小巷闲逛。有一次在天府广场,民工们聚在毛泽东塑像前合影,突然来 了一名身着制服的女子,蛮横地盘问他们为何聚众。这一画面被史杰鹏编辑在片中,让各国观众看到了普通百姓在中国这一警察国家里的生活状态。史杰鹏回忆他每 次和民工上街都有便衣跟着,有时还会阻止他拍摄。对天府广场出现的那一幕,史杰鹏至今没有弄明白那凶巴巴的年轻女子到底是警察还是保安:“她过来时,我第 一反应就是不想让我的民工朋友遇上法律上的问题,避免扩大冲突,让他们平安回到工地”。 

在中国拍片多年,史杰鹏有不少类似的经历:“在北大荒拍摄时,误拍了军事设施,被强令删除。在西南部,我拍摄了藏区,被军人制止,还有一次六四纪念日期间在天安门广场也有类似的经历,最后都是以删除拍摄内容了事”。 

他的四部反映中国问题的作品分别是07年聚焦环境问题的《松花》、08年揭示发展问题的《拆迁》、12年展示民间生活的《人民公园》和13年反映因资源枯竭而空城的《玉门》。78分 钟的《人民公园》以一个镜头一气呵成拍摄完成,有现代版《清明上河图》的鲜明风格,且人物数十倍于后者,其中情趣也更加丰富。对于为何选择中国人的公园生 活,史杰鹏认为在中国沉重的政治压力和商业气氛中,公园是世外桃源,那里有较纯粹的民间文化,百姓们凑在一起寻找乐子享受生活。他的拍摄风格东西合璧,灵 感源自美国的先锋电影和中国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纪录片《玉门》讲的是因资源枯竭而空城的故事,史杰鹏今年去中国石油工业的发源地甘肃玉门,发现那里 已成为人去楼空的鬼城。 

出生于美国密西根州的史杰鹏幼时阅读过英文版的《论语》和《庄子》,自幼对中国就充满想象,读大一时首次出游就去了上海,那天正巧是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学了一年中文,取中文名史杰鹏。14年间,他前后在中国待了五年,对中国人的“变通精神”印象最为深刻:“比方说,你想到达A处,中国人总会找到办法通过C、G或者Z找到路径,这一点令我十分佩服。这不仅是一种智慧,还是一种创造的力量。我不能直走,就走曲线”。 

为何选用纪录片的方式表达对中国的认识,史杰鹏回答说是因为自己更喜欢与无法预期和无法控制的因素交流, “与故事片相比,纪录片更加偶然,拍摄对象总是会超出你的预期”。回到美国的史杰鹏很怀念中国的朋友圈子,他曾在北京敲开艾未未的家门与之聊天,很快就成 为好朋友,而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在美国,明星就是明星。 

现在,史杰鹏已是美国常春藤大学之一的康奈尔大学电影制作课程的助理教授,准备开设与中国相关的课程。他的下一部纪录片讲的是中国的铁路,为此他已拍摄了三年,所有的素材都已准备就绪。

潘礼德:共产党罪恶的专业记录师

今年,潘礼德(Rithy Panh)的纪录片《残缺影像》(L'Image manquante)被柬埔寨官方确认为送评下一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国家代表作。《残缺影像》由大型彩色泥塑群雕和黑白电影资料编辑而成,以101分钟的时间浓缩柬埔寨被红色高棉蹂躏前后的历史,为赤柬留下的官史补充了血腥画面,潘礼德说制作这些残缺影像,只是为了悲剧不再重演。

《残缺影像》以小泥人群雕的形式展示了:残酷镇反时的杀戮,集体劳动中竞赛,大饥荒后的大量死亡,高音喇叭里传出的共产主义醉人的口号等等。弄到最后,整个社会没有人,只剩下符号。

参加蒙特利尔纪录片电影节的西方人对这类景象感觉陌生,但在中国人眼里,真是太熟悉不过了,柬埔寨人的灾难就是中国灾难的小型翻版,甚至有人认为是中国人在柬埔寨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据片中提供的纪录片资料:张春桥和耿飚率中共代表团乘坐中国民航专机抵达金边,后又与波尔布特等把酒言欢,据说柬埔寨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就是张春桥组织班子协助起草的。

耿飚随张春桥出访柬埔寨几年之后,习近平成为耿飚秘书,30多年之后,习近平跃升为中国新一代的大权独揽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这样传承下去。

再回到《残缺影像》,回到柬埔寨的血腥历史。潘礼德的父母亲人被饿死,还是孩子的他每天要掩埋了饿死者尸体,他见证了一个民族由人走向非人的过程,只觉“我要离开我的语言,我要离开我的国家”。1979年,15岁的他逃亡泰国,后被法国接收为难民,在巴黎他学习了电影艺术,1990年首次回到柬埔寨,由此开始,他的所有纪录片都聚集于赤柬带给人民的灾难。

1989年,他的首部纪录片《Site 2》获得法国亚眠国际电影节(Amien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纪录片大奖。94年《米乡之民》参赛嘎纳电影节并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这是柬埔寨首部电影入围奥斯卡。1998年故事片《战后的某个夜晚》入围戛纳“一种注目”单元。2003年,《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获戛纳电影节弗朗索瓦-加莱奖,2013年,《残缺影像》获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大奖。

《残缺影像》令中国人联想起同是大型情景泥塑群雕的控诉作品《收租院》,这文革时阶级斗争的产物,前些年已经被中国的文史学者证伪,但面对中共统治60多年的无数真实血案,艺术家们集体失声了,更为可悲的是享誉国际的华人艺术家蔡国强竟然在1999年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上翻版制作该作品——《威尼斯收租院》,再次重复谎言,回避真相。

中国艺术家,境界还远在柬埔寨艺术家之下。





















2013年11月22日星期五

巴西流行文化符号沙万提

















来自巴西的各类信息中,有不少带有沙万提(Xavante)的字样,如沙万提喷气战斗机,巴西航空产业公司到2012年共出产了182架“沙万提”喷气战斗机,其中167架交付巴西空军,9架卖给巴拉圭,6架卖给多哥。如果说喷气式飞机离寻常百姓生活太远,那么一个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巴西品牌番茄酱也叫沙万提,一部巴西五零年代的喜剧电影《Casei-me com um Xavante》和前两年的一部纪录片《Xavante Strategy》名字里都有沙万提,车身印有沙万提的巴士在巴西城乡道路上穿行,巴西有一支球队以沙万提冠名,有多款电脑软件也叫沙万提。

沙万提作为流行文化的符号扑面而来,令世人无法回避。

过去和北美唐人街有接触的洋人因满街都是台山人,曾误以为台山之大至少占了中国半壁江山,这种谬误如果发生在沙万提人身上,也会是个笑话,他们只是巴西一个人口极少的部落,2006年的统计数字只有9600人,分布在170个村子里。

沙万提人居住在巴西中部省份马托格罗索州(Mato Grosso)的东边,在这个省285万的人口中显得微不足道。他们说的是一种印第安人的语言Jé 语里的沙万提方言,17世纪时曾短期被殖民者奴役,后躲避主流社会长期封闭,1930年代又被政府强行纳入行政管辖,二战后,在巴西独裁者热图利奥·多内列斯·瓦加斯(Getúlio Dornelles Vargas)强制推行的归化政策下,大批沙万提人被屠杀和死于疾病,几个世纪来的血的教训使他们对白人尤其是葡萄牙裔殖民者极不信任,他们追求隐居,却被大肆声张地拖入主流文明,最后成为一种流行文化的符号。

沙万提人对葡萄牙人的不信任给德国传教士Adalberto Heide一个可乘之机,他很早就学会了沙万提人的方言,年轻时离开欧洲遁入巴西的丛林,花了毕生精力与沙万提人同甘共苦,终于使自己被认可为“白色的印第安人”。

Adalberto Heide为沙万提人引进了上帝的概念,在给他们传教的同时,普及现代知识,甚至还教授他们拍摄电影的技巧,他的徒弟Divino Tserewahu就青出于蓝胜于蓝,成为部落里知名的电视制作人,正在蒙特利尔纪录片电影节上展映的电影《Master and Divino》讲的就是这师徒二人的故事。

沙万提人酷爱装扮喜欢色彩,有二元的社会结构,禁止氏族内通婚,男孩子14岁时,耳垂上就要插入小木棍,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木棍会换成更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