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7日星期二

朝鲜的“维稳陷阱”

26日,裴敏欣在BBC的《点评中国》栏目里,撰写了《中国已掉入北韩“维稳陷阱”》一文,为近日因金正日死亡而引发的新的一轮朝鲜热注入了新的焦点。

朝鲜的维稳陷阱,早在1950年代就已经实实在在地套牢了中国。所谓的“抗美援朝”就是中国人一次代价惨重的维稳行动,卷入国家多达25个,投入兵力200多万,死伤也多达百万,其中中国派兵78万,位于丹东市的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记载的中方死伤人数是18万3108人,首次出手,就证明朝鲜维稳是一项倾国的支出。

之后的近60年里,朝鲜的“维稳陷阱”吞噬了中国巨量的物资,从某种意义上说,弱小的朝鲜成功地绑架了庞大的中央帝国。

裴敏欣的文章描述了北京如何“忍辱吞气”走向朝鲜的“维稳陷阱”,以下是全文:





北韩独裁者金正日暴毙后,中国政府的反应即迅速又明确。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和另外两位政治局常委破格前往北韩驻华大使馆吊唁。这一举动含有重大外交意义。

人们都知道,金正日在世时并不是北京的朋友。他不仅把中共要他进行经济改革的规劝当耳边风,而且在朝鲜半岛频频制造危机,使中国难堪。

更恶劣的是,在中国牵头的六方会谈期间,北韩屡屡吃里扒外,背着北京和华盛顿暗中谈判,既不给中国面子,又危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对这种两面三刀的无赖政权的头目,中国早该采取较强硬的政策,迫其收敛。但是由于北京把北韩作为中国的一个战略屏障,早已作出不惜一切代价维持金家王朝生存的决策。所以尽管金正日不断找麻烦,中国领导人仍为其经济和道义双破产的政权输血打气。

中共政治局六常委赴北韩使馆吊唁金正日表明这一政策将继续下去。更具体的说,中国政府会竭尽其力帮助金正恩接班和维持北韩的生存。

中国对北韩无条件“维稳”的政策从中国的国家安全角度出发似乎无可非议。北韩的存在为中国构筑了宝贵的安全缓冲区,把美军挡在38线以南。如果北韩崩溃,朝鲜半岛统一,中共不仅会和一个民主的中等强国为邻,而且可能直接面对继续留驻韩国美军的威胁。这从中共的政权安全视角来衡量无疑是一场噩梦。

当然,北韩的统治者们很清楚地看到了他们对中共的战略价值,所以他们会在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这些涉及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上肆无忌惮地不理睬北京。金正日和他的同事们都知道,只要他们的挑衅行为不导致战争 (如战争爆发,金家王朝将毁灭无疑),北京会恼怒,但最终还会继续为北韩“维稳埋单。”在一个不断捣蛋和不可靠的北韩与一个崩溃的北韩之间,中共会“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忍辱吞气替平壤“背书。”

因此,中国其实在金正日时代就已掉入了北韩的“维稳陷阱。”正由于这一原因,中国在今后将为北韩的维稳付出巨大的经济和外交代价。

首先,后金正日政权肯定会抓住北京的心理弱点,漫天要价。我们可以猜测平壤将在近期内要求北京提供更多的无偿援助。而北京为了显示其为北韩维稳的决心和试图建立对后金正日政权的影响力,一定会尽力满足平壤的要求。但是,中国政府极可能是一厢情愿。后金正日政权会继续金正日的战略,一方面以死要挟,敲北京的竹杠;另一方面会不断制造危机,试图从南韩和美国那里得到各种好处。如果出现这类情况,朝鲜半岛的紧张程度会上升,甚至有可能会擦枪走火,美国无疑会增加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会恶化。

其次,中国无条件在北韩维稳暂时会让美国和南韩松口气。在目前平壤内部的政局尚不稳定的情况下,美国和南韩都不希望北韩立即垮台(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一个针对北韩崩溃的应急方案)。 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一政策后患无穷。中国和美国与南韩的关系会深受北韩的牵连。华盛顿将要求北京管住平壤。根据以往的经验,北京基本上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此,北韩会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关键摩擦点。北京和首尔的关系将更糟糕。南韩将更清楚地看到中国是南北韩统一的根本障碍,因而将更靠拢美国。由于一旦南北韩统一,首尔的立场将决定东北亚的战略格局。不难想像,首尔不会忘记这段历史,更不可能把北京视为朋友。统一和的朝鲜将继续和美国保持军事同盟关系,甚至会允许美军驻在38线以北。

最后,中国在北韩的维稳最终会以失败告终。金家王朝是一个穷途末路的失败政权。它的垮台是迟早的事。中国的维稳最终不能扭转乾坤,其巨额投资将“有去无回。”中共领导人该问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哪一边?



裴敏欣 博士 (Minxin Pei)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士,匹兹堡大学硕士,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

1992年到1998年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

现为美国克莱蒙麦肯纳学院政治系讲座教授

2011年12月24日星期六

加拿大与朝鲜的合作计划

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去世后,加拿大总理哈珀表示他的死亡可能会给这个贫穷的国家带来积极的变化。在19日的一项声明中,哈珀说:“金正日的死亡使朝鲜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向,结束朝鲜历史上痛苦的一页。未来的人们只会记得他是个独裁者,在过去20年里他粗暴践踏基本人权,朝鲜人民长时间忍受压迫和苦难,忍受极端贫穷及核扩散政策带来的国际孤立。”

在哈珀对朝鲜的变化抱持有限乐观的同时,加拿大与朝鲜之间一项学术合作计划正悄然进行。2010年,位于温哥华的加拿大著名学府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与朝鲜官方共同设立“加拿大-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知识合作伙伴计划”,该计划安排朝鲜学者在加拿大学习半年的市场经济课程。该校的朝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学教授朴京爱(Kyung-ae Park)担任项目负责人,今年7月,首批6名来自金日成大学等朝鲜院校的学者抵达加拿大,6个月是至今为止朝鲜学者被允许在西方逗留的最长时间。


朝鲜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向西方国家派出学者研究自由市场制度,但从不允许他们停留超过几个星期,尽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们什么也学不到。朝鲜劳动党担心,长时间在西方生活会使他们的学者变质,或把朝鲜无法容忍的西方意识形态带回去。就在今年3月,朝鲜还曾派出十名金融、贸易和农业等部门的干部到美国交流,两周后就打道回府。

与被派去美国和瑞士进行短暂交流相比,“加拿大-朝鲜知识合作伙伴计划”在朝鲜学者眼里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半年的学习使他们有机会探讨更深刻的问题,这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朝鲜自由学者打上了加拿大的烙印。《温哥华太阳报》认为,朝鲜人的到来使“美国右翼政客和评论家更加相信加拿大是马列主义在西方仅存的前哨之一。”

6名朝鲜学者7、8两月进行了英语强化训练,之后学习了国际商业、经济、金融和贸易等课程,金正日去世时,他们的学业刚刚结束。在他们学成归国后,第二批的朝鲜学者将于明年到来。合作项目负责人朴京爱说:“这个项目的不同寻常在于,朝鲜学者们可以在较长时间里开展研究。北美其他大学正密切关注我们的计划,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还希望推动大学管理层的交流。”

金正日去世,曾在瑞士留学的金正恩继位,目前还看不出与加拿大的合作计划有被废止的迹象。不少加拿大人希望朝鲜保持稳定,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主任保尔-依万斯(Paul Evans)认为“没有人愿意看到朝鲜发生深刻的动荡,因为这种动荡与阿拉伯之春有本质的不同。我认为每个人都希望朝鲜稳定,至少是短期的稳定。”

对朝鲜前景的另一种预测出现在加拿大《国家邮报》本周的一则访谈中,位于安大略省的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雷普瑞奇(Christian Leuprecht)认为朝鲜在新领导人金正恩接班后局势不明朗,一旦出现政局动荡导致国际力量介入,加拿大可能扮演关键角色。因为加拿大是韩国的盟友,在1950年代参加了韩战,如果韩鲜半岛再次出现危机,加拿大会毫不犹豫地再次军事介入。

长期以来,加拿大对朝鲜采取强硬政策。1950年代有2万6千多名加拿大军人在朝鲜半岛作战,在联合国军中人数仅次于美国和英国,2010年3月天安舰事件爆发后,加拿大参加了多国调查组,并对朝鲜实施严厉制裁,停止对朝鲜的投资、双边贸易和技术转让,禁止朝鲜飞机和船只接近加拿大,两国的大使馆也长时间被关闭。但鲜为人知的是,加拿大对朝鲜实行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在天安舰事件导致两国关系紧绷的背后,加拿大与朝鲜制定了“知识合作伙伴计划”,让朝鲜学者在加拿大深入了解市场经济。

2011年12月22日星期四

多维奇文:群体事件只为“利”,并非争取“民主、自由”

多维网站21日发表署名王雅的文章,题为《汪洋创新拿分 软硬并举解决乌坎事件》,其核心观点是”中国的群体事件只为“争利”,并非争取”民主、自由“,堪称奇文。在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官员最拿手的,就是在剥夺草民利益之后,将愤怒的草民贬为“逐利”者,处理办法无外乎胡萝卜加大棒,重则维稳镇压,轻则以小恩小惠平息之,所谓汪洋的创新,也不过如此。多维文章最令人不齿的,是用“利”来回避共产党建党时高举的“民主、自由”,好像百姓维权,争取具体的利益,就不登自由民主之堂。岂不知民主自由从来不是抽象的,它们体现在生活的细节中,也包括利益的分配。

以下是多维全文:





广东陆丰市的滨海渔村乌坎村村民为抗议官员卖地,自9月21日上访与政府产生冲突并发生打砸抢现象后,这场已间断持续两个多月的示威,在中共高层的介入下,如今开始出现平息的迹象。12月20日,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带领工作组进入陆丰,向乌坎村村民传达了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指示,“乌坎事件的发生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这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忽视经济社会发展中发生的矛盾积累的结果”,“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必须直面和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这番话被外界认为是在十八大之前的关键节点上,汪洋在社会管理问题的“高地”上率先为自己“插旗拿分”。中共党报《人民日报》22日也发表《“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的时评肯定汪洋的做法,文章称,群众固然不能“有诉求就过激,一过激就违法”,再合理的诉求也要在法律框架下解决,基层政府也不能把本属正常的诉求表达,用“堵”和“压”使之演变成过激对抗。

利字当头 诉求与政治无关

乌坎事件的起因与中国大多数农村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一样,都是源于政府在征收农村土地问题上,因为牺牲农民利益与当地村民发生矛盾,而并非某些媒体所报道的那样,村民在争取“民主、自由”。根据乌坎当地村民介绍,祖籍乌坎的港商陈文清1997年征地500亩建起的丰田畜产有限公司养猪场,是此次引发村民质疑的起点。此前,还有多宗土地开发或者征用协议因为补偿问题曾引起村民不满,他们认为地方官员存在贪污、腐败现象,而村民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乌坎村村民在9月21日组织了示威游行,当时在地方政府的安抚下村民没有展开进一步的行动。不过,在12月8日,被认为是示威游行活动组织者的薛锦波被警方带走,三日后死亡。虽然官方给出的解释是“心源性猝死,已初步排除其他死因”,但乌坎村村民却深信薛锦波生前曾遭刑讯逼供,被警察殴打致死。这再次成为事件引爆点。

12日,乌坎村村民举行全村悼念薛锦波活动,并与前往现场维稳的军警对峙,封锁了入村道路。随后事件愈演愈烈,大批村民开始聚集,并在村内拉横幅游行,要求中央介入调查官员腐败问题。当局也派出大量军警前往村外进行封锁。英国《每日电讯报》一名记者马克姆•摩尔13日设法进入乌坎村。摩尔表示,他目睹了数千名愤怒的村民连续几日聚集示威,哀悼薛锦波,他们挥舞拳头,哭喊“还尸放人”。美联社引述一村民的话说,警方从上周末开始封锁进入乌坎的通道,禁止食品运进该村。虽然出现村民与军警对峙的局面,但乌坎村的“领导者们”并不认为他们是在反党、反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们明确表示自己热爱共产党,只希望北京的高层领导能来到乌坎,依法惩办腐败的地方官员。村民们希望他们的诉求受到媒体、社会和中央高层的关注,而且尤为担心他们的抗议行动被外媒错误地描述为“起事”、“革命”,即推翻中央政府的一场运动。

对此,熟悉大陆社会形态的分析人士称,中国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频发期,群体性事件的引爆点越来越低,根本原因大都是在土地、拆迁等问题上,普通民众、开发商与地方政府为了各自的利益展开博弈,民众为了拿到更多的补偿款,寄希望于把矛盾越闹越大,引起外界关注;开发商为了追求商业利益,不忌惮于强拆的后果;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头顶的乌纱帽“强力”维稳。

“利”字当头,成为中国社会多数群体性事件的困境所在。

不过,这位分析人士也进一步强调,目前乌坎村民众的诉求与政治并无关系,但是“一些媒体以及个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刻意扭曲他们的诉求,此种行为与刻意遮掩、漠视乌坎村新闻的领导没有区别,都是将乌坎村村民逼上绝路”。

软硬并举 政府维稳思路转变

在乌坎事件发生之初,地方政府的处理方式仍然保守,首先是在9月份面对村民上访时未能有效沟通,而且在发生流血冲突后,又突然带走薛锦波等5人并造成薛锦波在狱中死亡,将事态进一步扩大。在事态进一步恶化后,地方政府更是没有直面问题,反而派出大量军警前往乌坎村外进行封锁,禁止媒体及外来人员进入。法新社一名摄影记者14日试图进村,但在距离村子数公里外的检查站被拦阻,押送回深圳。而在大陆各大门户网站以及微博上,输入“乌坎”、“薛锦波”、“陆丰”甚至“WK”,也没有任何搜索结果。《联合早报》作为少数几个在大陆被允许浏览的境外网站,也因为报道乌坎事件而被屏蔽。

当局一味“打压、掩盖”的传统维稳做法,无法起到缓解事态的作用。21日,该村“领导者”打算冲出封锁线,组织村民游行至邻近的陆丰市,意图将抗议活动扩大到村庄以外,并声称“我们给当地政府5天时间,交回薛锦波的遗体。否则,我们将会越过路障,游行到市府,取回他的遗体”。事态似乎正在趋向激烈,对当局如何应对构成重大考验。

不过,从12月18日开始,政府解决纠纷的思路发生明显的转变。首先,加强与当地村民沟通,并率先做出富有诚意的让步。18日,汕尾市党政主要领导与乌坎村500多名代表见面。次日,广东汕尾市政府举行乌坎事件媒体见面会。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将乌坎事件定性为“村内利益纷争”,而非“暴乱”,并表示将由政府出面协调、赔偿征地者损失,收回乌坎事件中404亩涉事用地,通过征求规划部门和村民意见后再进行新的开发,充分保障村民利益。

其次,在舆论报道上开始采取更加宽松的方式。自20日起,大陆媒体对于乌坎事件的报道见诸报端,各大门户网站也纷纷转载,网民对于乌坎的讨论不再被完全屏蔽,允许不碰及“红线”的讨论。

随后,更高层级的政府开始参与解决乌坎事件。20日上午,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在陆丰发表讲话,他表示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部分干部在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大多数群众的过激行为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只要有诚意解决问题,什么事情都可以谈,政府保证出来对话的代表人身安全,来去自由;只要不再闹事,政府承诺不会进村抓人;有关“领导人”在两个月内不再妨碍公务,向政府说明问题和争取立功,可以既往不咎。他要求政府工作组在接下来的处置工作中做到“五个坚持”,即坚持民意为重;坚持群众为先,依靠群众解决乌坎问题;坚持以人为本,全力做好死者家属的安抚优恤工作;坚持阳光透明,及时公布调查处置工作的进展情况;坚持法律唯上,依法依规,讲情讲理,妥善解决问题。

虽然当局在18日至20日的表态更加开放,但是也有声音透出这种开放并非无限制,为了防止此类事情被大量模仿,中共对于社会群体性事件一贯强硬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例如,在朱明国的讲话中,着重强调了林祖恋和杨色茂等组织者和挑头者“明知政府已经在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如果仍顽固不化,继续煽动村民与政府对抗,死心塌地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必当追究”。

随着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中共自身也清楚需要在管理手段上进行转变,而这种“一手软、一手硬、软硬并举”的方式可能成为下一个阶段处理社会矛盾的主要方式。此次乌坎事件在吸引世界各大媒体关注的同时,当局也有意将此事当做社会管理新模式的标杆和典型。而随着中共十八大的日益临近,汪洋主政广东的政绩也日益受到外界的关注。对于此次处理乌坎事件,一位熟悉北京政情的专家认为,正如此前在对“小悦悦事件”的处理上汪洋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重建社会道德领中国之先,“转败为胜”后,汪洋在乌坎事件开始前几日的悄无声息与随后的软硬并举的解决方式,证明他并非像某些媒体所说的是“一村尚且难治,又何以治天下”,而是“在社会管理这块难啃的骨头上,汪洋此次的处理甚至可以算是拿分的”。

2011年12月21日星期三

民主体制里无法将民意转化为法律的特例

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皮特·辛格探讨了安乐死所带来的伦理与法律问题,加拿大女王大学最新的《关于临终决策的报告》提出在一个“保护个人权利的国家,对自身死亡方式的决定权也该归入这些权利之中。”皮特·辛格发现在死亡这个问题上,民主体制总是无法将民意转化为法律,因为调查表明超过2/3的加拿大人支持自愿安乐死合法化,而这个支持率水平已经维持了数十年。本文发表于12月16日的智库网站《项目辛迪加》,原文为英文,由邹痴成翻译。

属于一个人自己的死亡
作者:彼得 辛格





身为作家兼记者的达德利•克林迪南患有肌萎缩侧索硬化症,一种不可逆转的退化性疾病。在今年早些时候的《纽约时报》上,他以感人至深的文笔记述了享受眼前生活的点点滴滴,他随后写到:“当人生的旋律停了下来——当我无法再为自己系上领结,无力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无法和狗儿散步,再也不能和女儿惠特尼聊天,亲吻身边那些亲密的人儿,或者写下这样的文字之时”,就将实施一套方案来了结此生。

文中克林迪南的一位友人建议他买把手枪。在美国这地方你完全可以买把手枪朝自己脑袋开火,以一种毫不违法的方式终结自己的生命。但如果你是一位病重到根本无力购枪,甚至连扣扳机都没力的守法公民,或者觉得吞枪自杀并不是一种平和体面的离世方式,又或者只是不想弄得一地血污,死了还要给别人添麻烦的话,你又该怎么办?你不能委托别人给你一枪,而在大部分国家,如果你告诉医生说自己再也受不了这种苦了,可否帮忙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就是教唆医生犯罪。

上个月,加拿大皇家学会一个由女王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乌铎·斯图克兰科率领的专家小组发布了一份关于临终决策的报告,为医生协助病人终结生命的行为——只要病人有能力且自愿要求这类协助——进行了有力的论证。

这个专家小组的道德论证基础并未过多着眼于避免末期病人承受不必要的痛苦,而是与个人自治或者自决的核心价值有关。“我们死亡的方式,”小组总结说,“反映了我们对事物重要性的感知,正如我们在生活中做出的其他重大决策那样。”因此在一个保护个人权利的国家,对自身死亡方式的决定权也该归入这些权利之中。

该报告同时也对“活体实验室”(也就是那些法律允许这类行为的地区)中医生如何协助病人结束生命的最新进展进行了回顾。在瑞士以及美国的俄勒冈,华盛顿和蒙大拿州,法律允许医生在得到重症末期病人请求的情况下开出某种可以令人平静离世的药物。在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医生们还拥有额外的选项:注射药物来帮助病人结束生命。

专家小组审阅了来自上述各地区的报告——除蒙大拿州之外,因为协助死亡在2009年才合法化并缺乏可靠数据。在荷兰,自愿安乐死占到了2005年总死亡案例的1.7%——与1990年完全持平。此外,在缺乏病人明确要求的情况下终结其生命的个案发生率也从1990年的0.8%下降到2005年的0.4%。

事实上,一系列调查证实在缺乏病人明确要求的情况下终结生命的行为在其他安乐死不合法的国家更为常见。在比利时,虽然自愿安乐死的比例从1998年的1.1%上升到2007年的1.9%,未经病人明确要求而终结生命的发生频率却从3.2%下降到了1.8%。在《有尊严地去世法案》(Death with Dignity Act)已经执行了13年的俄勒冈州,每年由医生协助离世的人数还不到100人,华盛顿州则更低。

加拿大专家小组因此总结认为:已有强有力的证据反驳那些自愿安乐死和医生协助死亡反对者们经常提到的最大隐忧——担心这些行为会成为滑向更大范围医学谋杀(medical killing)的第一步。小组同时也发现其他某些反对理由也不够充分,因此建议修订加拿大法律以允许医生协助自杀和自愿安乐死行为。

调查表明超过2/3的加拿大人支持自愿安乐死合法化,而这个支持率水平已经维持了数十年。因此报告得到主流媒体的支持也毫不奇怪了。而更令人费解的则是该国政党的冷漠回应,没有任何政党表态支持在这一领域的法律改革。

同时在世界其他地方(包括英国、澳洲,新西兰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也存在着类似的民意与政治行动错位现象。那么为何在死亡这个问题上民主体制总是无法将民意转化为法律呢?




我怀疑导致这一现象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主流政治家都害怕那些反对自愿安乐死的宗教团体——即便作为个体的信徒往往不会跟随宗教领袖的观点。比如在多个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罗马天主教徒支持自愿安乐死合法化。即便是在天主教势力强大的波兰,支持自愿安乐死的人数也比反对者更多。

但无论如何,少数人的宗教信仰都不应该剥夺达德利•克林迪南这类人的用自己希望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



皮特·辛格是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墨尔本大学荣誉教授。他的著作包括《动物解放》、《实用伦理学》,《食品中的道德》以及《你所能拯救的生命》

美情报机构:金正恩性格暴戾令人担忧

“金正恩年少时曾经虐待小动物。一位美方高级官员在总结美国评估报告时说,他性格暴戾,这令人担忧。”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2011-12-20/据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情报评估报告将朝鲜新任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 Eun)描绘成一个反复无常、性格残酷的年轻人,其行事有可能比其父金正日(Kim Jong Il)更难以捉摸。

美国情报官员说,他们掌握的有关金正恩的信息十分有限。金正恩是金正日最小的儿子,也是其指定的接班人。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极少同金正恩直接接触,难以对其秉性和性格做出确定性评估。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金正恩年轻、缺乏经验且很少公开露面的事实令人质疑其是否有能力领导这个国家,甚至质疑他会不会上位。

一些分析人士说,金正日的妹妹金敬姬(Kim Kyong Hui)、妹夫张成泽(Jang Song Thaek,他是金正日的亲密助手)可能成为金正恩的“摄政者”,帮助他在朝鲜劳动党内和军队获得足够权力来执掌政权。

韩国警察科学研究所(Police Science Institute)的研究人员柳东烈(Yoo Dong-ryul,音)说,金正恩正式受到栽培才一年零三个月左右,因此他将很难真正从党内和军方那些元老手获取实权;我认为金正恩能否成功最终将取决于张成泽扮演的角色。

有关官员说,美方档案刻画的金正恩是这样一个形象:尽管在西方接受过多年教育,但沉浸在对其父的个人崇拜中。他可能更加嬗变,也更加无情。

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说,情报分析师相信金正恩年少时曾经虐待小动物。一位美方高级官员在总结美国评估报告时说,他性格暴戾,这令人担忧。

美国情报机构和外交人员经常准备有关外国领导人的机密评估报告,以便为美国决策提供指导。

但对金正恩进行全面评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他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朝鲜,与外界隔绝。

朝鲜上一次权力交接期间,金正日比现在的金正恩更为朝鲜民众和外界所知。金正恩进入公众视野也就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据韩国政府表示,金正恩出生于1983年或1984年。上世纪90年代,金正恩曾在瑞士的一所国际学校念过几年书,这为西方分析人士提供了难得的探究他所受教育情况的机会。回国后,他进入平壤的一所军校学习。

在2008年8月金正日患上一种中风一类的疾病之后,金正恩掌权的速度加快。2010年9月,他被公开推举为父亲的接班人,开始承担更多责任──至少在象征意义上来说确是如此。

一位美国官员说,金正日选了一个风格和他差不多的继承人,而没有选择他认为会彻底背离他的朝鲜愿景的继承人。

去年朝鲜对韩国发动的两次袭击对金正恩在朝鲜以外的声誉产生了更多的不利影响。美国官员说,这两起事件似乎是金正恩为证明自己的资历而发起的。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议员罗杰斯(Mike Rogers)在提到上述袭击时说,金正恩的性情不好。

美国官员说,要想得知金正恩的掌权过程是否会一帆风顺现在还为时过早,不过由于这个过程是发生在一个专制国家,因此形势对金正恩有利。

从一定程度上说,金正恩掌权顺利与否的不确定性在于朝鲜军队对他的态度是支持还是试图阻碍。2010年与金正恩一同获擢升的朝鲜次帅李英浩(Ri Yong Ho)似乎是要在过渡期领导朝鲜军队。

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 的朝鲜问题专家克林纳(Bruce Klingner)说,金正恩还需要军方和政界高级领导人的支持,这意味着他不大可能放手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

克林纳还说,如果他要采取什么行动,那他可能必须采取强硬方针,以此向他的挑战者或是其他高级领导人证明自己。

美国政府分析师目前正在评估金正恩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经验来巩固权力。他的父亲金正日不仅在上台前曾经历过几年的锻炼,而且在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去世后,金正日还经历了几年的过渡期才开始掌权。

此外,美国政府分析师还将评估朝鲜人民以及该国位高权重的人士对于金正恩这位即将登上权力宝座的领导人的反应。

短期来看,朝鲜政权有望呈现出稳定的局面。一位美国官员说,他们很可能会在权力交接阶段竭力保持外部因素的稳定。

2011年12月20日星期二

中国人清算金正日

金正日死后三天,北京背景的多维新闻抛出了一篇没有作者署名的文章《揭秘中朝龃龉:金正日猛批中国毒害朝鲜》,历数金正日对不住中国的地方,如“删除教科书和官方通讯中关于中国志愿军参战的事实”。“撤除了板门店的中国国旗”。“讨要中国仅有的长白山天池四分之一的主权”。对中国在中朝黄海经济海域划界问题上的主张“不能接受”。“在涉及朝鲜半岛的重大国际问题上,刻意排除中国的影响力,与俄罗斯加强合作”。“2000、2001年,金正日几次批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并认为“修正主义中国的毒化影响”已经波及了朝鲜”。“向中国隐瞒发展核武器的事实”。除了伪造美金,还大量伪造人民币“造成了伪造人民币、美元交易泛滥”。

看来,中国人对金正日的这口气一直憋在心里,只等金二世断气,就长舒一口。






【多维历史】朝鲜半岛上生存着一个民族、两个政权。从历史上讲,朝鲜人跟中国各民族建立的政权之间,既发生过长达几十年的战争,也曾长期成为中国的属藩。在许多历史问题的认知上,存在严重分裂。而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其实也是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代理人战争”,正是因为东西方的角力,本应统一的朝鲜半岛被“三八线”分割成北朝鲜、韩国两个政权。

北朝鲜政权的建立,跟中国有扭不断的联系,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新中国的帮助,根本就没有北朝鲜政权的存在。1949年中国内战正酣,为支持金日成在朝鲜半岛建立共产政权,中央决定抽调加入解放军的朝鲜人及中国朝族官兵组成的156、164、166三个师另两个朝鲜族团,编入朝鲜人民军。当年先后共为北朝鲜提供兵力约6.9万人,占朝鲜战争前朝鲜人民军总数的近一半,解放军编入北朝鲜的部队作风顽强、能打硬仗,成为人民军的作战主力。1950年9月美国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溃退。当时作为共产主义阵营老大哥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甚至已经作出放弃朝鲜半岛的决定,而毛泽东却立排众议,坚决派志愿军入朝参战。在朝鲜战争两年九个月的战斗中,志愿军付出了牺牲14万、受伤被俘失踪约25万人的惨重代价。而且在1951年1月,新中国又为金日成的朝鲜人民军输送了10万名朝鲜族战士。用老一辈革命家的话说,中国与北朝鲜在历史上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就算进入新世纪,中国依然为北朝鲜提供大量的粮食、药品、能源,有统计称中国为朝鲜提供的援助占中国对外援助的三分之一以上,2005年中国向朝鲜提供的粮食援助超过北朝鲜外援的50%以上。

但自从苏联解体、92年中韩建交后,中国与朝鲜金正日政权的关系一度严重恶化。朝鲜首先删除了教科书和官方通讯中关于中国志愿军参战的事实,然后撤除了板门店的中国国旗。又以“朝鲜人祖脉”和“金日成故乡”的名义向中国讨要中国仅有的长白山天池四分之一的主权。在中朝黄海经济海域划界问题上对中国的主张“不能接受”。在涉及朝鲜半岛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朝鲜也开始刻意排除中国的影响力,与俄罗斯加强合作。

2000、2001年,金正日几次批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并认为“修正主义中国的毒化影响”已经波及了朝鲜。但可笑的是,随着朝鲜要“振兴经济”,金正日又向中国狮子大张口,2002年其密访中国,从中国要走了近30亿人民币的物资及2003年的援助外,又向中国额外要了5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但中国似乎并没得到金正日在政治上的顺从。最明显的例子,朝鲜向中国隐瞒发展核武器的事实,按中国外交部的话说“中国是从国外新闻中才得知这个消息”。从2003年开始的由中国主催的“六方会谈”,朝鲜、中国、俄罗斯本应作为一个阵营,但朝鲜阳奉阴违,盘计已方利益得失,最后数次不与中方打招呼就单方面宣布退出的公开抗拒,虽然中国做了大量工作,但朝方并不领情,让中国数度陷入尴尬境地。2006年 7月5日,朝鲜为抗议美国对其印伪钞、贬毒等进行的金融制裁,违背与中俄达成的导弹试射承诺,示威性的试射了10枚包括大浦洞在内的各型导弹,使半岛局势骤然紧张,中国急派特使前往朝鲜,却得不到金正日的接见,让中朝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分歧。虽然此后中国、俄罗斯依然在安理会上力保朝鲜免受全面的经济禁运和制裁,但对朝鲜的一意孤行也是无可奈何。

2006年8月底金正日甚至公开声称“搞核事业只能靠自己,中、俄两个国家并不可靠”。后来朝鲜又单方面撕毁了由中、美、朝、韩四方共同达成的“朝鲜战争”停火协议,这不仅是对中国在朝鲜半岛影响力的侵犯,是公开打中国的耳光,也是对14万长眠在朝鲜半岛的中国志愿军烈士的“亵渎”。拿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刘建超在2006年8月上旬的话来说“朝鲜不听中国的劝阻,也不听自己的话。”足以说明,虽然中朝还是拥有传统友谊的邻国,但是朝鲜“并不听中国的话”。

金正日是政治上的“不屈强人”还是“流氓地痞”?

有人说,金正日敢于向美日叫板,是政治铁腕强人,应该赞一下。但我们来看这个“光脚不怕穿脚的”的金正日给中国还带来了怎样的麻烦,看看他倒底是个“强人”还是个“流氓痞子”。

虽然中国依然每年提供金正日政府大量援助,但北朝鲜还是在九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末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据外国媒体称“91年朝鲜发生的饥荒饿死100万人”,如果没有中国每年大量的粮食和经济援助,北朝鲜还不知怎样(中国提供了北朝鲜50%的粮食、30%的能源援助)。朝鲜难民自90年代就源源不断的拥入中国,中国官方2003年的说法是“中国境内估计有15万朝鲜难民”,但有外国媒体称,仅延边、图门等朝鲜族人生活地区保守估计就有超过20万的朝鲜难民。朝鲜难民的大量拥入国境,不仅给吉林、辽宁等省份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和治安问题,而且中朝两国在对难民遣返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北朝鲜对于被中国遣返的朝鲜难民一律以“叛国罪”论处,甚至刚完成移交手续,马上就用硬铁丝穿锁骨,将朝鲜难民穿成一串,不顾“犯人”痛不欲生将他们扔上卡车。对于北朝鲜的残忍做法,中方曾提出数次交涉,双方相关部门还闹到脸红脖子粗的地步才告解决。

2002、2003年,在中朝边境的中方境内,发生数十起全副武装的朝鲜士兵越境抢劫、杀人的事件。

2002年1月,一名朝鲜边防士兵踏过结冰的江面,手持冲锋锋闯进中国境内一个小村庄,试图抢动当地居民,并使用军用匕首刺伤了一名当地村民,然后逃过边境线。几天以后,一名手持AK47和120发子弹的19岁朝鲜士兵,在另一个中国边境小村被抓。随后,又有6名朝鲜士兵因在中国抢劫21起,在中国境内被捕。2002年2月,一对朝鲜族夫妇被朝鲜士兵抢劫后打死。2003年7月,四名全副武装的朝鲜士兵闯进图门市,抢劫了图门市的一家银行,结果被巡逻的警队抓获。最严重的是2001年,中国两名警察和一名士兵在与朝鲜接壤的龙井市被朝鲜的非法入境抢劫者杀害。而后来进行的大围捕中,吉林公安边防总队某班班长李兆林只身与手持尖刀的朝鲜人进行搏斗,身负重伤仍死死抱住歹徒大腿,使歹徒被及时赶到的战友抓获。李兆林因伤势过重而牺牲。这名朝鲜罪犯在长春被处以极刑。

还不止这些,北朝鲜以前制造伪钞美元,2006年开始美国冻结了朝鲜制造假美钞后的在澳门的帐户。随后美国与中国交涉数次,中国在确认相关事实的情况下,冻结了朝鲜设在深圳等地的洗钱帐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北朝鲜又开始打上了升值预期强劲的人民币的主意,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由于美国的金融制裁,朝鲜的伪钞“饱和”,北朝鲜边防人员利用边境检查时,用“调包”的手段,将伪钞与游客、商人的真钞对换,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多起。

而且,中境边境现在已经成了伪造人民币、美元交易泛滥的地区,甚至有半公开的“黑市”存在。

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在接受新浪网中文部采访时说“中国境内流通着大量的人民币伪钞,虽然不能说中国的伪钞都是北韩制造的,但北京对平壤制造人民币伪钞当然会很不高兴。北韩制造人民币伪钞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可中国直到很长时间后才开始对北韩采取一些制裁措施。”

除了伪钞,北朝鲜制造的假药也已经大举进入中国。最典型的就是北朝鲜制造的假冒伟哥,在吉林等地区已经大量查获。而且,在中朝边境北朝鲜一侧,可以很轻易的买到鸦片等毒品,为朝鲜贬毒集团提供了充足的“货源”。朝鲜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是最近几年私营经济才开始发展,但这个国度竟然制造了有这么多针对外国的伪钞、毒品,其背后主使人不能不令人产生诸多联想。2005年1月,南方周末记者暗访北朝鲜的赌场,让北朝鲜境内主要面向中国人的赌场活动也爆光于天下,据称,与延边圈河口相邻的朝鲜罗仙市的某涉外酒店内有严禁朝鲜人进入、客人全部是中国人的大型赌场,“通过这个赌场,每年成亿计的资金流出境外。”2006年,环球杂志记者采访了平壤市的一家“涉外地下赌场”,据称“每年5万中国客人去赌博,其中吉林一地就有2.5万人”。虽然这些赌场都是香港、澳门人开设的,但北朝鲜政府为了“振兴经济”、“吸引外资”,对开设赌场的行为毫无动作,而且“严禁朝鲜人赌博、客人全部来自中国”的说法,无法想像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强人”领导下的国家。

金正日政权在经济上为了赚钱,印伪钞、贬毒、允许开赌场。但每年还要靠大量的粮食、食品援助才能解决北朝鲜老百姓的口粮。贫苦的朝鲜难民数以十万计的拥入中国、韩国,但金正日的大儿子金正男却领着美女秘书去日本东京迪斯尼游玩、住五星级酒店,结果因使用了伪造护照被发现,被日本警方遣送出境,把脸丢到全世界。2006年,金正日的小儿子又出现在德国,先呼后拥的领着相貌气质都颇有女明星感觉的女朋友观看世界杯、并现场观看英国某著名摇滚乐队的现场演出。朝鲜能够搞“先军主义”养100万军队,却无法解决老百姓的基本生活,1994年一般劳动者口粮定量为每天450克。1995年北朝鲜以水灾为由,口粮定量减半,1996年口粮定量又削减三分之一,口粮供应为每人每天100克左右。2005年朝鲜人均GDP是世界的倒数第一。而且,作为北朝鲜的下一代领导人的问题,还直接提出“要具有优秀革命血统”的人来接班,企图恢复“世袭王朝”统制。这完全是一个封建、腐败的个人独裁王朝。

在政治上,金正日倚仗着作为中国缓冲区的地理位置,体现了“赌徒”的疯狂。一方面张开血盆大口,理直气壮的要资金、要援助。另一方面又不听中国的劝阻,在核问题、导弹试射等问题上将中国陷于尴尬、被动的境地。反正美国不敢打,要打就把中国也拉进来。但还要向中国讨要中国仅有的长白山四分之一的主权,在黄海问题上向中国说不。

这样的一个国家领导人、这样的一个整天以“慈父”面目出现的金日正,是真正的“铁腕强人”?还是一个“政治流氓地痞”?想必明眼人想一想就有答案了。

越南曾经是中国的伙伴与盟友,但为了西沙几个小岛礁与中国大打出手,随后爆发了长达十年的中越边境冲突,这是中国的一个并不久远的教训。因此鉴于中朝关系、中韩关系的不可确定性,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必须审时度势、循序渐进,因为这并非一个可以操切从事的问题。

金正恩姑夫前途未卜


金正日突然去世,使其幼子金正恩以储君的身份早产,与其父的接班历程截然不同。金正日早在1980年就确立了金正日的接班地位,到金日成去世,金正日已磨砺了14年,再经3年服丧,他在接班的道路上共历时17年。

而金正恩,2010年26岁时被匆忙定位储君,一年之后,父王就驾崩。据说他将沿袭服丧3年的家族传统,三年之后正式走马上任。

其后三年,北韩局势将由其父无比信赖的二号人物张成泽垂帘听政。张成泽,金正恩的姑丈,年轻时是北韩的大美男子,以其美貌娶得金日成的大女儿为妻,成为北韩大驸马。尽管现在已经与妻分居,但其地位却无法动摇。在未来三年或更长的时间里,这位过渡性人物的命运如何,是否险恶如伴君如伴虎,大家有目共睹。

以下是朝鲜日报的报道:

朝鲜日报驻北京记者安勇炫/北韩媒体19日报道金正日去世消息时,用“伟大的领导人”、“伟大的继承人”来形容金正恩。朝鲜中央通讯社当天表示:“金正恩同志站在我们前面”,宣布金正恩是新领导人。但很多人认为,金正恩的未来不会一帆风顺。

◇美助理国务卿:金正恩体制走不了太远

朝中社援引北韩军队和人民的声音报道说,朝鲜军队和人民发誓拥护金正恩的领导。在内阁工作的许盛哲(音)说:“有金正恩同志在,我们的革命无论在现在还是将来都能取得胜利。”北韩如此推崇金正恩是为了防止金正日去世后权力和民意陷入担忧和混乱局面,使内部团结起来。

但是,2009年1月被提名为接班人的金正恩去年9月在劳动党代表大会上被授予人民军大将称号后才正式亮相。他接受接班人教育的时间只有一年零三个月。金正恩只是在金正日的羽翼下作为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进行活动,几乎没有自己单独决策和运营国政的经验。一位脱北者说:“金正日继承权力时的北韩在糊口方面没有太大问题,而金正恩却突然继承了一穷二白的北韩。”

自由先进党议员朴宣映19日表示:“去年2月见到当时的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科特•康贝尔时,他曾说‘金正恩体制决不会成功’。”

据朴宣映透露,康贝尔当时表示:“金正恩没有根基。金正日在金日成生前接受了长时间的接班人教育,而金正恩则是最近才成为接班人。”纵观王朝历史,有不少长期执政的皇帝突然去世后,如果太子年幼继承权力的路途并不平坦的事例。

而中国的一位北韩问题专家指出:“北韩在金正日去世两天后就报道这一事实说明北韩对金正恩体制非常有信心。中国和美国都不希望北韩发生剧变,因此短期内不会发生大事。”

◇张成泽或在幕后行使实权

很多专家关注金正恩的姑夫张成泽的作用。金正日健康出现异常后,张成泽一直在处理紧急政局方面发挥核心作用。2004年曾被肃清的张成泽阵营的人通过去年举行的劳动党代表大会纷纷重返政坛。

张成泽身兼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和劳动党行政部长两个职务,全权负责公安和司法机构,他所处的位置非常有利于扩大权力阶层内部的支持势力和监视反对派。得益于曾担任军队次帅的胞兄张成禹(已故),他和军队实权人物之间也有很深的交情。韩国政府一位消息人士表示:“很多人将张成泽视为‘金正恩的支持者’,但不能排除从侄子手中篡夺‘王位’的可能性。”

韩国的“治安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柳同烈当天指出:“今后三年是重要关口。”在强调儒教传统的北韩,如果在为金正日服丧的三年期间出现通过政变掌权的情况,其正当性会受到质疑。金正日也是在金日成去世后的三年里根据金日成的遗训进行统治。

一位消息人士表示:“暂时会以金氏家族和军方为核心维护体制,但如果经济困难继续恶化,金正恩不能发挥领导力,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很多人分析称,尤其是金正日健康状况出现异常后不断扩大影响力的北韩军方,他们的动向将决定“金氏王朝”的命运。一位高层脱北者表示:“和金正恩关系密切的新军方势力最近迅速崛起的情况下,金正日突然去世。不排除原军方势力和新军方势力之间发生摩擦。”还有人认为,北韩核心领导层都共享“特殊利益”,因此,帮助金正恩维护体制是最佳选择。

2011年12月19日星期一

金氏王朝能否顺利传入第三代?


12月17日上午八点半,掌权17年的金氏王朝第二代金正日死在火车上,享年70岁,死因与其父一样,都是心脏病发作。但金日成活了82岁,比金二世多了12年。

尽管金二世在死前一年就开始大力扶持其幼子金正恩上位,但这位不满27岁的青年能否顺利继位,能否延续这飘摇不稳的金氏王朝,估计连他自己都没有信心。

普遍预计,一场大的动荡将起于东北亚。美日韩三方的动作,中国如何应变,以及是否会有朝鲜难民潮,都是近日的观察热点。

2011年12月17日星期六

加拿大退出《京都议定书》的产业背景


自加拿大保守党领袖哈珀在2006年就任总理以来,退出《京都议定书》就成为其秘密议程中的一项安排。他早在06年大选筹款期间就公开表示对它不屑一顾,称其是“榨取富国钱财的社会主义计划”。12日,当他的环境部长肯特宣布加拿大退出时,举世哗然,批评之声四起。13日,哈珀在加拿大议会力挺肯特,为自己的政策辩护,称《京都议定书》制定的减排目标是个“愚蠢的目标,十年间也没有制定出一项可以达成目标的计划。”在此之前,哈珀曾透露他的政府正制订一项国家能源战略优先计划,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石油产业是其核心。

2002年,自由党人总理让•克雷蒂安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加拿大被要求在2012年前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6%,但这些年来加拿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却迅速增长,09年比90年增长了近30%。随着2011年岁末来临,面临140亿加元巨额罚款的加拿大索性退出议定书,一走了之。

表面看,加拿大退出议定书使其避免了因未达到减排目标而支付处罚金的尴尬,但究其深层原因,有其兴旺的石油化工产业背景,正是在这一产业的支撑下,哈珀才在06年大选中大力抨击《京都议定书》,这个强大的产业也使哈珀在面临联合国及中国、印度、日本、法国等国的批评和加拿大国内的反对时依然故我,于议会中大声强调“这个议定书毫无意义。”

英国《每日邮报》分析说,哈珀是不愿意伤及利润丰厚的油砂业,但从油砂中萃取原油这一过程高度耗能,且产生大量温室气体,这一产业“增排”幅度和速度为全加拿大之最。

加拿大是石油及天然气的主要生产国,也是天然气能源的净出口国,石油出口在其经济中占极大的比重。加拿大油砂总资源可达2万5千亿桶,是整个中东地区石油储量的总和,但油砂的提炼成本数倍于普通石油,其开采对环境污染和破坏相当严重,如果严格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进行碳排放限制,加拿大石油生产将受到致命影响,或减产或成本飙升,这都是加拿大无法接受的。




加拿大油砂集中在西部的阿尔伯塔省,几年前有人预测该省的油砂可能在2010年左右取代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原油市场最大的供应地区。加拿大总理哈珀的选区就在阿尔伯塔省最大的城市卡尔加里,这里也是保守党的大本营,这种背景使得哈珀在事关 “一桶油”的问题上寸步不让,直到这一次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在此之前,哈珀政府还一直向奥巴马施压,希望他批准从阿尔伯塔到美国得克萨斯州的投资额达70 亿元的基石输油管道建设计划,全然不顾美国环保团体发出的提炼油砂会成为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源这一反对声。由于奥巴马政府暂缓对这一计划的审批,哈珀甚至满腹牢骚地说出加拿大“不是美国的专属石油供应商”之类的话,表示将在石油生产领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合作,加拿大要把石油产品卖到亚洲和中国去。

就在加拿大宣布退出《京都协议书》之前半个月,哈珀于11月26日在温哥华召集包括华文媒体在内的族裔传媒圆桌会议,称保守党政府将制订国家能源战略优先计划,全力推动能源产品输至北美以外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中国的能源需求属于重中之重,中国对加拿大天然资源的兴趣有增无减,并正加紧对加拿大的投资。

实际上,世界各大石油公司都在近年将目光瞄准了加拿大油砂市场。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洋石油公司也都已经涉足了加拿大的油砂行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加拿大政府酝酿出台“国家能源战略优先计划”,并义无反顾地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2011年12月14日星期三

达赖喇嘛加入,和北京争夺缅甸

11月27日,正在新德里参加《全球佛教大会》的达赖喇嘛表示希望访问缅甸,背景是这个国家独裁政体正在松动,三天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到达仰光,率先于达赖喇嘛做了三天访问。

达赖喇嘛能否踏足缅甸,成了缅甸政改后,仰光与北京关系疏远到哪一步的最佳观察点。

出面邀请达赖喇嘛的人物是曼德勒市斯塔股寺庙(Sitagu Monastery)主持Ashin Nyanissara,他们刚刚一起在新德里参加了佛教会议,达赖喇嘛说他想参观仰光的佛教圣地大金塔,Ashin Nyanissara就向缅甸国内转达了达赖喇嘛的心思:“达赖喇嘛说自己与缅甸佛教徒有深刻的友谊,他高度评价缅甸的佛教徒,说他们不但精通佛教经典,而且严格遵循教规,他想来大金塔朝圣。”

Ashin Nyanissara已将达赖喇嘛的意思上报给缅甸政府,并希望他能在2012年了却心愿。

现在达赖喇嘛访缅问题成了仰光手中的一块烫手山芋,如何处置,不但要观察国际风云,还要揣摩北京的忍受力。不过仰光如果把这张牌打好了,也可为自己赢得利益。




将达赖喇嘛引进缅甸的Ashin Nyanissara是谁?他今年74岁,比达赖喇嘛年轻两岁,生于缅甸中部地区,7岁入佛庙,20岁成为高阶僧侣,后来在仰光僧伽大学进修英语,1981年首次出国进行佛学交流,出访南亚及东南亚六国,1994年开始筹建国际佛学院。至今,已经出访12次,共30个国家,并曾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等大学讲学。

2011年12月13日星期二

尚未接獲法庭諭令---噶玛巴回应印度警方的起诉


法王噶瑪巴辦公室:正式聲明發佈─20111209 

發佈日期:2011年12月9日
發佈單位:噶瑪巴辦公室

鑒於最近媒體的報導,法王辦公室希望法王噶瑪巴在印度和世界各地的弟子以及關心這件事的大眾安心,至今我們尚未接獲法庭的諭令。這個事件目前還在司法考量的過程中,因此,現階段我們無法做出進一步的評論。

自調查工作開始進行以來,法王辦公室始終與調查單位完全配合。我們也已經提供調查單位與事件相關的完整文件和詳情。在這整段期間,法王噶瑪巴從來未曾為調查單位傳喚或訊問。無論直接或間接,法王都沒有參與辦公室或信託基金會的財政或日常事務管理。

今年初被扣押的現金,是來自世界各地弟子的供養,他們前來覲見法王、向法王致敬時,往往會留下現金的供養。這些現金都是由法王辦公室負責管理。辦公室一直根據「外幣管理法」(FCRA)主動請求許可,但是申請案仍然在等候印度政府的裁定。

噶瑪巴轉世傳承已經有九百年的歷史,從教導佛法、嚴謹修持,到撰寫經教典籍,九百年來歷代的噶瑪巴從事著範圍廣闊的宗教活動。「楚布拉讓」(也就是現在眾所周知的法王辦公室)已經存在了數百年,旨在讓歷代的噶瑪巴能夠將他們的時間和精力完全投注在他們身為精神領袖的任務上。法王辦公室負責管理法王噶瑪巴的所有世俗事務,包括供養金的處理和財務管理。如此,法王噶瑪巴就能夠自在無礙地履行他身為無數追隨者的精神導師,以及一個國際性佛教教團的領導者的神聖任務。

达赖喇嘛推广藏医


法新社12日报道,正在捷克的流亡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为病弱的捷克自由的象征性人物哈维尔推荐“藏人疗法”,以抵抗疾病。

达赖喇嘛受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邀请,在那里访问了四天,达赖喇嘛发现哈维尔的身体相当虚弱,于是推荐了藏医。“我告诉他,对老朋友来讲,我就是个藏医,我希望他多活十年。”

比达赖喇嘛年轻一岁的哈维尔,曾被共产党关进监狱囚禁5年,1990年至92年担任过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后,他从93年到2003年担任捷克共和国总统,这位持不同政见的剧作家是推翻41年共产主义统治的天鹅绒革命的英雄,1996年因癌症他被摘除了部分肺叶,但却一直被呼吸系统疾病折磨。

10日,他取消了其他行程安排,单独会见了达赖喇嘛。

2011年12月10日星期六

王炳章的眼泪


11月17日,91岁的王桂芳在加拿大温哥华去世,她生前最为牵挂的,是远在中国身陷囹圄的儿子王炳章。12月3日,王家低调为老太太举行了家庭追悼仪式,在众多兄弟姐妹中,只有王炳章缺席。

就在一个月前,王炳武从加拿大远赴广东韶关探望哥哥,带回王炳章在狱中流泪的消息,因为他知道年迈的母亲身体欠佳,之前他曾说过最难以接受的就是母亲离世自己却无法送终。

和王家保持联系的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盛雪说王炳章在这次监狱探访中健康情况很糟,头发花白,走路迟缓。她引述王炳章家人的话说:“在会面的20多分钟里,王炳章基本上没有说话,只是特别难受,一直在哭,他一直低着头在失声痛哭。”

王炳武把哥哥痛哭的情况转告妈妈,不多久,老太太就过世了。在盛雪看来,王炳章不会轻易流泪,他是个意志力极为坚强的人,王炳章02年6月被绑架,03年2月以为台湾从事间谍活动和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的罪名被深圳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他在韶关北江监狱被单独囚禁长达九年多,如果是一般人早垮了,而他还坚持着。

前些年,盛雪曾在王家看到过王炳章从监狱寄出的一封家书,上面有他对被单独囚禁生活的感慨:蝼蚁虽然苟且偷生,但都还是过群体生活,何况人类。据说,有一次他趁被狱警带去共用食堂吃饭之机,大喊“我是王炳章”,被狱警殴打。

前几年,北京曾为获得奥运举办权承诺改善人权状况,王家一度对王炳章获释或改善待遇抱有希望,但迟迟不见当局有实际行动。08年7月,王炳章绝食抗议,结果被禁止探监长达三个月,他的姐姐和弟弟分别两次回到中国,都被挡在监狱大门之外。这年十月底,盛雪到温哥华王家探访,看到王妈妈哭了。她说:“我听王妈妈转述,王炳武到了监狱,给监狱管理员下跪,说我妈妈让我来的,我一定要看我哥哥一眼,不然的话我回去没法跟我妈妈交代,但狱方不为所动。”

近年来,王炳章的健康极度恶化,他两次在狱中中风,还患有花粉过敏症、胃病、静脉曲张和忧郁症,但因为身份特殊,北京对给予他保外就医的要求置之不理。 王炳章是1980年代启动海外民运的领袖人物,1979年他来到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基尔大学留学,1982年获得医学哲学博士学位,是文革后大陆学生在北美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同年他创办了首份海外民运刊物《中国之春》,83年创建了首个海外民运组织。

王炳章可谓是当代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先驱,从他失踪之日起,海外民运就着手营救,因王炳章本人有美国绿卡,其大部分家人是加拿大公民,向美国国会和加拿大议会游说成为营救活动的重点。王家还曾专门请了一位美国人向美国国会游说。身为加拿大中国人权网络联盟发起人的盛雪说:“我们多次到加拿大国会游说,有国会议员主动表示愿意做王炳章案的法律顾问,加拿大官方在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时,确实提出过王炳章案的情况,要求中国有所回应,但没有理想的进展。”

王桂芳去世后,多个海外团体敦促中国政府准许王炳章赴加拿大奔丧,还有不少人准备去温哥华送其母亲最后一程,最后王家商议决定葬礼以家庭名义举办,不邀请外人参加,媒体也没有获邀采访,葬礼没有发布任何消息和报道,对于这种低调,盛雪认为:“家里人做出这样的决定肯定有其原因,我们充分尊重王炳章家人的决定,王炳章是中国民主运动重要的领袖人物,我们呼吁中共当局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准许王炳章回家探亲,因为王炳章是无罪的。”

加拿大一口气吊销2100人公民身份

加拿大移民部宣布展开一项历史上打击力度最强、规模最大的公民身份欺诈调查行动。移民和多元文化部长杰森•肯尼9日在蒙特利尔说,政府正对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500人展开调查,这些人被怀疑试图通过欺诈行为获得加拿大公民或保持永久居民身份。

7月份,有1700人被查明通过诈骗获得了公民身份,现在这个数字上升为2100人,他们正面临撤销公民身份的处罚。另外有4400名获得永久居留身份的人在申请成为公民时被发现有欺诈行为,这些人中的1400人已经撤销或放弃了他们的公民申请。移民部称,这些人多数来自中东地区,也有少数来自中国的个案。

加拿大的移民法在1947年开始施行,在今年以前的64年里,只有80人被剥夺了公民身份。在加拿大,获得永久居民身份的人必须在四年里住满三年就有资格申请公民,如果想保住永久居民的身份,就必须在五年里在加拿大住满2年

2011年,加拿大的移民政策作了大幅调整,限制父母团聚类移民,设置了全新的“博士类移民”。

2011年12月8日星期四

印度纠缠不放,噶玛巴被起诉


原以为早已平息的噶玛巴庙藏现金案,岁末再起风云。印度警方在12月7日星期三正式指控他“蓄意犯罪”,连同被起诉的还有其他9位涉案藏人,是否立案还要等待喜马偕尔邦地方法院作出决定。

8日,国际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这一最新进展。路透社称“在查获现金后,噶玛巴被警方起诉”,警察局认为噶玛巴作为基金会主席理应了解基金情况,警官Sumedha Dwivedi 告诉路透社说“今天(8日)起诉状正式递交给法院”,但噶玛巴的律师Narender Pal Singh称还没有收到任何正式通知。路透社在报道中又在提及印度对噶玛巴是中国间谍的怀疑,就在一个多星期前,噶玛巴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还就达赖喇嘛继承人问题作了回避,我当日曾在博客随笔写下“既不爱美人也不爱江山的噶玛巴”。

美联社的报道称,只有噶玛巴和他的三名助手受到指控,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Thupten Samphal强调现金案只是由于疏忽,并非有人蓄意违反印度法律。

2011年12月7日星期三

亨利·罗文:中国将发生激烈变革


China: Big Changes Coming Soon
by Henry S. Rowen

http://www.hoover.org/publications/policy-review/article/100861

今日网络出现此篇猛文,流传甚广,细看下来,此文颇似一个变革的演绎沙盘。本文的关键词是:变革顺序、未来十年、政治变革、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公民自由、制度细节、群体事件、因特网、手机、列宁主义、16740美元、国民党在台湾

中国即将出现大变革,而且很可能是激烈的变革。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经济以平均年增长率9%的速度迅猛增长,这使中国成为世界贸易和金融业的大玩家,而且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增长不仅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而且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迟早也将对国内政治产生影响。

即将出现的是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变革。变革出现的顺序将产生影响力的巨大差别,但这个顺序非常不确定。无论如何,大变革很可能在2020年前出现。

社会变革

变革出现的早晚将产生重大差别。相信中国的增长将最终带来政治变革是一回事(邓小平在1988年告诉国务卿舒尔茨中国在50年后将成为民主国家,或许他的意思是‘忘掉它吧’),期待政治变革在这个十年内出现是另外一回事,本文的观点是后者。不过,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从来不),下文还将谈到的另一个观点是在此阶段很可能出现突然的经济衰退。人们不应该期待这些预测的事件是各自独立的,因为政治动荡将损害经济发展,而经济突然衰退肯定产生政治后果。政治动荡或经济衰退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相互作用只是猜测而已,本文将做出一些猜测。

假设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变革出现的时间应该是2015年,这是很近的未来,足以引起我们的关注,随后几年可能性将越来越大。把它们联系起来的共同因素是中国的人均GDP到那时将达到17000美元(以2005年的购买力为准)。这是自由之家列举的大部分“自由”国家或所有“部分自由”的非石油富国的经济水平。有助于自由的因素还有教育程度,而这在中国也稳步增长。虽然今天中国的教育水平仍然属于“非自由”的范畴,但假设增长率维持在年均 9-10%,它将在2015年达到自由的基本水平。如果增长率下降到总理温家宝所说的7%,该水平也将在2017年后不久实现(更准确地说,如果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在2017年被认定为“部分自由”的概率是50%,随后概率将越来越大)。

可以理解的是,该话题的大部分讨论集中在政治自由即人民选择国家领导人的能力上。但自由之家有两个自由指标:一是政治权利,一是公民自由(如美国的权利法案)。从这些标准来看,当今中国在政治权利上垫底,在公民自由上稍好一些。原本就不该有政治排名,因为中国是列宁主义国家,共产党把经济自由和严格的政治控制结合起来,但是经济自由将产生深远的社会后果。经济自由的基础是繁荣,而繁荣是不平等分配的,中国东部城市里已经出现了庞大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大的私营经济,媒体比10年前更自由,比30年前的自由度更是大多了(但政治言论仍然不自由),劳动力市场更开放,都市居住权的限制也不那么严格,宗教活动虽然常常受到骚扰但基本上被容许了,司法体系也在缓慢前行,人们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笔者想再次强调繁荣并不均衡,庞大的中产阶级集中在东部城市里。用自由之家的说法,这些进步意味着公民自由的进步。

从消极的一面看,最近一直存在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击,官方的委婉语是“维稳”。现在还不清楚为什么在共产党控制似乎很强大的时候出现这种事。明年即将出现的领导人换届似乎已经定下来了,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很多出现在少数民族地区。官方对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传播到中国的担心是真实的,但人们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记忆肯定也发挥了作用,因为这场风波在共党领袖的心中一直栩栩如生。那场风波是最后导致苏联解体的东欧动荡激发起来的,被视为危害党的领导。如果你采取列宁主义者的做法,就不可能不特别小心。

不幸的是,中国官方最近以维稳的名义打击持不同政见者。

中国的情形需要放在世界模式的背景下考虑,该模式显示经济发展和民主自由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这种联系或许三种可能性可以解释:1)经济发展导致民主;2)民主或许促成发展;3)两者或许有一个共同起因。经济发展导致民主的第一种可能是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et)的假设,即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富人才能抗拒蛊惑人心的煽动家。稳定的民主预设了人力、社会、和物质资本的积累。教育促进增长,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促成反对独裁的民主革命,使得反对民主的政变不大可能成功。

罗伯特·巴罗(RobertBarro)在分析了一百多个国家后发现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高的教育水平(初级)预示着更高的自由,这是支持李普塞特观点的证据,虽然在有利于选举权的因素出现和它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时间滞后。在教育水平上,2000年中国25岁以上的人口中平均受教育年限是5.74年,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和快速扩张的高等教育方面教育进步的步伐在加快。到了2025年,2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正规学校教育将达到8年。教育带来的进步虽然缓慢,但经过一段时间终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巴罗把这种滞后归咎于制度的惰性,虽然受到经济和社会变量出现变化的影响。他注意到大概20年后,“民主程度就将完全由经济和社会变量所决定。”

这个观察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像中国这样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当今的自由程度远远低于现有经济发展程度预测的那种水平。

亚当·普沃斯基(AdamPrzeworski)及合著者也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最好地预测了不同政权出现的概率,但他们的解释是如果和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型国家相比,富裕国家的民主更容易生存。这些研究者注意到,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越高,该国的民主政权维持下来的机会就越大。

中国共产党人在表达各种怨愤不满时感受到的禁忌越来越少。

巴罗和普沃斯基等人发现民主并不直接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佩尔森(TorstenPersson)塔贝里尼(GuidoTabellini)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观点,他们认为民主导致经济增长的证据非常弱。他们写到“民主”这个概念太笼统,而制度细节非常重要。该理论的画面仍然不清晰,文献仍然存在不同观点。

第三个可能性是民主和发展拥有共同的起因。这个观点得到戴龙·阿西墨格鲁(DaronAcemoglu)和合著者的支持,他们认为“虽然收入水平和民主是正相关关系,但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因果关系。相反,历史因素往往影响不同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道路的偏离,导致民主和经济表现的正相关关系。”这些学者认为政治和经济发展道路交织在一起。有些国家走上民主和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道路,有些国家则遵循专制、压迫和更有限的经济发展的道路。

不管人们采取哪种解释,民主的中国在东亚并不算稀罕,因为日本、韩国、台湾都被自由之家列为民主国家,新加坡被列为“部分民主”国家。它们显示西方式的民主能够在华人社会生根发芽。

中共为选举开了一扇小窗户,1988年允许村级领导干部选举。到了1990年代中期,90%的村委会主任都是通过投票而上台的。但个人直接提名、多个候选人、秘密投票、公开唱票、马上宣布投票结果、正常的罢免程序等要求并不总是得到遵循。多年前人们就猜想这种选举将扩展到乡镇层级,但这种期待并没有出现。

这使得中共面临一个变化的情景,人们在表达怨愤和不满时感受到的禁忌更少了,而这些不满和冤屈往往是当局的错误造成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2011年7 月的温州动车事故。这个事故本来就够糟糕的了,让许多人愤怒不已的是当局试图掩盖真相(从字面意思上就是把摔到桥下的车厢和尸体掩埋)。

人们表达不满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当局所说的“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主要是罢工和抗议的结合体,抗议警察的不公,抗议地方党组织征地拆迁牟利以及少数民族民众抗议种族歧视等。在1995年,报道的群体性事件大约一万起,十年后的官方数据增加了十倍。如今政府已经停止报道这个数量,但非官方的估计是 2010年大概有16万起群体事件。抗议者一般都避免直接挑战中共的权威,更愿意引用党的文件、法律和国务院规定和领导人言论中列举的权利。抗议者也非常小心地把议题局限在本地事务上。人们不应该认为这个国家的抗议活动将严重威胁政权的存在。人们知道历史上这些抗议的作用是什么,领袖们有时候鼓励他们抗争,作为赶走当地腐败官员的方式。但是,尽管这并不说明中共摇摇欲坠,但也并非中共执政正当性的证据。

当局表现出的焦虑反映在社会出现的深刻变化上。正如杰夫·代尔(GeoffDyer)在2010年10月的《金融时报》上写的:

因为组织亲民主的情愿活动而被关进监狱的刘晓波是政治改革的旗手,但在很多方面他并非当局的主要挑战。刘先生属于上一代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在天安门事件后已经被边缘化了。普通中国人很少听说过他。

相反,压力更加多样化而且来自不同地方。都市郊区富裕阶层如果财产权受到侵犯更乐意组织大型抗议活动,而且确保电视摄像机的拍摄。中国迅速增长的司法群体里有很多人主张建立更加独立的法院,其中不仅有法官也有背负冤屈的公民。

而且,现在还有因特网,虽然当局尽一切努力审查和左右舆论导向,但网络已经成为反叛和嘲讽的源头。

中国的党国是这样一场暴风雨,人们往往容易忽略列宁主义阴影下出现的越来越充满活力的社会。

中共确实是一场暴风雨,爱德华·斯坦菲尔德(Edward Steinfeld)在2011年7-8月那一期《波士顿评论》上总结如下:

在这个新制度下,国家权威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已经完全不同了,这个现实被国家狂热地试图开发新规则维持控制和影响力的努力所证实。为回应对变化了的国家作用的期待,出现了依法治理的新话语。除了新税法、合同法、物权法、环境保护法之外,国家还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法规,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中国的信息自由法。有些省比如经济发展很快的福建已经出台了强调集体协商作用的新的劳动法。

有关政治未来的话题,领导人的公开言论存在不同的口气。党的许多领袖已经表达反对审查和支持言论和媒体自由的观点。至于当局,温家宝总理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说“人民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希望和需要是不可阻挡的。”(这句话遭到中国媒体的封杀)

技术已经改变了人们接触信息的方式和相互交流的能力。其中一个是无处不在的手机,当今中国使用的手机超过8亿5千万部,未来几年,手机用户可能超过 10亿。每天有五亿条短信在流传,政府已经失去了对人们传播信息、组织抗议活动和揭露腐败等的控制(比如下一场类似萨斯的传染病)。手机成为突发事件引起的群体性抗议活动的组织工具。

因特网的重要性无可争议。中国有五亿网民,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因为信息的其他来源和娱乐一直比其他国家受到更多限制,它的社会影响力也就更大些。这就产生了寻求信息和发布博客的用户和试图确定限制性边界的审查者之间不断上演的博弈。领导人对阿拉伯世界抗议活动的恐慌近乎草木皆兵,最近以一种滑稽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突尼斯革命者将他们成功的起义命名为“茉莉花革命”,所以这种花在中国就曾经成为不存在的植物。二月份,当中国的“茉莉花革命”信息开始在网上传播的时候,三个汉字茉莉花被屏蔽了,发短信根本无法使用这些字,连胡锦涛主席唱“茉莉花”这首歌的视频也从网上消失了。

人民通过因特网或者使用手机展现出来的力量破坏了列宁主义控制的原则:用地域和社会阶级把人们孤立起来。所有这种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都得到当局的许可,因为这些社交网络技术带来的经济利益,如果它们受到严格限制,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受到严重影响。

经济和政治动荡?

所以,中共领袖认为维持党对国家的控制所必须的经济高速发展播下了它们垮台的种子。但是中国的高速增长能够持续吗?每年9%以上的速度将降下来,这是绝对的真理,就像树不可能长到天上去,30年的高速增长(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短暂停滞了一段时间)已经非常罕见了。普遍的观点是通过劳动力增长乏力、工人从生产力低下的农村向生产力高的城市流动放缓、国家向国际技术前沿迈进的途径等形式出现衰退。

最近一些学者巴里·埃森格林(BarryEichengreen)、康镐炫(KwanhoShin)、朴东炫(DonghyunPark)等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们发现几乎所有非石油出口国家的高速增长都是在以2005年国际价格计算人均GDP达到16740美元后突然停止了,其增长速度从每年 5.6%突然降至2.1%。他们注意到中国的轨迹是在2015年达到这个水平(或者如果每年增长率是7%的话,是在2017年)。他们预测未来的经济衰退将是年增长率是2%到3.5%,这将意味着中国的增长速度降至6到7%(作者认为这种结果不是确定无疑的,但可能性很大)。基本原因是人均GDP到了这个程度后,工人从农业转向工业的回报开始下降,利用外资和技术的利益也随之消失。导致经济衰退的另外因素是中国故意压低人民币汇率。这三位作者观察到,越过 16000美元水平仍然持续保持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只有两个,那就是城市国家新加坡和香港。

这个现象的核心是生产力增长的放缓。他们写到:

经济放缓出现在经济增长过程的这个时刻,即人们不再能从农村转移多余劳动力到工业领域来刺激生产,引进外国技术的收益开始降低,但全要素生产力(TFP)从不寻常的3%以上的高水平突然急剧降至零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但在这个方面,中国具有独特的优势以保持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中国地域辽阔可以大量注入投资,西部省份人多但贫穷。针对这一点,作者写到:

如果增长奇迹在国内移植的话,占中国人口相当比例的内陆省份的经济发展(人口比很多国家还多)在未来几年仍然可以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政府已经扩展了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高速路和铁路到这些欠发达地区,为它们的经济转型做准备。

假设确实出现了突然的经济衰退,后果会是什么呢?从国内来看,衰退很可能根据地域和行业不同而有所变化。已经出现的情况是很多资本投资很可能回报率很低,3000亿美元的高铁投资中很多可能就是如此。政府会做出削减资本投资和鼓励消费的反应吗?中国的整个出口已经引人注目地下降了36%。政府说要这么做。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稳定,实际上也是中共统治的合法性要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最起码年均增长率应该在7%。虽然存在神奇的门槛的说法并不可信,但这个速度若在世界其他地方都会被认为非常好的,如果经济大幅度衰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将对中国造成严重的后果。

从国内来说,经济增长放缓的前景出现很多问题,如这种衰退的不同影响如何跨国收入分配,我们知道贫富差距已经非常巨大了。有钱有势的某些人在炫耀他们的财富,网上已经出现了很多这种事。如果困难时期到来,人们会怎么看待这种消费?

哪些经济领域受到影响最沉重?房地产泡沫破裂已经即将来临,建筑工人将面临失业困境。汽车行业如何呢?作为世界第二大,2010年销售汽车1800万辆,官方预计在2021年将达到5000万辆。这对已经让政府头疼的问题如包括大学毕业生在内的失业和就业不足意味着什么?人们对希望破灭会做出什么反应呢?人们对本来就不受人爱戴的党的不满是否会大幅度增加呢?

至于对国际产生的可能影响,埃森格林和同事的观点是“有人估计,中国一家就占全球需求增长的30%,金砖四国总体占需求的45%,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是世界的绝大多数。”简而言之,中国经济衰退将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增长。

受影响最大的是原材料供应如巴西、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但也包括日本和欧洲的机器供应商。考虑到国际贸易的多边特征,美国的出口也将受到影响。

中国的国防和外交政策在很多方面也将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增长衰退意味着未来军事潜力的扩张就不会这么大。中国将发现更难提供许多人预计将拥有的,人民解放军无疑期待的各种先进武器的货款。如果国家的困难足够沉重的话,中共可能被诱惑把外国人当作替罪羊。首要的目标就是美国人。

中共有一个选择,通过逐渐引入自下而上的政治变革试图避免可能的大动荡。这就是曾经也是列宁主义政党的国民党在台湾的做法。政治选举首先在地方政府,随后在国民代表大会进行,直到最后选举总统。这个过程虽然也不是没有困难但相对来说还算顺利。中国没有采取自上而下的途径或许是因为党的领袖看到这对其控制的威胁实在太大了,或许因为担心造成政治动乱。人们很难批评中国领袖这样的权力专家,但大麻烦确实就在前面。

两种变革的相互关系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立场:在2020年之前某个时候中国将很可能出现政治变革或经济变革或者两种变革同时出现。如果这种变革出现了,两种变革出现的顺序可能产生很大差别,虽然人们只能预测情况会如何变化。如果首先出现实质性的政治自由,那么不那么严重的经济衰退就不会造成灾难性影响。但是如果出现另外一种情况,经济动荡先于政治改革,那么,严重的经济衰退将造成政治自由化、保守派势力成功控制局势、或陷入长期的政治动乱。我们不得而知。

不管怎样,中国在未来十年的发展将很可能深刻地影响世界其他地方,就像过去这些年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一样巨大,只不过是用其他的方式。

作者简介:亨利·罗文(Henry S.Rowen)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太研究中心主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荣誉教授,是斯坦福区域革新和创业工程主任,《大中国革新探索》(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8年)主编。

Henry S. Rowen, a senior fellow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 is a professor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emeritus at the university's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nd a member Stanford University's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He was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in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rom 1989 to 1991. He was also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from 1981 to 1983. Rowen served as president of the RAND Corporation from 1967 to 1972 and was assistant director, U.S. Bureau of the Budget, from 1965 to 1966.

From 2001–2004 he served on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Policy Advisory Board. In 2004–05, he served on the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ing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Rowen is an expert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igh tech industries in the U.S. and Asia. His current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ise of Asia in high technologies.

His most recent work is co-editing MAKING IT: The Rise of Asia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His other publications, which he co-edited, are The Silicon Valley Edge: A Habitat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2000); Behind East Asian Growth: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Prosperity (1998); and Defense Conversion,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Outlook for the Russian and Ukrainian Economies (1994), with Charles Wolf and Jeanne Zlotnick.

Among his articles are "Kim Jong II Must Go," Policy Review, No. 121 October/November 2003; "The Short March: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National Interest (fall 1996); "Inchon in the Desert: My Rejected Plan,"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95); "The Tide underneath the 'Third Wave,'" Journal of Democracy (January 1995); and "Vietnam Made Him," National Interest (winter 1995/96).

Born in Boston, Massachusetts, in 1925, he earned a bachelor's degree in industrial management from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1949 and a master's in economics from Oxford University in 1955.

广播人的约会只在空中


周幼康离开美国之音是在2005年9月,几个月之后,我到美国做记者,几次去华盛顿,心里想着这是周幼康工作过的地方,但始终没有去拜访。

第一次知道周幼康的名字,是在大陆上初中时,那时美国之音还是敌台,我还是个喜欢看天的孩子,夜深了,回到屋里,用小收音机继续搜索天空,不经意间,找到了周幼康。那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常有他的报道和主持,一字一顿咬字清晰,嗓音还有些特别。

后来自己也在大陆干起了电台新闻,天天忙碌于采访撰稿和主持每天的新闻节目,周幼康这个名字反倒是日渐淡漠。直到1996年11月,广东珠海举办首届中国航展,那天有一个新闻发布会,在记者提问环节,一个留着八字胡的小个子老头站起来提问,自报家门是美国之音的周幼康,三个字一出,令我顿时有受到雷击之感。

发布会后,我找到周幼康,告诉他自己儿时对他的想象。小老头儿特别和蔼,几句话聊下来,发现竟然是江西老乡。当天我随着他去他租住的酒店,在他的房间里,静悄悄地旁听他给美国之音总部发回报道。记得他用的是两台砖头大的录音机,联线之后编辑录音,并现场用电话讲述自己的报道文字。那天,他还对我进行了采访,记得开场白是“我在中国广东珠海,遇见了一位电台同行,想请问他...”

当时在广东,电视对电台冲击的很猛,不少人跳槽去干电视,我问周幼康在美国情况如何?他说有过同样的阶段,但汽车工业挽救了电台。

那次分别时,周幼康说如果我去美国,可以去找他。现在我们居住在北美的不同城市,我也做起了对华广播的工作,如果有机会能和广播界的老前辈周幼康见面固然好,但如果情况不许可,对广播人来讲,另一种更好的约会是在空中。

今天,听到美国之音开播70周年的纪念节目,有几集对已经退休的周幼康专访,细听下来,其亲切之感远胜于找到他,在一个中餐馆坐下来,一边喝茶一边东拉西扯的感觉。

附美国之音对广播前辈周幼康的访谈:

2011年 12月 05日 周幼康:开创中文部新闻采访先河 记者: 吴心欣 | 华盛顿

对年纪较大的中国听众来说,周幼康的名字是美国之音中文报导的一块金字招牌。在他长达38年在美国之音中文部工作的过程中,周幼康始终从事记者工作。在那些信息封闭的岁月中,他为中国听众打开了 一个全新的世界,赢得了无数听众的心。

周幼康1959年开始在台湾警察广播电台当记者,但是他一直久仰美国之音大名,把到美国之音工作当成毕生工作的最高目标。1964年,周幼康应聘到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工作,主持中文部工作,开始间接为美国之音中文部工作,其稿件及制作节目经常为中文部所采用。后中文部在香港招聘,周幼康成功被录取,从1967 年7月1号开始到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文部正式工作。

*自己争取采访机会,第一个采访:蒋经国*

不过,周幼康开始工作后觉得很失望,因为当时中文部还是一个以翻译美国之音英文部英文稿件为主的机构,每个工作人员每天的任务就是翻译几篇英文稿件,他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不久,机会来了,时任台湾国防部副部长蒋经国应美国总统约翰逊的邀请,到美国访问。

周幼康回忆说:“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知道他在national airport(国家机场),我当时就拿起录音机,没有跟任何人请示,就去了。我就在机场访问蒋经国,我是唯一一个在机场访问他的,除了一个台湾记者,就我一个美国记者,那时蒋经国先生很诧异。回来以后,我很高兴,立刻剪接,做了一个带子,放到当时中文部副主任George Gao的桌上,他很诧异,问我说,我们没有派你去啊。我告诉他,作为一个记者,这是我的本分。”

这是周幼康到中文部工作后争取到的第一个采访,他发现,虽然没人夸奖他的工作,但是也没人阻止,他觉得这是可行的,从此就展开了长达38年的采访生涯。周幼康说:“(不管是在华盛顿工作,)还是 1993到1997派驻香港,每天没有断过采访,不仅在香港采访,还到中国大陆去做采访。我走遍大陆各地,访问各色人等,慢慢使美国之音中文部从翻译进入一个采访的过程。”

*第一个现场直播:阿波罗发射*

周幼康很骄傲地说:“如果说我对中文部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我开创了采访的先河,引导中文部渐渐重视采访,而且知道怎么采访才重要,才发展到今天。”

周幼康在总结自己长达46年的广播记者生涯时表示,做广播最重要的是两条路:实时实地采访和现场直播。周幼康做过很多现场直播,但是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第一次现场直播。他说:“1969年正好碰上阿波罗发射,我们有一个很资深的工作人员叫Carl Li,是黎元洪的孙子,他找我一起做阿波罗发射的实况转播,他在佛罗里达现场广播室报导天上的事情,我在美国之音的广播室报导地面的事情,当场是通过耳朵听(英文)广播再看电视,然后(对大陆)进行直播。”

*香港回归前的意外事故*

在漫长的记者生涯中,周幼康始终把在第一线报导新闻事件当成神圣的职责和任务。1997年4月19号晚上,在香港回归中国的两个多月前,正在香港担任中文部驻港记者的周幼康突然接到在美国的女儿的电话,他被告知小儿子在美国出了大车祸,其中一个同伴当场丧命,小儿子七窍流血,命在旦夕。周幼康问女儿,儿子还能坚持三两天吗?女儿说,应该可以。周幼康告诉女儿:两天以后我就回去。

为什么呢?周幼康说:“因为两天以后,正是第一批解放军要进驻香港,当时离香港回归还有70多天,解放军进城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因为回归以前解放军进驻就等于是象征着主权的建立,是天大的新闻。我认为,这事情太重要了,所以两天后,我去做采访,发完报导立刻上飞机飞回美国。”

在14年后的今天,当周幼康在他位于华盛顿郊区的寓所里,悠闲地喝着台湾高山茶向记者讲述这个故事时,记者还能感受到当时周幼康经历的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对此,周幼康只是淡淡地解释:“我总觉得这就是一个新闻记者应该做的事情。”



2011年 12月 05日
周幼康:1991年独家采访张学良引强烈反响
记者: 吴心欣 | 华盛顿

周幼康在美国之音中文部38年的工作生涯中,以自己的实际工作带动中文部逐步从一个翻译机构变成一个新闻机构。他在第一线采访过无数的人和事,用大量翔实、及时的报导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周幼康在中国年纪较大的广播听众中可以说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汪道涵称久闻周幼康大名*

1993 年6月7号,在打破海峡两岸延续40多年僵局的“汪辜会谈”举行后不久,时任海协会会长的汪道涵和时任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一起到华盛顿,向当地侨界汇报“汪辜会谈”成果。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记者会上,周幼康不顾大使馆事先发出的“汪道涵不接受采访”的通知,主动前去向汪道涵介绍自己,结果是汪道涵的一句“周先生,久闻大名”打开了僵局,让周幼康成为唯一一个在当时的记者会上采访到汪道涵的记者。

当周幼康问汪道涵到华盛顿来是否承担着比“汪辜会谈”更重要的使命时,汪道涵说:“我是来征求各位对今后两岸关系发展方面的建议,我想这方面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薄尽绵力,促成两岸关系向良性方向发展。”

*张学良获释后首访美,说服张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1991 年春天,被蒋介石幽禁半个多世纪的“西安事变”主角之一的张学良先生,获释后首次赴美国探亲访友。周幼康回忆说,当时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希望能够采访到张学良,但是都遭到拒绝。最终,周幼康通过私人关系说服张学良,于1991年5月11号下午在纽约独家采访到张学良,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美国采访张学良的媒体记者。

当年是如何成功说服张学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呢?周幼康回忆道:“我说你要让我访问,为什么呢?第一,现在张学良放出来,最关心的就是他回不回大陆,这是大家最最关心的,全中国就在等着他回大陆,这是最重要的,是最大的新闻。如何让中国人民最多最快知道?只有我们美国之音。第一美国电视和报纸大陆看不到也看不懂,只有美国之音透过广播而且不受中国大陆的干扰,能够直接到中国大陆去。”

在那次的采访中,周幼康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张学良先生是否有回大陆的计划。张学良说:“我还是怀念我的故土,大陆也表示欢迎我回去,但是我因为政治的关系,暂时不想回去。时机还不成熟。如果能够回去,最想看看父母的坟墓,现在政府把我父母都葬在一起了;我也想看看故居、同乡、亲戚,他们应该都已经故去,能看的都是他们的后代,很想看看这些人都怎么样了。”

*张学良访谈报导引起强烈反响*

在谈到海峡两岸关系时,张学良说:“我衷心希望两方面能够和平统一起来,我是非常反对中国分裂的,当年我都是赞成统一的,很反对内战的,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和张学良的访谈当时在国际华文媒体界引起巨大反响,特别是那是被释放后的张学良第一次公开表态时机未成熟、暂无计划回大陆探亲。不过,在事隔20年后的今天,周幼康在谈及这次采访时,依然认为这只是他46年采访生涯中的普通事件,并没有特别值得骄傲的地方。

*39年如一日地寻找、报导新闻最有意思*

周幼康说:“我40年如一日,天天在找新闻,这才是最有意思的事情。我不觉得哪一个采访是最值得骄傲的、最值得难忘的采访,我觉得每次采访都是很难忘的。我对大人物、小人物同样尊重,特别是小人物更要尊重。”

周幼康表示,自己能够为美国之音中文部工作将近40年,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表示,如果时光重来,美国之音仍会是他职业的第一选择。他也为自己能够成为美国政府在冷战时期所进行的宣传工作的一部分感到骄傲。周幼康说:“(美国)政府能够出这么多钱来建美国之音,他的出发点是对的。在那个时代做宣传,美国政府有这个远见,透过广播,运用当时最新科技,把信息传递到封闭的地区,中国是其中之一。他(美国政府)突破铁幕,功不可没,确实在冷战时期发挥了巨大力量,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代它(广播)。”

2005年9月底,在最后一个工作日中,周幼康发完最后一篇采访报导,离开了这个让他一辈子都觉得“很有意思、很快乐”,让他能够一直保持“身体健康、头脑清楚、精神抖擞”的工作。如今,周幼康在华盛顿郊区居住,过着颐养天年、含饴弄孙的悠闲生活。

2011年12月6日星期二

马克沁机枪和克虏伯大炮


美国人海勒姆·史蒂文斯·马克沁(Hiram Stevens Maxim)身为美国人的时候,美国还是个诞生不足百年的弱国,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南北双方因是否蓄奴问题而爆发内战,美国濒于分裂。在乱糟糟的环境中,马克沁成长为一名发明家,并且在41岁的时候,决定弃暗投明,投奔了当时还是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60岁时归化成为英国公民,作为回报,维多利亚女王在第二年授予他爵爷头衔。

马克沁之所以成为爵爷,是因为他是一代武器设计大师,是马克沁机枪的发明者,他的马克沁机枪每分钟可以发射600发子弹,是世界上第一支能自动连续射击的机枪,它把人类的杀人术一下子提升到了现代水准。马克沁机枪的诞生,废了拿破仑时代以来所有使用过战术的武功,于是西方历史片中,每当出现排列成行、向敌人阵营横行的大兵时,我们总觉得他们傻的可爱,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是马克沁机枪诞生前行之有效的步兵线形冲击。

马克沁机枪的威力很快就在1914年爆发的一次世界大战中大发其威,仅索姆河战役就从1916年7月1日到11月18日打了141天,英法联军和对手德军共伤亡120万。整个一次大战,死亡人数达5000多万,其中有很大比例是马克沁机枪向死神送去的祭品。

索姆河战役结束后的第六天,马克沁爵爷以76岁高龄在伦敦寿终正寝,临终前,他听到他的马克沁机枪在整个欧洲大地像鞭炮一样鸣响。

有趣的是,马克沁爵爷的儿子颇为不孝,同为发明家的小马克沁,发明了消音器,让他父亲的杀人利器在无声无息中作业。

比马克沁爵爷年长一辈的克虏伯家族奠基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ied Krupp)是土生的日耳曼人,他在马克沁于美国出生时就生产出了克虏伯大炮,这口径280毫米、炮管长11.2米、重44吨,仰角可达30度、有效射程19760米,炮弹3000米内可穿透65.8公分的钢板的利炮,以每分钟发射两发炮弹的速度,助俾斯麦在19世纪纵横欧陆,成为统一德国的铁血宰相。




1871年,李鸿章向克虏伯家族购买328门大炮,克虏伯家族还免费培训中国留学生以掌握火炮技术。1896年,被贬谪的李鸿章亲赴德国,他在埃森对留学生训话:“克虏伯新式大炮最为精奥,只要苦心研究,必得其秘。中国沿海南至琼州,北至营口,具有建置御敌之炮台”。

克虏伯大炮北起天津大沽口炮台,中经闽江口长门炮台,南至海南秀英炮台,为大清帝国守护脆弱的海防。

然而在欧洲,拥有克虏伯大炮的德国在一战中惨败于使用马克沁机枪的英法联军。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的后辈中,有一位生于1907年的Alfried Felix Alwyn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也叫阿尔弗雷德·克虏伯,他在二十多岁时追随希特勒,成为党卫军,立志要复兴德国,成为第三帝国的军械师,在二战高潮时的1943年,他雇用了20万工人,为希特勒制造大炮、装甲车、坦克和潜艇。

1948年,他在纽伦堡被判处12年监禁,罪名是反人类。

不过二战后的东西方冷战需要克虏伯,在坐了三年多的牢之后,克虏伯回到家乡埃森重整家业,十年之内克虏伯帝国重新崛起,产业包括炼油和核反应堆。至今,其钢铁企业还跻身于世界一流之列。

2011年12月3日星期六

十一月围城


曾在2001到09年担任加拿大政府《国际干预和主权委员会》(ICISS)共同主席的加雷思·埃文斯(Gareth Evans),11月下旬在国际智库《项目辛迪加》上撰文,指刚刚过去的十一月是“亚洲的重要一月”,其不平凡在于“对于宏观战略研究者来说,期间许多看似历史转折点的事件都将值得未来的历史学家用心研究。”

在其最新论文《亚洲的重要一月》中,埃文斯聚焦中国,因为所有事件的“潜台词都与一再复发的‘中国崛起恐惧症’相关,但是在这最新一轮美国及其盟国针对中国的战略布局中,欧洲缺位,因为“欧洲信用的逐渐崩塌”,“ 使得所谓欧盟与美中两国在政治经济上三足鼎立的‘G3’概念越发成为泡影”,于是这些“历史转折点的事件”“落笔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埃文斯记录的首个事件,与被视为“在政治、经贸及战略上封堵中国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有关,中国人认为这个机制由美国催生,目的是形成一个能与“20世纪美国与欧洲盟友成功建立的跨大西洋体系”媲美的21世纪“跨太平洋体系”。其成员国为汶莱、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四国,入会磋商国有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秘鲁和越南。但是,“在11月中旬由美国总统奥巴马召集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夏威夷峰会上,日本宣布有意加入TPP的谈判进程”。而一旦日本加入,TPP成员的GDP将占全球的35.5%,占APEC成员的62%,完全形成取代APEC之势。

埃文斯的第二个观察点是包括美国和俄国在内的亚太主要国家领导人在东亚峰会上就“中国对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诉求进行了深入交流”。这一举动迫使中国总理温家宝以“来而不往非礼也”加以回敬,北京还重申了“坚决反对南海问题区域化、国际化”的立场。

另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发展是,在东亚峰会筹备阶段,澳大利亚总理宣布进一步推动解除对印度的铀矿销售禁令,尽管印度既没有表示愿意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也不想在设定核武器数量上限方面做出让步。埃文斯认为“这一政策变化将为澳印双边关系清除主要障碍并有利于双方在印度洋开展更紧密的政治和战略合作,而中国也必将会考虑到这一点。”

奥巴马在前往东亚峰会途中宣布“将在澳大利亚北部建立一个可以容纳2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的训练基地”,被埃文斯视为11月份“意义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因为这会“使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更重要也更长期的角色’,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和使命列入‘最优先级别’,不受任何军费削减政策的影响。”埃文斯认为美国的这一战略“意味着获得轻易染指东南亚和印度洋的重要能力”,奥巴马在堪培拉明确指出美国会“确保自身投送武装力量的特殊能力”并在遵守国际准则和人权方面尖锐批评了中国。中国迅速就美国驻军澳洲做出回应,称“在国际经济形势低迷、促进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共识和焦点的背景下,强化和扩大军事同盟不是适合时宜之举。”

加雷思·埃文斯曾担任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国际危机组织》首席执行官,他还是亚洲经合组织论坛(APEC)的发起者之一,在今年利比亚危机处理中他力主“联合国采取军事行动”,因为“国家主权不是杀人执照”。他在1988年到96年担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期间,对该国外交政策作了重大修正:从侧重英美的传统转向重视亚洲邻国,特别是与印尼和中国的关系。

在记录11月份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之后,埃文斯认为美国的盟国将“面对有趣的情况”:既要“抵制中国强硬民族主义情绪,利用自身的国防政策和联盟关系防止最险恶情况的发生”,又不能造成“过度对抗”,沦为美国的“跟班”。

2011年12月2日星期五

阿坝是否会成为中共的滑铁卢


11月26日至30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孟建柱视察四川,令世人再度聚集阿坝自治州的格尔登寺,前不久那里发生的连串喇嘛自焚,令忙于维稳的北京十分头疼。

格尔登寺已成为西藏问题的一个新的引爆点,其不断升腾的火焰将会如何蔓延,是否会烧毁中共统治的基座?11月11日,总部在香港的亚洲时报在线登载了Peter Lee的一篇文章《阿坝是否会成为中共的滑铁卢?》。在近日的一次聊天中,研究流亡藏人历史的美国学者李江琳认为,阿坝不会,但西藏问题有可能成为中共的滑铁卢。

Will Aba be the CCP's Waterloo?
By Peter Le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CP) setbacks in a remote corner of Sichuan province, Aba prefecture (more accurately, the Aba Tibetan and Qia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may in time be seen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its authoritarian reign.

Today, Aba is in the news because of a string of self-immolations at a Tibetan Buddhist monastery, Kirti, on the outskirts of a county town in Aba, in response to a brutal government crackdown.

Aba was also in the news in 2008, when an earthquake in the southeastern corner of the prefecture, Wenchuan, killed tens of thousands.

At first, China was hailed internationally for its massive and timely relief effort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quake. But the focus rapidly

shifted to the death of schoolchildren attributed to shoddy construction practices abetted by corrupt local authorities, the ensuing cover-up, and heavy-handed mismanagement of the compens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was a radicalizing experience for Chinese artists and intellectuals like Ai Weiwei, who was beaten up while in Chengdu to offer support to a local activist on trial for pursuing the substandard school construction story in Wenchuan. The government reaction to their activism validated - or at least self-validated - their critiqu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system and its methods, and created a hard kernel of resistance that persists to this day.

From a public relations standpoint, the CCP might as well shoveled one trillion yuan (US$158 billion) down a hole. The abiding international memory of Wenchuan is Ai Weiwei's mawkish installation of schoolchildren's backpacks in Berlin, ''She lived happily on this earth for seven years.''

Ai's recent incarceration - and his reincarnation as a martyr to China's selective enforcement of its income tax laws - appears to show that the CCP has not come up with any good new ideas on how to deal with critics of its rule.

2008 also saw China's $40 billion grab at the brass ring of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 the Beijing Summer Olympic Games.

The Olympics turned into something of an expensive disappointment, primarily because the West was conspicuously unwilling to welcome China on the world stage as an equal partner.

It was easy and more consoling for China to blame the messenger - the storm of pro-Tibetan independence demonstrations and provocations that disrupted the passage of the Olympic flame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roiled towns and monasteries in the Tibetan Autonomous Region and Tibetan areas of Gansu and Sichuan around March 10 (the anniversary of the 1959 Lhasa uprising against Chinese rule) in the Olympic year.

Kirti Monastery in Aba county, Aba prefecture was the scene of violent outbursts in 2008. Inde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ublicized them as part of its campaign to assert the non-peaceful/subversive nature of Tibetan dissatisfaction.

According to credible reports, at least 10 and possibly as many as 28 ethnic Tibetans in the small town, including monks, lay people, and one child, died in confrontations with security forces in March 2008.

On March 16, 2011, on the third anniversary of the shootings, a monk at Kirti, Phuntsok Jarutsang, self-immolated.

Chinese security forces put out the flames but then, according to reports of Tibetan emigre groups, detained Phuntsok and subsequently beat him to death.

If the government's objective was to deny the Tibet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a martyr by dousing the flames, and then discourage prospective imitators by administering a fatal beating, the effort failed miserably.

Phuntsok's death provoked sizable demonstrations at the monastery that reportedly resulted in beatings and the death of two lay people at the hands of security forces, and five subsequent immolations in Kirti in September and October 2011 - out of a total of 12 self-immolations in Tibetan regions this year.

If,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tention was to escalate a confrontation to a point at which monasteries and monks who refuse to knuckle under are completely broken, the policy may be said to be working.

Aba prefecture was once advertised as a showcase for a moderate approach to the PRC's relation with ethnic Tibetans. In the case of Aba, that promise has been honored, as it were, in the breach.

In April 2011 a convoy of military vehicles ferried away 300 of Kirti's estimated 2,500 monks off for Patriotic Re-education, whose salient feature apparently is to demoralize the monks by compelling them under physical and emotional duress to denounce the Dalai Lama.

The remaining monk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of 20 for what Radio Free Asia termed ''patriotic religion'' meetings. The outlet stated that two monks received three-year jail terms in May 2011 for speaking out during a meeting.

The government also labored to place the blame for Phuntsok's death on his fellow monks instead of the regime, sentencing three of them to 10-year-plus terms for ''intentional homicide'' for helping Phuntsok plan the immolation and - according to the court - spiriting him away after the incident, thereby denying him life-saving medical treatment.

Per Xinhua:

Tsering Tenzin and Tenchum of the Kirti Monastery in Aba Tibetan-Qia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were sentenced to 13 years and 10 years in prison,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verdict from the Maerkang County People's Court in Aba.

The two plotted, instigated and assisted in the self-immolation of fellow monk Rigzin Phuntsog, causing his death, the court found.

Phuntsog set himself on fire on March 16 and was hidden by a third monk for 11 hours. He died the next morning after treatments failed at a local hospital.

Three days before the self-immolation, Tenchum and Dorje, another monk who would be charged in another instance in Phuntsog's death, sent photos of Phuntsog and Tsering Tenzin to a monk living overseas via the Internet, proving that the self-immolation was premeditated.

Pro-government religious leaders put their shoulders to the wheel to support the propaganda effort, and evangelize for the primacy of national law over monastic rule. Xinhua continues:

Some living Buddhas and monks attended the trial.

"Monks can't kill. What they did was against the dharma and against the law," said Yangdron Jamaseng, director of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the Tsakhor Monastery. "Through the trial, I realized monks not only need to learn scriptures, but they also need to learn the law and obey the law."

In a further effort to discredit the monastery and its monk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ld the UN that "some monks of the monastery also frequented places of entertainment, prostitution, alcohol and gambling, and spread pornographic CD-Rom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lso inserted a ''Democratic Management Committee'' (DMC) answering to the government's Bureau of Religious Affairs (of the type headed by Yangdron Jamaseng in the passage quoted above) into Kirti, in order to assert government supremacy over the Tibetan Buddhist religious establishment, disrup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astery and its exiled Rinpoche in Dharmsala, and control the once-influential monastery's links to about 30 satellite monasteries the region.

Permission from the DMC is also required for monks who wish to leave the monastery.

Monks inside Kirti try to communicate with Dharmsala by cell-phone; however, the leadership in Dharmsala only learned of the most recent immolations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news media.

Th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creditably alleged:

According to exile sources, high numbers of troops are still stationed in the Ngaba [in the Tibetan language; ''Aba'' in Mandarin] county town and Kirti monastery, with security cameras now installed on buildings on both sides of the main road and checkpoints on the main access roads. The Ngaba authorities have ordered the management of Kirti monastery not to allow any help for families of monks who have committed self-immolation, such as prayers for those who have died. Four permanent security police offices have been built in the monastery compound. Internet access has been virtually cut off completely.

AFP reporters who were able to get to Aba in October described a town under lockdown by police and soldiers armed with guns, clubs … and fire extinguishers:

Police, many carrying riot shields and armed with clubs and iron, lined the streets of the town, which has a population of around 20,000 mainly ethnic Tibetans who say their culture is being eroded by China's government.

Large groups of soldiers in camouflage carried automatic rifles, metal rods with spiked tips and fire extinguishers, while police buses, trucks and armoured personnel carriers blocked the streets.

in a recent statement, the Rinpoche of Kirti (living in exile in Dharmsala) told a Washington, DC audience: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apparatus such as listening devices and CCTV cameras in the monks' quarters and watchtowers are being built in all sides of the monastery. Furthermore, unscheduled searches are being carried out in monks' rooms at any time by smashing the windowpanes, walls and doors, and monks are randomly beaten, dogs let loose on the people and there are also cases of thieving by security personnel. Monks are threatened that the monastery would be destroyed if they did not excel in 'Patriotic Education' and 'Re-education' campaigns. In nutshell, the monks are driven to a state of utter fear and desperation.

Reportedly, the population of Kirti Monastery has shrunk from2,500 to about 1,000 monks.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offering cash awards to expelled Kirti monks who agree to disrobe and renounce their Buddhist vows.

Small wonder that the harvest of the campaign at Kirti has been misery, despair, and suicide.

The Rinpoche of Kirti summed up the toll in his statement in Washington:

[F]rom 16 March 2008 to 17 October 2011, 34 Tibetans have died in Ngaba region from extreme torture, execution, suicides and by setting themselves on fire and more than 619 have been detained (this does not include mass detention of 300 Kirti monks). Only 108 detainees have been put on trial. There have been over 20 writers, poets and intellectuals among the 619 who were detained.

Tibetan militants might secretly view the incidents at Kirti as a harbinger of a martyr-fueled anti-Chinese intifada across China's ethnic-Tibetan regions.

However, the Tibetan emigre movement's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 has approached the immolation crisis with extreme circumspection.

The Dalai Lama expressed his sadness but, as reported by Phayul, went on to say:

Responding to questions on the spate of self-immolations in Tibet that has already seen eleven Tibetans set their bodies on fire since March this year, the Dalai Lama clarified that Dr Lobsang Sangay, the de facto prime minister of Tibet, was the right person to be asked these questions.

"I have completely handed over all my political responsibilities to the elected leadership. Kalon Tripa Lobsang Sangay is in Washington DC right now, so better ask him,'' the Dalai Lama said.

The Karmapa, the charismatic young leader-in-exile of the Karma Kagyu sect of Tibetan Buddhism who is often seen as the Dalai Lama's successor, at least in the role of spiritual ambassador to the West, issued a heartfelt statement deploring the self-immolations:

'Each report of self-immolation from Tibet has filled my heart with pain. Most of those who have died have been very young. They had a long future ahead of them, an opportunity to contribute in ways that they have now foregone…

In Buddhist teaching, life is precious. To achieve anything worthwhile, we need to preserve our lives. We Tibetans are few in number, so every Tibetan life is of value to the cause of Tibet. Although the situation is difficult, we need to live long and stay strong without losing sight of our long-term goals.

Lobsang Sangay and the Rinpoche of Kirti visited Washington to testify before the Tom Lanto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 bipartisan caucus of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at was the first US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to formally invite the Dalai Lama, in 1987.

They determinedly adhered to the Dalai Lama's Middle Way policy, calling for Tibetan autonomy (not independence) and dialogue. Their most concrete demand was for an end to the oppressive re-education campaigns, freedom for foreign journalists & diplomats to visit Aba, and a resumption of dialogue.

The Rinpoche of Kirti adopted an interesting rhetorical tactic in his statement before the Lantos Commission and in remarks at th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he went out of his way to lay the blame for the excesses in Aba at the feet of the Sichu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the prefecture's and county's local leaders.

When asked why the suppression of Tibetan religious activity was so severe in Sichuan, he averred that Sichuan had more older, ultra-leftist relics i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it was the only place where statues of Mao Zedong had not been removed.

The Rinpoche went as far to float the idea that Sichuan is the force that seems to have control over the Tibetan Autonomous Region, no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private conversation with people involved in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struggle of the Tibetan diaspora, however, it is clear that the general feeling is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intimately involved in the conception and execution of China's Tibet policy.

Hu Jintao earned his bones as Tibetan Autonomous Region Party Secretary in the 1990s (he won widespread recognition within the CCP for his aggressive suppression of rioting in Lhasa on the thir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March 10 uprising); Zhou Yongkang, who holds the security brief in the CCP Politburo, served as Party Secretary in Sichuan.

It would appear that the Rinpoche of Kirti is diplomatically declining to tak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task for the crackdown in Sichuan, in the hopes that the Beijing government will scapegoat the local administration to provide political cover for a pullback.

Perhap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see fit to de-escalate the tensions in the Tibetan area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hopeful cynic might speculate that Hu is deliberately wielding the iron fist so that Xi Jinping can receive credit for deploying the velvet glove when he assumes the top leadership post next year.

However, given the extent and severity of the crackdown - and rumors like the on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dispatch 20,000 officials to the Tibetan Autonomous Region to push religious education from the more important cities, towns, and monasteries into the villages - it appears more likely that the objective is to weaken and demoralize the Tibetan religious establishment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then marginalize Tibetan Buddhism completely after the Dalai Lama passes.

A program like this is more likely to generate bitterness and resistance, instead of obedience, as Dr Dibyesh Anand, a Tibet scholar at the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told Asia Times Online:

Radicalization is a direct product of Beijing's refusal to give any hope to Tibetans that a future where the Dalai Lama will be back is possible. Radicalization in this region is also a social process where one act of self-immolation makes the next act possible and also probable especially becau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response has been the more of the same. More repression, more campaigns to deny there is any 'Tibet problem', more denunciation of 'radical monks', more securitisation.

If the CCP continues along its current path, the legacy of Aba - the repression at Kirti and the tainted aftermath of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 will be more than anger at government dysfunction and arrogance.

Aba will be taken as a revelation of the true face of the CCP - a face it reveals only on its remote periphery and tries to hide from the world and its own citizens.

孟建柱到了格尔登寺


中文网络消息: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2011年11月26日至30日在四川成都、德阳、阿坝等地考察,慰问维稳一线的解放军、武警、公安和治安积极分子,实地了解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他强调,要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不断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结,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新贡献。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处四川省西北部、青藏高原东南缘。虽然只是初冬,但这里已经冰雪覆盖。孟建柱冒着严寒,长途跋涉,看望慰问高原干部群众和公安民警。红原县公安局龙日派出所海拔3800米,常年平均气温近零下20摄氏度。在派出所,孟建柱与民警一一握手问候。得知有的民警来自外地,他关切地询问他们是否适应高原环境,还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困难。他还查看了派出所户籍室、群众工作室,并通过派出所的视频系统,与公安部指挥中心通话。在刷经寺派出所、瓦切派出所,孟建柱称赞他们的管理很规范、工作有成效。他叮嘱有关负责同志要设身处地体察公安民警在高寒地区工作生活的艰苦和不易,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保护好民警的身体健康。

在阿坝县公安局,孟建柱亲切看望慰问奋战在维稳一线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公安民警和民兵、治安联防队员代表。他说,多年来,同志们恪尽职守,英勇顽强,不怕困难,为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付出了辛劳和汗水,作出了重要贡献。你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竭诚奉献,是一支在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队伍,不愧为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希望大家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清醒的头脑,继续发扬优良作风,认真站好每一班岗,扎实做好每一份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你们不仅是一支依法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战斗队,同时也是服务人民的群众工作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队。要在扎实做好各项维稳工作的同时,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热情为群众办“小事”、办实事、做好事,努力让群众从我们的实际行动中,感受到党和政府对各族同胞亲切的关怀。

孟建柱还在阿坝县与宗教界人士、群众代表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宗教界人士表示,他们盼望社会和谐安宁,也深感自己责任重大,愿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共同努力奋斗。在阿坝县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格尔登寺,孟建柱考察了寺庙建设管理等情况。在与寺管会成员交谈时,孟建柱指出,藏传佛教在历史上曾经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很多高僧大德勤劳勇敢、追求真理,不仅为藏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也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寺庙僧人继承高僧大德们的优秀品质,在这个伟大的时代,继续弘扬爱国爱教的传统,积极为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奉献力量。

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巨峰,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永清,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斯塔,四川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玉顺,副省长曲木史哈,省公安厅厅长曾省权参加考察。

另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连续有藏僧自焚的四川阿坝格尔登寺的活佛在美国国会公开演讲,指责中国政府对藏政策。

格尔登仁波切在美国国会就西藏处境发表演说

今天,在这里本人要作的报告是,就西藏(包括康区和安多)历史而言,西藏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整个西藏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已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西藏民族与中共当权派之间的矛盾日趋严重。不难看出其主要原因是,从前,共产党所谓“和平解放西藏和援助西藏”的根本宗旨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反而,一个强大民族对一个弱小民族采取高压政策日益显得公开化。对于这种严重问题中央政府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截至目前没有做过任何积极的改变。从而使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肆无忌惮地使用强权来压迫西藏民族,限制其宗教信仰自由,抢占民众财产,随心所欲依靠武力镇压,穷兵黩武,动费万计。当权者每说一句话都成为中国法律,而所谓法律惩罚成为他们的摇钱树。因是之故,对公道已彻底绝望的状况下,导致新一代西藏人斩木为旗,揭竿而起。

虽然,藏区设有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甚至民族乡等特殊行政区域。从理论上给予了自治,但实际不用说自治,甚至一个普通汉人具有的基本权利的一半,藏民族却无法享受。怀有大汉族主义情绪者把藏民族逼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无论有没有知识才能,只要是个汉族就被认同为高一等级,也似乎与当权者同位。如果身份是藏人,那末,身为中国政府公务员,甚至是共产党员,是干部,共产党就不信任他们。这就表现了民族间的不平等。尊者达赖喇嘛所提出的“中间道路” 是中藏双方互惠互利的无上策略,假如中国政府早已采纳,现在藏汉之间就像七世纪松赞岗布在位时的甥舅关系一样,藏汉民族处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境地。

平心而论,真正搞分裂活动的是那些持有大汉族主义情绪的中共地方当权者,他们美化总结报告,一次又一次地欺骗中央政府。这一问题连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也曾经提到过。对整个藏区,尤其是最近与我有着特殊关系的安多阿坝地区,中共实施了错误的高压政策,这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下面我向诸位对这方面作个简要报告。首先,在阿坝州所有藏人原有的心理伤口处,再次造成了难以抚平的伤痕。这长达三代人的创伤是无法愈合的。

一、第一代藏人的心理伤痕

对整个藏区来说,早在中国共产党的红军在长征时期,第一次向外侵略的地方便是安多的阿坝地区。新中国政府还没有成立之前的1935年,红军长征的部队第一次到达安多阿坝地区时,在黑水有两千多僧人的大寺院拉当寺被毁坏了。到毛尔盖地区时,杀害了许多平民和僧侣。在毛尔盖大寺,中国红军召开了毛尔盖会议。红军到嘉绒觉孜、姜觉、佳普大仓寺等地时,抢夺了民众和寺院的财物和粮食,导致西藏(包括康区和安多)历史上的第一次饥荒。这期间西藏许多民众只能靠树叶来维持生命。嘉绒觉孜王和麦吾王,以及许多地方武装虽然进行了一系列自卫战,但最后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以失败告终。当时中国红军杀了不少藏人,如:阿坝格尔登寺的第34任堪布塔克的胞弟和恰才秃头为主的许多藏人死于非命。位于嘉绒的格尔登母寺和查理寺,还有东日寺都遭到了严重的抢劫和毁坏。当时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军队都住在阿坝格尔登寺的大殿内,该寺的许多佛像被遭到了毁损,当地老百姓的财产和土地也遭到抢劫和占用。通过这些野蛮行为,藏人认识到红军是个不信仰宗教,而且任意抢夺糟蹋老百姓生命财产的盗匪。毛泽东在红军长征途中看到藏区辽阔富饶的江河草原时,早就产生了侵占的欲望。所以中共政府成立后的第二年,毛泽东就派遣十八军进攻西藏,给当时的藏人心中造成了无法愈合的伤痕。这是给第一代藏人留下无法愈合的心理伤痕。

二、第二代藏人的心理伤痕

1958年中国共产党在阿坝地区开始搞所谓“民主改革”。1966年掀起“文化大革命”。在这些先后掀起的不同运动中,成千上万的藏人有的被抓,有的被遭到蹂躏,还有的被杀害。如;由于无法忍受中共的折磨,麦吾王华功成列饶杰跳江自尽。共产党实行灭绝藏人政策后,阿坝地区以晋美桑旦活佛为主的数以百计的僧俗藏人遭到了杀害。这期间,阿坝地区一个寺院都没有留下,全遭毁灭,甚至藏语地名和人名都改成了汉语名,实行了一系列可怕的宗教文化毁灭政策。另外,中共还滥开发矿产和森林资源。阿坝地区是个森林资源极其丰富的地方,中共在这里砍伐原始森林长达数十年。如今泥石流,山体滑坡,洪灾等自然灾害接连不断。这种野蛮行为,对所谓五星红旗飘扬下成长的第二代藏人心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

三、第三代藏人的心理伤痕

1998年,中共在阿坝地区各寺院强制性地展开了所谓“爱国爱教运动”。同年4月27日,印度首都新德里民族英雄图登欧珠为西藏人民的自由而自焚身亡。虽然汉地的寺院和学校可以继续发展,可是,于2003年至2008年间属于格尔登寺的僧侣小学相继关门。这些学校共有僧侣学生1200名。还有汶才小学和卡西希望小学等私办小学直接由政府接管。

特别是2008年3月16日,以阿坝格尔登寺僧侣为主的藏人民众走上街头进行和平示威时,共产党的武装部队立即把枪口对准了民众,当时有23名藏人被军警射杀。格尔登寺被军警的严密包围下,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寺院变成了监狱。从那时起,中共在阿坝县增建了5所兵营。近期,根据美国纽约人权研究组织的报导,中共对阿坝地区的维稳费用已达整个四川省的两倍多。目前,有5万多名中共军警驻扎阿坝州。

自从2008年3月20日起,对阿坝格尔登寺的僧人分成8个组,不分昼夜地强制进行“爱国爱教”教育。军警随时搜查寺院所有僧舍;抢夺僧人的计算机;还把藏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神圣经典用刀割成两半;强迫让僧侣糟蹋达赖喇嘛的照片。对寺院僧侣不分昼夜地进行监督;一次性抓捕100名僧侣后进行殴打审讯。在寺院的护法神佛堂内,从前打猎者经过盟誓后交给寺院的猎枪(一般都是破旧的原始土枪和刀具),中共便说成是反抗共产党用的武器,从而向媒体大力作宣传。阿坝格尔登寺的2名僧侣,东日寺和各莫寺各1名僧侣,因无法承受心理上的恐惧和肉体上的折磨,最后悬梁自尽在各自家中。阿坝格尔登寺一位70高龄的僧侣,也因无法承受种种折磨而发心脏病死亡。军警随意下令禁止寺院的各项佛事活动,格尔登主寺及所有下属寺院一年一度的辩经活动亦被禁止了。各县之间的佛事活动也加以严防。还下令在阿坝地区不允许藏人过藏历新年。

2009年2月27日,阿坝格尔登寺27岁僧侣扎白,毅然用自焚方式表达对现行政策不满。当时武警不但没有灭火救人,反而开枪打伤僧侣扎白后抓捕。目前,僧侣扎白仍然不知下落。

2011年3月16日,阿坝格尔登寺20岁僧侣洛桑彭措自焚身亡后,格尔登寺再次被中共军警武装镇压。整个格尔登寺周围围住了扎丝,封锁寺院长达7 个月。这期间格尔登寺似乎成了监狱,军警不分昼夜地实行监控。寺院僧侣分成55个组,中共当局的800多名工作人员驻扎在寺内,给僧人不择手段的进行所谓的法律宣传和爱国爱教教育。这期间因寺院内外严厉封锁,有些僧侣断炊长达三天。目前,寺院周围新建了许多公安办公用房。还安置了许多监视器和录音机来监控每个僧侣的一举一动。武警官兵随时突袭僧舍,无故进行搜查和审讯。军警在搜查时,损坏僧舍门窗、地板等,并无故殴打僧侣。甚至放警犬咬人,强夺民众财产等无恶不作,任意妄为蹂躏民众。当所谓的法律宣传和爱国爱教教育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时,便开始威胁寺院僧侣。民众处处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之中。

2011年4月21日夜晚,许多特种部队突然袭击格尔登寺,一夜之间逮捕了300名僧侣,这些僧侣不知去向。藏人儿童不允许出家,僧侣还俗加以奖赏,并威胁到“出家人名额和寺院是否要毁灭,全在你们手里。”逼迫僧侣选择死神。

2011年8月15日,西藏道孚县僧侣次旺诺布抗议中共的高压政策而自焚身亡,2011年9月26日阿坝格尔登寺18岁僧人洛桑噶桑(上述自焚身亡的僧侣洛桑彭措的弟弟)和18岁左右的僧侣洛桑贡求一同自焚;2011年10月3日,阿坝格尔登寺17岁僧侣格桑旺秋亦自焚;2011年10月7日,19 岁的阿坝上塔哇金日家儿子—曲培(曾是阿坝格尔登寺的僧侣)自焚;年18岁的阿坝上塔瓦松波家的儿子—卡央(曾是阿坝格尔登寺的僧侣)自焚;2011年 10月15日,年19岁的阿坝索日玛村班马家儿子-诺布占堆(曾是阿坝格尔登寺的僧侣)自焚;2011年10月17日,阿坝县尼姑寺(玛姆寺)阿尼拉丹增旺姆自焚;2011年10月25日,康区甘孜寺僧侣达哇才让等在走投无路之下,抗议中共政府而自焚身亡。上述这些民族英雄,他们用年轻的生命来唤醒中共政府,并让全世界了解藏民族的苦难出境。

2011年8月29日,先烈洛桑彭措的叔叔,阿坝格尔登寺46岁的僧侣罗桑尊追,以洛桑彭措死亡事件负法律责任为借口,判了有期徒刑11年。8月 30日,对22岁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侣罗桑丹增(亦称丹增甲莫卡),以杀人同伙罪为借口,被判了有期徒刑13年。21岁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侣罗桑丹增(娜丹)以杀人同犯为借口,被判了有期徒刑10年。2011年9月5日,30岁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侣才科,及22岁的僧侣罗桑达吉两人分别判了有期徒刑两年零6个月。16岁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侣,多吉被判了有期徒刑3年。以上这些被判刑的僧侣,在没有任何司法程序的情况下被判刑的。不用说象其它国家那样,有辩护律师为他们提供辩护,甚至对他们的判刑之事也是后来才让外人知道的。像这种不公道,且无任何司法程序的判刑方式,实在让人感到可悲又可恨。

自从2008年3月至2011年10月17日,在阿坝藏区肆意杀害和殴打致死的,因无法承受身心压力及折磨而导致死亡的,以及为藏民族的自由而自焚身亡者共达34人。被捕人数达619人(这里面不包括一次性被逮捕的阿坝格尔登寺300名僧侣),其中已被判刑的人数108人。上述被捕、判刑、自焚的大多数属于僧侣,其中也有在家众20名,包括藏人作家、学校教师以及编辑人员。

总而言之,西藏僧俗民众中,尤其是在五星红旗下成长的年轻人,因中共的高压政策,把他们逼上梁山。他们认为自焚是表达对共产党不满情绪的最佳方式。在他们即将结束宝贵生命的最后时刻,宁愿自焚身亡,也不愿意伤害到任何一个汉人及其他们的财产。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们的最后呼声是,“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西藏人民需要自由!西藏需要宗教信仰自由!”等等。高呼这些口号的勇士行列中多数已壮烈牺牲,一些活着的人仍然不知下落。这些和平示威后不知下落的藏人,如果他们还在世,还有一口气。那么,在此强烈呼吁社会各界,希望尽快拯救他们。

年初,开始镇压阿坝格尔登寺时,尊者达赖喇嘛为主的许多爱好和平者,包括政府、团体、以及个人向中共当局作出立刻停止镇压,尽快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藏汉问题的呼吁。然而,共产党不但没有采纳,反而继续以武力镇压,导致自焚事件不断增加。如果未来继续以武力镇压西藏人民,这对于藏汉民族来说,只能加深彼此间的矛盾,甚至可以说后患无穷。反过来讲,停止武力镇压;停止一切不人道的粗暴行为,是通往和平的唯一途径。为了藏汉民族和平共处,最近,我以个人的名义不仅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也提出过一些议案。在此根据与我有着特殊关系的西藏同胞们的愿望,我愿意做一些对双方都有益的事。因此,他们希望中国政府允许让我回国探望,我个人也曾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但至今尚未得到任何正面响应。

眼下,新一代西藏人通过自焚来表达西藏人民的苦难处境,他们选择这种方式向全球热爱和平的国家及其人民,以及各人权组织为中心,对爱好和平的所有人士表达我们的心声。并呼吁中国政府,依靠武力治国是无法持久的,为了真正实现胡锦涛主席所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的愿望,这就需要立即启动中藏和谈,消除藏汉民族间不必要的疑虑,建立相互信赖和平共处的环境。并让国际自由组织和无国界记者进入安多阿坝地区展开调查。

诸位所给予的无上支持必定将成为激发境内外藏人的主要动力。在此,我代表整个藏人尤其与本人有着特殊关系的僧俗同胞,把他们的呼声转达给你们,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谢谢大家!

格尔登仁波切:洛桑丹增晋美•益西嘉措

于2011年11月02日

2011年12月1日星期四

阿弥陀佛!

怎么可以这样!




既不爱江山也不爱美人的噶玛巴喇嘛

藏传佛教第三号领袖噶玛巴自1999年12月逃离中国以来,一直有传言他将成为达赖喇嘛的继承人,由于这一传言,隐居于印度北部下达兰萨拉上密院的他,在被印度保安当局严密警卫的情况下,依旧接见络绎不绝的访客和朝拜者。

2010年3月7日,当我们北美华文媒体采访团一行透过层层防卫,进入他的禁宫时,意外得知他被美人骚乱,且不胜烦恼的情况。我在当时发出的报道说:“对于一些有缘佛法、却又未脱尘离俗的年轻女子来说,去印度的达兰萨拉朝拜,别有另一番滋味。因为年轻英俊的藏传佛教大宝法王噶玛巴就居住在下达兰萨拉上密院的黄色院墙内,尽管他是藏传佛教的法王,还是有不少少女把他视为梦中的白马王子。3月7日,他面对来自北美的华文媒体,烦恼地承认不需要还俗成为凡夫俗子,就已经被穷追不放。似乎是为他的烦恼增加注解,记者团在离开噶玛巴的会客室时,在门口便遇上了两位分别来自大陆及台湾的年轻女子,在等候噶玛巴接见。”

一年多之后,2011年12月1日,路透社发出报道,题为“回避权力的噶玛巴喇嘛”,讲的是他回避达赖喇嘛继承权的话题。关于噶玛巴喇嘛可能在哪些方面继承达赖喇嘛,答案越来越明了。政治权利已经被达赖喇嘛交付给了民选官员,精神领袖之位可能还虚位以待。

但今天路透社的报道使人感到,噶玛巴喇嘛不仅回避美人,也回避江山。

以下是路透社全文:

Tibetan Buddhism’s Karmapa Lama shies from mantle of power
Dec 1, 2011 04:46 EST
(Karmapa Lama, the third highest ranking Lama, pauses during an interview with Reuters in the northern Indian hill town of Dharamsala March 2, 2009. REUTERS/Abhishek Madhukar)



Tibet’s Karmapa Lama is revered by followers as a 900-year-old soul in the body of a youth, and tipped to assume the mantle of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ship when the present Dalai Lama dies.

But the 26-year-old who is the current embodiment of the Karmapa Lama, a sacred role in Tibetan Buddhism, shies from the expectations that surround him.

“I don’t want to put on anybody’s shoes,” said the shaven-headed Karmapa Lama, whose youth, religious standing and daring escape across the Himalayas mean many young Tibetans see him as a natural successor to the Dalai Lama as figurehead.

“His Holiness is the overall spiritual leadership, no one can replace him,” the Karmapa Lama said in an interview with Reuters on Tuesday, referring to the Dalai Lama.

“My brain is not made for politics,” he said in stilted English. He also speaks Mandarin Chinese and Tibetan.

Yet this shy young man in thick glasses could become a key player in shaping the political fate of Tibet, the remote mountainous region beset by tensions over Chinese rule.

The Karmapa Lama, also known as Ogyen Trinley Dorje, is one of the highest figures in Tibetan Buddhism, along with the Dalai Lama and Panchen Lama, each overseeing different arms of their faith. Lama means “monk.”

After the Dalai Lama, the Karmapa Lama is the most eminent of them to have fled Chinese rule of Tibet, which Communist forces occupied from 1950. Despite his escape in 2000, the Karmapa Lama remains recognised by Beijing as the 17th incarnation of his spiritual lineage, something that could help him reach out to China.

He belongs to a religious order different from the Dalai Lama’s, and so will not take on that title. Yet, many Tibetans believe he is nevertheless capable of taking on some of the aging Dalai Lama’s function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lobby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