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24日星期一

中国进步需要“扒粪”者

9月11日,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发出报道《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事态发展超出他的预料:三鹿集团董事长被拘捕,石家庄市长被免职,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引咎辞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联合国脸色凝重地回答毒奶粉问题。

到9月27日,全球已有40多个国家宣布抵制中国奶制品,凝聚了几代中国人记忆的“国糖”小白兔也被停产。

简光洲的这次新闻“扒粪”,会如何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海波因特大学历史系教授邓鹏说:“美国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问题重重,但要解决问题,独立媒体和制衡机制不可或缺。这次毒牛奶在中国也是被媒体捅出来,尽管晚了一些。”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唐军则表示:“大家关注这次事件将如何为处于转型期失范状态的中国,带来新的社会规范。”

“扒粪者”一夜无眠

到9月下旬,简光州在中国已成为英雄式人物,网民称之为中国新闻界的良心,更有人说他应该获得“普利策新闻奖”。9月20日,简光州在其个人博客上发文,披露报道的背后故事,并称在发出报道前“自己紧张的睡不着觉”。
[点击图片可在新窗口打开] 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

简光州说:“对于今天的记者来说,在市场化大潮与各种新闻禁锢中,早已没有了前辈新闻人及自己当初入行时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动不动就坐上被告席的他们在强势的企业面前只不过是召之即来呼之即去的小记。我不是患肾病婴儿的第一个报道者,此前湖北、甘肃等地有媒体早就有过多次报道,但是当说到患肾病婴儿喝的奶粉企业时,都是说某企业。”

“因此,当做这篇可能会让企业面临灭顶之灾的报道时,我有过很多顾虑和挣扎。我怕如果因为自己一篇可能错误的小小的报道给这家优秀企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造成巨大的损失。到时,我不但要坐上被告席,还会成为千古罪人,甚至会被人扣上个打击民族品牌的罪名。所以在奶粉与患病婴儿之间的关系的论据求证上我格外严谨,在行文写作时自然更是字斟句酌慎之又慎。对于三鹿强调自己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回应,我差不多一字不落地照登。除此之外,在新闻标题里,我再次强调了三鹿公司‘没有证据表明奶粉导致婴儿患肾病’的结论。”

“虽然意识各种风险,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做出了‘点出三鹿企业名字’的决定,否则我总感觉到良心上有些不安。我不是说我有多高尚,我只是想说出一个事实。在这个社会,面对着各种诱惑与风险,要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也不并不容易。在报道上版时,我脑子里晃动的都是第二天三鹿公司气势凶凶地打电话指责记者的不负责任,并要把记者告上法庭的景象。说实话,这个晚上,我都没有怎么睡好。”

中国的辛克莱在哪里

纽约州立大学柏切斯分校历史系教授于仁秋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市场变得越来越复杂,有人为了利润玩花招,引起人怨,当时有很多媒体‘扒粪’,将各种问题曝光。如美国屠宰场等食品加工业中的丑恶现象,也就是在那个时期,诞生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
[点击图片可在新窗口打开] 纽约州立大学柏切斯分校历史系教授于仁秋

于仁秋教授说:“食品掺假在中国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问题的解决在于是否有独立媒体来曝光,官员是否立即做出反应。我们留意到中国这些年也在加强这项工作,去年还处死了药监局长郑筱萸。在全球化时代,中国面临的问题涉及到商业道德和建立监督机制。”

北卡罗来纳州海波因特大学历史系教授邓鹏说:“很多事件促成了美国的进步。如美国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在1906年出版了轰动全国的小说《Jungle》(屠场),小说讲述了芝加哥食品加工业的情况,在控诉资本主义的残酷的同时,也描述了移民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屠宰场食品加工厂的肮脏。”
[点击图片可在新窗口打开] 北卡罗来纳州海波因特大学历史系教授邓鹏

邓鹏教授说:“小说哄动美国朝野,报界借此炒作,民意使国会沸腾,在老罗斯福总统的推动下,国会通过了两个法案,《纯净食品和药品法》和《肉类检查法案》,对美国食品加工业做了明确的规范。”

对于中国的问题,邓鹏教授深有感受,他每次回国都买伊利奶粉,这次问题曝光他才知道自己也是受害者。“中国没有像辛克莱那样的作家,中国有法律有职能部门,但有法不依,社会力量微弱,官员不太受到社会制约,以至于问题严重爆发。”邓鹏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应该痛定思痛:“美国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问题重重,但要解决问题,独立媒体和制衡机制不可或缺。这次毒牛奶在中国也是被媒体捅出来,但为时已晚。”

转型期失范状态的中国

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唐军教授说:“三鹿事件对中国形象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但值得观察的是,它会如何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这一事件作为反面教材,和汶川地震一起,对中国社会造成不同方向的影响。”

唐军教授说:“处于转型期失范状态的中国,必须重建社会规范。政府要加强监管和严格法律规范,目前做假者违法成本低廉,这使他们无所顾忌一犯再犯。政府应该发出强有力的信号,当你违法时,承担的后果巨大,会被罚得倾家荡产。”
[点击图片可在新窗口打开] 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唐军

唐军教授说:“目前国内讨论的比较多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在全球化阶段要提升竞争力,更要兼顾社会责任,这不但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也关系到民族工业的走向。另一个问题是政府监管,监管得力本可以防止问题发生,07年美国在从中国进口的宠物食品中发现三聚氰胺导致宠物死亡,本来是个解决问题的机会,本可以避免今天这么大的危机。很不幸的是,中国错失良机。”

至于如何在精神层面上重建中国人的道德规范,唐军教授说:“中国的现状是在很大范围内失去了底线,人们为了牟利,无视伦理准则,比如奶农不喝自己卖出去的牛奶,因为他知道有问题,他们喝原汁原味的新鲜奶,而让别人去受害。”

2010年5月16日星期日

阿们:从中国远逝的教会大学

54岁的陈竺在2007年6月29日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任卫生部长。这位留学法国的医学博士在中国的经历颇为有趣,16岁到22岁在江西农村插队,据农友回忆,在闭塞的农村,陈竺通过与在上海的父母写信,学习英语和法语。之后,陈竺被推荐去上饶地区卫生学校学习医士专业。1978年,陈竺考入父母任职教授的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攻读硕士研究生。

陈竺父亲陈家伦和母亲许曼音1950年毕业于天主教耶稣会的震旦大学医学院,两年之后,教会大学全部从中国大陆消失。由于震旦大学全部采用英法语教学,在锁国年代,陈家伦和许曼音如洒在日渐贫瘠土地上的种子,用所掌握的英法双语为儿子开启了世界之门。

在陈竺登上21世纪中国政坛的第二天,在美国纽约,另一所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美东校友会聚会于曼哈顿,老人们操着流利的英语,唱着《光与真理》的校歌,在旧时音乐的伴奏中,跳着恰恰和吉特巴舞。这群丧失了母校的毕业生们,像是从一幅被尘封的旧画面中走出,将消逝了55年的教会大学重新带入人们的视野。

"东方哈佛"的毕业生们

一百多年前,来自英国的基督教圣公会传教士走了三天山路,才由福州到达闽北山区建瓯的一个村子。不久,村中一位年轻的女子信了教,日后这名女子的儿子上了教会学校,后来还学了西医做了医生。再往后,医生的儿子读教会小学和中学,1950年考大学时,小伙子瞄准了上海的圣约翰大学。

这年轻人名叫黄德涵,就读于福州圣公会"三一中学"。他要上圣约翰的原因很简单,位于上海的圣约翰是福州同学们都向往的"东方哈佛":那里的毕业生们操着中国最好的英语,做医生的医术高明,做教授的满腹经纶,做买办的生意兴隆。

圣约翰的入学考试采用美国方式,一本厚厚的全英文试卷让来上海赶考的黄德涵感到吃惊。当时考生来自全国各地普遍使用英语教学的教会中学,除英语外,圣约翰昂贵的学费也令公立中学的学生却步。开学时,一辆辆送子读书的名车停在校外,更为圣约翰铺洒了一层非富即贵的色彩。

圣约翰大学建在上海西乡苏州河畔的梵王渡,中西合璧的建筑群三面环水。以建校者施约瑟主教之名命名的"怀施堂"是预科生黄德涵学习和生活的地方,他上课在一楼,住宿就在二楼,当时预科生住的比较拥挤,八九个人一间房,但每五六名学生就拥有一名提供生活服务的校工。

那时,刚执政的共产党对学校冲击不大,只是在英语课程之外,加了一门汉语政治课。黄德涵在第一年预科之后,参加医学院学生统考,后转往另一所校风保守的教会大学齐鲁大学,这里的医学院比圣约翰更有名望。尽管只在圣约翰呆了一年多,但这所完全美国化的学校给了黄德涵一个开阔的眼界,他在那里打橄榄球,唱西洋歌剧,跳交谊舞,活的像个花花公子。

1952年,所有教会大学在中国大学院系大调整中消失,圣约翰被拆得七零八落,齐鲁大学医学院也被山东医学院合并。那时身在济南的黄德涵才19岁,对这一变化并没有太留意,因为同学依旧,校园依旧,教师教材依旧,甚至连宿舍也依旧。

山东医学院毕业后,黄德涵工作于中国医学科学院。1961年,在人民忍饥挨饿和万岁声中,黄德涵在海外叔父帮助下移民香港,行医七年之后又于1969年到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医学。77年哥大毕业,黄德涵加入U.S.
Public Health Service,获得海军中校军衔,任职波士顿一家军队医院放射科主任,四年后以海军上校军衔退役。

早在黄德涵加入美国海军之前,另一位圣约翰学子加入了赴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林擎章,早年在英文水准极佳的教会中学名校-上海圣芳济中学读书,1944年考入圣约翰大学经济系,1948年毕业。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之后,操着纯正流利英语的他为志愿军的美军俘虏营工作,职务为中队教员。如今,他与老伴生活在纽约长岛,对这段战火纷飞又颇为敏感的历史不愿意多谈。

圣约翰农学院毕业的孙大中是原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的同班同学,1947年毕业,现居住在纽约。毕业60年后,当时的农学院学生会主席孙大中回忆圣约翰往事,称鲁平在学生时代就十分活跃,但还是无人知道他在1945年就加入了中共,后来孙大中更惊奇地发现,圣约翰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以农学院人数最多。

现任上海圣约翰大学美东校友会会长的潘永颐从父辈开始就读圣约翰,他自己从初中高中到大学都在圣约翰,被人冠以"三约人才"的雅号。他从圣约翰青年会初中读到圣约翰高中,1944年免考直接进入圣约翰大学修读医学。1945年日本战败,他的家庭因父亲在汪精卫手下任职而受牵连,他无法继续漫长的医学院学习,转入政治系,1949年毕业。兵荒马乱贯串了潘永颐的求学年代,唱诗班和体育运动是他的安慰。他忆及百米短跑比赛,自己能跑出11秒多一点的成绩,屡屡战胜当时江泽民就读的上海交大。

因家庭出身不好,潘永颐毕业后自谋出路,先在南京基督教青年会做干事,后在南京农学院图书馆工作。那时,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废英文兴俄文,潘永颐在学习俄文之后做了俄文教师。1958年他又被下放至苏北盐城师专教俄文和英文,后成为外语系主任,1990年探亲来美。2003年,美国独立制片人Bill
Moyers在记录片《Becoming American: The Chinese
Experience》第三部记录了潘永颐曲折的经历:在圣约翰时期就做美国梦的他,直到40多年后才梦圆。

以上记录的是几位参加07年6月30日曼哈顿聚会的圣约翰校友。这所旧中国江南第一名校人才辈出,名人有中国现代外交家顾维钧、南开系列学校创办人张伯苓、作家林语堂、民国四大家族的宋家子弟宋子文、宋子良和宋子安三兄弟、红色资本家荣毅仁、民国实业巨头刘鸿生、新闻名人邹韬奋、蒋介石之后的民国总统严家淦、大建筑家贝聿铭
、原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香港老派政治家钟士元等人,圣约翰校友多活跃于中国商界、政界、外交界、教育学术界和医务界。

3所天主教大学和13所基督教大学

20世纪初,办学狂人马相伯一手创办了两所天主教大学,占中国历史上三所天主教大学的大半。说他是狂人,是因为他在天主教震旦大学和辅仁大學之外,还创办了复旦大学和北京培根女校。这位从法国教会徐汇公学获得神学博士的江苏人,在游历欧美之后一度从政,成为清廷智囊还曾在朝鲜和袁世凯共过事,襄助改革政事,受挫后于1901年退隐上海。两年后,法国教会帮助马相伯实现办学梦,03年3月1日,震旦大学正式开学授课。04年,教会安排具有不同教学理念的法国神甫南从周负责校务,64岁的马相伯被迫另起炉灶创办了复旦大学,意在复我震旦。

民国初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相伯帮助英贞淑办起了天主教培根女校,1912年他与英敛之一起上书梵蒂冈,呼吁成立辅仁大学。1939年,为躲日军战火,百岁老人马相伯在学生于右任的安排下,由桂林经越南赴昆明,途经谅山时病故。据其孙女马玉章回忆,他临终时说"伲是只老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把中国叫醒!"

震旦大学在卫生部长陈竺的父母陈家伦和许曼音入学时,还是用法文和英文授课,就在他们毕业后不久,中国共产党政府和梵蒂冈关系破裂,1951年2月1日,传教士退出震旦,天主教会也停拨经费。52年10月大陆高校院系调整,震旦大学被撤销,医学院和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于震旦原址组建上海第二医学院,其余学院分别并入复旦大学等校。

1920年,法国耶稣会在其传教活动的另一据点河北献县,又创办了中国第二所天主教大学-天津工商学院,1948年改名为津沽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原校址建为天津师范学院,后建成河北大学。

1922年,法国教会在华教权被梵蒂冈否定,罗马教廷直接任命意大利人刚恒毅为驻华代表,并委派美国本笃会帮助英敛之和马相伯建校。25年10月1日,筹备多年的辅仁大学在北京开学,名家胡适、季羡林、郑振铎、范文澜等先后来校任教。

与天主教相比,基督教更注重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孙邦华在其所著的《会友贝勒府-辅仁大学》一书中指出,把持中国天主教会的法国教会过于保守,只向无知下层传教,办学也只办初等学校。据1914年的一份调查,天主教在中国已有8034所学校,其中只有一所大学,而基督教在华有4100所,其中大学有十多所。

从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基督教共在中国创办了13所大学。据维基百科《金陵大学》词条记载:1928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对这些大学进行了评鉴,并划分为ABC三类。可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A类一所,为金陵大学,B类一所,为燕京大学,其他如金陵女子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岭南大学、华中大学等校,均属C类大学。B、C类大学毕业生只能进美国大学本科,进研究生院则要补修30个本科学分。而在河北教育出版社04年首版的《教会大学在中国》系列丛书中,各大学单本都有关于本校在美国获得同等学历认可的记述。

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教会大学,创建于1879年,是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大学,1905年在美国华盛顿州注册,时称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雅称,入读者多是政商名流的后代或富家子弟,学校直到1947年才向国民政府注册,是最晚向中国政府注册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共设文、理、工、医四个学院十二个系和三家教学医院。共培养学生1万多人。除英语水准外,圣约翰还创下多个第一,组织了中国第一个校友会,拥有中国第一个现代化体育馆,第一个校园高尔夫球场。1890年5月20日圣约翰召开校园运动会,开中国学校运动会的先河。曾任圣约翰体育部主任的沉嗣良还率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过1932年和1936年的两届奥运会。1952年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被拆散并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第二医学院,原址现为华东政法大学。

1910年正式建校的金陵大学在美国纽约州教育局立案,毕业生可同时接受纽约大学学位文凭。学校为何在纽约州立案,该校有如下文本解释:"本校创始之际,中国尚未有大学授予学位的规定,私立大学之立案无明文可遵,故校董会议决暂在美国纽约省立案,并由该省授予学位,本校毕业生今日所得之外国学位,实系过渡办法,一侯中国教育当局规定授予学位办法时,当即遵照办理。"
1928年,金陵大学在中国教育部立案,成为首个在中国注册的基督教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金陵大学和南京大学合并为新南京大学,电影与广播专修科北迁组建北京电影学院。金陵大学共有毕业生4475人,著名校友有人类遗传学开拓者、曾任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会长的李景均,烟草专家、美国农业部烟草研究室主任左天觉,教育家陶行知,中国电视之父孙明经,第一位华裔法兰西文学院院士程抱一,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禅学大师南怀瑾,中华民国教育部长、外交部长蒋彦士等;1950年代后在以"经济复兴"为号召的台湾农业界,大部分骨干都是金陵大学毕业生。

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也由基督教会在1015年创办,由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的中国古典宫殿式建筑群是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园,到1951年并入金陵大学时,该校毕业人数為999人,人称999朵玫瑰。

以"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务 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为校训的燕京大学建立于1919年,两年后,校长司徒雷登获得美国出版商亨利-卢斯及美铝公司创办人Charles Martin
Hall的捐款,在北京西郊购买了数处前清亲王赐园,聘请设计了金陵女子大学的亨利-墨菲规划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校园。1926年,正式迁址。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拆分,文科、理科等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校址"燕园"成为新北大校园。

1950年12月,大陆政府颁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构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各教会大学被迫与国外教会脱离关系,但在1952年9月院系调整中还是全军覆没。遭此厄运的除以上4所大学外,还有在中国首发硕士学位的东吴大学、陈香梅梁羽生的母校岭南大学、义和团运动后成立的齐鲁大学、集武汉长沙教会学校于一体的华中大学、徐志摩夏志清的母校沪江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大学和以牙科著称的华西协合大学。

纵观历史,教会大学的出现使中国教育跳跃式地进入现代。对此,波士顿大学哲学博士王忠欣曾撰文分析:"教会大学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大约处于西方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水平,即以古典文史学问为主的水平。到廿世纪初时,在华最好的教会大学的水平则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基督教大学也引发了中国官办及私立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促使中国开始重视高等教育,
使中国人自办的高等教育有章可循,教会大学毕业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在教会大学的影响下,一批中国的官办和私办大学开始建立,如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等。"

各大学的复校努力

1952年9月,13所基督教大学和3所天主教大学在中国被摘去名牌,传教士纷纷回撤,师生有的留在大陆,有的去到香港台湾,还有的远赴欧美,热闹了70多年的教会办学在中国似乎已经完成其使命。但在随后的寂静岁月中,众多教会大学几十年耕耘撒下的种子,总是透出生的希望。

16所教会大学中首先复苏的是基督教卫理公会创办于苏州的东吴大学。1951年东吴大学旅台同学会推动在台复校,因当时法令限制,同学会先在台北市汉口街设立东吴补习学校。1954年7月民国政府批准复校,东吴大学首先恢复法学院并于58年3月迁入台北双溪新校址。1969年恢复完全私立大学建制,逐步增设学院科系,包括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外语学院等5学院22学系。

接着复校的是天主教辅仁大学。1959年,中国主教团、圣言会及耶稣会共同参与了辅仁的复校计划。1960年民国教育部核准辅仁在台复校。1961年哲学研究所招生,1963年设立三学院十系组,大学部正式招生。复校后,辅仁大学直属梵蒂冈教廷教育部,是亚洲仅有的宗座大学。辅仁大学管理学院列世界级商管学院,其经济学科研成果列台湾第二。1967年宋美龄担任辅仁大学董事长,直至1992年。

在广州被并入中山大学的岭南大学也在香港复校。1967年,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筹办岭南书院,开办初期,只提供一些预科及非学位课程。1972年升格为岭南学院。1999年,岭南学院升格为岭南大学。

1980年代,曾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唯一女性、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原金陵女子学院校长吴贻芳推动金陵女子学院复校;1987年3月,在原址南京师范大学内正式成立金陵女子学院。1984年10月,原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校友会在福州筹建了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在教会学校纷纷复校的浪潮中,最具洋气和富贵气的圣约翰的命运引人关注。1988年在香港召开的首届圣约翰大学全球校友联谊会,开展为复校筹资活动并与在原址的华东政法学院联系,商议买回校园。圣约翰大学美东校友会会长潘永颐告诉多维:"当时主政上海的江泽民知道后表态说:'圣约翰还要复校?!那不是20多个教会学校都要翻身了吗!'一口把圣约翰复校的可能堵死了。"潘永颐认为导致江泽民这一表态的实际原因,乃圣约翰是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对头。

上海回不去,圣约翰校友们只能为筹得的款项另寻用途。当时大批港人移民温哥华,经校友会协商,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设立圣约翰学院,设备师资全部由UBC提供,圣约翰学院于2000年建成使用。参加了落成仪式的潘永颐感慨道,虽然那里用了圣约翰的名字和校训,但毕竟只是一栋宿舍楼而已,并不是一所真正的大学。

圣约翰大学在上海有众多校友,他们复校不能,只得用圣约翰或谐音申江之名办了一些英语补习学校。90年代末,中国各大学兴扩大之风,华东政法大学也风闻要搬离原址另建大学城。有圣约翰同学想趁机买下原址,但因都已年老体衰,没有下文。

潘永颐感慨圣约翰回大陆之门被堵死,正好让台湾钻了空子。早在1967年,在圣约翰校友、时任民国副总统的严家淦努力下,美国圣公会、台湾圣约翰大学校友会和圣玛利亚校友会在台湾合资成立了新埔工业专科学校。03年,学校更名为圣约翰技术学院,并将《光与真理》定为三首校歌之首。05年,学校再更名为圣约翰科技大学,下辖工学院、电资学院和商管学院。在07年,学校举办了40周年校庆,并以主人身份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圣约翰校友赠送了圣约翰校旗。

近五年内四次去台湾参加圣约翰校庆活动的潘永颐,也多次回上海。他告诉多维每次回到圣约翰大学原校址,都满腹心酸:原来的教堂被拆掉了,原来可供上百人坐在树荫下饮茶开会的大樟树也倒掉了,石碑和房舍都破烂不堪。大陆校友梦想圣约翰能够复校,没想到这个梦有可能在台湾实现。07年在台湾时,他就被明明白白地告知,两年后圣约翰科技大学的名字就将去掉科技二字,圣约翰大学将正式在台湾复校。

"不管台湾将来走向如何,圣约翰大学总算可以在一个说汉语的地方复校了,这对我们校友来说是一个安慰。" 潘永颐最后对多维说。

原美国海军上校黄德涵对此不认同,他不认为离开大陆本土的行为是复校,又十分不看好日后在大陆恢复教会大学的前景,因为没有来自教会方面的动力。与百年前的救世行为不同,现在的教会只派人去世上最落后的地方,去中国办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但黄德涵坚信:最后的圣约翰只活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无论他走到哪里,圣约翰都在心中。在他的中学和两所大学母校都已成为历史遗迹之后半个世纪,他在纽约还时常诵读少时熟读的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从中国远逝的教会大学,阿们。

马建:六四证明中国人不是植物人

六四期间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唯一敢于表达自已意见的几个月,人们表露出的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证明中国人不是麻木的民族,更不是个植物人社会。在六四20周年前夕,旅居伦敦的流亡作家马建在接受多维采访时说。

  4月21日,马建的长篇小说《北京植物人》(Beijing Coma)被授予2009年言论自由奖(Freedom of Expression Award)的图书奖。当晚他在英国王宫发表演讲:在中国,审查制度不仅仅把人变得幼稚和僵化,更使人怕提问题,怕思想了,政府希望把公民都变成植物人。坦率的讲,中国共产党成功了。他们已经使人们进入了原始的奴隶阶层。也就是说,个人无法再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更无法做公开的思想交流,并且很习惯了。

  言论自由奖由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言论自由监察机构查禁目录(INDEX ON CENSORSHIP)评审颁发,09年共有四人获奖。在图书奖入围的四部小说中,马建以六四血腥镇压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北京植物人》脱颖而出。

守护垂死病人的小鸟

  1989年4月,北京爆发学潮,从香港赶到天安门广场的马建,亲眼目睹了为争取自由民主而绝食的学生们,以及北京市民围堵戒严部队的场面。5月底,马建匆匆离开北京去探望摔伤住院的哥哥,在病房里,他听到了六四大屠杀的消息。

  当时马建如被枪击中,更感到死里逃生的落魄。昏迷不醒的哥哥成了植物人,而我躯体虽活,心灵己灭。直到有一天看他仅靠手指移动,写出了初恋情人的名字时,我便渴望自己的灵魂也能穿过死亡在肉体里复活,再去触到那股人间的温情。马建告诉多维。

  三年后,马建开始写作这部关于植物人的爱情小说,想用回忆释放埋在肉牢里的心灵,让它返回通向生命的出口。为此,他和书中被枪击的戴维在死亡和希望的梦幻中生活了十年,追寻著他常梦见的崇高境界:一只小鸟守护著垂死病人。

  马建告诉多维,《北京植物人》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中国。故事主人翁戴伟于文革中,硬著头皮从母亲肚子里挤到了北京医院的走廊上,说他挤到人世间,是因为他父亲是被劳教的右派分子,他原本是个不准出生的人。戴伟在右派后代的恐惧中长大,文革后,他考上大学,并爱上了香港姑娘媚媚,不喜欢中国教育制度的媚媚丢下他转学去了加拿大。情场失意,戴伟立志要成为一个有作为的生物学家,考上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后不久,他参加了学生地下组织,和同学王飞、木森等投入了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

  1989年,胡耀邦去世,北京爆发学生运动。戴伟和女友天衣一起走进天安门广场,向政府绝食请愿,中国政府宣布戒严并增派二十万军队和上千辆坦克包围了北京。六月四日,戒严军队冲入北京城,戴伟的同学木森和女蛙被枪杀,王飞在撤退途中被坦克碾去了双腿,其女友白玲被碾成了肉酱。就在戴伟目睹媚媚迎著军人被打倒的瞬间,自己也被击中了。

  戴伟苏醒过来成了每时每刻都面临著死亡的植物人,仅有记忆和曾经爱不释手的《山海经》在他的肉体里巡游著。母亲日夜守护著植物人儿子,警察也日夜监视著母亲。

  戴伟的母亲是热爱共产党的军中文艺工作者,儿子被枪击使她如梦初醒。为使儿子苏醒,她四处求医,为了筹钱她还买掉了戴伟的左肾。为了拯救儿子的精神和肉体,母亲练起了法轮功,但政府对法轮功的镇压斩断了她最后的一丝寄托。最后,在住家被拆迁,被逼走投无路时,戴伟的母亲被摧垮了。

  在新世纪的曙光照射到植物人身上的瞬间,一只光秃秃的麻雀飞到了戴伟胸前,他猛然醒过来,可亲朋好友们都早已变成了植物人,戴伟醒来后面对的只是死亡。

中国人不是麻木的民族

  六四以后,马建多次回国,但马建这个名字始终不能出现在中国的出版物中。对于这一现象,马建对多维分析说:这说明共产党把我看成一位异议作家,不属于什么反动组织的。

  马建告诉多维,每次回国,北京市公安局总是要叮嘱他不可讲演、不能发表著作,不能见敏感人物,遵守中国法律。这些条件我都同意,每次回去,我都老老实实呆在中国。马建说。

  作品被禁是作家的莫大痛苦,马建多次尝试在中国出书,但只要出版社往新闻出版局送审,一审就会被卡住。马建告诉多维尽管屡试屡败,但他不会放弃努力,那怕是出版删节本也值得尝试。

  每次回国,马建都能感觉到中国政府为铲除人们的六四记忆而做出的努力,他认为六四期间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唯一敢于表达自已意见的几个月,那种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证明了中国人不是麻木的民族,更不是个植物人社会。我们只有从历史中找回希望,这也是作家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作家要关注自己的人民。马建说。

  关于中国政府如何铲除六四记忆,马建认为共产党最怕的字眼是天安门大屠杀,媒体上出现六四学运的任何字眼都是重大的政治事故。每年六四,全国一级战备,军人警察取消假期待命,政府通过二十年的努力终于换来人们同意镇压换稳定的说法。

中国作家的植物状态

  马建认为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共产党暂时成功了,被精神压抑的个人虽从财富中获得了快乐,但没有自由的幸福毫无安全感。没有对六四的反思,中国就没有未来。或者说,中国天天都有六四事件,尽管中国政府叫它是突发事件。但搞政治已经成了人人避开的恶名词,这灾难也将发生在搞政治的共产党身上。谎言遍布的社会不可能和谐,更不会稳定。马建告诉多维。

  马建认为从历史中找回希望是作家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但中国政府主要是通过政治审查也叫思想审查来控制作家,因为极权政府以控制人们的头脑为理想,共产党的最高目标是人终于一样了,中国不允许产生有思想的作家,除非作家在反叛中坚守个人写作自由或者流亡海外。

赵本山与侨领:忽悠与侮辱

赵本山的07年春节美国之行造成的风波和他带给人的笑声一样连绵不断。

大年初六在洛杉矶,主办者因害怕剧场不满座抹了主办者和赵本山大腕的面子,送出大量门票,结果造成2000人的剧场来了3000人,最终酿成场面失控和观众索赔。

在纽约,赵本山的演出定在3月2日,而在此前不足7天的日子,能容纳2000人的皇后大学寇登剧场,只售出不到100张门票。惊惶失措的承办者韩京平含泪找到了美东辽宁同乡会会长冯洁,冯洁立即把他引荐给了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联席会立即发动了一场抢救赵本山的运动,侨领们把高出百老汇的门票降低到最高 40$,几天内售出一千多张。

与此同时,纽约《侨报》也刊出了记者余小平的报导,对售票窘况和社团的抢救做了及时报导,在文中,余小平引述了韩京平和冯洁两位辽宁老乡二人转式的话语“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赵本山睡到大街上去”,这话经网络流传,令今日中国二人转大王自尊大伤,调侃了十几亿中国人的赵本山大腕怎么也无法消化这句调侃式的话语,也无法接受在纽约票房被抢救的事实。

3 月2日,赵本山一到纽约,就在法拉盛说了“我的票不用你们推,推什么呢?我的票房不用操心,更不用你操心”这句大话,这使跑了几天腿、打了几百通电话、磨了很多牙推票的纽约侨领大为光火,主办者甚至称在2月19日门票就销售一空,何来侨社救场之说。这次笑星给纽约侨社带了的不是笑声,而是颠倒黑白的当众侮辱。

为澄清赵本山纽约演出中的售票风波,3月5日下午,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在法拉盛发表声明,为自己热心救场换来演出方及代理者的扭曲和奚落而感到不解和心寒。该会共同主席兼秘书长朱立创在召集记者会的同时,还特地约了悦洋国际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代表李山和负责赵本山纽约演出接待和票务的韩京平来拿票款。为网路上流传“恐怕会流落纽约街头”的说法窝火的赵本山一到纽约就称“我的票不用你们推”,华人社团被激怒,一度表示拒付票款。

纽约承办人韩京平来到记者会现场,拿到国泰银行的14880$票款支票后,发现联席会发表了声明后立即就与联席会成员及在场的《侨报》记者发生争吵,将一场记者会变成火爆的舞台,上演了一出赵本山纽约二人转后的戏外戏。这天,结束了美国巡演的赵本山已经自己先期回国,辽宁民间艺术团的演员们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吃了华人社团联席会送去的盒饭之后方启程飞往北京。

冯洁引赵本山演出入华人社团

美东辽宁同乡联谊会会长冯洁是将赵本山纽约演出引进华人社团联席会的关键人物,身为纽约敦煌传统艺术演出有限公司经理,她喜欢赵本山的二人转。2月24日,冯洁接到了救急电话,韩京平称自己接了赵本山的演出,距离演出还有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2000个座位只卖出了几十张票,求她一定要帮忙推票。冯洁要韩京平出示承办的证据,韩便出示了盖有美国悦洋国际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章印的授权书,这份2月22日出具的授权书写明韩京平负责赵本山纽约演出的接待,票务,赞助等事宜。

韩京平要冯洁帮助卖870张票,票价分别为498、298、198、99、88、68和48$,总票价是88940$,冯洁估计这就是韩京平接手承办这次演出的费用。在当天有七八个社团参加的首次紧急会议上,韩京平恭起双手求大家帮帮赵本山,有人建议用募捐来支付承办费用,票则免费送出。冯洁不同意,她06年在沈阳养病时,每周都去看东北二人转,活生生把她的病看好了,因此她很看好二人转的市场,也看好它对海外华人打工族的吸引力,免费送票意味着赵本山一文不值。紧急会议统计了到24日为止的存票,在2000张票中还有1900张票没有卖出,冯洁把高价票位压低到10、20、30和40$,因为即使按这个票价计算,全部售出也可以收入票款5万,剩余的靠拉赞助,也不会太亏本,第一次紧急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一方案。

朱立创此时正主办由姜昆率领的广播艺术团的纽约演出,他到法拉盛东王朝酒家参加紧急会议时,正遇上韩京平急得抹眼泪,朱立创立即向无法买到姜昆演出票的200多人逐一打电话推销赵本山的演出,一下子就销出数百张票。

关于这一过程,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在声明有这样的书面叙述:随着2月24日赵本山《刘老根》剧组传出仅售出五十张票,离三月二日晚在纽约皇后区寇登剧场演出不到六天而全面告急的消息传至华人社区,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也接到承办《刘老根》组织者求助要求。本着支援同胞,爱护祖国文化的心情,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当日即积极介入协助售票工作。在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及属下辽宁、山西、安徽等社团暨社区其他社团的大力协作下,高价票大幅降至合理价位后,近两千张票的八、九成在短短三四天内得以顺利推出。

联席会共售出630张票

冯洁两次从韩京平手中共拿到635张票,实际售出630张,其中有13张记者票,送出11张,另两张也被出售。联席会向记者提供了一张详细的售票清单,他们售出的最高票价为40$,最低为10$,分别是10$的41张,20$的400张,30$的108张,40$的86张。扣除5张剩票共50$,联席会需付李山和韩京平15040$的票款。

3月5日中午,结束了美国演出的赵本山团队的弟子们离开最后一站亚特兰大飞抵纽约,这时韩京平称自己已经被李山解除了接待责任,在无人接待的情况下,联席会征得李山同意出资为团队购买了盒饭,用去了160$,联席会从票款中扣除。

3 月5日下午,朱立创特别约李山和韩京平来到记者会上,让记者见证他们签收14880$支票的场面。在财务文件上签字后,李山当众称赞联席会票款记录清晰: “一张张票据分明,在所有的售票单位里,整的最清楚。”与态度生硬的韩京平相比,李山的言语温和:“赵本山纽约演出得以举行,全都是纽约华人社团和赞助者的功劳,我们非常感动。我曾说纽约很冷,但纽约人的心很热。”

在不到一星期的抢救性推票中,联席会里27个社团全都购买了演出票,其中安徽山西和辽宁等同乡会购票数量最大。在联席会之外,山东、黑龙江、北京和江浙同乡会也以捐助和购票的方式为赵本山的演出推票。朱立创说:“社团大量推票带动了一潭死水,在社团票分完之后,我们请要票的人去中华书局那边买票,中华书局的票比较贵,估计他们和主办单位分成,而我们社团纯粹是义务帮忙,免费跑腿打电话,分文不取。”

川震一周年,纪录片拍摄与思考

08年5月12日发生的里氏8级汶川大地震不仅震撼了中国,也惊动了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美国最大的电影频道HBO特拨经费,派出15次获得艾美奖的纪录片名导Jon Alpert及其助理Matt O’Neill前往四川,希望拍摄一部地震科教片,以警醒可能发生大地震的美国西岸民众,为美国人寻找最佳的抢救措施,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摄制组还有两名来自纽约市立大学的华裔学者,广东籍的邝治中教授和四川籍的夏明教授。四人于震后第十日飞抵成都,在震区拍摄了十天,地震暴露出的中国社会矛盾改变了他们拍片的初衷,制作出了一部中国社会问题纪录片。在纽约,HBO执行总裁Sheila Nevin看完样片,决定追加投资精心制作,这位顶尖的纪录片制作人认定该片有望摘取09年奥斯卡纪录片奖。

09年5月5日,HBO在时代广场总部为该片首映举办酒会,7日晚8时该片将在全美HBO频道播放,这部片的片名是《劫后天府泪纵横》(CHINA'S UNNATURAL DISASTER: THE TEARS OF SICHUAN PROVINCE),总长度39分钟。

震区拍摄十日

摄制组于5月22日到达成都,四人带着卫星电话,下了飞机还在当地配了手机,租用了两辆吉普车。他们从报道中选取了两个重灾区,夏明和Jon Alpert去绵竹市的汉旺镇,邝治中和Matt O’Neill去都江堰市的向峨乡。

第一天(23日):汉旺是绵竹的工业大镇,位于绵竹市正北偏西10公里处,人口有七八万之多。因为灾情严重,这里驻扎了很多军人。摄制组在汉旺拍摄到了片中第一个画面,一位小女孩走向倒塌的学校,向死在废墟里的同学鞠躬。

第二天(24日):听说绵竹市富新镇家长要游行到60里开外的成都请愿,倒塌的富新二小死了很多学生,家长们在废墟上搭设灵堂,花圈一直摆到了街上。摄制组立即转向富新,在路上遇见了游行队伍,Jon Alpert扛起摄像机混入游行队伍中,在都江堰的另一摄制组也火速赶来,Matt O’Neill拍摄外围。

他们跟着行进了20多公里,拍摄了这样的画面:绵竹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蒋国华下跪阻挡游行队伍,家长们和德阳市常务副市长张金明的对话,和德阳市副市长宋玉华的争吵,还拍摄到一位新华社女记者被当地官员驱赶。可能是摄制组的存在给游行家长们增加了安全感,家长们直叮嘱他们:请跟紧我们,请跟紧我们。游行家长引来的官员中,有德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陈正权,他招来外事警察,四人被告知不允许拍摄游行。

第三天(25日):前一日巧遇家长游行,使他们决定聚焦于死难学生,这一天他们在德阳拍摄倒塌的学校。

第四天(26日):他们去死难学生在农村的家中做家访,采访顺利无人干预。

第五天(27日):听说汉旺中心小学家长们在堵路抗议,他们赶往拍摄,又遇上了德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陈正权,着令外事警察查验护照,发现他们持旅游签证,并无采访许可,这一天德阳市公安局发令,四人必须离开德阳地界,否则将遭逮捕。

第六七八天(28、29、30日):四人离开德阳,去都江堰、什邡和成都,走访拍摄了十多所学校。

第九天(31日):四人在成都听说德阳绵竹富新二小的家长们将在六一儿童节举行活动,为在天堂中的孩子们过节。这一活动非拍不可,这些画面将会为纪录片增色,但四人再去德阳,恐怕凶多吉少。于是他们做了第二手准备,雇请了一名当地摄影师,Jon Alpert给一台摄像机让他分开行动单独拍摄。

第十天(6月1日):四人坐着吉普刚到富新二小门口,就被警察包围。他们无法下车,只能放弃拍摄驱车回到成都。当地摄像师没被警察盯上,但在离开现场时被警察跟踪,一直尾随至成都,在成都兜了很大的圈子才甩掉警察,把录像带交给摄制组。由于当地摄像师坐的是夏明在成都姐姐家的私家车,警察径直前往夏明姐姐家搜查。这天下午,四人前往成都一家超市购物,两位吉普车司机在停车场被警察扣留,警察从十多辆警车中冲下来把四人团团围住,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德阳警察和四川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的联合行动。警察坚持要把四人押往四川省公安厅,他们拒绝,双方在停车场僵持。他们打电话给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被告知要避免警察冲突,于是便去了省厅,做了讯问和笔录,一直折腾到午夜十二点,共耗去8个多小时。因为夏明在四川有人际关系,警察没有搜查和扣留他们放在宾馆的拍摄素材。四川省外办人员告诉他们:你们绝对违法,马上离开!国务院已下了新指令,六一以后,四川外办发的采访证全部作废,原来有证件的人都未必可以再采访,何况你们什么也没有,快走快走。

第十一天(6月2日):四人在上午乘机离开成都。

6月23日至7月31日,回到纽约的夏明教授把58个小时录像中的四川话全部翻译成英文。8月,开始剪辑,最初成片一百分钟,后精剪为一个小时,Sheila Nevin将目标调整为角逐奥斯卡奖后,追加投资重新编辑,将未来市场扩大到电影院,并按奥斯卡要求,片长减为39分钟。

被掩盖的豆腐渣

四川地震共造成七千多所学校倒塌,中国公布的师生死亡人数是7千多人,封从德在震后的5月20日根据中国公开报道所做的统计是16365人。(见封从德:汶川师生遇难人数估算报告)

摄制组认为中国政府在学校建筑质量问题上掩盖真相。根据他们在灾区所见,学校建筑倒塌比其他建筑多,富新小学的教学楼倒塌,旁边楼房却没倒,连门口一栋百年建筑都没倒,农民自建房也没有整体垮塌,而教学楼却结结实实的垮塌了。都江堰的新建小学教学楼也是一垮到底,周边楼房都没有垮。向峨小学全部垮塌,而旁边的医院纹丝不动,红白中学也是如此。

在学校拍摄的时候,基层地方官员向家长们保证:我们一定查,一两个月就拿出报告,给大家一个说法,把罪人送上法庭。他们还拍摄到建筑专家在查看钢筋和混凝土后,指出明显不合格。

原本说一两个月可以出的报告,后来一直没有出笼,也没有官员因学校倒塌受到处罚。人们看到的是政府用钱来解决问题,每个死去的孩子赔六万,再给家长存入三万元的社保。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学校建筑质量问题牵涉很多官员的渎职和腐败,深挖下去,恐怕会挖垮官场这张网,四川地震会引起巨大的官场地震。“共产党通过政治上的分赃制度,通过机会、荣耀、物质和官职,来摆平下面的官员。官员又是通过同样的分赃,摆平党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分子,党的骨干分子又如法炮制在群众中寻找自己的骨干,如此这般一层层地建立起党的根基和体系。”夏明认为这才是捂盖子的根本原因。

“学校出问题,绵竹和德阳的党委书记们和市长们恐怕脱不了干系,深查下去会触动党的基层官员和骨干分子的网络体系,所以党宁愿花钱解决问题,也不容许基层网络被触动。”夏明对多维分析说:“我认为捂盖子的决定是由中央作出的。”


中国在地震中心

十天在震区的拍摄,产生了一部准备角逐奥斯卡的《劫后天府泪纵横》,也为夏明的政治学研究带来了新的题目,他的新著《中国在地震中心》已经列入了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

按照中国的历史逻辑,天灾必有饥荒,历来是灾荒相连,饥荒后出现流民,流民带来混乱直至起义。夏明在四川震区发现,共产党再次推翻了这一历史逻辑。1960年代的三年大饥荒,没有天灾却有饥荒,但却没有流民,更没有混乱,因为共产党强大的控制使得老百姓饿死都无法反抗。

这次川震出现了另一个逻辑,有天灾,但没有饥荒,百姓得了高补偿还是要抗议闹事。夏明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底层人民的根本需求,已经从过去对食品安全的追求,转向追求人身安全保障。这就是为什么,政府给他们发放了救济粮、抚恤金,他们还是要讨说法、讨公正。夏明对多维引述了纪录片中一位丧子母亲的话:钱,我不要!我们要记住这是一个血的教训,未来不能让它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夏明认为此话出自中国农民之口,说明中国百姓对人生的价值、尊严和安全的追求,超出了过去生活在饥饿和死亡边沿的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追求。人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价值和尊严的提升。“这是中国最大的进步,但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体制一个很根本的挑战,共产党认为你们吃饱了,为何还要放下筷子骂娘,因为共产党还在用食品安全的底线来要求中国人。”夏明对多维分析说。

夏明在震区的第二个发现是:中国百姓的抗议没有激化成暴力冲突。他们拍摄了百姓对官员严厉的质问,甚至骂官员狼心狗肺,但冲突始终停留在言语层面,没有激化成暴力,他们甚至看出警察的心慌胆怯。夏明认为这是中国的进步,因为中国官员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在他们的亲身经历中,尽管不断遭受警察阻拦甚至扣留,他们发现警察的自我克制。

夏明在《中国在地震中心》要阐明的另一观点是,中国政府在处理基层危机上的失败。在拍摄中他们发现,德阳富新二小家长们示威的成功激励了远在都江堰的新建小学的家长们,于是他们去堵路。夏明认为中国政府的危机处理方式是扬汤止沸,解决不了根本矛盾,结果是这边压下去,那边又起来了。

豆腐渣学校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始终没给老百姓说法,夏明打电话回四川回访家长,年老一些的人会说:这就是天命,我们认了,不再想这些事情了。

但火焰并无止熄,问题会接踵而至,别的地方矛盾爆发,这里的百姓也会趁机宣泄自己的委屈愤恨。夏明认为这就是为何在中国,一件小事就可以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如贵州瓮安事件,一个女孩淹死,带出了计划生育被罚款者、被城管驱赶者、受过欺负者等等一系列人,人们把老账新账一起算。夏明认为这种扬汤止沸的危机处理模式,根本没有解决每一个细小的危机,这与中国政府要追求的和谐社会背道而驰,因为每个细节都埋伏着定时炸弹,一旦风吹草动,就酿成大危机。

中国政府处理基层危机的失败还表现在《劫后天府泪纵横》中几个有趣的镜头:下跪的绵竹市委书记说“走,我也跟你们一起去,我也有很多冤屈。”一个镇长说“去,你们去跟上面说,让他们知道情况,也好帮助下面解决问题。”

层层有冤屈,下情不上达,基层官员怕自己管不住下面,会被上级问罪。一旦基层问题控制不住,小官员们就有意把事情弄大,让上级知道此事重大棘手。夏明认为中国的底层官员有两个极端的选择,为了捂住问题,他们不择手段甚至下跪,一旦捂不住,他们就把事情夸大,让上级觉得不得了了革命了。小事变大事,基层官员一来可以推脱责任,二可引起上级注意。因为上级财政比基层充裕,可以用紧急财政拨款用钱来解决问题,于是地方官员得以解脱。

澳門60年代就與香港分道揚鑣


2月18日,香港英文《南華早報》攝影記者王智強乘船抵澳,不料在海關被警員以《內安法》拒絕入境並遣返香港,加上之前有香港民主派人仕被澳門拒絕入境,連串發生的事件引發了香港及海外華文媒體的一片嘩然。

09年第九期的《亞洲周刊》發表了《遣返香港記者,澳門權力傲慢》一文,稱“當世界大潮都在強調採訪權、通訊權的時候,澳門政府卻逆潮而行,遣返香港記者。當權力過於傲慢的時候,它什麼都看不到,任意妄為。”

事態發展也引起了居住在美國芝加哥的原香港立法局議員任善寧的關注,3月3日他與多維分析事件背景時說:“文革開始,澳門與香港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123事件使澳門早在60年代就處於半回歸狀態。近幾年因為法輪功和23條,開始有港人被拒入境。”

123事件與澳門的半回歸

1966年,澳門氹仔坊眾因辦學擴充校舍,在等待海島市行政局工程許可期間搭棚施工。11月15日,海島市行政局代局長晏德地(Rui de Andrade)發現棚架,派警察阻止,雙方衝突造成24人受傷,1名《澳門日報》記者被拘捕。

十日後,澳門新任總督嘉樂庇(Nobre de Carvalho)承認用警失當,承諾調查事件。12月3日中午開始,總督府門前爆發衝突,警察用警棍、催淚彈和防暴水車驅散示威者,並開槍致2人死亡。 隨即澳門實施戒嚴,數人在街上遭亂槍射殺,有居民探頭窗外被流彈擊中。官方公布8人被打死,212人受傷。

12月10日,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向澳葡當局提出強烈抗議和4項要求:無條件接受澳門居民的要求,向中國賠禮、道歉,嚴懲主要肇事者,不允許中國國民黨勢力在澳門活動。同一天,澳門親北京社團致信總督,提出類似要求,並要求總督認罪。

里斯本政府對事件實施新聞封鎖,葡萄牙本土和海外省媒體一律禁聲。中國在澳門周邊加強軍力,在澳葡人躲入加思欄兵營,澳門元貶値,銀行擠提,市面蕭條。

12月12日晚,澳葡政府通告全部接受廣東省人民委員會要求。四天後,陸軍司令兼市政廳長施維納、警察廳長傅基利被撤職,但總督不准備認罪。67年1月20日,華人成立“研究制裁澳葡小組”,制裁方案包括不繳稅項、不賣物品給澳門政府及官員,不為葡萄牙官兵提供服務。

賭博業是澳門的支柱產業

67年1月2日,澳葡政府發出公告,禁止在澳門進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敵對的活動,禁止懸掛被視為敵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國旗幟、徽章、標誌等。”台灣和 中國國民黨在澳機構和團體被查封,國民黨在澳勢力被全面淸除。1月27日,澳葡政府認罪,“全部接受澳門中國居民代表所提的6項要求”,承擔死難者全部喪 葬費和撫恤費及其他受害者的一切損失,共計澳門幣2百多萬元。

123事件後,澳葡政府除涉及葡人和混血兒利益事項外,對所有社會事務,皆放任不理,任由當地左派社團和黑社會把持。澳門已成為中國的另一個解放區,實質上處於半回歸狀態。

任善寧認為澳門的半回歸狀態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一大成果,“弱勢的葡萄牙政府屈服於中國,把一半的統治權交還給了北京。在港澳回歸前,英國政府真正在治理香港,而澳門,葡萄牙政府只是個門面而已。”

在中央的反對聲中當選議員
對中國中央政府而言,澳門的歸順和寧靜,使得香港與之發生的矛盾喧囂顯得特別刺耳,其中有關香港選舉制度的爭拗,尤其引人矚目。

香港回歸前,中國和港英政府的激烈鬥爭,也反映在最後一屆香港立法局的選舉和任期上,而這一次,任善寧扮演了一個小角色。

95年港英政府舉行新一屆立法局議員選舉,按照慣例,這一屆當選議員的任期也應為四年,將跨越97香港回歸。立法局的60個議員席位中,直選產生20席,在10個席位的產生方法上,中國政府和港英政府存在異議。

末代港督彭定康決定這十個席位由全港的300多名區議員互選產生,當時的區議員多數屬於民主派,這個決定令中國不滿,認為港英政府違反約定,有意制造對中 國不利的局面。作為報復,中國決定在回歸後解散立法局,成立臨時立法會,這一屆議員便成為香港歷史上僅有的2年任期的立法委員。

任善寧94年當選九龍城區議員,在95年的區議員互選中當選香港立法局議員。96年7月1日,任善寧和另外幾名立法局議員及區議員赴京抗議,對中央政府縮 短任期和成立臨時立法會表達不滿。在抗議者中,因任善寧曾就讀於台灣,操一口比較流利的普通話,出頭機會較多,自然而然被北京視為抗議活動的領導者。

為此任善寧的回鄉證被吊銷了八年,因為擔心香港巨變,他在99年移居美國,後來他老母親去世,他要回深圳料理安葬事宜,才重新取得回鄉證。在談及澳門拒絕 港人入境新聞的同時回憶十多年前的往事,任善寧告訴多維:“澳門歷史背景特殊,每次選舉也只有一兩個民主派人士參選,當選後成為孤掌難鳴的花瓶人物,起不 了真正的作用,這樣的情形和新加坡相似。”


作者: Danny@HK 時間: 2009-5-4 02:52

澳門123事件始末 (1966年12月3日)

「一二·三事件」為澳門歷史上一次較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取名自1966年12月3日發生的嚴重警民衝突。事件令葡萄牙在澳門的管治威信喪失,也導致北京政府的勢力實際控制澳門,也因此令國民政府在澳門的勢力被完全肅清。澳門的經驗亦影響了香港的六七暴動。

事件起因
氹仔坊眾因辦學需擴充校舍,在1966年4月間租到氹仔施督憲正街4、6、8號屋宇擬進行修建,且在6月份已入稟海島市行政局申請工程準照,但久未獲批覆。校方代表雖前後24次往見局長交涉,但不得要領,於是依慣例在等候動工許可的同時,先行搭棚施工。

事件經過

11月15日,海島市行政局代局長晏德地 (Rui de Andrade) 上班時,發現坊眾學校門前搭起棚架,於是派出一名警察前往查詢,並加以阻止,惟工人不聽勸阻,於是晏德地又派出一批警員前往勸止,雙方發生衝突由此而生, 造成 24人受傷,並拘捕在場採訪的1名《澳門日報》記者。同日下午1時,澳門中華總商會派員與海島市行政局聯絡,建校代表亦派員前往該局交涉,但其中4人尙未 見到局長,即被拘捕解押來澳拘留一晚,後來在商會副會長崔德祺的協助下保釋。事情發生後,當時被譽為澳門華人社群領袖的何賢曾拜會護理總督施維納 (Mota Cerveira),請求他謹愼處理此一事件。然而施維納態度甚為強硬,對何賢的勸導置之不理。

11月18日,氹仔居民提出5項要求,包括懲兇、不要阻撓辦學、傷者獲得賠償、撤銷入獄20天之判案,並保證以後不再有同樣事情發生。

11月22日,澳門親北京社團代表舉行座談會,譴責事件,並威脅「要進行鬥爭」。

另一方面,新任總督嘉樂庇 (Nobre de Carvalho) 11月25日抵澳履新,並於29日下午接見工商界代表,表示動用警察處理建校一事失當,也承諾成立一個由官方和民間中立人士組成的調查委員會,徹查有關事 件。然而,澳門中華總商會並未應總督之邀請派出民間代表參與調查委員會,致使該調查委員會無法運作,而親北京社團代表的抗議行動繼續升級,澳門總督府每天 都有抗議的人群。

至12月3日中午12 時許,總督府門前終於發生衝突。警察先使用警棍,後出動防暴水車,試圖驅散示威人士。消息傳出後,前來示威的群眾愈來愈多,3時後,衝突加劇,警車被推翻 搗毀,法院門前的歐維士石像之手被敲爛。接著,位於議事亭前地的美士基打(Nicolau Vicente Mesquita)銅像被摧毀,澳門市政廳和位於仁慈堂大樓地下的公證署也遭衝擊。4時半左右,群眾沿龍嵩街前往警廳,遭防暴警察施放催淚彈,並開槍射 擊,造成兩人死亡。警方又出動防暴車駛往市政廳前,掃射水喉,驅趕示威人士。總督隨後頒令戒嚴。由於戒嚴緊急,許多居民並無心理準備,其後幾天又有數人在 街上遭亂槍射殺,一名居民甚至因伸首窗外而被流彈擊中。據官方統計,共有8人被打死,212人受傷。

12月10日,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奉命對澳門葡萄牙當局提出強烈抗議和4項要求,包括立即無條件接受澳門居民提出的要求,向中國賠禮、道歉,嚴懲主要 肇事者,保証今後不允許中國國民黨勢力在澳門進行任何活動。同一天,在澳門的親北京社團也向嘉樂庇總督致抗議書,提出類似要求,並「立即向澳門同胞當面認 罪和具簽認罪書,同時將認罪書在報章和電台公佈,並保証今後不得再有任何迫害澳門中國同胞的事件發生。」

事件發生期間,里斯本和澳門政府實施新聞封鎖,在澳門的葡文報刊被禁,葡萄牙本土和海外省的報章也被禁止報道此一消息。此外,中國在澳門周圍也明顯加強軍事佈防。在澳門的葡人也大多躲入加思欄兵營,也有人排隊等候簽証赴港。澳門元開始貶値,銀行出現擠提,市面一片蕭條。

儘管里斯本當局不接受澳門總督公開道歉一項,澳門政府秘書處仍於12月12日晚上11點半發出通告,表示「全部接受」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以及澳門親北 京社團所提出的要求,並邀請澳門的親北京社團代表12月15日到澳督府會面,予以正式答覆。然而,澳門的親北京社團代表認為澳葡當局沒有具體列出對有關要 求的答覆,並未允約前往。

12月16日,嘉樂庇總督將陸軍司令兼市政廳長施維納、警察廳長傅基利撤職,而海島市代理行政局長晏德地和警察副廳長顏端尼則於13、14日分別離澳返 葡。12月17日,親北京社團為事件中的死難者舉行公祭,澳門政府也決定在出殯行列經過關閘時,閘上葡萄牙國旗下半旗致哀,市政廳亦將市旗下半旗。

12月22日,澳門政府派出一個代表團,前往拱北與廣東省外事處代表談判。聖誕前夕,總督收到「認罪書」的文本。經過一周的談判,雙方基本達成共識。然 而,里斯本政府並未接受該「認罪書」的內容。於是雙方繼續就認罪書文本磋商,但經4次修改仍未達成協議。澳門的親北京社團在1967年1月20日舉行大 會,決定成立「硏究制裁澳葡小組」,並且在1月24日制裁方案,包括不向澳門政府繳納一切稅項、不售賣物品給澳門政府及其官員,以及一律不為葡萄牙官兵提 供服務。

另一方面,澳門政府於1967年1月2日發出公告,禁止在澳門進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敵對的活動,禁止懸掛被視爲敵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國旗幟、徽章、標誌等。」中國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在澳門設置或支持的機構和團體,接著也被查封,中國國民黨在澳勢力被全面淸除。

鑒於澳門局勢嚴峻,里斯本決定派遣一個由外交部、海外部的代表和前總督白覺理 (Pedro Correia de Barros) 組成的代表團到澳門瞭解情況,並提出參與談判,但遭廣東省當局拒絕。代表團返葡後,葡萄牙內閣改變以往的立場,表示「不反對總督簽署認罪書」,但仍然堅持 「認罪書」的內容不能對外發表。不過,這個要求仍被中國拒絕。到了1月27日,澳門政府發表聲明,對「此次事件的死難者遺屬、受傷者、被捕者和遭受各種損 失的受害者,以及全體澳門中國居民認罪、賠禮,並表示深切的歉意。」,又「全部接受澳門中國居民代表所提的6項要求」,承擔死難者的全部喪葬費和撫恤費以 及其他受害者的一切損失,共計澳門幣2,058,424元。

1月28日下午,總督嘉樂庇到澳門中華總商會禮堂,簽署《澳門政府對華人各界代表所提出的抗議書的答覆》。整個「一二•三事件」至此方告一段落。

中国纪录片有着电影没有的真实

“凡有朋友问我有什么中国电影可以推荐,我总是说,去看纪录片吧!”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告诉多维。“因为这些纪录片,尽管部分影像粗糙,但却有着主流影视所没有的真实。”

2008年10月25日,第四届REEL CHINA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获奖影片揭晓,《秉爱》、《我虽死去》和《亲爱的》三部纪录片从精选来纽约参赛的三十三部纪录片中脱颖而出,获得大奖。

为了让这些在中国无法公映的纪录片体面地回到中国,并获得国人更多的关注,双年展从06年起把颁奖仪式搬回了国内,第四届双年展的颁奖仪式将在11月5日于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举行。

被列入限制名单的胡杰

来自南京的胡杰,在本届双年展中以69分钟的历史纪录片《我虽死去》获得大奖。他当兵十五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油画系,当过新华社记者,后来辞职,靠帮人拍婚纱、搞摄影谋生,谋生状态和普通个体户无异。但与众不同的是,胡杰拍摄过一些题材敏感的纪录片,如《寻找林昭的灵魂》,故被官方列入黑名单。

胡杰和他的纪录片在中国处于何种状态?同来纽约的中国纪录片活动策划人朱日坤和胡杰合说了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在北京搞一个纪录片活动,期间要放映胡杰的纪录片,但因不能提前曝光,所以我让他悄悄地从南京来到北京住下,耐心等我的通知。”胡杰说:“一天都快半夜了,我接到朱日坤的电话,问我在哪里?我告诉他具体位置,他让我在街角等他的车,半个小时后,我上了他的车,车行一个多小时,把我拉到城外的一所房子,里面正在放我的纪录片。”

胡杰的《我虽死去》在国内被列入禁片,据说还连累了2007年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这一届的“云之南”遭腰斩,殃及46位参展者的39部影片。《我虽死去》记录了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中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卞仲耘的悲剧。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在妻子死后,冒着危险保存了她所有遗物,并拍摄了她的遗照,将染着临终前失禁大小便的血衣保存至今。

第四届双年展对该片的获奖评语是:“作品的高贵气质与拷问精神,像鞭子一样抽打沉睡的现实。影片的干净简洁的黑白色调,摄像与摄影的相互交叉剪辑,并将摄影元素作为一种目击标志,来证明和展示证据,所有的这些都给人留下非常强烈和深刻的印象,这种痛苦和困窘的抉择一直持续到影片的结尾。”

在影片展映之前,胡杰告诉多维记者:“我的纪录片在国内不能发行,没有分文进账,但看到它们在黑市上被翻版出售,我对中国的记录以这种方式传播,我也很高兴。”

越来越多的纪录人群和活动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在拍摄纪录片,因为随着数码摄像技术的简化与普及,越来越多有志于表达的中国人加入到了记录中国的行列。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认为:“这个人数多了,进入我们视线就有好几百。”

在06年的第三届双年展中,帮助欧盟“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项目计划”实施的吴文光和简艺就曾为纽约客带来了由中国农民自己拍摄的纪录片,在那次计划中,欧盟资助了从中国农村征集筛选出的十位农民,培训他们拍摄了草根纪录片。

关于中国独立纪录片制作人群的生存方式,北京广播学院崔卫平教授告诉多维:“很多人帮人拍片子做广告,从事广告业者最多。有人拍了五个月广告片,赚了十万元,就投到纪录片里去了。”

对于纪录片人来说,最大的困难不是生存,而是自己的片子通不过审查,无法用正常的发行渠道走入市场,郝建教授告诉多维:“独立纪录片制作在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职业,没有正常的商业行为。同是独立制片人,剧情片因为可以靠参加电影节而获得商业价值,所以在纪录片人蜗居在一间简陋的租住房的同时,剧情片的独立制片人则有更好的生活环境。官方对独立纪录片的评价通常是脏乱差,也就不会让他们进入市场。”

到目前为止,对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支持全部来自民间,名人和民间机构资助设立了一些纪录片电影节,如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云之南纪录片展、宋庄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北京独立电影论坛和中国独立电影节纪录片单元。06年秋天,栗宪庭在宋庄成立了栗宪庭电影基金,首笔基金来自方力均捐出的十万元,用于收藏34部中国独立纪录片。崔卫平教授告诉多维:“中国官方不关心这些,只是偶尔调看片子,把一些不顺眼的人记上黑名单,胡杰就是这么上去的。”

在国际方面,中国独立纪录片参展的电影节越来越多,包括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法国真实纪录片电影节、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等。

纽约REEL CHINA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已经成为海外最大的当代中国纪录片展示中心,优秀的中国纪录片导演都试图与之建立联系,把自己的纪录片推向国际。双年展评委崔卫平教授此次推荐了获得大奖的纪录片《秉爱》,这位被誉为在浮夸伪饰的中国影评界中保持特立独行的思想和文字的学者告知多维,她的荐片标准是必须有好的影像质量:“《秉爱》的距离把握得比较好,没有粗暴的感觉。”

崔卫平曾在北京发起了对中国独立纪录片的研讨,她认为,随着中国独立纪录片人自觉意识的增强,日后会有更多更好的纪录片问世。



纪录片的语言冲击力

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教授认为,有专家认为部分中国独立纪录片影像粗糙,但这恰恰是他们力量所在,这使他们和张艺谋式的主流电影区别开来。张旭东说:“目前电影在中国完全失去了活力,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被国际标准所笼罩,无论他们想拍什么,都会有一种假象的目光逼视他们,而纪录片导演们能摆脱商业、政治和体制的束缚。”

在谈及独立纪录片的激进性和颠覆性时,张旭东教授说:“可以多方面地考虑这些片子的颠覆性,如果只把他们视为反政府或者颠覆主流意识,未免太片面。他们即可颠覆中国国家体制内的东西,也可颠覆西方。我希望在探讨纪录片的激进性时,可以把它们放到更大的语境中。”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说:“在中国,张艺谋为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会拍摄的宣传片,也被说成是纪录片。官方机构保存的纪录片,具有张艺谋的风格。我曾是其中一些片子的艺术指导或者监制,但肯定不是我主导了这些片子的风格。”

郝建在思考中国独立纪录片时,用三个主题词贯穿,那就是reality(现实)ethics(伦理)和 language(语言)。他特别关注纪录片的语言,发现独立纪录片和CCTV美学有巨大差距。“由于我在大陆的语境背景,我在看独立纪录片时,总在想,CCTV的审查官员,会不会让它通过?”郝建说:“正是与CCTV美学形成比较,独立纪录片不仅有面对现实的冲力和勇气,在语言上也简洁有力。”

郝建告诉多维:“独立纪录片呈现了现实,它新颖简洁的语言甚至更具冲击力,沈少民的《我是中国人》在语言上具有当代艺术的风格。”郝建认为在中国,一个新的纪录片伦理正在建立:“那就是,没关系,你可以加工,但必须告诉观众。”

关于中国独立纪录片对记录语言的探索,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组织者曹恺在其《向语言边界突进的中国独立纪录片》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当人们还沉浸于获得独立制片话语权的狂喜之际,中国独立纪录片向语言实验的边界潜进,就已经悄然开始了。”

一个痴狂于行走世界的中国人


黑箭08年9月在非洲的开普敦葡萄园


2007年,黑箭在西班牙巴塞罗那


黑箭在叙利亚


黑箭在克里姆林宫。走了54个国家和地区,黑箭认为一个中国人完全可能靠自己的工资行走天下。



黑箭,广州电视台编导,属于普通的中国工薪阶层,不谙外文却独自行走了全球各大洲的51个国家和港澳台3个地区,成为国门打开后渴望行走世界的国人先驱,他在新浪以《行走四十国》为名的博客在三年半的时间里吸引了800多万点击,09年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他的博客文字,《南方都市报》深圳版为他开设了《旅行小人书》专栏,更有甚者,由他的粉丝们自发组成的首个赴台旅行团今年5月跟他去了台湾,25日,爱好军事及摄影的旅行团成员马中飞在台北闹出了共谍疑云,成为国际瞩目的新闻。

现在,《行走四十国》在中国旅游发烧友中声名大噪,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这么痴狂于行走,只是为了履行病中誓言。作为媒体打工族,他告诉记者自己的行走原则是“用最少的钱,走最多的地方”。而对于记者记者最关心的持中国因私护照的中国公民获得他国旅游签证的难度等问题,他与记者有了如下的对话。

记者:你被称为行走世界最为疯狂的中国人,你何时开始有行走的打算?

黑箭:97年,因昼夜工作我在台湾病倒了,回到广州一检查身体,说是得了急性肾炎,医生说问题严重,必须换肾,如情况恶化我只能活三个月,这样我只得在97年底结束了我在台湾的拍片计划。那段时间我心事重重,如果自己只能活3个月,我最遗憾的是什么呢?记得读书时,我特喜欢三毛,幻想有一天自己也能浪迹天涯。在病中我立下誓言,如果老天爷让我活下来,我一定会珍惜生命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周游世界。98年我养了一年的病,99年好了之后我就开始攒钱,两年之后我就开始出游了。

记者:你何时第一次签证出国?

黑箭:我第一次签证是在1995年,那时我持公务护照,随广东团省委去朝鲜交换夏令营,我和另外两名电视记者因为带了摄像器材被朝鲜拒绝入境。这次未遂的朝鲜之行使我耿耿于怀,后来在08年持因私护照去了朝鲜,了却了心愿。

1996年我持公务护照申请去台湾,拍摄国家民委的系列节目《中华民族风情录-高山族》,97年我在台湾呆了将近一年。2000年10月黄金周,我去了越南,那次办的是边境证,严格说来不是签证。

2001年春节,我跟旅游团去了新马泰,这次是我因私护照上的第一次签证。01年4月我申请去欧洲,位于东方宾馆的携程网帮我找到邀请函,用商务游的方式申请了法国签证,记得签证时我特别紧张,准备了我买车、单位分房的证明和押金存折,再加上我在电视台已连续工作了8年,工作稳定,我还把去新马泰的照片和文章带去了,结果成功了。那一次我在16天里一口气去了九个国家,早出晚归走得慌慌张张。记得初次到巴黎时,住在塞纳河旁边的一个小酒店里,我曾有过一个很恐怖的念头,想一头跳进塞纳河里,我瞬间的想法是,既然我不能长久地待在一个特别喜欢的地方,干脆就不让自己回来了,那时觉得中国人出国太难了。

记者:作为中国公民,你已经走了50多个国家,哪个国家的签证最难申请?

黑箭:当然是美国。2002年11月我去美国驻广州总领馆申请,那时距离911恐怖袭击刚一年,很多人被拒签。之前我已经走了19个国家,美国在我的旅游规划中很重要,我把重要国家都放在一个整数上。那时去美国旅游只能用商务之名,我当时联络了一位祖籍台山的旧金山华侨,他原在广州公安局工作,后来辞职出国,帮去美国的人订廉价机票和酒店,并带人出入关。签证前,我咨询过一个往英国做劳务输出的人,他让我明确自己旅游发烧友的身份,如果美国人相信我痴狂于行走,签证就好办。早在去欧洲时,我就开始准备美国的签证问题,02年10月从埃及回来后,我赶紧在画报上发表了埃及游记,有意配上了我在埃及的半身照片。但那次去埃及也使我的外形发生了变化,我开始蓄中东人的胡子,嘴唇和下巴形成T字型,鬓角也留了一圈。签证前,有人建议我把胡子剃掉,否则会被视为穆斯林,但我很喜欢自己的新形象,硬把胡子留下了。

11月的一天早上7点多,我拎着一大堆的资料,去广州沙面的美领馆门口排队,等候签证的人排着长队,在晨风中瑟瑟发抖,其中多数是想去美国留学的学生。有两位老太太排在我前面,一位的女儿在美国得了重病,想去探望,另一位是美院画家,准备去美国参加画展,带上了自己的画作和出版物。结果进去签证的人几乎都是垂头丧气地出来,连想去看女儿的老太太也被拒了,出门就大哭,老画家也被拒了。轮到我进去,签证官漫不经心地用中文问我问题,说想去旅游不成其为理由,说着把我的护照扔在一边,眼看就要被拒签了,我急忙把画报递上去,游说他只要用半分钟的时间浏览画报,就会发现我是一个对美国有用的人。签证官没赶我走,拿起了画报,这是个好兆头。我趁机说想替美国的旅游做宣传,我可以像写埃及一样宣传美国。我的话明显令他感兴趣,他问了我一些问题,又仔仔细细看了我的文章,最后说把护照留下来,明天下午过来取。结果我成为当天首个没有被拒签的幸运者。中国公民签外国签证,美国就像是个山头,翻过去,后面的路就平坦了。有了美国的签证后,每次去签其他国家的签证,我都把有美国签证的护照附上去。在大国里,澳大利亚签证也难签,签证官打电话问我话,也很顺利地通过了,至今我还没有被拒签的经历。

记者:你也去过斯里兰卡、阿联酋、叙利亚和约旦等小国,你如何申请小国签证?

黑箭:我人在广州,在广州只要有生意做,就一定有人做。很多时候,我找出售机票的公司,花钱请他们代办签证,当然我会根据要求备齐材料。

记者:你接下来要去的国家是哪些?

黑箭: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还想去阿富汗,但有难度。孟加拉的签证不成问题,我已经订了6月21日从广州至吉隆坡的机票,人民币500元,23日从吉隆坡去孟加拉首都达卡的机票,380元人民币。近来巴基斯坦政局不稳,他们不欢迎我这样的独行者。有两个解决方法,一是参加旅行团,这我不愿意,另一个办法就是找个巴基斯坦人出具邀请函和担保信,才有签证的可能。我旅游通常采用交换方式,为了省费用吃住都在别人家,这人来中国时,就吃住在我家。在马来西亚我认识一位华人,他介绍了一位卡拉奇的巴基斯坦人,这人愿意提供食宿,但能否签到证,没有把握。我也想去阿富汗,但估计等到签证,我去孟加拉的机票也过期了。

记者:申请外国签证对你的行走是否造成麻烦?

黑箭:目前对中国公民免签的国家很少,我自己去申请签证,一个月只能签两个国家,因为要把护照寄到北京去,七个工作日之内签完,再寄回广州。我再寄到北京的第二个国家的大使馆,这么一折腾,一个月就只能签两个国家。以后我还是要委托旅游公司办,他们在北京有人,速度会更快。签到证后,有些国家规定必须在多少日内要入境,但如果我想在一个国家呆的时间长一些,就可能误了下一个行程。

记者:你当时用博客名行走四十国,现在去过的国家数目已经超过了50,你的行动引起了中国网民的极大兴趣,你如何看待普通中国人行走世界的前景?

黑箭:我自己就并非老板,一个中国人完全可能靠自己的工资行走天下。在旅游中,只要你想省钱,就一定能想出省钱的办法。

魁北克獨立前景依然不確定



加拿大國會在27日晚就承認魁北克是加拿大境內的一個族國(Nation)進行投票,包括執政的保守黨和主要反對黨自由黨、新民主黨和魁人政團大部分議員投了贊成票,結果以二百六十六票對十六票獲得通過。在魁北克,對族國認可的比率恐怕更高。因為即使是反對魁獨的人,也認為魁北克應該是一個族國,它畢竟有著和加拿大其他省份不一樣的地位,有著其他省沒有的獨立語言和傳統,甚至魁北克的法律都是大陸法系的。

對魁北克問題有研究的一位加拿大華裔副教授在接受多維採訪時指出:“承認一個魁北克族國(Nation)存在於加拿大,從字面上看沒有問題,但實際上它意味著一扇門已經被打開,有人可以用它做文章。但同時,聯邦政府在99年制定的清晰法案給魁獨運動很大的制約,魁北克的獨立前景仍有巨大的不確定性。”

族國介乎國家與民族之間

Nation在英文中是一個多義詞,哈珀提議承認“Quebecers form a nation within a united Canada”,這一議案主要因Nation生發歧義。這位副教授認為這在中文中沒有完全對應的詞匯。打開中文傳媒,人們可以看到有人把它翻譯成“國家”、“民族”甚至“邦國”,而“族國”可能更准確些,因為族國的含義比民族高,比帶主權性質的國家低,它雖沒有外交和軍事,但在具體的情況下可以有自己的立法機構和政府。

這位副教授認為,在中國歷史中,文明和國家政權的發展沿革有別於西方,在西方Nation一詞是一個現代詞匯,真正的Nation在17世紀以後的歐洲才出現,而在中國二千年前就出現了某些西方認為現代民族才具備的特征。因此西方關於現代民族的一些定義就不完全適合中國,在中文翻譯中,Nation、Country和State通常都被翻譯成國家,而忽視其區別。在Nation State、Nationalism、Multi-National State等英語詞匯中,Nation和民族挂鉤,主要是一個文化詞而非政治詞匯。這一次哈珀對此就十分謹慎,在議會中,他說自己所用的Nation具有文化和社會學的定義,而不是一個法律和政治詞匯。
他指出:“但是,在加拿大的政治語境中,Nation 的含義超出了一般我們理解的民族。比如,加拿大的原著民叫First Nation,不可將其翻譯成第一民族,它實際上有點第一國家的意味,表明他們是這塊土地上最早的主人。再比如,魁北克故意把自己的議會叫做‘National Assembly’,而不叫省議會,故意以此來表示自己超過一般的省議會。”

魁北克在加拿大的獨特地位在世界上並非獨有,大英聯邦的蘇格蘭就和它類似,也都具獨立的傳統性,英國有句古話:One Crown, Five Nations,就是說英國皇室和蘇格蘭、威爾士、愛爾蘭、英格蘭等復雜關系。在這裡,Nation和在加拿大一樣難以翻譯。巧的是在加拿大議會投票的當日,英國的最新民調顯示,蘇格蘭境內支持獨立者達52%,而支持蘇格蘭獨立的英格蘭人達59%。

在加拿大,民族一詞無法涵蓋Nation。承認一個族國存在於加拿大,從字面上看沒有問題,但實際上它意味著一扇門已經被打開,有人可以用它大做文章。

族國給魁北克打開一扇門

盡管哈珀議案富有很強的象征意味,但多歧義的Nation一詞,還是為爭取魁北克獨立的人們開啟了一扇門:它可能引發未來對加拿大法律的挑戰,它還在政治上提醒加拿大人魁北克獨立一事還存在著。

在哈珀提出議案的當日,魁北克報刊就刊有民間評論說:“如果有人給我們一些東西,我們收下並說謝謝,即使那不是些什麼了不起的玩意兒…..因為每向前走一小步都好過停滯不前。”

據這位華裔副教授分析,魁北克政團採取的獨立策略就是這種小步向前的蠶食策略。他觀察到在議案通過當日,就有一位魁北克知名的憲法律師要求魁北克成立一支獨立的冰球隊參加世界冰球競標賽,因為魁北克是一個Nation。要知道冰球是加拿大的國球,既然是國球,就有一定的政治性。族國這個詞匯所具備的歧義會引起人們挑戰其內容,以一步步逼近獨立的目標,並訴諸最高法院。隨冰球隊而來的還有什麼挑戰,人們可以拭目以待。
但這次魁北克獲得的並不是一扇永恒之門,在加拿大的議會政體中,議會在同一個問題上,最新通過的議案可以替代舊議案,此時議會通過魁北克是一個族國,下一屆又可以通過一個別的議案,給它另一個概念。議會通過的議案畢竟不是修憲,沒有法律效力,憲法裡沒有寫明魁北克是加拿大裡的一個族國,而魁北克問題不修憲無法解決。

對魁北克獨立運動來說,透過這扇新開啟的門,還可以看見一座難以攀越的大山,那就是聯邦自由黨政府在99年制定的清晰法案(Clarity Bill),它使得魁北克在日後的獨立公投中,不得使用模糊詞語,誤導中間人群,這在程序上限制了魁獨。在這項立法中,聯邦政府申明有關分離的公決問題必須絕對清楚無歧義,而且全民公決的結果必須是決定性多數,不能以50%加1的簡單多數決定公決的成功通過,具體需要多大的多數,將由聯邦議會決定。即使07年魁北克省選中,魁人黨獲勝,它重新啟動的公投會直接受制於清晰法案。

出乎哈珀預料的結果

在加拿大自由黨執政時期,聯邦政府針對魁北克分離主義者的挑戰在法律和政策上制定了應對策略,既有傳統的對付魁北克分離主義的A計劃,還有在法律和政策上對分離主義勢力主動出擊的B計劃。盡管自由黨政府已經在今年二月下台,保守黨總理哈珀關於魁北克的議案卻讓人覺得似曾相識,這種在法律政策上的主動出擊,似乎是自由黨B計劃的延續。

這位對魁北克獨立問題有研究的華裔副教授認為在應對魁北克分離勢力上,哈珀提出的議案至少在現在看是一個政治上的聰明之舉,他可以籍此一箭雙雕,一是變被動為主動,把魁北克分離勢力的要求給轉移和解壓。哈珀通過Nation一詞,將魁北克賦予了文化和社會學意義,而避免了它的政治性和法律性。於是哈珀接手了要求魁北克是一個Nation的要求,並給予重新定義,進而聯合了聯邦主義者和支持國家統一的力量一起來對抗主張獨立的魁北克政團。動議獲得通過,他的這一目的也達到了。

哈珀的第二個目的是黨派目的,為的是穩固保守黨在魁北克的十個席位,否則在獨立勢力日漸抬頭的魁北克,下次大選 保守黨的席位難保。議案在議會獲得通過之後,這個目的大致可以達成。

但是哈珀的這一議案也造成了一些分裂:保守黨內存有異議、政府間事務及體育部長庄文浩辭職、一部分支持加拿大統一的聯邦主義者不支持哈珀的觀點、幾個角逐自由黨黨魁的顯要人物也不贊同哈珀,這些恐怕出乎其預料之外。

各黨派各有所圖

加拿大議會以266票贊同,16票反對通過了議案,但這大筆數的贊同票無法掩飾各黨派不同的政治動機。

承認魁北克是一個Nation的議案最初來源於聯邦自由黨在魁北克的組織,後獲聯邦自由黨黨魁候選人伊格納季耶夫的贊同。在加拿大歷史上,自由黨可以說是起源於魁北克,在這塊土地上有它深厚的根基,而且貢獻了幾位非常有名望有能力的法裔總理。

國會第二大反對黨魁北克政團佔有50席,它主張魁北克獨立,但它現在實行的是蠶食性魁獨,在它看來,哈珀的方案離它的獨立目標更近了一步。它原來的議案不含“在加拿大內部”這一限定詞,在短暫的拒絕之後,它接受了這一議案。

新民黨作為左派政黨,在傳統上同情魁北克的自決權,在國會的29名新民黨議員中,沒有刺耳的反對聲。

原著民不接受魁北克族國

自60年代魁北克寧靜革命以來,魁北克經濟和社會發展受制於獨立運動,大量英語人口遷離魁省,原加拿大首要城市蒙特利爾的地位也不斷下滑。這位華裔副教授分析,魁北克獨立運動影響之一,是加拿大聯邦政府的能力越來越弱,各省都要求自主權。在西部的阿爾伯塔省,也有類似於魁獨的獨立運動。就在哈珀的議案提出之後,還有人在魁北克報紙發表言論,主張應該組成由大西洋諸省、魁北克等五個獨立國家組成的加拿大經濟共同體。”
魁北克過去的獨立斗爭固然坎坷,未來也未見光明。他告訴多維:“清晰法案還給魁北克獨立運動下了一個套,那就是盡管魁北克人在整個加拿大是一個少數群體,但在魁北克內部還有更為少數的原著民部落,他們居住的領土佔魁北克的70%,原著民與英國皇室有協定,根本就不想跟著魁北克一塊獨立,一旦魁北克從加拿大獨立,原著民幾乎肯定也會要求從魁北克獨立出來回到加拿大聯邦,這就會導致獨立的魁北克再次分裂,這給魁北克獨立前景造成了一個巨大的不確定性。”

加拿大的原著民向來被人稱為First Nation,他們會如何看待獲得Nation之後的魁北克人呢?這位副教授對多維說:“原著民認為自己的稱謂First Nation不是加拿大政府給的,而是原有的,是獨一無二的。原著民會認為現在用政府立法的方式重新定義了一個Nation,這算怎麼回事?原著民會說,我們是Nation是天賦權力,當然不接受一個新定義在加拿大的Nation。”

在27日就哈珀議案表決的當天,加拿大原著民領袖費勒-封丹(Phil Fontaine)在接受加拿大國家廣播公司訪問時表示:“總理哈珀應該明確‘承認魁北克人是一個加拿大內的族國’這一議案不會踐踏加拿大原著民的地位,應該明確我們原著民獨一無二的地位和權力,這個議案不應該減少我們的權力。任何一種把一部分人凌駕於另一些人的做法是完全錯誤的,真希望加拿大不要用這種方式建立族國。”

《一个解放军的1989》:为六四留下恐怖的历史记录




2000年6月,芝加哥一家信用卡公司一位新来的员工经常在家挑灯夜战,这位华人男子书写的不是统计数据或模型,而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回 忆:1989年学运期间,北京的戒严部队如何对待军中的反叛者。这位反叛者就是蔡铮,2000年他刚读完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分校社会学博士课程,在这家信 用卡公司找到一份统计分析的工作。

这部英文回忆录原名是《To Prove Being Alive》(证明活着),费时一年完成,由于没有美国主流出版社愿意出版,蔡铮索性把它压了箱底,这一压就是8年。直到辞去信用卡公司的工作,他才得 闲,于09年头三个月将这部书翻译成中文,并交由明镜出版社出版,书名也改为《一个解放军的1989》。

蔡铮的回忆录通篇充满“苦难”二字,那是不同身份及个性的中国人的苦难:农民之苦,军人之苦,读书人之苦,正直人之苦。这些苦难压在蔡铮一个人身上,其苦状诚如他对多维所言“想起来就很难受,压力难以名状,有紧张发抖的感觉,写完后就轻松多了。”

六四期间,推着自行车的蔡铮见过很多类似的画面,他在天安门附近对戒严部队直言:“我也是个当兵的,看到我们的军队向百姓开枪我很难过”,这句真言为他带来灾难。

用英文道出痛苦经历

“可是天哪,我还没准备好如此唐突地死去!我没准备好!我的这个身体,我的灵魂,我这思考,写作,行动的能力还根本没有发挥过。我从他人那儿吸收的 生命还没有传输出去,我应有更多的时间把我的生命寄存在哪儿。我从空气,水,阳光,从所有天然物质中,从我吃的穿的从书本等所有人为创造物中获得生命,建 成了这个我。我渴望将我的生命存储下去,存储在我的创造物中。千百年后,一个有灵魂的人,会品味我的文字,陪我流泪,陪我震颤。他能感受我这个生命,知道 我曾经存在于这个时间,这个地方。如今,我的生命却要被就此砍断。没人知道这个我,这个样子,挣扎过,爱过,梦想过,哭过,活过。这个我,由肉骨构成,就 要变成气体,飘到空中,随风消散!”(选自蔡铮的《一个解放军的1989》第一章:那个时刻,第十九页)

记者:你为何在六四11年后写这个故事,为何用英文写作?

蔡铮:89年我的这段经历不写很难受,每当提到它,我就浑身发抖。2000年我在芝加哥完成了博士资格考试,只差论文没写,我也不想写博士论文了。我研究的方向是比较社会学,主要是研究城市化。6月我在信用卡公司找到工作,为了写这本书,经常后半夜爬起来挑灯夜战。

写的时候发现,我用电脑打中文很慢,索性就直接用很粗燥的英文写。一天写几千字,一年多后完稿了。写的时候有时很激动,很兴奋。

记者:这书为何在完稿第九个年头,用中文出版?

蔡铮:01年写完后,我找过美国主流的出版社,包括几家很大的出版社,回答是六四相隔已久,没有人会感兴趣,他们不想出版,我也就此拉倒。

2007年我从信用卡公司辞职,开了自己的公司,稍微清闲些,于是在2009年1月至3月,我把原作翻译成中文,书名也改为《一个解放军的 1989》,其实只是故事开始于1989,后面就与八九没有太大的关系。在翻译成中文时,因为中文读者了解故事背景,我把六四期间关于北京街头的叙述删减 了很多。翻译成中文后,我只读了一遍,就不愿意再读,因为读起来难受。

记者:你书中有很多细节,非常清晰,在11年后描写它们,还记忆犹新,你是否对发生的事情做了笔记或追记?

蔡铮:没有,我一直没有去碰这一段。对这段经历,我是不写难受,写的时候也很难受。

记者:你的经历很独特,84年大学毕业回乡种田,85年当兵,89年被捕,后来又考研出国,你如何看待个人所经历的苦难?

蔡铮:这在书中写得很详细,我大学毕业时就想过种田读书写诗的生活,后来在农村苦无出路就参军去了北京空军,六四在天安门附近被捕。我个人来讲还算 是幸运的。我们这一代人还算好,能读书的可以读书,能做生意的可以做生意,对于聪明又有能耐的人,时代还是提供了些机会。例如我的高中同学,几乎就没有在 农村种田的。

1988年2月蔡铮于空军某部任教时摄于办公室。(蔡铮提供)

最难写的就是恐惧

1985年,蔡铮怀揣着大专英语毕业文凭进了北京空军某部,在警卫连站了一年岗后,以兵代干做了英语教员。蔡铮那时疯狂写诗,还和海子有过交往。在 20年后的这本回忆录中,蔡铮对戒严部队和监狱做了大量的细节描述,记录了自己当时的恐惧,人们还可以发现蔡铮的诗意在一连串恐怖瞬间连成的时空中闪烁。

蔡铮的中国式苦难和恐惧源于他的一句真话,6月5日下午2点他在天安门附近对戒严部队说:“我也是个当兵的,看到我们的军队向百姓开枪我很难过……。”

在这句直白后,暴怒的军人把他毒打一顿后紧紧捆绑,扔在红墙边。一个精瘦的军官走近蔡铮,书中写道:他的手指扣在扳机上。我的全部注意,我的全身都 紧张起來准备迎接子弹。我的心架在了弓弦上,备好弹出身体。我盯着他扳机上强有力的手指。我舌头发硬,不能发声。他一脚踢过來,踢得如此有力,如对我抡了 一大铁锤,紧接着他突然抡起铁枪把砸在我头上,我感到脑袋发木。“说!”他肯定受过特别训练,他的动作迅猛如电,力大无比。我被打得歪倒在地。他黑洞的枪 口仍然直逼我眉心。我坐不起來,我歪着身说我是个当兵的,身份证上忘了盖钢印,他们正在调查核实。我说得结巴。我心里暗暗求乞,求他别扣那扳机,求乞那枪 口转开。“这么简单?嗯!”他又一脚踢过來,说话时仍咬牙切齿。“我真想立马给你一梭子!我留你一会。夜里我来亲手收拾你!”又是一脚,然后走开了。像是 一辆火车从我身上碾过,我被碾成了泥。

记者:你在书中很多段落描述过自己的恐惧心理,你为何对恐惧感如此重视?

蔡铮:我被绑在北京街头时,感觉自己随时会被戒严部队弄死。书中最难写的就是恐惧,没有文字可以准确表述我的恐惧,那是我知道的一种状态,其状无法形容。书中有我被捕后的大量心理描写,完全真实。在那些瞬间我就是那么想的,实际上我想的比描写的更多。

记者:你在那几天的具体情况如何?

蔡铮:我在部队散发了传单后,准备回老家避一避。我6月3日离开部队到北京,晚上从天安门到北大,原准备在木樨地下地铁,因为疲倦我临时改主意去了 西直门,后来才知道戒严部队在木樨地开枪最多,如果我上去可能就没命了。4日我借了辆自行车想去天安门,一路上看到冒着烟的坦克,老百姓向当兵的丢石头, 戒严部队开火,当兵的追,老百姓就跑,我推着辆破自行车一起跑,有人还钻到路边汽车底下,戒严部队开枪,有人被打倒了。跑到一堵围墙前,我翻身越过,后面 爬不过围墙的人被抓住,被当兵的好一顿臭打。我后来躲进了电报大楼,从里面看到街上的百姓被戒严部队猛打,打完了又被抓走。4日晚上我又回北大,住在中文 系老乡那里。

回老家的火车票是6月5日下午5点,那天下午2点在天安门附近我走进戒严部队,那些天我穿的是军便装,绿军裤白衬衣,因为几天都没睡,头脑晕沉沉的,见到戒严部队,我一激动就直白了对军人开枪的遗憾,接下来的经历十分恐怖。

我理解那时当兵的为何疯狂,他们被北京老百姓困了几天,很疲惫。我被抓的当晚,有个当兵的老乡告诉我他们几天都没吃,再加上上面说有多少战友被杀,当兵的仇恨情绪都被煽动起来了,眼都红了。

从大街上被送到监狱里,我被关了十二天,时间虽短但觉得恐怖漫长。


走出六四的恐怖记忆,蔡铮现在是芝加哥的一个茶叶商。(蔡铮提供)


唯有文化人记录恐惧

从监狱出来,蔡铮在部队又被关押了8个月,受了两个处分被送回原籍,回到湖北农村。为了寻找出路,同时也是为现实的中国问题寻找答案,蔡铮考取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后分配至北京图书馆,后来再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分校攻读社会学博士。

记者:你读历史和社会学,似乎都是在为中国寻找摆脱苦难的答案?

蔡铮:以前学文学写诗歌,对中国历史印象不深,后来读了历史研究生,认识到89六四在中国历史中并非天大之事,只是因为我们经历过,才觉得很大很大。纵观中国近200年来,灾难连绵不断,战乱天灾饥荒,动辄死亡上百万人。

我在华师研究方向是中国近代思潮,现在回头来看,那些思想者的思想都很简单,受当时环境限制,他们的阅历有限,例如孙中山,现在看来他的想法也不免幼稚。来美国时我申请的是历史系,来后才转入社会学系。

记者:今年是六四20周年,20年后,你如何看待六四?

蔡铮:从历史角度看,六四太小了,觉得大是因为自己卷入了其中。

其实中国有很多人的经历比我所经历过的更恐怖,只是他们绝大多数人无法表述出来,他们生于恐惧,毁于恐惧。我在书中也提到了我的伯父,他参加革命, 后来被肃反,没人知道具体情况,只知道他失踪了,他死亡前是否经历恐惧,无人知道。兵荒马乱,杀人如草芥,死人无数,没有人知道他们死亡前的感受,唯有文 化人去描述那种恐惧。

记者:你的作品与其他六四著作有何不同?

蔡铮:我想这本书会比较独特,因为别人可能没有我的经历,有经历的人可能又写不出来。它可以改编成一部很好的电影。在内容上,我一直想把它和六四撇 开,尽管书名是《一个解放军的1989》,但我更侧重于一个人的心灵经历,是一部心灵史,是一个中国人个人史的一部分。我的英文书名是证明活着,就是为了 证明自己的存在。我在书中写道,活着就是奇迹,自由是奇迹之外的奇迹!我觉得中国人就是这样,一个人能活着就不错了,就算奇迹了。

我父亲经历过日军入侵,国共内战,最可怕的是在六零年代,他差点饿死,经历了很多,但他从来不说。我觉得自己也是个奇迹,经历苦难之后,竟然活下来了。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部书绝不是小说,它是我的回忆录,书中98%全是真的,只是出于对他人的保护,最后一章用了虚构的人名。

后记:

在访谈中,颇具传奇色彩的蔡铮自言来自农村田野,有自信有力气又有自由,于是喜欢在世间折腾。07年从信用卡公司辞职,蔡铮在芝加 哥注册了自己的公司,经销自创的绿茶品牌,在其回忆录在中文读者中引起轰动的日子里,蔡铮正忙于绿茶推销。他说待日后生意做大,自己就做个甩手掌柜,过一 种读书写作的生活,因为只有写作,才能证明自己活着。 除自传、散文和诗歌外,蔡铮还创作短篇小说。2001年,北岛主编的文学季刊《今天》曾为他出了短篇小说专辑。

2010年5月15日星期六

噶玛巴:我们需要另一种力量来控制西藏

3月7日下午,北美华文媒体采访团在地处下达兰萨拉的上密院内,拜访了17世大宝法王噶玛巴。这位在十年前逃离西藏的宗教 领袖,近年来被认为是达赖喇嘛的潜在接班人。原定20分钟的见面,后来被延长为一个小时,噶玛巴与华人媒体记者谈到了自己当年出走的情况,个人的前途与藏 人的未来,回西藏的可能性以及对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看法

2008年9月28日拍摄

噶玛巴认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他认为:“如果要西藏独立,要我们来统治怎么一大片土地,说来容易,但做起来不容易。我们需要另一种力量来控制整个西藏,达赖喇嘛希望留在中国的框架内,找到一个全西藏人都接受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中间道路有它的可能性。”xun.com)

整个访问过程被印度安全人员严格控制,记者不被允许拍照或摄像,访谈只留下录音和文字记录。

西藏的邻国都是不好惹的国家

达赖喇嘛主张的中间路线,并未获得全体流亡藏人的同意,部分藏人要求独立,作为流亡藏人的一分子,噶玛巴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噶玛巴回答:“我不太懂得政治,要我回答这个问题有点难,因为我偏于佛法和修行方面。但按照佛法来说,我觉得中间道路还不错嘛。”

噶玛巴说:“如果要西藏独立,要我们来统治怎么一大片土地,说来容易,但做起来不容易。大家都知道,西藏的边境靠近诸如中国印度巴基斯坦这些大国,都是不好惹的国家,藏人惹不起啊。”

噶玛巴强调:“我们需要另一种力量来控制整个西藏。达赖喇嘛希望留在中国的框架内,找到一个全西藏人都接受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中间道路有它的可能性。”

三个原因促使他决定逃离西藏

在回忆当年出走的情形时,噶玛巴认为并没有什么特别事件令他出走。“出走的原因不是一天生成,有蛮多的过程,慢慢就想要离开西藏。”噶玛巴透露了三个出走原因,其中甚至有自我维权的因素。

噶玛巴说:“第一个原因,作为噶玛巴,作为一个宗派领袖,他必须具有自己传承所需要的宗教法脉。但如果我呆在在西藏,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因为很难见到一些传承上师。我必须在去见他们和请他们来西藏之间做出选择,后者有点困难。”

噶玛巴透露的第二个原因是:“也许在我年满18岁之后,政府会要求我做什么,要求我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或者自己不想说的东西,叫我去说。这样的话,我会觉得不好,尤其是要说一些对达赖喇嘛尊者不好的话,这个我不太愿意去说。

关于第3个原因,噶玛巴说:“16世大宝法王去过世界各地,他在世界上有很多信徒,他们一直要求有一天我能够到他们那里,我自己也很想要去还他们的愿。但这一直不被批准,后来我就觉得,还是我自己来吧。就这样。”

噶玛巴在历史中一直与政治无关

在被问及自己的前途和藏人的未来时,噶玛巴认为自己“并不真正属于政治”,因为“大宝法王在历史里,一直与政治无关,纯粹是个宗教领袖。”他说:“作为修行者和宗教领袖,首先需要具备修行的功德后,然后来引领众生。”

噶玛巴说自己正在学习佛教理论经典,来提高自己的宗教水平。但是他知道“现在,无论是藏地和流亡藏人,都面临很多很困难的问题。需要我们宗教界和政治界一起来面对,为使全西藏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噶玛巴强调:“虽然我不是真正属于政治,但是,作为民族宗教领袖,也有自己的责任,来尽力而为。”

关于他为了继承达赖喇嘛的可能性,噶玛巴说:“近几年,很多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现在我们都知道,达赖喇嘛尊者身体很好,很健康,可以走遍天下。我觉得说 这些话,有点太早。从大宝法王的角度来说,大宝法王在历史里,一直与政治无关,纯粹是个宗教领袖,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历史的重要性,也是文化的主要部分,也要保存下去。”

噶玛巴认为:“在流亡藏人中,我们要讲究民主,不像是以前那样子,由高层喇嘛来决定一切。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都很希望在一般民众当中,可以出现一些优秀的领导,来决定西藏的未来。”

专访敖博:中国的现实与我的歌词越来越吻合

专访敖博:中国的现实与我的歌词越来越吻合


在当今华文世界所有的音乐形式中,最为暴力的当属盘古乐队。这支1990年诞生于中国江西南昌的庞克风格的摇滚乐队,2005 年流亡瑞典后,继续以人权,自由与革命作为其基本主张,近年来中国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及社会焦点人物,都成为触动其创作的灵感之源。

翻 看他们的曲目,不难发现,杨佳、唐福珍、杨元元、张林、高智晟、刘晓波和王炳章等新闻人物都进入了他们的摇滚,盘古乐队主唱敖博认为新闻报道中的事件或人 物只是白开水,进入摇滚后才成为烈酒。敖博告诉博讯:“我用摇滚让人们感同身受,用摇滚野史或者摇滚杂文的方式呈现中国当代历史。”

敖 博视歌词是摇滚的灵魂,由他撰写的歌词充斥着“自焚、战争、革命、动乱、起义、屠杀和处决等”刺激感官的词汇,敖博告诉博讯:“不幸的是,中国形势的发 展,与我们的歌词越来越吻合,每过一天,就向我们歌词靠拢一天,我希望我们预测错误,但中国的现实老往我们身上贴。”


推出最新专辑《为人民报仇》

2010年元旦,盘古推出了最新专辑《为人民报仇》,封面图案是自焚前的唐福珍立于自家房顶。“专辑每一首歌都像是人民之矛,我们的摇滚像弓箭和子弹一样射出,我们的靶子则是政府审查,拆迁等具体内容。”敖博说。

敖博称出这张专辑为的是“为人民报仇、替人民解恨、帮人民出气、助人民造反!”他还引用某位无政府主义大师的话说:“没有比剥削劳动和压迫穷人的政权更为卑鄙的东西。”


《为 人民报仇》专辑收入了盘古近年来的作品十一首,曲目分别是“这个狠毒的政府 这个残暴的政权”,“千千万万个杨佳”,“我一定把你杀光”,“你口腔的对面是枪口”,“被屠杀不要紧吗”,“我们反对和平理性”,“把北京割给俄罗 斯”,“悔罪书”,“革命总动员”,“ 乔希尔没有死”,“鬼跟人的区别”和“Yang Jia”。

在中国摇滚之父崔健 日益沉默的今天,出道之初受崔健影响甚大的敖博及盘古,则在海外发出了更多的声音,今天,盘古已经有了“盘古推特 http://twitter.com/hundunzhe”,“盘古暴民论坛 http://fangong.forums-free.com/”,“盘古暴民博客 http://fangong.xanga.com/”和“盘古暴民电邮 pangu6702001@hotmail.com”等传播形式,其摇滚还可在多个主流音乐网站付费下载。

“盘古的音乐简单有效,有战斗性有针对性,有说服力有煽动性,不乏幽默感。现在人们对盘古的反馈增多了,影响力也增加了。过去人们不了解,现在对歌曲感同身受了,也就更熟悉我们的摇滚了。”敖博告诉博讯。

创作原则和海外生活

作 为主创歌手,敖博不在乎中国的社会事件是否在海外引起反响,而注重其国内影响。“事件必须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称得上是矛盾胶着点和火山爆发口,一旦我发 现了这些点,才会下笔创作。”敖博说自己的摇滚不会描绘国外山水,也不空谈美国民主,而是聚焦大陆事件,希望引起中国人的共鸣。

09 年六四20周年纪念日期间,盘古乐队曾去法国巴黎等6歌国家演出。在华人人口不足万人的瑞典生活了五年,敖博借助互联网密切感受中国的社会脉动。“各地唐 人街的华人都在拼经济,他们唯一关注的就是过年过节时,如何衣锦还乡,所以瑞典华人社区的大小与我关系不大。我曾试着去中国国内的网站做博客,结果不是博 客被关闭了,就是网站被封了。”敖博说。


敖博对物质关怀极少,他称流亡前自己就是中国摇滚圈里少有的不热衷女色的歌手,因为他把绝大多数精力都放在了摇滚上。“盘古摇滚的歌词都是我写,我有时也写些简单的曲子,但如果需要豪华配器时,就由我的搭档贝斯手段信军来作,他是专业作曲的。”

敖博目前出游不多,仅有时会受邀去台湾演出,在那里待上个把月的时间。

乔希尔Joe Hill没有死

在 瑞典待了五年,盘古在把创作触觉伸向中国的同时,也开始从自己生活的这片异域土地上吸取养分。新专辑《为人民报仇》的最后一首曲目,就是盘古乐队与瑞典无 政府主义诗人Prolet合作的《Yang Jia》(杨佳)。“这首歌在2010年的新年礼炮声中杀青,我们合作的另一部专辑是“Punkgod+Prolet”的无政府主义专辑,现在也正紧锣密 鼓的制作中。”敖博告诉博讯,诗人歌手Prolet是欧洲无政府主义联盟成员,也是瑞典乔希尔(Joe Hill)故居联络人。

敖 博和Prolet共同的偶像是百年前的瑞典裔美国歌手乔希尔,20世纪初移民美国的乔希尔,在新世界里找到的却是一个旧世界,当时,美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 迅速膨胀中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城市贫民窟扩大,犯罪率居高不下,妇女和儿童身受严重剥削,托拉斯垄断抬头,大多数平民被抛到了社会巨轮之下,被碾压和 践踏,成为工业社会发展的铺路石。

1910年,乔希尔在加利福尼亚码头做工的时候加入了世界产业工会,他以歌曲的形式献 身工会事业,并成为一个积极的煽动者,在工会、旅途和监狱里留下了许多曲调和诗歌,1915年11月19日,乔希尔被执行了死刑,他留下的遗嘱是:不要浪 费时间哀悼我——组织起来!

2009年,敖博写下了这么一首歌,《乔希尔Joe Hill没有死》

我没有死
我从来没有死
不要浪费时间纪念我
赶紧组织起来

专访敖博:中国的现实与我的歌词越来越吻合
敖博说"自己最好的作品还没有创作出来"

温柔的枪手----一宗未遂的环球阴谋

在我们生活的某个时期,有过这么几年,温柔的枪手特别流行。


在我住的公寓楼里,有一间热量很足的桑拿,在魁北克漫长的冬季,我们喜欢在里面泡着,当然,谈的也都是热门话题。


魁 蛇,是一位形体瘦高动作飘逸的本地中年男子,这一天,他在桑拿里问我,发生在遥远的小岛上的选举是怎么一回事。那里刚刚结束了酋长选举,处于劣势的候选人 圆圆在投票前夜,在家中卧榻上被人击中了肚皮,瞬间引发了人们的同情,在投票中以微弱优势当选,但随后对手及其支持者进行了马拉松式的抗议,纷争正成为国 际新闻。魁蛇还特别对那神秘的一枪感兴趣,当时我正慵懒地躺在桑拿里的长木条凳上,他突然把手放上我的肚皮,接着在上面划了个长弧形,说:我也能让子弹拐弯。魁蛇是一家射击馆的教练,参加过在本市举行的奥运会,他说能让子弹跳舞我也相信。


在 小岛枪击案之后一个月,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又响起了温柔的一枪。一位在预选中略拜下风的候选人在与选民握手时被击中了手臂,那子弹从他手臂的表皮下穿 过,把他的羽绒衣打的毛花四溅,鲜红的血滴落在选民的手上。人们的同情心在两天后的选举中又一次发生了奇效,中枪者最终击败了对手,成为一国的元首。


魁蛇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这两次枪击显然激发了他的想像,他要成立一间射击学校,训练温柔的枪手。


射 击学校很快在本市北部的一栋废弃的厂房里成立了,学员来自全球各个国家的各个族裔,男女老少皆有。魁蛇设计了一批与众不同的枪支,它们介于军用和民用之 间,子弹的威力几乎和爆炸无关,它们更多地喜欢与射击对象发生机械摩擦。至于子弹的弹道走向,那是属于魁蛇的绝活,他教学员如何用一个鼻孔出气和一只半眼 睛瞄准,最重要的是手臂如何象蛇身一般蜿蜒伸出。有一次,魁蛇带我去他的学校,我头昏目眩地看到三百名高矮胖瘦黑白黄红的枪手们蛇型伸展的手臂。


订 单很快从全球各地雪片似地飞来,魁蛇在自己的电脑中,将各类来件分档归类。客户真是五花八门:由于民主政治成为时尚,大小政客成为主要客户,大到总统总 理,小到乡长镇长,凡有苦肉计计划的,都来信洽商;军界有需要恐吓敌人的;企业界为吓跑竞争对手的;买了巨额保险后想制造伤口索赔的;甚至演艺界明星为了 使自己锦上添花,使星迷们更加关爱自己的。要求射击的地点无所不在,有竞选场地,军事演习现场,商业谈判室,大街上闹市中,比赛场馆甚至大型的演艺晚会会 场。要求击中的部位也是多样化,有肚皮,胸皮,背皮,腿皮,头皮直至脸皮等等等等


魁蛇除了接订单,谈合同,就是忙于对枪手进行特定部位的训练,光是脸皮一个部位,三百射手就齐齐练上了两个星期。


枪手成了本市最忙碌于国际飞行的专业人士,仅生意开张的第一年,世界各地就响起了2187响温柔的枪声。


在 这些枪手行动中,只有一次是魁蛇亲自动手的。那是在一台全球聚焦的演艺晚会上,世界公认的一号女星向他下了订单,要求在她买了巨额保险的眼睫毛上来个温柔 的一击。魁蛇决定亲自出马,他调看了相关录象,确定了射击方位和时机之后,去到晚会现场踩点。最后的结果世人皆知,他打出了超奥运水准的一枪,并且在现场 大乱中,成功逃离。


再 说那岛上的圆圆获得酋长之位,却难以平息岛民的对他肚皮上一枪的怀疑,更可怕的是世界上每每响起温柔的枪声,政敌都把这些阴谋归于圆圆可鄙的榜样作用,在 他艰难执政的岁月,游行示威和骚乱几乎要将小岛颠覆于大洋之中。在寰球此起彼伏的温柔的枪声响了三年之后,圆圆辞去酋长职。他最后一次在宫殿的后花园中徘 徊,觉得人类文明因为他的误导,已经进入现代战国时期,自己身上残存的做人的良心,使他产生扑灭这发源于他的可怕的枪声的使命感。


于是圆圆奔走于世界各国之间,用自己肚皮上的一枪现身说法,他还向国际刑警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五局及世界各国的安全机构和警察组织做现场演示,分析温柔抢手的活动规律,为了消灭这恶魔般的市场,他还提供了长达1580页的世界各地潜在客户的名单。


魁 蛇的业务急转直下,在圆圆奔走的第二年,他遣散了最后一名枪手。也就是在这一年,圆圆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在颁奖仪式上说:世界各地的枪声,折磨着我的 良心,也折磨着世界人民的同情心,我的行为应和了东方的一句古话,解铃还须系铃人。值得欣慰的事,这枪声已消失在历史的幽谷之中。


在枪手时代结束时,魁蛇已经成为亿万大富豪,他要离开寒冷的魁北克,去阳光灿烂的迈阿密定居。为了感谢我和他共同策划这宗伟大的阴谋,他说一定要在他的豪宅旁,搭一间小木屋给我居住。


桑拿里的热量已经使我浑身泛红,我从长木条凳上欠起身子,给火盆里加了些水,热气再一次升腾起来。我拍了拍沉眠于幻想的魁蛇,告诉他:回家做梦去吧,我还要再蒸一蒸。

另类江湖

另类江湖,横陈在我们世俗生活之外。它与我们为邻,但我们忙于生计,对它毫无知觉。我们忙于世俗生活的细节之中:聚敛钱财和寻找情欲的发泄,社会和家庭将我们困于喜怒无常和哀乐交替的洼地。

这个洼地温暖而潮湿,它丰润肥厚的巨唇咀嚼着我们的肢体,我们沉溺于这湿漉漉的爱抚之中,直到有一天,它使我们棱角消融,成为在世间摆放的相互逗乐的公仔娃娃,丧失了向周边挪步的能力。

对人类来讲,有一种比常规移民更难以达成的生活转移。我们可以便利地通过移民事务所或仅凭自己的力量将生活的舞台变换东洋或西洋的布景。但如果我们要将自己从世俗生活里游离出去,需要的是另一种神力。

上个星期的一个夜里,我在沉沉的梦境中,遇见了在另类江湖中行走的他。他好像没有离开我所居住的城市,他把我从床上拉起,去到我们以前常去的一间酒吧。在喧嚣拥挤的吧台上,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向我讲述了他几年来的经历。

2001年5月18日,他带着一只行李箱离开广州,从香港经由温哥华前往蒙特利尔。移民之前,他在广州学完了Alliance francaise的中级法语课程,从力宝健身中心第六期格斗班结业,前一年,参加了在海口举行的全国铁人三项比赛,名列第16位。他是广州一家大型旅行社的英语导游,26岁,已经辞职。

2001年6月1日,他离开暂住的小旅馆,租住蒙市东部法语区的一间老房子。办完各种证件之后,他报读了魁大法语证书班。

2001年6月7日,他在东区一家健身馆找到周末兼职,维护游泳池和健身设备,这是一家由原加拿大健美冠军开办的大型健身馆,他在其中犹如鸟儿投林。蒙市的夏天节日纷呈,他在阳光明媚的街头度过了数月,甚至还学了几首法语歌曲。

2002年1月,他从法国驻蒙市总领馆获得旅游签证,20日,结束房屋租期,中断法语课程,这个时候,他已经能用法语熟练背诵《法国外籍兵团成员荣誉信条》,他最喜欢的是第七条:Au combat,tu agis sans passion et sans haine,tu respectes les ennemis vaincus,tu n'abandonnes jamais,ni tes morts,ni tes blesses,ni tes armes.

2002年1月21日,飞往巴黎。从机场直奔城东的Fort de Nogent,这是法国外籍兵团在巴黎的招募中心。下午4点20分,他跨进大门,成为当天第107位报名者。进大门之前,他给在中国的父母打了个电话,告知在法国旅游,可能有几个月不联系。之后,他就和其他报名者一齐人间蒸发了,28日,他用假名签了五年合约。

2002年1月29日,被送往位于马赛以东20公里的小镇Aubagne,这里是法国外籍兵团的甄选中心。在这里,他通过了心理和智商测验,身体检查,体能测验,犯罪纪录调查和与长官及安全单位的面谈,成为百分之十的成功者之一,成为Rouge,月薪1200欧元。

2002年2月23日,前往位于土鲁滋旁的小镇Castelnaudary,开始为期4个月的新兵训练。他学习的课程有:军事技术,武器使用,急救,徒手战斗,伪装,情报及法文课程。

2002年6月28日,以所在的新兵排第二名的成绩回到马赛,兵团人事局官员与他进行了谈话,他被分往王牌劲旅---第二伞兵团。这是一支竞争激烈,升迁缓慢的部队,来自100多个国家的1160名精英男儿集结在此,一百多年来,它一直充当着法国军事行动的先锋。

2002年7月10日,前往位于科西嘉岛的驻地哈法耶。在湛蓝色的大海上航行的时候,看到突兀在海面的岛屿,联想到这岛是拿破仑的故乡,他心中一丝激动。当晚住进5人一间的士兵宿舍,第二天,开始每天15公里山地跑的晨训,第一个月的课程是高空跳伞,他十分陶醉于在天蓝和海蓝之间,自己和兄弟们绽开成一朵朵白色的自由飘逸的雄性花朵。

2002年8月20日,参加第二伞兵团一年一度的环岛大行军,200公里的崎岖山路和炎炎烈日,使负重行走的他经受了从军以来最大的一次考验。这次长行军中,第二伞兵团那低沉有力且具隐忍风格的团歌旋律渗入他的灵魂之中。在险峻的山崖上攀爬的时候,他感觉到有一种灼人的目光附着在迷彩衣上,那是来科西嘉岛戏水度假享受阳光的各国美女们追逐和猎捕卓越男性的目光。

2002年9月,晋升为一等士兵。他把伞兵团倒三角的团徽图案刺青在颈后,那条卷曲的青蛇在他的脖子上舒展着身子。在这个充满淘汰压力的团队里,他告诉自己绝不能逃亡,他的目标是三年之后,在30岁的时候,成为sergent。

2003年6月,参加刚果维和行动,6月2日,随法军第一支队抵达部族冲突激烈的伊图里省布尼亚市。

2004年2月,参加反恐行动,成为法军派往阿富汗的特种部队成员,在阿富汗北部执行搜寻本*拉登的任务,他现在的军衔是caporal chef。

午夜的酒吧里,音乐伴着人声在灯光昏暗的吧台上巡回,他在我酒酣的刹那,消逝了。第二天早间新闻里有这么一条消息:法国特种部队在阿富汗北部山区的一个洞穴,发现了本*拉登的一些物品。我知道他也在那里,他现在用了一个无人知晓的名字,连他父母也不知道。他说过等他45岁从外籍兵团退休的时候,他要为自己正名,如果那个时候手脚齐全的话,他会回中国,和昔日同窗一起,傻呵呵地乐一乐。

我们残酷的欲望

二零零四年五月《蒙特利尔日报》上有一张图片新闻,画面上一组组的中国人由近而远地排开,他们四人一组,三个站立的人身着威武的武警制服,另一个平民装束的人跪在前面的水泥地上,左右双臂像鸟翼一样被武警向后扯开着,持枪的武警迈开双腿,将手枪摆成瞄准状。图片的背景是一个临时搭建的检阅台,上面写着xx省公安汇报表演,我想象主席台上的人们正饶有兴致地为这一幕鼓掌。

正为下半年在蒙特利尔召开的世界反死刑大会造势预热的本市媒体将这万里之遥的东方画面信手拈来,并配以法文标题:中国枉为文明古国,这种游戏也要操练!

这张图片像病毒一样藏匿在我脑子里,又像夏天的风拂动树叶一样挑拨着我的神经。有一天我遇见了熟悉的心理学教授Serge,他忽然问我:你在中国当记者,有没有亲历死刑?

我肯定地回答了他,我没有继续理会他的好奇,便把他撇在大厦的过道里独自走开了。

实际上,有时我觉得那张照片就是我拍的,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行刑者,这个文雅的名字在我们的语言中叫着刽子手。我说这三个字的时候,一种残酷的欲望正从我身体某个遥远的部位苏醒,接着它就缓缓地向我的笔端游动过来。

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热衷于重案采访。那个时候我住在海边,阳光总是照耀在我居住的城市,从来不知道收敛。我有时就躺在悬挂于椰树间的吊床上,树影班驳地印在我的手臂上,海浪击打着峭岩,我微闭双眼,为一个人生命的结束设想种种结局。

看守所建在大海北边的第三和第四座大山之间,险要的山势成为它的天然屏障,它郁郁葱葱又杀机四伏的样子,使我在每次进入时,都思绪万千。

我记得第一次随法官在看守所宣布死刑的情景,那是一个投毒者,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将毒药放进了邻居的汤锅里。在我生活的南方,人们有长时间煲汤的习惯,特别是在农村,经常敞开大门煲汤,这个倒霉的邻居大大咧咧进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餐。

那死囚身材瘦小,几乎是浑身颤抖着被狱警拖进了审讯室。但他的哭声大得震天,在狱警传他时,他就开始捶胸顿足,嚎啕不已。法官几乎是狼狈地读完了死刑通知书,因为他自己都听不清自己读的句子。法医试图抽血样,努力了十多分钟,也无法使死囚安静。

第二天临刑前的公判会上,我看到投毒者面色通红,嘴唇吃力地张开,喉结被一条绳索紧勒着,身子瘫软无力,站在他身后的法警面色无情,我听到投毒者最后挣扎的丝丝吐气声。。。

那一次我没有去刑场,我不喜欢在死亡面前哭泣的人。

有一次,是一个盗车团伙。在盗车十二辆之后,总得拉出去枪毙一个。我见到的是一个棱角分明的小伙子,他在被狱警带来时竟还在向狱警要香烟:是不是要再见了,警官,应该说永别了吧。狱警把烟递给这没有表露恐惧的小伙子,要知道面对临刑的死囚,狱警绝不会吝惜一支香烟。

棱角小伙坐下后,主动向法官开腔:政府枪毙我,我没意见。但我唯一想不通的是,别人检举我立了功,但我也检举了人,怎么不立功。法官说:你的检举查无实据。棱角小伙此时又转移了话题:要枪毙就枪毙吧,干吗要提前通知我。我觉得这家伙十分有趣,便插话道:兄弟,一晚上很容易过的。棱角小伙看着我:你说容易,绑手绑脚四脚朝天,比死都难受,兄弟你不知道啊。

在验完血之后,棱角小伙走到平铺在地面的简易十字架前,静静地躺下,狱警把他的肌肉紧绷的手足呈十字型绑在木架上,一个瘦高的轻刑犯人小心翼翼地蹲在他身边,帮他调整身子。

第二天,他气宇轩昂地出现在公判会场,他像听报告一样听完了所有的讲辞,只是在法官宣布把犯人拉出去执行枪决时,他朝我身后小声说了句:永别了!我回头望去,会场黑压压一片,不知谁是他的亲人。

在行刑队到达刑场的时候,他还能自己走路,主刽子手在他的身后把枪举起来,副刽子手扶住他的左肩,监刑官告诉他:跪下,一会就完了。

他跪下,刽子手在离他五米开外扣动了扳机,他被击中了心脏,一枪毙命。

我最后跟的一次死刑是一桩军人案子,被执行的上尉军官我还略熟,原先是把守特区二线的检查站长,后来调去边防大队。

我在法院调看案子卷宗的时候,深感死亡是这么贴身地跟随着人群。

上尉在边防大队以搞集体福利之名带着一个副官和三名战士四次出海走私香烟,据称此举得到了上峰的赞同,上尉也分到了六万多圆的现金。南中国海浩瀚无比,走私行为和白头浪一样在这里司空见怪,如果不是事后出现的种种偶然,上尉绝不至于遭受厄运。

不久,一个走私团伙被破获,随即供出上尉参与的四次走私。情况从上面下达到了边防局,政治处找他的时候,上尉还恳请领导给他解甲归田的处分,并说自己的行为也是为了集体。

后来我知道,如果他一开始就将责任担下,不让上峰为难,事情不至于恶化。

接下来的转折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案子被捅到中央,随即被归于执法犯法的大案从重惩处,上尉被判处死刑,并由北京统一向全世界发出消息。

枪毙的前一天,上尉竟然差点逃出看守所,他是在岗楼旁的一个草堆里被一个警校实习生抓获的。

公判会场戒备森严,被挡在会场外的上尉的母亲妻子和女儿三个女人声泪俱下,敲打着自己的身子和大地,声嘶力竭地为他喊冤。

执行死刑的是一支友邻武警部队,在上尉的后心处画上记号后,刽子手射出了第一枪,上尉没有倒下,监刑官接着用手枪补射,三枪之后,上尉竟然回头喊了声冤枉。监刑官也害怕了,换刽子手继续执行,七枪之后,上尉方才毙命。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和一群边防军官聚餐时,一位军官跟我说:你知道那家伙为什么不死,原来是他的心脏长歪了。不过,打了七枪才死,可能真有冤。

二零零四年十月,世界反死刑大会在蒙特利尔召开之际,一场大型的反死刑国际大游行在市中心大街展开,来自法国美国和加拿大的电影明星,欧美政治活动家,各国学者和本地活动人士在金秋的阳光中,举着标语牌,呼喊着口号,抗议美国中国等国的死刑政策。

那时我正从大街上经过,高楼大厦投影下来,让人海显出一些明暗的层次。我跟着游行队伍行走了一段,我呼喊了口号,领了传单,甚至设想自己一直有着一张天使般的慈爱的面庞。蒙特利尔的大街上,法语和英语的口号像浮尘一样顺着阳光向上攀升,天空飘着几朵灰色的云彩,这时,我仿佛听到了东方刑场上清脆的枪声,看到了一张张早已成为亡灵的面孔,他们正从云彩中腾云而降,向游行的队伍俯冲下来。

我环顾四周,没有人发现这一异像,我觉得自己一如战后匿身美洲的纳粹战犯,有着灵异诡秘的感官,我匆匆离开游行队伍,隐入了一间街边咖啡屋。

今晚不去唐人街

电影院距离唐人街不远。


排队人龙静止在影院外的欧式回廊之中,人们或静默或小声交谈,左侧是本市主要南北向大街圣劳伦大街,此时正车水马龙。


加拿大人脾气温和,具有人口拥挤的国家里人们少有的耐性,而排队就是这个人群展示精神品质的方式之一。此时是六月,的太阳从头顶灌下,让头皮发麻。电影将在半小时之后开始,候票的人龙在拐了一个弯之后前行了一段,进入影院在大厅里面延伸。


这些人大概和我一样,留意到了报纸上映期即将结束的预告,赶来看这场演出。朝人龙挪动的方向望过去,是一个下坡,坡下的建筑群里,躺着百年的唐人街。


这是一场和中国有关的电影,但留意一下人龙,除了我自己,没有见到亚裔。


这部魁北克人耗时八年制作而成的记录片叫《ce qu'il reste de nous》,象征画面是一西藏妇女苍老的面部,她正低垂着头,老泪纵横地祷告,这张头像被印在本城的大小报刊杂志上,广为传发。让我震撼的是她面部沧桑的线条,其凝重的质感犹如八十年代中国青年画家罗中立的油画《父亲》


电影票在距离我还有二十多人的时候宣告售罄,我只能打道回府。


回到家,我给本地诗人Hubert通了个电话,约他明天一起看电影,本地每年一册的精美诗歌年鉴已连续两年收录他的诗歌,但除此之外,Hubert默默无闻。他很爽快地同意和我前往,并提议完事之后,去唐人街吃中餐。


我幻想这是一部灵魂和物质世界对话的哲理片,我们还剩下什么-----在巨大的物窒息灵魂的人类发展潮流中,这种问题由苍天最近高原人群来发问恰如其分。我望着铺展在我电脑台上雪白的哈达,面用藏文书写的祝福字样在阳光中跃动。我索性闭上双眼,把外部世界屏弃在我的视觉之外,我想起了我的藏族阿妈,想起了寺庙里经纶的转动,想起了五体投地的行进,想起了举着火把去朝拜一座圣山的洞穴,阿妈告诉我,探过幽暗的洞,便能洞穿世界,进而达到喇嘛的境界。无奈我尘缘未尽,硬是离开了阿妈,回到沿海的定居地,今天又飘零在万里之遥的西方世界。


第二天,我和Hubert提前两小时去电影院排队,排在我们前面的是一位自巴西来度假的教授和一位本地的画家。进放映厅的时候,我们经过了登机安全检查式的扫描,我告诉Hubert,这个举动好像和灵魂相去太远。


八十分钟的电影在一位定居魁北克的藏族女性法文旁白中开始,她述说她未曾在其中生活过的民族是一个过多沉溺于祷告的人群,为了表明自己的另类,她赋予她的西藏之行于冒险和行动的色彩。


电影画面在进入中国国境时由放在提包内的摄机偷拍,晃动中的凌乱画面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他们在拉萨摄取的第一个画面,是一堆正在焚烧的街头垃圾,垃圾旁边是一个行走中的汉族保安,法文旁白说道:这就是我的圣地拉萨,它已经被中国人占领,破坏。


旁白女子坚称自己的土地是Tibet西藏只是中国人对自己强占之物的称谓,影片中所有的汉人被称为Chinois。她的秘密串联遍及西藏城乡,她在住宅中或庙宇里将人们小规模地召集起来,观看由她带来的达赖喇嘛的电视讲话,人们在观看中热泪纵横,讲话结束后纷纷在小放像机前叩头膜拜,念叨这是什么神奇之物,能带来达赖的形象和言语。影片中有藏人对中国人毁坏庙宇压制宗教的控诉,藏人对着镜头慨叹:中国人太强大了,就是达赖回来,也无济于事。

接着,影片展示了中国人在西藏的形象:服装凌乱的民工,走路歪斜的保安,在布达拉宫前留影的憨笑中的汉族游客。。。

电影中有一个着武警制服的汉人的长镜头:他拎着个塑料购物,在街头晃动着,不一会,他的手臂和一个女人的手臂纠缠在一起,两人左右摇晃着向前走去,摄像师捉到了他们回头的镜头,武警帽子歪戴,肥头大耳面相蠢笨,女人也像个弱小的打工妹。


我非常清楚这些画面选取的动机听着旁白中一声声地对中国人的指责,我面色通红,呼吸急促,我无法忍受这种政治性的浅薄。


影片的镜头在青藏高原神圣的山水间拉动着,旁白再度响起:为了对Tibet的资源展开掠夺,中国人早已修建了公路,还正在修建一条铁路。。。为了说明自己行为的正义性,影片还跟踪了制作人纽约联合国图书馆查找关于西藏问题决议资料的过程。


最后的画面是在空中拍摄的世界屋脊,大地突兀而神奇,引发放映厅内观众的阵阵掌声。


在灯光亮起之前,我突然想叫喊,我想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但我最终没有喊出来,亮灯之后,我发现自己成了放映厅里唯一的,沉默可耻的黄皮肤的绅士。


Hubert和我一起沉默地走出电影院,在阳光下,他面色凝重,看我的时候形容怪异,好像刚发现我是个异类,他说:我改主意了,今晚不去唐人街。


一个人郁闷地回到家中,我告诉自己这远不是一部探索真理的片子,不,它连一点探索的迹象都没有,它没让我清澈透明,没让我振聋发聩,它只让我回到世俗层面的伎俩之上,我甚至觉得藏族阿妈家前院里躺卧的小藏獒的叫声也比它真实动人。


我决定给Hubert打电话,我告诉他:我原来自以为是苏格拉底的信徒,是一个世界公民。但这部电影使我回到了残缺的现实之中,我也可以以印地安人的血脉亲戚自居,在本市找一些颓败的景象,可以土著,拍摄他们对白人声泪俱下的控诉,是白人掠夺了他们的土地,杀戮了他们的人群,现在又把他们像动物一样保护起来,展示自己的仁慈。我也可以找到邋遢的白人,找到酒鬼,流浪汉和大量的衣冠不整五官扭曲的人,我把他们的特写呈现在世人面前,让他们和你一样出决定,今晚不去白人街我说,兄弟别忘了,不要渲染偏见和仇恨,丧钟为谁而鸣---为你为我,为我们大家。


Hubert毕竟是诗人,善良智慧,除了从电影院出来时瞬间的别扭,我和之间没有留下任何芥蒂。


但外部的世界则根本不在我的掌控之中,本地的英法语主流媒体继续隆重推介这部影片在这家离唐人街不远的电影院又大大地加长了映期,一直到二零零四年年末,它还名列放映预告的重点片中。


更令我惊讶的是,在西方世界屡获殊荣:赢得了零四年多伦多国际记录片电影节大奖,获得零四年法国嘎纳电影节记录片奖,同时挤身零四年加拿大十大记录片之列


我无法估算在欧美各国有多少人看过这部记录片,也无法想象有多少白人观众在距离唐人街不远的这家电影院出来后做出了今晚不去唐人街的决定。我上这部电影网站上浏览过,那里有洋洋洒洒的观众评论:有人视制片人为英雄,有人呼吁美国人出兵西藏,有人提出抵制中国人和中国货。。。


这部影片和这些言论,还没有从坡上俯冲而下,就被建筑群中耸立的千年象形文字化解无影无踪,在由四座牌楼象征性地构筑成的福天洞地里,社团和众多的侨领怡然自得,这个人群的哨兵早已溜号,消息树也不见了踪影唐人街里景象万千阴谋和绞杀从没有间断,人们蝇营狗苟,有人正在诅咒,有人正拍着胸脯自吹自擂有一天我也混迹其中,打着饱嗝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摇头晃脑悠闲度步。

词语的力量

实际上,我们这一生,哪里都没有去,我们始终被囚禁在词语的巨掌之中。

我 们诞生在一个词语充斥的氛围内,我们一生都被词语包裹着。我们试图用词语为自己开蒙,用词语释解或施加压力,用词语发掘快乐或痛苦,用词语麻醉别人或纠缠 自己,我们还或谨慎或卤莽地用词语来触碰这个模糊不清的世界。我们致力于漂泊,毕生游历世界所获取的景致,只不过是一堆堆词语的具象而魔幻的展示而已。

诗人和戏剧家是人与词语这场唐吉柯德式的战斗中的先锋。我们遥看中国古时的画卷,可见无数文人墨客游荡山水,采风民间,出入宫廷的场景,他们在像寻仇一样找寻惊世词语。

一 九九五年金秋时节,对身处北京的词语敏感者来说,有一出戏不可不看,那就是中央实验话剧院在小剧场出演的讽刺喜剧《伐子都》。那天傍晚,我离开北广宿舍, 沿京通公路进京,专为观摩正小心翼翼试演的话剧《伐子都》。这出在多种地方戏中广泛流传的传统戏,经过实验剧院的改编,具备了新的生命。实验剧院为这出戏 装扮了一个现代外型:不锈钢的舞台道具泛着金属的光泽,大幅的素色调布艺装饰颠倒时空,而华洋交错的音乐则具听觉上的喜剧效果。于是,当李媛媛身着古装出 场时,人们完全有理由期待惊世词语的出现。果然,令人铭心刻骨的词语出现在这样的场景中:当开国老臣考叔从新寡的皇妃如意床底爬出,向她示爱时,李媛媛劝 告这位开国重臣要把守晚节,老臣用颤颤巍巍的腔调说道:国家都堕落了,我为什么不可以堕落?!顿时全场掌声四起,经久不息,我看见人们酣畅淋漓地倒卧在词 语的巨掌之中。

二零零四年五月上旬,法国演员Denis Lavant 在蒙特利尔C站剧场为正在进行的国际文学节上演了旷世名剧《森林边的黑夜》,这是一出极具风格的独白话剧。在幕启前的黑暗中,人类各种语言混录而成的词语群像滚雷一样从空中袭向观众,接着人们看到的画面是衣衫褴褛的Denis Lavant站在舞台正中的条形高台上,经受暴雨的洗礼,雨停后,开始了他长达100分钟不停歇的激烈独白。在这横贯理性与世俗,宣泄欢乐与痛苦的狂热独白中,词语充分施展了它对人的魔幻控制。在聚光灯下,Denis Lavant在一百分钟里只有不到十米的移位,但词语驱使他手足舞蹈,捶胸顿足,形体扭曲,声音夸张,最后,他卸下了身上所有的世俗羁绊,赤身裸体地面向观众宣布:Je t’aime,camarade.Je cherche toujours un ange pour aimer. 人们被词语击中,全体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

纵观人类历史长河,在黑压压的人群中,词语奴役着人的形体,它一会儿混杂其中,一会儿游离其外。在文明史中,没有人考证,从什么时代开始,一旦人们臣服于词语,便用掌声这种拟音,来表达人对词语力量的膜拜。

母语感知的困惑

一只小花狗在街道上前后奔跑撒欢,它在店铺前,食肆旁,甚至垃圾筒里闻闻嗅嗅,阳光抚摸着它的皮毛,雪花附着在它的眼帘上巡视这个世界。小花狗跑出城市,去到田野,奔跑的快乐使它象一只真正的狗儿一样歌唱,后来它回到主人家,躺倒在自己温暖的窝里,两腿弯曲,脑袋侧放在地上,它双目微闭,嘴里发出几声呢喃。

我们的母语就象是温暖的狗窝,它在我们浪迹世界的行程中,给我们一个微闭双目,放松肢体和呢喃自语的空间。

象我们这样的流亡者,都曾在自己的土地上,经由母语的管道,听到过太多的谎言,争执和喧嚣,我们甚至经历过语言的杀戮。后来我们选择了自我放逐,把自己放逐到一个异族语言的空间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象暴君一样将自己的母语放置于这样的一个绞杀的战场,在这里,我们的母语且战且退,直到有一天,我们的梦中的呢喃都带有新大陆语言的词汇。

在某些瞬间,这新大陆的语言竟然会混入我们的狗窝,渗进我们母语的腹地,使我们对母语有一种全新的,荒诞而又具体的感悟。

在这里,我要把你们装扮成我的亲人,告知你们两件令我困惑的事情。

我没去过莫斯科,但我认为蒙特利尔的隆冬绝不逊于前者。莫斯科酒鬼的报道和故事比比皆是,而魁北克关于酒鬼的报道却很少,在我们零星散落的华人中间,此类事情就更少见闻。由于没有听过警钟响,当自己猛然撞上酒的时候,对于它的危险,也就浑然不觉了。

一天,我因不甚酒力,昏倒在自己家中。其实在跌倒之前,我已经象步入天堂一样,丧失了凡世间的知觉。我大概倒在一个长条型的硬物上,我的后脑上立刻开了一个如嘴唇般大小的口子,我说过,我那时丧失了凡世间的感觉,昏睡在自己的血泊中,不知过了多久,我被电话铃声唤醒,方才缓慢意识到,我在蒙特利尔,犯了一个莫斯科酒鬼的错误。

感谢上帝,血很快自行止住。我用纸敷住伤口,带着隆冬的帽子,跌跌撞撞来到家门口的医院急诊室。我倚坐在急诊室,向保安挥了挥手,告知他我情况紧急不可久等,保安甚至没想到要验证我请求的合理性,便让我进了护士办公室,我昏沉沉地象摆放祭品一样将脑袋摆在她的办公桌上,我听到护士说:开了。

我随后被一位身体健壮,两臂纹满文身的青年男护工扶上应急床,在登记完资料后,他推着卧床的我,缓缓向手术室走去。这时,我陷入了半昏迷状态,关于母语感知的困惑,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医院过道里的灯光忽明忽暗,护工推着我前行,他手臂上的文身是各式的花鸟,它们或在绽放或在歌唱,我觉得自己对这个与花鸟为伴的人很放心,他还有着比我的嗓音还浑厚的磁性男中音,这种声音在我们耳畔纷杂的听觉世界里,长驱直入。他说:我的朋友,我在这里。。。我的朋友,你好吗?我的朋友,你以后不要这样,喝酒要做足准备,最好。。。不能象你今天这样。。。我的朋友,你能听见我吗。。。我的朋友,你的感觉怎样。。。他把一个紧急铃的拉绳放在我的手中,接着说:我的朋友,如果你觉得有情况,就拉铃。。。

我从遥远的昏迷中醒来,看到他手臂上一只鸟儿正在歌唱,我告诉他:朋友,你说的是我的母语。大概是我的声音太弱,他微笑地看着我,我又告诉他:朋友,你不是在说法语,也不是在说汉语,你是在说我的母语。

我知道我当时很不合逻辑,为此,我也困惑。但面对一个不幸的酒鬼,你还能要求什么呢。

后来在手术室缝针的时候,我清醒多了,我看着两位漂亮年轻的法裔女性医生专心致志地在我的脑袋上忙碌着,我笑着说:我今天长了后眼。女医生说:可是比眼大多了。我说:那就是一张嘴吧,一张说母语的嘴。

说完这个我在病中对母语感知的故事,再说一件在国内时听闻的事情。

近六十岁的草原警察局长是我的老乡,那草原是一个汽车难以抵达的地方。我们骑马去到那里公干,认识了这位十六岁离开故乡的老警察。他已经不能用一句完整的家乡话和我对话,要知道我的家乡是在南方灵秀之地,无际的草原岁月已将这位老局长的母语掠盗一空。他告诉我前些年他母亲病危赶赴家乡的故事,那是在母亲昏迷之前,儿女们一一俯在老母的卧榻前聆听她最后的语言,后来老母要求老警察独自守在跟前,她断断续续跟他说了很多话,老警察将身子不停地向前凑,他知道母亲说的是他们的母语,可是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完全没有听懂。

一些年后,老警察在跟我喝酒的时候,还悲哀地问我:小老乡,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母亲说了些什么。你说我怎么会忘了自己的母语?

我也不知道,我也困惑。我只知道今天在北美的大陆人中,人们都狂热地购买电话卡,我想那是人们在北美的寒冬里,想把母语的肢体放进母语温暖的狗窝,那是人们在利用现代技术去守卫自己呢喃自语的母语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