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5日星期日

专访作家张翎:只求无污染地还原内心感受

二零壹零年七月上映的电影《唐山大地震》侵扰了张翎的生活。影片的叫座与好评,使众多华文媒体记者寻踪找到了这位与中国远隔千山万水的作家,一段时间里她一边在多伦多应付蜂拥而来的采访,一边宽慰自己,这股热潮总会过去,她将回到自己安静的生活中,恢复以往的工作和写作节奏。

构思于北京机场候机厅的小说《余震》,发表于《人民文学》2007年第1期,当年登上中国小说排行榜。09年,导演冯小刚宣布拍摄根据《余震》改编的史诗性电影《唐山大地震》。2010年8月,影片公映一个月后,中国广电总局决定推荐《唐山大地震》代表中国角逐2011年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

荣誉像空气中的微尘,持续不断地向张翎袭来,为她的生活抹上了一些怪异的色彩。在她的写作中只有一个目标,而各种奖项横七竖八地挡在这个目标前,试图迷惑她,为此她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她告诉记者:“获奖绝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是如何朝真正的感受无限度的接近,我知道要达到无污染地还原内心感受是不可能的,但这是我一辈子的目标。”

被感动是普通老百姓的审美趣味

张翎第一次看电影《唐山大地震》是在10年5月,在北京冯小刚的工作室里,看了未完成的片子。当时故事情节,音乐和人物对话都已完成,没有完成的部分是高科技的合成和字幕。

和普通观众不同的是,张翎当时有着双重的感动:首先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画面,导演还是才华横溢的冯小刚;第二层的感动是电影故事本身,改编后的电影故事着墨于心灵重建,基调非常温暖。张翎的小说故事有着冷色基调,重点描述大地震给心灵带来的长久创伤。

张翎认为冯小刚暖化故事基调,是因为他知道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渴望看见家庭团圆的结局。这种暖色调与好莱坞电影一脉相承,因为被感动是世界各国老百姓普遍的审美趣味,冯小刚只是遵从了老百姓的愿望。张翎说:“因为这世界有太多丑陋,太多不安全和太多痛苦,人们带着善良的心愿走进电影院,希望看到世界变得善良和温暖,有一个美丽的结局。”

在冯小刚的工作室里,张翎几次掉泪,她感叹冯小刚是个“贴近戏的导演”,他知道“在哪些地方用什么方法拨动哪一根弦让观众感动”。

导演诠释的是他自己的意图

《唐山大地震》的编剧是北京剧作家苏小卫,冯小刚曾想让张翎负责该片海外场景部分的编剧,一度还邀请她去了新西兰的外景地。最初冯小刚想和曾拍摄了电影《魔戒》的新西兰知名电影高科技公司维塔合作,后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放弃了这一计划。张翎所做的海外部分编剧,也随着计划一同被放弃,张翎第一次为电影编剧,就这样无疾而终。

根据《余震》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目前正由制片人陈剑飞紧锣密鼓地筹备中,张翎没有参与其中。张翎的长篇小说《金山》,也被导演张黎买下版权,预备拍成电视连续剧。

频频触电后的张翎,如何看待自己和电影电视的缘分?她对剧本对她小说的改编又有何看法?张翎说她不会为自己的首次触电打分,但她理解导演的作为。“我认为对于一个导演来说,他的目标不是来诠释小说家的意图,他是要诠释自己的意图。一部小说摆在一位导演面前的时候,导演和主创的眼睛是很毒的,他们要在小说里找到自己的切入点,并且每个人的切入点都不一样,这就像一个立体的东西,大家从四面八方看,我看到的是痛,冯导看到的是阳光和希望。当他看到这一点时,他便会进行深度挖掘,挖出来的东西,其结果就和小说很不一样。”

透过《唐山大地震》煽情的泪光,张翎发现自己小说的框架还存留在影片中,那是这部电影的灵感之源,她深信如果《余震》不存在,《唐山大地震》也不会存在。

本来可能是一部“反动电影”

初次触电的张翎对电影编剧大幅改动自己故事的宽容,多少有着另一层原因,那就是她尊重冯小刚,她认为在中国导演里,冯小刚是为数不多的既能把握视觉艺术又有很好的文字功底的导演,甚至认为如果冯小刚要选择写小说的话,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小说家。

但冯小刚如果真的成为小说家,其风格也一定会和张翎迥异,这一点张翎恐怕心中有数。她告诉记者:“如果这部电影按照我的小说来拍的话,会是一部非常反动的电影,我相信不会有很多人带着现在这样的感动走出电影院。”

张翎多次强调自己的“小说不是为了悦人耳目而写”,面对人们质疑为何《余震》中有那么多阴暗的情节,她回答:“里面的确有一些阴暗丑陋的东西,但我认为它们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不能忽略这些东西,我不愿意轻易接受人们肤浅的安慰,诸如‘一切都会过去的,生活还会照旧,孩子们还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等等等等。”

张翎觉得这种安慰十分可疑,她说:“我写《余震》不是为了讨人喜欢,如果它让人们不安,那就让它不安吧!生活本来就有些东西是让人不安的!我们不能闭着眼睛说话。这就是我当时的内心感动,我觉得小说真实地还原了我的内心感受。”

作为小说家早就独立存在

国内网站流传着一篇专访,称张翎“很高兴得到冯小刚的帮助,使其作品蹿红国内文坛”。文章说“张翎是谁?不仅大多数国内读者没有印象,连许多资深出版人也鲜闻其名,导演冯小刚相中张翎的作品竟然成了她‘可能会红’的契机。

对此说法,张翎十分不以为然。“电影《唐山大地震》问世,距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已有12年,在《唐山大地震》拍出来之前很长时间,我作为小说家就早已独立存在了。”她告诉记者。

张翎自信《唐山大地震》不会改变自己的写作,她不会在写作的初始阶段,考虑迎合电影的因素。“
将来只要身体健康,灵感依旧,我还会作为独立小说家存活于世。如果以电影这种大众传播方式更广泛地推出我的文字,我当然乐见其成,但我认为小说和电影始终有各自的独立性。银幕不会改变我写作的初衷,我执着于以最少受污染的方式来还原我内心的感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这样。”

看不清当下的中国和自己

评论家认为张翎善于扑捉大历史背景中的小人物,张翎知道自己的文学审美阻止她把历史作为前景,以人物来陪衬历史。“这样做势必会有一个恶果,那就是概念性,另一个恶果就是故事情节和人物都会变得生硬和抽象,这是我不愿意做的两件事。”张翎说。

外界赞誉张翎的小说有沉重的历史感,她认为那是拔高,自己只是不愿意写看不清的东西而已。“《金山》和《余震》都有了一段时空距离,但我觉得唐山大地震还是太近了些,只隔三十几年。我需要相当的时空距离看清整体,有了这个审美距离,看明了了我才会有勇气和能量去写。”

张翎坦陈看不清楚当下的中国,因自己身处他国,且没有时空距离。她也看不清自己,所以她的作品里,没有自己的影子。“往往一个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都带有强烈的自传性质,尤其是女作家。我写作至今,我的作品离我本人都很遥远。我不太会写当下的题目,我看不清这两样。”

张翎认为无论是《金山》还是《余震》,她始终的写法是通过故事,通过命运,通过人的眼光看历史,而不是通过历史来看人。她目前正同时为几部作品采风,一是《金山》的姐妹篇,讲一座淘金小镇上一个中国女人的故事,另一个则是越南题材的小说。

移民文学是全球巨大潮流

在人们关注海外华人的文学创作时,张翎的眼光更为深远。“移民文学是全球巨大的潮流之一,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例,2000年至今十位获奖者,至少有五位具有移民身份。从2000年的高行健,2002年的库切,07年的勒·克莱齐奥,到09年德国的穆勒,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离开出生的国家,漂流很多地方,后来定居在另一个国家,写作或用母语,或用居住国语言,回过头来写故土的故事。”

移民生活打开了这类作家的视野,他们看见了很多文化与文化,国界与国界,语种与语种之间的夹缝,他们的写作与一辈子不挪窝的人写的东西截然不同。张翎回顾了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如狄更斯哈代艾略特等,当年狄更斯写作《双城记》,写了法国和英国,就很了不起了,因为那时的大部分作家都没有机会走的很远。

“但今天世界很不一样,移民首先是个经济潮流,然后是个社会潮流,把这些潮流记录下来,就成为一种文化潮流,它在全世界都很强势。”张翎还认为海外华人的文学创作丰富了中国文学,这种说法毫不夸张。

无污染地还原内心感受

在张翎眼里,有一个目标比任何获奖都难以达到,那就是“无污染地还原内心感受”,这目标因其艰难而成为张翎的唯一目标。她说:“获奖绝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只是如何能接近我内心的感动,因为真正的写作,内心感动非常强大。但在写作过程中,这种感动会被各种各样的因素所污染,它从心灵深处流泻到纸上的过程中,往往会被污染,有时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污染,自己并不知道。我的目标是如何朝真正的感受无限度的接近,我知道要达到无污染地还原内心感受是不可能的,但这是我一辈子的目标。”

市场和获奖因素都可能污染这种内向的追求,但无人可以绝对排除这些因素的影响,张翎说自己也不例外。她不排除获奖,但绝不会以这些东西作为目标。

多伦多是张翎生活的大本营,2010年,她破天荒地从诊所请了一年的长假,为下一步的写作外出采风,至于一年后该怎么办,到时再说,至少目前她不打算辞去工作。“我的这份工作收入相对较高,根据过去十几年的经验,靠写作达到这个收入是很难的。当初我努力读书成为听力康复师,就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不至于为了下一顿饭犯愁,这是我计划的一部分,今天我仍按这个计划进行。”

张翎不追求高产,身为听力康复师,她认为有足够的时间从事业余写作,她的日常工作跟文学没有直接关系,但却让她看到了各族群的人,近距离接触多伦多多元的生活脉络,这使她获益匪浅。她唯一遗憾的是,如果想在其他地方采风一个月,这份全职工作便会成为阻碍。

在多伦多,张翎是个文学孤雁。很多年前,她曾是加拿大中文笔会的成员,因无暇参加各项活动,已退出很久了。对于国内评论界议论加拿大华人文学出现了“井喷现象”,她认为用词夸张,那只不过是很多加拿大华人写作者经过十几二十年的努力,在事业有成的同时,艺术生命也瓜熟蒂落,与在美国和法国的华人写作者一样。

喜欢邓一光和范稳的小说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珍爱的小书库,那里藏着激动自己灵魂的文字。学英美文学出身的张翎,过去过去经常阅读维多利亚时期的经典作品,它们已经渗入自己的生命细胞之中,现在她更多地阅读中国作家的作品,例如邓一光和范稳的小说。她说:“范稳的《藏地三部曲》非常好,视野很大,表现方式内敛手法克制,还有贾平凹迟子建,都是我喜欢的作家。”

如果要张翎从浩瀚的书海中挑出一两本来珍藏,她会选择法国勒·克莱齐奥的《乌拉尼亚》和美国弗兰克麦考特的《安吉拉的骨灰》。

作为全球移民文学中的一颗新星,她的长篇小说《金山》正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英文版即将上市,法文版还在翻译中,她认为“因书中有很多文言文,还有广东话,翻译难度不小”。

在北美生活和工作了25年的张翎,一直使用中文写作,日后是否会尝试英文创作,她自感可能性甚微。“我在母语里游刃有余,自由放肆,哪怕第二语言再好,也永远不可能有这种感觉。第二语言只能写出通顺的故事,而在母语里能找到游刃有余的感觉,写出传神的故事。”

张翎说:“有过传神的经历,我就很难回去,满足于一个通顺的故事。在时间不够的情况下,我只能放弃我的至爱,来就近我的最爱。”


张翎,浙江温州人,中国当红电影《唐山大地震》改编自她的小说《余震》。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的卡尔加利大学及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现定居多伦多市,在一家医院听力诊所任听力康复师。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发表作品,其中篇小说《羊》《雁过藻溪》《余震》以及长篇小说《金山》分别进入中国小说学会2003、2005、2007和2009年度排行榜,并先后获得十月文学奖,世界华文文学优秀散文奖,加拿大袁惠松文学奖和人民文学奖。她的长篇小说《金山》正被翻译成英法德意荷西等9国语言。

2010年9月2日星期四

喧囂与炒作:誰買了張曉剛們的畫

万毅忠/在中國的見聞一直讓左映雪感到別扭。

07 年7月10日到8月17日,紐約的庫羅斯(kouros)畫廊為左映雪舉辦個人畫展。畫展當晚,開賓客們來到曼哈頓73街東23號,這是一棟門口立著雕塑的歐式大門,再往西二三十米遠處,夜幕正在吞噬中央公園里的綠色。左映雪任教于密蘇里州圣路易斯森立公園社區大門,是當地藝術界的名人,也是庫羅斯藝廊接納的首位華裔畫家。當天晚上,剛從中國回來的左映雪在与記者的閑談中,毫不掩飾對中國當代藝術界的失望。

近年來,左映雪常回中國,感覺那里的藝術气息中夾雜著過濃的商業味。06年的中國之行使他憋不住寫了一篇短文《歸國藝術感念》,敘述了他在國內看到的景象:「畫家們急功近利,作品充斥著淺薄,媚俗,剽竊和裝瘋賣傻,藝術批評則充滿著不切實際的胡吹亂捧。」

后來,他避開大都市的浮躁回到東北故鄉,在長白山腳下的山村和礦井找到了自己的淨土。這一次,他在庫羅斯億藝廊共展出六幅油畫,希望長白山的僻靜村落和年代久遠的礦井,能為人們帶來不含喧囂之聲的中國畫面。

急功近利令中國畫壇迷失

近些年,不少在歐美的中國畫家回國,無論常駐或是短呆,都對這個劇烈變化中的國度有著強烈的感受。左映雪在《歸國藝術感念》中表達了自己恍若隔世的感覺:「從上海到北京一路走來,那些自以為是的中國畫當紅藝術家們小人詐富般的表現讓我感到极度的沮喪和失望。畫畫對絕大多數中國畫家而言已不是精神和心靈的需要,而是謀求名利的敲門磚和粧點門面的金字招牌。

左映雪告訴多維那次他去了北京的宋莊、798和一個新開發出來的酒廠,發現畫家們最大的關注就是錢。“他們只關心畫能否賣出去,能賣什麼價,大探誰的畫又賣了多少”。他在798和酒廠遇上了一些年輕的畫家,他們才智聰穎,但閉口不談藝術本質的問題。“他們不發掘自己內在的東西,並在風格上抄襲他人”。

他認為在中國很多年輕畫家走入誤區,這些誤區有各自的外在特徵和色調,如光頭系列,紅孩子系列,或是被調侃的毛澤東系列。左映雪發現中國當代藝術名家有鮮明的商業化共性,他們非常相似:題材相似,趣味相似,畫法相似,包括形象上都相似。“個別畫家的畫引起了西方注意,拍出好價格,大家就競相模仿,自己不斷重複。但哪怕是畢加索或馬蒂斯,有一位就足夠了,世界不需要第二個畢加索或馬蒂斯,模仿前人或自己都是可笑的。”

1986年就離開中國的左映雪深感國內藝術界盛行炒作風,對誰在拍賣會上買了張曉剛等的作品提出疑問。

在 798,左映雪遇到了這樣的場景:出了名的畫家雇傭幾位年輕人座成一拍畫畫,自己的在畫廊外邊下棋,下一會兒棋就過去看畫,看畫得怎樣,滿意了就簽收上自己的名字。這幅活動畫面令在美國呆了20多年的左映雪深感自己是“老外”,並覺得“這未免太不嚴肅了”。“雖說跟風和抄襲在美國也無法避免,但遠沒有像在中國形成趨勢。我所接觸的美國畫家大都兢兢業業地潛心研究自己的興趣之所在。最後取得何種成績,是機遇、天份和努力的問題,但他們的藝術態度絕無問題。”

1986 年,左映雪離開東北時,中國還處於開放初期,一個人出國留學也只能從國家銀行兌換26美金,那時的中國人真沒有見過什麼錢。“中國人現在的生活與我出國前比,天翻地覆,市場經濟給人很多機會去賺錢。但在利益驅使下,藝術家放棄藝術理念,不是好事。希望隨著經濟的發展,浮躁之氣會沉澱下來,畫家們能潛下心來研究藝術本質的問題。中國不會永遠是急功近利的人在呼風喚雨,有才情的畫家,不會滿足於嚼別人嚼過的饃,他們會走出自己的路子。”

誰買了張曉剛們的畫

當代中國油畫四大金剛方力鈞、張曉剛、岳敏君和王廣義等,不僅在主題選擇和繪畫風格上影響了中國當代畫壇,他們在商業上的成功,更直接推動著中國畫壇的商業化浪潮。畫家們像股民緊盯股市一樣,觀望著成功畫家的拍賣行情表,幻想著一日自己能躋身其間。在“2006京翰海秋季拍賣會”上,方力鈞的《時光》拍出 418萬元人民幣的高價,王廣義的《勞力士》在香港佳士得拍出416萬元人民幣;07年6月倫敦蘇富比拍賣會,岳敏君的作品《教皇》以214萬英鎊售出。張曉剛的“血緣系列”以面相單薄、單眼皮、薄嘴唇、瓜子臉、中山裝和神情呆滯拘謹為特點,這單薄的形象竟連連寫下拍賣天價:06年11月在香港佳士得,《父與子》拍出1556萬元人民幣,《天安門》賣出1912萬元人民幣;07年3月《大家系列:三位同志》在紐約蘇富比拍得211萬美金;4月在香港蘇富比,《天安門一號》拍出1528萬元人民幣;07年5月在香港佳士得,《生生息息之愛》以1251萬元人民幣賣出,《紅色肖像》拍出1473萬元人民幣。他的市場行情已經把八大山人、唐伯虎、徐悲鴻、黃賓虹、齊白石等中國傳統書畫家遠遠地拋在後面。

當代中國藝術品的拍賣戰績,使《紐約時報》也以《畫筆勝過印鈔機》為題加以報道。高價碼使中國畫家在各拍賣會倍受矚目,以至於很少有人質疑這些作品是否真的具有劃時代的高度。左映雪相信張曉剛們的畫距離這個高度甚遠,但他的問題是:200多萬美金甚至可以買到畢加索的作品,到底是誰在買張曉剛們的作品?左映雪告訴多維:“不僅我在問,我的畫家朋友都在問,究竟是誰在買?”

左映雪沒有找到問題答案,但他認為如果買家是中國人,將在世界市場上對中國美術界造成負面影響。“現在西方人也發現中國人太會炒作,二三年前回國,我看到中央電視臺播出對一所名校新聞系副教授的采訪,他堂而皇之地在國家電視臺上大談新聞炒作學,令我瞠目結舌。”

左映雪認為炒作在中國已經無孔不入,登峰造極,並對中國的未來造成破壞。“炒作就是用虛假的東西掩蓋實質上的不足,只有不足的東西才需要炒作。真正的好東西不需炒作,只需要你客觀地報道。”

在國內當代畫家們於國際拍賣場連創新高的同時,蔡國強和徐冰等在美國具有影響的當代華人藝術家們則顯得不溫不火。回想蔡國強曾在2002年,以火藥灸燒宣紙繪成的抽象屏風在紐約佳士得上拍得22萬美金,當時被稱?創下了中國當代藝術品拍賣最高記錄;在紐約蘇富比2005年秋拍會中,徐冰的《語言風景系列》成交價也僅?48萬美元。面對蔡國強和徐冰在國際拍賣活動中的價格疲軟,國內媒體甚至報道說他們“期待內地買家”。

面對拍賣行情上的此消彼漲,左映雪推崇蔡國強和徐冰嚴肅的藝術精神:“我為他們的成就感到驕傲,與國內畫家不同,他們非常嚴肅地探索藝術本質,探索藝術語言,探索藝術表述,而不是關注什麼樣的內容更有賣點”。

中國當代藝術創作中突出功力忽視藝術本質令左映雪到胃口,他覺得那些畫充斥著政治符號:“他們的畫看一張就夠了,他們都用漫畫風格調侃中國人:卡通畫、漫畫式、政治畫、調侃政治人物、近似於歪曲的誇張,並自稱?後現代。他們在政治的另一面與文革時期的高大全異曲同工,文革作品強調主題先行,他們忠實於這一原則,也主題先行,揣摩受西方歡迎的主題,一窩蜂地去畫這類東西。”

20年後重回北方道路

在別別扭扭的中國之行中,左映雪還是從為數不多的畫家身上發現了勤奮與虔誠,他認?這兩種因素是藝術家區別於他人的身份標識。離開了上海和北京,他就與幾位吉林的老畫友為伴,直奔長白山區。

長白山腳下的砟子煤礦位於江源縣,開挖於日本占領時期。左映雪在1977年考入東北師範大學美術系學習油畫之前,在通化山區的這個煤礦做了八年的工人,他最初的繪畫靈感就來自於長白山的林野和礦工粗獷的生活。

《東北當代藝術大事記》曾記載了左映雪在80年代中期的活動點滴,如1985年1月他參加了長春的畫家聯展“首屆北方道路展”,期間有宣言稱:“我們要在北方這塊沉睡的大地上成長起來的心靈,去創造具有鮮明個性的藝術,這就是北方的藝術道路。”

隨後左映雪沒有走上這條路,他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1986年,左映雪來美留學,90年獲南伊利諾伊大學卡本爾分校美術碩士,後任教於聖路易森林公園社區學院。21世紀,左映雪利用暑假和創作年假,幾乎每年都回東北作畫,20年的美國生活之後,他的藝術創作似乎正回到宣言中的北方道路上。

作品《老車站》(Old train Station),創作於2006年,左映雪驚奇於在他離開的30年裏,砟子車站一點兒沒變。引導運煤進入裝煤塔樓的礦區鐵路,站臺建築歪斜的電線杆,電線淩亂地交錯於天空,為畫面帶來趣味。左映雪說:“估計再過十年二十年車站就不存在了,我用畫為它作個歷史記錄。”童年創作的另兩幅油畫《電機房》(Power House)和《老豎井》(The old silo),則分別展示了早期工業淩亂無序的趣味和把礦工運送到幾百米的地下的老舊設備。

左映雪來美國求學,他的一位畫友則每年都去鴨綠江源頭的江源村作畫寫生,並對江源村發生了如同梵高對阿爾,塞尚對普羅旺斯般的虔誠。左映雪回國度假,曾兩次被帶到這裏,錯落有致村舍隨地勢起伏於鴨綠江一側,村子不大但層次感很強,左映雪在這裏領略了久違的中國北方秋天,創作了《紅對聯藍大門》(Blue Door with Red Couplet, 2006)《紅磚牆遺跡》(The Remains of Red Brick Wall, 2005)和《綠色門和柵欄》(Fence with a Green Door, 2006)

人最沒勁兒的

左映雪是個樂天派,篤信藝術理論與個人的天性有關。他喜歡隨意的繪畫作品,關注色彩、用筆和形象,關注視覺本身所造成的趣味感。在繪畫技巧上,他把西方繪畫與中國繪畫摻合在一起,形成混合技巧。他展出的六幅油畫,每一用筆都具象征意味,畫中淩亂的電線佈局和柵欄,潛伏著中國畫影響,但色彩卻受法國印象注意影響,大量采用戶外色彩,使畫面具備透氣和光感。

在庫羅斯畫廊,人們很快便能發現在他的六幅油畫中,礦山、車站和村莊都是人活動的場所,但全部都畫中無人,甚至在他於吉林美術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油畫家左映雪生活速寫》中,也鮮有人物速寫。

為何會出現人物的缺失,這是純粹的藝術選擇,還是有更深的哲學思考。左映雪這樣回答多維:“人是最沒勁兒的,畫人很沒勁。看我們所處的世界,所有問題都是人自己造成的:政治、環境、人文上的各種問題,都是人為的。在人生大舞臺中,各色人等匆匆扮演著自己的角色,實際上都是假面具。與人對話,還要琢磨他話語的真假,因為再老實的人都會或多或少展示虛為的一面。大自然不是這樣,它碩大而真實,其真實取之不盡發掘不完,它提供的信息豐富而有趣。我覺得跟大自然對話,比跟人對話有趣的多,解讀大自然對我來將更具挑戰性。”

左映雪在《歸國藝術感念》一文中進一步闡釋了這一觀點:“人是十分渺小的。同自然對話,必須懷著一顆虔誠和敬畏的心態才能觸及到隱藏在自然背後的神秘語言。作為畫家,只有真誠才能捕捉到孕育在自然中豐富多彩的美妙的視覺趣味。”

左映雪已經在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呆了17年,每年都舉辦二三個畫展,這位創作中的藝術家被當地藝術界所接納,成為聖路易斯藝術家協會董事,參與策劃大聖路易斯地區的各類藝術活動。作為森林公園社區學院的美術教授,他在教學中強調隨意性,不忘將藝術的趣味感和遊戲般的表現力帶給學生。

作為學院派畫家,左映雪十分留意藝術的商品化與商品化的藝術之間本質上的區別,他直言慶幸自己因教職穩定可以不為五斗米折腰,潛心研究繪畫藝術,不至於像很多畫家一樣去迎合商業畫廊。“記得有一次,一個美國學生問我為什麼喜歡在學校教書而不去商業畫廊做職業畫家。我告訴他因為我不喜歡為了賣畫同畫廊周旋,那種感覺有損我作為一個畫家的自尊,我寧願把自己賣給學校,換取一份穩定的收入,一個不為生活焦慮的心境,正因為如此,我才可以有一顆平和的心態以自己喜歡的方式真誠地生活和創作。”

相片說明:

左映雪接受多維社記者訪問

圖為左映雪07年7月在庫羅斯畫廊的畫展中

圖為左映雪07年7月在庫羅斯畫廊的畫展中

左映雪教授的油畫江源村系列之一

左映雪教授在長白山寫生

重新走回中國北方的左映雪在江源村找到了創作靈感,這幅《有紅對聯的藍門》是他的江源村系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