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0日星期二

杜鲁多与中国的危险游戏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829日开始其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的前两天,在中国有数亿点击率的脱口秀名人高晓松引爆了“加拿大人权风波”,称其《晓松奇谈》加拿大专题第二集因受“加拿大有关部门强烈阻挠”而延迟播出,此事令中国网民哗然。一周后杜鲁多在中国人面前坦承加拿大存在人权问题,又引发加拿大舆论哗然,《渥太华公民报》97日发表社评反驳杜鲁多的言论,指这种把中国和加拿大在道德上等同起来的做法是危险的,也是不恰当的。
 
令北京在人权问题上减缓自卑感的事件发生于827日,当天上午高晓松在其微博发帖称“因采访了加拿大第一民族的一位酋长,讲述了他们的历史遭遇,而遭加拿大有关部门强烈阻扰,节目无限期推迟播出”。高晓松高调宣示“讲真话是晓松奇谈的根本,如做不到,宁不瓦全”。随后,他又补充加拿大方面在最新邮件中称“如果播出上升到政治高度会造成非常严重后果”,高晓松的结语是“作为标榜自由平等的加拿大,情何以堪。”

中加两国此番人权战就这样离奇地由高晓松在民间层面上打响,尽管加拿大旅游局驻京官员高平(Derek Galpin)澄清只是提出过建议,也未能挽回被动局面,在杜鲁多抵京当天,加拿大旅游局发表正式声明,再次否认审查过节目。

在“自由平等”及“人权”问题上回击加拿大,一时间成为中国网络舆论的热点。中国《观察者》网站指加拿大“在1870年到1970年间,大约有155岁至16岁的土著儿童被迫离开父母,去远离土著保留地的寄宿学校接受教育。土著儿童不仅不能讲本民族语言,还有很多人身心受虐,甚至遭到性侵害。2012年哈珀访问中国,卑诗省5名酋长联名写信给中国领导人,要求北京过问加拿大原住民的人权问题”。

尽管突如其来的交锋令加拿大处于守势,但中国与加拿大在人权方面的差距犹如鸿沟,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加拿大政府不仅承认了在原住民问题上的历史错误,还采取切实步骤来解决问题。前保守党政府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承认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的弊端并正式道歉。自由党政府通过了关于原住民人权问题的联合国宣言,并启动对失踪和被谋杀土著妇女的调查。尽管面临贫困、孤立和社会歧视等严重问题,但加拿大原住民和其他公民一样享受言论、结社和宗教自由。但中国呢,当加拿大女记者询问中国人权问题时,中国外长小气得发怒。

在中国官员怒气的背后,是不堪的中国人权状况,《人权观察》报告指中国“有系统地限制广泛的基本人权,包括言论,结社,集会和宗教自由”, 国际特赦组织批评中国取缔像法轮功这样的和平团体,滥用死刑并隐瞒人数。

在两国人权状况有着本质区别的背景下,杜鲁多96日在香港承认加拿大原住民人权问题,坦承在这一问题上被联合国公开批评,《渥太华公民报》称杜鲁多的这一做法有“在人权问题上拍中国政府马屁”之嫌,且令人困惑。评论称“杜鲁多过去面对中国问题时显得智力平庸,2013年他曾表示一定程度上欣赏中国的基本独裁,后来他被迫就此加以澄清,现在看来,他改进的也并不多”。

即将于今年十月卸任的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在杜鲁多访华期间毫不含糊地批评“中国在过去三年人权状况出现倒退,人们在言论方面更不自由“,如果把杜鲁多的修辞游戏和赵朴的直率言语相比较,不难明辨谁更清晰更准确。

加拿大需要和中国发展关系,且如何就人权问题巧妙地向专制政府施压有很多种方式,但在道德上等同起来绝不是其中选项。《渥太华公民报》相信“这一次,杜鲁多失去了一个直截了当和北京交锋的机会,无论在其他方面他有何收获,没有区分责任和需要,他就失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