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6日星期二

加拿大对华战略是否失败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12月初访华未能正式开启两国间自贸谈判,在加拿大国内引起反响,加拿大布鲁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查尔斯·伯顿(Charles Burton)认为“北京拒绝把劳工权益等纳入谈判等于宣告加拿大数十年来让中国进入西方体系的努力失败”。而曾担任保守党总理马尔罗尼发言人的罗宾·西尔斯(Robin Sears)则认为加拿大对中国有着长远战略,“没有开启谈判,并不意味着失败”。

现担任渥太华智库恩斯克利夫战略公司(Earnscliffe Strategy)负责人的罗宾·西尔斯在《多伦多星报》撰文指“只有大方案才能带来大回报,尽管失败的风险更大。正如当初马尔罗尼总理在北美自由贸易谈判中所为,杜鲁多与欧盟谈判时在很多领域提出要求,他成功了。这次与中国谈判,他同样采取了长远的战略”。“北京希望在加拿大复制一个澳大利亚式狭隘传统版的协议,这个协议令澳大利亚政客狼狈不堪但在加拿大不会成功。中国与加拿大谈判自贸,是七国集团成员的首例,渥太华深知其对中国的意义”。他认为杜鲁多北京之行是两国高层讨价还价的过程,“现在加拿大正等待下一张牌,准备在新一轮谈判中缓慢取得进展”。

研究中国政治的查尔斯·伯顿教授对加中关系的既定走向不乐观,他在《渥太华公民报》撰文,认为加拿大数十年来让中国进入西方体系的努力已经失败,必须重新思考未来数年甚至几十年中国全面崛起时加拿大应该扮演的角色。

查尔斯·伯顿在1980年前后在复旦大学留学3年,后在加拿大驻华使馆做了4年参赞。他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一放弃毛泽东的革命纲领,希望通过国际贸易实现繁荣昌盛,加拿大政府就通过加拿大国际开发署、世界银行和国际开发银行和其他联合国机构把数以亿计的纳税人的钱投向中国,加拿大对中国有求必应,为三峡大坝可行性研究提供经费,以优惠价格向中国出售重水核反应堆,为提高中国小麦和猪肉质量提供资助。更最重要的是,为中国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提供费用,让他们来加拿大学习先进技术”。“加拿大为这些交流活动提供经费,所得回报也就是尝一尝北京烤鸭和游览一下长城”。

除政策本身的道德属性外,克雷蒂安总理及其继任者都相信加拿大的善意最终会导致中国实现民主法治。届时加拿大拥有一个巨大且公平的新兴市场,中国崛起将为加拿大缔造繁荣。本着这一目的,克雷蒂安总理率领令人难忘的“加拿大团队”开启了中国的商务之旅”。“但现在看来,只有一些善于驾驭中国复杂关系网络的加拿大大型公司从中获益,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造成数以万计的加拿大工人失去工作”。

天安门运动遭镇压后,加拿大对华援助时施以‘人权、民主和改善治理”的压力。中国为继续获得外来技术和资金,勉强接受加拿大的施压,接受了一个结构松散的方案,逐步把全国人大变成民主议会,为未来的司法独立培训法官,鼓励公民对社会问题积极参与,提高对性别权利的认识等等。两国政府秘密展开人权对话,中国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承诺为新闻自由、民主选举和保护少数民族和少数人群权利创造条件”。“但这一切都是口惠而实不至。两国政治家都清楚,这些都是旨在缓和加拿大对中国人权问题批评的公关动作”。查尔斯·伯顿指“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指责他的前任们迎合‘虚假的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才导致中国‘缺乏动力、无能、脱离人民、无所作为及腐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天真汉才会相信北京会把‘劳工权益、性别和环境保护’写进贸易协定”。


查尔斯·伯顿相信“中国用言语敷衍加拿大的时代已经结束,新的时代正在开始。随着加拿大‘进步自由贸易’理念在北京破灭,加拿大人应该重新思考在中国全面崛起时加拿大应该扮演的角色”。

2017年12月13日星期三

与纳粹并肩作战的犹太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受纳粹迫害及奋起反抗的故事已进入正史,但在这个险被希特勒灭绝的民族里,却有人替德国人征战并荣获铁十字勋章,这样的故事极为稀有,甚至像野史一样令人质疑。

1941年9月,德军最高统帅部授予少校军医莱昂-斯库尼克(Leo Skurnik)德军铁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在苏军的猛烈炮火下成功转移位于芬兰和苏联边境的野战医院,挽救了600多人的生命,其中包括德国党卫军成员。

二次大战期间,共有400多万人获得这一勋章,但与众不同的是,莱昂-斯库尼克是犹太人。在1941年6月,共有300多名犹太人与纳粹德国一起作战,他们当时在芬兰有着共同的敌人--苏联军队。这二战中罕有的合作鲜为人知,即使在芬兰,知情的人也甚少。

2014年3月,当幸存的犹太退伍军人见到来芬兰采访的英国《电讯报》记者Paul Kendall 时,尽管他们声称不为历史感到羞耻,但经过一夜长谈,仍能触摸到他们内心的伤痕。

1939年苏联入侵芬兰时,住在维堡市阿隆·利夫森(Aron Livson)23岁,被征召入伍。芬兰犹太人是俄国统治时期派驻军人的后代,当时俄国人强迫犹太人10岁就入伍,服役期长达25年。芬兰1917年从俄国独立时,芬兰人对犹太人并不信任。于是当1939年苏军入侵时,人数不多的犹太人社区把参军保卫芬兰,视为向芬兰表示效忠的良机。利夫森在卡累利阿地峡战役中表现得机智勇敢,尽管吃了败仗,其后被提升为军士(sergeant)。

在1939年冬季战役后,苏芬两国有过短暂的和平,但1941年6月,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行动攻打苏联,从中看到收复失地希望的芬兰决定与德国结盟。尽管对纳粹残酷迫害德国犹太人的恶行有所耳闻,但在重新投入战斗的命令面前,芬兰犹太人没有一丝的犹豫。97岁的利夫森为当时自己的行为辩解说:“我们不是在芬兰军队打仗的犹太人,我们是芬兰人,是芬兰士兵,为我们国家芬兰而战”。

利夫森强调“我和德国人没有任何关系。芬兰和德国各自为战,一个是自卫战争,一个是征服战争。我在服务的地方没有德国人,他们在我军团以北200公里”。

但并不是每个犹太人都如此幸运。 在俄罗斯边界的卡累利阿地区(Karelia),芬兰和德国军队并肩作战,犹太人不得不面对两个敌人:一个在他们对面,另一个在队伍中。

犹太人担心身份被揭露,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德国士兵这时也不敢鲁莽。 这些犹太人是芬兰人,他们得到了上级军官的全力支持。与犹太人并肩作战的德国士兵,无权责骂他们。 一旦遇见军衔高过自己的犹太军人,德国士兵还不得不敬礼。

实际上,芬兰当时拒绝了希特勒的反犹太法律。当主导迫害犹太人的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42年8月访问芬兰问及“犹太人问题”时,芬兰总理尤卡·兰德尔(Jukka Rangell)回答说:“我们没有犹太人的问题”。

活动人士约翰·西蒙(John Simon)说:在芬兰,是犹太人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只是在20年前,丑陋的内战是芬兰社会分割为两半。”芬兰将军希拉马尔·西拉斯沃(Hjalmar Siilasvuo)也为军中犹太士兵感到非常自豪。他在一本名为《所罗门·克拉斯》(Salomon Klass)的回忆录中,讲述了另一位获得铁十字勋章的犹太士兵克拉斯(Klass)的故事。

芬兰历史学家Hannu Rautkallio认为,犹太人和普通德军士兵之间的友谊,可能会让世人感到更不舒服。“听说一个犹太士兵和相同军衔的德国士兵回营地。犹太人叮嘱德国人回营地后不要告诉别人他是犹太人,德国人回答说你什么事都不会有,你是芬兰士兵,惹麻烦的是我”。

据说犹太士兵与德军士兵的友谊在医院里更甚。犹太妇女Dina Poljakoff是军队护士,也曾获得铁十字勋章,她女儿回忆说,尽管德国军人知道我妈妈是犹太人,但他们仍然喜欢她。

据说德国军人还去过前线附近的犹太人乡间教堂,穿着制服的德国士兵与祈祷中的犹太男人并肩坐在一起,有些德国人还表示出尊重。

当然,当时的芬兰犹太人只知道驱赶犹太人,不知道大屠杀,他们大多与波兰和东欧国家的犹太亲戚保持联系。芬兰的犹太士兵也不知道奥斯威辛、达豪和卑尔根 - 贝尔森的恐怖毒气室。

但这并不是说,在芬兰犹太人军人和德国军人完全和睦,一点矛盾也没有。

少校军医莱昂-斯库尼克获颁铁十字勋章时,他以为柏林搞错了,芬兰军队西拉斯沃将军和柏林联系后证实这枚勋章就是发给犹太人莱昂-斯库尼克的。军医告诉将军,你以为我会接受这枚勋章吗?请转告你的德国同事,我会用它来刮屁股。德国人后来知道后暴怒,要求西拉斯沃将军把莱昂-斯库尼克交给他们处置,被拒绝了。

一位驻守奥卢的犹太军医因拒绝为德国军人动手术被调离。

犹太歌手西茜·温(Sissy Wein)拒绝为德国军队演唱。

战后,特别是大屠杀被揭露之后,芬兰犹太军人的处境开始变得尴尬。1946年在特拉维夫举行的犹太退伍军人大会上,芬兰犹太人被视为叛徒。因为他们帮助希特勒延长了统治时间,使更多的犹太人被送进了毒气室。

帮助希特勒---成为压在芬兰犹太人身上的沉重的罪责。直到今天,芬兰犹太退伍军人协会主席肯特·纳多尔伯尼克(Kent Nadbornik)仍然辩解说:“我们没有帮助德国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俄罗斯人,事情就是这样。”

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不同,伊斯兰教呼吁其追随者改革东道国法律,使其符合穆斯林法律。而犹太教强调坚持所在国家法律的重要性,即社会是世俗的。数百年的迫害和逃离贫困的意愿,强化了犹太人的适应力,他们接受高等教育,在政治和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都想证明他们是最好的公民。”诺斯伍德及平纳尔自由犹太教堂的拉比LeaMühlstein说: “他们只想表明做一个犹太人和爱国者之间没有冲突,没有双重忠诚。”

但芬兰犹太人无法避免的矛盾是,他们与普通芬兰人不同。在与希特勒的并肩作战中,如果希特勒赢了,芬兰人可以从苏联人手中收回失地,拥有未来。而希特勒赢了,犹太人是绝对没有前途的。

后记:在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中,有28名芬兰退伍兵参战。以色列建国后,芬兰犹太人大举迁移以色列,令芬兰的犹太人社区一度枯竭。现在芬兰有1500名犹太人,大半都是从解体后的苏联移民过去的。































2017年12月12日星期二

开启中加自贸谈判的高端障碍




第二次访华未能启动双边自贸谈判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离开中国前要求加拿大人降低期望,不要幻想与中国轻易达成自贸协议。杜鲁多赴北京前加拿大已有两种不同的风声,一是由“国家邮报”独家披露此行将开启自贸谈判,二是消息人士放风说他仍未决定是否在访华期间讨论加中自贸协议。现在看来,坚持“进步自由贸易”高端理念的杜鲁多对中国之行有着两手准备。

自贸正式谈判未能如愿启动,双方仍停滞在探索性会谈阶段,这令北京颇感意外。12月4日李克强与杜鲁多长时间会晤后,中方单方面取消了联合记者会,以宣泄不满。但北京也并非对此毫无心理准备,因为同一日的中国“环球时报”已刊文“中加贸易协定不必急于求成”,认为“不论启动或不启动,这都将是一次不紧不慢,没有具体时间节点和时间表的谈判”,抱怨加中间谈判没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先例:加拿大和中国的建交谈判在欧美各国中开始最早,但正式建交却拖到1970年10年月13日;加中旅游协定前后谈了十多年才大功告成文章提醒北京,加拿大可能会以“现代化,高标准的贸易协定”为口实,抬高在自贸协定谈判中的要价。

很明显,双方都十分清楚启动两国自贸正式谈判存在障碍,套用目前流行用语表述就是这障碍关系到未来协议是高端还是低端属性。杜鲁多希望达成一个革新性的贸易协议,内容包括性别,环境和劳工等问题。因为这是中国首次和七大工业国成员讨论自贸协议,必须有高端的标准。但正如前总理哈珀的通讯主任麦克杜格尔(杜格尔)所说“杜鲁多在中国发现了软实力的硬性局限”,‘北京不会按照加拿大的规矩来做’,他们对‘加拿大的价值观毫无兴趣。’结束访华前,在被记者追问中方为何冷处理加拿大重视的自由贸易谈判时,杜鲁多承认与一个民主,自由,法制等价值观念与加拿大不同的国家谈判自由贸易是困难的,承认中国的人权纪录和动用国有公司在海外大举并购的举动让人担心,强调在启动谈判前北京应接受一个进步贸易框架,把环境,劳工权益,性别和治理问题正式列入讨论议程,并相信这些障碍并非不可逾越。加拿大广播公司指两国关键分歧是,杜鲁多坚持“进步自由贸易”理念,坚持在要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上,加上劳工权益,性别平等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条款。

“多伦多星报”专栏作家托马斯•瓦尔卡姆(Thomas Walkom)认为加拿大的愿望清单可能更长,超出单纯的贸易领域,包括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和监管协调。这些是最新一代贸易协议的组成部分,被渥太华视为典范的加拿大欧盟间“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就是一例。他在“为何杜鲁多的加中自贸计划可能行不通”一文中指澳大利亚的教训凸显了将高工资和低工资国家纳入单一自由贸易协定的困难,澳大利亚现在发现中国在使用技术法规阻止农产品进口方面掌握主动权,而两国2015年年贸易协议规定农产品应该自由进入中国。瓦尔卡姆指杜鲁多相信最终能在协议中加入劳工权利条款,但中国的专制政权怎么会支持独立工会,北京不会容许任何挑战共产党的势力存在。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加拿大人并不真心希望与强大而低薪的中国达成一个全面的经济协议。

美国彭博社指杜鲁多想用谈判贸易协议来传播进步的价值观,但这一次他在中国没有发现知音,而是体会到了冲突。中国偏好简化掉环境,劳工与性别等议题之后的贸易协议,希望自贸协议谈判只谈贸易,不涉及人权等其他议题,这与加拿大的高端立场存在明显分歧。北京“环球时报”预言加拿大会在“挑剔中国的劳动保护和劳动者薪酬待遇标准,挑剔中国劳动法规,环保等问题”上做文章,反正谈判拖延责任不在加拿大。

杜鲁多对“进步自由贸易”高端理念的坚守也令习近平不悦,12月5日他在会见杜鲁多时,以“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这样训诫式的语言,表达了他的不满。

2017年11月28日星期二

一位巴西富豪的中国影像








在2017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上,55岁的巴西人若奥•莫雷拉•萨勒斯(Joao Moreira Salles)以净资产32亿美元并列巴西第十,并跻身全球第603位,然而令这位银行家和矿业主更具国际声誉的,不是他的财富而是他的纪录片。2007年他拍摄的“管家圣地亚哥”获巴黎真实电影节大奖,今年反思中国文革及60年代乌托邦思潮的纪录片“此刻激情”(No Intenso Agora)再次在巴黎真实电影节获奖,并于11月在巴西公映时来加拿大参赛第20届蒙特利尔纪录片电影节。

萨勒斯出身豪门,父亲是巴西首家银行巴西联合银行(联合银行)的创办人,还当过驻美大使,其家族控制着当今拉美最大的伊塔乌联合银行,拥有世界最大的铌矿公司。萨勒斯的母亲是天主教徒,1966年10月在巴黎一家艺术杂志的安排下访问中国,中国人在文革中表露的激情和对“活菩萨毛泽东”的崇拜令37岁的她感受到了“久违的宗教情怀”和某种‘正在失去的神性’。她不但拍了录像,还在日记中对这个不尊重她所属阶级的国家赞不绝口。

1987年,萨勒斯25岁时制作的第一部纪录片“中国,中央帝国”(China OImpériodo Centro)承袭了母亲对中国的迷恋和赞美,他借长城,兵马俑,京剧脸谱,书法和太极拳等元素渲染中国的神秘。06年他在拍摄家族纪录片“管家圣地亚哥”时,找到了母亲40年前在中国拍摄的录像,又过了十年,他把录像穿插在反思60年代乌托邦的纪录片“此刻激情”中,在127分钟的影片里,尽管中国画面所占份量不多,正如旁白所述,却有着他母亲一生中最深刻,最明亮的记忆。

“此刻激情”以对1968年年巴黎五月风暴的回忆为主轴,探讨60年代东西方的政治颠覆运动,萨勒斯以巴黎和里约的两个场景来烘托当时人们追求自由平等的乌托邦激情:巴黎高校管理者站在楼上对学生讲话,被视为不平等;里约一名蹒跚学步的孩子闯进镜头时,尾随的女佣赶紧避开,因为下等人不被允许和主人出现在同一画面里。而在中国,他母亲一下飞机就被颠覆旧秩序的红卫兵们包围,她在激情的高音喇叭和红宝书红袖章的海洋中度过了一个月,就连去故宫参观时,都被红色宫墙外红彤彤的革命标语所吸引。母亲本想去中国看古老的历史,结果却看到了行动中的历史。

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以学生乌托邦运动开场以戴高乐讲话恢复秩序收场,而布拉格之春以7万5千名苏联集团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告终,人们看到坦克横行布拉格街头,共产党官僚们在集体鼓掌庆贺。而在中国,老百姓们紧紧地围绕在毛泽东画像周围,争先恐后地露出幸福的笑容。影片引述1967年访华的意大利作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的话说:去中国不是去一个新的国家,而是去一个人类文明的新阶段。

“此刻激情”被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独立电影节誉为“最卓越的政治散文”,美国“综艺”(品种)杂志称它“身临其境,高度个人化地把半个世纪前三个政治灾难惊悚地组合在一起。五月风暴中的法国人争取的是更美好的未来,苏联镇压捷克是20世纪极权主义最黑暗的时刻之一,毛泽东发动文革使中国陷入疯狂,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邪教组织在影片里中国人自始至终集体微笑,但莫拉维亚忽略了这笑容后面的真相”。”:胁迫和暴力尽管中国人素质有点令人毛骨悚然,但它确实构成了一种幸福感,它代表着个性的消解。影片让世人直面中国价值体系的存在,尽管它像是天外来客”。

影片结束前出现了布拉格学生自焚,巴黎学生和里约学生葬礼时人们抬棺示威的画面,以渲染乌托邦幻灭的悲情。而在中国,萨勒斯用了毛泽东挥笔书法的档案画面,并伴以“别梦依稀咒逝川”七个大汉字。西方人当时不知道的是,就在巴黎风暴结束后一年,毛泽东把曾经的接班人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火化时连真名都不给用,更别说抬棺致哀了。





2017年11月19日星期日

杜鲁多将赴北京开启加中自贸正式谈判



刚从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回国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将于12月的第一个星期再赴亚洲,他将在北京启动与中国自由贸易的正式谈判。这是自本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北京并获得2500亿美元的商业大单之后,加拿大在对华关系上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国家邮报》在刊发独家消息时称,此举可能令特朗普政府不满,但对中国市场的需求值得加拿大冒险一搏。


2016年9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加拿大时宣布两国就自贸协议展开探索性谈判,经2017年2月的首轮和4月份的第二轮接触,到7月份探索性会谈结束时,中国表达了对双方开启正式谈判的积极态度。尽管加拿大人普遍支持自由贸易,但具体到中国则意见分歧,2016年的一项民调显示支持和反对者各占46%。为扩大民意支持,加拿大政府曾在今年3月发表公报,向全国征求与中国自贸谈判的意见。


反对党保守党一直批评自由党政府允许中国公司收购潜在的敏感技术,并担心缺少平等的投资机会,在保守党执政期间,对中国动机的怀疑、不断传出的中国工业间谍消息及对缺乏互惠投资机会的担忧,令哈珀政府拒绝与北京开启自贸谈判。加拿大舆论则相信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被特朗普扼杀后,自由党把与中国签订自贸协议视为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加拿大在亚洲只与韩国达成了自由贸易协议,与日本的谈判持续了多年至今没有结果,今年8月加拿大还恢复了与印度中断两年之久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目前谈判已进入第十轮。

古涛《驯马》获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大奖




第20届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11月19日闭幕,古涛的《驯马》因“通过流畅及富有创意的结构呈现出复杂的人物形象”而获得加拿大长片大奖,这是继去年朱声仄以《又一年》获国际长片大奖后,华人导演蝉联该电影节的最高殊荣。

《驯马》一片源于导演为履行十年前的约定,陪朋友冬冬从昆明回他远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海拉尔故乡,由此记录下80后中国年轻人在家庭伦理、尊严与虚无、精神与物质、性与爱等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古涛以“驯马”来形容青年入世时的挣扎,因为驯马是一种悲剧现象,它是人性的悲剧,人的宿命中自由的东西最后会被摧毁、被驯服。该片已参加瑞士真实影展和德国莱比锡影展,11月21至28日将赴法国参加南特影展。

祖籍汶川的古涛在中国时曾在电台工作,07年毕业于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电影制作专业,08年汶川大地震后回家乡拍摄的纪录片《去大海的路上》获2010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加拿大十佳电影、法国克莱蒙费昂国际短片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和里约热内卢国际短片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第20届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另有三部中国电影,国际长片竞赛单元中的徐冰的《蜻蜓之眼》,展映单元中的王兵的《方绣英》及闻海的《凶年之畔》。

2017年11月14日星期二

加拿大人口一亿说的倡导者





201711月,加拿大政府公布了一项近百万人口的3年移民计划,令加拿大人口在本世纪末达到一个亿的说法再度成为热门。一亿人口说的倡导者、《21世纪问题研究所》所长艾文·斯塔鼎(Irvin Studin)再度进入人们的视线,同时受关注的还有《最大化的加拿大》(Maximum Canada)一书的作者、加拿大著名记者道格•桑德斯(Doug Saunders)。

加拿大“一亿人口说”问世于2010年,艾文·斯塔鼎在其任总编的加拿大《环球要览》(Global Brief)杂志6月号撰文《加拿大人口一亿》,首次把加拿大未来面临的挑战与人口数量挂钩。20162月,他又发表《十论加拿大外交政策》一文,指一亿人口说在过去五年引发了相当的关注,2100年加拿大人口将超过欧洲所有国家,如果俄罗斯没有继续分裂的话可能会是例外。本台当年5月播出的专题《当加拿大人口达到一亿》引述了斯塔鼎的言论:“届时加拿大不仅需要更强大的军力、外交实力和情报机构来与其更壮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能量相匹配,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层面上,强国加拿大需要完全不同类型的加拿大人。那时加拿大已是美国之后的西方第二大国,亿万加拿大人的领导者所肩负的责任是今天的领导者不可同日而语的”。

这个以新的战略的高度来重新塑造加拿大是谁?20173月,《加拿大犹太新闻报》以《从移民到融入》为题,介绍了斯塔鼎的身世。他是乌克兰犹太移民的后代,在多伦多金翅雀地区俄国犹太人聚集区长大,从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毕业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攻读硕士,回国后又在约克大学奥斯古德堂法学院读博士,并获加拿大总督金奖,他曾在加拿大枢密院和澳大利亚总理办公室工作,与人合办了乌克兰公共行政高等学校,目前是21世纪问题研究所所长,魁北克大学(UQAM)客座教授。

倡导“人口一亿说”的另一位加拿大人是《环球邮报》国际事务专栏作家道格•桑德斯,20125月,他以“1亿人的加拿大:对国防及国家利益更有利”为题撰文,称加拿大是“人口不足的牺牲品”,“到21世纪中叶,人口会增至5000万人,但届时世界人口也会停止增长,难于吸引更多移民的加拿大将会失去完全成长的机会”,为避免这一后果,现在就必须“每年吸收4045万移民”。20179月他在加拿大兰登书屋(Knopf Canada)出版第三本专著《最大化的加拿大:为何3500人口不足够》,他在这本“加拿大版的《大国空巢》”书中指“加拿大人口一直增长缓慢”,根源是“使人孤立的内向世界观”,他痛感“在加拿大建国150周年之际,稀少的人口继续妨碍我们的竞争力和在日趋不稳定的世界中的独立行事能力”。

道格•桑德斯自90年代投身媒体后就常驻美国及欧洲,足迹遍及中东、北非、印度次大陆和东亚,曾五次荣获加拿大的普利策奖“全国报纸奖”,两次荣获“加拿大最佳专栏作家奖”以及第八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中国知识界对他也相当熟悉

2010年他的首部著作《落脚城市》(Arrival City)获得了加拿大唐纳年度最佳图书奖,此书记录了他采访过的十六个国家20座“正在创造着历史、却普遍遭到歧视”的“落脚城市”,其中包括深圳和重庆的农民工聚集区,2008年他与中国学者秦晖探讨城市贫民窟问题,提出保护和支持农民工聚居区的主张。20122月,上海译文社翻译出版了这本著作,4月他在北京大学以“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徙”为题举办讲座,后又在杭州以“他乡即吾城”为题与中国学者熊培云对谈。20125月,《南方人物周刊》以“寻访世界民工”为题,刊出对道格•桑德斯的专访。

现在回多伦多定居的道格•桑德斯正为“人口一亿”的愿景著书立说,但他的说服工作还任重道远,113日加拿大《政策选项》杂志指其言论存有缺陷,“一些历史学家会质疑他对加拿大发展的解读”,对此他在推特上写道“从任何角度看,加拿大的移民目标都不高,因为他们缺乏计划。”

2017年10月31日星期二

被人淡忘的江亢虎



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麦吉尔大学,不仅是中国现代海外组党第一人王炳章的母校,也是中国近代组党第一人江亢虎工作过的地方,这1883年出生的中国近代政治家一生坎坷曲折,组建过中国首个以党为名的政治团体中国社会党,最早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担任过汪伪政权考试院长,被国民政府判处终身监禁,最后病死在共产党的监狱。江亢虎还是加拿大首位汉学家,1930年出任麦吉尔大学中文系主任。

1907年,江亢虎在第二次留学日本时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曾赴布鲁塞尔参加第二国际大会。191111月他在上海创立中国社会党,十年后创立共产党的李大钊当时只是其天津支部的干事,据英文马克思主义者档案网站江亢虎词条记载,社会党在两年内发展党员50万,出版50多种报纸,有30名党员当选议员,1913年社会党被袁世凯取缔,江亢虎流亡美国,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文化讲师,并向学校赠送1万册中文藏书。1920年回国后重新组建社会党,两次去莫斯科面见列宁,因受李大钊陈独秀排挤未能进入共产国际,从此与中共结下梁子。

1922年,在上海创办南方大学的江亢虎获加州大学荣誉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江亢虎赴美和美国著名诗人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合作翻译中国古诗,出版英文诗集《玉山》(The jade mountain),后接受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聘请。1930917日的《蒙特利尔公报》称“周一晚间,江亢虎博士携夫人及两名不到十岁的孩子到达蒙特利尔,昨天与学校官员会晤后,将任新组建的中国研究系教授,开设中国文化概论和中国哲学等四门中国研究课程”。193129日,该报又报道麦吉尔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江亢虎与加拿大女记者俱乐部共同举办《中国女作家研讨》活动的消息,江亢虎从东汉的班昭讲到清末被处决的秋瑾,洋洋洒洒地介绍了女性对中国文学的贡献。1932年,研究原住民的亚洲起源问题的加拿大民族学家马利斯-巴博(Marius Barbeau)请江亢虎帮助分析从卑斯省和育空地区收集到的20首原住民歌谣,结果发现它们和中国古曲有很多相似之处。

1933年,江亢虎在《纽约时报》撰文批评赛珍珠,从而掀起一场引人注目的论战。1932年赛珍珠以小说《大地》获普利策小说奖,江亢虎批评她的写作手法近乎卡通漫画,眼里只有农民的贫苦和绝望,无视中国还有幸福的中层及上层民众,赛珍珠也在《纽约时报》撰文回应江亢虎指她“描写的中国人不具备代表性”一说,反唇相讥“否认中国存在问题”的江亢虎是“无知的知识分子”,是“沙文主义”的“假爱国主义”。

1934年因经费短缺,麦吉尔大学中国文学院被关闭,此前一年江亢虎已经回到中国。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丁荷生(Kenneth Dean)在2015年前长期担任麦吉尔大学东亚学系中国文化研究部主任,据他介绍,江亢虎就职前后,曾有78000册宋版和明版中文古籍运到麦吉尔的REDPATH书店,在1930年代又运往普林斯顿,可能和江亢虎到任和离职有关,他相信江亢虎离开时与校方发生过争执。与江亢虎同期在麦吉尔大学的中国首位图书馆学博士桂质柏,1931年以研究美国的中文藏书获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博士,其论文提及江亢虎的私人捐赠。现在的麦吉尔大学东亚系于1968年重新组建,没有江亢虎遗下的任何资料。

1934年江亢虎曾访问台湾,对台湾汉诗社的末流提出针砭,后写作《台游追记》。1939年,应汪精卫邀请从香港回上海,发表《双十节对时局宣言》,主张建立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19403月汪伪政权成立,江亢虎先后担任考试院副院长、院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处无期徒刑,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他继续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1954127日,因营养不良及肺结核死于狱中。

35年后,江亢虎祖籍地安徽省旌德县江村的江家后代出了个担任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的江泽民,对此丁荷生淡淡地说:我知道,他们江家是个很大的家族。

2017年10月25日星期三

加拿大民意对中国和印度的取舍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加拿大人在亚洲两大国中越来越多地青睐印度而不是中国。加拿大安格斯里德研究所(Angus Reid Institute)在8月22日至25日对1505名成年人进行了在线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发现乐意看到加拿大与印度加强联系的人超过了选择中国的人,这与两年前的情况正好相反。

安格斯里德研究所所提问题是“你如何看待加拿大与这些国家的整体关系,包括贸易、文化、外交。你认为哪个国家更值得加拿大投入?”。结果选择印度的人达51%,选择中国的人只有49%,而在2015年4月,58%的加拿大人选择了中国,只有42%选择印度。加拿大公共利益研究机构(Canadian public interest research organisation)九月份公布这一结果时,认为中国人对加拿大房地产和商业的投资,令加拿大人更加警觉。

《印度斯坦时报》为这一民调结果刊发专文,指加拿大在衡量和比较未来的伙伴国家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被印度吸引,这对寻求加强加拿大与印度双边关系的人来说是一大鼓舞。加拿大印度商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卡西饶(Kasi Rao)认为“经济转型中的印度正给加拿大提供战略机会”。

今年两国在各层面的交往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8月21日,也即民调的前一天,加拿大和印度恢复了中断两年之久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这第十轮谈判的内容涉及商品与服务,这是两国间就建立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所做的最新努力,另外双方还将就投资协议进行单独谈判。2016年,印度对加拿大的货物出口为20亿美元,较2015年略有下降,还不到其出口总额的1%,同年印度从加拿大进口货物总额达41.3亿美元,尽管规模都不大,但两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势头都相当乐观,加拿大年出口增长率在39%至47%之间,而印度则为32%至60%。

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资委员会早就把印度视为其投资新热点,2013年与印度公司合作收购印度各大城市的办公楼宇,2015年在孟买设立办事处,宣布投资印度的基础设施,今年4月投资1.45亿美元购买印度零售业平台30%的股份,并计划追加投资达3.3亿美元,直到拥有49%的股权。今年8月,又花3200万美元在印度大城市浦那购买了160万平方英尺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2016年,加拿大第二大养老金机构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也购买了印度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商Azure Power Global Ltd. 21%的股权。加拿大查理曼基金高级副总裁朱利安·梅奥(Julian Mayo)认为印度之所以吸引加拿大,“原因有二, 首先它的结构性增长率很高,部分原因是它是从较低基数开始,其次是由于总理莫迪正在进行的改革”。

今年是加拿大建国150周年,由150家印度公司组成的商业代表团访问了加拿大,6月120家印度豆类贸易商来加拿大参加了全球最大规模的豆类大会。今年11月,加拿大和印度将在新德里共同主办2017年技术峰会,加拿大创新科学与经济发展部部长纳德普(Navdeep Bains)将率领大型商务代表团访问印度,这位出生于多伦多的年轻部长是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内担任部长职务的四位印度锡克族裔之一,技术峰会的主要议题是加拿大与印度在创新和技术领域加强合作。今年,加拿大印度卓越研究中心还组织了“安全和维护关键基础设施数字监控”研讨会,加拿大为印度桥梁提供高级传感器,以获得安全性能、容量、流量负载和环境条件的实时数据,双方的这一合作将使印度桥梁更加安全。

今年8月,加拿大首次允许进口印度的香蕉、石榴、奶油苹果和秋葵,去年加拿大已开放了印度的葡萄进口,2016年印度农产品出口加拿大达1.255亿美元。

在人员流动方面,印度在加拿大也获得了比中国更多的机会。截至到今年6月30日,加拿大国际流动计划给13670名印度人颁发了工作签证,中国人只有8680名,要求更严格的外国临工计划给2190名印度人颁发了签证,中国只有635人。2016年,从印度移民加拿大的人数仅次于菲律宾,占全年移民总数29.6万人的13%,而中国则排在叙利亚之后列第四。

2017年10月11日星期三

印度华人在加拿大打破沉默要求道歉












8月24日,印度驻加拿大大使馆大门紧闭,两名工作人员站在门外拍摄马路对面的50多名华人示威者,他们举牌站立三小时,并宣读了一份致印度总理莫迪的信,要求印度为1962年把他们关进集中营一事道歉。华人在受害55年后,首度开口向印度政府讨说法,虽远在加拿大,还是引起印度媒体的围观。

2010年5月成立于加拿大多伦多的《印华集中营难友协会》(Association of India Deoli Camp Internees)为这一行动准备了两个月,为加强示威效果,他们特意把示威定在中印洞朗对峙加剧、两国军人剑拔弩张的日子。行动前,他们通知了印度驻加大使馆、加拿大警察和加拿大驻印大使馆。当天,他们身穿印有集中营照片的白色T恤,乘坐从多伦多租来的大巴,携带标语、横幅和扩音器,拎着午餐点心来到了渥太华。

住在孟买的印度著名记者、作家迪力普(Dilip D’Souza)也在这辆巴士里,他在印度新闻网站《滚动》(https://scroll.in/)上撰文介绍了这一行动的背景。1962年,印度在中印边界战争中快速战败,曾率众高呼“印地—秦尼巴依巴依”(Hindi-Chini bhai-bhai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精神受重创,两年不到便郁郁而终。战争打响后,印度阿萨姆邦、大吉岭、加尔各答及东部各地的华人被抓,罪行只是因为他们长着一张中国脸。3000华人被押送到拉贾斯坦邦尘土飞扬的德利(Deoli)集中营,在关押二到五年不等的时间后,大部分人被驱逐回中国,其余在获释后回到家中发现已一无所有,房上还贴有“敌方财产”的字条。面对印度人的敌意,他们被迫离开居住了两百年的故土移民他国,来加拿大的就有近200人。2002年,他们开始在多伦多聚会,一开始还回避被监禁的历史,以免给留在印度的华人惹祸。2010年成立旨在“迫使印度承认历史,向印华社区正式道歉”的难友会,2015年,四名幸存者返回印度,在德里和加尔各答召开系列会议,公开向印度人讲述华人集中营的真相。

设在美国的海外印度人最大英文网站《小印度》(http://littleindia.com)报道说,边界战争爆发后,在印华人公开谴责北京,但还是无法减缓印度人的敌意,印度人甚至还煽动亲台湾的华人和亲中国的华人打架。被关进遍布铁丝网的狭窄集中营后,更是日夜处于严密监视之下,每人每月领取5卢比生活费。集中营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没有就业没有教育,只有暴力和恐惧。在被关押的3千人中,有26人没有活着出来。
印度媒体thewire.in访问了72岁的印华集中营难友协会会长黄英生,62年被抓时他才17岁,父亲1963年病死在集中营,他对当年的情形记忆犹新“父亲被带到哥打医院没几周就死了,送进去四个人死了三个。高温酷热44度,又没有冰,父亲的尸体很快就腐烂发臭。”黄英生1965年9月获释,因不被允许返回印度东部的家乡西隆,只得去加尔各答谋生,直到1993年移民加拿大。

尹玛莎(Yin Marsh)被抓进集中营时只有13岁,还在大吉岭读书,后来她从北美回印度与旧时小伙伴见面,发现印度同学都不明白为什么一夜之间中国人消失了,更不知道集中营的事。为记录历史,尹玛莎写作了《尼赫鲁的囚徒》(Doing Time with Nehru),2016年7月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接受印度媒体访问时,尹玛莎呼吁印度政府优先解决1947-1950年间出生在印度的华人国籍问题,他们从没离开印度,却每年要花10500卢比申请居留许可。

8月24日,由于印度大使馆拒收信件,黄英生第二天把给莫迪的信寄给了印度驻多伦多总领馆。他们要求印度政府就关押华人一事道歉,并在德利集中营竖立纪念碑。印度作家迪力普写道“这并非史无前例,美国和加拿大在二战期间,监禁了十万多日本人。四十年后,两国先后向日裔社区道歉并做出赔偿。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难道不应该给集中营幸存者道歉吗”?

2017年9月19日星期二

中国会是蒙特利尔电影节的救命稻草吗?




94日晚第41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闭幕时,86岁的洛赛克(Serge Losique)一口气宣布了明后两年电影节的举办时间,422018823日至93日,432019822日至92日,这一不寻常做法的背后,是它近年来死去活来的命运。

2000年后,加拿大商界对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赞助急剧减少,2004年第28届电影节开幕前夕,加拿大联邦电影局和魁北克省电影局也宣布停止对它的赞助,政商两界的冷遇令其债务危机更加严重。在随后的十多年里,这北美洲唯一被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认可的竞赛性电影节年年为生存挣扎,却难逃随其年迈的创办者及主席洛赛克一起步入晚年的命运。

2015年第39届时,已是摇摇欲坠的电影节被来自中国的赞助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一家名为金诚集团的中国理财公司成为它的头号赞助商。电影节也投桃报李,首开了当今中国电影单元。电影节还在加拿大官方的英法双语之外,开通了中文版官网,并在北京设立了办公室。人们还经常从洛赛克口中听他骄傲地提及“我的中国朋友”,似乎他在向众人宣示雄厚的中国资本一定会让电影节起死回生,中国俨然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洛赛克在其官网上称“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电影制造大国,我们愿为这一目标添砖加瓦”,并自豪地说“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是中国电影海外展映推广最重要的场所之一”。过去情况确实如此,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正如日中天的蒙特利尔电影节为刚刚开放的中国电影带来不少国际声誉,1983年中日合拍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获得最高奖美洲大奖,1987年陈凯歌的《大阅兵》获评委会奖,1990年滕文骥以《黄河谣》获最佳导演奖,1995年谢飞以《黑骏马》获最佳导演奖,同年张艺谋获得电影百年特别贡献奖,中国著名演员孙道临和王学圻分别在19872012年担任过美洲大奖评委。

然而到了21世纪,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的中国并没能为经营窘迫的电影节解困,萎靡的中国文化也没能给日渐萎缩的电影节注入活力。2017年,中国企业没有再为电影节提供赞助,7月爆出电影节所属的帝国剧场因欠费被断电,洛赛克也因拖欠两名债权人数百万加元被告上法庭。就在人们猜测今年电影节是摸黑秉烛还是干脆停办之际,在预定开幕日的前三天,实力雄厚的魁北克媒体集团(QUEBECOR)宣布以500万加元收购帝国剧场沉重的抵押债务,洛赛克又一次获救了。

仓促举办的第41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堪称史上最潦倒的一届,没有海报没有印刷手册,只在剧场窗子上贴上印有片名及放映时间的小纸片,五人评委会最后也只有三人到位,其领衔者是连加拿大娱乐记者都不熟悉的法国女演员范妮•戈当松(Fanny Cottençon),首次来蒙特利尔的她,没等到闭幕式就提前离去,把揭晓获奖影片的活儿留给了洛赛克自己。

本次角逐国际竞赛单元美洲奖的影片只有18部,却有四部来自中港台,最后徐皓峰的《刀背藏身》获得最佳艺术贡献奖。值得一提的是,洛赛克在窘迫之中也没忘了中国,电影节照常举办中国电影竞赛单元,有10部中国电影参加,他甚至还与中国人联办了“中国电影创造力暨海外战略大会”。

魁北克法文《责任报》在报道其闭幕的消息时说“徘徊在生死线上的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闭幕了”,魁北克电影资料馆馆长马塞尔让(Marcel Jean)称它“已是临终前的弥留状态,且还不是一只死后能涅槃的凤凰”。有魁北克人悲愤地在法文《新闻报》网络留言“衰老的洛赛克像地堡里的独裁者一样,固守着电影节,他正使蒙特利尔成为世界电影的笑柄”。多年来人们呼吁电影节求变,洛赛克今次再次反唇相讥称“这不是鱼虾节,电影节其实每年都在变”,他所指的变化,可能是把中国作为救命稻草,在电影节中加入了更多的中国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