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13日星期六

蓄謀已久的畫家夢

多維記者萬毅忠獨家報導/64歲的大澤人居紐約,多年潛心研究書畫,在家中凡事做甩手掌櫃,生意交一雙兒女打理,生活交太太打理,日子十分愜意。大澤人操一口膠東國語,自己也覺奇怪,居河南三十年說的是河南話,夫人也是河南人,在美國20年,卻又重拾萊州話,在家中獨自一人述說,以至於每每回大陸,和山東老鄉聊天,無人相信他是個流浪外鄉和國外52年的游子。

大澤人現在是飛越中美之間的侯鳥,每年三四月赴京,春季在北京辦展覽出畫集,六七月再回紐約,秋季再度赴京,每三個月在紐約和北京打個來回,在美國和中國各住半年。大澤人的夫人兒女雖不作畫,卻是他畫作的首批批評家,他們經常一起在畫作前同步叫絕或合拍嘆息,大澤人感慨在耳濡目染中,家人已經具備了相當的藝術鑒賞力。

大澤人在紐約有畫室,且有一批粉絲收藏家,每次他從大陸歸來,這些粉絲都會登門賞畫,心動時再收藏幾張。大澤人也有來有往,去粉絲家欣賞他們的藏畫。作為侯鳥,大澤人在北京也購有一套公寓充當畫室,每年中有六個月在京城作畫交友。

曾有畫商想買斷大澤人的畫,要他每年定量作畫,被他婉拒。因為大澤人說他的畫不是畫的,是生的,既是生育,那概念就不是瞬間的涂抹,而是要用藝術家的基因去養育的。大澤人告訴多維:“我完全不熱衷商業運作,這和我衣食無憂有關,也和我的藝術信念有關。兩年前我不賣畫,有人批評我是三百年前中國人的思維。畫家祇畫不賣,就像面包師烤面包不賣,寧可讓它壞掉,是一種難以想象的自私。雖說商業之路是必由之路,但我有冷靜的頭腦,不會在商業大潮中過火,過火就會影響自己的藝術生命。”


到南方人的地獄尋夢

大澤人的本名是王慶祥,王慶祥的一生並沒有太強的戲劇性,1942年生於東北大連,3歲隨母回渤海灣畔的膠東半島萊州,即舊時的掖縣。歷史上萊州物產豐富、民風純朴,王慶祥在那裡一直待到12歲,經歷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在戰亂中度過了童年。

12歲以後,王慶祥隨父親離開萊州鄉間去河南開封,讀初中高中直至河南大學外文系,念英美文學。文革後的198038歲的王慶祥擠上了受教育的末班車,考入河南大學讀英美文學的碩士研究生,之後留在河南大學任教,直到成為系主任。

80年代,中美兩國恢復了高校交流,王慶祥利用交換教授的機會來到美國,在威切斯特大學教當代中國文學。他選擇了兩位自己喜歡的20世紀中國小說家:魯迅和沈從文,把他們介紹給對中國一知半解的美國人。教學計劃完成之後,威切斯特大學的校長建議他在美國攻讀文學博士學位,再考慮回中國,於是王慶祥聽從了建議,在198745歲時去了賓夕法尼亞州的印地安娜大學,苦讀博士,三年後拿到了博士學位,那一年他48歲。

這時,王慶祥的夫人和他們的一雙兒女都陸續來到美國,有家有口就必須有一個安穩的生活,當了博士的王慶祥打定主意,自己開一個小買賣。於是在美國南部的田納西州,就多了一家經營中國北方風味的小餐館,王慶祥夫婦和一雙兒女在裡面足足忙碌了五年,賺取了一家人來美國以後的第一桶金。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之後,50出頭的王慶祥開始做夢了,95年他作出決定:小生意不能再做了,因為有一個夢在一直等著他去圓,那就是要做一個畫家。

為了圓這個夢,王慶祥決定把餐館賣了,舉家搬遷至紐約。決定一出,王太太和兒女都不理解,要知道美國南方人一談紐約就像人們談及地獄,那裡開車困難,人群擁擠,犯罪率高,連白人都說那兒不是人生活的地方,一到紐約覺得自己是異邦人。搬遷去紐約在一些美國南方人眼裡,簡直就是畏途。

但王慶祥不這樣認為,他在讀書時曾去紐約度過短暫的暑期生活,紐約在他眼裡不是地獄,而是世界文化之都。西方和東方文化在這裡匯集,從城市的每一個角落都放射出各族裔的文化異彩,人們不用出城就可以發現希臘文化、瑪雅文化、埃及文化和印度文化的痕跡,他覺得一個人如果想成為文化人,想做畫家夢,除了紐約別無選擇。

紐約對於從事藝術的人來說,是歌詠涂抹和寫作等創作活動的天堂,其意義如同麥加對於伊斯蘭聖徒。王慶祥告訴家人如果堅持不去紐約,終生遺憾將難以彌補。



夢源於八路軍默片

王慶祥說自己在53歲時解開羈絆追尋畫家夢,看似很晚實則蓄謀已久。已經成了大澤人的王慶祥對多維供稱:這個夢源自童年,因為自己三歲時就拿石頭在牆上刻刻畫畫。

三歲時,王慶祥在膠東八路軍根據地享受生活,那時八路軍經常在晚上,在村子的露天場地上放映繳獲回來的電影。盡管那些電影祇有影像沒有聲音且來自西方,還是讓小王慶祥想入非非,他晚上看片,白天就在牆上刻畫。60後,大澤人在紐約皇後區牙買加山庄的家中告訴多維:“這就是畫家,看見字畫就迷,從小就迷,一個真正的畫家,而不是畫匠,必須靠基因,這東西生來就有的。”

後來王慶祥在開封學了英美文學,他認為那並不是自己的志願,“那是因為當時大學招生就這樣,分配你去哪個系,你就去讀。”青年時的夢總是紛紛雜雜,王慶祥也一樣,他想當畫家,又想當作家,結果卻做了一個教書匠。在他黑板粉筆的生涯中,當畫家的心思卻放不下。他在外語系教書,交的朋友卻全是美術系的,晚上他們湊在一起談畫論畫,把美術界當自家後院一樣,有空就去溜達。“但那時我不作畫,光寫字。我從小就寫字,書法沒有丟過,學書法,學篆刻,各種體都學。”

在讀大學本科時,王慶祥就品味到了書法的個中味道,他發現書法應該舉法漢魏,應該是漢碑魏碑,從此入手,來研究書法,追尋真味。“我學書法和畫畫都不拜師,也沒有遇上真正的大書法家和大畫家收我為弟子,我也沒有心思去找誰為師,我認為先人留下的遺跡,如碑帖畫集,就是很好的老師。”

從小被植入了藝術基因的王慶祥,死心塌地地皈依了繪畫藝術,他告訴多維,無論在中國在美國,“我逢畫集就買,逢畫展就看,逢博物館就進。”



童年就開始孕育畫

文學博士王慶祥為畫家大澤人創作了一些令人難以忘懷的語錄,其中最具魔力的就是他說:我的畫不是畫的,是生的。

這句話在他的畫集中可以看見,在與他的訪談中也能聽見。在位於紐約皇後區的大澤人家中,擺放著他的很多字畫,由中國華文出版社剛剛出版的《當代中國美術家檔案-海歸篇-大澤人卷》整齊地排列在廳內地書櫃之中,這書裡有他的“浴女系列”、“馬的傳說”、“牛的故事”等大型系列畫。

大澤人告訴多維,其中很多畫作早在童年開始就孕育了。因為他童年時所見的景象並沒有隨著歲月流逝,而是時刻縈繞在他的心裡,讓當時還是王慶祥的大澤人反復琢磨一個問題:這幅景象如果由我來畫,該會是如何。

大澤人的浴女系列有近百幅之多,畫中女子神態嬌媚婀娜多姿,被人譽為“裸而不淫,嬌而不色。”這些被他用筆墨賦予永恒生命的女性,就是源於小王慶祥四五歲時隨母親去河中洗澡時所見的情景和感悟。

原來大澤人在萊州的故鄉邊有一條小溪,河水清澈透底,河床是白色的沙子,人們在岸邊就能看到河中游動的魚蝦飽滿的眼睛。夏日,晚飯後天色將黑,這小溪就成了女人的天堂,男人回避。而在中午,午飯之後,這裡又成了男人的世界,女人回避。這古朴的民風,給幼時的王慶祥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以至於在60年之後的2006年,在距萊州萬裡之遙的紐約,集文學博士和畫家於一身的他還當著記者的面吟誦起了自己所作的歌詠這一場景的詩歌:故鄉有溪河,月下浴女多,朋輩多頑皮,竊衣相要挾。浴女齊聲喚,把你腿打折。

大澤人站在自己的繪畫前,陶醉在幼時的回憶之中:“那時,當婦女在河中洗浴,小孩子就在小溪裡撈魚摸蝦,或在岸邊打著手電捉樹上的蟬。這時總有頑童說‘我要偷衣服了’,洗浴的婦女們就嘎嘎地笑,說:‘你敢拿,你拿就把你的腿打折。’這就是我幼時的印象,當時的村中習俗是三四歲的孩子可以隨母親去洗浴,到五六歲則不能了,因為這個時候你開始有記性了,懂事了開蒙了,就不能去了。”

但王慶祥不同於其他頑愚小童,因為他有藝術基因,在別的孩子忙於其他游戲時,小王慶祥已經開始琢磨著如何將這個古朴的民風入畫,祇是由於過於年幼,畫畫和生活一樣對他是朦朧一片,不甚清晰。在開封教英美文學的時候,一些關於畫面的想象也還時不時地從墜落的粉筆塵埃中閃現,王慶祥考慮過寫實的繪畫技法,但又覺得畫一些和真人一樣的村姑在河裡洗澡,這太不來勁。那時王慶祥一直在琢磨書法,在藝術的大殿堂中,很多門是相通的,王慶祥從書法之中窺見了繪畫的訣竅:“何不用書法用筆,像寫一樣地來畫。然後效法漢磚等漢代民間藝術風格,結合書法,結合現代藝術觀念﹔把表現主義和立體主義的,把畢加索、勃拉克、米洛這些畫家畫派的各種因素揉進去,一起來表現浴女。”

於是,就有了現在大澤人風格的近百幅如字如畫的浴女,黑色筆墨中,浴女們個個媚態嬌人,呼之欲出。

大澤人就是這樣孕育和生產出畫的:生活中的記憶碎片進入了畫家的基因之中,在裡面發酵孕育,產期祇有大澤人自己知道:“女人懷胎十個月臨產,我懷畫短則幾分鐘,長則幾年幾十年。”




一生唯一的戲劇性

王慶祥一生唯一的戲劇性發生在1995年,那一年他滿腹都是孕育了多年的畫作,他決定要進入藝術生育期。伴隨著這個戲劇性轉折的,是他的自號“大澤人”開始名聲大噪,很快取代了自己的大名王慶祥。在接受多維專訪時,大澤人承認:“如果說我這一生有點什麼戲劇性,就是這個轉折。我橫下一條心,不做學者,就做畫家。”

有人以為大澤人之名始於那一年,實則不然。1964年,王慶祥從河南大學畢業做了教師,而這並不是他的人生大夢,那一年,他決定自己得有個號,把自己未能如願的書畫大夢寄托在這個號中。“我選擇了大澤人為自號,大澤人者,大澤山下人也。這個號寫文章不用,寫書也不用,我的文章和著作都是直書王慶祥三個大字,大澤人祇在我的書法繪畫上用。逢書法繪畫展覽,我的落款一定是大澤人。”

王慶祥還遇到另了一種誤解,有人認為既是大澤人,就應該和大澤鄉有聯系,不是王慶祥來自陳勝吳廣揭竿而起的地方,就是他是有逆反之心。

大澤人告訴多維:“以上猜測都不對,因為我老家有一座山叫大澤山。大澤山從行政區劃上講劃歸平度,是萊州以南的一個縣,但它跨越平度和萊州,在古時,萊州是一個州所在地,是膠東第一大州,管轄著平度,一直往南管到高密和青島,所以我理所當然可以叫大澤人。”

盡管王慶祥自號大澤人,但他一直是站在山腳下向東遠眺其勢,並沒有登上這座離他家後院祇有18華裡的大澤山。四五歲時,他隨母親去小溪洗澡,對浴女如何入畫的冥思苦想耗去了他的童年。開始讀書之後,他倒是和小學伴們說過有一日要去爬大澤山,卻未能如願。後來王慶祥遠赴河南開封,祇能在夢中想象大澤山的氣勢了。

18裡也即六英裡的路途,王慶祥一直走到了56歲,才終於登上大澤山的台階。那是1998年,王慶祥在美國居住了10多年後返鄉,才與幼時的朋友一起首次登山。“巍峨的大澤山伴我度過了童年,我一天到晚是看著大澤山長大的,它使我知道在生命中,有一種雄偉的存在。98年回國後,朋友說你還沒上過大澤山,咱們開車去大澤山去吃大澤山的葡萄。我說,葡萄往後靠,第一件事是要上山看鄭文公碑。”

王慶祥以大澤人為號,是因為他覺得大澤山是一種象征,無論人世之旅行至何處,大澤山對他總是意味著一種品質:粗獷、豪放、巍峨、雄邁。

大澤人告訴多維:“大澤山不雕琢,大線條,一雕琢必完,而且是正直敦厚,我從小想到和看到的就是這些品質,我覺得這些品質應該反映在藝術裡,所以我的書法和繪畫就特別強調粗獷、執著、古朴典雅、特別反對雕琢。”



一頭拒不拉磨的倔驢

大概是農村景象在王慶祥的童年烙下了過於深刻的印象,身居紐約的畫家大澤人首推的書畫閑章竟是:不拉磨。

這令人想象一頭倔驢面臨終身單調枯燥的勞役,站在四圍都是院牆的大磨旁,面對著即將綁縛自己的繩索,高叫道:我不拉磨,絕不拉磨。實際上,在擁擠的藝術之旅中,藝術家們也常發出像倔驢般的叫喊。

“不拉磨”是大澤人兩個版本的四方閑章中,最重要的首方閑章,它刻於2004年春天,那時大澤人已經經過三年的潛心作畫,閉門探索自己的繪畫風格。

大澤人告訴多維:“那時我閉門作畫,祇畫不展,祇畫不賣,刻苦鑽研,基本奠定了我現在的風格。這時,我發現不拉磨的意義非常重大,我不能再畫前人古人其他人畫過的東西,自己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繪畫語言。”

為了奠定自己的風格,大澤人刻下了“不拉磨”來告誡自己。如果一個畫家一輩子老畫一個東西,無論是重復他人,重復歷史還是重復自己,都被大澤人歸之於拉磨:“那就等於被蒙上了眼睛的驢子,一圈圈地拉。爺爺拉完了,兒子拉,兒子拉完了,孫子拉。拉來拉去就是在磨道裡轉,永遠離不開這個磨道,從沒有驢子在拉磨中作出了重大的突破和貢獻,我認為驢拉磨是最為悲哀的,作為畫家,我拒絕拉磨。我要是一頭驢,我也不拉磨。我寧肯去山上馱木材,去山上拉犁子,也不拉磨。我不走成規,不守成規,如同一頭倔驢不拉磨。”

大澤人第二方重要的閑章是“但求越雷池一步”,刻於2002年。關於這方閑章,大澤人告訴多維:“當時覺得畫來畫去,自己的風格已經有點面貌了,在一次畫展中,有觀眾說,看了你的畫,覺得不曾相識。但我經過對比和思索,我發現我的風格還沒有真正突破。所以我告誡自己要越雷池,故有此章。”

“但求越雷池一步”反映的一個字就是膽,越雷池不易。大澤人認為,雷池就是規矩,做人做事不可隨便逾越,但做個藝術家,必須越雷池。凡是創作類活動,就必須有膽量去越雷池。“越雷池一步,就是質變和革命,一步之後的十步百步千步,都是小事情,就這第一步最難。你跨越不過這一步,你就死在這邊了,你跨過去,就生了。我謂之跨而後生,不跨則死。”

2005年,大澤人在北京中國美術館開畫展時,一位批評家在研討會上說:看了大澤人的畫,一個最突出的印象就是有膽。對此,大澤人甚為得意:“他發現了我畫畫時膽大,他在我的畫中處處看到了一個膽字。”

大澤人的第三方閑章是“不履坦途”,在藝術中任何一個畫派一種風格,如有他人去做過,他走的路子,都被大澤人視為坦途。為此,大澤人經常援引李可染的話說:峰高無坦途。“我闡釋李可染的話為,不管山峰多高,如果有前人登上,那麼對於我,就是平坦的路,因為順著路往上爬,已經很容易了。我要走一條無人涉足過的路,找一條自己的路,你這條路才是真正的險路,爬上去才真有收獲。”

大澤人共有幾十方閑章,在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大澤人畫集》中,有十方閑章悠閑地躺在“畫家自述” 這一組文字旁。大澤人告訴多維:“我不胡亂雕刻閑章,我的閑章都反映了兩個問題,第一是反映我的美學追求,美學理念,第二閑章裡面反映我的世界觀。”




藝術旗子和理想弟子

大澤人說:如同日本相扑手,得有自己的一面旗子,如同岳家軍有岳字旗,楊家將有楊字旗,我的旗子是“藝者異也,大藝者大異也,無異不足以言藝也。”

大澤人把求異作為自己的口號和旗子,已經成為他飄揚過海孤身作畫的一種標志:“我自創的這句畫論,成為我的招牌。我主張異,主張在書法和繪畫中求異,我主張真正的藝術家在探索自己風格的時候,主要不是趨同,而是求異,怎樣找到與別人的不同,與以前的自我不同,與傳統不同,找到這些,就是風格。”

在美國工作和生活的十幾年,行萬裡路讀萬卷書,對大澤人風格的形成,非常重要。大澤人說:走馬觀花不是見世面,一定要在紐約生活十年二十年,才能真正認識到西方現代藝術的精髓,才能從深層次上去理解它的面貌和哲學。

有人認為大澤人之所以有今日的畫風,是因為他在西方讀了很多現當代著作,看了很多博物館和畫廊,這令他覺得不以為然。而當一位北京的畫評家指出,大澤人生性就是喜歡求異,生性就是要追求一個新的面貌時,大澤人認為正中心思。

大澤人告訴多維,畢加索之所以偉大,不僅在於他曾說過‘風格仍畫家之大敵’,而在於他一生有幾個多變的階段,其豐富的表現力成就了他的偉大:“一個畫家要找到自己的風格和語言,之後還要為這語言尋找變化和突破。”

大澤人目前追求在寫實的基礎上繼續往前走,200405兩年他的風格還離不開具象,盡管在其畫中摻雜了許多抽象和表現主義的東西,但基本上還沒有離開具象。在大澤人的藝術道路中,前方是半具象半抽象,再往前踏一步,就是抽象,他認為與自己現在的風格比較,半具象半抽象是藝術更高的層次。

大澤人說:“抽象是我將來的風格走向,盡管我還會回頭,再畫一些具象的東西,有些收藏家和觀者鼓勵我畫一些大家看得懂的東西,我不會把具象的層面完全拋棄,回頭畫畫具象對繼續往前走有好處。畢加索畫立體派時沒有離開具象,他在最後的表現主義時,風格簡略,還是有具象。祇有康丁斯基,蒙特利安這些完全搞抽象的人,畫裡沒有具象。”

相傳孔子有弟子三千之眾,孔子自認“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又有說賢人七十二,身通六藝。同為山東人的大澤人並不推崇這位大老鄉誨人不倦的教學精神,反倒是對加州藝術學院的三字經贊不絕口。

大概是因為奇異的畫風吸引人,無論在北京,上海和美國的畫展上,常有人問大澤人是否收弟子,大澤人的回答是“因我無師,故我也難為人師”。在與多維的訪談中,大澤人說出了心裡話:“實際上我想說:師父難當,弟子也難收。”

大澤人的理想弟子不是已入畫門有素描色彩繪畫技藝基礎的人,而是一個思想者。“你沒寫過字,沒畫過,我都不怕,我怕你沒有思想。如果你有思想,又執意要走藝術這條路,我可以教你加州大學的三字經:教你想,教你創,教你闖。讓你首先會想,第二是教你怎樣按自己的想法去創作,第三是教你如何闖出一條生路,因為如果你被社會被家庭養起來,這種藝術搞不出好名堂,你必須自己求生存,一頭扎入大海裡學游泳,淹死就拉倒,淹不死就會到達彼岸。沒有所謂的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大澤人說:“我的弟子,可以是20歲,也可以60歲,我不在乎年齡。有人說畫要從小學,我不以為然。吳昌碩是50多歲學畫,50歲以前他是書法家,金石家,50歲以後他拜任伯年為師要學畫,任伯年問你畫過嗎,吳回到沒有,任說你畫一筆給我看看,吳說我沒有畫過如何敢,任答隨便畫。於是吳揮筆在宣紙上畫了一條線,任大驚,說你今後在美術上的成就必高於我。”

後來,吳昌碩果真如此。

探秘中國前衛藝術基地

多維記者萬毅忠報導

北京通州宋庄鎮的風格是開門見山,直爽到還沒見面就想讓你了解它的屬性。例如多維記者從紐約撥打宋庄鎮官方掌門人胡介報的手機,遇到他忙時,總能聽到一段溫柔的女聲留言:歡迎您致電宋庄,宋庄是中國乃至世界最大的原生態藝術中心。

十年前,中國前衛藝術的教父栗憲庭、玩世寫實主義畫家方力鈞等落草宋庄,隱沒於十萬農民中間,最終引來千余名同黨共同隱於宋庄的鄉野。更為神奇的是,十多年前,被中國官方譽為國寶級畫家的黃永玉也被一個夢牽引落戶到宋庄。

069月下旬,第二屆中國-宋庄文化藝術節正緊張籌備之中,胡介報在電話中用“打開宋庄”這四個字給了遠在北京的宋庄予鮮活的動感。“打開宋庄”是這一屆文化藝術節的學術主題,論壇、畫展、電影和演唱會共十一項活動在106日到16日的11天裡,使宋庄鎮47個自然村失去了往日的寧靜,紛至沓來的游人也使村子裡的鳴雞和吠犬失去了往日撒歡的規律。

106日,一扇寫有“中國-宋庄”字樣的大門將豎立在節日期間的鄉村道路上,任人穿越和深入腹地,任人在散亂分布的農村院落間尋找宋庄的秘密。這些探秘者來自世界各地,他們的身份可能是畫家、收藏家、畫商、當代藝術愛好者及外國駐北京的文化官員。節日期間,這些人像趕集一樣,離開京城往東南方向而行,來到通州11個鄉鎮中規模居冠的宋庄鎮,打探一下這座令整個北京城都泛起當代藝術韻味的鄉鎮。

05年開始,胡介報就試圖向世人展示正在努力成為東方藝術名鎮的宋庄,他在各類宣傳品上執著地稱宋庄為中國當代藝術中心,因為他知道有近千名來自中國各地的藝術家散居在宋庄鎮的10多個村落,正日夜無聲地為宋庄涂抹前衛藝術的色彩。

第一部分:宋庄烏托邦

烏托邦成就了今日的宋庄,十年前首批畫家到達這裡時,宋庄祇是“一個北方典型的村子,樹木蔥郁而幽靜,林蔭小道,廣闊的農田,雖然農舍的房子矮小,但都帶有院子的格局就顯得寬敞。”

美術評論家栗憲庭這樣描繪當時的景象:“開闊的河床和一望無際的黃土地,久違而熟悉的風景,喚起我童年記憶中的北方農村……格外吸引我的是那些已經破敗了的院子,朴素的北方民居,青磚灰瓦,由於風吹日晒,已經變成深褐色的老式花格子窗戶,窗前一棵彎彎曲曲的老石榴樹,來年火紅火紅的石榴花在深綠深灰的背景中閃耀,以及房頂上的荒草在風中沙沙作響,童年生活過的環境和眼前的情景混在一起,使我的宋庄之行有了一個幻想、浪漫而懷舊的開端。”

進入21世紀,北京城市建設迅速向外擴張,附近郊縣也興高採烈地進入了城市化和工業化的行列,北京的美術評論家黃篤對這時的宋庄有這樣的描述:“宋庄也難逃其中,一切原有的安靜朴素的風貌蕩然無存,新添了許多現代化的廠房、商店、新的私立學校、筆直而寬敞的馬路。”

黃篤的筆墨似乎並沒有蕩盡殘存在宋庄的鄉村風味,在同一時期來到宋庄的京城文化名人汪民安看到了當代藝術家們融入當地農民的場景:“宋庄藝術家群體雜居在農民之間,他們居住著農民的房子,偶爾和他們交流,一起享受著這裡無拘無束的習慣、混亂的節奏、麻木的紀律和隨地大小便的排泄方式。他們在形象上也彼此呼應:凌亂的長發、賊亮的光頭、拉裡拉雜的胡子以及卡嘰布長褲。”

文學博士汪民安將這些來自中國各地的當代藝術家們喻為一群敏感的驚弓之鳥,他們聚集在宋庄,以前衛的方式預報著一個季節的到來。這些與農民為伍、沾染農民習性、適應泥土味的生活風格、甚至以退化成農民為樂的前衛藝術家們正在逐漸褪去農色的宋庄實踐著自己的烏托邦夢。

宋庄的官方掌門人胡介報對宋庄的未來做了很多設想,他稱宋庄為中國的蘇荷:04年剛來宋庄的時候,我發現小堡村的藝術家很多,有名氣的,沒有名氣的都很多,簡直一個紐約蘇荷區的雛形。

對此,栗憲庭持不同觀點,他通過長途電話告訴多維:“曼哈頓的蘇荷區昂貴得藝術家難以涉足,宋庄不會變成蘇荷,宋庄就是宋庄。由軍工廠改建的798可以變成蘇荷,798商業化極快,設計公司服裝公司林立,很像蘇荷。宋庄不會是這樣的模式,宋庄是多元化的,藝術家有的住在大工作室,有的住在改建的舊工廠,有的住在農民家,因為宋庄太大了,它不可能成為蘇荷,將來它面臨的商業壓力也不會像城裡的藝術區。













第二部分:用前衛藝術啟動宋庄

042月,47歲的胡介報走馬上任宋庄鎮黨委書記和宋庄鎮人大主席,成為這個面積達116平方公裡、有十萬人口的大型鄉鎮的官方掌門人。胡介報上任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對本地區資源做全面調查,結果顯示,在這個自然資源並無特色的地區,由流浪藝術家組成的群體竟是本地最大的產業資源。

069月,在接受多維長途電話採訪時,胡介報介紹了這一情況:04年就有400名前衛藝術家在宋庄居住和創作,兩年後人數已達1000人,並且人數還在與日俱增,藝術種類也越來越多。根據你們紐約蘇荷區的發展經驗,一個地區藝術家聚集,就具備了文化產業發展的前景。於是,宋庄提出了打造文化名鎮的戰略,提出用現代人的努力,打造百年後的文化遺產。”

胡介報的調查還發現了宋庄排名在前衛藝術家之後的其他資源,如高爾夫球場、賽馬和寵物犬,這些都構成宋庄文化產業發展的後續空間。但最使宋庄具備特色和動力的,是全中國僅有的前衛藝術家群體,於是胡介報決定用前衛藝術啟動宋庄。

啟動時機已到

2005年,北京市的GDP達到5000美金,根據世界發達國家的發展規律,當一個地區的GDP達到30005000美金時,文化需求開始呈現多樣化,文化產業進入初步發展期。

胡介報告訴多維,有三個數字沖擊著他,文化產業收入佔國民收入的百分比,日本是65%,美國是56%,而中國祇有6%,這說明文化產業在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中會成為一個巨大的金礦。而05年修編的北京市總體規劃再次明確了北京作為中國文化中心的地位,04年通州區的總體規劃也確定了通州作為北京文化產業基地的地位。

胡介報在來到宋庄鎮之前,就對紐約的蘇荷區文化產業發展產生過興趣,那時他還在永順鎮當鎮長,就給永順的一個小區取名為蘇荷,盡管那裡並沒有藝術家。來到宋庄之後,聚集在這裡的前衛藝術家之多令他感到興奮:“當時我一看就覺得太棒了,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於是組織了一個專業公司進行調查。”

04年在全鎮資源調查結束之後,胡介報提出了“文化造鎮”的口號,計劃在2010年左右將宋庄建設成為具有世界知名度的“中國藝術名鎮”和“文化產業重鎮”,成為北京進行國際交流活動的橋頭堡。並確定了用現代人的努力,打造百年後的文化遺產這一方向。胡介報告訴多維:“我相信在宋庄,規模不斷擴大的當代藝術可以成為源頭,拉動宋庄的文化產業。”

中國發展的大趨勢也驅使地方官員更多地關注文化產業,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在16大上已經提出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沿海城市上海和深圳已經開始嘗試。宋庄雖是華北的一個鄉鎮,但它依托北京、擁有的前衛藝術家人數之多種類之多在整個中國獨一無二。

胡介報還留意到了04年的調查報告的其他結果:在宋庄100多平方公裡的地域裡,有四座高爾夫球場,有亞洲最大的賽馬場-通縣賽馬場。胡介報興奮地告訴多維記者:“一個地區要和世界接軌,就必須按國際標准滿足人們的文化需求,高爾夫運動是國際流行的體育休閑活動,賽馬也是世界性的高檔體育休閑文化,這些都是宋庄文化發展的儲備資源。”

資源調查另一項令人印象深刻的結果揭示:宋庄鎮的47條自然村中有很多村子養了寵物犬,有的村裡竟然家家養了愛犬。胡介報對多維分析說:“美國一個統計資料具有啟發性,03年美國的犬業收入達300多億美金,05年達500多億,中國13億人口有巨大的犬業市場,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富裕的都市人對寵物的需求會越來越大,由此引發相關的寵物文化事業,比如愛犬的速度比賽、選美比賽、技巧表演、搏擊比賽等等,這些都是文化產業。”

犬業在宋庄鎮發展迅速,放棄了耕作的農民從中獲益良多,養寵物犬的家庭年收入少則45萬,多的達幾十萬上百萬,胡介報認為寵物行業在宋庄也大有發展空間。

政府為藝術家搭台

京城文化名人汪民安在觀察宋庄聚集的藝術家群體之後,在其《宋庄藝術家的存在方式》一文中指出:“選擇這樣一個地方居住,就意味選擇一種特定的生活方式,選擇一種閑暇慵懶、清潔和酒精的生活方式,選擇一種平靜而又危險的生活方式、一種遠離權力但又無法擺脫權力的生活方式。”

在宋庄的官方掌門人胡介報做完調研之後,被汪民安說中的“這種無法擺脫的權利”便開始以某種方式干預宋庄藝術家們“閑暇慵懶”的生活。胡介報告訴多維:“調研發現宋庄需要一個巨大的文化市場,從04年下半年開始,我開始籌備舉辦中國宋庄首屆文化藝術節,059月宋庄鎮政府出面組辦了宋庄藝術促進會,會員人數現在有150人。”

0510月,中國文化部和宋庄鎮聯合舉辦首屆宋庄文化藝術節,胡介報說文化部領導非常贊賞宋庄文化造鎮的思想,但文化部參與主辦的直接原因是因為中國南北民歌原聲派唱法擂台賽也放在宋庄藝術節。首屆中國-宋庄文化藝術節在宋庄歷史上盛況空前,十萬人參加了各項文化活動,展示了一千多名宋庄內外藝術家的作品,這些作品令觀賞者堵塞了兩公裡長的展街,期間幾十家畫家工作室對外開放。

在政府行為介入之前,宋庄祇有零星的小畫展,對宋庄藝術家群體的推介也是一些影響力有限的個人行為,如一些關於宋庄的小冊子和影像作品《黑白宋庄》。胡介報說:“藝術節就是由政府出資出面為藝術家的作品展示與交易搭建了一個巨大的平台,這個平台一搭建,就為世界所矚目。”

胡介報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首屆活動就吸引了數十個國家駐京的文化參贊前來。來自中國各地的藝術收藏家、畫廊經營者、藝術愛好者等,充斥著宋庄鎮各條村落,面對著欣賞者和購買者,平日裡沉浸在寂寞的創意世界裡的藝術家們感到興奮。胡介報告訴多維:“居住在宋庄的前衛藝術家們也參與籌備了官方的藝術節,首屆藝術節成功且具影響力,每一個人都受到鼓舞。”

在胡介報來到宋庄的當年,在藝術家聚集的核心小堡村,一座佔地400畝的廢棄坑塘被填平了,這裡被規劃成了小堡村藝術創作園區,其中的宋庄美術館由一名從哈佛歸來的20多歲的小伙子設計,清一色的哈佛紅引人注目,紐約當代藝術博物館館長訪華時聞訊前來參觀,中國國家建設部指定它為國家建筑藝術觀摩單位。069月底,美術館竣工,在充當第二屆宋庄文化藝術節主會場之後,它正成為展出和收藏宋庄藝術家作品的中心。

繼續以中國兩字冠名的第二屆中國-宋庄文化藝術節,文化部不再參與主辦,在宋庄鎮政府獨自緊鑼密鼓進行籌備之際,胡介報對多維解釋了國家文化部不再參加這一活動的原因:“因為我們文化節的品牌已經打響,另一個原因就是文化部今年沒有參與的內容,本屆祇由宋庄鎮政府主辦。”

前衛藝術家們似乎並沒有對地方政府的積極干預產生反感,胡介報告訴多維,首屆藝術節之後,這個地區的各類藝術家已經達到上千人,人數與日俱增,產業也在增加。目前,架上畫家、影視制作家、文學作家、書法家、新媒體藝術家、雕塑家等也正向宋庄集聚,畫家村這個名稱再也無法概括宋庄了,祇能叫藝術名鎮。

在宋庄注冊的畫廊也越來越多,僅國內知名畫廊已經有20多家。在美國頗有名氣的前衛畫家秦峰也在宋庄立項,籌建一個國際藝術空間,以吸引世界最著名的十多家畫廊。胡介報說:“山城動漫是北京市的八大文化產業之一,也已經落戶在宋庄,另外當代新媒體藝術中心也將在宋庄建設。位於北京東大門的宋庄有望為北京的人文奧運增加一個閃光點,成為一顆東方的藝術明珠。”

藝術家把宋庄當家

94年起,前衛藝術家由小堡村進入宋庄,開始購屋置業和埋頭創作,這些長發披肩或光頭禿頂的人們,在宋庄無親無故,我行我素,令十萬宋庄人好奇。

十年前,流浪畫家們狼狽地離開圓明園,遷居宋庄,在這裡他們發現了一個寬容的社會群體。胡介報不無自豪地說:“和圓明園那裡相比,宋庄的農民淳朴,剛開始有些看不慣他們地長發光頭,過些時候,就發現他們都很有本領,在藝術上有特長。藝術家們也和以前上山下鄉的知青不同,他們把宋庄當成家,他們自己也打趣說,現在沒有藝術家了,我們已經成了農民了。”

在宋庄,不知是受農民影響,還是時代變化了,不少藝術家們改變了自己,長發披肩的少了。藝術家們在外表上與農民縮小距離,宋庄農民也開始琢磨他們畫畫的門道。以前農民看到裸體畫,覺得大失風雅,現在認為它是一種藝術,也接受了。

05年首屆宋庄文化藝術節,宋庄農民看畫展就看得津津有味,他們在比較本家房客和鄰家畫家繪畫的異同,那投入的勁頭和外來的觀眾形成反差。農民不再對藝術陌生,有些農民成了藝術家的得力助手,有藝術家一人就請了十位村民助手。

藝術家把宋庄當家,必然會引人關注他們的家居形式。方力鈞栗憲庭等最早來的一批人是購屋而居,已經享有國際知名度的方力鈞現在的工作室之大被人形容成了“飛機制造廠”。後來胡介報為藝術家們規劃了幾個別墅式的藝術家園區,由藝術家自己選地建工作室,他們的起居室就建在工作室之中,這些房子的租賃還帶有農村色彩,價格按畝來計算,每畝地一年繳租金六千到一萬元不等。

另一些藝術家租住在保留起來的舊村的農民房裡,價錢便宜,一間房200300人民幣,宋庄鎮政府地政策是待這些藝術家發展起來之後,可以改造這些租住的農民房。胡介報說:“這樣可能避免地方發展起來了,一部分留下,一部分遷徙的情況出現。宋庄面積有116平方公裡,可以避免世界藝術家聚集地區的弊病,避免地價飛升,物價過高,為此政府提前積極疏導。”

百年後的宋庄

宋庄的現狀給人以太多的想象,在胡介報的詞匯裡,除了紐約的蘇荷,還有畢加索小鎮和法國的巴比鬆。胡介報為自己辯解道:“無論什麼提法,都是我們指導性的思想,一種前瞻性的思想。”

04年當胡介報籌辦首屆藝術節時,有人對他說:你們宋庄也辦藝術節?老祖宗給你們留下什麼了? 你是有廟還是有古跡啊? 這種嘲諷令胡介報生出近乎悲壯的豪情:“我提出要用現代人的努力,打造百年後的文化遺產。”

聚集在宋庄的一批在中國和世界富有名氣的前衛藝術家們為這豪情注入了底氣,胡介報相信在百年之後,宋庄的藝術家一定有人會成為畢加索和達芬奇式的人物,成為杜甫和白居易式的人物。作為宋庄的官方掌門人,他所要做的,就是保護好這些人和這些物件。胡介報告訴多維:“我們正在建藝術家園區,我要求規劃超前,要有充分的藝術元素,建筑物本身要成為可以保留的文化遺產。”

除建筑物之外,胡介報還關注文化的積澱,就是把宋庄藝術家們的日常故事生平記載累積起來,建立宋庄大事記。在宋庄,不少藝術家已年過40和流動性強的年輕藝術家相比,正處於穩定的創作盛期。胡介報對多維說:“藝術家的創作空間和生活空間是他們永久的記錄館,如某某藝術館、某某文化故居等。以目前宋庄一千名藝術家來說,祇要有百十名流芳百世,那對宋庄來說,就是巨大的文化遺產。”

宋庄藝術家和他們的藝術創造,都將成為胡介報打造百年文化遺產的作品素材。06年,胡介報為年前去世的前衛雕塑家馮國東籌辦個人藝術館,宋庄鎮政府把馮國東原來租住的村民房子買下,規劃周邊環境,修繕和加固他的故居,工作室則原樣保留,把馮國東的雕塑作品放進去。胡介報告訴多維:“我們逐漸積累這些文化元素,未來宋庄可能會有若干個畢加索故居和若干個達芬奇藝術館。”

住在宋庄的國寶級畫家黃永玉更令胡介報興奮,他要在黃永玉的萬荷塘住宅旁擴展600畝土地建萬荷塘小鎮,還在給他規劃黃永玉藝術館。在胡介報的想象中,萬荷塘小鎮建成以後,會是類似歐洲畢加索小鎮的地方。宋庄的另一個文化遺產就出現了。

第三部分:新鄉紳宋庄說古道今

94年初春,45歲的栗憲庭第一次去宋庄,和他一起去的是89畢業於中央美院版畫系的劉煒。那天劉煒的妹夫開了一輛北京吉普,另一輛吉普裡坐著圓明園畫家村的楊茂源、杜培華和王音等人。這是栗憲庭和首批想離開圓明園的畫家們第一次去宋庄,沿途的農村景色撫慰了這位剛剛在北京被開除公職的評論家。

069月,栗憲庭坐在小堡村自家大院裡,接受多維記者的國際長途電話採訪時說:“當時的感覺讓我激動,最終決定在宋庄居住。” 這個時候,位於小堡村的宋庄美術館剛剛竣工,栗憲庭為之忙碌了整整兩年,從化地塊、接水電、請建筑師、到為每一個畫廊的建筑把關。栗憲庭告訴多維:我現在覺得自己活像一個鄉紳。

栗憲庭曾被西方的專欄作家稱為中國前衛藝術的教父,他在接受多維訪問時稱自己更像個鄉紳。成為宋庄鄉紳之前他曾於959697年多次來紐約,99年更獲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屬下的亞洲文化基金的(ACC)邀請,來紐約研究當代藝術,在曼哈頓的Chelsea住了半年,走遍了美國前衛藝術家們聚集的曼哈頓和布魯克林等地。

栗憲庭有一句名言:“對選擇獨立和自由的生活方式的中國前衛藝術家而言,圓明園是一個宣言,宋庄是一個試驗。”這個試驗在十年之後,能給打多高的分數,栗憲庭告訴多維:“試驗成功。十年前,游離於體制外的前衛藝術家在中國很犯忌,被人貶為盲流藝術家,現在這群人形成了一個社會群體,這個群體分享著一個大致共同的藝術觀點,擁有參加展覽的各式各樣的機制。”與圓明園時期被清剿的情況相反,現在連宋庄鎮政府也稱這些前衛藝術家為當代藝術家,為他們舉辦藝術節,希望通過他們來振興一方土地。栗憲庭對多維說:“社會承認了我們,在經濟上我們也有飯吃了,盡管還有人生活艱難,但在宋庄獲得成功的畫家越來越多。”

圓明園畫家村的指路牌

在圓明園畫家村消失十年之後,栗憲庭說告訴多維:“有人說警察清剿使畫家們離開圓明園,其實不然,警察從95年開始清剿,而首批畫家離開是在94年。原因是在9394年,圓明園畫家村成了新聞熱點,記者、畫商、藝術家和各色人等絡繹不絕到來,這空前的熱鬧騷擾了想靜心畫畫的藝術家,畫光頭潑皮的方力鈞那時為了拒訪客就常把自己反鎖在屋裡,這就是離開圓明園的最初動機,因為那裡離城太近,村子又小,易被騷擾。”

與前後兩個畫家村都有淵源的栗憲庭告訴多維,89年以前,有一批流浪藝術家散居在緊靠圓明園的一些地方,當時他在《中國美術報》做編輯,還以《圓明園的盲流藝術家》為題做過報導。六四後《中國美術報》停刊,栗憲庭回到中國藝術研究院,兩位解聘的美術編輯丁方和田彬失去了工作,為了省錢,他們租住在圓明園廢墟旁一個叫福緣門的地方,這裡就是後來的圓明園畫家村。

福緣門並不是一條村子,祇是附近村子的農民們在圓明園廢墟上隨意搭建的一些小屋,農民們以極便宜的價格租給了漂在北京的人們。這裡的好處是離北京城近,騎自行車就可以去附近的北大清華學生飯堂吃飯,於是追求獨立又囊中羞澀的前衛藝術家們紛紛在福緣門“落草為寇”。方力鈞也去了,1989年,他剛從中央美術學院畢業,分配在造幣廠後辭了職。

後來幾年,栗憲庭成了流浪畫家通往福緣門畫家村的指路牌,他告訴多維:“那些年每天都有畫家來找我,想留在北京的我都讓他們去圓明園的福緣門。”那個時候,栗憲庭已經開始做畫展策劃,和前衛畫家們關系密切。

93年,在通縣工藝美術學校教書的張惠平家境不錯,他除了畫畫之外還做生意,做裝修,請得起保姆幫做飯,張惠平和方力鈞、王音、楊少斌、岳敏君、楊少斌、田彬常聚在一起,商量找一個清靜的地方畫畫,避開圓明園。張惠平有個學生來自宋庄小堡村,知道那裡有很多人搬去城裡住,空了不少房子,可以很便宜租過來。

94年春天,栗憲庭等人費了不少勁借了兩輛吉普一起去宋庄小堡村,“那時去宋庄不易,從大北窯換車去通縣20公裡,在縣城轉車再去宋庄,得耗一個小時。那時,我們這個圈子裡,沒人買得起車。”

栗憲庭告訴多維去小堡村察看的結果:“我現在住的這一塊地方當時是一片荒地,房子都塌了,裡面有好多樹,圍牆什麼都沒有,村子裡到處都是這種景象。我們也到好多地方去看,其他郊區也看過,發現就這個地方離北京比較近。而且我們看過後,所有的村子中小堡村的院子是最大的,幾乎每個院子都有一畝左右。

畫家們相中了小堡村,首批進入宋庄的是方力鈞、劉煒、岳敏君、張惠平和栗憲庭共五人,最早買房的方力鈞買了兩畝多的院子,他的同班同學劉煒買了兩個院子,其中一個送給了栗憲庭。栗憲庭在《祇想住農家小院》一文中寫到:“那個院子當時是五千元,正房五間已經破爛不堪,院子長滿荒草,土胚的院牆倒塌了一多半,但那是真正的49年以前保留下來的民居,一水的青磚牆和青石的地基和門墩,窗戶已經不能使用,老式的花格子卻依稀可辨,正是這樣的房子擊中了我的要害,雖然猶豫,還是接受了劉煒的厚誼。”

直到2000年搬來小堡村之前,栗憲庭住在北京城後海銀錠橋邊的小房子裡。他目睹了95年警察在福緣門畫家村三天兩頭查戶口的情況:“圓明園畫家村不是自然衰竭,是被卡斷了,很多藝術家被關進農場,強迫勞動。當時有一些民運人士和激進詩人在裡面住,官方怕聚眾,俗話說‘聚眾鬧事’,人一多就怕發生危險,警察多次清剿福緣門,人們開始往宋庄轉移,直至福緣門被徹底清空。”第二批從圓明園轉移到小堡村的畫家有王強、劉楓華、楊少斌等十幾個人。

有容乃大是宋庄

栗憲庭告訴多維:“即使圓明園畫家村不被清剿,宋庄這邊也能興旺起來。因為福緣門的地方太小,祇能容納一百人左右,房子挨房子,每天都在一起喝酒鬧騰,沒法畫畫﹔而宋庄的容量大多了,一千位畫家分散在不同的村子,消失在農民之中,沒人領著要找人都找不著。”

在一年中的大多數時間裡,宋庄十分安靜,年輕些的前衛藝術家在這裡待不下去,容易被孤獨嚇跑。但栗憲庭在這裡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下了不少功夫整理院落,種了很多竹子和花草。”在宋庄購房十二年之後,栗憲庭告訴多維:“在我們買房之後,上面規定城裡人不可以到農村買房子,這種買賣是不合法的。”這是否意味著房子可以隨時被沒收,畫家們會被隨時清剿出宋庄,栗憲庭回答說:“其實也沒什麼關系,當時沒花多少錢,權當是租了一塊地,平時我每年交幾百元水費和保安費用,費用不高。”

盡管多年置身體制之外,栗憲庭並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無政府主義逍遙派,04年,他游說小堡村的村支書利用村子裡的文化資源,“小堡村共有300多戶,有130多戶住了畫家,其中有35人買了房,我當時想有這麼多藝術家在小堡村,就如滴水匯聚,這水應該讓它流動起來。於是村書記說村後有一塊400畝的空地,可以建一個文化公園。我給了一個規劃方案,建一座美術館,一個畫廊區和藝術家工作室。”

06926日,宋庄美術館裝修完畢,內有5000多平方米展場和放映廳,它由一名從哈佛留學回國的年輕人設計,一色的哈佛紅,風格簡約新穎。栗憲庭說:“宋庄裡有些畫家很閉塞,缺少資訊,美術館會成為宋庄和外界交流地一個窗口。美術館和畫廊可以收購宋庄畫家們的作品,藝術之水不出宋庄就盤活了。畫廊區建成以後,可以活躍當地經濟,帶動飯店旅店等服務行業。”

在第二屆中國宋庄文化藝術節開幕的當天,栗憲庭正式走馬上任出任這由小堡村村委會管轄的美術館館長。“把人家煽乎起來了,我也得負責任。但這麼大一個美術館,將來如何籌措運作資金,是一個很大的難題。在美國美術館有董事會,每年有贊助商。在中國,對美術館的贊助不獲政府優惠政策,沒有企業願意投資。”

美術館畫廊的興建會否破壞宋庄的寧靜,使得畫家們會在未來像逃離圓明園一樣再次遷徙,這是多維關注的問題。栗憲庭對多維分析說:“不會,因為與圓明園福緣門相比,宋庄實在是太大了,它是通州最大的鄉,相當於一個縣級鄉,村與村之間太分散,小堡村離最遠的村子六公裡多。宋庄再熱鬧也不會像圓明園和798那樣,藝術家們散居在不同村子的農舍中,難覓蹤影。”對宋庄的“大”,北京的文化評論家吳鴻曾這樣形容:宋庄就像打小鬼子時候的青紗帳,裡面縱有雄兵十萬,從外面看也看不見,摸也摸不著。

昔日伯樂今日鄉紳

在當代中國繪畫史上,前後兩個前衛藝術風格的畫家村都留有栗憲庭的身影。在圓明園時期,栗憲庭是指路牌﹔在宋庄時期,栗憲庭是吸引力。多維記者詢問栗憲庭對宋庄畫家村形成的作用時,他笑著回答:“很多人是沖著我來的。”

49年生於河北邯鄲的栗憲庭,78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國畫系,79年至83年任中國美協機關刊物《美術》雜志編輯。“那時我經常出差,發現了四川美院的一批知青畫家,羅中立當時還是油畫系的學生。”

四川美院在當時的中國美術界別樹一幟,在所有的美術院系急著讓學生回到學院派的時候,四川美院卻根據知青學生豐富的生活經歷,鼓勵學生創作,畫界的傷痕藝術潮流最早就出自四川美院。

栗憲庭向多維講述了發現了羅中立的過程:“79年他就引起我的注意,我發表了他的一些作品,80年秋天他畫了《父親》。”《父親》發表在《美術》雜志後轟動了全國,並取得了國際影響。

栗憲庭認為在後文革階段,羅中立的作品有一種對文革的叛逆,他用畫領袖像一樣的尺寸畫小人物,一反文革時期的“高大全”粉飾、虛假和壓抑人性的畫風。文革後中國藝術界提出的口號是人性與真實,因為開放使人們看到中國在世界上貧窮落後的真相。羅中立在繪畫思想上強調“小苦舊”,在繪畫風格上受超級寫實主義的影響。

在先後推出了“鄉土美術”、“傷痕美術”和具有現代主義傾向的“上海十二人美展” 及“星星美展”之後,《美術》雜志最年輕的編輯栗憲庭在中國當代美術界為人熟知。但到了1983年年初,文革後第一場運動“清除精神污染”使他遭受厄運,被《美術》雜志開除,閑置在家兩年,每月領取30多元的生活費。85年籌辦《中國美術報》時,栗憲庭被請出擔任編輯,直到89年《中國美術報》停刊,栗憲庭又去中國藝術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室,93年,他開始和國外的美術評論家和策展人聯系,帶著10多位中國藝術家首赴威尼斯參加雙年展,同年再次被開除公職。

95年,栗憲庭文集《重要的不是藝術》由江蘇美術出版社出版,這個書的要旨和中國文化傳統一脈相承,國外的研究者也把栗憲庭視為新傳統主義評論家,有趣的是“重要的不是藝術”這句話,成為了很多藝術家的口頭禪。關於這本文集,栗憲庭告訴多維:“近些年,由於中國文藝政策進一步收緊,其中一些文章已經被刪去。”

當伯樂在多羈的命運中顛簸時,被發掘的千裡馬卻一路狂奔。栗憲庭落草北京郊區宋庄做了一介鄉紳,羅中立升至四川美院院長,他的很多同學也成了中國的名畫家。

2000年夏天,栗憲庭在宋庄徹底翻新了買了多年的農家庭院,花光了全部積蓄為即將出世的女兒營造一個家。同年,栗憲庭正式從北京遷居宋庄,為這裡的畫家群體增添了一名壯丁。在多維記者電話採訪他的069月,這位宋庄鄉紳告訴多維他的生活規律:“每天下午,都有畫家帶著他們的畫登門拜訪,我也常去畫家的畫室走動,向畫家推薦各種展覽機會,因為總有一些國內外的美術館畫廊給我最新的展覽信息,要求我推薦新人,幾乎每天都會忙到晚上10點。”

栗憲庭隱居在宋庄,但每天都會收到全國各地的畫家們寄來的畫樣,希望獲得這位落草伯樂的推薦,畫樣的形式從前是照片,現在是光盤。面對來自年輕畫家們的期望,栗憲庭告訴多維:“未來三年,我會把更大的精力放在發現新人、策劃畫展和美術館管理上,因為經營一個這麼大的非贏利機構,對我來說是一個難題。”

069月底,栗憲庭費時兩個多月改建一間6000多平方米的廢棄飼料工廠,將其改造成藝術工作室,准備讓一些經濟拮據的年輕藝術家住進去:“舊工廠的利用也可以豐富宋庄藝術家的生存形式,在宋庄,我們有像方力鈞一樣的大樹,他們住在很大的工作室﹔我們也有很便宜的空間,讓小樹苗得以扎根。現在有很多美院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又沒有錢,798那樣的藝術區住不起,就直奔宋庄來了。”

追求藝術獨立的野狗

在《黑白宋庄》一文中,栗憲庭曾這樣寫過:明代以來,中國的極權體制越來越嚴密,使得中國人越來越沒有想象力,越來越沒有創造力。創造力必須是個人的,必須是自由的,必須在多元文化中成長。說宋庄,祇是說它有一種象征意義:有這樣一群人,從籠子裡出來,使自己變成“野狗”。

被一再地排斥於體制之外,栗憲庭對自己野狗般的藝術道路有清醒的認識,他絕不放棄追求獨立和自由的藝術家准則。20多年來,栗憲庭以儉朴的生活為代價支撐著這種藝術追求。在採訪中,栗憲庭告訴多維這種珍貴的藝術“野狗”遍布宋庄的各個村落:“生活費用低廉,有2000人民幣,你在宋庄就能活得很好了,這使一些追求藝術獨立的青年暫時逃離沉重的物質主義壓迫得以喘息。”

在第二屆宋庄文化藝術節上,栗憲庭組織了四項活動。其“人之道,影之道”中國獨立電影展還沒登場,就遇到了麻煩。這項獨立電影展原本包括獨立電影節,他試圖對10多年來中國獨立電影做一次回顧和展望,推出新的獨立電影。但 通州區宣傳部不允許栗憲庭用“獨立電影節”之名,因為中國規定,祇有國家才能舉辦電影節。栗憲庭告訴多維,其中的一些敏感的記錄片可能會通不過審查。為了使活動不至於夭折,栗憲庭祇得把獨立電影節更名為個人電影論壇。

栗憲庭還組織了一場攝影個展,展出攝影家李曉斌從70年代至今的記錄社會變化的攝影作品。30多年來,這位鮮為人知的攝影家拍攝了一些成為了時代標志的影像作品。栗憲庭告訴多維:“李曉斌的照片比他本人更為人所熟知,他的很多照片也很難通過審查,例如70年代的西單民主牆、六四等。”

為了反對目前過於商業化的文化潮流,被京城評論家稱為“不是學者,是一名戰士”的栗憲庭在這次宋庄藝術節中還舉辦了一項群體攝影展,集中不同攝影者的影像作品反映當代貧民生活,記錄社會底層人的生活狀態。栗憲庭說:在現階段,我想重提現實主義,呼吁人們重新關心窮人的疾苦。



宋庄靈魂人物:

栗憲庭:在106日藝術節開幕的當天,將被正式委任為宋庄美術館館長,為期三年,從此,他將由過去的美術評論家、畫展策劃者,過渡到非牟利文化機構的經營者,他告訴多維正為此傷神。栗憲庭曾被西方評論界譽為中國前衛藝術的教父,也是發掘“鄉土美術”和“傷痕美術”兩個美術流派的伯樂。8090年代,一再被中國官方機構除名,之後索性落草,來到宋庄做了個鄉紳。

栗憲庭是胡介報對多維首推的宋庄靈魂人物,宋庄很多的當代藝術家是沖著栗憲庭而來,胡介報發現他視前衛藝術家們為手足兄弟,不管來自何地,不管是否相識,一概熱情相待。胡介報告訴多維:“他對藝術非常執著,我常上他家去,他的家可以稱為藝術沙龍。”


胡介報:無疑是第二屆宋庄文化藝術節前後最為忙碌的人,他是宋庄鎮黨委書記和鎮人大主席,本鄉本土的通州人。之前當過老師,做過共產黨通州區委組織部干部。當千余名前衛藝術家聚集宋庄埋頭創作的時候,胡介報開始一項更為宏大的創作,把前衛藝術家和他們的創作活動作為自己創作的素材,要把他們打造進宋庄的百年文化遺產之中,進而讓宋庄成為中國乃至世界的前衛藝術中心。為此他從05年開始舉辦中國-宋庄文化藝術節,興建宋庄美術館等。不管他人如何看待宋庄的未來,在胡介報的心目中,宋庄就是未來中國的蘇荷、法國的巴比鬆和畢加索小鎮。

他告訴多維他的自我評價是:“我並不是個熱衷揮毫潑墨之人,我的特點是干一行專一行愛一行。”

方力鈞:不知藝術節期間是否呆在宋庄,因為方力鈞現在太忙了,在京城開辦了實業,自己還成了電影明星。但無論他個人是否在宋庄,他在小堡村的工作室一定會引人注目,因為據說他的畫室有飛機廠那麼大。方力鈞的標志是光頭,他16第一次剃光頭,為的是抗議所在中專的校長,那是1979年。中央美院畢業以後,所畫人物皆為光頭潑皮。現在,方力鈞一年大半時間還住在宋庄,變化是他開著豪華車去畫畫,不變的是他還一如既往地畫光頭。

方力鈞是玩世寫實主義的重要代表,其光頭形象是中國當代藝術史上無法繞開的人物。1993年,其光頭作品《打哈欠》成為美國《時代周刊》封面,1998年,西方最重要的現代藝術博物館路德維希博物館進行100年現代藝術回顧,畫冊封面也是這個光頭。有人認為方力鈞的光頭到今天已不再具有吸引力,方力鈞反駁說:“我發現光頭的意味最棒,最曖昧。光頭有一點反叛,但又是不清楚的,比如和尚、軍人、犯人都是光頭。對於我來講,光頭的重要性是取消了某個人的概念,把整體的人這個概念展現出來,而這會更強烈。”

他的老友栗憲庭告訴多維:“方力鈞獲得成功的關鍵是中國向世界開放,方力鈞的成功極大地鼓舞了宋庄的畫家群體。”胡介報則對多維說:“方力鈞是宋庄畫家村的開荒者,是宋庄畫家中的塔尖式的人物,他令宋庄名聲四射。”





黃永玉:藝術節期間繼續呆在湖南老家鳳凰,82歲的“宋庄寶貝”是湖南鳳凰土家族人,學歷祇有初中,十六歲開始以繪聲繪色畫及木刻謀生,經歷傳奇,因其在文學和美術上的成就被譽為“一代鬼才”。曾任瓷場小工、教員、劇團美術、報社編輯、電影編劇及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黃永玉以喜歡建房聞名於藝術界,在鳳凰有玉石山房、香港有公寓、意大利達芬奇故鄉有城堡,在宋庄建有萬荷塘大宅院。

據胡介報對多維的介紹:“1992年,黃永玉作了個夢,夢見在一塊桃花盛開的地方有一處房子,旁邊有個荷塘。黃的管家幫他尋夢,尋到了宋庄,於是建了萬荷塘。現在宋庄鎮在萬荷塘旁邊劃地600畝,建立萬荷塘小鎮,規劃黃永玉藝術館。”栗憲庭則告訴多維:“黃永玉和中央高層關系密切,來宋庄和當時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有關,因為當時北京在宋庄搞開發。黃永玉雖來得早,但和當代藝術家的聚集沒有任何關系,也不參加當代藝術家的活動。

多維曾想在第二屆宋庄文化藝術節前採訪黃永玉,通過胡介報接洽,其管家回信:黃永玉有耳疾,平日說話且要大聲,國際長途電話採訪,恐怕吼叫也未必頂用。









崔健露天演唱會:宋庄原本想借這個機會,讓畫家村和搖滾結盟,讓宋庄超越過去,成為各藝術門類齊全的當代藝術中心。在藝術節開幕前,崔健演唱會由最大熱點變成一大遺憾。929,胡介報對多維確認,因安全方面的顧慮,原定為藝術節開場演出的崔健演唱會將異地且延期。

宋庄要成為中國當代藝術中心,就不可能缺少搖滾,而崔健是中國搖滾之父,理所當然地被邀請參加宋庄藝術節。9月下旬,多維得知第二屆宋庄文化藝術節開幕演出就是崔健大型露天演唱會“超越那一天”,曾生出一絲預感,唯恐計劃有變。但胡介報寬慰多維說:崔健演唱會不用向北京市報批,祇報主通州區文化局審批就通過了。

後傳出因上級顧慮安全因素,令演出異地改期,多維向胡介報求証這一消息,獲得証實。這種變故對崔健來說毫不稀奇,他的歌曲是對日常平靜和平庸生活的轟炸,引發的激情足以讓當局警惕。胡介報肯定地對多維說:“不是別的原因,祇是考慮到觀眾安全。宋庄的演出場地不專業,台面不好燈光也不亮,旁邊還有一個小湖,人一激動,掉下去了怎辦?”

胡介報告訴多維:“崔健演唱會肯定還要搞,但會改在北京城裡,找一個體育場,還是屬於宋庄藝術節的活動。”胡介報還對多維表示:“此次崔健演出發生變故,使我們發誓要在宋庄建設一座大型的搖滾樂舞台,能容納一萬人。”



我们不是勇士,我们是天安门三兄弟

多维社记者万毅忠报导/“我们其实是普普通通三个人,如果在西方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下,我们三个人在1989523日的行为实在是微不足道,但发生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专制独裁的政治使我们三人最终成为悲剧性的人物。” 在纽约的新闻发布会上,鲁德成语速缓慢地告诉记者。

2006411日,鲁德成以政治难民身份抵达加拿大,20,他从加拿大西部城市卡尔加里飞抵纽约,恰巧在同一天,正在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由西雅图飞抵华盛顿。421日, 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 在曼哈顿中城的帝国大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这天上午,各国游客如往常一样,在这座纽约最高的地标建筑前排起长龙,鲁德成从人龙的左边穿过,推开旋转门,由过道入安检门,搭电梯来到三十三楼“中国人权”的办公室,他向记者表明了他对自由的感悟:

获得自由,我既喜悦又难受。我个人获得自由,值得喜悦;但想想喻东岳,余志坚等失去自由,丧失健康的人,他们急需外面的帮助,他们更渴望自由。人们称我们为天安门三勇士,受之有愧。我知道人们之所以褒扬我们,是因为他们对毛泽东残酷统治的痛恨。我觉得我们三个人被称为天安门三兄弟更为贴切,尽管我们现在天各一方,地理的距离和状况的差异并不防碍我们三位一体的实质。

鲁德成,1963年生人。1989523日他和喻东岳余志坚一起在北京天安门城楼用颜料涂污了毛泽东的画像。为此,三人在中国被长期囚禁。在鲁德成获得自由之时,喻东岳已经在监狱被迫害致疯,余志坚06218日再次被囚禁。在经历了八年牢狱之灾,出狱后八年间又一直处于逃亡状态的鲁德成不是一个善于词令的政治人物,他神情严肃地坐在中国人权主任谭女士,联络员封从德和前主席刘青旁边,用缓慢的语速请记者提问:“各位要是有什么问题,只要是我能够回答的,我都愿意接受。因为我刚出来不久,如回答不妥,请大家谅解,我们是普普通通三个人,谢谢你们媒体的关注。”

我们从小就是朋友

我出生在一个汽车驾驶员家庭,我父亲在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开了一辈子车,我中学毕业后继了父业,在湖南省浏阳市的湘运公司做修理工。我在家里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妹。我结婚比较早,198320岁就结了婚。

我和余志坚从小就是好朋友,我们是邻居,五六岁就在一起玩,我比他大一个月,读书时我们又在一起。中学毕业后,余志坚考取了湘潭师专学化学,也就是现在的湘潭大学;喻东岳和余志坚是大学同学,后来喻东岳分配到《浏阳日报》社做美术编辑,余志坚则分配去大湖镇滩头小学做了小学教师。他们刚工作不久的一天,喻东岳来到余志坚宿舍里来玩,我们三个人就认识了。他们俩兴趣很广泛,喻东岳喜欢绘画和书法,余志坚喜欢文学,我那时候也不太忙,住在汽车公司里,经常倒班,也就是两班倒,空闲时间多,我们三个人接触就频繁了,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

一九八九年四月份,我们湖南浏阳人,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以后,北京出现了学生运动,我记得很清楚《人民日报》在四月二十六日发表了《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议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天安门广场上的事态发展,当然我们也和别的人一起谈,我们反对中共一党专制,对毛泽东的独裁和暴政深恶痛绝,这一点也和当时的学生主张不一样。

去天安门,是我们三个人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并且都没有明白告诉家里人。

八九年五月十六日晚上,我们一帮朋友共十多人在《浏阳日报》社开了一个会,决定第二天北上,那个时候,我们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学运前景还是抱乐观态度,觉得学生和平的斗争或许会使政府做一些妥协。这个晚上,我们决定打出湖南请愿团浏阳分团的旗号。五月十七日天还没放亮,喻东岳,余志坚,我,浏阳一中的一位姓龚的教师,浏阳机械厂的一个工人叫李京,还有赵云谭旭等共八个人一起坐车离开浏阳去长沙。

在长沙,我们和长沙铁道学院,湖南师大的学生有一些串连,书写了一些传单和标语,我们带着传单标语和几件洗换衣服,挤上了十七日晚上长沙至北京的第二次列车,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各省都有学生进京,那火车拥挤不堪,到处都是人,我们坐在厕所的洗漱盆上,就这么摇晃着在十八日晚上进了北京。

十八日,广场学生大绝食进入第六天,三千学生决以死相谏。晚上九点钟我们浏阳分团到了天安门广场,那时学生正在静坐绝食,广场上人山人海,当晚我们就随学生一起游行示威,还坐车去了郊区,当时传说部队已经到了郊外。十九日凌晨,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情愿的学生,这天深夜,我们三人起草了一封信给广场指挥部,谈了我们的一些想法,其实在长沙时我们书写的横幅就与学生的说法不同,我们的横幅是“倒邓拥方”,打到邓小平,拥护方励之,在我们看来首次学潮中被政府批判的方励之是自由思想的代表,他的自由主义和中共的独裁专制相对立。我们在广场打出这个横幅之后,很多人不明其义,倒邓好说,但拥方是谁呢?二十二日晚上,北京市街头流传着部队要镇压学生的说法,几十万市民涌向街头,涌向广场支援学生。一直到这一天,我们浏阳分团的八个人还在一起,但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时,其他人认为我们三个人的主张过于偏激,他们不同意我们的想法,于是我们浏阳分团就在这一天分道扬镳了。

朝天安门城楼扔鸡蛋的人

五月二十二日晚上,喻东岳,余志坚和我三个人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前的一排矮房子的房顶上开了一个小会,当时我们有三个准备实施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自焚,我们对这个方案的顾虑是,在我们自焚之后,围观者误解我们的想法和主张,我们的行为是想使这一运动往前推进,但在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已经无法述说了,被人误解那就糟了。第一方案尽管壮怀激烈,也只能暂时搁置。第二方案是,用蛋壳装颜料投掷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像;第三个方案是,找一个楼梯爬上天安门城楼,把毛泽东的像取下来,或用油漆把它刷掉。这个方案也不现实,因为不等我们触及毛泽东的挂像,就会有人把我们抓住。

二十二日晚上,在可以纵观整个广场这个房顶上,我们三个人决定采取第二个方案。因为在所有的非暴力手段中,没有别的方法比对这一独裁的象征采取行动更引人瞩目了。后来有人问我们,为什么不用玻璃瓶而用蛋壳来装颜料,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用非暴力,用蛋壳不会伤人,玻璃瓶碎了会伤人。

在决定采取行动之后,我们三个人处于一种介乎于兴奋和亢奋之间的状态,一宿都没有睡,我们知道这一行动对我们一生意味着什么,我们孤注一掷。

二十三日上午,我们三人去王府井百货商店置办了些宣纸,墨水,油画颜料,毛笔和稀释剂,喻东岳是画画的,他对这些在行。后来我们又到了一家邮局,给家里发了诀别信。

中午我们回到广场,当时在长安街的北边金水桥旁有一些卖煎饼果子的小摊,有面粉油条鸡蛋等,我们买了二十个鸡蛋,把蛋黄蛋青做了煎饼果子,当我们三个人的午餐,蛋壳用塑料袋装好。我们把鸡蛋按平常的方法敲开两半,我们就在金水桥旁的中山公园的门口装填蛋壳,当时中山公园没有开放,四周很安静,我们三个人就在公园的门槛旁席地而坐,弄好的鸡蛋和写好的横幅就放在地上,没人围观我们,但天安门城楼底下倒是人来人往。

我们大概是下午2点多开始行动的,在行动之前,我们三个人还合了影。我们小心翼翼地拎着装有颜料鸡蛋的塑料袋来到城楼下,余志坚负责拦住进出门洞的人流,维持秩序,喻东岳和我则在天安门城楼中央门洞的两侧张贴了两幅标语:“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和“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之后我和喻东岳站在金水桥与城楼之间开始向毛泽东像扔鸡蛋,我记得那是一个斜的仰角。

我记得在扔出去最初的几个鸡蛋之后,听见有人鼓掌欢呼,我没有看见人们的表情,但很受鼓舞。更令人振奋的是,在围观的人群中,有两个人帮我们扔鸡蛋,是两个陌不相识的年轻人,整个扔鸡蛋的过程不超过五六分钟,之后人们围拢过来,人群也像开了锅一样,人声嘈杂,估计能有一二百人吧。这些人有人欢呼,有人反对,有人不置可否。其中甚至有一个人扯着我的肩膀,要我赔他的衬衣,因为鸡蛋中的颜料掉下来,弄脏了他的衣服,当时我也是五颜六色。

扔完鸡蛋后,我们在原地待了十多分钟,后来学生纠察队来找我们,要我们去广场指挥部去说明情况。我们压根就没想要跑,正好我们可以借此和他们说明情况。

后来我听一些说法,说我们和学生有一些肢体接触,其实我们并没有被强迫,如果我们三个人想溜走,我们完全可以和另两个帮我们扔鸡蛋的人一样趁乱溜走。但我们在前一晚上甚至考虑过自焚,命都可以豁出去,怎么会逃跑呢。在采取行动之前,我连牙膏牙刷都扔掉了。在行动之前,我们预计会是中共的专政力量会介入,而不是学生。

我们三个人敢作敢为,毅然决然地和纠察队一起去广场指挥部。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在浏阳看到有人把毛泽东白磁像章别在胸前,不小心摔碎了,这个人吓得要死,跪在地下把碎片一点一点捡起来。

我现在敢在万众瞩目的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像扔鸡蛋,我觉得大义凛然。

我们被带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台阶处,那里有铺着油布的帐篷,我主动地把我的居民身份证递给一个年龄较大的学生,他满脸严肃,把我的身份证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好像对我充满怀疑。后来我们被带到停在广场旁边的一长串公共汽车上等了两三个小时,我们被命令在那里写了我们三个人的基本情况和想法,当时我的想法是我们被学生滞留了。

再后来,广场学生指挥部在历史博物馆门口的台阶上开了一个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我当时估计有十几二十家新闻机构,围观的人也有五六百人。我们借此机会把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立场观点亮出来,我记得当时是我一个人讲了话,余志坚和喻东岳站在主办者的后面,没有出现在镜头里,我一直觉得很纳闷。我当时说了我们的身份,表明我们与学生无关,我理清了一些关系,说明是我们的自发行为,对自己的行动负完全的责任,我的言语就是简短地谈了这些情况。

在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之后,中央电视台在傍晚时分采访了我们,那是在一辆巴士车上,这次我们三个人都亮相了,都说了话。在我们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同时,国安部已经有几台车在旁边等着我们。那一天,有两个学生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是郭海峰,一个是杨朝辉。郭海峰自报家门是高自联的秘书长,还让我们三个人每人给他写下了名字,他亲手把我们交给广场公安管理处。在把我们移交给公安之前,郭海峰告诉我们他的观点是很明确的,他反对把我们三人交给政府,但在场的高自联常委投票表决,结果主张移交我们的人以一票的优势通过,他作为秘书长,也只好保留自己的意见,服从决议。在移交的时候,郭海峰要求管理处出具一份接受我们的收条,并说:我现在把这三个人交给你们,我们对这三个人的命运还是会关注的。

我们很快被送到南池子派出所,在晚上七点半左右,有一个小伙子大概是警察家属,从外面跑进来,看着我说:你就是电视上谁谁谁。原来他刚看完新闻联播,进来看热闹的。

我远在湖南的父母在当天晚上也从新闻联播里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当时就几乎昏过去了,一下子就瘫在地上了。我父亲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当时他直说:完了完了。

后来不停地有人问我一个问题,问我朝毛泽东像扔鸡蛋后悔不后悔。我肯定地回答:不后悔!要唤醒民众,粉碎专制,必须这样做。这件事情无论从政治上来讲还是从历史意义上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也有人问我在我们扔完鸡蛋后,是广场的学生把我们抓住,并扭送中国的专政机关,我怎么看这段历史?我的回答是八九学生运动无庸置疑是爱国民主运动,学生把我们扭送给中共,应该是一个历史的遗憾吧,我们不恨学生。归根结底,学生这样做的罪魁祸首是中共的集权统治,学生这么做,是他们当时有他们的考虑,直言不讳地说,就是学生当时对中共抱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一点我必须指出。


不再寄出的明信片

我们三个人一起在南池子派出所待了一个小时左右,派出所在了解我们的基本情况之后,把我们转到了东城区看守所,我们三个人被分开关押。

关我的号子是一个三米见方的小房间,四面墙上是帆布,里面是海绵和棉花,是一间蛮特别的牢房。里面已经有三个被判刑的北京人,刑罚很轻,从半年到一两年都有,这些人也被叫着劳动号。他们负责对我二十四小时监控。

从五月二十三日到六月中旬,外面的变化非常大,监视我的三个劳动号经常被警察叫出去问情况,了解我的言谈和情绪反映,警察甚至给他们啤酒喝,大概是鼓励他们继续监视吧。他们三个人对我说话总是哄我:这事没什么大不了,就是罚点款或者拘留拘留。我听他们说话直觉得好笑,这些假话也太没边了,事已至此,绝不是那么简单了。

我在东城区看守所被关押到被正式逮捕,那是六月十五日。那一天,有五六部车载满全副武装,头戴钢盔的武警,把我们三人押送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也就是宣武区半步桥,也叫着K字楼。警察们坐在中吉普上,我们手脚被拷住,警察用脚踩在我们的手铐上,我们只能趴在地下,就这样押送过去的。

在半步桥,我们三个人又被分开关押。

在看守所里,受虐待的事情太多了,不用我多说大家也能想象。

对我们的第一次开庭是在七月十二日,八月份宣判。第一次开庭的那天,正好我的妻子赶到北京来,法院不给她旁听。后来她写了一封信,买了一些日常用品,托看守所的看守转给我,在很多天之后,我接到她的信和物品,我才知道她在我开庭的日子到了北京。所以我对开庭的日子记得特别清楚。

官方为我们指定了辩护律师,并且收取了我们每人一百元的律师费。这是后来我家里人告诉我的,家里补缴了一百元的律师费用,这样造成一个我们真的花钱请了律师的错觉,实际上并非如此。

八月份对我们判决下来,余志坚被判无期徒刑,喻东岳被判二十年,我获刑十六年,那天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庭,同庭被宣判。获刑的轻与重对我们三个人来说没有区别,当时我们估计虽然我们刑期不同,但很可能三个人会在同一天出狱。判刑后,我们还是被羁押在北京,直到十一月三十日,我们三人才被押送回湖南。

那是坐火车回湖南,我们三个人被两幅手铐拷住,只要我们一说话,公安便蛮横地制止我们。

我们被直接押送到位于湖南衡阳的湖南省第二监狱,估计是当时的司法部以每个省为单位,把和六四有关的政治犯统一监禁在一个地方,我们湖南就集中在衡阳。我们这些政治犯有的被判两年,有的被判无期,刑期相差很大,但都关在一起。我们组成了一个入监队,实际上是一个学习班,学习中共的政策,洗了四个月的脑子。

在衡阳的时候,喻东岳余志坚和我三个人在一个监仓里,三个人像三兄弟一样,三个通铺连在一起,那个时候,喻东岳生龙活虎,身体特棒,人又开朗又幽默风趣。我的性格比较安静,而喻东岳则健谈,和很多人都处得好,他又画画又搞书法,在大冬天每天一起身,就去洗簌间冲冷水澡,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再洗一次。我和余志坚都认为,喻东岳是一个很优秀很坚强的人。他最后疯了,可想而知他经历的虐待是如何非人。

有一张照片是我和余志坚喻东岳三个人紧靠在一起拍的,那个背景就是湖南第二监狱。拍照者是狱中所谓的关系户,那时刚好是九零年过年,和警察关系处得好的犯人就弄一个照相机进来帮人拍照,以此赚钱。我们这张照片当时交了八块钱,而当时得市面价才一块。这张照片是我们牢狱生涯的珍贵记录,底片不知道在哪里,可能余志坚的姐姐知道。

我们在入监队四个月后,打过一次狠架,因为我们这些政治犯被其他的犯人虐待,我们组织起来和他们干了一场,为此,湖南省就决定把政治犯分开监禁。

九零年三月底,我们三人被分开,喻东岳分在位于沅江的湖南省第一监狱,余志坚去了醴陵的湖南省第三监狱,我留在衡阳的省二监。我们在分手之前约定,每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相互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上圣诞快乐几个字,互报平安。为什么用明信片,是因为如果通信,监狱方面会把信件扣押,不如寄明信片,一目了然,无秘密可言。

九零和九一年的十二月我和余志坚都收到了喻东岳的明信片,到九二年十二月以后,就再也没有收到喻东岳的明信片了,我和余志坚都猜测喻东岳出事了。






我的第一个妻子在九五年十月四日和我离婚,那时她在工作单位受到的压力太大,为了不拖累她,我很多次要跟她分手,最后她只好离了。那一天,我在湖南省第二监狱正好拍了一张照片,我就把这个日子记下了。


记者:你们三人是否在一起服刑?

鲁德成:在最初的一年时间里,我们三个人都在北京的看守所被监禁,在我们被判刑后,被同时转送到湖南,一起相处了4个月,后来被分别关押在湖南省第一第二和第三监狱,我获刑16年,喻东岳20年,余志坚无期徒刑。但结果是我在1998年元月获假释出狱,余志坚被监禁12年后也被释放,喻东岳在被关押将近17年后才出狱,这些都不是按法律程序作出的决定,而是出于一种政治的考量。我认为我们三人的问题纯属政治,但被他们用所为的法律来解决,这也可以说是侵犯人权的一个具体事例。

在监狱八年多,每天喝没有过滤的自来水,使我落下了肾结石这个病,氧化铁积压在肾脏,激光击石都击不下来,现在痛起来还不得了。出狱后,我在大陆没有做过全面体检,只查过肾结石和甲状腺瘤,因没有条件,只做了一些简单的治疗。

记者:喻东岳的近况?

鲁德成:我和喻东岳余志坚三个人在90年年底在湖南监狱朝夕相处了四个月,在分别被押送到三个不同的监狱之际,我们有一个约定,每年的1225日相互寄一张明信片,以互报平安。到92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喻东岳的明信片了,当时我有一种猜测可能他已经出事了,因为余志坚每年都在1225日给我寄上有“圣诞快乐” 四个字的明信片。062月喻东岳从监狱被释放,出来时他连父母都不认识了。一个人被关押到精神完全失常,却还一直被关押。我想不出具体能帮助喻东岳的办法,希望大家关注他的现状,群策群力地去帮助他。

张艺谋铁三角之二:印象樊跃

多维记者万毅忠报导/据说王潮歌和樊跃一合作就吵架,但在纽约露面时,王潮歌还时不时地赞一赞樊跃,说樊跃的砖绳表现了不同的空间:房子、旷野和家,甚至不同的心理。限制对于樊跃来说,意味着更大的自由。

但就谭盾所说“做中国的马可波罗,颠覆西方歌剧”,俩人的话语却不那么投机。王潮歌不以为然:“马可波罗,没那么严重,不可能,就一次很简单的文化交流。大都会每天有一部戏,你的戏就怎么了?原子弹了,炸了人家了?颠覆,这词用的太重了。”王潮歌话音未落,樊跃发话了:“我觉得有所小颠,大家看歌剧後,起码知道是中国人干的事情,《秦始皇》有我们中国人发言的样式,有独到之处。在公演那天,如果看到我们的发言还有点精彩的话,请带头鼓掌。”

同坐主席台上的王潮歌和樊跃這次没有争执,但显露的分歧也令人想象他们平日工作的热闹。在本文中,印象系列的大师樊跃以自己的方式发言。

两个勤奋挑水的小和尚

人们揣测我们铁三角的关系,是三个和尚没水吃呢,还是三个臭皮匠凑一个诸葛亮,我们两者都不是。我们三个人里,大和尚太忙,两个小和尚在家里挑水很勤快,大和尚回来一看:唉,真不错!然后我们又在一起再切磋。

其实张艺谋一直在寻找除电影以外的合作伙伴,他找过很多很多和尚,但认为不合适。后来在搞《印象刘三姐》时遇上了我和王潮歌这俩男女和尚,觉得一见如故:“你们太是我要的了,太是能和我成为敌手的了。”张艺谋找人的原则说的很明白:“在电影以外,我毕竟不是内行,我要找到电影以外的内行,并且我能加入进去。”他这个姿态特别使得我们俩舒服,也就合作到了今天,所以这三个和尚的水是越挑越满。

砖绳书写视角音乐

在歌剧《秦始皇》中我的角色是舞台设计,我的体会是难,挺难。谭盾写的是音乐,我写的是视角音乐,就这么难。我觉得凡事转换成形象,就要具体,而具体问题特别难落实。前些天,王潮歌在排戏,我就跟艺谋在一旁思索能否解决一点演员身上反映出的文化差异,比如演员如何用举止表现出中国人的礼仪。但特别可惜的是,中国所有的礼仪规范,整个文化传统中的脉络流程都失传了,我们无从查找。我们能找到的,只是在京剧中存留的一二。

没有记载告诉我们古时皇帝如何起卧行走,如何对待臣子。这不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看来人为了活着下的工夫更到位。沿着《秦始皇》歌剧的二幕六场,我的视觉设计走了一条艰苦的道路,我确实动了脑子,对最后的结果非常满意。

我认为歌剧的舞台美术应有歌唱性,但难度在于发现它并表现出来。后来我选择了和秦始皇齐名的、由他自己建造长城,长城是他统一的符号,我们用了长城的砖和建造长城用的绳子。

从视觉上来讲,砖和绳子具体到不能再具体了。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由单元的具体组合出来的意象,正是我想重点着墨的。整个舞台由三百多块砖和更多的绳子吊装起来,剧中,绳子和砖没有落在地上,只是在最后长城搭建完成之后,才摆在平面上。演出中,砖与绳子的起落升降隔出不同的空间和环境,制造出不同的意象和感受。蕴藏在中国戏剧和国画中的神韵,中国人表述空间、表述时间和对视觉的概念达成了这一有趣的效果,所以我视之为由绳砖组合而成的视觉音乐,彷佛是一件巨大的乐器。

比张艺谋更进一步

音乐无国界,但歌剧却有,中国的歌剧是京剧。把西洋歌剧引进汉文化,确实困难。《秦始皇》正式亮相时,你们会看到,外国人演秦始皇,挺逗笑。

我来到大都会后,把歌剧《图兰朵》的第十一版本录像看了好几次,看了后挺可笑,外国人戴上中国装束演起来挺可笑,像木偶,又像新疆人演京剧。外国人演中国戏的意义也就在这儿:它不精准,但发生在今天就有意义。

让美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发展和文化,了解我们每一个人,是很漫长的事情,我认为这个过程刚开始,还在普及阶段。我这次拿出这个舞台样式,觉得对美国人来说已经蛮深奥了,因为我很难跟他们说清楚在中国国画中留白是个什么概念。齐白石的三四只虾画在一张白纸上,人们就知道那白纸是水,决不会说那是油焖大虾。

中国文化的意象和妙处,以及汉语的特别韵味,导致和西方不同的效果。例如我们看米开朗琪罗的雕塑或是意大利宏伟的建筑,这些都是完成式了,东西完成了结束了,你看我牛吗!可中国人更牛,牛在我话说一半儿,点到为止,剩下的拜托您自己去想。这事更难,但确实可以做到,就像齐白石的虾。

我认为中国文化早就讲互动,现在有人说要和观众互动,国人早就讲了,一半都由你想,而且你想的比我做的越大越好。所以我觉得这次的砖和绳,吹点牛说对于美国人已经蛮深刻了,蛮深奥了,如果他们能读懂这一点,我觉得就是为国争光了。

一砖一绳是长城,悬起来是大殿,塌下去是另一空间。它们在完成戏剧任务,在通常的戏剧中,不同的元素完成不同的场景设计,但我特别较劲儿,就使一砖一绳,你们来吧,我用一砖一绳让你联想这是室内,那是室外,这还不够,我还让你联想这是一件大乐器,这砖绳是世界上最大的乐器,估计可以进世界吉尼斯记录了。

中国文化灵活的意象和视角处理使观者可以获得几百倍的感受,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和《图兰多》是走了第一步,给外国搬来了很多中国符号,如兵马俑编钟大屋顶房子和红灯笼,外国人收到了这些符号。我们今天走第二步,我不管你看懂没看懂,我告诉你我很牛,我送来了点比较深刻的东西。

铁三角之一-印象王潮歌

多维记者万毅忠报导/印象系列是张艺谋铁三角在中国推出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03年《印象刘三姐》,067月《印象丽江》雪山篇,以及07年春天即将推出的《印象西湖》。大型山水演出取名印象,用王潮歌061210日在纽约所作的阐释就是:印象就是没有故事和情节,是说人话,表达真实的情感,是一个人到了外乡后的感怀。

作为中国当代最具先锋意识的舞台剧导演,王潮歌从歌剧《秦始皇》的排练中抽身而出,参加了该剧在曼哈顿的一次推介活动。她的言论尽显率真、机敏与智慧,其叙述的魅力足可纳入其印象系列。在印象系列中,王潮歌让当地农民表演,在本文中,我们让王潮歌说话。

我们仨竞相领跑

在铁三角中,张艺谋是个大大的名人,每到一处,人们像蜂团一样围住他签名,我俩就静静地在旁边看着。和他结成铁三角,我俩有心理压力:谁叫咱们上大学时就吐着大舌头看人家的作品。03年一起工作成为我们合作的机缘,我们发现互为竞争敌手。十年前我和樊跃成为两角,张艺谋插进来,成为第三者。铁三角的重要特征是竞争,而不是互补。

一起工作时,我们仨的脑子都要飞速运转,稍有懈怠就被对方超过,这时你的脸就没地方搁,赶紧再超,刚超一半儿,那边又上来了,就像运动员有领跑,速度就带出来了,否则永远出不了世界第一的速度。领跑者的重要性超越自己本身,我们仨就这样,互相领跑,到喘气歇腿时,猛然发现咱们仨今天更聪明了,咱们哥儿们很了不起嘛!

我们仨常这样发现自己从未有过的聪明从铁三角里迸出来。于是我们惺惺相惜,总找到对方谈论作品,为的是碰撞和刺激,这种刺激使作品越来越不像自己的,但越来越好看。

作为铁三角中唯一的女性,我是妈妈,是姥姥,是女儿,是妻子,还是情人。美国中国都是男权社会,人们会承认女人的勤奋和辛苦,但不愿承认你很厉害。在铁三角中,最年轻的我以多種姿態存在於两个强大又富个性的男人身旁,和他们平起平坐。如果一个女性能和男人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请相信她的智慧和能力是超越这个男人的。


和美国人聊中国皇帝

对中国人来说,秦始皇太复杂了。他是我们崇敬的第一个皇帝,我们的大中华就是从這个家伙开始的。但我们的教育给了他很多负面的东西:集权、焚书坑儒,是个坏人;又说帝王在建造帝国时,无法顾及妻子儿女,最后落得孤家寡人的境地。

不知外国人如何想象中国的皇帝,如果来自一个王权的民族,他会认为帝王伟大,是缔造民族文化的英雄;如果他来自个人主义的国度,他会认为帝王很坏,因为他限制了人们的自由和个性。

在美国演《秦始皇》,我和张艺谋都有一些摇摆,摇摆就在于我们不知如何给他定位。大家能清晰地感觉到我们的摇摆:秦始皇施展强权时,我们给他辉煌;但在剧终,我们也指出权力使他落入孤独之境。

历史本身没有真实可言,谁知道秦始皇是怎么回事,可能要挖了他的坟才知道。后人总是根据自己的境況評價历史,今天家里吃的不错,就喊皇帝不错;今天吃的不好,就喊皇帝不好。

我对秦始皇到底是谁不感兴趣,关键是我们在美国聊一聊我们的皇帝。美国对多元文化感兴趣,于是我们把秦始皇缔造统一国家,寻找统一音乐的故事搬到大都会歌剧院来演出,这是一件挺好玩的事情。但举重若轻或是举轻若重在于我们,我们并不觉得它是一件伟大的和了不起的事件。其实就是个文化现象,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民族间相互的好奇心。

演员班子里除华人田浩江和傅海静之外,都是外国演员,如浑身都流淌着西班牙沸腾血液的多明戈。他把西方和东方文化攪在一起,非要把秦始皇人性化,在公主栎阳失身以后,他认为秦始皇非得拔剑把高渐离宰了!“我要是忍下这口气,还是个男人吗?还是个父亲吗?”多明戈不理解,这就是文化冲突。中国人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为了宏图霸业我啥都能忍,为了更大的理想可以牺牲妻子。外国人说:那不行,得以人为本。他把我女儿给糟踏了,我得弄死他!

多明戈就此和我一再争论。排练时,一唱到栎阳那儿,他就软了:栎阳啊……一唱到高渐离,多明戈就怒目圆睁,脖子粗红。这时,我就得跟他讲中国人的想法,中国的帝王是怎么回事,中国的文化是什么。

但三言两语,哪里讲的清楚。他们吃面包,咱们吃米饭。我觉得永远讲不清楚,我也期盼着这样,因为每一个民族有自己的特征,全都明白了,有什么意思啊,世界就没劲了。所以他吃他的,咱吃咱的,他不理解正好,他能接受多少是多少,多明戈就这样演绎一个他自己的秦始皇。其实,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就和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和日本一样,带着一层摸不透的面纱,它引发你触摸的欲望,这比真摸到了有趣,一如谈恋爱,初恋最美好,是因为不明白,真明白了,就那么回事。


歌剧这个洋玩意

目前在大陆,歌剧没有市场。一场歌剧囔囔半天卖票,到时坐了半场人,一看都是自己人。所以一说歌剧,肯定是在西方,是人家的事儿,导演就更少机会去导歌剧了。没钱没市,干嘛要去做。

接到大都会邀请时,我们很犹豫,犹豫有三。一是歌剧太耗时,占我们的精力太多;二是异地作战,我们不愿来纽约工作,我们现在不太想离开家乡,不太愿意离开自己睡熟了的那张床;三是对于整个工作流程的陌生,其中有对歌剧的陌生,更多的是对大都会歌剧院的陌生。在歌剧的幕后,复杂一如小金字塔,买票看戏的观众只能看到一个尖儿,下面越来越大。在基座上,人员之多、环节复杂的程度、所需金钱之巨都不是大家能想象的。

在接戏时,我们对这些麻烦有所准備,但实际的麻烦大大超过预想。今天,我们回头一看,有点后怕:这么长时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这些麻烦有:一是歌剧以歌唱为主,歌唱演员在上劲的时候,导演不可乱动弹,得听他唱完再说,这需要一个习惯。我觉得我们仨都非常聪明,太聪明了,聪明的了不得,这个麻烦很快就被打发了。

麻烦之二是英文和音乐,对这我们都不是手拿把杈的熟烙,他们一唱你就烦,你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我们英文不好,张艺谋根本就不懂英文,一听到英文就急。翻译用紧逼盯人法盯在我们身边,把正在唱的东西告诉我们,这挺烦人。

最麻烦的是大都会的工作流程。整个大都会歌剧院像是一个巨复杂的机器,每天都上演一个不同的剧目。为此每天下午四点有一个大的舞台转换,非常壮观。你站在那里看到,上出戏一点点没了,下一出戏嘎地就来了,所有的灯光都要转换方向。

这在中国无法想象,中国舞台上需要五到七天的合成,大都会只要几个小时,而在当晚它又换一个,不可思议。

大都会歌剧院地下有三层极深的大地库,以比舞台大三倍的空间来完成机械转换。人人各司其职,每个人像钉子一样轻轻牢牢地钉在自己的位子上,保证这个巨复杂机器的运转。这个运转把我吓了一大跳,到现在我还吐着舌头瞪着眼睛看着他们,还在琢磨呢,这个机制很了不起。

在中国,人们常在工作时聊天,说闲话,但大都会工作人员的职业精神让我印象深刻,他们非常敬业,这是在职业基础之上的敬业。在中国,人说敬业就是特拼命特努力,但少人说到职业道德。从大都会一个普通工人身上,也能发现他对自己工作的热爱、专注和毫无怨言。我回去要收拾收拾工作班子,我要整他们,要他们看看人家怎么弄的。

在大都会,艺术家们保持充分的好奇心,每天琢磨自己能否做的更好。这种好奇心反馈给导演就是:你再给我一点戏,我还能试一试。这对我们导演是个鼓励,假如《秦始皇》再排练半年,我们还能排下去,因为大家都没有完结的意识。

演秦始皇夫人的演员戏份本来不多,在公主唱白时,她本可以在一边待着。她走过来跟我说:“我设计了一个小动作,能否随着女儿也来这么一两下?”原来她设计了模仿女儿的手势,以示对女儿的深爱。她对我触动很大,她想尽可能在舞台上抓住瞬间多表现一点东西。她使我想起在中国合作的演员,常不耐烦地催促我们:什么事儿,快快快,我还有事儿呢,赶紧!


限制本身是最大的自由

在大都会导演歌剧有很多限制,我认为限制本身是最大的自由。你站在一个空寂的旷野中间,接到命令开路,你会问往哪儿走啊。这时你有自由,但发现无法行走,自由成了巨大的限制。而在一条由两堵高墙相夹而成的胡同里让你走,你就知道往哪儿走,还可以和人比快和比誰走得漂亮。

大都会歌剧院、歌剧和音乐本身也给我们限制,进入乐队合成阶段后,导演成了最令人讨厌的人。人家正在拉呢,你如果喊“停停,把调子调一下。”这可不行。你只有在旁边等着,等乐队停的时候,你以米老鼠的速度飕地跑过去,说几句又哒哒哒地跑回来,老老实实地等在一旁。在乐队时间里,导演没有优先權。在演员唱的时候也一样,当歌手正唱到最高的高腔时,你如果喊停,会憋死他。對我們的限制还来自工会,如果规定12点结束,不能拖到12点零一分。

李萍談與賴昌星的金錢恩怨

多維記者萬毅忠專訪/200661日,蒙面女子李萍闖入公衆視野,爆出了一段賴昌星在加拿大的金錢恩怨。當年67兩月,多維記者多次和李萍電話交談,919日,李萍和其夫托尼王更是從加拿大飛抵紐約與記者見面。除了口述故事之外,李萍多次承諾向記者提供必要的証明材料,但時至年末,這些材料仍然緲無蹤跡,令人無法明辨其故事的真偽。


蒙面人闖入賴昌星的故事

200661日,加拿大聯邦法院決定暫緩遣返中國遠華走私案主犯賴昌星,當天,一個戴著墨鏡和白色大口罩的中年女子來到賴昌星位於溫哥華市中心的公寓樓前,在一群記者面前扯住賴昌星索債,為已經成為當日世人關注熱點的賴昌星增添了戲劇色彩。

爲何在這一天蒙面現身,李萍對多維地解釋是:我沒有想到這是一個敏感的日子,我也沒有看到移民部已經爲賴昌星買好了飛機票的報導,我祇知道如果我這一天不去,隨後幾天我也一定會去,因為我要討回我的錢,他詐騙了我們全家30萬加幣的本金。

在李萍公開索債幾天之後,賴昌星向溫哥華的華文媒體表示錢已經還清,並出示了一張由加拿大皇家銀行於2004913日開出的3元支票,收款人寫的是

Phoebe Li”,也即扯住他說話的蒙面女子李萍,賴昌星並說要以誹謗罪控告李萍。

919日,李萍和丈夫托尼王途經紐約,約多維記者見面。記者趕到華埠孔子大廈,李王二人建議改去肯尼迪國際機場。在從華埠前往機場的的士車中,李萍說:“賴昌星離婚後已身無分文,我已挽不回損失,祇要討回一個公道。”當日在機場候機廳,李萍和托尼王許諾回加拿大之後將更多的資料,通過電子郵件傳給多維,並稱他們此行的目的在於一見記者真面目,以免被賴昌星的人欺騙。105日,托尼王傳來電子郵件,沒有提供材料,而是詢問賴昌星的新書出版進展如何。多維記者當日回信,告知正在等待他們的材料,但時至今日,沒有回音。

從當時多家媒體的報導中可以看出,賴昌星對於自己在加拿大的故事中出現的這麼一個蒙面人,除了否認其細節的真實之外,並沒有過多著墨。11月,賴昌星在與多維的電話中聲明蒙面李萍是個騙子,不值一提。李萍則在電話中告訴多維:如果你們可以做詳細報導,我對我以下所述的一切負法律責任。

我為什麼蒙口罩戴墨鏡

在成為追債人之前,我是美容師,開過美容院,也教過美容課。我對政治不感興趣,不希望有人對我的舉動做政治方面的聯想。我的行為純粹是討債,不帶有一絲政治色彩。

我並不是唯一被賴昌星詐騙的人,也不是第一個站出來向賴索債的人。在我之前,已經有郭志山,秦曉東和托尼王在移民局報了案,正式向賴昌星要錢。為什麼向移民局報案?就是因為這些人原本想趁賴昌星向移民局報到時堵住他,堵了多少次都未遂,祇好就近報案。在此之前,我曾試圖阻止托尼王去移民部告賴昌星,但058月,托尼王和我鬧翻之後去了移民局。

托尼王說已經等夠了,再等下去人家會覺得我們是傻瓜,願意被他騙。在我和先生吵的時候,賴昌星和我見面,我勸賴趕緊還錢,不要再往後推了,賴昌星為了穩住我,給了我一張空白支票,說將來他有錢了,我就可以兌現。

賴昌星在058月被抓了之後,開始承認欠托尼的錢,但說通過香港的朋友還了,怎麼還的,誰還的賴說不出來。後來我們在報紙上看到,賴聲稱沒有借過托尼的錢,而是借了自己一個香港朋友的錢,完全不承認這件事。後來我打電話給他,質問賴為何不認帳。賴昌星說:誰叫托尼告我的。

0661日,我戴著口罩和墨鏡出現在賴昌星租住的公寓樓前,第一次在媒體面前向賴昌星索債。在此之前,我看到報紙說他老婆曾明娜贏了和塞浦路斯銀行的官司,可以拿回140多萬。419日我和另一位受騙者秦曉東在移民局堵賴昌星,因為報紙說他每逢周一三五要去移民局報到,我們等的時間很長,心裡直冒火,移民局又要趕我們走,要我們離開七樓辦公室去大樓外面等。從那天起,我肚子裡就憋了一口氣。後來其他受害人告訴我賴昌星在溫哥華的住址也被報紙暴了光,我特地跑到圖書館找到這張報紙,把它復印了。61日我按地址找去了,發現有記者在那裡,誰知那天是他的大日子。

那天,我帶了一封信給曾明娜,指責她違約。曾威脅過我,一旦我告她,就和我魚死網破,並說他們有親戚在外面,兒子也會長大,可以報仇。我在信中還寫了幾點,第一就是索債,第二向曾明娜討還我家的鑰匙,她離開我家連鑰匙都沒還。第三就是向他們討要我以前送的卡拉OK機和青蛙雕塑,我想你們都要被遣返了,這些東西留著有啥用。我把這封信交給了記者,讓記者想辦法交給曾明娜。

那時我已經重感冒了好幾天,咳嗽得很厲害,所以我戴著口罩。正准備離開時,有人說賴昌星出來了,於是我就過去了。從心裡說,我在這個時候還不想跟他鬧翻,因為他一直說我老公是壞人,誰跟他鬧翻誰就是壞人。賴說:壞人我不給錢,好人我將來會還錢。我一直抱著這個心態做個好人,等他給錢。見到他之後,溫哥華八台的記者鼓勵我:你上去跟他說呵!我說這麼多人我不上去說,等會兒人少了再說。旁邊一個女的跟我說:人不會少的,記者一直會跟著他的。事情就這樣發生了,我真是覺得很難得見到他,於是我就拉他:老賴過來,我有話跟你說。

賴昌星當時就發火了:你為什麼拉我!他以為我當時想把他怎麼樣了。我祇是想把他拉過來再說,因為在上海的被騙者羅凡跟我打電話,要我想辦法通知賴昌星:我們家都死人了,要他快快露面。我跟賴昌星說羅凡的老婆都自殺了,賴立即就翻臉了,說你少來這一套。

62日,我戴著口罩再次去找賴昌星,當時有記者問我爲什麽不摘下口罩,我回答咳嗽。67日在新聞發布會上,我還是戴著口罩,這次不再是感冒,而是有意戴著,因為在此之前,我接到了恐嚇電話。新聞發布會等了賴昌星半個小時,我想跟他當面對質,在等待的半個小時裡,我反復地放這個恐嚇電話,65日晚上八點零二分時一名男子打來電話,他反複說:“李萍,你不要太過分,我搞死你,你看下去好了……”

參加新聞發布會的台灣記者說這是地地道道的台灣腔。(以後我也可以把恐嚇電話的錄音寄給你)(多維注:沒有收到錄音)為什麼我們家的電話要錄音,第一次有人聲稱是黑社會的人打電話給我家,說就在我家樓下,那次是用英語談的,我們毫無准備。之後我們馬上就買了錄音機,並把家裡電話給停了。後來我把其他受害人跟我的談話都錄了音,以防這些受害者像我以前想的一樣,做個好人,為了得到賴昌星的錢被收買,不承認事實。因為這些恐嚇電話威脅到我的家人,我把錄音帶給了議員和記者。

64日,我通知了加拿大皇家騎警、移民部、國會議員和中英文媒體,我會在7日召開揭發賴曾兩人詐騙的新聞發布會,希望賴曾與我當庭對質。

發布會如期在本納比逸閣餐廳舉行,我一人唱了獨角戲。在會上我講了曾明娜躲債住進我家後爆出的內幕,揭發了為什麼賴昌星指責自己的保鏢劉龍生是反骨仔,告訴大家賴昌星曾明娜陳保順劉浩准和徐玉川等人是一個詐騙團夥,提供了賴昌星對傳媒說謊的証據,以及賴昌星曾明娜如何威脅受害人。

你現在聽我講述的,祇是發生過的事情的百分之幾。有受害人被黑社會追殺,孩子從新西蘭逃到加拿大,還有賴昌星一個舊日情人叫炎炎,幫他騙了不少錢,這些故事太長。這些故事不用我去找,這些人和我同病相憐,碰在了一起。

發布會後,我告訴受害者:我做你們的犧牲者了,希望你們能拿到錢。記者們也保護,發布會開始之前我摘下口罩喝水,有記者讓我把口罩重新戴上,幫我照相。如果現在我再出現在公眾面前,我還會戴口罩。

我的手段不是最厲害的。05年,有人忍無可忍,把賴昌星綁回賴家,在一塊大牌子上寫下:欠某某多少錢,每月要還一萬塊。如果不還,出門就叫車撞死。並且把這個牌子和賴昌星一起照了像,拿走了賴昌星的身份証件,後來覺得這樣沒什麼意義,人家又把証件還給他了。

我曾經向綁賴的人索要過這張照片,但人家覺得畢竟是從約會地點把賴綁走的,不好給我。那人把賴昌星綁回家後遇上了賴的情人徐玉川,她的英文名字叫Coco,上海人,她幫賴詐騙了330萬,其中就有前面說過的上海羅凡,他老婆撞鐵門自殺,頭上縫了很多針,沒死成,羅凡現在打電話給我,想來加拿大,死也要死在賴昌星身邊。

627日白天我們通了電話,晚上我就接到了騷擾電話,接通後不說話,我後來一查,是公用電話。這樣的事情經常發生在我身上,我一有動作,就反應。6月初,我要開新聞發布會,也收到恐嚇電話。在前幾天,我給加拿大總理發了一封信,昨晚我就收到了無名電話,對方無言大概半分鐘,話筒裡祇有嘎嗒嘎嗒按電話的聲音,最後挂掉了。

賴昌星使托兒詐騙

20011月,一位記者朋友來溫哥華採訪被加拿大政府羈押的賴昌星,我開車帶她去監獄。當時我沒有進去,在外面等,那一次我沒有見賴昌星。賴昌星出獄後,朋友讓我去賴家取照片和錄音帶,當時賴昌星還在麗晶廣場17樓的家中被軟禁,我在大樓門口按了號碼,他們讓我進去了,這是我第一次和賴昌星見面。

我不關心政治,之前祇在電視上見過賴昌星,人們對他說法不一,有人說他是騙子,有人說他是受害者。而我祇知道這麼個人,連他的名字怎麼寫我也弄錯。幾年後,我去北京幫他找人要錢,他傳真來一份文件不清晰,我按他的口述把傳真內容寫下來,落款時他叫我幫他寫下名字,我都寫錯了,把賴昌星寫成了賴昌興。

第一次見面後,我和賴昌星兩年沒有聯系。20039月,我、托尼王和朋友孟陽及其運動員丈夫在賴家對面的碧麗宮海鮮酒家喝茶,開店做買賣的孟陽住在麗晶廣場賴昌星的樓下,也認識賴。喝茶時,賴和一人進了酒家,介紹說此人是他香港公司的總經理,名叫王鵬。這個王鵬高矮胖瘦還都挺像賴昌星,前面小撮頭發還染成了金黃色,我以為他們是兩兄弟。

賴昌星和王鵬坐下來,和我們一起喝早茶。賴昌星談起了公海加油站和與鞏俐的老公一起做香煙生意的事情。我爲女兒將來讀大學存了一筆錢,想尋個保險的投資項目。賴昌星說他的公海加油站已經做了一年多,生意很穩,問我能拿出多少錢,我當時說5萬。他嫌錢少,恐怕其他股東不接受,問我能否借錢投資,我說不能,因為我從不向人借錢。我在加拿大是一個經濟上很幹淨的人,從來沒有金錢糾紛。他後來說自己是大股東可以做決定,第二天他就追著我拿錢。

當時我老公投下20萬,到10月份,我女兒的男朋友又追加了5。這樣一來,我們全家總計投下了30萬加幣。投資公海加油站,賴昌星答應給我每月百分之十的利潤,或一個季度百分之十三到十五的利潤,這個浮動取決於海上的情況。賴昌星說他的船在公海,毗鄰香港台灣和大陸,很多出海打魚的漁船每天加兩次油,因為在公海,油進來的便宜營業又免稅。唯一的影響是海上風暴,所以利潤會有浮動。

我們沒有書面協議就開始了,賴昌星說從來不給人寫字據:別說是幾萬塊,就是上千萬也不寫字據。我的定期基金帳戶還差一個月到期,錢取出來一分錢利息也沒有,銀行很替我惋惜。但賴昌星說:那利息算什麼,我很快會讓你翻身。我留下了取錢記錄,還告訴理財經理,我急著取錢給賴昌星,我馬上就會賺錢了。

我問過賴昌星公海加油站是否合法,走私我可不做。賴昌星拍著胸脯發誓:以我現在這個身份,你們就是借個膽子給我,我也不敢做違法的事情。他的發誓太叫人相信了,這正是他聰明的一面,現在想起來他太狡詐了。

為了騙起來更煞有介事,賴昌星在香港搞了一個空殼公司,在本納比的吉辛納花了幾十萬以陳保順的名字買了一棟房子。賴昌星家搬進去時,搞了個20多人參加的搬遷晚宴,我還送了一個高大的青蛙雕塑。0310月,他的詐騙同夥盧如進幫他分期付款買了一部奔馳車,賴每天開著奔馳滿街跑。現在想來,他們為了詐騙進行了很好的包裝,充分准備了道具。後來移民局發現賴擅自搬家,關了賴兩天,他們被迫搬回了麗晶廣場17樓。這件事鮮為人知。

有一次我在他家遇上了位台灣人,自稱是賴的老鄉,莫名其妙地出示了台灣護照,我們一起出去吃飯時,賴說這人就是公海加油站的管理者。席間,賴昌星出去抽煙,回來盤問我們這人說了些什麼,要我們不要聽他的胡說八道。我現在想起來,賴昌星可能怕這人說出並沒有什麼加油站之類的事情。

其實我們沒有問這個人是否有加油站,遇見王鵬時,我們什麼也沒有問。我不會主動索要名片,詢問生意怎麼樣。後來我去過他的香港公司,完全是一家空殼公司。後來我們再見到王鵬時,他說出事情原委,笑我們上當了。原來賴叫他付三百萬人民幣買香港公司經理的位子,並許諾百分之二十的利潤。王鵬出差浙江時,接到賴昌星的電話,說船已在公海,要王立即匯出三百萬。王鵬說祇答應過考慮,兩人之間並沒有定下什麼呵。賴生氣了,說油已在公海,你怎麼可以這樣呢。他們在電話裡就吵翻了,王鵬就這樣沒有上當。

2004年初,賴昌星讓我先生去香港接他的貼身保鏢兼助理劉龍生,賴說把很多財產轉移到了劉龍生名下,他會帶來很多錢。我先生還幫助曾明娜送了一包東西去澳門,她姐姐也托我先生帶回了一包珠寶。劉龍生到溫哥華之後,住在賴昌星空在吉辛納的房子裡,我們相處了兩個月,離開溫哥華前劉龍生將實情告訴我們:我知道你們是好人,我不想再幫賴昌星一起騙你們。賴被黑社會追,把我說出來,說我帶來了一筆財產。我幫賴昌星擋了兩撥人,並按賴的口徑說:賴有財產在我這裡,變賣了之後,會還錢給你們。

劉龍生原以為溫哥華有生意機會,沒想到賴利用他。聽了阿龍的話,我們第一次感覺被騙了。為了保護自己,我們不聲不響找到賴昌星,說女兒男朋友要投資証據,就這樣,賴昌星給我們寫了一個十萬投資的字據,那是0432日,我老公本身有一個20萬的支票証據,後來作為被騙憑証見了報。(見附圖)

債主曾逼賴昌星跳樓

在劉龍生告知實情的同時,郭志山正在逼賴昌星還債。郭志山原是中國軍人,移民加拿大後住在溫哥華,賴昌星同樣以投資海上加油站為名騙了郭六百萬人民幣。

04年上半年,賴昌星在家裡被郭志山打得跪在地下,郭志山逼賴昌星從麗晶廣場17樓跳下去,郭說:跳下去,我們倆人的債就一筆勾銷。賴昌星的兒子也在場,嚇得求曾明娜,要曾明娜把存在塞浦路斯銀行裡的錢拿出來,救賴昌星。曾明娜開始不肯,兒子跪下了。後來曾明娜和郭志山一起去了列志文的一間郭姓律師開的律師樓,辦了把80萬加幣抵押給郭志山的手續。

賴昌星夫婦剛來溫哥華時在57街買了一棟房子,後來又賣了,把一百萬存在塞浦路斯銀行,後來他們取出20萬,還剩下80萬在銀行裡,再後來,塞浦路斯應中國政府的要求把這個帳戶給封了。

後來,郭志山回大陸時被中國政府抓了幾天,賴昌星親口告訴我:你們追債,回大陸就會有麻煩,郭志山就是你們的樣板。同樣的話,我從其他受害者口中也得到了証實。

賴昌星和曾明娜定期去移民局報到,曾明娜考了四次駕駛執照都沒有通過,有時候她要我開車陪她去移民局。046月的一天,我正准備在移民局附近停車,曾明娜慌忙催促我快走,別在那裡停車,說自己看見了一個不想見到的人。我以為她看見了媒體記者,於是我把車開到後面的停車場。等報完到,停車時間也快到了,我就小跑著往停車場去,曾明娜跟在後面,我聽到曾明娜“嗷”的一聲叫喚,我回頭見一個人抓著她,一手把她拎起來,我當時大喊你一個男人為什麼欺負女人,這男人把曾明娜像拎小雞一樣拎到我面前,問我:你知不知道,賴昌星和曾明娜都是騙子。我問怎麼回事,他說:我是郭志山,他們騙了我六百萬,你是否同夥。我說你有話好好說,我也向賴昌星投資了。

郭志山說先帶曾明娜到移民局,再想辦法叫賴昌星過來。我追繳了停車費之後,追到了移民局。我的英文比郭志山稍強,郭叫我問移民局賴昌星今天有沒有報到,回答是還沒有來。郭又叫我問移民局有沒有講國語的人,他要告賴昌星和曾明娜詐騙。後來,移民局來人把郭志山叫到裡面去了。我和曾明娜就離開了移民局,曾明娜問我能否在我家住一段時間,就這樣為了躲債,怕被追打,曾明娜在我家住了一段時間,這件事情在移民局備了案。

事發當天的下午,郭志山約我去麗晶廣場三樓的希爾頓酒店咖啡廳,這裡也是賴昌星經常約人見面的地方。在那個咖啡廳裡,郭志山把如何打賴昌星,逼他跳17樓的過程告訴了我。

郭志山在我之前被騙,被騙數額最大。賴昌星的合夥人盧如進,不僅是賴在香港公司的注冊人,還和賴昌星合演雙簧,聯手行騙。045月被騙了16萬的秦曉東告訴我,盧如進是賴昌星騙局中的一個托,後來債主們每次商量去移民局堵賴昌星,都是盧如進通風報信,賴昌星就以肚子疼生病等借口,改在別的時間報到。有一次我去賴家,發現盧如進給躲債的賴昌星送飯,通報外面的最新情況。05年盧如進入了加拿大籍,賣了房子回流,曾明娜告訴我盧如進騙走了賴昌星很多錢。

郭志山逼賴昌星還錢時,賴和盧如進一起和郭志山商量,想把有錢的秦曉東騙進來還郭志山的錢,後來郭志山把話告訴了秦。於是郭和秦曉東很熟,我打郭志山在溫哥華的電話,找不到人,問秦曉東,被告知郭回北京了。

04年初,有一個被賴昌星騙了14萬美金的人,把賴留在吉辛納大宅子裡的家具全部搬走了。郭志山拿了奔馳車,每個月在供車款。後來我找到這個搬走家具的人索要我送的青蛙雕塑,他告訴我:我把能搬的都搬走了,祇留下了床,我嫌它臟。


採訪後記:行蹤詭秘的索債人

627日,多維記者在離開溫哥華前的最後兩小時拿到了李萍的電話,那是周一上午,溫哥華本地的記者朋友幫忙找到了她的電話。撥打電話之後發現,李萍家中的電話已經取消;手機接通後,發現兩人相隔的距離甚遠,無法在飛機起飛前見面,於是和李萍約定第二日在電話中談。

28日,多維記者從紐約打電話和李萍有了一番長談,獲知了這位在媒體面前用口罩遮面的神秘女子口述的被騙故事,李萍在電話中許諾會將有關材料寄給多維。

幾天後,多維記者再次致電李萍,被李萍告知,其先生托尼王會在一兩周內到紐約與記者見面,到時會提供電話中說及的照片和文字材料,並說在賴昌星准備出新書的同時,他們也准備出版一本揭露賴昌星內幕的書,材料就取自曾明娜躲債期間住在李萍家時所敘述的故事。後來托尼王從多倫多兩次致電多維,稱近日來紐約見面,後來失去音訊。

817日,多維記者再次致電李萍,她說托尼王在外奔波,一時在加拿大一時在香港,不知他幾時有空去紐約見面。她自己在626日給加拿大總理哈勃發出電子郵件,講述了賴昌星的行騙和威脅的情況,當天接到總理辦公室的回郵,稱將信轉交給移民部長索爾伯格處理。

李萍稱從報紙知道賴昌星再次搬家,但無意探聽地址。她告訴多維賴昌星詐騙案中有名有姓的苦主已達12人,受騙金額高達400萬加幣。“如果這次賴昌星被遣返了,我們就找曾明娜算帳﹔如果他們倆個一起被遣返了,我們可真沒戲了,不知道找誰要錢。”

919日,李萍和其先生托尼王從大西洋城到達紐約,與記者約好在孔子大廈見面。當記者依時到達時,李萍和王托尼又建議改去肯尼迪機場。於是三人搭上出租車,在雨中前往機場。

在機場咖啡廳裡,托尼王出示了賴昌星的支票,(金額有塗抹痕跡),並將他的《賴昌星曾明娜在加拿大的詐騙案》部分內容出示給記者,稱已經和香港的《一周刊》簽下出版意向。托尼王稱整書共五萬字,附加多種材料。為了使李萍免去日後的麻煩,直署他一人為作者。獲得許可後,記者將書稿打印件的部分內容拍照。(手寫稿被藏起,李萍稱不願意被賴昌星看出她的筆跡)

在多維記者為他們拍攝時,托尼王避開,稱不願意讓賴昌星知道他和李萍在一起,而李萍則戴起墨鏡,用手掌充當口罩遮面。

李萍和托尼王52歲同齡,李萍原是沈陽軍區文工團文藝兵,後來去了軍事科學院。居住在溫哥華,李萍被賴昌星欺騙期間,幫賴去北京找過董文華。托尼王在多倫多從事移民和房地產事務。與記者見面後,李萍從肯尼迪機場搭乘飛機回溫哥華,托尼王承飛機去水牛城。分手時,托尼王告知記者,李萍和賴昌星見面的牽線人是盛雪。

105日,托尼王發來電子郵件,沒有提供材料,卻詢問賴昌星新書出版進展。多維記者當日回信,告知正在等待他們的材料。但時至今日,沒有回音。

附:李萍轉寄給多維的她與加拿大總理辦公室的往來的電子郵件

親愛的李萍:

我僅以總理閣下之名,謝謝你的電子郵件,你在其中所提問題屬於移民及公民事務部長蒙特-索爾博格管轄。

你所作的陳述已經被仔細研讀,你的電子郵件也已經被轉給移民部長索爾博格,以便他也能了解你的立場,我相信移民部長會給予仔細的考慮。

加拿大總理辦公室

執行通訊官

L.A.拉維爾

2006626日周一下午158


親愛的部長:

賴昌星曾利用我作為2005816日移民聽証會的作假証人,我現在把經過公証的文件寄給你。如果你閱讀聽証會記錄,會發現當賴昌星在指控CBSC2005年秋季逮捕他時,他如何在自己的謊言和誹謗中自相矛盾。我十分驚訝法官和移民部法律顧問會在移民部聽証時採用這一誹謗。在我將他的罪行公之於眾之後,我及我在中國的家人受到了賴的威脅。我已經把這一威脅報告給了CBSA官員Mike Kurvers,但司法部並無動作。我希望能早日聽到答復,致謝。

李萍

2006/06/26 01:57:25 PM

From: "Prime Minister/Premier ministre"

To: "phoebe li"

CC: "Monte Solberg, P.C., M.P."

Subject: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 Cabinet du Premier ministre

Date: Mon, 26 Jun 2006 13:58:18 -0400

Dear Li Ping:

On behalf of the Prime Minister,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your e-mail,

in which you raised an issue which falls within the portfolio of the

Honourable Monte Solberg, Minister of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Please be assured that the statements you made have been carefully

reviewed. I have taken the liberty of forwarding your e-mail to Minister

Solberg so that he too may be made aware of your comments. I am certain

that the Minister will give your views every consideration.

L.A. Lavell

Executive Correspondence Officer

for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Agent de correspondance

de la haute direction

pour le Cabinet du Premier ministre

phoebe li 06/06/26 01:57:25 PM

Dear Minister, I would like to file the attached notarized document as

evidence against Lai Cheong Sing who used me as a false witness in the Aug

16, 2005 Immigration hearing. If you read the hearing transcript, you will

see how Lai was contradicting himself with his lies and slanders when he

accused the CBSA of setting him up for the arrest in Aug 2005. I was

surprised that the Judge and the Immigration Counsel would take that kind

of slanders in the Immigration hearing. My family in China and I have been

threatened by Lai after I exposed his crimes to the media. I have reported

the threat to the RCMP officer, Mike Kurvers but the Justice Dept. has

chosen to do nothing. I hope to hear from you soon. Thanks

Regards

Li 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