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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妓女阿春一生的不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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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日本正值幕府时期,有一个名叫阿春的女子,其生活轨迹是从宫中到娼馆,最后托钵行乞,不知所踪。 在历史学家以刮骨刀般的简洁文字,不带色彩地记录她一生不同阶段中的不同男人时,文化人对阿春的人生做出了不同的解读。 17世纪,开创雅俗折衷文体“浮世草子”的日本近代文学大师井原西鶴,有四部著名的“好色”男女系列传世,其中之一就是《好色一代女》,有人特别注明,日本汉字的“好色”仅作“爱情”解,并非中国汉字“好色之徒”的意思。 井原西鶴笔下的阿春生性放荡,从十一岁在贵族家当女佣,到六十五岁流浪街头靠卖淫度日,在风烛残年之际,以一老尼身份回顾自己的一生。 20世纪50年代,连获三届威尼斯电影节大奖的日本导演沟口健二又讲述了另一版本的阿春故事:阿春不再是放荡女子,而是蔑视女性的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及好色男的玩物。 当阿春还是贵族家里年轻漂亮的女佣时,武士胜之介为之倾心,正当他们在旅店中倾诉衷肠时,被官吏发现。结果是冒犯贵族的胜之介被斩首,阿春全家被逐出宫中。后来阿春又被一贵族选为小妾,生育儿子后被驱逐回家,却被父亲卖到妓院。 沟口健二在电影中加入了一些道德性的呐喊,如胜之介在被斩首前疾呼“希望有社会等级消失的那一天”,当然,这一天在日本早已到来,除非有人想娶皇室成员,否则不会再有产生这种呐喊的逼迫感。 但沟口健二的《西鹤一代女》却是一种凄苦的色调,阿春不断地被逐:从宫中、从家里、从富商家、从庙里,直至无路可走,流落街头。 1952年,《西鹤一代女》为沟口健二赢得了首个威尼斯电影节大奖。它留给人们记忆深刻的声像画面:孤苦的胡琴声,冰冷的罗汉像,倒下的西鹤一代女。 

虎口的总统------为李登辉一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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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在唐人街的一家工艺品店里,两位操广东话的六旬男子在闲聊,其中一人高声咒骂着李登辉,骂他是汉奸、日本人的儿子、卖国贼。 我当时正在里面购物,碰巧听到。大概觉得我也是属于说广东话的人群吧,他便扭头冲我说:香港人都知道他是汉奸,你说对不对? 唐人街是个奇怪的文明飞地,人们脑子里的货色是什么暂且不论,就凭他们叫喊和争吵的交流方式,文明人就很难在其中混迹。 反正加拿大言论自由,就让他们在唐人街冒泡吧。 前几天刚看完的日本女作家上坂冬子的《虎口的总统---李登辉与曾文惠》一书,为观察李登辉提供了一个更宏观的视角,现把笔记和随想记录在此。 ---李登辉书写的历史 1.1947年发生的228事件,在时隔40多年后,直到李登辉任总统方才得以平反。在“经济发达,明朗快乐”的台湾,李登辉常以《生为台湾人的悲哀》为题打开话匣子。 在1995年2月28日,228事件48周年时,李登辉以中华民国总统及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向台湾人民正式道歉,上坂冬子记载其动力来自妻子的一句话“好好道歉,台湾人才会安心”。而李登辉之所以听妻子的话,是因为她是“标准的百姓”。 2.李登辉开启了两岸对话。1991年台湾成立了海基会,之后大陆成立了海协会,93年4月首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1992年到1995年,李登辉还派遣其子的好友苏志诚为密使和江泽民的心腹曾庆红在厦门和珠海举行了120次两岸密会。 3.1991年到2000年,五次修改中华民国宪法。废除了万年国代,600名老态龙钟的万年国代退出历史舞台,民主选举议员。1994年,决定总统由人民直选。 4.1991年2月3日,通过《国家统一纲领》, 制定了与大陆统一的四项前提:一是中国政治民主化,二是中国决心实施自由经济,三是当中国成为公平社会时,四是中国军队国家化。 5.1991年,废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警总。邀请台湾的海外流亡者回台。 6. 1996年,中华民国首次实现总统直选。 7.1998年台湾废省,1999年李登辉提出与大陆“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台湾民主之父 在部分蓝营人士因国民党失去江山而痛恨李登辉的同时,现任国民党主席、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有着不一般的见识,他心里明白李登辉是台湾的民主之父。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2008年选战中打败谢长廷之后,马英九的请益之旅首站就是

河边的男洗衣工---印度电影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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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一个月的《不可思议的宝莱坞》印度电影展映活动今晚在魁北克电影资料馆落下帷幕,压轴电影是印度当红帅哥普拉提克·巴巴尔(Prateik Babbar)在2010年主演的《Dhobi Ghaat》(河边的男洗衣工又名孟买日记)。 这部电影与加拿大有缘分,因为全球首映就在2010年九月的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河边的男洗衣工》是一部少有的不带歌舞的宝莱坞电影,讲述一位在纽约工作的印度裔女子回到孟买,与一位画家和一位身份低贱、以帮人洗衣维生的帅哥的感情纠葛。该片还有着一个巧妙的结构,像福娃一样,大故事里套着小故事,小的那一个由画家新租房子里发现的三盒录像带里所展示。 总体来看,这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宝莱坞电影,丝毫没有拖泥带水的感觉(入场之前,设想如果它出现没完没了的歌舞,我就只能中途退场)。印度电影以帅哥美女当家,整个行业也因此显得光鲜照人和生机勃勃,22岁就获得印度奥斯卡奖--印度电影观众奖(FILMFARE AWARDS)的普拉提克·巴巴尔在这部电影里淋漓尽致地显露其逼人帅气。 电影是印度社会的一朵奇葩,无论经济兴或衰,这朵奇葩都常开不谢,这种盛景令同属金砖国家的中国羡慕不已。据《华西都市报》去年12月的一项报道,自2005年以来,印度年产电影就一直保持在千部以上,2008年发展到顶峰,达到1325部。这样的产量,是好莱坞的4倍,其观众的数量,也以36亿人次远超好莱坞的26亿人次,每日进入影院的观众达1400万人之多。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影产出国。据了解,早在2006年,印度政府便正式将电影业列入国家重点扶持的支柱产业,该产业也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甚至超过GDP的增长速度。 中文版的《印度之窗》在今年一月探讨《印度电影宝莱坞的影响力》一文中,列举了印度电影在世界各大洲受欢迎的情况。 亚洲 大多数巴基斯坦人都观看宝莱坞电影,因为印地和乌尔都语以及他们的文化都很相近。尽管印度电影在巴基斯坦被禁,但TajMahal等宝莱坞电影还是得以在巴基斯坦合法的发行。巴基斯坦人多数通过有线电视收看宝莱坞电影,宝莱坞电影在当地的音像店也有极大市场。南亚其他国家,如孟加拉和尼泊尔的观众也在观看宝莱坞电影。 阿富汗人也看宝莱坞电影,因为他们在地理上接近印度次大陆,此外,电影中的文化和语言也与阿富汗的文化语言相近。甚至一些宝莱坞明星的祖籍或亲族也在

蒙特利尔人以灰色长龙纪念地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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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最初意在反战而具体实施时变成环保的地球日活动,今天进入第43周年。 昨天(周日),蒙特利尔举行了地球日游行集会。据主办者称,有5万人参加了市中心街区一公里游行,人数较去年少一半。中午2点,举着各种标语横幅的队伍离开集合地节日广场,在警车引领下步行前往加拿大广场,并在那里举行集会演讲,活动在4点结束。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气候变化,人们在演讲中表达了对加拿大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的不满,还有人指政府的北方计划将会导致环境灾难,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条由几十人舞动的灰色长龙,它象征哈珀政府一直力推的美加输油管道计划,该计划意在把阿尔伯塔的油砂通过美国内陆输往得克萨斯的墨西哥湾。 以“喊停”字眼打头的舞龙队伍中,没有见到以舞龙见长的中国人,甚至在5万人的游行队伍中,也没有魁北克华人的身影。 而此时的中国有着全球最严重的环境污染,“沙逼北京,猪投上海”是中国本土人对生存环境的自我嘲讽,中国濒临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危机之中,城市乡村无一幸免。 海外中国人如果还有灵魂的话,他们本应在各地的地球日活动表露心声,像所在国民众一样,以各具特色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地球对环境,特别是对中国环境的关注,但他们缺席了。 蒙特利尔游行队伍中,有同属蒙古人种的原住民,看来有机会的话,将来应该请他们来给海外华人启蒙开示,教导华人如何作一个对地球有贡献的人。

比皇军更具征服力的是日本电影---谈市川昆的《缅甸的竖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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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国的爆发力迅速由军事领域转向文化及经济领域,在文化方面,电影的表现极为突出。日本电影在战后出现井喷式的大制作,其深刻的内涵及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影响波及欧美及亚洲各地。在军事实力受遏制的年代,日本以其无以伦比的软实力惠及全球,可以这么说,日本电影比日本皇军征服得更远,更长久。(普通中国人认为他们的电影受港台影响,而不清楚日本电影人在战后直接参与了港台电影的起步及发展,这一点中国电影专业人士应该清楚,日本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岛屿,而是圣山) 市川昆的《缅甸的竖琴》就是一例。这部拍摄于1956年的音乐故事片,同时又是一部战争悲情片、一部佛教宣导片和一部诗话艺术片,它比1965年拍摄的脍炙人口的《音乐之声》早产九年。《缅甸的竖琴》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并被提名1957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这时距离日本战败只有十年时间。(黑泽明更早杀出,自他的《罗生门》在1950年获得威尼斯金狮奖后,他终生在西方获奖无数,影响了诸多欧美大导演) 但在加拿大看《缅甸的竖琴》颇费周折,观看的过程支离破碎:网络电视上只有该片的前40分钟,之后就不知所踪,在youtube上倒是发现有全片,但是原版日文,没有英文或中文字幕。电影资料馆里也没有收藏这部经典片。国内的《优酷》倒是有,可是仅限于中国国内观看。 最后无奈之下,只能看youtube上的日文版。 与三年后拍摄的残酷到吃人的战争电影《野火》相比,市川昆在《缅甸的竖琴》里,营造了截然不同的战争氛围,那就是:群山间,明月下,歌声四起。 歌声与琴声化解了胜利者与失败者的对立,也使成为俘虏的日军井上连的官兵们亲如兄弟。(谁能料到导演市川昆在三年后,就拍摄了战败菲律宾的日军自相残杀和吞噬的《野火》)

在蒙特利尔看华人实验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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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太阳马戏团曾以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运用颠覆了传统杂技,把后者从中世纪的大棚带入当代艺术的殿堂的话,那么,蒙特利尔舞台艺术家参与创作的《金山》,运用多媒体的效果使传统对话形式的表演获得了新的时空纵深和外延张力,成为全球话剧表演艺术的新锐。 4 月 16 日 晚上 8 点半,在蒙特利尔蓝线地铁站 FABRE 附近的《马厩》( aux ecuries )剧场,几十名魁北克年轻人像上专业课一般,端坐在阶梯形座位上,观看这出由华人编剧、华人主演的实验话剧在蒙特利尔的首场演出。 ---华人移民的《金山》 《金山》源自英国著名华人演员叶西园与父亲叶雷的对话,其录音曾被束之高阁二十年,是蒙特利尔《两个世界》( Les Deux Mondes )剧团把它抢救出来,用新技术和多媒体方式展现了一位中国移民半世纪的海外漂流史。 1942 年,广东惠州人叶雷为躲避战乱,从香港以海员身份远走英伦。在英国西部港口利物浦,不识英文的他一头扎进了唐人街,在洗衣店里谋生。此时英国也卷入了二战,利物浦人也在炮火中艰难度日。叶雷开始和同在洗衣店打工的英国少女玛丽约会,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不料遭到玛丽全家的反对。两人结婚后,生育了八个儿女,叶雷却在唐人街染上了恶习,赌博输掉了自己养家糊口的洗衣店,并一度离家出走。 回家后,叶雷染上了毒瘾,并以贩卖鸦片烟维生,玛丽一气之下出走,直到 1989 年去世也不曾回头。曾反对他们结婚的玛丽家人悉数参加了她的葬礼,唯有叶雷不敢露面。 从世俗层面上说,叶雷是个失败者,他不但没有像大多数海外华人一样守着个小买卖苦心经营,老来衣锦还乡,向本乡本土展示自己飘洋过海淘得的金山,甚至在为自己生育了八个孩子的爱妻死去时,叶雷都不敢前去致哀。 叶西园在爸爸生前一直无法理解其人生,待自己年事稍长,特别是在皈依了佛门日莲教后,他不再激愤,试着以平常心去理解父亲:他的漫长人生之旅,他留下的满堂叶家子孙,不也是他的金山吗。 ---利物浦的叶氏家族 1951 年出生的叶西园毕业于伦敦东十五演艺学院,是该校的模范毕业生。 30 岁时因主演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剧《中国侦探》( The Chinese Detective ),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演员。 1984 年,他在好莱坞大导演

信仰式微,教堂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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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塔之市蒙特利尔,因笃信天主教的人数越来越少,捐款者日寡,越来越多的教堂因筹集不到经费而被挪作他用。 大名鼎鼎的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就有一座高耸如云的塔尖,从塔尖下的阶梯拾级而上,入得大门,别以为自己是进了教堂,你是进了教室。 这些年,也零零星星听得一些本地朋友说,有人想买下某某教堂,改成公寓出售。这可不是天方夜谭,你去到小意大利,看看中心街区的那栋教堂,那里的小隔间里都散发着人间烟火的味道。再看看皇家山东侧脚下,那一栋教堂,早已被分割成了两房一厅或三房一厅。 今天,地铁报(METRO)又揭出一个新例: 位于蒙特利尔岛文化区 3998 Saint-Denis 的 圣裘德教堂(Sanctuaire Saint-Jude ),被人买下准备改成美容中心和健身中心。 改造工程4月初开工,在基本不改变外形的前提下,三名新业主决定花600万加币做内部装修,以适应美容中心和健身中心的需要。 过去,教堂是一个社区的中心,新业主相信,这一功能将继续得以保持,因为无论是美容还是健身,都将吸引不少人前来。 

新闻记者的爆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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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三点,波士顿发生爆炸案,两枚设置在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终点后湾附近的威力巨大的炸弹炸死了两人,最少六十四人受伤,胜利的庆祝场地顿时血流成河。 美联社报道说,警察还发现了两枚未爆炸的炸弹,并将其拆除。 《波士顿环球报》记者从现场发来的报道说,爆炸现场街道上到处是血和破碎的玻璃,爆炸发生后,有人失去了四肢,有人则昏了过去。 在终点观众席上的体育电视节目制片人Steve Silva 说:“受伤的人被抬上了担架,有人失去了腿,有人在哭,大家都很惊慌。” 每次看新闻,都想感谢在现场的记者同仁们。新闻离不开现场,记者也离不开现场,而现场需要爆发力,没有爆发力,则不能第一时间赶到事发地,不能及时寻找及综合资讯,不能及时写稿,不能及时发回新闻中心。 而爆发力在考验智力的同时,也要求有极强的体力。几年前在纽约遇见过《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站站长周看(Joseph Khan),他十分肯定地对我说,年过四十,就不适宜做记者,只能做编辑。 我移民之前,曾是新闻部的拼命三郎,上刀山下火海都是我,因电台的特点,有段时间几乎所有灾难性报道都由我首发,记得有其他媒体记者开玩笑地说:“怎么你知道消息那么快,是不是你自己放了火,又在现场发报道呵。” 记得有一次珠海板障山夜间着火,我爬上山顶,向电台发出特别报道之后,公安局的一位头头竟然命令我带着一组消防人员抄近道去火场,理由是我熟悉情况。 在海外做记者,鲜有赴现场的机会,记忆深刻的有06年去台湾参加保钓,跟随保钓人员陆地海上奔波,发了几天的现场即时报道,几天后遇见台湾当地记者时,有几个人都知道我的名字,因为他们一直在网络跟踪我的报道。之前有一次在魁北克市的省议会大楼前跟随抗议的学生吃过催泪弹,这是平生第一次吃催泪弹,当时眼睛奇痒,不时用手揉,结果越弄越糟糕,不过这次不是即时报道,而是过了几天写给唐人街的周报。 记忆中的最后一次现场即时报道,是2010年5月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遭遇毛派大罢工,毛派包围总理府,与警察发生冲突,当时我躲在一个变电器后面,躲过了棍棒和石块,不过就没有躲过催泪弹,这次有了先前的教训,不再用手去揉眼睛,只是任泪水淌下。待回到旅馆,立即发出图文并茂的报道,后来发现,我是从现场发出报道的唯一一名华文媒体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