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31日星期日

贡嘎扎西:达赖喇嘛完全退休的时间不可预期

10月23日,达赖喇嘛在加拿大多伦多表示,前几个月他在印度南部召开的一次关于西藏民主问题的会议中,提出完全退休问题,并强调自己应该具有一个普通人享有的退休人权。面对参加第二次加拿大汉藏论坛的300多名华人,达赖喇嘛强调此事会在几个月内有最后的结果,因为西藏流亡议会每半年就有一次会议,届时将讨论他的完全退休动议。

达赖喇嘛的说法引起在场华人媒体的极大关注,在达赖喇嘛演讲后,既有数名记者就此提问,得到确认,会后,达赖喇嘛可能会在数月内完全退休的消息成为国际间引人注目的标题。

达赖喇嘛驻纽约办事处分析员贡嘎扎西先生,日前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他并不认为达赖喇嘛在多伦多的说法新鲜,也不认为这一说法能成为现实。自从 2001年西藏流亡政府首次选举产生首席部长之后,达赖喇嘛已经把具体事务交由民选官员处理,自己处于半退休状态。9年来他多次提出完全退休的可能,但都没有实现。

贡嘎扎西说:“这并不是这一次在多伦多才说,他曾经在公开场合讲过很多次,不是一种新的说法。有人提问后,达赖喇嘛说这个问题几个月后将会明朗,他的意思是在半退休状态后,在西藏政务方面,打算完全退休。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他并没有说明清楚。”

据贡嘎扎西分析,达赖喇嘛所说的“几个月后”,是流亡政府的首席部长会明朗化,而不是他自己完全退休问题会明朗化。他说:“达赖喇嘛一直有完全退休的想法,他认为完全退休就意味着完全民主化,让藏人的最高行政首长民选产生。”

这一次在多伦多,达赖喇嘛还重申了自己毕生推动两个目标的承诺,一是提倡人类普世价值,二是提倡各宗教间的和谐。达赖喇嘛还强调他要求完全退休并非是想休息,而是想在有生之年,继续实现这两个承诺。尽管如此,陪同达赖喇嘛访问了多伦多的贡嘎扎西相信,几个月后不会有什么重大新闻,达赖喇嘛的完全退休会在不可预期的未来。因为下一任首席部长会在明年3月20日出炉,桑东仁波切会在8月15日卸任,如果届时达赖喇嘛完全退休,势必会造成权力真空,流亡藏人不会允许两位权威人物同时消失。

早在2007年,达赖喇嘛访问美国时,就在麻省史密斯学院的演说中表示将在数年内完全退休,当时就有分析指达赖喇嘛想把世俗政治领袖的角色交棒出去,自己更多地担当人类精神领袖的责任。在这一次中文媒体大量聚焦达赖喇嘛完全退休一事之后,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办公室并没有想就此作出回应,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实在不是新鲜事。

关于流亡政府首席部长选举事宜,贡嘎扎西透露,初选已经结束,正式候选人已经产生,但名单会在初选结束后的180天内,也就是11月底或12月初公布。目前在网络上,流传着一份有着17人候选人的名单,其中有任职于哈佛大学东亚法学研究员的洛桑森盖,还有担任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的才嘉,贡嘎扎西表示这并不是官方公布的最后结果。

不过他认为,洛桑森盖被普遍看好。这位出生于印度大吉岭的哈佛大学博士,今年只有35岁,年富力强,2004年被总部设在纽约的全球组织亚洲学会选为亚洲24位青年领袖,并曾在哈佛主办过中国与藏人学者针对西藏法学议题的研讨会。

2010年10月25日星期一

加拿大充当犹太人耳目遭伊斯兰国家集体报复

十月是加拿大的伊斯兰传统月,加拿大境内的80万穆斯林展开各种活动纪念自己的节日。然而就在这个月,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加拿大却遭到了来自伊斯兰国家的集体报复,使它重返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努力功亏一篑。

据加拿大通讯社报道,10月12日,在57个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和印度的坚决反对下,加拿大首次在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角逐遭遇失败,每两年改选一次的五个非常任席位,今年的4席已分别被南非、印度、哥伦比亚及德国获得,加拿大与葡萄牙争取剩下的一席。但在12日的首轮投票后,加拿大明显落后于葡萄牙,只能宣布退出。

在历史上,加拿大曾在1948、1958、1967、1977、1989和1999年六次获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蒙特利尔法文报纸《责任报》指出,这一次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加拿大首次蒙羞和无功而返。为了获得这一席位,加拿大总理哈珀曾特地飞往纽约在联合国大会上游说,获得了135个国家的书面支持,最后却只得到了114票,被获得了全体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支持的葡萄牙甩在了后面。

就在伊斯兰国家在联合国羞辱加拿大的同时,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阿联酋还下令加拿大关闭其设于迪拜的名为“幻影营地”的军事基地,这一基地是驻阿富汗北约部队空中运输线的一个重要中转站,也是加拿大在中东的唯一后勤补给站,在加拿大军队2011年7月完全撤出阿富汗之前,作用相当重要。更令加拿大人觉得羞辱的是,当加拿大国防部长马凯10月份从阿富汗启程回国时,专机经停阿联酋的请求也遭到拒绝,被迫改飞欧洲。

这一系列事件震动了加拿大,美国的CNS新闻网指出,在多方寻找原因之后,很多分析家认为加拿大之所以遭伊斯兰国家报复,是因为它在国际上采取强烈的亲以色列立场所导致,而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在阿拉伯与以色列冲突问题上,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

加拿大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在委内瑞拉得以充分地展示。因以色列在2008和09年连续轰炸加沙地带,委内瑞拉在09年1月断绝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犹太人于是请加拿大代表其在委内瑞拉的利益。2009年8月,加拿大与以色列两国政府就此签署了协议。加拿大《新闻报》指出“以色列之所以请加拿大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充当其耳目,是因为加拿大是以色列最为忠实和坚定的盟友。”

2010年1月,加拿大负责美洲事务的国务部长皮特·肯特,首次访问了反犹态度鲜明的查韦斯总统领导下的委内瑞拉,他在那里接见了犹太人社团领袖,还参观了一年前被破坏的犹太人教堂。之前肯特曾公开表示,“任何对以色列的攻击都将被视为对加拿大的攻击”,加拿大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负有责任密切关注那里的犹太人的生存状况。

《新闻报》指出,自2006年哈珀的保守党政府上台以来,加拿大迅速在以色列与众多穆斯林国家的纷争中摆明立场,完全站在了以色列一边。今年5月,以色列总理在访问加拿大时高度赞扬哈珀,称他是一个有远见和信念坚定的人,是和平的捍卫者及以色列的伟大朋友。

但在联合国的失败使加拿大人明白,自己在广大的穆斯林国家中没有一个朋友,这一情况引起加拿大人对政府的批评。魁北克大学国际问题专家安东尼斯说,这一事态证明了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加拿大保守党政府对犹太占领者的支持不仅违反了国际法,也违背了加拿大的基本价值,保守党政府的做法比以前任何一届政府都过激。

达赖喇嘛:我近几个月内可能完全退休

“我在前几个月于印度南部召开的一次关于西藏民主问题的会议中,提出我的完全退休问题,我强调我应该具有一个普通人享有的退休人权,由于议会每半年就有一次会议,我提的这个问题会在几个月内就有结果。”10月23日,达赖喇嘛在于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第二届汉藏论坛上做了如上表示。

对此,一位不愿意透漏姓名的达兰萨拉官员告诉记者:“自从2001年桑东仁波切被选举为流亡政府的首席部长后,达赖喇嘛就处于半退休状态,所谓半退休,就是凡有重大问题,仍要请达赖喇嘛做出决定。如果达赖喇嘛几个月内完全退休,则意味着日后凡遇重大问题,将由流亡政府自己决定,达赖喇嘛不再插手。”

达赖喇嘛称将完全退休

因桑东仁波切的第二次任期明年初将届满,尽管呼吁他继续留任的呼声很高,但西藏流亡政府的法律规定,连任两次之后不得三度连任,到时谁将接替桑东仁波切的位置还是个谜,如果达赖喇嘛再完全退休,流亡藏人是否会出现权力真空,不得而知。

完全退休是为了使藏人产生真正的民主

达赖喇嘛强调自己的一生中有三大使命,一是作为人的使命,二是作为宗教人物的使命,三是西藏问题。前两大使命在他往生之前,都会尽最大努力来推动,在西藏内外推动人的爱心和慈悲心,在藏人内部推动宗教和谐,如果现在让他去北京,他都会努力去做,还有诸如推动汉藏大团结之类的工作,这些因不涉及他个人的地位问题,不存在退休与否,只要他还在世,他就会去做。

“我所谓的退休,是在政治上和行政上,让藏人选举产生的首长来担当责任符合民主的原则,如果我继续执政的话,藏人中可能没有办法产生真正的民主。”达赖喇嘛说:“达赖喇嘛领导西藏政治的历史已经结束了,中国人也应该党政分家,实行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


退休后与中央政府谈判能否继续

从2002年至今,达赖喇嘛的代表与中国政府已经进行了九轮谈判,如果达赖喇嘛完全退休,与中国的谈判将以何种名目进行,值得关注。

在第二届加拿大汉藏论坛上,达赖喇嘛再次对北京重申的不存在西藏问题表示不满,他说:“北京政府一再强调没有西藏问题,只有我个人的问题,早在80年代胡耀邦就提出了5点建议,我当时就回应说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西藏人民的问题,我的立场不会改变。”

达赖喇嘛认为目前西藏的情况很糟糕,两个月前他有一位从西藏来的中国朋友告诉他,在大昭寺 门口几百个藏人正在做大礼拜时,中国的武装警察却喊着口号在操练,这分明是在骚扰佛教,连汉人朋友都看不下去,告诉他,真正的分裂者,就是这些武装警察。


呼吁采取行动争取和平

达赖喇嘛认为,汉藏关系有一千多年的因缘,经历过和睦,也经历过战争,目前处于困难的时代,这种困难必须化解。他留意到胡锦涛提出了和谐社会,但指出真正的和谐来自内心的信任,信任才能产生团结,武力镇压不可能产生团结与和谐。

达赖喇嘛认为目前汉藏间的难题难以化解,问题在于中国对信息的控制使13亿中国人无法了解真相,要打破这种局面,就要进行汉藏对话。他在40年前就呼吁藏人与汉人交朋友,但在64学运之前,这一努力收效甚微,现在愿意做藏人朋友的汉人越来越多。

达赖喇嘛留意到最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公开承认中国的民主政策需要反思,胡锦涛撰文肯定胡耀邦的做法,以及温家宝多次提出政改的要求。他强调人权与和平不会从天而降,而是要去争取,要采取行动。因为破坏和平的是人,不是上帝,所以要创造和平,也是靠人。“和平的重要基础是人之间要相互信任,要减少生活中固有的概念,减少你我之分,建立真正的国际主义概念。”

2010年10月18日星期一

拆迁拆出旧贵族之四

久拖不决的席家花园被非法拆除及赔偿官司,将于春节之前由上海市法院一中院做出一审判决,这是北京纵横律师事务所孙海律师告诉记者的最新消息。

在12月初的一次采访中,他曾预计法院的判决会在12月中下旬做出。“但由于需要一些美国方面的证据,一个证据过来,就得两三个月,时间就这么拖下来了。”孙海律师告诉记者,目前所有的程序都已走完,就等着下判决了。

孙海认为,目前双方争执的焦点,仍是补偿的价格问题。他透露如果赔偿金还是800万,席太太的代理人詹先生不会接受这么低的补偿判决,除非判决补偿金额达到2500万到3000万之间。

要证明整件事情都是假的

在前一次的访问中,孙海透露,席德基姐姐的两位亲戚在97年串通上海市公证处,将席家花园出售手续合法化,凭着这个公证文件,这两位亲戚和上海音乐学院达成了买卖协议,上海音乐学院根据买卖协议向上海市政府申请拆迁,导致市政府下达拆迁令。

“这才会使得法院对沈家花园的评估价只有800多万,他们按照拆楼时的价格,每平方米才1万多元。”孙海说:“这栋房子地价最值钱,因为它位于淮海路上,但根据中国法律,土地属于国家,地价无法估算。当时沈家花园拆迁时,只是按当时的房价给了补偿,现在的价格升值多了。”

孙海认为席家花园的官司打到今天这个地步,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上海市公证处不合法律程序做出来公正文件,这份文件导致了最后的拆迁。“席先生已经过世了,却被冒称在上海,委托了两个人去公证处办手续,并签了协议,上海音乐学院凭着这个协议,申请了拆迁许可证。这个是非常大的漏洞。”孙海认为按道理,政府应该把拆迁许可证给撤了,但当时没人去做这些工作,导致后来越来越被动。

07年代理此案后,孙海律师曾去上海市公证处交涉,发现他们很紧张。但因为已经过了法律规定的追究时效,无法追究公证处的责任。

“前任律师应该做这些,但却无所作为,才造成今天这样的被动局面。”尽管事情已经无法弥补,但孙海还是认为他有责任去证明整件事情是假的,因为正当的程序应该是,先申请撤销公证书,再凭着撤销证明,去市政府申请撤销拆迁许可。


只等拿到一审判决书就去中南海

孙海计划,在拿到上海法院的一审判决书后,便托关系到中南海去找中央领导,只有中南海有批示了,上海才会公平处理这个案子。“现在太不公平了,席家花园拆了以后,土地几次更改用途,现在还闲着,到底怎么用,也不知道。”孙海说:“在上海如何反映情况,都引不起重视,只能走京城这条路了,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中央领导关注了,下面就会好好处理。”

席家花园案曾在一审过程中经过调解,但因调解不符法律程序,调解书被撤销,之后再按照一审程序进行审理。如果春节前,席家对一审判决不服,是否会上诉到二审程序?孙海认为最大的问题在美国方面不付费用。“我的差旅费都是自己垫的,律师费也没有收。好在詹先生的朋友出了十几万的诉讼费,交给了法院。”

但孙海表示无论如何都会坚持走完二审,“都走到这个份儿上了,只要有诉讼费,其他费用我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何频另起炉灶,《明镜月刊》三月创刊聚焦中国时政

海外知名华人媒体人何频在离开多维后不到半年,将在三月于港台创刊《明镜月刊》。何频对这本厚达160页的中国时政杂志给予的希望是:“也許五百年後,我們的某個子孫會翻到這本雜誌。”

何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本杂志没有任何政治投资和财团投资,完全靠市场运作。“印刷媒体已是夕阳产业,我逆流而上的理由非常简单,中国在世界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对新闻的封锁越来越严厉,与中国的力量非常不匹配,关于中国的两极化声音越来越严重,缺乏一个把不同的声音表现出来的媒体,明镜月刊是中国特殊环境的产物。”何频说。

何频强调他只是明镜月刊的创办人,该月刊没有社长,没有总编,没有发行人。在首发月刊上他撰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名为“有言在先”的社论《民主國家老化,中國模式進化》,何频认为西方民主虽有缺点,但与中国相比还是光芒四射;另一篇是《胡锦涛的处境和心思》,原是为一本英文著作撰写的序。


面对矛盾跑是最好的技巧

何频称《明镜月刊》将以独特的厚度和价位,与同类杂志拉开距离,不在同一个市场里争抢。他并不认为《明镜月刊》将冲击由他创办、目前已经转手的《多维月刊》,因为两月刊各具特色。在与记者访谈时,何频谈到自己的为人之道:“我面对矛盾时,很多时候都是跑字为上,我认为跑是最好的技巧,争斗毫无意义。”

何频从市场的角度看分析了《明镜月刊》的两大卖点:一是它的厚度,一般时事杂志篇幅在70页到100页左右,甚至更少,而明镜月刊首期就有160页,如此厚实的时事杂志很少有。《明镜月刊》还以长篇文章逆潮流而动,因为潮流时兴短文章,短到恨不能以图片为主像画报一样,而明镜月刊有的文章多达数万字。“一本有分量的杂志应该被保存和被分享,不应该像报纸一样,看完就扔掉。”何频说。高价位是《明镜月刊》的第二市场特点,它在价格上挑战读者。目前时政杂志均价在台湾是70台币,在香港是30元,在美国是4美元以下,明镜月刊定价是港币48元,台币220元,美金是10元,远超同类杂志。何频认为定出高价位,是因为明镜月刊没有任何政治投资和财团投资,完全要靠市场才能生存。“如果读者认为明镜月刊只值一碗面条而不是一块牛排的价钱,那月刊还是不办罢了。如果你认为明镜月刊的内容值得看,那这个价位又算得了什么!”何频自信地说。

何频把明镜月刊的读者群定位在35岁以上,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成熟者。“现在很多媒体瞄准年轻读者,尽量使自己幼稚化和通俗化。我的读者是成熟、有是非辨别能力、对文史和思想有更高境界追求、对《明镜月刊》提供的信息有辨别能力的人。”从类型上分,何频认为月刊的读者是有经济实力的官员、商人和愿意思考的人。

由网友建立的组合式月刊

离开多维后,何频有过几次出游,最初并没有考虑办杂志,只是自己在琢磨些事情。“我去年去了两次欧洲国家,多次去南亚国家,网络媒体的高速发展减弱了我从事新闻的兴趣。今年元旦,我在费城一间咖啡馆里,见有人拿着杂志在议论,我就写了一篇博客,自问是否要办一份杂志,文章意外地引来了数百网友的回应,赞成与反对之声都有,并有热心人愿意参与创办这份杂志。”何频发现,创办杂志并不需要他具体操心,何乐而不为呢。

他立即着手成立了完全独立于明镜出版社和明镜网站的明镜月刊杂志社,这几家明镜字号的机构彼此之间有互动与沟通,但无法律与财务上的隶属关系,将更有利于独立运作。“这与我以前做多维不同,那时所有的下属媒体都是多维投资的。”何频说。

何频说《明镜月刊》主要由网友建立,因为决定要出月刊之后,他就出游亚洲,半个月之后,月刊筹备事宜已妥,每个网友管理自己在月刊的栏目,最后组合排版印刷,甚至没有人审稿。何频介绍《明镜月刊》有三大部分内容:“一是我们最擅长的时事,我们有足够用几个月的来稿,且在内容上很有突破性。二是历史,明镜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历史书籍,我们可以从书稿中摘录部分内容。三是评论,明镜网有很多博客,提供了很多评论。”

从萌发设想到出版,才两个月,首发号三月份将面世,首期《明镜月刊》编发了26万字,版面非常密集。

定位越窄越容易成功

何频透露,在港台两地发行的《明镜月刊》在聚焦中国大陆问题的同时,也会关注台湾问题,但主体部分还是中国大陆,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大陆新闻不开放,二来中国在世界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媒体开放的港台,除非我们有独家专访,或是独特的视角,否则无法与当地同仁相比。做媒体要敢于漏掉新闻,才能做出与别人不一样的新闻,才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我一直认为,漏掉新闻并非大不了,关键在于你是否有独家新闻和独特的角度。我认为定位越窄,成功的希望就越大。”何频说。

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何频发现避免媒体同质化的诀窍在于,始终把独家报道和独家分析角度,独特的对历史问题的看法,视为首要问题。“在台湾时,有杂志同仁说《明镜月刊》卖220新台币,太贵了,他们三大本才70元,我回答我们杂志的含金量不同。”何频说:“我办杂志有个特点,不会找任何名人给我写稿或题词,我和名人只干一件事情,就是喝酒聊天。喝酒聊天,我和任何人都可以,名人当然也行,但干事情不可以找名人,因为名人的毛病很多。”

拆迁拆出旧贵族之三:上海席家花园涉外官司

12年来,席家花园历经波折,席家没少受折腾。先是在1997年,被人冒充签名出售;在世纪之交时,又被彻底拆除;2004年,授权期限已过的律师擅自弄出一份调解书,欲以区区500万人民币打发席家。

尽管冒充签名被揭穿,调解书也被撤销,但席家花园被夷为平地,席家利益受到严重伤害,人们发现,施害者没有受到法律追究。07年开始担任此案律师的北京纵横律师事务所孙海律师告诉博讯:“席家花园这些年经历的事情,本该有人受追究,但相关人等平安无事,究其原因,可能是席家没想到要法律追究施害者。”

关于冒名签字售楼,记者已在系列报道之二详解席德基姐姐如何冒充弟弟签名一事,本篇报道将聚焦本案的其他违规细节。


假买卖导致席家花园被拆除

据孙海了解,97年,席德基姐姐的两位亲戚串通上海市公证处,将席家花园出售手续合法化,凭着这个公证文件,这两位亲戚和上海音乐学院达成了买卖协议,上海音乐学院根据买卖协议向上海市政府申请拆迁,导致市政府下达拆迁令。

席太太知道情况后,立即通知上海音乐学院,签名属伪造,要求立即终止买卖。接下来,问题就变得很蹊跷,上海音乐学院去公安局举报了席家两位亲戚诈骗,警察将他们抓捕并索回100万的房屋成交定金,上海音乐学院知道自己无法成为房主,却并没有向上海市政府撤回拆迁请求。“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上海音乐学院明知是无效买卖合同,却还是拿着它去市政府申请拆迁。在拆迁问题上,市政管理部门没有责任,因为他们看到的是经过公证的合同。”孙海说。

据孙海介绍,席家花园在延期三次后终于在1999年底被拆除,而当时的律师本可以向法院申请保全,使洋楼免遭拆除,很可惜他们没有这么做。孙海假设如果拖上几年,拖到上海市出台旧式洋楼保护条例,1113号就自然成为文物了。但这些仅是假设,到2007年孙海律师接手案子时,房子已拆,诉讼时效已过,他很难追究上海音乐学院和上海市公证处的法律责任了。

“那时席家委托的律师有重大失误,除了没有申请保全之外,他们还导致诉讼时效丧失,本可以打官司,但他们没有打,只是想尽快结案尽快赚钱,后来就弄出了个调解书来。”孙海说。


律师越权签署的调解书

2004年9月10日,上海法院一中院做出第49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中指明席家的委托代理人是与席家花园同在上海徐汇区的华诚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程璞和沈宁。根据该调解书条款,双方同意:上海音乐学院作为被告,赔偿原告席家500万人民币,以及适当的新房补偿。

被孙海称为“瞎搞”的调解书在席家花园案进入审判监督程序时,被上海一中院撤销。“律师首次起诉被法院驳回,因为没有把席德基的女儿作为共同原告,后来他补齐材料,再次起诉,但在过程中,他的授权文件到期了。在过期后,他还签了调解书,这是一个重大瑕疵。”孙海说。

孙海认为,律师授权过期是该调解书的第一大瑕疵,另外模糊的文字还使它不具备可操作性,调解书说“给席家补偿一定的房屋”,而法律文件应该写明在什么街道多少号,给予多少面积的具体补偿。“这种行文,是上海法院的过错。”孙海说。

滑稽的是,正是因为行文过错无法执行,导致调解书稍后被上海一中院撤销,这也算是帮了席家的忙。


无钱聘请,律师一换再换

根据记者掌握的材料,2004年9月,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程璞和沈宁与上海一中院做出调解,2005年3月,北京尚格律师事务所韦斌向上海一中院提出再审申请,并指出04年沈宁等人向法院起诉属无权代理。到了2007年,北京纵横律师事务所孙海成为席家律师。

为何席家如此频繁地更换律师,孙海解释说:“关键是律师们都是义务帮席家打官司,在赢得官司之前,律师们都是自掏腰包,我在京沪之间来回好几十趟,去各部门的调查费用,全是自己花钱,有人因为扛不住,就不干了。”

还有一个理由孙海没有道出,去国60年的旧时大家族回来打拆迁官司,面对具有政府背景的强硬对手,耗费时日之余,律师们也缺乏足够的获胜信心。

孙海律师从法院获悉,因为上海音乐学院内部分歧,导致市政府对1113号地皮的使用进行了重新规划,他预计本月中下旬将要做出的法院判决,将参照拆迁时的价格进行补偿,这个价格只是目前价格的四分之一。孙海不同意对席家仅作金钱补偿,他还想追究上海音乐学院凭假合同申请拆迁的法律责任。

拆迁拆出旧贵族之二:上海席家花园的涉外官司

上海徐汇区淮海中路1113号花园洋房,从1994年至2009年15年间,经历了归还原主、非法买卖和非法拆除几个阶段,官司至今还悬在上海一中院久拖未决,在拆迁后形成的1500平米的空地上,建成了一座临时停车场,车来车往,10年风尘已荡尽了百年欧式洋房在这方土地上积存下来的贵族气息。

房主席德基去世后,其墨西哥籍的妻子委托居住在美国的詹宝鹏先生代理1113号的法律事宜。这位年逾八旬的上海籍老人,原是台湾陆军总司令孙立人的下属兼英文翻译,他在接受博讯记者采访时清晰地表明:“目前事情已经分叉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1113号的官司即将判决,二是席太太索要另一栋席家洋楼1131号,我所代理的是前者。”

97年春夏之交,1113号被人冒充席德基签名出售,使问题复杂化,并延长了处理周期,是谁冒充了签名?詹宝鹏说:“席德基的姐姐冒充了签名,但上海法院没有追究这件事情,只是把两位代理人抓了起来,吐出了100万的成交金。”

席德基姐姐冒充签名前后

1994年,60多岁的席德基失而复得,重新成为1113号的房主,他曾计划退休后回国享用父亲送给他的这栋花园洋房。当时1113号还被上海音乐学院使用,他便让姐姐在沪的两位亲戚代为管理。两年后,席德基病逝美国。

1997年4月,上海音乐学院租用合同期满,席德基的代理人将洋房卖给了音乐学院,所签买卖合同上有席德基的签名并由上海市公证处公证。

詹宝鹏肯定地说:“假签名是由席德基姐姐伪造的,原本想牟利,但由于其阴谋被戳穿了,没能得逞。”

据詹宝鹏介绍,席德基的姐姐先从上海辗转到台湾,嫁给了台湾空军军官,后又来美国。席德基在世时,1113号的房租就是由这位姐姐的亲戚代管并收取。“老实讲,他姐姐把钱拿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毕竟都是席家人,钱不是很重要。”詹宝鹏告诉博讯。

但在97年初夏某天,席德基的姐姐来找席太太,拿出了一些中文文件,席太太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但因看不懂中文,便急忙带着文件来找詹宝鹏,方才发觉房子已经被卖出。

“我估计是他姐姐主动拿材料去给席太太看,告诉她现在办这一码子事情,至于如何办的细节,和买卖多少钱,没有细说。”詹宝鹏对博讯回忆说:“等我翻译完了材料,席太太脸色一沉说,‘不行,房子我不卖’。”

席太太当即要詹宝鹏给上海发传真,反对这桩买卖。詹宝鹏通过在上海的老友找到音乐学院的经办人,通报了这一立场。

当年7月,詹宝鹏带着席德基的死亡证书等文件飞抵上海,找到上海音乐学院产业办公室姓王和姓李的两位主任,当面告知席太太的意见,王李二位反驳时,拿出席德基的签字及其公正文本。

“明摆着这事有违法之处,除了席德基的姐姐冒充签名,上海公证处的人也吓得要死,可能他们受了点好处。当时公安部门把两个委托人关起来了,他们收了定洋100万,警察要他们把钱吐出来,还给音乐学院。”詹宝鹏说。

此行上海,詹宝鹏名正言顺成了席太太的委托人,他提出归还1113号房子,上海音乐学院答复说,等住在里面的人腾空了,就可以交还。

1999年秋,徐汇区淮海中路1111号被拆除时,詹宝鹏赶到上海查看,当时1113号里面还有一位住户。为防止房子被偷偷拆除,詹宝鹏在上海委托两位律师帮助看守。“但律师也不可能天天守着,一不小心还是被拆了。”詹宝鹏说。

2000年初,詹宝鹏再到上海时发现1113号己被拆除。“听说上海音乐学院拿到了市政府批文,要在原址上盖一座音乐厅,后因香港投资方发生问题,至今未能建起。现在只能作为停车场使用,最近又听说要盖一座商场,说是要配合上海世博会,上海法院之所以希望尽早结案,也是为了早日动工兴建。”詹宝鹏说。

1113号被拆除,詹宝鹏委托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沈甯律师,在2001年2月20日向上海第一中级法院提出诉讼。

1113号洋房风波15年,冒席德基之名签字出售,使事件发生了质的转折,应该如何用法律来追究冒名者,詹宝鹏说:“尽管冒充兄弟的签名系违法,但中国对他姐姐也无可奈何,因为她是美国人住在美国,好像中国法院根本不准备追究她的刑事责任。”

席太太看中1131号

正当詹宝鹏在为被拆除的1113号费神劳力打官司的时候,席太太却把目光移到了隔壁尚存的1131号上。2005年6月,席太太和她的次女Betty Hsi在詹宝鹏和沈律师的陪同下来到旧址,相中了被上海音乐学院租给了欧洲一家家具公司的1131号。

“这也是席家洋房,1113是在席德基名下,而1131是席德基的父亲席聚星的物业,由德国名建筑师设计,非常漂亮,现在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公私合营时被共产党没收,席聚星在解放后过世,政府没有归还。”詹宝鹏说。
尽管席家向中国政府提出归还席家所有十多栋洋房的要求,但实际归还的,只有1113号,且被强行拆除。“席聚星老先生和席德基先生都已作古,席德基还有姐妹在世。我对中国法律不了解,嫁出去的女儿是否有继承权。另外,席德基和席太太只有三个女儿,没有男孩,是否会影响到继承问题。”詹宝鹏说。

詹宝鹏唯一肯定的是,席德基太太应该有继承权。“席德基太太格罗利-奥苏娜(Gloria Osuna Hsi)是墨西哥国籍,他们于1958年结婚。尽管她在美国生活了50年,却一直拒绝申请美国国籍,其三个女儿也都不会说中文。”詹宝鹏说。

11月份,詹宝鹏给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纪委写了信,希望当局秉公处理,给席太太一个公正,现在他还准备给中共中央写信,希望能获得来自京城的干预。

“目前,上海方面准备用钱来了断,法院可能会判一定数目的赔偿。我倒是愿意这样了事,但席太太不同意,她就是想要1131号。”詹宝鹏说:“我一直告诉席太太,我跟你办的事情,是分开的,一是被拆掉的房子,我现在上海帮你打官司;二是你想要的房子,是另一码事,不可混淆。”

尽管1113号房产的法庭判决在即,席太太不愿缴纳1万多美元的诉讼费用,为的是表明自己得到1131号的决心。“有朋友代缴了诉讼费,我会帮助席太太在中国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尽力,我也知道,并非她想要什么,都能得到。”詹宝鹏说。

附文:淮海中路1131号:老宅子的华丽变身
http://sh.sina.com.cn/citylink/en/s/2009-07-03/171331637.html

拆迁拆出旧贵族之一:上海席家花园的离奇官司

举世瞩目的新上海,以其说是建出来的,还不如说是拆出来的。近20年来,从里弄窄屋和残破洋房倒塌的尘埃中,走出成百上千的拆迁上访户,奔走于京沪的各级衙门。拆迁成就了郑恩宠等著名律师,就连正在东京成田机场静坐的冯正虎,也曾为拆迁户尽力。

上海拆迁,不仅折腾了里弄小民,也把遁去多时的旧上海的大家贵族从历史帷幕的背后扯上前台,本篇报道的主角,旧日上海的金融世家席家,就从美国回上海打了一场耗时已达九年的官司,原因是席家在上海徐汇区的花园洋房被拆除,价值达数亿元人民币。

背景

旧上海的席氏家族源于苏州东山,清朝后期太平军战乱,行商的席家迁至上海。东山席家湖翁巷村的席兰坡有四子,即席素煊、素贵(正甫)、素荣、素恒,相继来到上海,分别被几家洋行聘为买办。此后,以席兰坡的子孙们为核心,逐渐形成了近代上海颇具势力的买办家族和金融世家。

当时,洋行云集上海: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有利银行、德丰银行、宝信银行、住友银行、运通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中法工商银行、华义银行,其买办职位由席家人垄断。在华外国资本最雄厚的汇丰银行,从1874年席正甫开始担任该银行买办,一直到其孙席鹿笙1929年去世,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祖孙三代充任汇丰买办长达55年。

清末民初,席子佩、席立功、席德辉、席聚星等,连任数届上海商务总会、商学公会的会员或特别会员,其中住友银行买办席聚星是本文故事的源头。

人物

席聚星1927年买下上海徐汇区淮海中路1113号,一栋占地1500平米的欧式花园洋房,送给他的独子席德基。

1948年,席德基来美国求学,毕业于加州伯克利大学建筑系后,留美工作,1958年娶墨西哥人格罗利-奥苏娜(Gloria Osuna Hsi)为妻,育有三女,全家定居南加州蒙特里市。

1996年6月,席德基病逝美国,将遗产全部留给爱妻,其中包括淮海中路1113号席家花园洋房。


洋房

共产党建政后,席家花园被没收,交由上海音乐学院使用。

改革开放后,席德基要求上海市政府归还洋房,1994年获准收回产权,次年与上海音乐学院签订租约,席家华园由后者租用至1997年4月期满后,席德基的代理人陈先生将洋房卖给上海音乐学院,所签订的买卖合同上有席德基的签名并由上海市公证处公证。

而席德基早在1996年6月病故,签名系伪造。

1997年7月,席夫人通过代理人电告上海音乐学院,要求停止执行买卖合約并收回洋房。

1999年秋,席家派人到淮海中路看房,当時隔壁的1111洋房已被拆除,仅留下1113和1131号,上海音乐学院拒绝还屋。

2000年初,席家代表再去上海,发现1113号己被拆除,席家花园不复存在。2001年2月20日,席家代表委託上海华诚律师事务所沈甯律师向上海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出诉状。


官司

01年11月27 日,席家代表出庭。被告提出涉及席夫人三位女兒及遺嘱问题后,法官休庭。上海中院发出民事裁定书,驳回席家诉状。

2004年3月,沈律師向上海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上訴,附加席夫人三位女兒的情况说明。

2004年7月,席家代表在北京聘请律师韦斌,在皇城根下做工作。

2004年9月,沈律師未经席家代表同意,在上海一中院与上海音乐学院达成和解协议,上海一中院作出民事调解书。

2005 年6月,席夫人携次女Betty Hsi与席家代表同去沈律师事务所,声明不同意和解方案,随后,去花园洋房原址,看到残砖破瓦,甚为悲伤。

2005年6月6日,席家再向上海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呈诉状,后经上海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裁定重审。

最新消息,上海中院将于2009年12月中旬,判决此案。

章子怡手执法律盾牌,难以化解多门丑闻

2010年一开年,国际知名影星章子怡就霉运当头,接踵而至的泼墨门诈捐门,令“国际章”的道路顿生波折,声誉大受影响。在章子怡的官方网站上,挂着她写的新年贺词,首句似乎说明了自己目前的处境:过去的一年发生了太多事情,让人心碎…

章子怡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又是谁把这位中国唯一具有嘎纳和奥斯卡电影节评委资格的国际影星捅给了媒体?国内报纸援引章子怡律师黄凯的话说是“小章这次看来是得罪了有来头的人”,网络媒体更指“泼墨门是因为章子怡得罪了太子党”,因为公开接受《完全娱乐》访问的赵欣瑜,被指是“中共元老叶剑英三公子叶选廉儿子的生母”。

北京时间2日上午和晚上,记者多次致电章子怡经纪人纪灵灵的手机,结果是不是无人接听就是转至秘书台,章子怡的法律顾问黄凯倒是联络上了,得到的回答是“请参阅官网法律声明”。当晚,记者接到用英文写来的报料信,报料者称“从最接近章子怡的人那里得到确认,章子怡在嘎纳筹得170万美元,这些多为支票的筹款进了章子怡的个人账户达21个月之久,并没有进入她基金会的账户。”

官网声明追究造谣者法律责任

2日中午,记者致电章子怡律师黄凯,询问针对多门丑闻,章子怡是否已经启动了法律程序?黄凯的回答是:“我虽是章子怡的律师,但并没有得到授权发布任何消息,也不方便做任何回答,有关问题可以参阅我们书面发布的声明。”

章子怡通过个人官网发布的律师声明位于《子怡新闻》栏目第二条,并没有在官网上做特别处理,看得出来,章子怡在尽力淡化和平息目前的风波。

章子怡的授权律师、北京市陆通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凯“受章子怡小姐之委托,郑重发表律师声明如下:

目前部分媒体上出现的针对章子怡小姐的报道纯属谣言,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严重侵害了章子怡小姐的隐私权和名誉权。章小姐为此已经委托律师展开调查取证工作。对于那些谣言制造者以及协助散播谣言的组织和个人,本律师将坚决追究其法律责任,请有关媒体自重,自觉删除针对章子怡小姐的不实报道,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上的不利后果都将由有关责任方自行承担!”


诈捐门难逃法律上的恶斗

美东时间1日晚,新闻社收到一封英文报料信,就章子怡涉及的诈捐门提供了一些细节,报料信全文如下:

she received close to 1.7m USD or more than 10m RMB in funds from overseas sources with mostly checks into her personal account on and after her Cannes fundraising. Although she claimed that 5m was pledged but she got about 1.7m. That is what she meant by a lot of people did not pay up In her statement. However, she has kept those received funds in entirety in her personal account for 21 months since the earthquake without putting them into her foundation accounts. (Actually, even if she had had deposited those funds into her accounts, that would have constituted embezzlement according to laws anywhere in the world as she was not an authorized charity at the time of fundraising so she must immediately submit those funds to the earthquake area) in fact, she never seriously proceeded with the "Deyang Resource Center" project. Both Deyang government and Care for Children Foundation announced that they were not aware of such a project. So the simple fact is: Zhang Ziyi kept the 1.7m USD in her own accounts and failed to provide it to the earthquake area. Her excuses are false. Unbelievable. I got those info from her closest sources and therefore shocked

这份报料,国内媒体也已获得,并且已经在国内发酵。南都娱乐周刊撰文称“章子怡涉嫌刑事犯罪”,文章说“不管她如何解释,至少有一点是既定事实,那就是在2008年5月外国友人委托章子怡捐往灾区的善款,在21个月后仍然掌握在章子怡自己的手中。按照国外的法律,章子怡作为无公募资格的个人截留捐款输往个人基金属于违法行为。“

南都娱乐周刊还采访了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大民,杨律师认为不管章子怡如何解释,目前善款任被截留在她的个人账户上这已是一个既成事实,从法理上来讲她的这种行为已涉嫌刑事犯罪,按照中国的法律来讲她涉嫌“侵占罪”,中国的法条规定:如果侵占的是救灾款项,将会被从重处罚,如果这些善款被章子怡进行个人使用,她还涉嫌触犯“侵占特定款项罪”。

但由于章子怡身份的复杂性,杨大民律师认为章子怡被起诉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捐款地点在法国,章子怡又是香港公民,很多细节也还没有搞清楚,因此调查诉讼的难度大,非常麻烦。但如果有捐助人到法院去控告她,从条件上来说是可以立案的,是可行的。”杨律师认为如果事情越闹越大,因为涉及到公共利益,肯定会有政府部门介入调查。

黎明前的黑暗:透视新条例出台前的野蛮拆迁

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对唐福珍家的三层楼房进行暴力拆迁,导致唐福珍在楼顶天台自焚抗拒,16天后救治无效死亡。12月14日北京海淀居民席新柱不满强拆,往自己身上浇上了汽油欲自焚,在强拆人员的鼓动下,席新柱将身上点燃,被送进医院至今生命垂危。

这一南一北两起自焚事件都发生在中国《拆迁条例》即将废止的时刻,但感受到黎明前的黑暗恐惧的人,远非唐福珍和席新柱二人,据国内媒体报道,黑龙江省东宁县09年提出三年内拆除县城内剩余60万平方米平房的目标,小小的县城里近半人口受牵连,持续不断的强拆正在导致拆迁户被打甚至自焚等悲剧,但县长任侃还告诫“钉子户”说:不要以东宁人民为敌,不要以卵击石。

小民自焚的火焰没有触动人民公仆,却灼伤了学者的良心。12月7日,北大法学院姜明安、沈岿、王锡锌、钱明星和陈端洪5名学者以特快专递的形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建议立法机关撤销《拆迁条例》。据国内媒体报道,目前国务院正准备修改《拆迁条例》,并已启动前期的立法调研。


《拆迁条例》违宪,将废止

5名学者认为,国务院2001年6月6日颁布、2001年11 月1日开始施行并沿用至今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宪法》、《物权法》、《房地产管理法》保护公民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原则和具体规定相抵触,导致城市发展与私有财产权保护两者间关系的扭曲。

《新京报》12月12日发表的《我们为什么建议审查拆迁条例》一文,北大上书学者认为,《拆迁条例》助长了地方领导过分依赖“卖地”和发展房地产业,违反了法治的基本理念和原则,更重要的是它违反了宪法。

《拆迁条例》如何违宪,5学者从诸多情况中信手拈来三项,加以说明:
(一)根据《宪法》第13条、《物权法》第42条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条的规定,补偿是征收的构成要件之一,未依法补偿,对房屋所有权及相应土地使用权征收程序就没有完成;而征收没有完成,就不能进行拆迁。但《条例》对房屋拆迁补偿作出的具体规定却将补偿与对房屋所有权的征收分开了,将补偿作为了拆迁程序的一部分,把本应在征收阶段解决的补偿问题延至拆迁阶段解决(《拆迁条例》第三章),从而明显与《宪法》、《物权法》和《房地产管理法》要求的“先征收补偿,后拆迁”的规定相抵触。

(二)根据《宪法》第13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条的规定,征收、补偿的主体是国家,征收、补偿的法律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必须遵守依法行政的要求。但是,《拆迁条例》却将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安置的法定义务转移给拆迁人(《拆迁条例》第4、13、22条),将国家与被拆迁人之间的征收、补偿行政法律关系转变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三)根据《宪法》、《物权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上述规定,征收是拆迁的前提。但是《拆迁条例》规定的拆迁人申领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前提条件中,却没要求拆迁人提供被拆迁人房屋所有权和相应土地使用权已被征收的证明材料的条件(《拆迁条例》第7条)。

5学者上书道:“老百姓的痛苦、老百姓的眼泪、老百姓以命相争、相抗,地方官员都看不到,听不见,他们对之无动于衷。野蛮拆迁中不断流淌出的血和泪丝毫不能感动他们,强制拆迁依旧,暴力拆迁依旧。”


《拆迁条例》如何走向黑暗

据中国新闻社报道,参与上书的北大学者王锡锌认为,拆迁的问题有两个核心,一是拆迁是否必要,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二是拆迁补偿是否公平合理,公平合理的补偿就要参考市场来定价。要弄清出现各种极端事件的原因,就要知道拆迁的前提是征收。“房屋是公民的合法财产,只有国家才有征收权,这种征收权可通过各级政府实现。按照《拆迁条例》的规定,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可以将这种权力下放给开发商。在实际操作中,政府收回的是土地,然后出让给开发商。至于本该征收后再拆迁的房屋,则交给了开发商。因此,开发商很容易就得到拆迁许可。一旦获得拆迁许可, 就能依法拆迁了。”

这样一来,人民政府抽身而去,拆迁变成居民和开发商之间的事了。王锡锌认为征收、补偿主体应是国家,征收、补偿法律关系应是行政法律关系,但《拆迁条例》却将补偿主体定位为拆迁人,将拆迁补偿关系界定成民事法律关系。他说:“这种情况下,加上各种复杂的利益,开发商自然会积极拆迁,产生冲动,出现暴力拆迁等问题,导致拆迁泛滥。地方政府通过下放权力,使拆迁变成一件很便利的事情,自然也愿意维护这样的局面。”

于是,公司代替了政府,他们甚至雇用黑社会漏夜强拆。王锡锌说:“在开发商和被拆迁人谈拆迁的时候,已经不存在拆还是不拆的问题,因为开发商已经拿到拆迁许可了,所以是一定要拆的。而按照法律规定,除了涉及公共利益的,比如修路、架桥等,拆迁时应该得到房屋所有人同意。”

不愿意任人宰割的被拆迁户,就成了形形色色的钉子户,并成为中国当今社会新闻的一大亮点。王锡锌说:“钉子户多数是希望得到更多的补偿。有人说,被拆迁人漫天要价,出现了很多拆迁富翁。我看不一定,是否漫天要价是标准不一样。如果按照房屋的建设成本来看,很多被拆迁人的要求的确是漫天要价。问题是,按照当年的建设成本,他现在能买到同样的房子吗?因此,拆迁的补偿标准应该市场化。这个补偿应该由政府在完成房屋征收的时候,同时完成。”


《征收条例》为何难产

实际上,为废止《拆迁条例》,中国已经就《征收条例》酝酿了两年,《征收条例(草案)》在2007年12月14日国务院第200次常务会议首次审议之后,还将至少经过二读才能通过实施。

据南方都市报12月17日报道,官员和十多位专家已连续就《征收条例》讨论了3天,短期内《征收条例(草案)》不会出台。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郜风涛说:“一旦《征收条例》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布实施,就意味着现行《拆迁条例》必然废止。”

《征收条例》(草案)能否将拆迁行为带出黑暗,重庆社科院法学所丁新正研究员解读了其亮点:一是拆迁中拟先补偿再拆迁;二是拟专设部门负责拆迁补偿;三是拟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四是被拆迁人不满意可以起诉。

这一被学者认定具有诸多亮点的草案,为何酝酿了两年,乃是难产。北大教授王锡锌认为阻力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他们基于局部的、短期的利益考虑,片面强调城市的建设发展,可能忽视对房屋所有人权利的保护。王锡锌指出,目前的《拆迁条例》更多强调地方政府的管理权, 漠视了公民合法的财产权;没有区分公共利益拆迁和商业开发拆迁,容易引发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合谋,损害房屋所有者的利益。”

由于《征收条例》出台后将废止《拆迁条例》,尽管前者还处于难产阶段,不知何时可以正式通过并实施,还是有人担心,地方官员趁新条例出台前进行疯狂拆迁。新华社属下的《现代快报》12月18日发表评论员赵勇的文章说:“拆迁条例的废除已无悬念,已形成草案的《征收条例》虽然目前仍在内部征询意见,但已现出很多亮点:比 如重新界定公共利益、征收主体只能是政府、先补偿后拆迁。《征收条例》对拆迁思维的改变,是颠覆性的,限制权力、保护私产,是它的底色,因此,条例出台后 拆迁成本的增加,也完全可以想象。”

他担心“目前仍未废止的拆迁条例,仍然是一些地方政府手中的尚方宝剑,不断出现在媒体上的强拆事件,让人焦虑——一些地方政府会不会赶在《征收条例》出台之前,用完拆迁条例的最后一丝威力,让很多人成为阳光来临之前的牺牲品?”

苏嘉宏:北京关上了与达赖谈判的大门

对台湾人来说,不期而来的拉萨事件影响本地选情。"对3月22日台湾总统大选,西藏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最大的影响因素,事情还在发展之中,"台湾辅英科技大学教授苏嘉宏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苏嘉宏曾在2005年出版研究专著《流亡中的民主:印度流亡藏人的政治与社会(1959-2004)》,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他多次与达赖喇嘛接触,并与西藏流亡政府官员交往密切。07年3月,在于纽约召开《国际汉藏对话会议》期间,苏嘉宏教授期盼北京邀请达赖喇嘛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以实现汉藏和解的突破,但随着3月18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会上对拉萨事件的定性,他的幻想破灭了。


达赖对拉萨事件并不知情

苏嘉宏教授以自己这些天的经历和观察判定,对于拉萨发生的事情,达赖喇嘛完全不知情。他告诉记者:"就我从侧面了解到的情况,达赖喇嘛及其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与拉萨发生的事情中间,没有任何的'意思联络'"。他解释道,台湾常用的法律名词"意思联络"是指做某事时的动机是由谁去唆使和搓弄的。

苏教授对记者简述了他这几天的经历和观察:3月9日,在台北的藏人组织"图博之友会"举行了西藏抗暴纪念日(3月10日)的纪念活动,第二天,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机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放假一天。该会董事长才任嘉措(才嘉)即将赴印度升任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在台湾的空缺由达瓦才仁接任。在苏教授写作《流亡中的民主》时,流亡政府外交局宣传部秘书长达瓦才仁帮助他完成了书中藏文原始资料的中文翻译。苏教授说:"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在台湾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即将卸任者和接任者都是自己的好朋友。"

3月15日,才嘉决定在两天后的周一做环台之旅,计划17日到高雄与苏嘉宏等老友辞行。14日在拉萨发生的事经媒体在15日曝光之后,因事态严重,才嘉于16日取消了行程,也取消了与苏嘉宏在高雄的饮酒叙谈。

苏教授认为:"在拉萨发生的事情上,我坚信西藏流亡政府事先没有心理准备,他们与起事者没有意思联络,所以他们的生活作息都完全正常,行礼如一。当事情发生时,他们取消预定行程留在台北应变,等候流亡政府对才嘉的训令。才嘉改变行程不能来高雄做告别,他不是那种心机多到要欺哄台湾朋友的人。"


达赖喇嘛的和平路线走到终点?

3月18日上午,温家宝在两会记者会上对拉萨事件定性,认为拉萨事件是达赖集团有计划有蓄谋的行为。苏嘉宏教授说:"温家宝定性严重,严重到关闭了这一回合六次得来不易的对话大门,北京把拉萨事件全部归咎于达赖喇嘛,不公平。"

苏嘉宏认为达赖喇嘛不是陈水扁,他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直到今天他还守住两个坚持不变,一是支持北京奥运,二是用和平方式追求高度自治。苏教授说:"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经受了流亡藏人的很大压力,也只有达赖喇嘛在世时,才能承受这种压力。"

苏嘉宏设问一旦达赖喇嘛不再常驻人间,藏人会出现和失去了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样的分裂,北京到哪里去寻找面对藏人谈判的单一窗口。他说:"北京到时会因不知道应该和谁对话而深感头疼,而对藏人而言,没有了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也就走到了终点。这一回合六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阶段性结果,流亡藏人中的强硬派本来就更强硬,温家宝的定性又关上了谈判大门。"

拉萨事件后,达赖喇嘛表示如果事态继续恶化,他将完全隐退。苏嘉宏:"这一说法如同达赖喇嘛不再常驻人间,我心里很难过。"苏嘉宏表示自己以追求汉藏和解为人生价值,此时担心的是流亡藏人的分裂。


民进党和大陆内外夹击马英九

拉萨事件发生在台湾总统选举倒数最后一周,谢长廷以一中前景恐吓选民,指马英九的终极统一将会为台湾人带来藏人的命运。蓝营的马英九也以出人意料的强硬来回应事件,他声称台湾可能抵制北京奥运,以示对藏人的支持。

苏嘉宏认为谢长廷的选举方式一贯以负面为主,在选战中偷换概念,将两岸共同市场简称为一中市场,进而简称为一中,造成混淆以扰乱选情。他说:"实际上,两岸共同市场如同欧洲共同市场,试问在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后,英国和法国等国亡国了吗?"

苏嘉宏分析在拉萨事件之前,谢长廷主打的一中已经从总论层次过渡到了个论层次,以具体的想象来打选情战。"谢长廷说开放农产品市场会危害台湾农民,承认大陆学历又会怎么样,黑心产品又如何如何。正当这些个论层次的选战发生纠结效力减弱时,突然来了个拉萨事件,为谢长廷提供了强有力的个论武器,进而操弄成马英九和国民党卖台。"

苏嘉宏认为马英九对藏人的态度在三次公开说明中不断升级,起初马要求不要去消费西藏,不要用西藏的悲剧作为选举议题。在温家宝讲话之后,马以重话回应。苏教授分析说:"这就是恐怖平衡,相互恫吓。马英九不得不对温家宝个人做非常负面的评论,并对北京奥运提出有条件的抵制。其用意是对谢长廷指称他卖台做彻底切割。"他认为马英九所言都是选举语言,是在大陆和民进党内外夹攻的情况下,不得不说出的重话,是形势逼迫下说出的语言。

既生瑜何生亮:謝長廷敗選三因素

3月12日公布的台灣最新民調顯示,馬英九獲得53%選民的支持,謝長廷的支持率是27%,根據台灣選罷法,大選前十天不再發布民調結果,于是馬謝所獲的這個支持率成為選前的最後一個民意指標。在最後民調公布的同時,和馬謝二人都有20多年交往的美國西東大學亞洲學教授楊力宇,和記者談及兩人的溫和理性作風,他認為在十天後的台灣總統選舉中,謝長廷有九成的可能敗選。

哪些因素令謝長廷面臨敗選?

楊力宇教授認為有三大因素令謝長廷身處被動,首先是三個包袱:民進黨政權的貪腐包袱,謝長廷身為民進黨貪腐政權的一部分,無法輕身而出。他曾在2001年至2003年和今年兩任民進黨主席,還在2005年至2006年任陳水扁政府的行政院長;二是民進黨政績包袱,經濟敗壞,台美關系惡劣和族群矛盾加劇;三是陳水扁這個大包袱,謝長廷與陳水扁切而不割,謝扁被人們普遍認為是聯體,因為一旦謝長廷與陳水扁強硬切割,便會有喪失20%深綠選票的危險,加速謝的敗選。

第二個因素是馬英九形象好賣相好,很討台灣婦女喜歡,加之民調高,令謝長廷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真仍生不逢時。

楊力宇教授分析的第三個因素是謝長廷的選戰策略錯誤,目前,謝陣營拼命打馬蕭的"一中市場"和"恐共"牌,渲染大陸産品和大陸人來台會造成恐慌和混亂,這最後一根稻草並不能挽救敗選的命運,之前謝陣營打出的馬英九"綠卡"牌也未能奏效。與此同時,馬英九並沒有糾纏于口水戰中,而是理性地講出自己的政見,如何複興經濟,如何迎接全球化的洪流,如何讓台灣走出去。而謝長廷的政見,則並不為人所知。


胡錦濤並非向謝長廷釋出善意

3月4日,胡錦濤提出要團結"包括曾經對台獨抱有幻想、主張過台獨,甚至從事過台獨活動的人,都要努力爭取團結。"有分析家認為這是胡錦濤對謝長廷釋出的善意,甚至有媒體認為大陸更偏向于謝長廷當選,楊力宇教授認為並非如此,他說"政治上無所謂善意,這反映了大陸對台策略的調整,目的還是為了抓住台灣,不讓台灣走向獨立。"

楊力宇認為在對台政策上,胡錦濤比江澤民沈得住氣。1996年,江澤民的飛彈使李登輝高票當選;2000年,在投票前一個禮拜,朱镕基凶悍的表現也幫了陳水扁的忙。這一次,胡錦濤十分沈穩,使出了懷柔高招,公開對台獨喊話,使台灣綠營無法回應,謝長廷本人對胡錦濤的講話也一字不提。胡錦濤的這一喊話,也為一旦謝長廷當選,大陸與台灣政權的交往留下了伏筆。與以往選舉不同,楊力宇教授認為,胡錦濤的講話對選舉形式不會有任何影響。


敗選後謝長廷和去何從

楊力宇教授認為在十天後的大選中,謝長廷的敗選可能達90%。敗選之後,便是民進黨追究責任的時候,同是敗選,不同的失敗比率會導致謝長廷不同的政治未來。如果敗得潰不成軍,例如只獲得35%的選票,他在民進黨內的前途就完結了,只能退休回家,因為20%的基本教義派會跟著野心勃勃的陳水扁走;如果他獲得近50%的選票,雖敗猶榮,那陳水扁就得從民進黨消失,民進黨內的理性務實派會堅定地跟著謝長廷。無論前景如何,民進黨似乎在敗選後都面臨著分裂,至于是在已經派系林立的民進黨內再分多一個派系還是分裂成兩個政黨,楊力宇教授認為需要觀察。

谢志伟:为台湾独立说唱

位于纽约法拉盛的台湾会馆是中华民国行政院新闻局长谢志伟在北美的说唱舞台。“2000年,在野党首次在台湾竞选总统,在选举中陈菊负责悲情带感情,我负责激烈带热烈,我们在每一个选举场合呈现出台湾历史,把希望融入其中。我想说在表现形式中,歌谣很重要,什么叫着歌谣,有歌就要摇,把希望摇出来。” 这是在07年9月12日晚间,谢志伟首次以台湾政府发言人的身份来到纽约,他此时边说边扭动身躯,引发出观者的笑声。

08年1月,民进党在立委选举中大败,谢志伟为此流泪,并以加入党之举表达对民进党的支持。距离台湾总统选举还有一个月,谢志伟带着他自创自演的说唱片《老K还我钱》赴纽约,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和休士顿募款造势。2月23日,美东地区的绿营组织集合绿色人群,以每份便当100美元的价格进入台湾会馆,当晚募得款项12万美元。

草根出生的新闻局长

28岁之前,谢志伟自认为自己是中国广东人,因其父亲来自广东潮汕地区,1949年来到台湾打渔,之后做过船员。在谢志伟的演讲中,有这么一个段子:台湾的外省人,不全是权贵,还有很多穷苦人,比如渔民和老兵,他们不是权贵,而是被国民党的威权逼得下跪。

谢志伟的母亲出生于日据时代,因贫穷没有受过教育,既不会日文,也不懂汉字,更不会听国民党来台后流行北京话,谢志伟从小和地道文盲的母亲讲闽南语。他说唱道:“那一代的台湾人就是那样,日本人来了,日本人走了,国民党来了,但国民党没有走。”其父因在海上漂泊见多识广,能操潮州话广东白话上海话和闽南话,这不仅使他与谢母结缘,还使他的后代得到了语言上的遗传,谢志伟称受父亲影响,自小就陶醉在语言的丰富多样和韵味之中。

六零年代,台湾船员时兴跳船。跳船说的是船员们为离开当时经济困窘的台湾,借船舶靠港欧美之际,离船滞留海外谋生。谢志伟记得有一次,父母为跳船之事发生激烈争吵,结果是父亲放弃了跳船之念。谢志伟用闽南话讲述这个故事,颇具说唱效果,因为每个尾音都是“科”,最后一词是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也即预谋的跳船地点。

尽管没有跳船,谢父还是常年出海,谢母独自拉扯着四个孩子长大。谢志伟1955年出生在基隆,省立板桥中学毕业后连读了两所教会大学,东吴大学德语系和辅仁大学德文研究所,1980年服预官役,两年后赴德国波鸿鲁尔大学攻读德国文学博士学位。谢志伟表示,正是德国诱发了他的台湾人意识,解构了他对国民党的忠诚,这在他出版的两本德文著作和一本中文著作《来不集》中,可窥见一斑。


从深蓝到深绿

赴德国前,为了显示自己是中国人,谢志伟特地买了一件长袍,穿在身上犹如旧时的大学者。初到德国,每逢有人问及自己来自哪里,谢志伟总是回答“中国”,于是发问者便会说及北京上海,说及毛泽东和共产党,接着谢志伟解释自己来自自由中国,来自台湾。这时发问者总是露出被误导的神情,说你直接说来自台湾就行了。谢志伟开始明白,在外人眼里,中国和台湾是两个概念。

在德国,谢志伟开始了解台湾,知道了“台湾的孙中山”蒋渭水,知道了“台湾的鲁迅”赖和和“铁血诗人”吴浊流。谢志伟在台湾会馆这样讲述台湾的历史:“以前荷兰人西班牙人法国人来台湾,他们来他们走,那时台湾人没有亡国的感觉,因为那时台湾人没有国家观念。日本人来了以后,台湾人开始有这块土地的感觉,不是因为中华民族,而是因为在制度式的统治下,被同化的台湾人开始有了制度式的反感。当中国国民党来台湾时,很多台湾人对这块土地已经有了主人的意识。”

博士毕业后,谢志伟回到台湾东吴大学德语系任教,并参加了学运和社会运动,与罗文嘉、郑文灿、林佳龙等人筹组台湾教授协会、台湾北社,参与创办“外省人台湾独立促进会”。1996年,谢志伟担任东吴大学外国语文学院院长。他对自己的专业有这般认识:“语言跟思想有很大的关系,而语言是没有国界的,可以训练一个人自由思考。”

2003年至2004年间,谢志伟主持台湾电视公司政论节目《谢志伟呛声》,与陈文茜主持的中国电视公司政论节目《文茜小妹大》在同一时间对打。04年,大陆摇滚乐团“盘古”的主唱敖博以摇滚说唱台湾独立,在台期间,就参加过《谢志伟呛声》节目。05年,谢志伟获任台湾驻德国代表,他在德国民间十分活跃,两年间举办讲座100多场,据说其口才风靡柏林外交界。07年5月转任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局长兼发言人后,谢志伟的名声也随民进党一起沉沦,很快被台湾媒体形容为“上杜下谢带连庄”,成为民进党败选的替罪羊。

尽管如此,言辞犀利的他还在演讲中说唱自己的心情:“最近心情很不爽,第一不爽,台湾还有国民党;第二不爽,欺负台湾去联共;第三不爽,抓耙子想要选总统。”这些话用闽南话讲来,还颇具喜剧效果。

谢志伟在此讲的抓耙子,不是指谢长廷,而是指马英九在美国读书期间,是“职业学生”。关于马英九,他支持同是留学德国的台湾教育部主秘庄国荣的说法“不太像男人”,因为他的德国朋友也说过类似的话。07年9月16日,谢志伟率队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和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前为台湾入联造势,他用即兴的说唱把现场气氛炒的火热。

从深蓝走到深绿,谢志伟这样形容台湾的两大阵营:“在威权时代,马英九们吃香喝辣风风光光,反对派们手铐脚镣叮叮当当。”他的这番形容总是引发绿营的掌声和笑声。


说唱局长的奥秘和未来

任职不到一年,谢志伟便以“言语犀利,不按牌理出牌”,成为台湾有史以来最具争议性,评价两极化的新闻局长。他的言语特色被称为“十句话里九句掰,还有一句是双关”,而蓝营称之为“泼猴”与“荒腔走板的闹剧”。在台湾国会质询中,谢志伟“敢说敢做敢放炮,上台下台卡镜头”,不断制造冲突。谢志伟称自己“有时候会遇到杀人的眼神”。2月24日,谢志伟去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在麦当劳餐厅里举行记者会时,就遭到了蓝营人士的举牌抗议,有人重重地拍他的右肩,还有人触碰他,据报道这些举动惊动了麦当劳经理和警察。

谢志伟曾以德语小说家卡夫卡的小说《描述一场奋斗》来形容自己和台湾的深绿人群:“我们就像雪地里的树桩,一眼望去,浅浅地平躺在那儿,仿佛轻轻一脚就可被挪开。可,不然,因为它们其实是和土地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的。可是,您瞧,即便这样扎实的连结看起来也仅是似有若无而已。”

谢志伟是目前民进党内颇具感染力的演说家,有人说他把西洋歌曲的律动带入演说中,而他自己则揭出奥秘:“我从台语的四句联转变为RAP,当老师的经验使我知道如何把课程变得有趣,让台上台下能够互动,让他们跟着你说、跟着你唱、跟著你讲,像現在歌星唱到一半把麦克风转向台下,让歌迷可以接着唱,這种做法其实我比他们早。不过这种互动有一个前提,就是要让群众知道怎么接话,所以必须要重复,也不能长。我创作的《GO!GO!GO!台湾是宝岛》,有诗一般的感情和节奏,通常不要四个字、六个字,要五个字或七个字,听起來就很有律动。所以人们看到我出场就会想到节奏,就会跟着搖。 人开始动的時候,就不会只陷在悲情里。可以把气愤变成气氛,人一动就会有希望,也就是High。”

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与现任民进党主席,总统候选人谢长廷交往30年,深知谢长廷对民进党内深绿极端派系的不满,杨教授不看好把人们带入High境的说唱政治人物谢志伟在民进党的前途,他告诉记者:“长扁心结十几年,竞争和冲突一直存在,谢志伟是陈水扁的死党,他在民进党于立委选举大败时入党,显示出少数外省人对政治形势的盲目。温和理性派的谢长廷看不起谢志伟,认为他太偏激。最近关于台湾鐽震公司一事,谢志伟没有出面,而是由行政院秘书长出来讲话。”

距大选不足一个月,无论结果如何,谢志伟在政府中的日子可谓是屈指可数,这一心态也展示在他的演讲说唱中。他说唱道:自己曾为五种人,28岁之前是中国广东人,去到德国之后变成了台湾基隆人,回国后是晚会主持人,这几个月又变成政府发言人,今天早晨拿镜子一照,发现自己是岁月不饶人。

谢志伟的五种人之说,博得掌声和笑声,之后他又用手比划着说:“这五种人变来变去,我的心都没有变。有老外问我来自哪里,我说台湾,我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来自台湾。特别是我的心,是一个台湾心。”

美东地区蓝营的一位人士对记者预测:“在总统大选之后,谢长廷败选会导致民进党分裂成两个党,一温和一激进。”如果这种预言成为现实,谢志伟一定会成为激进民进党内的中坚力量。

对于前景,谢志伟还有另一种选择。他在1月18日因立委选举大败辞职时,曾准备回到东吴大学德语系做他的德国文学教授,“从外围来帮助民进党”,何况那里的学生还像迷恋歌星一样对他着迷。同为外省人的谢夫人王龄惠,则为他准备了另一条出路,王龄惠说:“立委选完后,谢志伟成为罪人,他正准备和陈水扁出访,我跟他说回家帮我洗烫衣服。”对此,谢志伟在台湾会馆说笑道:“二十四小时烫衣服,家里没那么多,只能去买一些回来烫。”

2010年10月17日星期日

刘晓波获诺奖成海外民运两派分道扬镳的契机

10月8日,正在中国大陆服刑的异议人士刘晓波被授予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海外民运圈子围绕刘是否有资格获得此奖的争斗告一段落,随之而起的是不绝于耳的赞扬声与批评声,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已俨然成为海外民运对立的两派“抗争派”和“合作派”分道扬镳的契机。

早在今年3月,澳大利亚的袁红冰,纽约的徐水良,加拿大的鲁德成等17人发出了“关心中国民主的海外华裔给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和哈维尔先生的一封信”,明确表示“不认为刘晓波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合格候选人。”10月5日,又发出了有14人签名的“给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第二封信”,指刘晓波 “在二十年前就与中共极权政府合作,丧失了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应具备的道德形象。”

另一方面,今年4月,香港的司徒华、美国的杨建利、王丹、王军涛、胡平等60多人组成了“推动提名刘晓波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委员会”。6月,又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并多次发出倡议书及公告,表示“让具有和平发展导向力量的诺贝尔和平奖,花开中国不仅是对刘晓波先生个人的嘉奖,更是对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未来发展进程的一种期待,是对世界和平的促进,是对野蛮、专横、暴虐的谴责。”

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公民力量运动发起人杨建利认为这是“中国民运多年奋斗和辛苦的代价”。前民阵主席万润南提笔抒怀,称“一个奖项,伸张正义,公道自明。一帮奸人,疯犬吠日,抓狂闹心。” 10月9日,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对法新社表示:“刘晓波是愿意与北京合作的温和派,中国有好几万人比他更有资格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因在89学运时用鸡蛋袭击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而入狱,后流亡加拿大的鲁德成参加了两次签名反对刘晓波获奖的活动,他认为刘晓波获奖使民主革命派和保共改良派分道扬镳,从而结束了海外民运浑浑噩噩的局面,64事件21年来,海外民运一直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下度过,两派泾渭不分明,流亡的岁月既苍白又无所作为。

他认为刘晓波作为自由主义的异议人士丧失了基本立场,在将被判刑的时候,还大声赞美中共人权纪录的好转,为中共粉饰太平。他说:“这一次最大的赢家不是刘晓波,也不是那些唱赞歌的人,最大的赢家就是中共。他们要的就是那种与他们客观上合作的所谓的反对派。”

鲁德成认为中国又在重演一百年前的历史,重现康梁的保皇与孙中山革命同样的分水岭。刘晓波获奖,会使保共改良派气势更甚。但他强调一百年前,康梁也曾红遍大江南北,但后来的历史自有说明,刘晓波们也只会是短暂的沾沾自喜,保共改良肯定是死胡同。

鲁德成说刘晓波获奖增强了民主革命派的向心力,使真正要推翻中共政权的力量逐步扩大。但他却表示他们这一派不会有领袖,因为“真正要推翻中共的,是受苦受难的中国普通百姓,现在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但会逐渐地清醒过来。”

他指民运精英关注的是,在中共存在的前提下,进行改良,而民主革命派走的是下层路线和群众路线。他说:“目前大陆涌现出很多维权勇士和斗士,中共的镇压只会使民间反抗声音越来越大。对于国内运动来说,海外只起后援作用,民主革命的有生力量和生命源头还是在中国大陆。民主革命派实际上是草根革命派,民主革命说白了就是民权革命。”

2010年10月16日星期六

林依轮:在百老汇摆设中文擂台

记者万毅忠报导/百老汇有史以来首次出口转内销的行为将为百老汇历史上带来首出中文音乐剧。

06年12月,被称为外百老汇历史上演出时间最长、最幽默浪漫的爱情音乐剧《I Love You, You're Perfect, Now
Change》由百老汇亚洲娱乐有限公司Broadway Asia Entertainment
Ltd.和上海话剧中心联合推出中文版《我爱你…》,在上海连演31场。07年5月9日至6月3日,中文版《我爱你…》将来到百老汇,与英文版《I
Love You …》同在位于曼哈顿43街西407号的西区剧院(Westside
Theatre)交替演出,其中中文版演出时间是周二、三、五、六和周日,连演23场。3月份,在曼哈顿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这出戏的英文制作人波拉德(Jonathan
Pollard)将这一中西合璧式的演出称为"一个很独特的市场试验"。

百老汇亚洲娱乐有限公司属下的百老汇亚洲公司(Broadway
Asia)曾在2004年组织音乐剧《音乐之声》的中国巡演,在当年被中国文化部评为《第三届中国十大演出盛事》。百老汇亚洲公司首席执行长托马斯
(Thomas Viertel)
在3月29日于曼哈顿表示对这次出口转内销的演出怀有信心,一是因为此剧用中文演唱,二是因为此剧的主角是有市场保证的明星。

在百老汇方面表达了对中文版的信心之后,被托马斯认为是此次市场保证的"中国拉丁王子"林依轮,则认同此行一个更高的目标:那就是和原剧同场打擂台。能歌善舞的林依轮在93年以一曲《爱情鸟》享誉全中国,在《我爱你…》中饰演男一号,扮演了单身汉、父亲、杀人犯和牧师等十多个角色,除获得美国导演好评之外,他还获得了中国戏剧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4月14日,林依轮在北京的家中,接受了记者的越洋电话专访。


下辈子的梦想这辈子实现

生长在河北省歌舞剧院内的林依轮从小就向往百老汇,在他南下广州开拓歌唱事业的同时,音乐剧《I Love
You…》也正在外百老汇酝酿,该剧于1996年8月在外百老汇首演,迄今已经11年,成为百老汇演出历史最长的剧目之一,打破了《西贡小姐》和《42街》的演出记录,并在洛杉矶、多伦多、伦敦、悉尼、布拉格、汉城、香港和东京等400多个城市演出了4千多场,演出收入超过1亿美元。96年,纽约市更是以该剧剧名命名了曼哈顿43街的一个街区,在同一年,该剧去中国制作中文版,林依轮成为男一号,这也改变了他原有的百老汇梦想。


记者:你是否想象过来百老汇唱主角?

林依轮:我曾有个来世的理想,下辈子去百老汇演戏,没想到提前到这辈子实现了。以前去纽约都是去看别人的演出,在百老汇我看过挺多戏,比如《猫》、《剧院魅影》和《芝加哥》等等。

记者:尽管百老汇的戏进入过中国,但《我爱你…》是历史上第一部被翻译成中文,并全部由中国本土演员演出的百老汇音乐剧。你是如何入选该剧的第一男主角的?

林依轮:过程特别逗,应该说是缘分。我偶尔看到报导说《我爱你…》要在上海演出,但第一男主角定不下来,因为百老汇和上海话剧中心决定打明星牌,一直在男明星中物色,其中有从纽约回去的费翔。我在报导中看到自己也在他们考虑的名单中,而我和我的经纪人公司"共同娱乐"对此都不知情。我请公司致电上海话剧中心,请他们不要用我的名字来造势,因为一旦没选上,我还有一个落选之名。话剧中心在抱歉的同时,再次希望有机会合作。一个月之后,话剧中心来电希望和我接触,我们没有表态。半个月之后,他们派人来北京和我的公司接洽,之后更表示美国导演乔依-比肖夫(Joel
Bishoff)想见我,看看我的戏。我们的回答是不试戏,你们觉得行就上,不行就不上。

后来我才知道在百老汇导演《I Love You
…》的就是乔依,中文版也由他导演,乔依非常认真,一定要见到候选演员。06年9月,他想利用来北京见其他演员的机会见我一面,哪怕留下一点印象也好,不巧的是那天我又在上海,结果导演上午飞到北京,发现我不在,就取消了在北京的安排,立即赶回上海。傍晚我们在上海话剧中心见了面,谈话之后,乔依说非常喜欢我的声音,并说有一段戏想试一下,并立即请来已经定好的女主角,这戏一试就是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上了飞回北京的飞机,我人还没到北京,乔依的决定就已经到了公司,乔依说男一号非林轮伦莫属,如果林依伦没有时间,我们整出戏等他。10月20号,我就进了《我爱你…》剧组开始排练,12月9日在上海正式首演,并连演31场。


剧情与中国零距离

两男两女共4人演出的音乐剧《我爱你…》,以每人串演十多个角色的方式讲述了人类的感情生活。该剧尽管为白人所写,但由于在人性上的准确掌控,使得该剧得以走遍全球各地广受欢迎,在中国也不例外。在百老汇演出之后,《我爱你…》将返回中国,在20多个城市巡演。

记者:你在演出时,是否觉得剧情和中国有距离?

林依轮:完全没有。比如有场戏叫"电视征婚",我当时想中国还没有电视征婚,别人跟我说你别土了,中国早就有了。其实在互联网时代,所有东西都能够对接。

记者:中国戏剧界对这出戏的评价如何?

林依轮:非常好。上海有个音乐剧班,他们的评价是"原汁原味,我们在短期内无法超越",专业杂志《歌剧》在2007年1月号撰文说,作者原本是想看几分钟就走,结果不但看完了,还连着看了几场。文章说美国导演设置的简单的门和凳子,与剧情十分贴切,并与钱钟书关于爱情和婚姻的围城理论相吻合。这不是一出爱情偶像剧,其中有的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物,包括剧场中的观众,观众会在戏中发现自己,会心的笑声从剧场各个角落响起,笑声不是起因于演员的搞笑,而是观者的感同身受和认同。据说在美国初演时,观众里有人喊"哦,那不是我吗?"在十几年后的上海,观众同样在其中看到了自己。作者整晚融入其中,忘记了这是话剧,音乐剧或是其他什么,十分佩服该戏的编剧对生活和人性的掌控力,他所提炼的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超越国界和种族,超越语言和年龄。这大概就是《I
Love You》在全世界400多个城市演出超过4000场而魅力不减的缘故。文章对我的说法是,看这出戏之前,作者只知道林依伦的歌曲,《我爱你…》彻底改变了这一固有印象,林依轮唱功成熟,表演到位,演什么像什么,无怪乎领衔此剧。

我凭这戏获得了中国戏剧大奖白玉兰最佳男主角奖的提名,结果将在4月22日揭晓。我们的戏还被定为2007年北京国际戏剧季的开幕演出,以前这个戏剧季曾以《猫》、《西区故事》等百老汇剧目作为开幕式,这也使得《我爱你…》提前亮相北京,原定6月20日我们在北京保利剧场演一个星期。另外今年是中国话剧百年,中国话剧界复排了1906年中国首出话剧《黑奴吁天录》,作为戏剧季的闭幕剧,我在其中也有一个角色。

来百老汇打擂台

林依轮在中国有全能艺人之称,除了灌制唱片和出书,他还演出过话剧和音乐剧,演了5部电视剧和3部电影,他甚至还在中央电视台主持了一挡烹饪节目《天天饮食》。这次来纽约,他要做的事情不仅是文化交流,更像是在一个剧场里摆下了一个和百老汇演员较劲儿的擂台。

记者:为什么中文版的《我爱你…》要来百老汇演出?

林依轮:我们在上海演出之后,百老汇亚洲公司首席执行长托马斯((Thomas
Viertel)来看望我们,那是06年12月底,我在上海举办了一个私人宴会,席间大家对我们中文版的演出赞不绝口,乔依导演更是说在百老汇的英文剧演出中,他们一直对女主角很满意,男主角一直没有达到导演的要求,而中国两位男主角的表演达到了他最初设想的感觉。乔依特别兴奋,一再和托马斯提及这事,托马斯当时就跟我提议请中文版的全班人马来百老汇和英文剧在原剧场同台演出。

我当时只是客气地说好,但心里犯嘀咕,这不太可能吧,我们中文剧去纽约演,费用大不可预知的事情又多。结果百老汇亚洲公司特别认真,和白宫负责文化交流的人打招呼,为我们获得签证做了功课,很快就玉成了此事。

记者:原本想问你来百老汇演出是否有压力,经你这么一介绍,感觉你们这趟是来百老汇和英文剧同场打擂台了?

林依轮:(笑)有这意思。我知道这出戏在纽约已经有很多支持者了,对这出戏有感情的人可能会想看看另外国家的人如何演绎这出戏,我相信我们会吸引一大批这样的观众,他们看了会知道我们中国人也能演音乐剧,否则他们老觉得中国不如美国现代。

记者:尽管听不懂中文,但可以看英文字幕。

林依轮:除了字幕,还看表演呵,听我们演唱呵。我的英文不特别好,但我每次到纽约都看很多音乐剧,道白不多,舞蹈、音乐和演员的表演形成一个整体,语言不足以构成你欣赏的障碍。

记者:除了对这出戏有感情的老观众,你预想中的观众还有哪些?

林依轮:讲汉语的观众。我去纽约后知道,新移民要真正理解和融入美国文化很困难,生活在文化意义上的边缘状态,而要真正了解美国文化,就必须从文化的点点滴滴着手,《我爱你…》会是美国华人了解美国本土文化的一个桥梁。说中文的人看了这出戏后会知道美国人原来是这么生活,他们对生活有如此这般的想法。我希望美国华人多支持这出戏。我希望到时有一半的观众是中国人,一半是外国人。

我在北京和靳羽西大姐商定,等我5月4日到纽约时,她也会特地赶回纽约,为我们举办私人酒会,请当地华侨领袖和众多朋友,她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我们的中文演出。国内媒体也对我们去纽约演出非常关心,他们关心沟通问题和洋人是否能接受华人演他们的戏。他们很紧张,这毕竟是中国人的第一次。

记者:你是否也紧张?

林依轮:我还好,我还希望拿到百老汇托尼奖呢(笑)。可惜你没看我们在国内的演出,你看过了,就知道我们不会紧张。从一开始,乔依导演就不让我们看美国演员演出这部戏的录像,他一再强调"你们不是模仿,所以我不让你们看任何他们的表演,你们就是原创!"尽管我们没看过百老汇演员演的《I
Love You》,但我们充满自信。我记得乔依说过"如果你们的演出比不上百老汇的话,我不会允许你们在上海登台。"


在百老汇拿不准的事情

林依轮多次来纽约,在《我爱你…》剧组里,他被其他演员唤作哥哥,肩负带其他三位演员纽约一游的使命,林依轮告诉多维已经定下的行程是,要看的百老汇歌剧有《剧院魅影》、《霹雳发胶》和《Producer》,他觉得外百老汇的剧目有时更有意思,他们也会在那里看一些戏,此外林依轮还准备去纽约的各大博物馆。这些事情林依轮在北京就十拿九稳,但有些事情却是让他到了纽约还拿不稳。

记者:你对在百老汇的演出十拿九稳?

林依轮:唯一的难度在于换服装,这次去纽约开销大,我们的服装师不去,由百老汇的服装师帮我们换服装,这需要在语言沟通上和彼此合作上去磨合。因为这出戏不停地换衣服,时间特别紧凑,一点差错也不能出。我们在上海表演完了,下面的观众一是叫好,二是特别惊奇,问我们在台上怎样换服装的,比模特还快,赶上川剧变脸了。

记者:从年初到现在,这出戏已经停演近四个月,你们是否处于一个好的状态?

林依轮:为了4月17日的2007年北京国际戏剧季的开幕演出,我们已经彩排了4天,加上开幕演出,这一系列的再度创作可以使我们到纽约之前有一个好的磨合。

记者:你5月4日到纽约,在百老汇的演出9日开始,期间的预热造势活动如何安排?

林依轮:这我真不清楚,这些由百老汇亚洲娱乐有限公司统一安排。我来纽约后会去演出的剧场彩排,但现在只听朋友说它在43街,离中领馆不远。

记者:你刚才介绍,在国内你获得过专家很好的评价,是否担心纽约华人对你的评价,是否担心因为评论家的缺席而减少了喝彩的力度?

林依轮:不但心。我在国内做节目探讨什么是音乐剧时,有观众发来信息,说如果将西洋歌剧比喻成我们的京剧,那么音乐剧就有可能是我们东北的二人转。我认为这挺有意思,因为京剧演唱方式和剧目都离观众远,但东北二人转一上台大家就高兴,因为它贴近生活,和观众互动,有沟通有共鸣。我不期望对音乐剧有多么高雅的评价,我只希望看完之后,人们认同我们在讲真实有趣的生活。好的音乐不需要过高的抬举,人们都会去听。

记者:百老汇歌剧演出是否将使你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林依轮:已经登上了。93年国内歌坛的红人,今日还活跃的已经不多了,国内媒体说我这次通过百老汇歌剧成功转型。其实,在百老汇歌剧之前,我在演戏和主持等方面都有发展,成绩都不错。这次百老汇歌剧使媒体发现我在另外的领域不但可以发展,还可以成为明星。

记者:登上了新台阶继续走,你会发现什么?

林依轮:与百老汇的合作旗开得胜,使我期待更多的百老汇歌剧。从音乐剧的角度来说,百老汇的经验和机制是国内一时达不到的。作为中国第一代的音乐剧演员,我希望演出更多的百老汇歌剧。

记者:你是否就此与百老汇接洽?

林依轮:没有。因为百老汇希望我和《我爱你…》这出戏在全中国巡演,但如果这出戏要我演一辈子,我不会答应,我希望接触更多好的剧目,咱唱念做打什么都能,别浪费了自己,而天天演一个剧就成了工具了。

2010年10月13日星期三

王军涛:重判刘晓波,意在消灭民间运动领军人物

2009年12月25日,北京第一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晓波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中国政府选择在圣诞节当日宣判,并没有减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宣判当日,中国和解智库国内召集人王光泽就在群发邮件上宣布:和解破裂,革命将起。王光泽认为,中共重判刘晓波,意味着政治和解的彻底破裂,自由派也将向革命派转型。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政治学者王军涛认为,重判刘晓波是为了消灭中国社会民间运动的领军人物,但重判激怒了国内外的民主力量,使得08宪章和各类反对运动都获得了刺激和动力,当局这次镇压适得其反。

他说:“重判刘晓波会给08宪章一个新的动力,到现在为止,在重压之下,没有人要退出08宪章,反而人数在持续的增长中,对刘晓波的判决激怒了社会力量,他们会加紧传播08宪章。现在,08宪章的签署者中,不少人提出要和刘晓波一起坐牢。这使得08宪章和各类反对运动都获得了刺激和动力,当局这次的镇压适得其反。”

王军涛认为,中国政府重判刘晓波有两个意图。第一就是中国政府发出公开信息,不允许挑战政府,不允许民间社会各种力量联合起来,发出政治诉求来推动中国进步,中国政府认为这是施加压力,它不会接受。但王军涛认为这不是中国政府的主要目的,因为国内媒体基本上没有报道,没有大张旗鼓进行宣传,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王军涛认为,中国政府更重要的意图是对刘晓波的个人政治影响和行动进行控制。

他说:“因为在90年代后,刘晓波已经成为中国反对运动的领军人物,中国政府已经把反对运动与社会隔离了,但在90年代后期,特别是胡温要建设和谐社会后,中国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民间运动,包括环保维权和独立作家等等,参与者很多是在专业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年轻人,刘晓波成为他们的召集人。08宪章的发布是以政治诉求的方式,把这些民间运动联合起来了,这对中国政府构成了政治上的挑战,为此,中国政府必须在政治上把刘晓波打下去。”

王军涛相信奥巴马访华带去了要求释放刘晓波的信息,但奥巴马当选后,低姿态地表示愿意和中国进行良性互动,尊重中国内部政策,在人权问题上也仅限于阐释分歧,甚至强调多听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些是美国的大退步,目前中国觉得自己有底气,可以在很多问题上和美国叫板,例如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中国不断地向美国说“不”,重判刘晓波也是向美国叫板的内容之一。

王军涛认为,胡温体制不允许中国独立民间运动存在,堵死了和平转型的可能。

他说:“在中国各种问题全面恶化的过程中,执政党腐败病入膏肓,无法独立解决问题,必须有外面的力量介入,但重判堵死了外界努力的可能,把中国民间的和平的建设性力量逼向反对面。中共这样做,是很愚蠢的,像是在满清后期,先搞宪政,又搞皇族内阁。”

王军涛认为,共产党在1989年就已经表现出对反对派的不容忍,如果共产党杀过一次人,以后很难不靠杀人来维持。共产党对来自底层的反抗,包括上访和民间运动等,一直都采取暴力打压和侮辱的方式。这一次,胡温明确发出信息,面对反对派,他们不准备效法历史上开明的领导人,他们准备镇压。

蔡铮:中国林业政策正制造无穷尽的“天灾”

今年8月,甘肃舟曲发生导致1463人死亡的特大泥石流。稍后,四川汶川、云南贡山也相继遭遇到泥石流袭击。从去年到现在,西南五省特别是云南省,正经受百年不遇特大干旱煎熬。面对频频发生的“天灾”,政府自有一套解说之词,但来自民间的调查却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另一种答案。

居住在美国的华人学者蔡铮自2008年开始关注中国毁林情况,那年他的一位老乡回湖北老家,发现家乡的树木大量被伐。调查结果令蔡铮震惊:中国的森林正被大规模砍伐;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参与毁林的有农村小业主,林业公司及当地政府。他还发现,中国中央政府是毁林行为的始作俑者。

在湖北黄冈地区,农民以种植造纸用速成林为名,砍伐树木。晨鸣公司还在当地大量收购林地,以改造低产林为幌子,对现有林木实行“三光”政策。所谓“三光”就是:先砍伐树木,再放火烧,之后翻土,彻底毁坏原来的自然林根基。蔡铮说:“现在问题是,所有的官方文件都称是改造低产林,但实际上是毁灭了最丰厚的,具有环境保护功能的林木,去种植单一的所谓有经济价值的林木,这直接破坏了当地的气候和环境。这不仅发生在红安,而是全国范围内的,自2008年林权改革,所有的狼都被放出来了,各地纸浆企业甚至小个体户都争相购买林地,砍伐树木卖钱,牟取暴利。”

据蔡铮调查,仅曼图林业和嘉汉林业两家公司,在2008年就收购或协议收购湖南湖北广西四川安徽等省两千万亩积蓄最丰厚的林地,它们打着植树造林的幌子,毁林谋财。

今年7月,即在舟曲泥石流袭击发生前一个月,蔡铮在其新浪博客发表《轰轰烈烈的“炼山”运动正为中国制造无穷无尽“天灾”》一文,指出“全国上下正轰轰烈烈而又悄然进行着一场全新的运动‘炼山’运动。南到海南,北到黑龙江,都在乘‘ 林改 ’ 春风,大炼‘ 金山’。‘ 炼山 ’是林业部门的新术语,就是找山地要‘ 经济发展’ 。 ”

中国国家林业局长贾治邦强调要通过“耕山”,“释放出25亿亩集体林地的巨大潜力”,这让蔡铮觉得不可思议,因为目前中国有大量农田被抛荒,为何还要跑去耕山?他认为,一旦人们把贪婪的目光盯住了林地,森林被破坏之后,无穷无尽的“天灾”就会接踵而至。

在国内,光明日报记者冯永峰主办的民间机构《达尔问求知社》周围,也集合了一批关注中国环境安全的学者和记者,他们对中国的毁林情况展开调查,但面对强大的利益集团,影响力甚微。蔡铮认为:“现在政府官员要政绩,林业纸业公司和奸商要利润,林地边上的农民要现金,大家一起联手毁林造林,撤除国家安全屏障来牟利。树木多的地方在山里,关心环境的人们在城里。政府又控制媒体。大规模的毁林被说成是造林。毁林得利的是少数人,而遭灾的是大众。”

中国官方对于舟曲泥石流发生的解释是地质地貌,汶川地震及气象原因,认为云南大旱的原因是厄尔尼诺现象加剧,蔡铮对此无法认同,他认为中国现在频繁出现的“百年一遇”的寒灾,旱灾,水灾,热灾,泥石流等等“天灾”,都与植被的人为破坏有关,官方对此闭口不提,本身就有很大问题,如果中国人想要活得平安,就必须尽最大努力加厚加宽植被。

他留意到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曾经强调:“要乘林改春风,变自然优势为经济优势”。而云南的优势就是树多,发展经济的捷径就只有“砍树”。他说:“现在面对‘天灾’,国家领导人流泪,却不知他们的现行林业政策正在为中国未来制造更多更大的‘天灾’”。

专访李江琳之二:当年达赖喇嘛为何能从拉萨出逃

美国华裔学者李江琳聚焦西藏在1950年代的历史,7月份她在台湾出版《1959,拉萨》一书,认为发生在1959年的“拉萨事件”是中共多年预谋的结果。既然是预谋,为何达赖喇嘛在事件中成功出逃了呢?50多年来,关于达赖喇嘛出走,存在民间版的“让路说”,官方版的“劫持说”等不同版本,李江琳的结论是,达赖喇嘛是逃出来的。

李江琳的研究首先针对“让路说”。她认为这是中国的内部宣传,它只对内不对外,为的是迎合国人文化心理上的沙文主义,说汉人对达赖喇嘛如何仗义。在中国的对外宣传中,从没说过中共让路给达赖喇嘛,因为国外的人不买这个账。

但“让路说”是如何出笼的呢?李江琳说:“‘让路说’严格来说是两个来源,一个是李觉,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过李觉的原话,最主要的权威说法来自李觉。另一个说法来自《许家屯回忆录》。”

曾任职西藏军区政治部的吉柚权在其1993年出版的《西藏平叛纪实》一书中沿用了“让路说”,但他没有说明其出处,李江琳设想吉柚权是用了50年代一度担任过西藏军区参谋长的李觉的说法。问题是,拉萨事件发生时,李觉不在西藏,他在7个月前就被调到青海工作,不是当事人,他也只是道听途说。

吉柚权在书中还描述中国军队的炮口已对准逃跑中的达赖喇嘛,战士们持枪站在战壕边,目睹达赖喇嘛一行五六百人涉水过河。李江琳认为这一描述不符合逻辑,根据她的调查,那一段拉萨河水很深,三月虽是枯水季节,但要涉水而过只能是在下游,而不是吉柚权所说的那个位置。

通过与当事人访谈,李江琳知道达赖喇嘛同行者人数不超一百,当晚的情形是,护卫藏军提前抵达拉萨河南岸,护送达赖喇嘛到然马岗渡口的人,大多没有随他过河。

为何中共没有在拉萨河南岸驻兵防守,以至于达赖喇嘛成功利用这一空档南逃了呢?李江琳重建的历史场景是:“当时罗布林卡的东北西三面都有中国炮兵的阵地,南面是早已进驻的藏军,中共最早调动的一个团16日才离开甘肃尚未抵达拉萨,无法下定开打的时间,如果此时围堵罗布林卡南面,藏人会拼命抵抗。再说毛泽东的策略是要把“四水六岗”的主力吸引到南面,再关门打狗,于是就留下了南面的路,达赖喇嘛成功地利用了这一条路出逃。”

“让路说”的另一来源是《许家屯回忆录》,许家屯任江苏省委书记时,看到了毛泽东发给张国华的电报,毛要张为达赖喇嘛让出一条道,不要追击他。李江琳认为这一来源更为间接和可疑:“问题在于它的细节错误,张国华当时不在西藏,在北京。且许家屯写达赖喇嘛被困在布达拉宫,这也不是事实。”

李江琳认为中共没有追击,一是因为兵力不足,二来当时西藏到处都是逃亡的人潮,3月到6月,两万藏人逃到印度。

李江琳引述达赖喇嘛警卫团团长朋措扎西的回忆,达赖喇嘛在离开罗布林卡时并没有决定去印度,他们边跑边讨论下一步去哪里,晚上确定第二天的行程。一行人一度曾想去距离最近的不丹,但因为要途径一座中国军营,不安全,最终舍弃。

李江琳在研究中发现,在达赖喇嘛如何出逃这一问题上,关键当事人都没有留下回忆录。例如当时的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是很多现场的关键证人,没有留下任何回忆资料。

专访李江琳之一:我为何要重建1959年拉萨事件

1959年3月10日,拉萨民衆包围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离开夏宫前往西藏军区看演出,民衆还要求中国军队撤军及西藏独立。17日深夜,24岁的达赖喇嘛逃离拉萨,翻山越岭两个星期,抵达印度避难。51年之后,这一历史上著名的“1959年拉萨事件”依然迷雾重重,美国华裔学者李江琳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写作出版历史专著《1959:拉萨》来重建这一事件的始末,以图揭开谜团。

曾在波士顿布兰戴斯大学研读犹太历史硕士的李江琳,从2004年开始致力于西藏问题研究,她认为:“1959拉萨事件中,有一些重大问题,中国政府一直宣传是噶厦政府发动叛乱,却从来没有提供细节。但研究历史必须有细节,必须告诉它是如何发动的。直到现在,只有结论,没有细节。那么我就要通过历史的研究方法,把历史中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重建出来。”

2009年,李江琳辞去了纽约图书馆的工作,前往印度藏人流亡社区,在那里她采访了达赖喇嘛及其弟弟丹增曲杰,以及一些曾与中国军队作过战的藏人。李江琳发现,在中国,强大的政治话语权完全改变了拉萨事件的历史,她要找到这一改变的轨迹。

李江琳根据每天发生的事情,来重建50多年前的历史。除了在印度藏人流亡社区实地访问所获得的资料,她从中国军队高级将领近年出版的回忆录里,也获得了一些史实。


如前西北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委范明的回忆录《西藏内部之争》,透露了这么一条信息: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通知张国华搞土改。后来毛又把责任推到地方,说是工委冒进。

从56年大力宣扬土改,到59年拉萨事件爆发,3年间藏地发生了什么?带着疑问,李江琳花数月时间研究西藏周边四省的民主改革,结果令她震惊,四省藏民死亡20多万。她稍后发表了《青海“循化事件”始末》一文,认为“1958年,中国民族政策出现大转折。触发这个转折的,是1958年4月发生在十世班禅喇嘛故乡、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藏民和撒拉人暴动,史称‘循化事件’,它对后来的民族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

循着逐渐露出的历史真相,李江琳有了个重大发现。“我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一点,拉萨事件是共产党的预谋。它始于1955年,一直在等机会,58年底,邓小平做出指示,59年初毛泽东指示西藏工委准备打仗,说不通过战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李江琳还对59年3月20日凌晨打响的第一枪提出质疑,因为在此之前至少有过两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为何那两次不算第一枪呢?她认为答案只有一个,因为解放军还没有准备好。“《丁盛回忆录》中提到另外两个电报,59年3月11日晚上11点,他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要他成立丁指,同时要成都军区黄副司令成立黄指,准备进军西藏。3月14日,成都兰州昆明三大军区三个师两个团包括一个空军团,待命出发。”

在仔细重建1950年代西藏历史时,李江琳还发现,中国共产党违反双方签署的“十七条”,秘密在西藏布建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到拉萨事件爆发,数量已达200多个。她说:“我们现在看十七条双方签字的文本,且不说它的秘密文本,没有一条说中国共产党可以建立党组织,但是范明带去的独立支队,有一整套党的班子。”

李江琳认为张国华带去的是军队,范明带去的是一整套党组织,连拉萨市委都有,但对外宣称是军队独立支队。到1954年,康藏公路开通,党组织也公开活动。这时,这匹共产党的木马已经在藏地的肚子里成熟了。

电影《爱情故事》男主角原型成为加拿大新总督

1970年的奥斯卡大片《爱情故事》已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其主题曲在40年后依然传唱于世。片中男主人公的原型大卫-约翰斯顿,于10月1日就任加拿大总督,再度成为举世瞩目的新闻人物。

1941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约翰斯顿,22岁时获得哈佛大学文学学士,作为哈佛冰球队队长,他曾两度入选全美明星冰球队,来自纽约布鲁克林的艾里奇·西格尔,是他在哈佛时的运动伙伴。1965和66年,约翰斯顿先后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和加拿大皇后大学的法学学位,艾里奇·西格尔则成为美国畅销书作家,1970年他以约翰斯顿为原型创作了小说《爱情故事》,并于当年被拍摄成电影。

约翰斯顿后来一直活跃于加拿大学术界,先后在皇后大学,多伦多大学,滑铁卢大学和麦吉尔大学执教和担任领导职务,是金融,公司法,公共政治和信息技术等法律领域的权威,出版过13本法律专著,担任过全加大学联合会主席,加拿大高级研究院院长和加拿大经济及环境圆桌会议主席,还曾出任调查加拿大前总理马尔罗尼索要空中客车交易回扣案的司法调查委员会负责人。

和西格尔小说《爱情故事》里描述不同的是,约翰斯顿的妻子是他的高中同学,他们的爱情也有完满的结局,五个女儿或成为加拿大政府专家,或在大学执教。2010年1月,小说家西格尔病逝于英国伦敦,10月,其旧友约翰斯顿,被英国女王伊丽沙白二世任命为加拿大第28任总督。

约翰斯顿充满明星光环的背景引起人们关注。有人认为他扭转了记者和少数族裔出任加拿大总督的趋势,因为他的三位前任都来自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且两位分别是出生于香港和海地的少数族裔。《环球邮报》曾报道,为决定新总督人选,加拿大总理哈珀成立了由六名无党派名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成员包括参议院礼宾司官员,总督秘书,大学教授和神父,在提供候选人名单时有意回避新闻从业人员。

新总督是加拿大本土出生的男性,具有哈佛和剑桥学历,是功成名就的学者和律师,还先后担任加拿大数间名校校长,约翰斯顿被媒体誉为主流中的主流,是非常符合带领社会风气向右转的标准人选。有人在其10月1日的就职演说中嗅出了右倾的价值观,约翰斯顿提出在2017年建国150周年时,将加拿大建设成“聪明与关爱的国度”。为实现这一目标,他提出了三个支柱:支持并关爱家庭、儿童;鼓励学习与创造;提倡慈善和志愿者精神。

由于约翰斯顿曾在1995年魁北克独立公投期间担任反独立的蒙特利尔委员会共同主席,并在当年编辑出版反独书籍,加拿大观察人士普遍认为,新总督要获得魁北克人的支持,尚待时日,尽管总理哈珀强调约翰斯顿英法双语流利,但在就职仪式上宣读声明时,他的法语明显带口音,且不接受法语提问。

尽管加拿大是是议会民主制国家,总督没有实权,但如果各政党于选举中相持不下,总督可以授权主要政党领袖组阁。根据目前民调,在加拿大明年春夏的大选中,保守党和自由党都可能无法单独赢得过半席位,到时谁将组阁取决于新总督的智慧。

另外,约翰斯顿在担任滑铁卢大学校长期间,曾积极促进与中国的教育合作,担任总督之后,他在坚守加拿大传统价值观和改善对华关系上将如何处置,也是人们观察的重点之一。

在此背景下,《环球邮报》撰文指出,在约翰斯顿就职的大日子里,他本身就是一个多重意义的迷。